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史 · 第七章 唐宋以來之私修諸史

唐宋以來，設館官修諸史，具如上章所述，而私家所修諸史，亦宜以次述之。然往代官修、私修之史，非有犁然可分之界限，例如沈約《宋書》、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雖奉時君之命，名為官修，實為自創義例，成於一手，無異於私修諸史，是其證也。唐宋以後，亦多是例，宋司馬光承英宗之命而修《通鑑》，有劉頒、劉恕、范祖禹諸賢為之佐，又得以書局自隨，及書成，神宗又為之命名制序，不可不謂之官修矣。然考修是書時，凡屬宏綱細目，悉由光一手草創，無異自撰一史。同修諸氏，雖各分撰一部，用力甚勤，然僅屬初稿，為編訂比緝之助，最後勒定，仍屬之光。昔者孔子修史，亦極慘澹經營之功，故曰，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以後例前，正可借喻。故是書為馬、班二氏以後僅見之作，非沈、姚、李三氏所可比擬，亦以其准於私史故也。若斯之類，都入本章，略形存質，取便論述，研史之士，幸無譏焉。 本期私修諸史，擬分四類論之：一曰紀傳體之正史、別史，又可分為八目：一如《東都事略》作於《宋史》未成之前，《明史稿》作於《明史》未成之前，是為創作；二如有薛居正之《五代史》，而歐陽修又撰《五代史記》。有明代官修之《元史》，而柯劭態又撰《新元史》，是為改修；三如馬令、陸游分五代史之一部而撰《南唐書》，謝啟昆分《魏書》之一部而撰《西魏書》，是為分撰；四如鄭樵之撰《通志》，乃取諸史合為一編，是為總輯；五如熊方之撰《後漢書年表》，錢大昕之撰《元史》氏族、藝文兩志，是為補闕；六如王先謙之撰《漢書補註》、《後漢書集解》，吳士鑒之撰《晉書斠注》，是為注釋；七如李清之撰《南北史合注》，沈炳震之有《新舊唐書合鈔》，彭元端、劉鳳誥之有《五代史記補註》，是為合鈔；八如汪文台之《輯七家後漢書》，湯球之《輯諸家晉書》，是為輯逸：悉屬於此類者也。二曰編年體之《通鑑》，是書上仿苟悅《漢紀》，而後賢續作甚多，朱熹所撰之《綱目》，亦屬此類，蓋以年月為經緯者也。三曰以事為綱之紀事本末，此體創於袁樞，而繼作亦甚多，一一取而述之，蓋以紀載一事為主，而具其始末者也。四曰屬於典志之通史、專史，此類之最著者，曰杜佑《通典》，馬端臨《文獻通考》，秦蕙田《五禮通考》，皆就歷代之政典禮制，綜為一編，是為通史；此外如黃宗羲之創修《明儒學案》，其子百家與全祖望同輯之《宋元學案》，為後代學術史之權輿，是為專史，亦自通史析而出之；又顧祖禹之《讀史方輿紀要》，顧炎武之《天下郡國利病書》，則通諸史地理志及郡縣方誌以為一書，亦具通史之一體者也。大抵撰史之法，或以人紀，如諸正史、別史是；或以年紀，如《通鑑》是；或以事紀，如紀事本末是：是為史之三體。劉知幾謂紀傳、編年為二體，遺紀事一體而不言，固以古無是作，然豈足以概史體之全哉。若乃唐宋以來，撰史之途徑日辟，又可於此見之。茲就上述四類，分述於下。 紀傳體之正史別史 紀傳體八目之一，是為創作之史。何謂創作，一代之史，未經勒定，而有人撰之於前，致其篳路藍縷之功，而後撰之史，或更不如，是其選也。《宋史》未成之前，有王偁之《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敘北宋九朝之事，起太祖建隆，迄欽宗靖康，計本紀十二、世家五、列傳一百五、附錄八，而無表、志。李心傳謂其掇取五朝史傳(指太祖、太宗、真、仁、英)及四朝實錄附傳(指神、哲、徽、欽)，而微以野史附益之，因而譏其疏駁(《朝野雜記》甲四)。今宋「國史」已亡，無從取證，然核以《宋太宗實錄》殘本及李燾《長編》，知其敘事尚約而該，議論亦皆持平，豈宋「國史」原本即如是乎  清人汪琬謂元修《宋史》據是書為稿本，雖未必盡然 ，然於宋「國史」原本之外，亦多資於是書；且《宋史》於北宋九朝之事，詳贍而鮮疏舛，亦以偁書先成，規模已具之故，其跡不可掩也。明人錢士升撰《南宋書》，以配偶作，雖有刪繁就簡之功，而論者謂非其倫，則不知旁求史實增補闕遺故也。清代邵晉涵有志撰《南都事略》，備南宋九朝之事，以極刪繁補闕之能事，而其書實未成，惜哉(李慈銘《日記》，謂曾國藩得此稿，將刻之，以移督直隸而止；李詳《窳記》，謂馬新貽督兩江，有人持此稿以獻，未及付刊而遇刺；譚獻《復堂曰記》，且謂海寧唐端甫，曾見活字本：凡此皆影響之談，不足置信)。《明史》未成之前，先有王鴻緒之《明史稿》，據康熙五十三年鴻緒所表進，僅為列傳二百五卷，後於雍正元年又表進全書三百十卷，計本紀十九、志七十九、表九、列傳二百五，即含前書在內。迨鴻緒卒後，其子刊成之，並收入《橫雲山人集》，題曰《史稿》，初未暢行，後乃布之於世 。世多謂此書為萬斯同舊稿，鴻緒攘竊之，以成己名 ，雖曰有因，亦未衷情實之論也。考全祖望謂《明史稿》五百卷皆萬氏所手定，其後雖不盡仍其舊，是亦自為一書(《萬貞文傳》，貞文即斯同之私諡)；錢大昕亦云，王氏《史稿》大半出萬氏手(《萬季野傳》)。全氏所謂《明史稿》，即指斯同所修之稿本，後為鴻緒所修改者，而錢氏亦不過為約略之辭，非能指實其事也。楊椿親見萬氏，後為史館纂修，又不甚滿於王氏，乃謂萬氏以十二年之心力，成《史稿》四百十六卷，而王氏重加編次，或有刪改，視萬稿頗有異同 ，是王稿亦不盡從萬稿也。蓋萬氏先後主於徐元文、徐乾學及鴻緒之家，始終以纂修《明史》自任，實懷元遺山以獨力成先朝史之志，而不肯受新朝職名，列名《明史》，固其本懷，一也。且當季野之世，有湯斌 、倪燦、尤侗、黃虞稷、朱彝尊、潘耒、吳任臣，皆與纂修《明史》，不必其稿悉出於萬氏，即謂稿經萬氏刪定，亦不必謂全出其手，是則王氏《史稿》，並含有諸家之稿在內，可以推知，二也。唐代以後，官修諸史，署名者或為監修，或為總裁，如《舊唐書》之稱劉昫，宋、遼、金三史之稱脫脫，是前此本有是例，《史稿》之署名鴻緒，亦不為過，三也。觀鴻緒之《進書表》嘗曰，或就正於明季之老儒，即指黃宗羲、萬斯同輩而言，正與張廷玉《進明史表》，謂《明史稿》經名人三十載之用心，為暗指萬氏者同符。然終不能明言其為萬氏之作者，蓋鴻緒身任總裁，假手幕客，實同倩人捉刀，且匯合眾作為一書，舉一而遺其他，亦為修史之例所不許。鴻緒在日，未及為《史稿》作序，歿後草草付刊，或非鴻緒之志。惟《史稿》既強半出萬氏手，又為《新唐書》後有名之作，而書中未嘗一稱其名，實為有傷忠厚，此雖由鴻緒子孫不知而妄作，亦當由鴻緒自任此責者也，然則謂為攘竊，豈無以哉。至其與後來勒定之《明史》，孰為優劣，亦無定說。世人以《史稿》出於萬氏，故多褒詞。然清禮親王昭槤、陶澍、魏源等，嘗於《史稿》致不滿之辭 ；其持論最平允者，莫如楊椿，謂其書紀、表不如志，志不如傳，弘正前之傳，不如嘉隆以後，是也；讀是書者，當自得之 。 此外創作之書，尚有二種，所宜附述，一即《契丹國志》，一即《大金國志》是也。《契丹國志》二十七卷，凡紀年十二卷、傳七卷，其餘八卷附載雜事，宋孝宗淳熙間，葉隆禮奉詔編次，蓋取前人紀載原文，分條排比，以成一編。穆宗以前之紀傳，則本之《通鑑》，穆宗以後之紀傳及諸雜記，則本之李燾《長編》、歐陽修《五代史》、洪皓《松漠記聞》、武珪《燕北雜記》諸書，幾全錄其詞，無所更改。蘇天爵《三史質疑》，謂隆禮不及見遼「國史」，得於傳聞，故多失實，其說是也 。今考《遼史》天祚本紀天慶二年以後事，采及此書，悉直錄原文，痕跡未化。其他宋人使遼日記、行程錄，藉此考見者亦多，則其價值可知矣。《大金國志》四十卷，凡紀二十六卷、傳三卷、雜記附錄十一卷，卷首進表，稱端平元年淮西歸正人宇文懋昭上。考《北盟會編》所采有歸正人張匯《金虜節要》、張棣《金虜圖經》、《正隆事跡》，此則與之一例，所上表似非偽制。其可疑者，金亡於宋理宗端平元年(公元一二三四年)正月十日，而其書上於正月十五日，相距極近，而述金亡之事極詳，絕無是理；是時理宗在世，而直稱其諡曰理宗，書名大金，尤非宋人所宜出；又屢稱元為大朝，元兵為大軍，明明出自元人，不似歸正人之口氣；且其《文苑傳》中三十二人，全鈔元好問《中州集》小傳，《中州集》刊行於宋理宗淳祐九年己酉(公元一二四九年)，上距端平元年，尚間以十五年之歲月，金亡已久，不應預襲其文 。金人諡其主守緒曰哀宗，《金史》本紀用之，而此書稱曰義宗，並有注云，或謂哀不足以盡諡，天下士夫咸以義宗諡，蓋取左氏君死社稷之義。考之《金史》百官、食貨二志，及《元史》、《雪不台槊宣月魯華傳》、《闊闊不花傳》，皆用義宗之諡，與此書合。愚按王惲《玉堂嘉話》，載金狀元王鶚(哀宗正大元年中第)官應奉翰林文字，後鶚入元，以禮葬故主為請，又為位哭汝水上，私諡為義宗，據諡法君死社稷曰義之義也，是則義宗之諡，上於王鶚，所謂天下士夫，亦隱指鶚矣(《元史新編 王鶚傳》采及此事即出《嘉話》)。鶚曾創修《金史》，今本《金史》《百官》、《食貨》二志，猶稱義宗，當為鶚稿，而後來未及核改者。據《元史 王鶚傳》，其祭故君於汝水上，在甲辰年(宋理宗淳祐四年、公元一二四四年)之後歲余，更後於端平元年十餘年，作者若非元人，何由知之 惟此書體例，悉仿《契丹國志》，稱金主為國主，又紀金初事，多與《北盟會編》相應，且作者未見「金實錄」及「國史」，故其所采雜書，多出宋人之傳聞，與葉書同，核以《金史》，不盡可信(如述世宗太子允升、愛王大智作亂事)，其為宋人之入元者所輯無疑。或雲懋昭舊作，而元人增竄之。愚疑其書本名《女真國志》，以與葉書相配，後則增竄之人，恐觸時忌，易稱大金，特無佐證以明之耳。以上二書，本應與《遼》、《金》二史，同為分撰史之一種，不得與《東都事略》比，特以《遼》、《金》二史列入正史已久，而此二書同傳亦甚久，且為《遼》、《金》二史導之先路，故姑以為創作諸史之一附庸焉。 其次則改修之史，以本期為最多，茲為便於省覽，列表明之： 書  名卷  數撰著人 附考 《古史》六十卷宋蘇轍撰上自伏羲神農，下迄秦始皇，本紀七，世家十六，列傳三十七。 《尚史》七十卷清李鍇撰上起軒轅，下迄秦代，本紀五卷，世家十二卷，列傳三十四卷，系四卷，年表四卷，志十卷，序傳一卷，卷首冠世系圖，不計卷內。四庫著錄本世系圖一。本紀六，世家十五，列傳五十八，系六，表六，志十四，序傳一，共一百七卷，蓋又多分子卷，非有增益。 右改修《史記》 《續後漢書》四十二卷宋蕭常撰以昭烈帝為正統，帝紀二卷，年表二卷，列傳十八卷，以魏、吳為載記，凡二十卷。又附《音義》四卷，《義例》一卷。於《蜀志》增傳三十一。廢傳四，移《魏志》傳入漢十，《吳志》廢傳二十。《魏志》廢傳八十九，多援裴注以入傳。 書  名卷  數撰著人 附考 《續後漢書》九十卷元郝經撰經未見蕭書故有是作，中有子卷，實一百三十卷，升昭烈為本紀，黜吳、魏為列傳。其諸臣則以漢、魏、吳別之，又別為《儒學》、《文藝》、《行人》、《義士》、《高士》、《死國》、《死虐》、《技術》、《狂士》、《叛臣》、《篡臣》、《取漢》、《平吳》、《列女》、《四夷》諸傳，復以壽書無志，作《道術》、《曆象》、《疆理》、《職官》、《禮樂》、《刑法》、《食貨》、《兵》等八錄，以補其闕。凡年表一，帝紀二，列傳七十九，錄八，原書久佚，清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輯出，中有闕卷，年表及《刑法錄》則全佚。 《季漢書》五十六卷明謝陛撰尊昭烈為正統，自獻帝迄少帝為本紀三卷，附以諸臣為內傳；吳、魏之君，別為世家，而以其臣為外傳；復以董卓、袁紹、袁術、公孫瓚、公孫度及呂布、張邈、陶謙諸人為載記，凡更事數姓與依附董、袁諸人者，為雜傳。又別作《兵戎始末》、《人物生歿》二表，卷首冠以論、答問、凡例，以明全書之宗旨。 《季漢書》九十卷清章陶撰有刊本，又湯成烈《季漢書》九十卷，未見傳本，為莫友芝所稱，謂此書詳核過蕭、郝二氏。於表、志用力尤勤。《宋史 藝文志》，李杞改修《三國志》六十七卷，已佚，又《補元史藝文志》，張樞《續後漢書》七十三卷，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皆未見傳本。 右改修《三國志》 《晉記》六十八卷清郭倫撰世系一，本紀三，內紀一，志八，列傳四十一，十六國錄十四。 《晉略》六十六卷清周濟撰本紀六，表五，列傳三十六，國傳十一，匯傳七，序目一，十六國去前涼，增拓拔魏。 右改修《晉書》 《重修南  北史》一百十卷宋方岳撰原書已佚，目見倪燦《宋史藝文志補》。 右改撰《南》《北史》 書  名卷  數撰著人 附考 《五代史記》七十四卷宋歐陽修撰通稱《新五代史》，徐無黨注。 本紀十二，列傳四十五，考三，世家年譜十一，附錄三，又目錄一卷。 《續唐書》  七十卷清陳鱣撰紀七，表四，志十，世家十三，列傳三十六，大旨在以後唐、南唐上承唐統，下啟宋統。 右改修《五代史》 《宋史質》一百卷明王洙撰《天王正紀》十二卷，《閏紀》一卷，《後德外戚傳》三卷。《宗室世系》五卷，《宰執年表》附傳略七卷，《相業傳》四卷，《直臣傳》四卷，《文臣傳》十卷，《吏治傳》三卷，《使事傳》一卷，《功臣傳》三卷，《將相傳》三卷，《邊將傳》三卷，《君子傳》四卷，《忠義傳》十卷，《孝義傳》一卷，《列女傳》一卷，《卓行傳》一卷，《隱逸傳》一卷，《小人傳》五卷。《權奸傳》一卷，《佞幸傳》一卷，《叛臣傳》一卷，《降臣傳》一卷。《世家》二卷，《方技》一卷，《宦者》一卷，《夷服傳》一卷，十五志七卷，《道統》四卷。 大旨以明繼宋，列遼、金於外國，並削元一代之年號，於宋帝昺之末，即以明太祖之高祖追稱德祖元皇帝者承宋統。後繼以太祖之曾祖祖父，至順帝至正十一年，即以為明元年，且於恭帝降元後，歲歲書帝在某地雲。 《宋史新編》二百卷明柯維騏撰本紀十四卷，志四十卷，表四卷，列傳一百四十二卷。 《宋史》於瀛國公紀附載二王，此書則為端宗、帝昺立紀，終於祥興，又以遼、金入《外國傳》，與西夏、高麗等。 《宋史記》  二百五  十卷明王維儉撰是書體例。略同柯作，是書有傳鈔本，藏北京圖書館，迄未刊行，《四庫簡明目錄標註》，振綺堂汪氏小山堂鈔本《宋史記》三十冊，存九十四卷，內有趙一清朱筆按語。 書名卷數撰著人附考 《宋史稿》二百十九卷清陳黃中撰本紀十二卷，志二十四卷，表三卷，列傳一百七十卷。 是書蓋就柯、王二氏之作，為汰繁補遺之功。 是書未刊，稿本已佚。 右改修宋史 《元史類編》四十二卷清邵遠平撰  有紀、傳，無表、志。 《元史新編》九十五卷清魏源撰本紀十四卷。列傳四十二卷，表七卷，志三十二卷。 有目無書者，《留夢炎》、《蒲壽庚》、《方回》三傳。《儒林》、《藝術》有缺傳。《遺逸》、《釋老》、《群盜》三傳全缺。 《元書》二百二卷曾廉撰以《元史新編》為藍本，更增以少許之事實，第囿於見聞，搜羅不廣。 《蒙兀兒  史記》一百六十卷屠寄撰本紀十八卷，列傳百二十九卷，表十二卷，志一卷，內本紀缺一卷，列傳缺十一卷，表缺二卷，實凡一百四十六卷。原書志僅一卷，蓋所缺尚多，此書本為未成之作。 此書有初印本八冊，後續增至十四冊，最後印本則為二十八冊，而各印本之次第，微有不同，應以後印者為定本。 《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柯劭忞撰本紀二十六卷，表七卷，志七十卷，列傳百五十四卷，有鉛印、木刻兩本，以民國十年刊成之木刻本為定本。 右改修《元史》 昔者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采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 ，此改撰《史記》最早者也。蘇轍、李鍇二氏，皆以《史記》所記周秦以往之事，語多疏略，欲據經子百家語以補之，與譙周之用意正同。惟周僅致訂補之功，故以《史考》命名，而二氏則取漢以前事而改撰之，以下接《漢書》，如轍則據《左氏傳》，補作柳下惠、曹子臧、吳季札、範文子、叔向、子產等傳，而鍇所作補傳尤多，亦以《史記》多所缺略故也。《四庫總目》謂鍇據馬輔《繹史》為稿本，而離析其文，為之翦裁連絡，改其紀事本末體而為紀傳，然考鍇之自序、序傳，未嘗齒及《繹史》，雖其取材多同《繹史》，而遽謂以馬書為稿本，亦不免失之武斷矣。鍇之此作，既悉據古籍，故於每段之下，一一注其所出，全書實同集句，為諸史中別創一格，立法頗善，亦自可喜。所難滿人意者，其所引之《竹書紀年》、《孔叢子》，多屬偽作，《帝王世紀》、《皇王大紀》，亦不盡可據，且所作諸合傳，多者百餘字，少者數十字，皆為自立一傳，固由史材之少，然亦太形寥落矣。《史記》一書，自有其可貴者在，後人改撰，本難致功，且子長所見之書，究比今人為多，且較有深知灼見，訂誤拾遺，並行不悖則可，拔趙幟而易漢幟，以為可取而代之，終為不可能之事也。 班固《漢書》，本由改撰《史記》而成，然能斷代為史，面目一新，其後亦無人能為之改撰，則以其書通體精善，無隙可尋故也。范曄《後漢書》，承諸家紛紛撰作之後，刪定舊本，以成一家之言，可與班書並驅爭先，其後雖有蕭子顯改撰之本，然未及行世，即歸散亡，其美富之不侔，又可知矣。自陳壽撰《三國志》，以魏、蜀、吳並列，又尊魏帝為紀，抑蜀、吳二主為傳，為習鑿齒所不滿，乃以蜀繼漢統，撰《漢晉春秋》以糾之，惜其書久已不傳。至宋蕭常始就《三國志》改撰《續後漢書》，成於宋寧宗慶元中，後六十餘年，元人郝經亦改撰《三國志》(撰於世祖中統元年以後)，而仍其舊名(見經《自序》)。時蕭書尚未行世，而郝書不期與之冥合，及後付刊，始易稱《續後漢書》，與蕭書同名。兩書皆尊蜀繼漢，深抑魏、吳，義例略同習氏，明謝陛之《季漢書》亦然。其稱續後漢者，以蜀二主可繼後漢獻帝之統也；其曰季漢者，以示別於前後二漢也。《通鑑》用陳壽之例，以魏紀年，上以承漢，下以起晉，非有若何深義，至朱熹作《綱目》，則嚴正統、閏統之辨，以昭烈繼漢統，是則引習氏之緒，而不以《通鑑》為然者也。蕭、郝二氏，生於宋季元初，值朱熹之學大昌，而郝氏最尊《綱目》，故用其義例，而改撰《國志》。尋兩書之取材，除陳氏本書及裴注外，別無新材，可以異於原書，惟郝書以原書無志，乃撰《八錄》以補之，是為差勝，蓋其大旨，重在書法，而不在事實，亦猶朱熹之因《通鑑》而撰《綱目》耳 。今本《晉書》，系就臧榮緒本改撰，稱為《新晉書》，臧書既亡，乃得孤行，否則亦兩《唐書》、兩《五代史》之比矣。清代郭倫，始撰《晉記》，其自序謂宣、景、文及身不帝，而列諸本紀；賈充、姚萇傳，述鬼神事，竟如俳優；諸國載記，不年不月，複雜無章；其間謀臣碩士，如張華、羊祜、杜預、王濬、劉琨、祖逖、陶侃、王導、溫嶠、謝安之謀猷，以及劉、石諸人之雄武，而本傳蕪冗，曾不足發其不可磨滅之概。至清言娓娓，乃司馬氏所以亂亡，而縷述不衰，皆取捨失衷，是非瞀亂，因重為刊定，勒成是編。厥後周濟亦撰《晉略》，包世臣稱其分散故籍，事歸一線，簡而有要，切而不俚，抉得失之情，原興衰之故，貶惡而不沒善，獎賢而不藏慝。大之創業垂統之猷，小之居官持身之術，不為高論，不尚微言，要歸於平情審勢，足以救敗善後，非典午之要刪，實千秋之金鑒，其推許可謂至矣。惟其序無一語及《晉記》，似尚未見郭書。然以好采詭謬碎事，為《晉書》病者，郭、周二氏，亦引以為病，而亟亟改之，且以刪繁就簡為主，不甚留意於史實。不知史籍之用有二，或以繁為貴，如記注是，或以簡為貴，如撰述是。居今之世，應視諸古史皆如記注，以詳而有體者為上選，《晉記》、《晉略》，差能比於干寶、孫盛，略備別史之一體，而於詳而有體之《晉書》，度尚無以勝之。此唐宋以來改撰《三國志》、《晉書》之大略也。 李延壽之《南、北史》，即為改撰南北朝八史之作，而宋代亦改撰《唐書》，今俱得並列於正史，前已論之詳矣。宋人方岳曾改修《南、北史》，書已不傳，而正史二十五種中，尚有《新五代史》、《新元史》，未及論列，又宋、元二史改撰之故事，驟數之而不能終其物，並於下文順序論之。 《新五代史》，本名《五代史記》。  《玉海》引《中興書目》雲，《五代史記》，歐陽修撰，徐無黨注，紀十二、傳四十五、考三、世家及年譜十一、四夷附錄三，總七十四卷，修歿後，熙寧五年八月十一日，詔其家上之，十年五月庚申，詔藏秘閣。《郡齋讀書志》則謂，修以薛史繁猥失實，重加修定，藏於家，修歿後朝廷聞之，取以付國子監刊行；《直齋書錄解題》始稱為《新五代史》，以示別於舊史；又高似孫《史略》，載神宗嘗問歐陽修所為五代史如何，王安石曰，臣方讀數冊，其文辭多不合義理，是則遷延五年，始詔藏秘閣，並為刊行，由於朝議未定也。《宋史》歐陽修本傳云：「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 又宋韓淲《澗泉曰記》，記修與徐無黨書雲，《五代史》昨見曾子固之議，今卻重頭改撰，未有了期；又與梅聖俞書云：間中不曾作文字，只整頓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吾兄，如何可得，極有義類，須要好人商量，此書不可使俗人見，不可使好人不見，云云。章學誠讀至此條，為之論曰：「按《五代史》文筆尚有可觀，如雲尚有義類，正是三家村學究技倆，全不可語於著作之林也，其雲不可使俗人見，其實不可使通人見也。梅聖俞於史學固未見如何，即曾子固史學，亦只是劉向、揚雄校讎之才，而非遷、固著述之才。