中國史學史 · 第八章 劉知幾與章學誠之史學
吾國史家，能自造一史垂之百代，實始於司馬遷，而成於班固，故吾前撰專章述之。至取諸家所作之史，為之闡明義例，商榷利病，則又始於劉知幾，而章學誠繼之，前之馬、班為作史家，未必不能評史，後之劉、章為評史家，亦嘗有意於作史，必合而一之，乃得謂之史學。吾於古代，取馬、班二氏為作史家之權輿，茲於近代，又取劉、章兩家為評史家之圭臬。劉、章兩家之史學，非一二語所能盡，特立專章論之，亦繼軌馬、班之意也。
「史學」一辭，創於十六國之石勒，《晉書》(卷一百四)載記，石勒於晉元帝太興二年(公元三一九年)自立為趙王，以任播、崔濬為史學祭酒，是也。至劉宋文帝元嘉中，儒、玄、史、文四學並建，以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 ，明帝泰始六年，又以國學廢，置總明觀，內分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南齊因之 。又其時史學學生之著者，有山謙之可考，《宋書 禮志》，元嘉二十年，太祖(即文帝)將親耕，以其久廢，使何承天撰定《儀注》，史學生山謙之已私鳩集，因以奏聞，是也。謙之後又為史科學士，《禮志》又謂，太祖詔學士山謙之草《封禪儀》，是也 。按石勒所立，尚有律學祭酒，祭酒者，一學之長也，史學與律學分立，已樹分門研習之規，劉宋以儒、玄、文、史分為四學，後又分為四科，儒以研經為務，玄則屬於諸子，而文章悉具於總集、別集，合以史籍，是為經、子、文、史四學。晉人苟勗類別群書分為甲、乙、丙、丁四部，洎唐人撰《隋書 經籍志》，乃有經、史、子、集之名，後來相沿無改，此又可與學科分部互證，而史學之自成一科，亦自此始矣。觀夫史學生山謙之能於在學研習之曰，私撰《儀注》，其邃於史學、明習典禮可知。而主學之何承天，亦以明禮著稱於時，惟史學設科，南齊以後無聞焉。南朝太學諸師，講經皆具講疏，聲容之盛，冠於今古 ，借使史學之立，繼繩弗替，所具講疏，必能流傳至今。又何必待劉知幾出，而始有專論史學之書哉。
劉知幾，字子玄，以避玄宗嫌名，故以字行，彭城人也。幼年，父藏器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輒能辨析所疑，以為書能如是，讀之何難，由是遂通覽群史，擢進士第。於武后時，官著作佐郎，轉左史，曾以本官兼修國史，歷中宗、睿宗，至玄宗立，又除著作郎，累官至左散騎常侍，開元九年，遭貶，旋卒，年六十一。劉氏自述其幼年治史之次序云：
先君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於時年甫十有二矣。……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以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泊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旅遊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為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為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聞者，以為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為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記(《史通 自序》)。
其與劉氏志同道合者，則有東海徐堅、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義興薛謙光、河南元行沖、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其於徐堅，則謂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是過也。又於武后時，與朱敬則、徐堅、吳兢同修《唐書》。及中宗即位，又與堅、兢同修《則天皇后實錄》；故嘗自稱曰，「三為史臣，再入東觀」。凡此皆見《史通 正史 自序》及兩《唐書》本傳。本傳又謂，子玄常慨時無知己，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著作郎吳兢，是則兢之年輩又後於劉氏，兢以盡力唐國史有聲於時，而劉氏則自負其才，未肯以此自限者也。
劉氏所撰之書，實有多種，今傳世者，只有《史通》一書，即其研史精神之所寄也。劉氏自述作書之動機云：
凡所著述，皆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沉，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同上)。
《新唐書》本傳亦云：
子玄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修，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舊書謂至忠責其著述無課)，乃奏記求罷去，為至忠言五不可，至忠得書，悵惜不許。楚客惡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置吾何地。始子玄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世，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古今。
劉氏所謂五不可，已具錄於第五章，然既自謂任當其職，見用於時，何以不盡力於國史，而竟以偃蹇無功見責於時宰耶 劉氏與吳兢同撰國史，劉氏既以偃蹇無功，而又先卒，其後兢遂自成《唐書》，自創業迄開元，凡一百一十卷(見第六章)，然兢又私撰《唐書》及《唐春秋》，及兢卒，其子上進，凡八十餘卷，或雲使者即其家求之，得六十餘篇，而論者謂其事多紕繆不逮壯年(據《新》、《舊》兩書本傳)。今本《舊唐書》，於開元以前，多本吳兢，而世人皆稱撰人為劉昫，鮮有語及吳兢者，凡官撰之史，往往史官為其實，而宰相屍其名，以至依違苟從，互相推避，此劉氏所以偃蹇無功，而終不能自造一史也。
劉氏之著《史通》，嘗以揚雄《法言》、王充《論衡》、應劭《風俗通》、劉劭《人物誌》、劉勰《文心雕龍》自況。其言曰：
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以降，迄於《文心》而往；固以納諸胸中，曾不慸芥者矣。夫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雲，罪我者《春秋》，知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