當時僅一吳縝可備檢校，而不能用，以致唐史疵病百出。若《五代史》，只是一部弔祭哀輓文集，如何可稱史才也。」 此可謂工訶古人，與劉知幾同病矣。章氏以「弔祭哀輓文集」稱《五代史》者，以其書中之序論，通用嗚呼二字發端故也。然修曾自說明其作書之旨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法，余為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 是正多取《春秋》遺旨之意。茲據徐注所釋本紀之書法，如兩相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有眾曰討，天子自往曰征，是為用兵之四例；易得曰取，難得曰克，是為得地之二例；它如以身歸曰降，以地歸曰附，立後得其正者曰以某夫人某妃為皇后，立不以正者曰以某氏為皇后，凡此皆先立一例，而各以事從之，褒貶自見 。書中所立死節、死事、一行、伶官、宦者諸傳，悉寓儆戒後人之意，而其意則於論中發之。曩者王鳴盛嘗以歐史晉臣、周臣兩傳各只收三人，大覺寂寥可笑 。不悟此正歐陽氏精意所寄，本書立雜傳以處歷任數朝數姓之人，明其非某一代之臣，此亦寓有深意也。歐史之可議者，在重書法而輕事實。《唐本紀》於廢帝清泰三年十一月大書契丹立晉，以著石敬瑭之為契丹所立。考《春秋》隱公四年有衛人立晉之文，晉者衛宣公之名也，石敬瑭以晉為國號，亦云立晉，此效《春秋》書法之失，而重為近人所譏者(本章太炎先生《史學略說》)。《通鑑》亦喜用薛史，其病歐史之簡，亦可窺見。至若本紀之紀事太簡，諸志之僅具司天、職方二考，皆由輕視五代史實以為無足輕重而然 。此則非嚴正之史家所宜出，而不免見譏於王、章二氏也。歐史既成，其甥徐無黨為之注，側重書法義例，如公、穀之於《春秋》。或謂徐親得於修，出自口授(邵晉涵說，見《南江書錄》)，或疑修自注，署無黨名，(俞正燮說，見《癸巳存稿》八)。吾以前說為近是。陳師錫序《新五代史》，稱其事跡實錄，詳於舊記，亦非妄語，歐史於《郭崇韜傳》贊雲，余讀梁宣底，是即太史公讀歷譜牒、秦記之意。其所見之史材，實遠過於宋初，故卷帙不及薛史之半，而頗能多所訂補，於五代末季及十國事並四夷附錄，尤能增入新史實，為薛史所不及，是以新舊二史，俱能並存不廢。《四庫提要》之論歐史曰：「大致褒貶祖《春秋》，故義例謹嚴；敘述祖《史記》，故文章高簡，而事實則不甚經意。」又曰：「薛史如左氏之紀事，本末賅具，而斷制多疏；歐史如公、穀之發例，褒貶分明，而傳聞多謬，兩家之並立，當如三傳之俱存。」可謂能折其中矣。與修同時之吳縝，曾撰《五代史纂誤》，旨趣與《新唐書糾謬》略同，有意吹毛索瘢，而語亦有是處 ；周密《齊東野語》，有劉羲仲(劉恕之子)以《五代史糾謬》示蘇東坡之語，疑此即吳氏之《纂誤》，非別有一書也；明人楊陸榮亦撰《五代史志疑》，此皆以訂正謬誤為職志者。迨清代彭元瑞、劉鳳誥二氏，以歐史為正文，取薛史及《五代會要》諸書散入正文之下，以比裴松之之注《國志》，是又衍李清《南北史合注》之緒，而為研五代史者之淵藪矣。 石敬瑭以乞援外族而作兒皇帝，而作史者尊稱之為晉高祖，此尤甚於陳壽《國志》之尊魏抑蜀，極不協於人心之公者也。或謂宋受周禪，上溯漢、晉、後唐、梁，以承於唐，故撰五代史，以明其有所受，不然，薛、歐諸公豈不知此  其說是也。若乃事隔數代，嫌忌盡捐，起而正之，亦烏容已。清代陳鱣乃依此義而作《續唐書》，以後唐繼唐，故列莊宗、明宗、閔帝、末帝(歐史作廢帝，此從薛史)於本紀，以南唐繼後唐，故亦列烈祖、元帝、後主於本紀，擯梁、晉、漢、周於世家；向之所謂十國，除南唐外，增入岐王李茂貞，合北漢劉崇於漢世家，是為九世家，與梁、晉、漢、周並列，為十三世家；列傳稱二唐為諸臣，稱其他為諸國臣，以示內外之分；瑣細之事，俱詳於表；所撰十志，合薛史之歷志於天文，而別增經籍志。且為之說曰：「唐受命二百九十年，而後唐興，歷三十年後唐廢，而南唐興，又歷三十年而亡，此六十九年，唐之統固未絕也；後唐系出朱邪，然本於懿宗賜姓為李，莊宗既奉天祐年號，至二十年始改元同光，立廟太原，合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為七廟，唐亡而實存焉，南唐為憲宗五代孫建王之玄孫，祀唐配天，不失舊物，尤宜大書年號，以臨諸國，即如當日契丹兒晉而兄唐，高麗遣使入貢，彼尚懷唐之威靈，故尊其後裔，不敢與他國齒，奈何以晉、漢、周為正，而反以南唐為偏據乎 」觀其所論，蓋與蕭、郝二氏之改撰《國志》同一用心，論者不知其義，乃深怪之，以為好奇之過，尚未足以服蕭、郝、、陳三氏之心也。 《宋史》成於元末，最為蕪雜，明、清二代之士，致力於改撰者，頗不乏人。考其動機，厥有二端：其一，則元人以《宋史》與遼、金並列，無異李延壽之修《南、北史》，極為明代學者所不滿，故敘宋亡迄於祥興，而為衛、益二王作紀，置遼、金於外國傳，以儕於西夏、高麗，如王洙、柯維騏、王惟儉之徒是也。其二，則取法歐、宋之重修《唐書》，以訂誤、 補闕、事增、文省為職志，清代研史之士，多主張之，其編纂之要旨，亦欲合三史為一書，以正元代之非，如陳黃中、邵晉涵、章學誠之徒是也。二者之論，各明一義，而皆有是處，未可偏廢。危素於元末，曾與修宋、遼、金三史，而《千頃堂書目》著錄其《宋史稿》五十卷(錢氏《補元史藝文志》據之)，疑此為素在史館時所具之稿，非別有所作也。惟《明史 周敘傳》，記其曾祖以立於元末時以三史體例未當，欲重修而未能，至敘官翰林學士，思繼先志，於正統末 請於朝，詔許自撰，詮次數年，未及成而卒。此則為改修《宋史》之最先者。明世宗嘉靖十五年 ，廷議重修《宋史》，以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嚴嵩董其事(見《明史》嵩傳)，亦未成書。明人改修《宋史》而能畢功者，有三人焉，曰柯維騏、王惟儉、王洙是也。《明史 文苑 柯維騏傳》：「《宋史》與《遼》、《金》二史舊分三書，維騏乃合之為一，以遼金附之，而列二王於本紀，褒貶去取，義例謹嚴，閱二十年而始成，名之曰《宋史新編》。」又《王惟儉傳》云：「惟儉苦《宋史》繁蕪，手刪定自為一書。」洙，《明史》無傳，僅康熙《臨海志》雲，洙著《宋史質》一百卷；考洙為正德十六年進士，維騏為嘉靖二年進士，惟儉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洙、維騏二人之世略相接，而惟儉則二氏之後生晚學也。《史質》、《新編》二書，皆著錄於《四庫》存目，一則曰荒唐悖謬，僂指難窮，自有史籍以來，未有喪心病狂如此人者；一則曰，維騏強援蜀漢，增以景炎、祥興，又以遼、金二朝置之外國，大綱之謬如是，區區補苴之功，亦不足道；是其列入存目之意，為由於尊宋統，抑遼、金，大觸清廷之忌，意甚顯然。洙之自序其書目：「取脫脫所修《宋史》，考究顛末，參極群書，刪其繁，存其簡，去其枝葉，存其本根，始於天王正紀，終於道統，自嘉靖壬辰迄丙午，凡十六年乃就，名目《史質》，以示不文。」蓋洙不喜蒙元之入主中夏，以嚴正閏之辨為先，故於祥興二年帝昺投海後，即以明太祖之先祖上嗣宋統，革元代之紀年而不錄，以明其非正統，是則此書意在屏革元統，又與柯氏《新編》不同。沈德符《敝帚軒賸語》，稱維騏作《新編》時，至於發憤自宮，以專思慮(見《四庫提要》引)，其用力之精勤，即此可見。茲考《二十二史箚記》所舉《宋史》疏舛之處，《新編》多已訂正(如《宋史》無夏貴傳，《箚記》曾論及之；而《新編》則為立傳，惟以其降元列入叛臣)，是又非《史質》專重義例之比。錢大昕之論《新編》則曰，柯氏用功已深，義例亦有勝於舊史者，惜其見聞未廣，有史才而無史學耳(見本集《跋宋史新編》)，斯則為平情之論矣 。惟儉之書晚成，題曰《宋史記》，時柯氏之書已行世，惟儉見之，重為訂補，以成此書，體例略如《新編》，蘄合三史為一，列二王為本紀。然以晚成之故，視《新編》差為完密。其後吳興潘曾絃得惟儉所撰《宋史》，招晉江曾異撰、新建徐世溥更定未成，而罷，此明代季年事也，《明史 曹學佺傳》載之。據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謂惟儉家藏圖籍已沈於汴梁之水，吳興潘昭度(曾紘字)曾鈔得副本，趙翼則謂副本雖未遭汴水之厄，亦終歸散失，又謂維騏之書未及梓行(見《箚記》二十三)。然先是朱彝尊於柯氏《新編》、王氏《史記》皆得見之，稱柯氏合宋、遼、金三史為一，以宋為正統，遼、金附焉；升瀛國公、益、衛二王於帝紀以存統；正亡國諸叛臣之名以明倫；列道學於循吏之前以尊儒，歷二十載而成書，可謂有志之士。又謂揭陽王昂撰《宋史補》，台州王洙撰《宋史質》，皆略焉不詳，至柯氏而體稍備。其後臨川湯顯祖義仍，祥符王惟儉損仲，吉水劉同升孝則，咸有事改修，湯、劉稿尚未定，損仲《宋史記》沈於汴水，余從吳興潘氏鈔得，僅存。(《曝書亭集》四十五《書宋史新編後》，又朱氏《明詩綜》五十八《王惟儉下》，亦敘及《宋史記》，謂從吳興鈔得，未見出入意表)。愚按柯書刊於明代 ，錢大昕據以撰跋；王書未刊，因彝尊傳鈔，亡而復存，而鈔本展轉入柯劭態手，後歸北京圖書館，是趙氏所說尚有未審，所宜訂正者也。(歸有光亦欲改修《宋史》，《外集》載論贊二十餘篇可證)。全祖望一《答臨川先生(李紱)問湯氏宋史帖子》云：「明季重修《宋史》者三家，臨川湯禮部若士(顯祖)，祥符王侍郎損仲(惟儉)，崑山顧樞部寧人(炎武)也。臨川《宋史》，手自丹黃塗乙，尚未脫稿，吳興潘侍郎昭度足成其書，網羅宋代野史，至十餘簏，功卒不就。是時祥符所修，亦歸昭度，然兩家皆多排纂之功，而臨川為佳，其書自本紀、表、志，皆有更定，而列傳體例之最善者，如合道學於儒林，歸嘉定誤國諸臣於奸佞，列濮、榮、秀三嗣王獨為一卷，以別群宗，皆屬百世不易之論。至五閏禪代之際，遺臣之碌碌者多芟，建炎以後多補，庶幾《宋史》之善本焉。甲申以歸石門呂吉甫(潘氏之婿)，吉甫請姚江黃徵君梨洲為之卒業，成言未果，而吉甫下世，其從子無黨攜入京師，將據其草本開雕，無黨又逝，嘗謂是書若經黃徵君之手，則可以竟成一代之史，即得無黨刊其草本，則流傳亦易，而無如天皆有以敗之。後是書展轉歸花山馬氏、海寧沈氏，壬子之冬，沈氏諸郎言已歸太倉金氏矣。然是書累易其主，所存僅本紀、列傳，而其十餘簏之野史，則不知流落何所，可為長太息者也。寧人改修《宋史》，聞其草本已有九十餘冊，乃其晚年之作，身後歸徐尚書健菴，今亦不可問矣。」(以上見《鮚崎亭集》外編四十三)據此則於維騏、惟儉二本外，又有湯顯祖、顧炎武二氏改修之本。梁玉繩亦云，聞前輩言湯若士有《宋史》改本，朱墨塗乙，某傳當削，某傳當補，某人宜合某傳，某人宜附某傳，皆注目錄之下，劃段分明。王阮亭《分甘余話》謂，臨川舊本，在吳興潘昭度家，恨無從購之。許周生雲，潘中丞昭度曾欲重修《宋史》，先為《宋史鈔》，摭拾最富，友人楊鳳苞見其殘稿十餘冊，其全書則散佚久矣(《瞥記》四)。按昭度為潘曾統之字，全、梁二氏所謂臨川湯氏《宋史》稿本為曾紘所得者，殆即《明史》所載曾紘更定之本歟  愚檢王惟儉《宋史記》稿本，其間朱墨塗乙，添注甚多，粘簽無慮首數十紙，皆作繩頭細書，且有將列傳改撰者，凡訂七十二冊，有前跋雲，此當為湯若士改本(記為王漁洋所撰，又漁洋《蠶尾集》有《宋史記凡例跋》)，又時有墨注，尾標「賓王」二字，是其中又有宋賓王校改之筆 ，或雲悉出賓王，而湯氏所丹黃塗乙者非此本。以愚考之，全氏所謂祥符所修，亦歸昭度，正與《明史》所記相讎，是則湯氏所據者，即為惟儉所修，既歸於潘，又招曾異撰、徐世溥更定之，而卒用不就也。若王、湯二氏各有一稿，則湯氏所丹黃塗乙者，必用《宋史》原本，用力多而成功少，無乃不憚勞費乎。夫惟湯氏見王氏之稿，而不甚滿意，遂加以丹黃塗乙之功，某氏所跋，至為得實，繼之以賓王之校改，而成為今日所見之本，其本末次第固可考而知也。清乾隆中，陳黃中撰《宋史稿》二百十九卷，其自序云： 元世祖平宋，即詔開局纂修《宋史》，訖至正而後成，蓋百年矣。然繁冗疏漏，秉筆者類非史才；又元初去宋未遠，歲月相接，子孫之求丐，史官之假借，虛美隱惡，並所不免；亦有後裔寥落，不能表章先世，則雖當記述者，顧並逸之，後來史官，即據前書，潦草蕆事，詞筆庸猥，去取踳駁，令覽者讀未終篇，輒欲棄去。有明一代改修者不一家，其最著者，如莆田柯維騏之《新編》，祥符王惟儉之《宋史記》，亦僅取舊史稍加刪節，至其中一人兩傳及是非失實者，俱並仍之，較長絜短，莫能相尚。他如揭陽王昂之《史補》，天台王洙之《史質》，尤簡略不詳，自鄶以下，無足論已。本朝通人朱彝尊，嘗譏諸人長編尚未屬目，輒奮筆著書行世，猶夏蟲之不可語冰，因欲匯宋代諸書，考其是非異同，自定一書，惜老而未果。黃中少時，每欲仿《新唐書》事增文減之例，重加改修，卒卒未遂，然暇時每遇有關宋史諸書，隨時採獲，積二十年，至乾隆十三年，因盡發向日所筆記者，討論審訂，改竄舊書，歷八寒暑，乃克就稿，汰繁補逸，顯微闡幽，期得是非之公，用存勸懲之義。然建隆以迄紹興，載籍極博，涉獵取材，差為完備；自時厥後，文獻無征，旁搜廣羅，不遺餘力。舊史凡四百九十六卷，今茲取其大半，與《新唐書》之卷適相等，第較量史才，則無能為役。又歐、宋改修唐史，積十七年而後成，其預編摩者十人，皆極一時文學之選，然同時吳縝、劉羲仲等，猶並著書以糾其謬。矧在寡昧，以一手任編輯之役，成書歲月，又僅居昔賢之半，其牴牾疏漏，更百倍於前人。跧伏草茅，謹藏篋笥，隨時訂定，無所折衷，名以史稿，志未成也。 據序所言，則是書之成，當在乾隆二十年之後，迨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而黃中卒，後為錢大昕所見，為之跋云： 吳門陳徵士和叔(黃中字)《宋史稿》本紀十二，志三十四，表三，列傳一百七十，共二百十九卷。其糾舊史之失，謂韓琦與陳昇之、王珪同傳，薰蕕無別；陳東、歐陽澈與宋季一僧一道士同傳，擬不於倫，康保裔戰敗降契丹，官節度使，事見《遼史》，而以冠忠義；杜審琦卒於天成二年，而以冠外戚；凌康佐本紀既書降金，而又入之忠義；李毅、竇貞固皆五代遺臣，入宋未仕，不應立傳，皆確不可易。於奸臣傳進史彌遠、嵩之，而出曾布，頗與鄙意合。若王安石之立新法，引僉人，雖兆宋禍，而本無奸邪之心。鄭清之雖黨於彌遠，其在相位，亦無大惡，和叔俱以奸臣目之，未免太甚矣。此稿增刪塗乙，皆出和叔手跡，然前後義例，未能畫一，紀傳無論贊，志無總序，蓋猶未定之稿，較之柯氏《新編》，當在伯仲之間耳（《潛研堂文集》二十八）。 按陳氏稿本，今已不可得見 ，其改修之內容，僅可於錢氏跋中，窺其厓略。愚意乙部之作，以後出者為勝。據陳氏自序，知其用力甚深，補苴實多，且獲見李燾《長編》等書，據以補柯、王二氏之缺略。則其勝於前作，自不待言。而錢氏謂與柯氏《新編》在伯仲之間，是於陳作尚有微辭，何耶 蓋柯氏於《宋史》用力已深，大體略備，義例之精，尤非後來諸作所能及。朱彝尊夏蟲之譏，殊失之過。錢氏生當多忌之世，亦不敢誦言其佳，故僅以二書相伯仲為言。陳書之未能付刊，亦以懼觸時忌之故耳。吾謂與其舍柯書而別為改作，無寧就柯書而詳加訂補，改作則創始難為功，訂補則因成易為力也。清代諸賢，多有志於改修《宋史》，顧炎武、朱彝尊之已見於前者無論矣，余如全祖望、杭世駿、邵晉涵、章學誠，皆有志於是，試歷舉之：全氏曾言，某少讀《宋史》，嘆其自建炎南遷，荒謬滿紙，欲得以為藍本，或更為拾遺補闕於其間，荏苒風塵，此志未遂(《答臨川先生問湯氏宋史帖子》)。此全氏有志改修《宋史》之證也。梁玉繩謂杭堇浦(世駿字)，嘗命余刪增《宋史》別作一書，自揆譾陋，謝不敢為(《瞥記》四)，此杭氏有志改修《宋史》之證也。章學誠嘗雲，時議咸謂前史榛蕪，莫甚於元人三史，而措功則《宋史》尤難，邵晉涵遂慨然自任。晉涵又謂《宋史》自南渡以後，尤為荒謬，以東都賴有王氏《事略》故也，故先輯《南都事略》，欲使先後條貫粗具，然後別出心裁，更為趙宋一代全書，其標題不稱「宋史」，而稱「宋志」，然《南都》尚未卒業，而《宋志》亦有草創(《章氏遺書》十八《邵與桐別傳》)。學誠亦自雲，古人云載之空言不如見諸實事，仆思自為義例，選述一書，以明所著之非虛語，因擇諸史之所宜致功者，若如趙宋一代之書(《遺書》九《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此又邵、章二氏有志改修《宋史》之明證也。大抵明人所改修之《宋史》，義例精而條理未密，故易於畢功；清賢所擬改修之《宋史》，義例不必精，而條理極密，故除陳黃中一人外，余則徒托空談，而不能成書，蓋非十數年之歲月、一手一足之烈所能為役也。朱彝尊、陳黃中俱稱揭陽王昂有《宋史補》。昂當為明人，其書則未之見。《四庫提要》則謂沈世泊有《宋史就正編》(宋史條下)，此書亦未之見，世泊當亦明人也。明人又有邵經邦撰《弘簡錄》二百五十四卷，意在續《通志》，故合宋、遼、金三史為一，實不啻三史之簡本；朝鮮王李祘亦撰《宋中筌》一百四十八卷，意在刪繁就簡(撰於清乾隆時)，此皆改修《宋史》之具體而微者也。清末陸心源撰《宋史翼》四十卷，專就方誌所載宋人為《宋史》所無者補之，當與王昂之《史補》為近，所有改修與訂補《宋史》之書，已大略具於是矣。 明初所修《元史》，不甚饜人之望，正有待於訂補或改修。永樂中胡粹中以《元史》詳於世祖以前攻戰之事，而略於成宗以下治平之跡，順帝時事亦多闕漏，因作《元史續編》十六卷，以綜其要，此即訂補《元史》之作也。惟其書起世祖至元十三年，迄順帝至正二十八年，用編年體，大書分注，全仿《通鑑綱目》，可稱「元鑒綱目」，不得謂之「續元史」 。迨至清代，則改修之作甚多，間亦有為之訂補者，其別有二：其一，因《元史》蕪雜缺略，而廣徵中土固有之史實，以補證舊聞，訂正謬誤，而圖改造新史者，如錢大昕、魏源是也。其二，因元代疆域不以中土為限，別征西方之史實，以補中土所未聞，證中土所未確，以別造一新史者，如洪鈞、屠寄、柯劭忞是也。清初邵遠平始撰《元史類編》四十二卷，意在續其父經邦之《弘簡錄》。魏源論之曰，遠平《類編》，襲鄭樵《通志》之重儓，以天王宰輔庶官分題，已大偭史法，且有紀、傳，無表、志，於一代經制，闕略未備 。然邵氏能取《經世大典》諸書，以補正史，不無訂正之功，而世祖以下諸本紀，即為魏源《新編》所襲用，是其致功於此，亦匪細矣。其後錢大昕有志於是，致力最深，嘗得《元秘史》刊行之。《秘史》敘蒙古初起及兼併諸部落事綦詳，可證《元史》之誤，徒以譯文質樸，悉用當時俚語，明初修史諸氏，鄙棄不加留意，任其湮沒。錢氏既得《秘史》，稽考內容，乃知其可據可寶，故為之跋雲，論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跡者，其必於此書折其衷。又嘗雲，在館閣曰，以《元史》冗雜漏落，潦草尤甚，似仿范蔚宗、歐陽永叔之例，別為編次，更定目錄，或刪或補，次第屬草，未及就緒，歸田以後，此事遂廢，唯《世系表》、《藝文志》二稿，尚留篋中（《元史 藝文志序》）。其後徐松亦有志於是，而未能卒業(見魏光燾《元史新編序》)。又魏源謂嘉定毛氏有《元史稿》(見《新編 凡例》)。毛氏名岳生，有《休復居文集》，集中附《元史 后妃列傳》，即其證也。繼有作者，則為魏源之《新編》，源嘗論舊史之失云： 人知《元史》成於明初諸臣潦草之手，不知其載籍掌故之荒陋疏舛諱莫如深者，皆元人自取之，兵籍之多寡，非勛戚典樞密之臣一二預知外，無一人能知其數者。《拖布赤顏》(按即《脫卜赤顏》)一書，譯言《聖武開天記》，紀開國武功，自當宣付史館，乃中葉修《太祖實錄》，請之而不肯出。天曆修《經世大典》，再請之而不肯出，故《元史》國初三朝本紀，顛倒重複，僅據傳聞。國初平定部落數萬里如墮雲霧，而《經世大典》於西北藩封之疆域錄籍兵馬，皆僅虛列篇名，以金匱石室進呈乙覽之書，而視同陰謀，深閉固拒若是。《元一統志》亦僅載內地各行省，而藩封及漠北、西域皆不詳，又何怪文獻無征之異代哉。是以疆域雖廣，與無疆同，武功雖雄，與無功同。加以明史館臣，不諳翻譯，遂至重紕疊繆，幾等負塗，不有更新，曷徵文獻(《擬進元史新編表》)。 據此所論，則《元史》之冗雜漏落，多由史實無征，不盡由於修史者之潦草從事矣。源初撰《聖武記》十卷，以紀述清代掌故，又撰《海國圖志》一百卷，以考訂域外地理，晚復從事元史，創定體例，獨出己裁，其所征據，則元代官私之所記錄，明初諸臣遺老之所記載，宋、遼、金、明諸史之所出入，與夫佚事遺聞，見於近人各家之說也。又以元之疆域，遠軼漢唐，西北所極，尤應詳載，乃立太祖三朝平服各國傳；至中葉以後，號令不逾金山，內鬨之事屢見，為立東北叛藩傳，以明始末，此皆詳舊史之所未詳也。列傳用分類相從之法，於儒林、文苑、良吏、忠義、列女、奸臣之外，增以遺逸、釋老、群盜諸目；於舊史之諸專傳，悉改為合傳，題曰開國功臣、武臣、相臣、文臣、平宋、平金、平蜀功臣諸傳。又於諸相臣、文臣、言臣，皆冠以世祖、中葉、元末等稱，分標專目，則又為修史之變例。本紀自世祖以下，襲用邵氏《類編》，藝文志、氏族表，全取之錢氏大昕，此又所謂擇善而從，不必己出者矣。至其文章雅潔，議論明快，尤為舊史所不及。源歿後，稿展轉由龔自珍、莫祥芝，而歸其族孫光燾，於光緒三十一年，乃由光燾序而刊之，亦幸而不亡也(以上據光燾序)。近人考論元代疆域者，謂其西方所極，有奇卜察克汗國(一作欽察汗國)、伊兒汗國、察哈台汗國，合其面積，大於中國本部之數倍，《元史》所述，專詳本部，不過為其全部十分之一二(又有元太宗封地，謂之窩闊台汗國，後併入中國本部，而無與於上述之三大汗國)。自太祖成吉思汗以迄世祖忽必烈初年，國號本稱蒙古，至世祖至元八年，始改稱大元。元之一名，不足以賅西域諸國，正與《元史》一書，不足以賅蒙古全部同符。魏氏之《新編》，於中國本部之史實，已極盡訂補之能事，可謂無憾。然仍不能比於《新唐書》、《新五代史》而列入正史者，正以西方人所輯蒙古史籍多紀三大汗國故事，魏氏未能兼采，不得謂備耳。譬如田疇萬頃，墾闢未盡，仍有待於後人之拾補，又勢之不容已者也。西方人之撰蒙古史者，如拉施特、志費尼、瓦薩甫，皆為波斯人，仕於伊兒汗國者。如多桑為法人，如霍渥兒特為英人，而皆生於十九世紀(當中國嘉慶、道光時)。多桑氏之書凡四卷，所紀始成吉思汗，迄帖木兒，多以拉施特、志費尼二氏之書為依據，旁徵博引，考證精詳，為西方蒙古史之唯一佳著。霍渥兒特之書最後出，全書分五大部：第一部曰蒙古本部，所紀為蒙古先世種族源流，及太祖、太宗、定宗、憲宗四朝兼併各部之事，並及世祖以後諸汗；第二部曰韃靼，所紀為奇卜察克汗國事，即在俄境之蒙古汗國也；第三部紀伊兒汗國事，即在波斯之蒙古國也，霍氏全書，至此而止。第四部紀察哈台汗國事，第五部紀帖木爾汗國事，皆未成。霍氏於拉施特、志費尼、瓦薩甫、多桑之書及中土之《元史》、《元秘史》、《親征錄》之譯本，無不涉獵採擷，以入其書，最為繁富，治元史學者，不求之於此，則缺憾必不能免；清代道、咸間，如徐松、張穆、何秋濤皆治西北地理，究心元代西域之史事，而仍不能采及於此。及同、光間，洪鈞以甲科高第，奉使歐西各國，先得拉施特之書，以用阿刺伯文寫成，隨員多不能通，乃展轉求得俄譯本，及多桑、霍渥兒特二氏之書，勤加考覽參證，以成《元史譯文證補》三十卷。所謂證者，證中國所未確也；所謂補者，補中國所未聞也。洪氏全功未竟，旋就殂謝，中凡有目無書者十卷，聞洪氏草稿略具，卒前付其子洛，令卒成之，洛旋卒，其稿遂失，惜哉惜哉 。繼洪氏之後，致力於元史者，凡得二人，其一為屠寄，其一則柯劭忞也。屠氏所著之書曰《蒙兀兒史記》，初印本僅八冊，繼增至十四冊。屠氏卒後，其家整理遺稿，凡得一百六十卷，合訂二十八冊，一九三四年刊成。初印之本，悉具其中，而次第標目，稍有異同。其命名為《蒙兀兒史記》，而不用元史舊名者，元之初祖，本以蒙古為部族之稱，一作蒙兀兒，亦稱盲骨子，成吉思汗立國以來，詔誥文檄，則自稱蒙古國，至世祖未改號以前猶然，名為實賓，不應稱元，一也。屠書所紀，偏重世祖以前史事，大元之號，非成吉思、窩闊台、貴由、蒙哥諸汗所知，名從主人，不應稱元，二也。居於中國本部之大汗，雖為各部之宗主，然其他三大汗國，則以蒙古國為通名，而不必遵用大元之號，以大概小，不必稱元，三也。且蒙兀二字，出於《舊唐書 室韋傳》之「蒙兀室韋」，稱名甚古，讀音亦正，是以屠氏不惟不用元之一號，即蒙古二字音之不甚確者，亦不肯輕用，其立名之矜慎可知也。考元初諸帝皆稱汗，太祖在日，部下尊曰成吉思汗，猶唐、宋諸帝之有尊號也。太宗、定宗、憲宗生前皆無尊號，至於四帝之廟號，皆世祖至元中追諡，故屠氏於本紀題太祖曰成吉思汗，用其生前尊號也。太宗以下皆稱名，曰斡歌歹汗(即窩闊台)者，太宗也；曰古余克汗(即貴由)者，定宗也；曰蒙格汗(即蒙哥)者，憲宗也；曰忽必烈汗者，世祖也，以下類推。其稱名而不稱廟號者，用《元秘史》及《蒙古源流》例，成吉思汗獨不稱名，亦用《秘史》例也。意謂所撰為蒙古一部族之史，而不同於漢、晉、唐、宋之斷代史，故別創義例，而面目為之一新焉。其於三大汗國事，紀載亦詳，奇卜察克汗國，創於朮赤、拔都父子，洪氏證補已為作補傳，屠氏因之(拔都改作巴禿，亦從《秘史》)，而取材更富。伊兒汗國創於旭烈兀，以及察哈台諸王帖木兒汗國，洪氏皆擬作補傳，而有目無書，屠氏則補作察阿歹(即察哈台)諸王及帖木兒傳。而旭烈兀傳亦有目無書，至柯氏《新史》乃為補成之。屠氏更於漠北三大汗傳中，詳述窩闊台汗國之盛衰，更撰《西北三藩地理通釋》，以補《元史》之未備，雖其書為未成之作，缺卷甚多，而用力則甚勤。又用自注之法，於正文之下有分注，一篇之簡，包孕甚多。故近人孟森論之曰： 史之為書，六代以前，史家多以一心經緯史實，以鑄一代之史。唐以後，惟歐陽《新五代》為然。先生此書，所得固多出於舊史，然其參訂舊史，以綜合新材，無一字不由審訂其地、時、日而後下筆。故敘述皆設身處地，作者心入史中，使讀者亦不自謂身落史後，較之心不與全史浹，而以其翦裁餖釘之文詔後人，不免孟子所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矣(《蒙兀兒史記序》)。 據此所論，近代史家真能經緯史實心入史中，使讀者亦不自知身落史後者，曾無幾人，而屠氏洵當之而無愧矣。屠氏卒於辛亥以後，篋中未定之稿，尚待理董，叔子孝實(字正叔)，能嗣其業，未幾孝實又卒，其弟孝宦(字公覆)繼之，整理粗就，旋付剞劂(據孟序)，即今日所傳最後刊本也。柯氏之書曰《新元史》，蓋為訂補舊史而作，上仿歐陽修之改修《五代史》，亦近代僅見之作也。書成於一九二○年，初刊為鉛印活字本，未幾鋟木，其始功後於屠氏，而成書則在其前，所取史材，有得之錢大昕、魏源者，有得之何秋濤、李文田者，有得之洪鈞、屠寄者，至其體例，雖與舊史無異，而不乏改訂之處，又本紀以太祖以前事撰為序紀，略如屠書之世紀，此仿《魏書》、《金史》而探得體要者。又改《順帝紀》為《惠宗紀》，補撰《昭宗紀》(順帝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表合《宗室世系》及《諸王》為一，名《宗室世系表》；志分《禮樂》為二，名《禮志》、《樂志》，合《祭禮》、《輿服》二志為一，名《輿服志》；列傳則分《儒學》為《儒林》、《文苑》二傳，改《良吏傳》為《循吏傳》，《孝友傳》為《篤行傳》，刪去《奸臣》、《叛臣》、《逆臣》三傳，新增《蠻夷傳》，皆其最著者也。其於經營西域之史事，敘述亦略備，如《太祖》、《太宗》、《定宗》、《憲宗》四紀與《外國傳》之後半及《速不台》、《者別》、《耶律楚材》以下諸傳，綜比觀之，可以明其本末。又於三大汗國之盛衰興亡，紀載亦詳。錢大昕撰《元史氏族表》，系據《元秘史》及《輟耕錄》，分蒙古人、色目人各為若干種，而柯氏則分蒙古民族為黑白野三答答兒，而不取錢氏之說。凡此皆蒙西哲撰述之影響，一覽可知者也。元《經世大典》雖佚，尚有殘本可考，邵氏《類編》，已知採用，又有《元典章》，為魏氏《新編》所取材。柯氏於此類史料，尤知重視，如於《百官志》，補入覃官、封贈、蔭官、注官、守闕、起任、程限、給假、丁憂、任養等；《兵志》之馬政，則增入和買馬、括馬、抽分羊馬三項，又增軍糧一目；《刑法志》中屢載至元新格以下之條文；《食貨志》中自至元二十三年頒行立社規條以後，凡屬社之法令無不備載。又於鹽、茶、酒醋、市船四課及和糴、斡脫錢、官鈔法之通行畫緡鈔錢法，以及海運、振卹等項資料，無不輯補之。此皆由重視大典、典章而所得之收穫者。至於採取《元秘史》、《親征錄》、《蒙古 源流》等書以補舊史之闕，既悉同於洪、屠二氏，而柯氏用力尤勤 。故近人論及柯書，一則曰柯氏承諸家之後，參考諸家之著述，修改《元史》，等於群雄割據迭興之後，而成統一之功 ；再則曰，元史之有柯氏，正如集百川之歸流，以成大海，集眾土之積累，以成高峰 。然其中之可議者，亦有數端：舊史本紀，多采自元十三朝實錄，柯書則取其繁冗者，改入各志，不易尋其首尾，則舊史仍不可廢，一也。《藝文志》可徵一代文獻，錢氏補輯甚備，故魏氏《新編》、曾氏《元書》皆采之，而柯書乃不之取，不得謂備，二也。屠氏手洪氏補作諸傳，皆別采新材，矜慎訂補，而柯氏則又悉以原文入錄，不加別白，三也。元代教徒，於釋老外，有回教、耶教，柯書僅有釋老傳，又於也里可溫(即耶教)之紀事，僅略見於本紀，而於耶教名人之勃萊奴喀皮尼魯卜里克孟德高奴維等，皆不著一字，亦為漏略，四也。至於霍渥兒特等氏所著之蒙古史料，雖傷繁富，可取正多，而柯氏多未之及，亦有待於後人之譯補，是則柯氏之作，仍不得謂之竟其全功也。茲取屠、柯二氏之書，比而論之，屠書取材甚富，考辨至精，特以造端宏大，非一人之精力所能盡舉，故雖卷近二百，父子世業，仍為草創未竟之作。柯書造端之宏大，亦不下於屠氏，惟多因前人成作，而加以襞積補苴，雖費組織之力，殊少草創之功，孟森所謂心不與全史浹，而以其翦截餖飣之文詔後人，不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正以暗譏柯氏。以是知二氏之作，有一創一因、一難一易之分，而其孰為優劣，亦不待辨矣。以上所述，即前代改修《元史》之大略也 。 《明史》成於清代，忌諱太多，故有明知其為漏略，而終於不敢著筆者，《清史稿》更為未成之作，是皆有待訂補改修。而改修清史，尤為當務之急。設局官修，久滋詬病，世有歐陽修、柯劭忞其人，必能奮筆一室，草定新史，以完成一代之典，吾將拭目以俟之矣。 其三則為分撰之史。昔在姬周之盛，王室有左史、右史，以司記言、記事之職，而諸侯亦各有國史，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具史之一體，亦後世國別史之濫觴也。典午之世，分據北方者，前後凡十六國，故撰《晉書》者，或以為錄，或以為載記，附於正史，亦具體而微矣。而崔鴻則別撰《十六國春秋》，蕭方等則別撰《三十國春秋》，此又分撰霸史之先例也。唐宋以來屬於分撰之史，則有下列諸書： 書  名卷  數撰著人附考 《西魏書》二十四卷清謝啟崑撰帝紀一，表三，考四，列傳十二，載記一，凡二十一篇，《地域》、《百官》兩考及《宇文泰傳》，皆分上下卷，總為二十四卷。 右自《魏書》分撰 《南唐書》三十卷宋馬令撰《先主書》一卷，《嗣主書》三卷，《後主書》一卷，《女憲傳》一卷，《宗室傳》一卷，《義養傳》一卷，《列傳》四卷，《儒者傳》二卷，《隱者傳》一卷，《義死傳》二卷，《廉隅傳》、《苛政傳》共一卷，《誅死傳》一卷，《黨與傳》二卷。《歸明傳》二卷，《方術傳》一卷，《詼諧傳》一卷，《浮圖傳》、《妖賊傳》共一卷，《叛臣傳》一卷，《滅國傳》二卷。《建國譜》、《世系譜》共一卷。 《南唐書》十八卷宋陸游撰《文獻通考 經籍考》作十五卷，王士禎《古夫於亭雜錄》雲，曾見宋槧十五卷本。 本紀三卷。列傳十五卷。附元人戚光《音釋》一卷。 《九國志》十二卷宋路振撰一吳，二南唐，三吳越。四前蜀，五後蜀，六東漢，七南漢，八閩，九楚，十北楚，實為十國。東漢一作北漢，原書已佚，自《永樂大典》輯出。 《十國春秋》一百十四卷清吳任臣撰《吳》十四卷，《南唐》二十卷，《前蜀》十三卷，《後蜀》十卷，《南漢》九卷，《楚》十卷。《吳越》十三卷；《閩》十卷，《荊南》四卷，《北漢》五卷，《十國紀元世系表》一卷，《地理志》二卷，《藩鎮表》一卷。《百官表》一卷。宋劉恕《十國紀年》四十卷，見《宋史 藝文志》。 《南漢書》十八卷清梁廷枏撰  附《叢錄》二卷，《考異》十八卷，《南漢文字略》四卷。 書名卷數撰著人附  考 《南漢紀》  五卷清吳蘭修撰  附《地理志》一卷，《金石志》一卷。 右自《五代史》分撰 《渤海國志》四卷唐晏撰撰於民國八年，紀、志、表、傳各為一卷。 《渤海國記》三卷黃維翰撰凡三篇，十四章． 《渤海國志長編》二十卷金毓黻撰《總略》二卷，紀二卷，表四卷，列傳五卷，考四卷，《文徵》一卷，《叢考》一卷，《余錄》一卷。 右自《唐書》分撰 《南宋書)六十卷明錢士升撰  去《奸臣》、《叛臣》之名，列於眾傳，又合《道學傳》於《儒林傳》。 《西夏書事》四十二卷清吳廣成撰  起唐僖宗中和三年，迄宋理宗紹定五年。 編年體。 《西夏記》二十八卷戴錫章撰此書用編年體。 洪亮吉《西夏國志》十六卷，周春《西夏書》十五卷，皆未刊；陳昆《西夏事略》十六卷，亦未見。 右自《宋》、《遼》、《金史》分撰 《南疆逸史》四十四卷清溫睿臨撰紀略四卷，列傳四十卷，紀南明四王事，下同。 《小腆紀年附考》二十卷清徐鼒撰用綱目體。 《小腆紀傳》六十五卷補遺五卷同上 《南明書》三十六卷清錢綺撰未刊。 右自《明史》分撰之《南明史》 《清建國別記》一卷章炳麟撰紀清入關前史事，下同。 書名卷數撰著人附考 《清朝前紀》一冊孟森撰 《明元清系通紀》同上已刊十六冊，未竣功。 《賊情彙纂》十二卷清張德堅撰咸豐五年己卯成書，事止於四年甲寅，系紀太平天國之政治制度。 《太平天國史料》第一集程演生輯於留學法國時搜集。 《太平天國叢書》  十卷蕭一山輯自英京倫敦搜集，並就原本攝印。 《太平天國野史》二十卷凌善清撰凌氏謂取材於姚氏所藏之《洪楊紀事》，然又有《洪楊類纂史略》一書，此二書皆為《賊情彙纂》易名。 《太平天國史綱》羅爾綱撰凡八章，為一九三七年一月出版之書，時在諸家之後。 右自清史分撰之清開國史及太平天國史 茲再依次論之：往者魏收作《魏書》，以孝武西奔，稱為出帝，更以高歡所立之孝靜帝繼之，蓋收身為齊臣，不得不以齊承東魏，不待言矣。爾時有平繪者，別撰《中興書》，《崇文總目》稱其敘事不倫 ，義例當同於收作。隋開皇中乃詔魏澹別撰《魏書》，自道武下迄恭帝，為十二帝紀，退東魏孝靜帝稱傳，以正收、繪之失。然澹書久佚，其僅存者，亦羼入收書，幾不易辨。澹書以為魏亡於恭帝，則自孝武西遷以下四世(武、文、廢、恭四帝)俱列為本紀可知也。唐初李延壽作《北史》，亦用魏澹之例，以西魏為正，然猶列孝靜於本紀，列傳悉仍收書，未加是正。清代謝啟昆深鑒收書之失，遠師魏澹之例，取孝武以下四帝事跡，別撰《西魏書》，改撰大旨，見於敘錄，所撰諸考，尤能訂補收書諸志之闕失，洵別史中之佳制也。蕭梁之末世，蕭詧以武帝冢孫，立於江陵，凡歷三主三十三年乃亡，世稱後梁，其事跡略見於《周書》、《隋書》、《北史》，而語焉不詳。蔡元恭《後梁春秋》十卷，及姚最之《後梁略》，皆已不傳，明人姚士粦亦作《後梁春秋》二卷，用編年體 ，今行於世。近人江都毛乃庸更作《後梁書》二十卷，本紀四：曰《高宗》、曰《中宗》、曰《世宗》、曰《孝靖帝》；表二：曰《世系》、曰《交涉》；志四：曰《疆域》、曰《職官》、曰《藝文》、曰《梵宇》；列傳十：曰《后妃》、曰《高宗諸子》、曰《中宗諸子》、曰《世宗諸子》、曰《張纘等》、曰《蔡大寶等》、曰《劉盈等》、曰《沈巡等》、曰《王琳等》、曰《敘傳》。最初僅見其《敘傳》一篇(續刊《中國學報》第四冊)，後則業已刊行。尋其敘錄，稱及蔡元恭，而不及姚士粦，姚書極易得，乃不之及，甚可怪也。以上二書，皆就《魏書》、《周書》、《隋書》、《北史》之一部而分撰者也。 新、舊兩《唐書》，皆為渤海立傳，渤海出於粟末靺鞨，國王姓大氏，名祚榮，於唐武后聖曆元年，立國於肅慎，世受唐封，傳十五王，二百二十九年，至後唐明宗天成元年，為遼所並滅。其史實散見於諸書者至夥，兩《唐書》多遺而不載；唐人張建章於文宗大和中，撰《渤海國記》三卷，久已不傳；近人唐晏始採擷群籍以成《渤海國志》四卷；崇仁黃維翰更撰《渤海國記》三篇。唐《志》有篳路藍縷之功，而疏略實甚；黃《記》精簡可誦，而於域外之書，亦罕見採取，間有舛誤。余於一九三一年，始因唐《志》以撰《渤海國志長編》二十卷，於中籍外，凡別見於朝鮮、日本史籍者，一一採擷無遺，分年排次，先成《世紀》、《後記》各一卷；又取其中之《宗臣》、《諸臣》、《士庶》、《屬部》、《遺裔》別為五傳；又撰《地理》、《職官》、《族俗》、《食貨》四志，附以《文徵叢考》。記傳諸考所未盡者，以表明之，大氏一國之事跡略備。時黃《記》尚未出，吾於付刊前，借得稿本，又為訂正數事，惟以體為長編，頗病繁縟，將來加以翦裁，方為定本。唐代屬國甚多，其已撰為專史者，除渤海外，殊不多見。此即取兩《唐書》之一部而分撰之史也。 宋人馬令，因其祖元康，世家金陵，習知南唐故事，未及撰次，乃纘先志而撰《南唐書》三十卷，所系序、贊，皆以「嗚呼」二字發端，蓋規仿歐史也。其後陸游亦撰《南唐書》十八卷，簡核有法，勝於馬書。游於《烈祖李異紀 後論》云：「昔馬元康、胡恢皆嘗作《南唐書》，自烈祖以下，元康謂之書，恢謂之載記。」是則宋代撰《南唐書》者，又有胡恢(《宋史藝文志補》雲，恢，金陵人)，惟已不傳。其稱馬令為元康者，以孫述祖，猶遷之於談，固之於彪，令之作，即等於元康之作也 。明末李清始取兩《南唐書》合而為一，署曰《南唐書合訂》二十五卷，刊本罕見。清代祥符周在浚，青浦湯運泰，皆為陸書作注 ，周氏注本，附以吳興劉承幹補註十八卷，湯氏注本，雖已付刊，則不易得。此又研南唐史者必讀之書也。宋人范炯、林禹合撰《吳越備史》，用編年體，以紀錢氏一姓之事跡；清代梁廷枏撰《南漢書》，吳蘭修撰《南漢紀》，皆《南唐書》之亞。其合十國為一書者，有宋路振之《九國志》，清吳任臣之《十國春秋》譬所謂十國者，吳楊行密、南唐李昪、前蜀王建、後蜀孟知祥、南漢劉龑、楚馬殷、閩王審知、吳越錢鏐、荊南高季興、北漢劉崇是也。歐史仿《晉書》載記之例，為十國撰世家，以別於一系相承之五代，而其名始定 。路氏《九國志》，名為九國，所紀實為十國，每國先為國主作略傳，如本紀；後附以諸臣傳，亦用紀傳體。吳氏以歐史紀十國事，尚語焉不詳，乃采諸霸史、雜史以及小說家言，並證以正史，以成《十國春秋》；又於諸傳本文之下，自為之注，載別史之可存者，且於舊說之非是者多所辨證；所撰表、志，考訂尤精。惟王鳴盛譏其每得一人即作一傳，僧道、婦人之傳，每篇只一二行，即徐鉉《騎省集》亦未之見，蓋專以博為事，而未之能精者(《十七史商榷》九十八，「十國春秋」條)，所論殊當。以上諸書，皆就新、舊《五代史》之一部而改撰者也。 明人錢士升，取南宋九帝之事，別撰《南宋書》，亦得為別史之一種。而兩宋之世，北方有遼、金、蒙古先後崛起，與之對峙，又有西夏李元昊，傳世十，歷年一百九十，立國於宋仁宗明道元年，至理宗寶慶三年，為蒙古所並滅，其事具於宋、遼、金三史之《西夏傳》，而《宋史》尤詳。近人羅福萇因夏人所傳之《掌中珠》一書，得通西夏自製之復體文字，並為《宋史 西夏傳》作疏證，惜未卒業而歿；清代洪亮吉撰《西夏國志》十六卷，周春撰《西夏書》十卷，陳崑撰《西夏事略》十六卷(著錄《清史稿 藝文志》)，皆不見傳本，書或未成；張鑑《西夏紀事本末》，傳世已久，吳廣成《西夏書事》，原刊本不多見，最近始覆印行世；近人開縣戴錫章廣擷群書，分年排次，以成《西夏紀》，書最晚成，差為詳備，考西夏一國事者，應於是取資焉。此皆就《宋史》及遼、金二《史》之一部而分撰者也。 明思宗於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縊死，是年五月，明遺臣迎福王由崧即位於南京，改明年元為弘光，、是年(即清順治二年)五月南京陷，由崧尋殂，初稱聖安皇帝，後諡安宗；弘光元年閏六月，唐王聿鍵立於福建，改是年元為隆武，明年(順治三年)八月，以福州陷遇害，初稱思文皇帝，後諡紹宗；十一月桂王由榔立於肇慶，改明年(順治四年)元為永曆，而聿鍵弟聿鉺亦立於廣州，改元紹武，是年十一月。以廣州陷，自縊；由榔在位十五年，至順治十八年十二月十緬甸人執以獻於清，明年遇害，鄭成功曾諡為昭宗；又有魯王以海稱監國於順治三年，先後居於紹興、舟山、廈門等地，十年去監國號，歸於鄭成功。此四主歷時十有八年，；清代謂之福、唐、桂、魯四王(桂王一稱永明王)，比於宋末之二王。然《宋史》猶附二王於《瀛國公紀》，《明史稿》仿之，尚為福、唐、桂三主立專傳，而《明史》則不然，附由崧事於《福王常洵傳》，聿鍵事於《唐王桎傳》，由榔事於《桂王常瀛傳》，以海事於《魯王植傳》，而於目中不著其名，非細檢無由知之。且所敘事跡極略，不足備一朝之史。於其時之宰執大臣，捨生取義之士，如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何騰蛟、瞿式耜、朱大典、張國維、金聲等人，雖亦為之立傳，而所遺者亦甚多。又以牽涉時忌，不復能具首尾，此有待於補訂改撰者也。清代史家稱此時期為南明，或稱殘明、後明，記此十有八年之事，謂之南明史。昔者全祖望謂明季野史不下千家，近人安陽謝國楨撰《晚明史籍考》，著錄存佚之籍，大略與之相等，即專紀南明四主者，亦不下百餘種，可謂多矣。蓋自黃宗羲撰《行朝錄》，以記隆武、永曆及魯監國之事；而顧炎武則撰《聖安本紀》，李清則撰《南渡錄》，古藏室史則有《弘光實錄鈔》，以紀弘光一朝之事；又有《思文大紀》(不知撰人)，紀隆武一朝事；王夫之撰《永曆實錄》，紀永曆一朝事；查伊璜撰《魯春秋》，滃洲老民撰《海東逸史》，紀魯監國事，皆屬甚備，足補《明史》之缺。其合四朝而通為一書，前有溫睿臨之《南疆逸史》，後有徐燕之《小腆紀年》及《小腆紀傳》；《逸史》之書，採摭差詳，而《紀年》、《紀傳》二書，足補《逸史》之未備。若以《紀傳》中之列傳，補入《逸史》，更取《紀年》及其他紀南明事之野史，詳慎裁定，為之作注，則即可成一完備之南明史，亟望有人能從事於此也。查伊璜曾撰《罪惟錄》八十四卷 ，稱明惠帝為惠宗讓皇帝，成祖為太宗文皇帝，景帝為代宗景皇帝，思宗為毅宗愍皇帝，弘光帝為安宗簡皇帝，隆武帝為紹宗襄皇帝，附以唐王、桂王、魯監國，是蓋能合南明事為一書者。清人究心南明史事者，溫、徐諸氏外，前有全祖望、楊鳳苞，後有戴望、傅以禮(字節子)、李慈銘、夏燮。全氏《鮚埯亭集》中，紀載南明遺事者，不可僂指；楊鳳苞撰《南疆逸史十二跋》，謂溫氏之書，簡而有法，世稱信史，惟惜失之太簡，要必為之注，以補其闕，又附舉明季野史數百種 ；戴望亦自稱：《勝國南燼遺事》，二十以前，最所留心，喪亂以後，輟而不為(《致傅節子書》)；以禮《華延年室題跋》、慈銘《越縵堂日記》，以及當塗夏燮所撰《明通鑑》，皆有校訂舊籍，證別真偽之功，不可沒也。元和錢綺(字映江)撰《南明書》三十六卷 ，徐非雲又撰《殘明書》四十卷，皆為傅以禮所見，而世乃無傳本；近人無錫孫靜庵(其名待考)擬撰《續明書》一百二十五卷，惜未卒業；儀征劉師培、順德鄧實皆欲作《後明書》，亦皆未成 ，師培且請章太炎先生預為之序矣。最近則有海鹽朱先生希祖，搜獲南明野史，多為珍本，實突過傅以禮所見，間有未著錄於《晚明史籍考》者。先生嘗言欲撰《南明史》，因循未果；又謂《顧亭林詩集》自注有「東武二年」之語，有戴望所藏潘耒初刊本可證。東武即為隆武之訛，蓋因有所避忌，以音近而改隆為東，而後來撰《五藩實錄》者，以懷王常清嘗為台灣鄭氏所立，遂以東武年號屬之，此想當然爾之詞耳；近見羅振玉《重訂紀元編》，亦仍其誤以入錄，得先生所考，可以正之矣；其他考訂甚多，不暇悉舉。前代之修史者，往往以續作補前史之未備，如《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而《宋史》有《周三臣傳》，此可師之善例也。晚近所撰《清史稿》，不為南明四王立傳 ，無以彌《明史》之缺，以言佳史，渺乎遠矣，訂補改作，正待後賢。以上所述，皆就《明史》之一部而分撰者也 。 清史之應分撰者有二部，一為清開國史，一為太平天國史。明人稱清初之部族，曰建州，曰女真，稱清太祖曰奴酋，其最著者，如茅瑞徵之《東夷考略》、天都山臣（闕名）及葉向高之《女直考》、陳繼儒之《建州考》、海濱野史(闕名)之《建州私志》、管葛山人(彭孫貽之別號)之《山中聞見錄》、黃道周之《奴酋篇》(《博物典匯》卷末)皆是，然悉得諸傳聞，且紀載甚略，不足以饜閱者之望也。女真避遼諱，改稱女直，為清祖之所出，建州為清祖始封之衛名，而奴酋者又明人所以稱太祖奴爾哈赤者也。紀載建州女直事，最詳最確者，首推《明實錄》，次則《朝鮮實錄》，就此二書取材，參以諸家紀載，真相得以瞭然。第以《明史》修於清代，諱先代事而不言，《清史稿 太祖紀》雖雲其先蓋金遺部，又天命元年國號曰金，亦病語焉不詳，有待於專書紀載，又不俟論也。近人考清初事，多屬日本學者，以乙國人談甲國事，猶多皮相之論，影響之談。章太炎先生始撰《清建國別記》，以明人之書為依據，其以猛奇帖木兒(清譯改為孟特穆)為太祖奴爾哈赤之高祖，則沿《東華錄》之誤。武進孟森撰《清朝前紀》，敘清入關以前事，多取材於日本稻葉岩吉之《清朝全史》，間亦多所發明，後得見明代、朝鮮兩實錄，鈔其中所記清入關前之史實，為《明元清系通紀》一篇，惜未竣功而卒。近頃治清初吏，頗亦有人，然無有出孟氏右者，甚望將來有人續成其志，而別成一善本。此分撰清開國史之大略也。 清道光三十年(公元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洪秀全、楊秀清等發難於廣西桂平縣之金田村，稱太平天國，至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六月十六日，清軍始陷其所建天京。先後歷十五年，不為不久。然其結局，文獻隨敗亡以俱毀，即有紀其事者，如官修之《粵匪紀略》出於戰勝者之口，可信之程度至少。又如王闓運之《湘軍志》，王定安之《湘軍記》，皆記曾、李用兵之始末，絕無一語道及洪、楊內部之事，自應別求可信之史，以饜讀者之望，不待言矣。咸豐五年，張德堅承曾國藩之命，撰《賊情彙纂》十二卷，頗能詳其政治制度，而行世最晚。金陵破滅之日，忠王李秀成手錄事狀數萬言，詳敘天國之始末，特以語犯時忌，間為閱者所刪改 ，是為可惜。當洪、楊盛時，編刊書籍多種，又有詔諭曆書之刊本，多為西方之傳教士及使臣商人攜回本國，今英、法、荷、美、德諸京圖書館多有之。近人程演生、蕭一山、向達、王重民先後由法、英兩京搜獲太平天國史料甚夥，並就原本攝印之。自是以來，世人始得窺見洪、楊時代自製文書之面目。辛亥以來，研其國史乃大有人在，國內之天國史料，亦往往間出(如南京圖書館購藏之《英傑歸真》，即其一種)。近人撰太平天國史者，或名野史，或名戰史，或名雜記(簡又文輯)，其間名貴可信之史料，雖非甚少，然以吾所知，惟羅爾綱之《史綱》著墨不多，而語語扼要，頗能詳其始末，後來者雖不可知，而舊有諸作，殆恐無以勝之。此又分撰太平天國史之大略也。 分撰諸史，大略如上。至何以如此之多，亦不可以無述。吾求其故，蓋有二端：一由於避繁就簡，一由於耽僻好奇。蓋一代正史，卷逾數百，累世莫殫，令人望而生畏，遂憚而莫為，有若柯維騏、王惟儉、陳黃中之以一人之力改修《宋史》，求之前代，實無幾人，惟就正史中之一部，加以改撰，事跡有限，卷帙非繁，積以半年，殺青可期，避繁就簡，亦為人之常情，一也。習見之書，人皆忽視，難得之簡，眾必爭求，近代如徐松、張穆、何秋濤之徒，或考西域，或探北徼，寫成數卷，即博重名。百年以來，研討元史之風，日新月異，轉而從事晚明，覃及太平天國，雖費搜尋之功，究省探討之力，而又敝帚自享，以罕見珍，耽僻好奇，尤為學人通病，二也。總此二因，遂成風尚，一往難返，莫知所極，此為禹域學術升降所系，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其四則為總輯之史。其體始於梁武帝之《通史》、魏元暉之《科錄》，一則合諸斷代史而為一書，仍用紀傳之體；一則總前代事分為若干科，略如後來之《通典》、《通考》，亦紀事本末一體之所本也。唐姚康復又撰《統史》(二百卷)，其體近於宋高似孫之《史略》，章學誠所謂撙節繁文自就槩括者也。《通史》一書，與梁元帝同燼於江陵(據胡三省《通鑑注 序》)，《科錄》亦早歸散佚，無可考論。其可述者，惟有鄭樵《通志》一書，此總輯之史之僅見者也。 《宋史 鄭樵傳》，稱其好著書，自負不下劉向、揚雄，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時當高宗南渡，嘗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為史之非，高宗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義，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後著《通志》成，高宗命以其書進呈，會樵病卒。茲考其著書之旨趣，悉具於《通志 序》，序中極端推崇司馬氏之《史記》，而盛譏班固以下斷代為史之非。其略云： 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仲尼既歿，百家諸子興焉，各效《論語》，以空言著書，至於歷代實績，無所紀系。迨司馬氏父子出，世司典籍，工於製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製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班固者浮華之士也，全無學術；專事剽竊，由其斷漢為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為慚，自昭帝至平帝六世，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為恥，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為書也幾希。後世眾手修書，道傍築室，掠人之文，竊鐘掩耳，皆固之作俑也。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孝武至於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己；如己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司馬談有書，而司馬遷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業，而班固不能讀父之書。固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傳其業，為人如此，安在乎言為天下法! 范曄、陳壽之徒繼踵，率皆輕薄無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筆削而為信史耶!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斷代為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語其同也，則紀而復紀，一帝而有數紀，傳而復傳，一人而有數傳；語其異也，則前王不列於後王，後事不接於前事；如此之類，豈勝斷梗。……遷法既失，固弊日深，自東都至江左，無一人能覺其非。惟梁武帝為此慨然，乃命吳均作《通史》，上自太初 ，下終齊室，書未成而均卒。隋楊素又奏令陸從典續《史記》，訖於《隋書》，未成而免官。豈天之厄斯文而不傳與 抑非其人而不祐之與 尋樵所論，未必盡衷於理，特其主作史以通為貴，故不能不揚馬而抑班。後來史家能與之同調者，則有章學誠，嘗於《文史通義》中撰《釋通》、《申鄭》二篇，以明祈向所在。其論通史一體之源流，則云： 梁武帝以遷、固而下，斷代為書，於是上起三皇，下訖梁代，撰為《通史》一篇，欲以包羅眾史，史籍標通，此濫觴也。嗣是而後，源流漸別；總古今之學術，而紀傳一規乎史遷，鄭樵《通志》作焉；統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禮，杜佑《通典》作焉；合紀傳之互文，而編次總括乎荀、袁，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焉；匯公私之述作，而銓錄略仿乎孔、蕭，裴璘《太和通選》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規，或正編年之的，或以典故為紀綱，或以詞章存文獻，史部之通，於斯為極盛也。至於高氏(唐高竣及子迴)《小史》、姚氏(唐姚康復)《統史》之屬，則撙節繁文，自就檃括者也；羅氏(泌)《路史》、鄧氏(元錫)《函史》之屬，則自具別裁成其家言者也；范氏(質)《五代通錄》、熊氏(克)《九朝通略》，標通而限以朝代者也；李氏(延壽)《南》、《北史》、薛(居正)、歐(陽修)《五代史》，斷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其餘紀傳故事之流，補輯纂錄之策，紛然雜起，雖不能一律以繩，要皆仿蕭梁《通史》之義，而取便耳目，史部流別，不可不知也(《釋通》)。 又論通史之利病甚詳，略云：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複，二曰均類例，三曰便銓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抵捂，六曰詳鄰事。其長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無短長，二曰仍原題，三曰忘標目。何謂免重複 夫鼎革之際，人物事實，同出並見。勝國無徵，新王興瑞，即一事也；前朝草竊，新王前驅，即一人也；董卓、呂布，范、陳各為立傳；禪位冊詔，梁、陳並載全文，所謂復也。《通志》總合為書，事可互見，文無重出，不亦善乎。何謂均類例 夫馬立《天官》，班創《地理》，《齊志 天文》不載推步，《唐書 藝文》不敘淵源，依古以來，參差如是。鄭樵著《略》，雖變史志章程，自成家法，但六書七音，原非沿革，昆蟲草木，何嘗必欲易代相仍乎。惟通前後而勒成一家，則例由義起，自就檃括，《隋書 五代史志》，終勝於沈、蕭、魏氏之書矣。何謂便銓配 包羅諸史，制度相仍，惟人物挺生，各隨時世，自后妃宗室標題，著其朝代，至於臣下，則約略先後，以次相比，然子孫附於祖父，世家會聚宗支，一門血脈相承，時世盛衰，亦可因而見矣。即楚之屈原，將漢之賈生同傳，周之太史，偕韓之公子同科，古人正有深意，相附而彰，義有獨斷，末學膚受，豈得從而妄議耶。何謂平是非 夫曲直之中，定於易代，然晉史終須帝魏，而周臣不立韓通，雖作者挺生，而國嫌宜慎，則亦無可如何者也。惟事隔數代，而衡鑑至公，庶幾筆削平允，而折衷定矣。何謂去牴牾 斷代為書，各有裁製，詳略去取，亦不相妨，惟首尾交錯，互有出入，則牴牾之端，從此見矣。居攝之事，班殊於范，二劉始末，范異於陳，統合為編，庶幾免此。何謂詳鄰事 僭國載紀，四裔外國，勢不能與一代同其終始，而正朔紀傳斷代為編，則是中朝典故居全，而蕃國載紀乃參半也。惟南北統史，則後梁、北魏悉其端，而五代匯編，斯吳越、荊潭終其紀也。凡此六者，所謂便也。何謂具翦裁  通合諸史，豈第括其凡例，亦當補其闕略，截其浮辭，平突填砌，乃就一家繩尺，若李氏《南》、《北》二史，文省前人，事詳往牒，故稱良史。蓋生手後代，耳目聞見，自當有補前人，所謂憑藉之資易為力也。何謂立家法 陳編具在，何貴重事編摩，專門之業，自具體要，若鄭氏《通志》，卓識名理，獨見別裁，古人不能任其先聲，後代不能出其規範，雖事實無殊舊錄，而辨名正物，諸子之意寓於史裁，終為不朽之業矣。凡此二者，所謂長也。何謂無短長 纂輯之書，略以次比，本無增損，但易標題，則劉知幾所謂「學者寧習本書，怠窺新錄」者矣。何謂仍原題 諸史異同，各為品目，作者不為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義》而無《列女》，《通志》稱《史記》以作時代 ，一隅三反，則去取失當者多矣。何謂忘標目 帝王后妃，宗室世家，標題朝代，其別易見；臣下列傳，自有與時事相值者，見於文辭雖無標別，但玩敘次自見朝代。至於《獨行》、《方技》、《文苑》、《列女》諸篇，其人不盡涉於世事，一例編次，若《南史》吳逵、韓靈敏諸人，幾何不至於讀其書不知其世耶。凡此三者，所謂弊也(同上)。 章氏所論六便二長三弊，雖雲泛論通史，且多以《南》、《北史》為依據，而所謂利病，即為《通志》利病之所在，即謂此論為批評《通志》，無不可也。至其著論為鄭氏張目者，則曰：「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採為文，考據為學也。於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言者也。學者少見多怪，不究其發凡起例，絕識曠論，所以斟酌群言為史學要刪，而徒摘其援據之疏略，裁翦之未定者，紛紛攻擊，勢若不共戴天，古人復起，奚足當吹劍之一■乎。」又曰：「鄭氏所振在宏綱，而末學吹求則在小節，是何異譏韓、彭名將，不能作鄒魯趨蹌，伏、孔巨儒，不善作雕蟲篆刻耶。」又曰：「孔子作《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夫事即後世考據家之所尚也，文即後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側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自遷、固而後，史家既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而綴學之徒，囂然起而爭之。然充其所論，即一切科舉之文辭，胥吏之簿籍，其明白無疵，確實有據，轉覺賢於遷、固遠矣。」(《申鄭》)凡此皆章氏之創論，為前人之所不敢言、不能言者。蓋當章氏之世，戴震則斥鄭樵為陋儒，王鳴盛則指漁仲為妄人，語有過當，心不能平，此又《釋通》、《申鄭》二篇之所由作也。 《通志》之作，仿自梁代之《通史》，樵已自言之矣。梁武帝命吳均等會通《史記》以下諸史，而為一書，去牴牾，免重複，均類例，便銓配，章氏之所謂便者，已略具之。其書凡六百卷 ，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別采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以還，則全錄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人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惟無表而已(本《史通 六家》)。所謂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即為楚之屈原將漢之賈生同傳，周之太史偕韓之公子同科，而為銓配之得當者。至於兩漢以還，全錄紀傳，是又有無短長、仍原題、忘標目之三弊，而無可諱言者也。《通史》之名，起於會通諸史，亦總輯而為一書之義，與今世之所謂「通史」，其名雖同，其實異矣。鄭樵以梁代《通史》久佚，發憤重有所作，署曰《通志》。釋名見於《自序》，其言曰：「古者記事之事謂之志，書大傳，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是以宋、鄭之史，皆謂之志，太史更志為記，今謂之志，本其舊也。」是則其命名之義，正同《通史》。惟樵寄方禮部書云：「樵欲自今天子中興，上達秦漢之前著為一書，曰《通史》。」(《夾漈遺稿》)是樵初欲名其書為《通史》，後乃定名《通志》，亦猶司馬光初撰《通鑑》，欲名《通志》，為一例耳(詳見下節)。考《通志》為書凡二百卷，《帝紀》起三皇，迄隋恭帝，凡十八卷，附《后妃傳》二卷；易表為譜，效《周譜》也，凡四卷；易志為略，避大名也，凡五十二卷，《周同姓世家》一卷，附《宗室傳》八卷，《周異姓世家》二卷，列傳九十八卷，載記八卷，《四夷傳》七卷，是其書有紀、傳、世家、載記、譜、略六體。如周之諸侯稱世家，本《史記》；晉之十六國稱載記，本《晉書》，蓋會通諸史而為一書，而未及畫一其體例者。抑樵之所自負者，惟在《二十略》。其自序云： 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系，非老於典故不能為也。不比紀傳，紀則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系人，儒學之士，皆能為之。惟有志難。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曄、陳壽之徒，能為紀、傳，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大原，起於《爾雅》，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餘史並承班固謂之志，皆詳於浮言，略於事實，不足以盡《爾雅》之義。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 所謂五略：曰《禮》，曰《職官》，曰《選舉》，曰《刑法》，曰《食貨》，樵則謂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之文也。其十五略：曰《氏族》，曰《六書》，曰《七音》，曰《天文》，曰《地理》，曰《都邑》，曰《諡》，曰《器服》，曰《樂》，曰《藝文》，曰《校讎》，曰《圖譜》，曰《金石》，曰《災祥》，曰《昆蟲草木》，大半為諸史志之所不具，故又曰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漢、唐議論也。樵以紀傳者，編年紀事之實跡，自有成規，不為智而增，不為愚而減，故即其舊文，從而損益之；至於「二十略」，則謂皆由自得，不用舊史之文；依此求之，似無所因襲矣。第細檢其中之《地理略》，則全襲《通典》之《州郡典》，《總序》之前，雖敘水道，亦雜采《漢書 地理志》及《水經注》而成，豈以生值南宋，兩河淪陷，無從考徵，不得不鈔錄成書耶 《器服》一略，多與《金石》復出，而所謂《服》，則全襲《通典》之《嘉禮》；其《禮》、《樂》、《職官》、《食貨》、《選舉》、《刑法》六略，亦但刪錄《通典》，無所辨正；《職官略》中，以《通典》所引之典故，悉改案語為大書，儼同自撰，《藝文略》分門太繁，舛誤尤多；《災祥略》則悉鈔諸史《五行志》 ；是則襲用舊文，不止紀傳為然，則所謂自得者，果何說耶 其所謂自得者，當指《六書》、《七音》諸略而言。然《六書略》則與《說文》全不相涉，《七音略》則謂三十六字母可貫一切之音，且矜貴其說雲得之梵書；又謂江左之儒知有四聲而不知七音，不悟反切之學為中土所固有，且在創製字母之前，唐以後人歸納反切，而制字母，本末之序，不可誣也。豈所謂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者，即指此類而言耶  又考之諸史，惟《魏書》有《官氏志》，專詳北族，而語焉不詳，《唐書 宰相世系表》，限於華宗，而不下於庶民，撰通史者，宜有「氏族」一志，而鄭氏乃為創作之，是可尚也。若乃《校讎》一略，申明劉向、歆父子以來整齊百家、辨章學術之法，《圖譜》一略合古人「左圖右史」之義，即鄭氏自謂學術超詣、本乎心識，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者，亦章氏所謂別識心裁，絕識曠論，斟酌群言為史學要刪者。揆鄭氏之初意，本欲鎔鑄群言，自成一家，而載筆之時，力不副心，不僅紀、傳、世家、載記，全鈔諸史，無所剪裁，即其所極意經營之「二十略」；亦不免直錄舊典，而憚於改作。今讀其序文所云云，徒見其好為大言，而有名不副實之疑。或謂章學誠因戴震輩痛詆《通志》，故作《釋通》、《申鄭》之論，謂《通志》示人以體例，本非以考證見長，不知鄭氏果在標準綱領，則作論明之可矣，何必鈔襲史傳 曾不憚煩如此 ，洵篤論也。章氏創通義例，以論文史，又以《通史》為乙部之圭臬，喜鄭氏議論之雋快，足以助其張目也，故盛為稱道之，而以援據之疏，為不足病，至其立論高遠，實不副名，所犯之病，正同鄭氏，千載之下，引為知己，有以也夫。 樵謂《唐書》、《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議，故紀、傳迄隋，若禮、樂、行政，務存因革，故引而至唐雲，此所以明其書之斷限也。清乾隆三十二年敕修《續通志》五百二十七卷，體例一仍鄭氏。紀、傳起唐，諸略起五代、宋，而皆迄於明末。其於紀、傳，定為二例：一曰異名者歸一，如《五代史 家人傳》併入《后妃》、《宗室》，《一行傳》併入《隱逸》、《孝友》，《宋史 道學傳》併入《儒林》，《元史 儒學傳》併入《儒林》、《文苑》；一曰未備者增修，如《唐書》之《奸臣》、《叛臣》、《逆臣傳》，《明史》之《閹黨》、《流賊》、《土司傳》，皆諸史所無，而為考核事實，分立此門，是也。其於諸略，不惟續之而已，於鄭《略》之未載者則補其闕遺，已載者則正其偽誤，如鄭氏《藝文略》，有但列書名卷數者，茲則各補撰人、爵里是也。《續志》之作，雖出官修，而大體精善。至繼《續通志》而作之《清通志》(原名《皇朝通志》)，則僅有「二十略」，而無紀傳及譜，是為政典之一，不得與正、續《通志》比數，又可知矣。 劉知幾以《史記》為「六家」之一，《史記》通上古迄漢武而為一書，不以某一朝代為限，實梁武《通史》之所自昉也。然《史記》具有翦裁，不似《通史》之鈔撮前史以前一書，《通志》之病，正同《通史》，此非通史之極則也。劉氏於《史通》中罕論及「通史」一體，僅謂「《通史》(指梁武《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六家》)。而《四庫提要》於《通志》下亦云，其例綜括千古，歸一家言，非學問足以該通，文章足以鎔鑄，則難以成書，此又撰總輯之史之難於斷代者矣。然劉氏又謂「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興，則前後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惑經》)。此又論及通史之長，為不可廢，不惟《通志》一書若是，凡《通鑑》、《通典》諸書以貫通各代為職志者，亦無不如是也。 其五則為補闕之史。范曄《後漢書》未及作「志」而歿，梁人劉昭取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以補之，並為作注，此補闕之史所自始也。然范書不特缺志，抑亦無表，宋人熊 方始為《後漢書》補作《年表》十卷，清人錢大昭更作《後漢書補表》八卷，合補志、補表為一編，則范與班儕可以無憾，此後賢拾補之效也。沈約撰《宋書》，以范、陳二史俱無志，所撰諸志，悉上接《史》、《漢》，不以宋為斷限；唐人撰《五代史志》，附於《隋書》，而《經籍》一志，上接《漢書》之《藝文》，亦不以五代為限，此亦後來補志之濫觴也。補缺之史，以補表、補志為最夥，清代以前，有宋錢文子之《補漢兵志》，金蔡珪之《補南北史志》，與熊表鼎足而三，惜蔡《志》久佚，僅存一志一表而已。清代學者，以輯佚補缺為能事，研經之外兼治乙部，補志、補表之作，蔚為大觀。迄於近時，此風未殺，爰就所知，匯而為表： 書名卷數撰著人附考 《補漢兵志》一卷宋錢文子撰《知不足齋叢書》本，亦入《二十五史補編》，下俱同。 《補後漢書年表》十卷宋熊方撰通行本，清諸以敦有《校補》五卷，《補遺》一卷。 《後漢書補表》八卷清錢大昭撰通行本。 《補續漢書藝文志》一卷清錢大昭撰《廣雅叢書》本。 《補後漢書藝文志》四卷清侯康撰《嶺南遺書》本。 《補後漢書藝文志》十卷清顧櫰三撰《金陵叢書》本。 《後漢藝文志》四卷清姚振宗撰《快閣師石山房叢書》本。 書名卷數撰著人附考 《補後漢書藝文志》一卷曾樸撰光緒乙未刊本。 又附《藝文志考》十卷。 《三國志三公宰輔年表》三卷清黃大華撰《二十五史補編》。 《三國志世系表》一卷周明泰撰排印本。 又陶元珍有《補遺》一卷。 《三國職官表》三卷清洪飴孫撰《廣雅》本。 《補三國疆域志》二卷清洪亮吉撰《廣雅》本。 謝宗英《三國疆域志補註》十五卷，又《三國疆域表》二卷，金兆豐有《校補三國疆域志》不分卷。 《補三國藝文志》四卷清侯康撰《嶺南》本。 《三國藝文志》四卷清姚振宗撰《快閣師石山房》本。 《新校晉書地理志》一卷清方愷撰《廣雅》本。 畢沅有《晉地理志補正》五卷，方愷有《晉地理志校補》一卷。 《東晉疆域志》四卷清洪亮吉撰《廣雅》本。 《補晉兵志》一卷清錢儀吉撰家刊本。 《補晉書藝文志》四卷附錄一卷清丁國鈞撰 子辰注《丁氏叢書》本。 《補晉書藝文志》六卷清文廷式撰排印本。 《補晉書藝文志》四卷清秦榮光撰排印本。 《補晉書藝文志》四卷吳士鑒撰刊本。 《補晉書藝文志》四卷黃逢元撰排印本。 《十六國疆域志》十六卷清洪亮吉撰《廣雅》本。 《十六國年表》一卷清張愉曾撰《昭代叢書》本。 書名卷數撰著人附考 《補宋書宗室世系表》一卷羅振玉撰自刊本。 《補宋書刑法志》一卷清郝懿行撰《郝氏遺書》本。 《補宋書食貨志》一卷同上同上。 《補宋書藝文志》一卷聶崇岐撰《二十五史補編》本。 《補南齊書藝文志》四卷陳述撰同上。 《補梁書疆域志》四卷清洪齮孫撰《廣雅》本。 《補陳疆域志》四卷臧勵龢撰《二十五史補編》本。 《補魏書兵志》一卷谷霽光撰同上。 張穆《延昌地形志》，以延昌時為準，為補正《魏書 地形志》而作。 《隋唐之際月表》一卷清黃大華撰同上。 《隋書經籍志補》二卷張鵬一撰同上。 侯康補《宋》、《齊》、《梁》、《陳》、《魏》、《北齊》、《周》各書《藝文志》各一卷，湯洽補《梁書》、《陳書》《藝文志》各一卷，未見傳本。 《補南北史志》六十卷金蔡珪撰見《金史》本傳，原書佚。 《補南北史年表》一卷清周嘉猷撰《廣雅》本。 《補南北史帝王世系表》一卷同上同上。 《補南北史世系表》五卷同上同上。 《南北史補志》十四卷清汪士鐸撰《淮南書局》本，補《天文》、《地理》、《五行》、《禮儀》四志。 書名卷數撰著人附考 《南北史補志》未刊稿十三卷同上《二十五史補編》本，補《輿服》、《樂律》、《刑法》、《職官》、《食貨》、《氏族》、《釋老》七志。惟《藝文志》三表未見。 《補南北史藝文志》三卷徐崇撰同上。 此即補汪稿之缺。 《補五代史藝文志》一卷清顧櫰三撰金陵本。 《宋史藝文志補》一卷清倪燦撰盧文弨校正《八史經籍志》本。亦見《群書拾補》。 《西夏藝文志》一卷清王仁俊撰《西夏文綴》附刻本。 《遼藝文志》一卷繆荃孫撰《遼文存》附刻本。 《遼史藝文志補證》清王仁俊撰《西夏文綴》附刻本。 《補遼史經籍志》一卷黃任恆撰排印本。 《金史氏族志》二卷  陳述撰僅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補元史氏族志》三卷清錢大昕撰《潛研堂集》本。 《補元史藝文志》四卷同上同上  內兼及遼金。 《補遼金元藝文志》一卷清倪燦撰 盧文弨校正《八史經籍志》本。 亦見《群書拾補》。 《補三史藝文志》一卷清金門詔撰同上。 書名卷數撰著人附 考 《建文遜國之際月表》二卷清劉廷鑾撰貴池《先哲遺書》書。 附註：外如萬斯同《歷代史表》五十九卷，吳廷燮《歷代方鎮年表》若干卷，皆非專補一史，故未一一列入，沈炳震《二十一史四譜》五十四卷，陳芳績《歷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楊丕復《輿地沿革表》四十卷，清官修《歷代職官表》六十三卷。皆非補史之作，更不闌入。 右表所列，以補志為多，若補表則僅當補志四之一耳。志有全補者二，若蔡珪、汪士鐸之《南北史補志》是也；表有全補者三，若熊、錢二氏之《補漢書年表》，張愉曾之《補十六國年表》，是也。補志以經籍、藝文為多，凡得二十五種。《漢》、《隋》二志，本屬相接，紛紛補作，減為多事。綜觀諸家所補，後漢、三國、晉、南北朝諸志。多屬干篇一律，陳陳相因，《隋志》而外，或就本傳所舉，他書所引，此等著述，以為部目，盡屬佚篇，無由考見，如《後漢 藝文志》、《晉書》兩《藝文志》，補者各有五，何不憚煩乃爾。學人好事，本為一病，避難就易，藉以得名，亦其蔽也。然以《隋志》衡之，著錄之書增至數倍，又或明其來歷，附以考證，亦極便學者之檢考焉。《遼》、《金》、《元》三史皆無《藝文志》，而清撰《明史》，只限本代，舊著存佚，無可考見，於是錢大昕發憤而補《元史 藝文志》，而遼、金二朝人之著作，並以附焉，衡其重要，堪與《漢》、《隋》二志比。蓋史籍中之必不可無者，不得取與諸家之作，同類而並譏也。次於此者，厥為地理，綜其補作，凡得六種，若洪亮吉之《十六國疆域志》，非惟《晉書》所不能詳，抑亦研十六國史者之要籍也。兵、刑、食貨，以多具於本書，故補者甚少，而氏族一志，端倪具於《魏書》，而錢大昕乃為《元史》補《氏族志》，以為魏氏《新編》、柯氏《新史》之先聲，近人陳述又為《金史》補《氏族志》，條貫粗明，蓋戛戛乎其難矣。清儒治學，長於輯佚，如邵晉涵自《大典》中輯得《舊五代史》一種，即出斯學之賜。而諸氏之撰補志，亦由輯佚蛻變而出，其為有功後學，又不待言。 抑考補志之作，有不限於表列各種者，一如郝經《續後漢書》所撰八錄：曰《道術》、曰《曆象》、。曰《疆理》、曰《職官》、曰《禮樂》、曰《刑法》、曰《食貨》、。曰《兵》，是就《三國志》所原無者，而悉為補撰，亦汪氏《南北史補志》之類也。陳鱣改撰五代史，而為《續唐書》，於舊史諸志之外，別增《藝文》一志，歷鶚撰《遼史拾遺》，亦補《選舉》、《藝文》二志，是亦顧櫰三補《五代史 藝文志》之倫類也。近頃所刊之《二十五史補編》，匯諸補志，而為一書，誠便學者之尋檢，然於郝、陳二氏之書，未知掇取，猶不得謂備焉。 病《宋史》之缺略，而為之作補傳者，陸心源之《宋史翼》是也；病《元史》之缺略，而為之作補紀、補傳、補表者，洪鈞之《元史譯文證補》是也。厲鶚撰《遼史拾遺》二十四卷，雜采諸書以補《遼史》之闕略，雖不加別擇，近於史料，而網羅之富，殊為罕見。楊復吉撰《遼史拾遺補》五卷，杭大宗更仿厲氏之例，以撰《金史補》，擬全書為百卷，而實未成，僅有傳鈔本五卷可考，此又病《遼》、《金》二史之闕略而從事者也。至近人羅振玉所作《補唐書張義潮傳》，王國維所作《宋史 忠義傳王稟補傳》，皆於二史外，廣徵史實據而補之 ，此雖屬一鱗一爪，亦不可無述者。 其六則為注釋之史。釋史之作，莫始於《公》、《穀》，《春秋》之有《公羊》、《穀梁》二傳，皆重義例，而不甚詳事實，然其所詮釋者，乃褒貶予奪之書法，為近代之史家所不取，故後人乃為別之曰，此經學，非史學也。今本《史記》，以三家注為主，一為宋裴駰之《集解》，一為唐司馬貞之《索隱》，一為唐張守節之《正義》，後來者莫能尚矣。按之《隋志》，於裴注外，僅有徐野民《史記音義》十二卷，梁鄒誕生《史記音》三卷，其他則未之有聞，而《漢書》注本，有應劭、服虔、韋昭、劉顯、夏侯泳、蕭該、晉灼、陸澄、姚察、劉孝標、梁元帝等二十餘家之多，何其盛也。蓋《漢書》中多存古義，非訓釋不能通，故馬融受《漢書》於班昭，至伏閣下讀之，且《漢書》多本之《史記》，通《漢書》之義訓，即已通《史記》之半，魏、晉、六朝人重《漢書》而薄《史記》，故習《漢書》者亦多於《史記》，注釋之多，殆由此矣。至唐顏師古乃集眾家之訓釋而為一編，是為今本之《漢書注》。師古於太宗貞觀十一年為秘書少監，太子承乾命師古注《漢書》，解釋詳明，承乾表上之，太宗命編之秘閣，顏氏《敘例》所謂，儲君體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懿孟堅之述作，嘉其弘贍，以為服應曩說，疏紊尚多，蘇晉眾家，剖斷蓋尟；蔡氏纂集，尤為牴牾，自茲以降，蔑足有雲。顧召幽仄，俾竭芻蕘，歲在重光，律中大呂，是謂塗月，其書始就，是也。重光為辛，即貞觀十五年辛丑，承乾以十七年被廢，十九年師古卒，年六十五，則書成時，年六十一，即承乾被廢前二年也。據《敘例》，師古以前注《漢書》者凡五種，服虔、應劭、晉灼、臣瓚、蔡謨也。大約晉灼於服、應外，增伏儼、劉德、鄭氏、李裴、李奇、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項昭、韋昭十四家，臣瓚於晉灼所采外，增劉寶一家，顏注於五種注本外，又增苟悅、崔浩、郭璞三家，其注以解釋詳明，稱為班書功臣，由於能集眾家之長也。《舊唐書 師古傳》，叔父游秦撰《漢書決疑》十二卷，為學者所稱，師古注《漢書》，多取其義，今注中不載游秦，《敘例》亦不舉其名，或以盜竊為疑 。不悟古人為學，或父子世業，或叔侄相續，嘗自稱曰某氏學，人稱之為一家之言，鮮有以一人一世而獨成其學者。班固踵其父彪之業而撰《漢書》，而敘傳中不稱其父曾撰《史記後傳》，微范書為之作傳，何由征之 然古人不以為病者，正由父子世業學成家言故也。以此為解，庶有當乎。據《隋志》著錄，范曄本《後漢書》一百二十五卷，梁剡令劉昭注(《梁書》本傳作集注)，是昭已取范書而全注之矣。昭以范書無志，乃取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以補之，並為之注，於是范書中又含有彪書之一部，今則志注存，而紀傳之注亡。唐章懷太子李賢乃取范書紀、傳注之。據《新唐書》章懷本傳及張公謹、岑長倩傳，與章懷共任注釋者，有張大安、劉訥言、格希玄、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既非一手所成，不免有踳駁漏略之處。論者謂章懷之注范，不減顏監之注班，誠為過譽，然後來者亦莫之能先也。或又謂章懷注范，悉本劉昭，又謂於紀傳則改昭注，於八志注則仍昭舊，昭注久亡，無由質證，語出逆億，未敢謂然 。宋人劉頒與兄敞及敞子奉世，撰《兩漢書刊誤》，謂之「三劉刊誤」，而吳仁傑又有《兩漢刊誤補遺》十卷，此亦兩漢注本之附庸也。《三國志》有裴松之《注》專務補闕，不以注釋為事，前已論之。《晉書》有何超(唐人)《音義》三卷，楊齊宣(字正衡)為之序，或謂為齊宣撰者(胡三省《通鑑注序》)，誤也。《新唐書》有李繪《補註》二百二十五卷(見《宋[史] 藝文志》)，董沖(宋人)《釋音》二十五卷，《新五代史》有徐無黨注，而他史之有注釋者，則甚罕見。以上所述，乃考論諸史舊注之大略也。 清代儒者食漢學昌明之賜，取群經一一為之改撰新疏，近代說經之語，萃以入錄，蔚為巨觀。更有餘力覃及子史，疏證、補註、集解之書連犿而出，讀其一書可備多書之用，此 又注釋家進步之一征也。注釋史部之書，約舉為下列數種： 書名卷數撰著人附考 《漢書補註》一百二十卷王先謙撰用顏注本。 《後漢書集解》一百二十卷王先謙撰用章懷太子注本。 《晉書斠注》一百三十卷吳士鑒撰 《新唐書注》唐景崇撰全書未成，僅本紀十卷先成付刊。 蓋清代學者，研習《漢書》至勤，其總兩漢者，如錢大昭《漢書辨疑》二十二卷、《後漢書辨疑》十一卷、《續漢書辨疑》九卷，沈欽韓《漢書疏證》三十六卷、《後漢書疏證》二十卷，周壽昌《漢書注校補》五十六卷、《後漢書注補正》八卷；其專釋《後漢》者，如惠棟之《後漢書補註》二十四卷。其分釋一篇或數篇者，尤不勝枚舉。若汪邁孫、全祖望、錢坫、吳卓信、陳澧之於地理，錢大昕、李銳之於律歷(三統術)，徐松之於《西域傳》，皆屬專門絕學。至於顧(炎武)、閻(若璩)、王(念孫)、俞(樾)諸家集中，釋兩漢者，隨處可見。王先謙擷其菁英為一編，先於光緒二十六年成《漢書補註》，次於一九一五年成《後書集解》。近人論其書者，以先謙受業周壽昌門下，得其指授，究心班書，用力三十餘年，鈔集百餘萬言，取精用宏，致思最勤 ，而《地理志》尤為卓絕 。竊嘗衡論兩書，實以《補註》為善。王氏自謂近儒致力《後漢》者，莫勤於惠棟，其於惠氏《補註》，服膺有年，而憾與章懷注別行，無人為之合併，爰推闡其遺文奧義，取而備載之；又外征古說，請益同人，而成《集解》一編(《自序》)，是則以惠書為主，而復少有增益焉。茲考其書，於惠注外，殊鮮精言眇義，且多所漏略，不如《補註》遠甚。蓋書成之日，王氏已屆髦年，精力不繼，間或假手他人，書已付刊，又由門人黃山為作校補，附於每卷之後。然考覽諸家之說，究以此書為備，是亦《補註》之亞，不可廢也。補註《三國志》者，有杭世駿、侯康、趙一清、梁章鉅(《旁證》三十卷)、周壽昌諸家，而趙一清《三國志注補》六十五卷，最為精審，近則盧弼著《三國志集解》，萃諸家之補註，附於裴《注》之後，亦陳《志》之一善本矣。近人吳士鑑撰《晉書斟注》一百三十卷，亦用裴《注》之法，取諸雜記、類書，以詳諸家之異同，採擷略備，頗便省覽。吳興劉承幹見之願任刻貲，遂署劉名，以為同撰，雖雲多財好事，嘉惠學子非淺矣。清季學部尚書唐景崇發願為《新唐書》作注，其與《舊書》有異同者，則取而考辨之，又雜取唐人記載入注，其體亦如集解。迨成稿過半(唐氏曾命象山陳漢章為注《地理》、《藝文》二志及列傳數篇，見陳著《史學通論》，是其書亦不盡出己手)，而唐氏旋歿，近有人取其《本紀注》十卷付刊，而列傳、志、表缺焉，如有人焉，能因其業而卒成之，亦乙部之巨製也。清人之究心《史記》者，以梁玉繩之《史記志疑》為最著，近則有瞿方梅之《史記三家注補正》，李笠之《史記訂補》，僅能就其片辭只義，為之箋證訂補，無有能如王、吳二氏之例，就全書而為之統釋者，有之其唯日本瀧川資言之《史記會注考證》乎。瀧川氏之書，以三家注為主，署曰「會注」，合三家注而名之也；其在三家注以後之注釋，匯而載之，時下己意，謂之「考證」，其體一依王氏《補註》、《集解》，已於序例言之矣。考證中之所采者，以清人之說為夥，如錢大昕、王念孫、梁玉繩、張文虎、孫貽讓，下至近人崔適、李笠諸家，靡不畢載；又以《群書治要》、《太平御覽》。校其文字之異同；而日本學者之治《史記》者，自中井積德以下尤備舉之，摭拾至勤，為他家所未有。惟考其所下己意，頗涉粗略，應釋要義，亦不免腐淺；又於明人凌稚隆《史記評林》所錄諸家近於評點文叉者，亦時時引之，別擇未精，亦是一病；蓋是書以比輯為事，而不以綜核見長也。 以上所述，悉為統釋一史之作，尚有取某史之一篇而為之注釋考證者，亦不可無述焉。以其繁也，列表明之： 書名卷數撰著人附考 《史記天官書考證》十卷清孫星衍撰又有《天官書補目》一卷 《史記三書正訛》三卷清王元啟撰三書者律書、曆書、天官書也 《史記三書釋疑》三卷清錢塘撰 《史記天官書恆星圖考》一卷朱文鑫撰 《漢書藝文志考證》十卷宋王應麟撰 《漢書人表考》九卷清梁玉繩撰未刊 《漢書地理志稽疑》六卷清全祖望撰又蔡雲《人表考補》一卷，《續考補》一卷。 《漢書律曆志正訛》二卷清王元啟撰 《新斠注漢書地理志)十六卷清錢坫撰附徐松集釋 《漢書地理志補註》一百三卷清吳卓信撰 《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七卷清陳灃撰吳承志《漢志水道圖說補正》二卷 《漢書地理志補校》二卷清楊守敬撰又洪頤軒有《漢志水道疏證》五卷 《漢書地理志校注》二卷清王紹蘭撰 《漢書地理志詳釋》四卷清呂吳  調陽撰 條理 《漢書藝文志 拾補》八卷 六卷清姚振宗撰 《前漢書藝文志注》一卷劉光蕡撰 《前漢書貨志志注》一卷同上 《漢書西域傳補註》二卷清徐松撰 《後漢書郡國志校補》口卷清朱右曾撰未見 書名卷數撰著人附  考 《續漢書律曆志補註》二卷清錢塘撰未刊 《魏書地形志校錄》三卷清溫曰鑑撰 《魏書宗室傳注》六卷羅振玉撰附表一卷 《魏書官氏志疏證》一卷清陳毅撰 《隋書地理志考證附補遺》九卷清楊守敬撰 《隋書經籍志考證》十三卷清章宗源撰僅有史部，余未見。 《隋書經籍志考證》五十二卷清姚振宗撰 《新唐書天文志疏證》百卷清張宗泰撰 《新唐書藝文志注》八卷清繆荃孫撰傳抄本 《唐書方鎮表考證》百卷清董沛撰未見，沈炳震《校正唐書方鎮表》及《宰相世系表訂訛》附《唐書合抄》後。 《宋史西夏傳疏證》一卷羅福萇撰未竟而卒 《遼史地理志考》五卷清李慎儒撰 大抵往代史家，所撰諸史，限於時日見聞，不能無所疏略，後人為彌補其闕，有所撰述，可約為三類：一為補闕之作，前已述之；一為考證之作，一為校訂之作，即本節著錄諸書是也。惟校訂之作，尚不止此，如盧文招《群書校補》一書，含已校正諸史多種，不暇一一備舉，觸類引申，思過半矣。 其七為合鈔之史。所謂合鈔者，即取兩種以上之史，綜為一編，明其異同，以省閱者翻檢之勞者也。往者班固《漢書》，於武帝太初以前，悉用《史記》而時時增損其文，故不能無異同，宋人倪思撰《班馬異同》三十五卷（或雲劉辰翁撰，非是），考其字句異同，以明得失，例以《史記》本文大書，凡《史記》無而《漢書》所加者，則以細字書之；《史記》有而《漢書》所刪者，則以墨筆勒字旁；或《漢書》移其先後者，則注曰《漢書》上連某文下連某文；或《漢書》移入別篇者，則注曰《漢書》見某傳，二書互勘，長短較然 ，此即後來合鈔之史之濫觴也。明季李清曾撰《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南唐書合訂》二十五卷，初著錄於《四庫》，後以所撰《諸史同異錄》；內稱清世祖與明思宗四事相同，以為擬非其倫，觸犯清廷忌諱，遂將著錄各書，悉為撤出。今考《四庫提要》，雖不見李清之名，而《簡明目錄》以刊行在前，猶以《南北史合注》著錄於別史類，《南唐書合訂》著錄於載記類，是則以帝王之威欲為毀滅其跡，而猶未能也。惟前數年，故宮博物院檢點清內廷所藏諸書，李氏二書之稿本具在，而原擬之提要，仍冠於其端，此極可珍貴之史料也。爰為迻錄於左： 一、《南北史合注》提要  臣等謹案，《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明李清撰。清字心水，號映碧，揚州興化人，禮部尚書思誠之孫，大學士春芳之玄孫，崇禎辛未進士，官至吏部給事中，事跡附《明史 李春芳傳》。清以南北朝諸史並存，冗雜特甚，李延壽雖並為一書，而諸說兼行，仍多矛盾，嘗與張溥議，欲仿裴松之注例，合《宋》、《齊》、《梁》、《陳》四史為《南史》，《魏》、《齊》、《周》、《隋》四史為《北史》，未就而溥歿。後清簡閱佛藏，見《三寶記》載有北魏大統中遺事，《感通錄》載有齊文宣、隋文帝遺事，《高僧傳》載有宋孝武帝遺事，因思卒前業，乃博採諸書以成此注，參訂異同，考訂極為精審。又子原書之失當者，略為改正其文，如高歡、宇文泰未篡以前，史書之為帝者，皆改稱名；後梁之附《北史》者，改為《南史》；宋武帝害零陵王，直書為弒；魏馮、胡二後以弒君故，編為逆後，與逆臣同書。又二史多讖緯、佛門事，以非史體，悉改入注，其持論亦為不苟。然裴松之注《三國志》，雖多所糾彈，皆仍其本文，不加點竄；即《世說新語》不過小說家言，劉孝標所注，一一正其謬妄，亦不更易其文，蓋古來注書之體如是也。譙周改《史記》為《古史考》，荀悅改《漢書》為《漢紀》，范蔚宗合編年四族紀傳五家為《後漢書》，並採摭舊文，別為新制，未嘗因其成帙，塗乙丹黃，蓋古來著書之體如是也。清既不能如郝經《三國志》，改正重編，又不肯如顏師古之注《漢書》，循文綴解，遂使《南》、《北》二史，不可謂之清作，又不可謂之延壽作，進退無據，未睹其安。至於八史之中，四史無志，《南》、《北》二史亦無志，故清割《宋書》、《南齊書》、《魏書》、《隋書》四史之志，取其事實，散入紀傳之中。不知《隋志》本名《五代史志》，故其事上括前朝，當時未有《南、北史》，無所附麗，故奉詔編入《隋書》。清既合注《南、北史》，自應用《續漢》十志補《後漢書》之例，移掇編入，而以劉昭之例詳考諸書以注之，於典制典章，豈不明備，乃屑屑刪改紀傳，置此不言，以為避難而趨易。今特以八代之書抵捂冗雜，清能會通參考，以歸一是，故特錄而存之，其瑕瑜並見，則終不相掩也。乾隆五十一年五月恭校上，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總校官臣陸費墀。 二、《南唐書合訂》提要  臣等謹案《南唐書合訂》二十五卷，明李清撰。清有《南北史合注》；已著錄。是書紀南唐一代事跡，以陸游書為主，而以馬令書及諸野史輔之。凡陸書所無而增入之傳，則以「補遺」二字分注其下，蓋仿裴松之注《三國》之法，而稍變通之。書則引唐余《紀傳年世總釋》諸說，大抵欲以李氏紹長安正統，仍由陸游之謬說。不知知誥為徐溫養子，得國後始自言出自唐宗，其世系本無確證，即使果屬建王嫡系，而附庸江左，奉朔中原，亦斷不能援昭烈蜀都之例。以此而學郝經、蕭常之書，劉知幾所謂「貌同而心異」者也。然其他更定陸書義例者，如鍾蒨、李延鄒等，於本紀摘出，別列《忠義傳》，以旌大節，頗合至公；又張泊等之列入《唐周宋臣傳》，樊若水之列入《叛逆傳》，亦深協《春秋》斧鉞之義。其間文獻缺遺，詳徵博引，亦多考證，視《江南野錄》、《江表志》諸書，實遠勝之，故糾其持論之紕繆，而仍取其考古之賅洽焉。乾隆五十一年八月恭校上。(下略)(二文俱見郭伯恭(《纂修考》) 二書內容，具如上述。惟《南北史合注》以「八書」之異於「二史」者，分注正文之下，觀此一書，可抵「八書」之用，雖雲出於鈔撮，鮮存精義，而便於學子非淺矣。聞李氏後裔之在興化者，尚藏有《南北史合注》稿本，而興化李詳復藏有《南唐書合訂》之殘本。且此書曾經刊行，非絕無僅有之孤本，清代禁毀各書，以有人收藏，逐漸出世，則此書終有好事者為之重刊行世，吾儕拭目俟之可也。繼李氏之後而為合鈔之業者有二：一為沈炳震之《新舊唐書合鈔》，一為彭元瑞、劉鳳誥合撰之《五代史記補註》。沈書撰於雍正癸丑(十一年)以前，凡二百六十卷，積十年之力乃成。其於紀、傳，一從《舊書》，而以《新書》分注之，於志多從《新書》，而以《舊書》分注，自有所見，則加案以別之。茲考其書，於紀、傳亦非概從《舊書》，如宣宗以下諸紀，多從《新書》增入。而列傳中之從《新書》增入者，尤屬不乏。蓋《舊書》於唐季史料，所得甚微，闕遺待補者，非止一二事，宋人修《新書》時，則遺籍間出，足供採取，於《舊書》之所闕遺者，為之大事補綴，此即《新書》之勝於《舊書》者，前已詳論之矣(見第六章)。沈氏識得此旨，既知穆宗長慶以前，《舊書》為備，乃悉用之為正文，又知長慶以後，闕遺甚多，乃取《新書》各傳，附於《舊書》正文之後，蓋於《新》、《舊》兩書之長，均能取精用弘，此沈書所以為精善也。至於諸志，亦非盡用《新書》，如《歷》、《天文》、《五行》、《地理》、《兵》、《儀衛》六志，皆用《新書》，而《樂》、《職官》、《輿服》、《經籍》、《刑法》五志，仍以《舊書》為正文，而以《新書》分注之，《禮》、《選舉》、《食貨》三志，則《新》、《舊》參用，是其不囿一隅，折衷至當，又可知矣。其於諸表，俱從《新書》增入，而於《宰相》、《方鎮》兩表，都有增刪，又別撰《宰相世系表訂訛》十二卷，附於書後，用力既勤，足為《唐書》功臣。或謂王先謙撰《唐書補註》二百六十卷，稿具未刊 ，而唐景崇所撰之《唐書注》，不過就沈書加以剪裁訂補之功，以雲勝之，則病未能。此繼李氏而有作者，一也。清初朱彝尊，曾與鍾廣漢同注《五代史》，稿具十四五，未幾失去，後又續輯；同時有徐章仲(其名待考)，亦注《五代史》，彝尊序之(見《曝書亭集》三十五)，而未見刻本。據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八)所考：宋人姚寬(字全威)曾為《五代史》作注，用裴松之注《三國》注例，惜其未傳；又謂朱彝尊所注之《五代史》，亦用裴注例，曾在濟南見其手稿，即用南監版本夾手書籤千七百餘條，多碑拓文字，此蓋從事綜輯而未及勒定者。其後彭元瑞成《五代史記傳注》十六卷，亦猶姚、朱二氏之注歐《史》也；劉鳳誥更因彭稿，而成《五代史記補註》七十四卷，以其中含有彭稿十六卷，遂並署元瑞之名，以為合撰，此劉氏用心之忠厚也。惟據俞正燮所紀：甲子秋為此學，依姚、朱、彭例，采書裁貼成編，朱簽存者已全采，惜不能校寫；又云：劉宮保在浙日，以正燮稿本，廣延詁經精舍人校對，皆茫然；及罷官寓家蘇州，又延王君渭校之，王君日醉不看書，丙子秋，仍以稿本還正燮，正燮自食不給，不能看書，仍還之宮保，而阿監使為寫清本，未校也，越十年，正燮仍以還宮保廣東，竟無有為校者，其未審處，惟自知之，他人未必能察也 。所謂宮保，即指鳳誥而言，據此則是書稿本，多出自正燮，而劉氏不過以位尊多金能任刊刻，遂自屍其名耳。創注此書為朱彝尊，繼之者為彭元瑞，畢其役者為俞正燮，任校刊者為劉鳳誥，是此一書實成於四氏之手(或謂尚有徐炯)，而鳳誥獨與元瑞同署，遺彝尊、正燮而不舉，果何說耶，豈正燮所紀非信而有徵耶？尋補註」之作，以歐《史》為正文，又全錄「徐無黨注」，並以薛《史》、《五代會要》、《五代史補》、《五代史闕文》、《五代史纂誤》以及《北夢瑣言》、《冊府元龜》諸書，匯而為補註，命曰「補註」，對徐注而言也。是時薛《史》甫自《大典》輯出，行世未廣，故是書悉取之，分注歐《史》正文之下，故與其謂之補註，無寧謂為合鈔，蓋其體仿裴松之，而與沈炳震為一類者也。此繼李氏而有作者，二也。一代之史，作者往往數家，佚者無論矣。《唐書》、《五代》，均新舊並行，《南》、《北》二史之外，更有「八書」，《宋史》之有柯、王，《元史》之有屠、柯，亦為新著，卷帙既繁，異同尤夥，翻閱之頃，殊病其煩。惟有合鈔一體，則同者不復再舉，異者列為子注，一編之內，本末粲然，可與匯注、集解之書，異曲同工，雖欲無述，不可得也。 其八則為輯逸之史。清代學者，長於輯逸，於經學然，於史學亦然。其為之最早者，有姚之駰之《後漢書補逸》，前已略言之矣(見第四章)。其後則孫志祖、王謨皆有謝承《後漢書輯本》，而汪文台之《七家後漢書》，尤為詳備，凡得謝承書八卷，司馬彪書五卷，華嶠、袁山松書各二卷，薛瑩、張璠書各一卷，末附《失名氏後漢書》一卷，共二十一卷，不惟悉注所出，內容豐富，且無姚書以《續漢》八志為出於范曄所撰之誤，此則後勝於前者也。此外長於輯逸者，則有黃奭、湯球諸氏。黃奭所輯之書曰《漢學堂輯佚書》，其目如下： 薛瑩《後漢書》一卷  華嶠《後漢書注》一卷  謝沈《後漢紀》一卷  袁山松《後漢書》一卷  張璠《後漢紀》一卷  虞預《晉書》一卷  朱鳳《晉書》一卷  何法盛《晉中興書》一卷  謝靈運《晉書》一卷  臧榮緒《晉書》一卷  眾書《晉書》一卷  陸機《晉紀》一卷千寶《晉紀》一卷  習鑿齒《漢晉春秋》一卷  鄧粲《晉紀》一卷  孫盛《晉陽秋》一卷  劉謙之《晉紀》一卷  孔衍《春秋後語》一卷  陸賈《楚漢春秋》一卷 司馬彪《九州春秋》一卷  荀綽《晉後略》一卷  盧綝《晉八王故事》一卷  《晉四王遺事》一卷  王隱《晉書 地道記》一卷 湯球所輯者，則為下列數種： 《九家舊晉書》三十七卷  《晉紀》五卷  《晉陽秋》五卷  《漢晉春秋》四卷  崔鴻《十六國春秋輯補》一百卷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十卷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不分卷  武敏之《三十國春秋》  常璩《蜀李書》 和苞《漢趙記》  田融《趙書》  吳篤《趙書》  王慶《二石傳》  范亨《燕書》  車頻《秦書》 王景暉《南燕書》  裴景仁《秦記》  姚和都《後秦記》  張諮《涼記》  喻歸《西河記》  段龜龍《涼記》  劉曬《燉煌實錄》  張詮《南燕書》  高閏《燕志》此外工於輯逸者，尚有數家： 書名 卷數 撰著人 附考 《古本竹書紀年輯校》 一卷 王國維 《世本》 一卷 孫馮翼 陳其榮《補訂孫輯世本》二卷，附《考證》。 《校輯世本》 二卷 雷學淇 《世本輯補》十卷秦嘉謨 《宋衷世本注》 五卷 張澍 《重訂謝承後漢書補遺》 五卷 孫志祖 至清代乾隆時官輯史部之書，尤有卓卓可稱者： 宋薛居正《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宋吳縝《五代史記纂誤》三卷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 宋《兩朝綱目備要》十六卷(無撰人) 宋王益之《西漢紀年》三十卷 宋熊克《中興小紀》四十卷 漢劉珍等《東觀漢記》二十四卷 元郝經《續後漢書》九十卷 右舉官修諸書，多自《永樂大典》輯出，亦即為清修《四庫全書》之先聲。其後輯逸之風漸盛，迄於今而未殺。余之研史，亦喜輯佚，向纂《渤海國志長編》，即由群書鈔纂比次而成；後纂《王黃華先生(庭筠)年譜》，亦用輯佚之法。《金史》之誤，凡得數事，悉為正之，此輯佚之效也。《大元大一統志》一千三百卷，原書佚於明初，而《大典》中引用最夥，借使乾隆之世，得有徐松等輩，肯為一一抄出，則不難恢復舊觀，可與《宋會要》兩相輝映，乃竟任其亡佚而不知恤，良可惜矣。余曾由《滿洲源流考》、《熱河志》諸書輯出《大一統志》四卷，刊入《遼海叢書》第十集，而於分見《大典》殘本各韻，尚未及一一輯出；又如元代之《經世大典》，亦可自《大典》殘本輯出多卷；此又輯佚之有資於研史者也。、 綜上八目言之，乙部諸書，創作最難，而改修、分撰次之，補闕、注釋又次之；總輯合鈔之史，多仍舊作，義例既定。著手非難，而輯秩之史，有抱殘守闕之意，既近於補闕；復類於合鈔，八目之中，斯為較易者矣。唐、宋以來，私修諸史，以改修之作為多，而創作之史，則僅三四見，此何故也 蓋是時創作之史，多屬官修，私家草創，易觸忌諱，故寧避近就遠，從事改修，多寡不倫，誠非無故。總輯之史，除鄭氏外，絕未一見，造端宏大，卷帙繁重，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為役也。清儒長於考證，喜事比緝，故補闕、注釋、合鈔、輯佚之史，獨多於往代，此以治經之法，移而治史，食漢學昌明之賜者也。然亦時涉細碎，未得始終條理之宜，語曰，尺有所長，寸有所短，其斯之謂歟？ 二、編年體之《通鑑》 編年之史，莫古於《春秋》及《竹書》，《春秋》者魯之史記，而《竹書》則魏之史記也。《左氏傳》為釋《春秋》而作，其體亦為編年，而記載甚備，《史通 六家篇》，以《左傳》家居其一，即編年史之初祖也。其後苟悅易班書之紀傳體而為編年，悉由鈔撮成書，是為《漢紀》。袁宏、張璠、干寶、裴子野之徒，尤而效之，於是斷代之史，編年與紀傳並行，迨有宋司馬光出，創修《通鑑》，貫穿今古，以為一書，而面目為之一新，殆由《左傳》、《漢紀》二書擴而充之以成巨製者也。光嘗自言：「凡百事皆出入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 又於仁宗嘉祐中，語其門人劉恕曰：「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不能竟其篇第，畢世不能舉其大略，厭煩趨易，行將泯絕，余欲托始於周威烈王命韓、趙、魏為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仿荀悅簡要之文，網羅眾說，成一家言。」 是則光之蓄志修史，蓋已久矣。厥後承乏侍臣，因間以請，英宗遂命光論次歷代名臣事跡，以為一書，並得就秘閣翻閱，給吏史筆札，以治平二年受詔，至神宗元豐七年成書，歷時十有九年。其採用之書，正史之外，雜史凡三百二十二種。其殘稿在洛陽者，尚盈兩屋。故其《進書表》，嘗稱「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又襄其事者，《史記》、前後《漢書》屬劉頒，三國、晉、南北朝屬劉恕，唐、五代屬范祖禹，皆所謂天下選也。光初名其書為《通志》，約戰國至秦二世為八卷以進。至英宗所命修者，則只曰「歷代君臣事跡」，而未有定名也；迨治平四年神宗即位，十月初開經筵，命以其書進講，始定名曰《資治通鑑》，御製序文，俟書成日寫入；又歷七年，書始撰就，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下迄五代之末，凡十二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為卷二百九十有四，信為乙部之總會，編年史之圭臬矣。光於劉恕，極推重之。英宗嘗命光自選館閣英才，共任修書之役，光對曰：「館閣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未得而知，所識者，惟和川劉恕一人而已。」光又謂與恕共修書凡數年，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諉之，己則仰成而已 。茲考《通鑑》之文，博而得要，簡而不遺，始終如出一手，是則光筆削潤色之功，可一覽得之，其曰仰成，蓋謙詞也。恕嘗請於光曰：「公之書不始於上古或堯舜，何也？」光曰：「周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恕又曰：「曷不始於獲麟之後 」光曰： 「經不可續也。」 是則光之用意可識矣。然胡三省則為之釋曰：「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系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王四十九年；左丘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惎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通鑑注 序》)三省又曰：「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廠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同上)此又與太史公所論、《春秋》之旨相同(見第二章)。依此所釋，則光雖不欲屍續經之名，而實際已不啻續之矣。光既自言，因丘明編年之體，仿荀悅簡要之文，故於書中義例，皆為論以發之，而起以「臣光曰」一語，此即用《左傳》「君子曰」、《漢紀》「悅曰」之例，亦由《左傳》、《漢紀》二書擴而充之之明證也。且前代編年之史，有若兩《漢紀》、《晉紀》、《宋略》、《齊典》、《梁典》，皆為斷代之書，本可據之以通為一編，惟至宋代，多就散亡，其可見者，僅有荀、袁二紀；且《漢紀》一書，系由班書鈔撮而成，絕無翦裁，殊乏精義。而《通鑑》則不然，凡前漢十二帝之紀事，雖不出荀悅所紀之範圍，而與《漢紀》之面目則大異，蓋取《史》、《漢》之文，徐徐自出手眼，冶於一壚，創為新作。試取其書觀之，無一語不出於《史》、 《漢》，而無一處全襲《史》、《漢》，非特前漢為然，全書無不如是，所謂剝膚存液，取精用宏，神明變化，不可方物者，非《通鑑》一書不足以當之，此所以為冠絕古今之作也。且《通鑑》之難能可貴，尤在貫穿古今事跡而為一編，凡梁武、鄭樵所遜謝而不能為者，而光則綽綽然有餘裕矣。梁武《通史》已亡，無從取證，鄭樵《通志》全書具在，非惟紀、傳全出鈔襲，不足置數，即其自負甚深之「二十略」，亦非有精深之義例，嚴密之組織，以視《通鑑》之融會眾家，首尾一貫，其不可同日而語，又何待深論耶。鄭樵、章學誠二氏，皆尊通史而鄙斷代，樵所自造，已難滿人意，而學誠更不能自造一史；近頃學人，亦盛論通史，榷其利病，具體之作，則無聞焉。求其比較精善，供人考覽者，仍為《通鑑》一書。不特此也，《通鑑》於晉代則兼採用十六國史，於南北朝則兼采八朝所撰之私史，於唐、五代則兼采實錄及諸家紀載，其所採用之書，多就亡佚，今人征考正史以外之史實，往往於《通鑑》求之，以得梗概，此又《通鑑》難能可貴之一端也。或謂《通鑑》尊詳君臣事跡，屬於政治一類，至於社會經濟制度、學術文化，非其範圍所及，是則僅為通史之一部，不足以概其全也。不悟中土史籍，偏重政治，君臣事跡之外，皆屬語焉不詳，以今人之見衡論古人，詎能得其情實。且胡三省於本書唐玄宗開元十二年內注云，溫公作《通鑑》，不特紀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此為本其命意所在，而特發其凡者。然所謂《通鑑》一書，屬於政治一類者，亦非深符名實之論矣。或又謂光受英宗之命，而撰是書，設局自隨，選賢為佐，與前代官修之史何異，不得與於私家撰述之林也，此亦不然。試考光之自言及劉恕所述，其蓄志修史，非一日矣，及承英宗之命，乃得實踐其言；且官修諸史，皆取稟監修，任編纂者，往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而光之修《通鑑》則無是也。編纂之役，統由自任，上無監修之牽制，下無同輩之推諉，二劉一范，則悉取光旨，共任助役，有相濟之美，無意見之差，故撰人獨署光名，而他人不得與，雖雲近於官修，而與向來之官修者異矣。光謂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則欠伸思睡(見《通鑑胡序》、《文獻通考 經籍編年考》及《容齋隨筆》)，是則以文繁而不易終卷，亦常人賤近貴遠之所致也。試問今之研史者，能不取《通鑑》而誦習一過乎？古人之所謂難者，正今人之所謂易，亦以其書，去今已遠，為大儒鴻博所稱，故競取而讀之，未嘗以其繁而置之，賤近貴遠之見有以使之然也。惟光已以本書浩繁，覽者難省，別撰《目錄》三十卷，以收提綱挈領之功，又以其中之一事，有用三四出處纂成者，別撰《考異》三十卷，以明異同去取之准，晚年又病《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其所撰《歷年圖》、《百官表》、《稽古錄》，無一不與《通鑑》有關，又有《釋例》一卷，不必盡出光意。而劉恕又撰《通鑑外紀》十卷，起包羲氏，迄周威烈王，以補《通鑑》所不及，本應名曰《前紀》，恕以為成於病中，採摭未備，謙不敢當，改曰《外紀》。其後金履祥亦撰《通鑑前編》十八卷，《舉要》三卷，然其博洽非《外紀》之比；袁樞又為《通鑑》作《紀事本末》，於紀傳、編年二體之外，別創一格，將於下節論之；至王應麟有作，更為《通鑑撰答問》，撰《地理通釋》；於是《通鑑》一書，遂為專門之學，可與《漢書》比隆矣。 世稱顏師古為《漢書》功臣，吾謂胡三省亦《通鑑》功臣也。三省生於宋末，理宗寶祐丙辰(四年)進士，承其家學而治《通鑑》。先是劉安世有《通鑑音義》十卷，至宋末已不傳。三省乃依陸德明《經典釋文》例，厘為《廣注》九十七卷，並著《論》十篇。至恭帝德祐二年丙子三月，元兵入臨安，三省避地越之新昌，稿失去，亂定還鄉，復購他本為之注，乃以所注並《通鑑考異》，散入本書各文之下，初名《通鑑新注》，後又易名《音注》，訖乙酉冬乃克成編。又以蜀史炤所撰《釋文》，舛謬甚多，別撰《釋文辨誤》十二卷，以附本書之後。乙酉歲為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公元一二八五年)即宋亡後之六年，而《自序》用歲陽名，署曰■蒙作噩，其不肯題至元年號，亦陶潛於義熙後但題甲子之旨也。又其《自序》有云：「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是其不肯仕元之意，顯然可睹。至序中「宋朝英宗皇帝」一語，疑元人刊書時所易，原文應曰「國朝」，此又可一覽而知者也。自來著錄家，皆稱三省為元人，非是，若為正其稱曰宋人，庶幾符其意志乎。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撰於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庚辰，為宋亡之明年，而《自跋》亦但題曰上章執徐，亦猶三省之用心也。元人袁桷《清容集》，謂三省經三十年之兵難，稿凡三失，乙酉歲留袁氏家塾，日手鈔定注，己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按己丑為至元二十[六] 年，所謂寇作，不知何指 至謂乙酉之前，稿凡三失，亦不盡可信，應以自敘為主。三省之注《通鑑》，嘗自比於顏 否，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己見，至小顏新注，則又譏服應之疏紊尚多，蘇晉之剖斷蓋鮮，訾臣瓚以差爽，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構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蓋胡注之於《通鑑》，亦所謂「窮波討源，構會甄釋，無復遺恨」者，其於名物訓詁，固已奧衍浩博矣，所釋地理，尤為精審，偶有小失，無害其大，故吾謂胡氏為《通鑑》功臣，非溢美也。 《通鑑》一書，迄於五代，有宋以後，尚待續修，南宋李燾踵《通鑑》之例，備采北宋一祖八宗一百六十餘年之事跡，起太祖建隆元年，迄欽宗靖康二年，以成一書。燾謙不敢言續《通鑑》；以光修《通鑑》時，先成《長絡》，乃曰吾書可名《續資治通鑑長編》，及以其書上進，孝宗覽之：則曰吾已許李燾題為《續通鑑長編》矣。《通鑑》為時所重，至於如此，而燾書之可貴，亦由此見之矣。 後於孝宗淳熙元年，纂成全書九百八十卷，《舉要目錄》六十八卷，合為一千又三十六卷(據《建炎朝野雜記》甲四及《玉海》四十七)六百八十七冊，重為上進。然《文獻通考》僅著錄《長編》一百六十八卷，與上進者多寡懸殊特甚，或謂前者並子卷計之，亦不為無因也。明初修《永樂大典》，曾以是書錄入宋字韻下，而徐乾學於康熙初，獲舊本一百七十五卷於泰興季氏，凡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大典》本正文及分注之考異，皆視徐氏本加詳，神宗、哲宗二朝，徐本所闕，亦具載於《大典》，而《大典》所闕者，惟徽宗、欽宗二朝及熙寧、紹聖間七年之事耳。此書已由四庫館臣自《大典》輯出，厘為五百二十卷。以余所知，如薛映、王曾、宋綬三氏《奉使契丹行程記》，具錄宋國史《契丹傳》者，而是書一一具載之，可與《文獻通考》(契丹傳)、《遼史 地理志》互證，又可正《契丹國志》之誤。其《進書狀》，則謂「寧失之繁，勿失之略」，命名「長編」，正以此故。其後楊仲良(亦宋人)因燾書以撰《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一百五十卷(中有闕卷)。凡《長編》所闕之卷，尚可據此得其梗概。清代黃以周等遂據楊書以撰《續資治通鑑拾補》六十卷，於是《長編》之全書，乃大略可識矣。續李氏《長編》者，則有李心傳(南宋人)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二百卷，與《長編》、《要錄》互證者，則有徐夢莘(南宋人)之《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要錄》一書，述高宗一朝三十六年之事，編年系月，全仿《通鑑》，而上與《長編》相續。《會編》則自徽宗政和七年七月與金人海上通好之日起，至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完顏亮犯淮敗亡之日止，凡分三帙，以政和、宣和為上帙，靖康為中帙，建炎、紹興為下帙，專敘徽、欽、高三朝與金人結盟敗盟之事，故名目《三朝北盟會編》。其書亦為編年體，惟每事先立一綱，其下取諸家所說及制、詔、書、疏、傳、志以詳其究竟，實為編年體之別派，而與朱熹《通鑑綱目》互相呼應者也。凡《長編》、《要錄》、《會編》三書，皆引證賅洽，具舉原書，《要錄》則與《長編》相近，而《會編》視二書為尤詳。心傳、夢莘二氏，生於同時，年世相仿，《要錄》成書在前，為夢莘所見，故《會編》一再引用之。及《會編》成書行世，而《要錄》尚未刊行，故心傳又屢引《會編》之說，且《會編》所錄，雖以宋金交涉為限，而《長編》所佚之兩朝事，亦可藉此考見其梗概，吾故因論《長編》，而將《要錄》、《會編》二書附及之。 上述二李氏之書，皆不得謂之《續通鑑》，而真能續《通鑑》者，則別有其書在。明人王宗沐、薛應旂皆撰《宋元通鑑》，以續司馬氏之書，其文視二李氏為簡，已異乎《長編》之體矣。然其所采之書甚少，如《長編》、《要錄》、《會編》諸書，皆未寓目，遑言造作；王書有年月參錯事跡脫落之失，薛書更以表章理學為主，其他則不甚措意。其於《遼》、《金》二史，所錄尤少，蓋有鄙夷不屑道之意存焉；以言續《鑒》，尚有不稱。其足以當續《鑒》之稱而無愧者，其徐、畢二氏之書乎。清代徐乾學始撰《資治通鑑後編》一百八十四卷，與其役者為萬斯同、閻若璩、胡渭，皆一時之選也。其書於事跡之詳略先後有應參訂者，皆依司馬光例作《考異》以折衷之，其諸家議論足資闡發者，並采系各條之下，間附己意，亦依光書之例，標「臣乾學曰」以別之，其以端宗、帝昺繼恭帝之後，系年紀號，並可正《宋史》之失。是時清廷文綱未密，故得申其所見，若在乾隆四庫開館之後，則不敢以此著諸簡牘矣。其於李氏《長編》，亦知援據采入，惜所見者，為一百七十五卷之殘本耳。蓋是時，乾學方領一統志局，多見宋元方誌，而若璩諸人復長於地理之學，故所載輿地，尤為精核，至其裒輯審勘，用力頗深，訂誤補遺，時有前人所未及，《四庫提要》亦嘗稱之矣。惟前修未密，後出轉精，其終遜於畢氏之續作，又時為之也。畢沅於乾隆時，官湖廣總督，以好士名，如邵晉涵、章學誠之以史學名家者，皆在其幕中，畢氏乃於此時發願修《續通鑑》，屬僚友為之，大抵就徐乾學本，加以損益，閱二十年，書乃脫稿。或謂此書最後經邵晉涵校定，即今日通行之本也。然據章學誠所論，邵君出緒餘為之覆審，已大改觀，畢氏卒後，其家仍用賓客初定之本付刊，蓋邵君覆審之本，已因畢氏家被籍沒，而不可訪矣 。其說確否，不敢遽定。至畢氏纂書之旨，則具見學誠代畢制軍致錢宮詹(大昕)一書之中，大略言之：其一，則以宋、遼、金、元四史為正本，不惟宋事在所宜詳，遼、金大事一無遺漏，其於元事，則多采文集，間及說部，一矯舊作詳宋而忽遼、金、元之弊；其二，則所采《長編》為足本，並據《系年要錄》及熊克《中興小紀》、宋季《三朝政要》諸書，以補徐本之未備，而寧宗嘉定以後之闕略，尤注意補其遺聞佚事；其三，則別作《考異》散入本書正文之下，其例略同徐本；其四，則不用徐本之例，系以「臣某曰」，以為據事直書，善惡自見，苟無卓見特識，發前人所未發，轉病其贅，故付闕如。書中又謂邵與桐(晉涵)、章實齋與商義例，語出章氏，當無虛飾，其所以勝於諸本後來居上者，亦當在此數端矣。余喜研宋事，曾讀畢《鑒》數過，覺其長於綜輯，而短於鎔裁，其於四史及二李之書，概取原文入錄，欲如司馬氏之融會眾家，冶於一爐，不特去之彌遠，抑亦絕不可能，此固由於書成眾手，敷衍完篇，亦以與其役者，才謝三長，無二劉、一范之選，宜其不能追蹤古人，與《通鑑》並美也。張之洞《書目答問》雲，有畢《鑒》則諸家續鑒皆可廢，此語亦不盡然。畢《鑒》襲取徐氏。《後編》之處，幾於一字不易，於遼、金、元人名、地名、官名，悉從清代譯改。又於宋恭帝德祐二年被擄北上之後，即系以元年，削端宗、帝昺之號而不書。又從《通鑑輯覽》之例，以德祐二年三月以前屬之宋，四月以後屬之元，一年之中，而有兩號，雖雲懾於時君之威，未敢以此獲譴，究違涑水以來相承之法，此又鄙見未敢苟同者也。考畢《鑒》凡二百二十卷，初次付刻，僅至一百三卷而止，嘉慶六年，桐鄉馮集梧又為補刻一百十七卷，而全書始完，得以行世，否則不堪問矣。以上所述，又明、清二代編纂續《鑒》之大略也。 徐、畢二氏之撰續《鑒》，本應下及明末，乃竟避而不為者，明去清近，易代之際，詳則語涉忌諱，略則不足言史也。覃及清季，文綱漸疏，撰《明鑑》者，乃有二家：一為陳鶴之《明紀》，一為夏燮之《明通鑑》。陳書凡六十卷，起太祖迄思宗崇禎元年之五十二卷，為鶴自撰，未及竣功而卒，卷五十三以下之八卷，則由其孫克家續成之(克家別撰《考異》若干卷，未及刊行)。夏書凡九十卷，又有《前編》四卷，紀太祖建號以前之事，《附記》六卷，紀晚明弘光、隆武、永曆三帝及魯監國之事，合為百卷，並自撰《考異》，散入正文之下；又仿司馬氏之例，別撰《目錄》五卷，其用力之勤，又非陳氏所及也。陳書參稽雜史多種，而大致原本《明史》及《明史稿》，不如夏書網羅之富。惟兩書同屬草於咸豐同治間，而各不相謀，故無《系年要錄》與《北盟》互相印證之功。《明紀》早出，故蘇州官書局復刊司馬氏《通鑑》、劉氏《外紀》及補配畢氏《續鑒》時，並取陳氏《明紀》配之，不復齒及夏書，以其尚未行世也。夏書所據者，除《明史》及永樂、正德、嘉靖等數朝實錄外，多據乾隆官撰之《通鑑綱目三編》，謂可彌未見實錄之闕。元順帝為宋恭帝之私生子，權衡《庚申外史》紀之，建文遜國出亡，未嘗自燔，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詳之，夏書皆以為可信；又所系論評，多采《乾隆御批輯覽》及《三編》發明，胥為究心史學者所不愜心；270、271、272、273頁未曾掃描，缺！ 書名  卷  數撰著人附考 《宋元資治通鑑》一百五十七卷明薛應旂撰 《資治通鑑後編》一百八十四卷清徐乾學撰 《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清畢沅撰 《明紀》 六十卷 清陳鶴撰， 其孫克 家續成 《明通鑑》  一百卷清夏燮撰附有《目錄》若干卷。 《資治通鑑補正》二百九十四卷又《補正略》三卷 清嚴衍撰又童和豫為撰《刊誤》二卷。 《續通鑑長編拾補》 六十卷 清黃以周、秦緗業同輯 右續補司馬氏《通鑑》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宋朱熹撰卷首凡例一卷。 書名卷數撰著人附考 《資治通鑑綱目續編》 二十七卷明商輅等 奉敕撰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  二十五卷明南軒撰 《資治通鑑綱目三編》 四十卷 清乾隆中敕撰 《通鑑輯覽》一百十六卷附《唐桂二王本末》二卷清乾隆中敕撰 《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宋徐夢莘撰用綱目體，故附於此。 《通鑑續編》 二十四卷 元陳桱撰此書為綱目體，非續《通鑑》。 《遼史金史綱目》 三十卷 清楊陸榮撰遼十五卷，金十五卷。 右為朱熹因《通鑑》所作之《綱目》及綱目體之各編年史 三、以事為綱之紀事本末 劉知幾謂史有二體，紀傳、編年是也。論者多謂紀傳以人為主，編年以年為主，而未及以事為綱之記事體，猶不得謂之盡致也。吾謂正史有本紀，其標目為某帝，其內容則為編年，此以年為主之史也；又有列傳以紀一人之行跡，此則以人為主矣；然正史中又有書、志，書、志所紀，於典章制度之外，或紀一事之首尾，如《史記》之有《封禪》、《河渠》二書是也；由是言之，雖紀傳體之正史號以人為主者，亦含紀年、紀事之二體在內矣。《說文》之釋「史」字曰，史，記事者也，史指記事之官，固非指書而言。然凡名為史之書，必職司紀事，又不待言。無論其體以人為主，以年為主，而皆屬記事之史。魏元暉招集儒士崔鴻等，依仿梁武帝《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以為《科錄》，或雲，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據《史通 六家》及《魏書 宗室傳》)，此實紀事本末一體之濫觴。特以事為綱之史，在唐以前則甚罕見，而《科錄》一書亦早佚，故知幾不復舉之耳。梁啓超有言，善鈔書者可以成創作，荀悅而後，惟袁樞是也。蓋苟悅取《漢書》之文，分年排纂，以成《漢紀》二書，非於《漢書》之外，別取新材，然能易其紀傳體為編年，為後來作史者所仿效，此即鈔書可以成創作之顯例也。袁樞生於南宋，以《通鑑》紀一事而隔數卷，首尾難稽，乃自出新意，區別門目，以類排纂，每事各詳起迄，自為標題，每篇各編年月，自為首尾，始於三家之分晉，終於周世宗之徵淮南，凡得二百三十九事，厘為四十二卷，名曰《通鑑紀事本末》。此書亦全抄《通鑑》而成，別無取材，然能易其編年體，而以事為綱，此亦善鈔書可以成創作者也。樞書既成而未顯，孝宗淳熙三年十一月，參政龔茂良始言樞所編紀事有益見聞，詔嚴州摹印十部，仍先以繕本上之(王應麟《玉海》)，帝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曰，「治道盡在是矣」(《宋史》本傳)。而楊萬里敘其書，則曰：「大抵搴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徵，以先於其萌，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其究遐而邇，其於治亂存亡，蓋病之源，醫之方也。」此皆緣其書之精善，見稱於當世君臣者也。 章學誠極推崇袁書，謂有化臭腐為神奇之效，於《文史通義 書教篇》申其旨云： 司馬《通鑑》病紀傳之分，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檃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在袁氏初無此意，且其學亦不足與此，書亦不盡合於所稱，故歷代著錄諸家，次其書於雜史，自屬纂錄之家便觀覽耳。但即其成法，沈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書有作者甚淺，而觀者甚深，此類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為神奇，本一理耳。 尋此所論，其旨有二：一謂《尚書》為記事之祖，袁氏師《尚書》之義，而創紀事本末一體，此即章氏所謂「書教」也；一謂袁氏初意不過鈔纂《通鑑》，以識一事之始末，而其究則能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故曰作者甚淺，而觀者甚深，此又梁氏所謂善鈔書可以成創作也。蓋近世新史之體，皆以事為綱領，以明因果演變之跡，故樞所創紀事本末之法，實與近世新史之體例為近。若紀傳體以人為主，一事散見數篇，賓主不辨，與編年體之一事隔越數卷，首尾難稽者，其為病正同。此雖吾國史家相傳之成法，而今日不免譏為臭腐者也。章氏臭腐化為神奇之語，可謂善喻矣。紀傳一體，創於司馬遷，而大成於班固；編年一體，創於左氏，而大成於司馬光，皆竭畢生之力而成一書，不圖其體皆遠於近世之新史，而紀事一體，亦可雲創於元暉，而大成於袁樞，章、梁二氏不稱《科錄》，尚嫌其漏。惟袁樞善用鈔撮之法，自具一事之首尾，而竟與新史相近，成為不刊之名作，語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鉅，若袁樞者，可以當之。 仿袁樞之體而繼作者，則有下列數種： 書名卷數撰著人附考 《宋史紀事本末》二十六卷明馮琦原編 陳邦瞻纂補 《元史紀事本末》四卷明陳邦瞻撰 《西夏紀事本末》三十六卷明張鑒撰 《左傳紀事本末》五十三卷清高士奇撰 《遼史紀事本末》四十卷清李有棠撰 《金史紀事本末》五十二卷同上 《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清谷應泰撰 《續明史紀事本末》十八卷清倪在田撰 《明朝紀事本末補編》十五卷清彭孫貽撰 《三藩紀事本末》四卷清楊陸榮撰 書名卷數撰著人附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一百五十卷宋楊仲良撰又有《皇朝中興紀事本末》，疑為宋歐陽守道撰。 《通鑑前編紀事本末》百卷沈朝陽撰見《十七史商榷》一百。 《續資治通鑑紀事本末》一百十卷清李銘漢撰用畢《鑒》本 又有《通鑑紀事本末補後編》五十卷，清仁和張星曜撰，以袁氏有紀崇信釋老之亂國亡家為篇者，乃雜引正史所載，附以稗官雜記及諸儒明辨之語，條分類載，以為此書。丁曰昌藏稿本，見莫友芝《宋元舊書經眼錄》。 右舉諸書，如《宋》、《遼》、《金》、《元》、《西夏》、《左傳》、兩續《通鑑》等紀事，悉由採摭正史及本書而成；然如《明史》、《三藩》二紀事，則俱撰於明、清二史未成之日，固無本書之可采也。明代臨朐馮琦，始撰《宋史紀事本末》，未就而歿，御史劉曰梧得其遺稿，屬陳邦瞻續成之，大抵本於琦者十之三，出於邦瞻補撰者十之七。《宋史》最為繁蕪，南渡以後尤甚，邦瞻凡立一百九目，條分縷晰，眉目井然，故其書雖稍次於袁樞，而其難則倍之，學子頗患《宋史》難讀，如能先讀此書，則可尋得頭緒，而《宋史》亦不難治矣。又邦瞻之意，以遼、金大事可附於宋，故於是書中兼詳遼、金，此猶柯維騏、王惟儉諸氏之見解也。《四庫提要》因謂是書可稱宋、遼、金三史紀事，第李有棠所撰遼、金二《紀事本末》，不惟依據正史，復能旁采他書，以極其博，又仿裴注《三國》、胡注《通鑑》之例，自為之注，名曰《考異》，亦屬難能可貴，可與陳邦瞻書並行。陳氏《元史紀事》，則失之略，元初事跡，既已敘入《宋史紀事》，元亡事跡，又待敘入未成之《明史紀事》，而本書無一語及之，則其所紀者亦僅矣。谷應泰之《明史紀事本末》，則異說甚多，一說山陰張岱撰此稿，應泰以五百金購得之；一說談遷《編年》(即所撰《國榷》一百卷)，張岱《列傳》，兩家具有《本末》，而應泰並采之，以成《紀事》(《四庫提要》引邵廷采說)；一說此書出自海昌談遷，而後論則杭州陸圻所作也(姚際恆說)；一說此書乃德清徐焯代作(朱彝尊說)。總之應泰位躋通顯；倩人代作，勢有可能，至攘人之善以為已有，則非有確證，不敢信其然也。書中所紀，如《成祖設立三衛》、《親征漠北》，以及《沿海倭寇》、《議復河套》，皆視《明史》為詳，且多有出入。蓋明末清初之際，私撰《明史》者有數家，為應泰所見，故據以撰《紀事》，不得以清修之《明史》未成，遂謾詆為無據，其敘「建文遜國」一事，則據野史傳聞，謂其遁跡為僧，亦可姑備一說矣。張鑒之紀《西夏》，實開吳廣成《西夏書事》之先河；楊陸榮之紀《三藩》，又溫曰睿《南疆逸史》之別體也。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撰於南宋，卷首有歐陽守道一序，未言為何人所撰(《宋史 藝文志》以為守道撰，誤)，阮元《四庫未收書目提要》據陳均《九朝編年》引用書目，始知出於仲良，此書幸得不亡，可據以補《長編》之闕，而為考宋事者所寶焉。武威李銘漢為畢氏《續通鑑》撰《紀事本末》，蓋以上續袁樞之書，刊於光緒二十九年癸卯，而行世未廣，武進孟森得一帙於北京，作跋張之，世人乃知有此書，此亦敘紀事本末一體所應附記者也。 往者馬驌撰《左傳事緯》及《繹史》二書，皆用紀事本末體，論者謂《左傳事緯》，實勝於高士奇之《左傳紀事本末》，蓋持平之論也。《繹史》凡一百六十卷，起開闢，迄秦末，首太古，次三代，次春秋，次戰國，每事立一標題，詳其始末，且有別錄，以當諸史之表、志，皆博引古籍，附以辨證，意在補《史記》所未備，供學人之擷取。惟其所引諸書，不盡可據，蓋以多為勝，遂不復加以別擇，斯則美中不足耳。至《三朝北盟會編》一書，本為編年中之綱目體，而《四庫提要》以之入紀事本末類者，蓋以其書專敘北盟，不雜他事故也。類此之書，又有多種，為避繁冗，故從略焉。 近年坊間印行《清史紀事本末》一書，凡八十卷，署曰黃鴻壽撰，以一題為一卷，自太祖迄德宗十一帝之事跡，悉采《東華錄》，而參以私家記載，宣統一朝，則雜采群書以成之。時《清史稿》尚未印行，然清代各帝，均有實錄，視《東華》為詳，宣統朝亦有《政紀》，又清國史館之《諸臣列傳》亦匯印成書，而撰者未及採取，則其內容可知矣。如以世祖貴妃董鄂氏，為冒辟疆之姬人董小宛，出於野史記載，近者孟森已謂其誣，而本書亦謾為采入，尤不得謂之信史也。茲以清代有《史稿》，而無紀事本末，又其為書明晰可尋，故取而並論之。 四、屬於典志之通史專史 典謂典禮，志謂方誌，二者之書，屬於官修者，上章已略論之矣。私家著述之屬於典禮者，有《通典》及《文獻通考》二書，是蓋古官禮之遺，而以明因革損益為務者也。昔者杭世駿課士必以「四通」，謂杜佑《通典》、鄭樵《通志》及馬端臨《文獻通考》、司馬光《資治通鑑》也。或於《通典》、《通志》、《通考》之外，益以秦蕙田之《五禮通考》，稱為「四通」，至《通鑑》則擯而不數焉 。初劉知幾之子秩於開元末，采經史百家之言，侔《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曰《政典》，大為時賢稱賞，房琯以為才過劉更生。杜佑得其書，以為條目未盡，因廣其所闕，參以《開元禮》，勒成《通典》二百卷 。凡分八門：曰《食貨》，曰《選舉》，曰《職官》，曰《禮》，曰《樂》，曰《兵刑》，曰,州郡》，曰《邊防》，每門又各有子目。其《自序》云： 所纂《通典》，實采群言，征諸人事，施諸有政。天理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矣。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 此蓋釋其編第之旨，皆有深意存焉。茲考其書，蓋采群經諸史，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士議論得失，靡不條載，上溯黃、農，下迄有唐天寶之末，肅、代以後，間有因革，亦附載注中。佑於代宗大曆中，為淮南節度掌書記，實纂斯典，至德宗貞元十七年官淮南節度使，乃奏上之，歷時蓋甚久也 。吾考其書之美善，應與《通鑑》並稱：《通鑑》穿貫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以為一書，鎔鑄群史，如出一手，而《通典》亦鎔鑄群經諸史，成一家言，簡而能備，蔚乎其文，一也。《通鑑》敘君臣事跡，詳於治亂興衰，蓋出於諸史之紀傳，《通典》記典章制度，明乎因革損益，蓋原於諸史之書、志，二者如輔車相依，必合觀之乃備，二也。《通鑑》之學，已成專門，胡注王釋，均稱絕業，而《通典》言禮一門，多至百卷，鴻博論辨，悉具其中，又能徵引古經，時存舊詁，三也。未幾杜氏又刪其要為《理道要訣》十卷，凡三十三篇，皆設問答之辭，末二卷又記古今異制，自謂詳古今之要，酌時宜可行，於貞元十九年表上之，蓋後於《通典》之成二年也 。迨至宋末馬端臨出，以杜氏之書，天寶以後闕而未備，理宜續輯，乃因杜書而廣之，以撰《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凡立二十四門：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凡十九門，俱因《通典》之成規，而離析其門類，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跡之所未備，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凡五門，則《通典》所未有，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至其增析之故，端臨於《自序》中曾申明之。其言曰： 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為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為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蓋古者因田制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于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敘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跡，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會要》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敘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仿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系焉，而杜書亦不復及，則亦未為集著述之大成也。 至其以《文獻通考》名書之故，端臨亦自釋之曰： 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征，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尚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真存，寸以稽考，儒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對人亦不能臆為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徵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語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為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或竊著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自序》)。 蓋端臨為宋末宰相馬廷鸞之子，家於饒州之樂平，承其家學，而有是著，名以文獻，蓋有由也。《宋史》廷鸞有傳，而不為端臨著一字。端臨於度宗咸淳中，漕試第一，會廷鸞忤賈似道去國，端臨因留侍養，不與計偕。宋亡後，曾任衢州路柯山書院山長。據《通考》卷首所載，有元仁宗延祐六年王壽衍之《進書表》，英宗至治二年之抄白，去宋亡已四十餘年，而端臨尚健在，度已七八十歲矣。《元史》亦不為端臨立傳，故其事跡不甚可考。端臨本南宋世家子弟，國亡之後，閉戶著書以終老，其志有足悲者。今本《通考》，刊於元代，書中屢稱宋朝，殊為不辭，蓋即《國朝》二字之刊改，其不肯仕元，又可知也 。《通典》之美善，可比《通鑑》，然杜書行時，《通鑑》尚未出世也。至《通考》一書，則撰於《通鑑》之後，而端臨之意，蓋以取配《通鑑》。其言曰： 《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不能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革為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為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為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自序》)。 第近賢多揚《通典》，而抑《通考》，以為其書除因襲《通典》之外，多鈔取史志、會要及宋人議論，類於冊府、類函者，附於其中，以視《通典》之體大思精，簡而得要，渺乎其莫及焉，其言未嘗不是。抑吾聞李燾之撰《續鑒長編》也，曰，寧失之繁，勿失之略，《長編》之可取者，在寧繁勿略，《通考》之可取者，亦在寧繁勿略。以吾所知，近人武進呂思勉，治國史頗具條貫，其書中所稱引之典章制度，屢舉《通考》而罕及《通典》，豈非以其稱引者，多為杜書所未備乎 近賢之喜稱《通典》，蓋亦有故。《通典》一書，長於言禮，多存古訓，極有裨於治經，而《通考》則否，此專經之彥所取資也。《通典》之文，簡而不俚，首尾一貫，極有助於文章，而《通考》則否，此又綴文之士所樂道也。若夫研史之士則不然，典禮貴明其因革，而不必多錄舊說，文章貴詳其原委，而不必過為修飾。以體例言，《通典》之詳於典禮未必是，以事實言，《通考》之詳於記載未必非，雖《通典》所載魏晉六朝議禮之文，別有其可貴之價值，乃應劃入經學範圍，自為專書，混而為一，未見其可。清儒之治史學者，多自經學入，以治經之法治史，故盛稱《通典》。不悟總覽全編，窺其大略，固以簡嚴為貴，若專取某一門而探討之，詳如《通考》，猶病其略，況《通典》乎 此又治史之術之不同於治經者矣。且吾觀究心典章制度之人，無不以《通考》為寶藏，而恣其擷取，猶高語於人曰，吾取君卿，而鄙貴與，滔滔者皆是，又奚足責哉。群經之中有《周官》，以明典章制度者也；又有《儀禮》、《禮記》，以明節文儀注者也。《通典》、《通考》，實兼具二者之用，故曰為古官禮之遺。然《周官》一書，僅當《通典》之《職官典》、《通考》之《職官考》；《儀禮》、《禮記》二書，僅當《通典》之《禮典》、《通考》之《郊社》、《宗廟》、《王禮》三考；其他各典各考，非古官禮之所盡具也。馬氏謂太史公作八書以述典章經制，斯言最諦。是以《通典》之述州郡則仿自《漢書》地理志，述邊防則出自諸史外國傳，《通考》之述藝文則仿自《漢》、《隋》兩志，苟一一取而探索之，必皆有其淵源。是故謂仿自官禮則可，謂悉出自官禮則不可。若乃鄭氏《通志》之「二十略」，太半鈔自《通典》，而無所增補，以視馬書更遠不如。且馬書所載宋制最詳，多為《宋史》各志所未備，所下案語，亦能貫穿古今，折衷至當，是又《通考》之長，非《通志》之所能盡具也。章學誠譏《通考》無別識通裁，實為類書，便於對策敷陳之用(《釋通》)，此殊不然。章氏嘗許《通志》一書有別識通裁矣，而「二十略」多鈔自《通典》，不易一字，不識所謂別識通裁者果何在，而《通考》之於《通典》，則無是也。淺學之士，貴耳賤目，其輕視《通考》，實由章氏啟之。以上兩書，為典禮類之通史。即自通史中之一部而貫穿古今以敘述之者。善治史者，主以《通典》之精簡，輔以《通考》之詳贍，則能兼取其長，而折衷至當矣。 《通典》、《通考》二書，私家皆有續作，宋人宋白《續通典》，起唐至德初，至周顯德末，凡二百卷(計凡《食貨》二十、《選舉》十二、《職官》六十三、《禮》四十、《樂》五、《兵》十二、《刑》十一、《州郡》二十六、《邊防》十一，又目錄二卷，時論非其重複，不得傳布，見《玉海》五十一)。雖奉真宗詔撰，無異白之自作。其後魏了翁又續宋書，名曰《國朝通典》，皆見稱於馬端臨《通考 自序》。而端臨則謂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則屬稿而未成書，今則宋書久佚，僅《通鑑考異》引用數事，又《通鑑注》屢屢引之，為元末其書尚在之證。《通考》敘天寶後迄五代事，自必依用宋書，然端臨既謂傳習者少，或竟未見其書，就其所稱卜今行世者獨杜公之書，可以征之。明人王圻撰《續文獻統考》二百五十四卷，上接宋寧宗嘉定，下迄明神宗萬曆，其於馬書門類，稍有增易，蓋欲於《通考》之外，兼擅《通志》之長。初意王氏之書，作於明之中葉，文淵舊藏具在，前代逸事，不難旁求，乃於明代以前，悉取《宋》、《遼》、《金》、《元》四史入錄，絕少新材，為之失望。然其書以多為勝，又輯明事甚備，其《經籍考》著錄之書，多可與焦竑《國史 經籍志》、《明史 藝文志》相印證，亦為不廢之典。清四庫館臣，譏其體例揉雜，顛舛叢生，遂使數典之書，變為兔園之策， 然取此以衡清修《續通志》，度亦無以相勝也。海寧朱奇齡(字與三，清康熙時優貢)撰《續文獻通考補》十冊，四十八卷，即補王圻之書，續萬曆以後事訖於明末，合彼兩書，可備一代之典，惜為鈔本，迄未刊行。由是言之，續《通典》、《通考》者，各有兩種，而傳世者止有王氏《續考》一書。清代官撰之《續通典》、《續通考》，大體尚可，惟《通考》本為增補《通典》之未備而作，兩書實為一書，而續之者，並為一書可矣，而必各依原門，一一為之續撰，既蹈重僵之誚，抑何其不憚煩耶 今之考典制者，重視王氏《續考》，尤過於官書，是又以罕而見珍矣。清廷續《通典》、《通考》而不足，又為之撰《皇朝通典》及《皇朝文獻通考》，且因有《續通志》，又撰《皇朝通志》，不過去其紀傳與譜，而僅撰「二十略」，以接前書耳。《通志》之「二十略」，去其《氏族》、《六書》、《七音》、《校讎》、《圖譜》、《金石》、《昆蟲》、《草木》諸略，亦與杜、馬二書無異，此亦所謂續其所不必續者。蓋清高宗性喜誇大，震於「三通」之名，遂取而一一續之，以成其所謂「九通」。至於是否必要，是否重複，則又有不暇計者矣。近人吳興劉錦藻，以清修《皇朝通考》（即《清通考》），迄於乾隆二十六年，乃取而續之，名《皇朝續文獻通考》，其初稿撰於清光緒末年，故只續至光緒三十年而止；辛亥以後，錦藻又續其書至宣統三年清亡之日止，上接前書，而有清一代之典製備矣。錦藻雖續官書，實為私撰，愚檢讀其《經籍考》著錄各書，略系解題，實遠勝於《清史稿 藝文志》，其他各考，亦極詳贍，繼杜、馬之業，而儕王、朱二氏，以續成一代之典，誠為近頃所僅見矣。 通考各代之禮制，而撰成一書者，始於徐乾學之《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助其修書者為閻若璩，或又謂其稿出於萬斯同，斯同固精於三禮者也。惟所考者，特詳凶禮，不能備五禮之全，後乃並吉、軍、嘉、賓四禮，別撰《五禮備考》若干卷，稿本見存浙江圖書館，而書實未成。厥後秦蕙田乃撰《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依周禮吉、凶、軍、嘉、賓之五目，立為五門七十五類，以樂律附於吉禮、宗廟制度之後，以天文、推步、勾股、割圓立「觀象授時」一題統之，以古今州國、都邑、山川、地名立「體國經野」一題統之，並載入嘉禮，是則取歷代之典章制度之屬於禮者而通考之，視徐書為大備矣。然《四庫提要》則謂其事屬旁涉，非五禮所應該。而章太炎先生亦曾論及是書曰； 此書由戴東原、錢竹汀、方觀承等參酌而成，「觀象授時」一門，戴氏之力居多，全書記載詳盡，勝於《通志》。先是徐乾學作《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特詳凶禮，於是秦書於凶禮獨略，名為五禮，實止四禮，此一失也。又古今典章制度，本非五禮所能包舉，秦書二百六十二卷，吉禮占其大半，且多祭祀一類，考古有餘，通今不足，此又一失也。《通考》綜朝覲巡獰諸事，稱曰「王禮」，選舉、學校，分門別立，而秦書一皆入之「嘉禮」，其中又設「觀象授時」、「體國經野」諸類，以統天文、輿地，此又極可笑者也。彼以為《周禮》朝覲屬於「賓禮」，後世帝王一統，賓禮止行於外藩臣工入見，無所謂賓禮，故以朝禮入嘉禮，巡狩之禮亦併入焉，不知其為大謬也。夫「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周禮》六官皆然，而吉、凶、軍、嘉、賓五禮，為春官大宗伯所掌，大宗伯掌邦教，以佐王和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以五禮為綱，其目三十有六。周代眾建諸侯，禮則宜然。後世易封建為郡縣，五禮之名，已不甚合；且嘉禮以親萬民，焉得以政治制度當之。《禮記》雲，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康成謂，《經禮》者《周禮》也；《曲禮》者，儀禮也。余以為「觀象授時」、「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學校制度」、「巡狩朝」，皆可謂之經禮，《左傳》所謂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孝經》所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也。經禮之外別立曲禮一類，然後依五禮分之，如是始秩然不紊。今但以五禮分配，於是輿地歸「體國經野」，職官歸「設官分職」，一切驅蛇龍而放之菹，不識當時戴東原、錢竹汀輩，何以不為糾正也(《史學略說》)。 所論可謂切中其失，知經禮、典禮之宜分，則典章制度不宜混入於節文儀注之內，明矣。或謂秦書蓋因徐氏《五禮備考》舊稿增補而成，吾未得見備考，無以斷其說之然否。然取《通典》、《通考》二書，與秦書比而觀之，以其名言，則秦書僅當彼一書言禮之一部，以其實言，則秦書所含不止言禮，又似彼二書之別一禮。夫古人言禮，實包典制在內，故亦合稱典禮，所謂經禮是也。依此言之，則《通典》、《通考》俱可稱為通禮，然秦書所載者，實不能賅《通典》、《通考》在內，則其所注重者在節文儀注之典禮，又不待言矣。秦書之後，又有黃以周《禮書通故》一百卷，精博過於秦書，可謂後來居上。然其所重不在因革損益之跡，故仍以秦書為唯一之禮史，或取秦書以與「三通」相配，謂為「四通」，亦非無故也已。吾謂諸言通史者，於「三通」外，不可遺《通鑑》而不數，杭氏之說允矣。再益以秦書，則可稱為「五通」。《通志》兼政事典制而並舉之，《通鑑》則專詳政事，《通典》、《通考》則專詳典制，秦書又於典制之外，兼詳節文儀注之典禮，合此五書，乃得備通史之全，所謂典禮類之通史，亦大略盡於是矣。 通史之外，又有專史。專史者，自通史析而出之，而語又加詳者也。例如《通典》，凡分八門，每門可自為一史，析為專史八種；《通考》凡分二十四門，每門可自為一史，析為專史二十四種。故自其合而言之，謂之通史，自其分而言之，又謂之專史。今世所撰之專史，或曰田賦史，或曰財政史，或曰教育史，或曰民族史，或曰邊疆史，一尋其源，多出自杜、馬二書，此一種通史可析為多種專史之明證也。吾國專史之最著者，首推類於傳記之學術史，其述者雖有多種，然可稱為代表之作者，亦不過二三種而已。朱熹於宋孝宗乾道九年，撰《伊雒淵源錄》十四卷，記周敦頤以下及程顥、程頤兄弟交遊門弟子言行，以明其學之所自，此稍具學史雛形者也。逮明末清初，黃宗羲撰《明儒學案》六十二卷，而吾國乃有真正之學史。先是周汝登撰《聖學宗傳》，孫鍾元撰《理學宗傳》，宗羲則謂各家自有宗旨，而汝登見聞隘陋，主張禪學，攪金銀銅鐵為一器，是汝登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至 292、293頁未掃描，缺！ 《漢學師承記》八卷，以尊揚之，雖以漢學先導之顧炎武，亦僅列於附錄。又別撰《國朝宋學淵源記》(凡二卷又附記一卷，)以載宋學諸家，門戶之深，與唐氏同，然由是書可窺見清儒治學梗概，亦學史中之後勁也。然學史之書尚有不止者，萬斯同之《儒林宗派》，熊賜履之《學統》，張伯行之《伊雒淵源續錄》，戴望之《顏氏學記》，或明各家之派別，或究一家之始末，若斯之類，不可殫數，姑舉一二，以明其概而已。 專史之作，初不以上述為限也。如朱彝尊撰《經義考》(三百卷)，翁方綱撰《經義考補正》(十二卷)，專錄經部之書，不論存佚，悉加比緝。謝啟昆《小學考》(五十卷)，亦用斯例，覽之可收辨章學術之效，此經學、小學二史之權輿也。章學誠仿《經義考》之例，撰《史籍考》三百二十五卷，書既未就，稿亦散佚，否則亦史學史之權輿矣(詳見下章)。南海張維屏撰《詩人征略》，滿州震鈞亦撰《書人輯略》，皆以清代為限，亦與近頃之文學史為近。阮元《疇人傳》(四十六卷)，羅士琳《續疇人傳》(六卷)，諸可寶《疇人傳三編》(七卷)，周亮工《印人傳》(三卷)，皆具專史之一體，特其所敘，前者以書為主，近於目錄，後者以人為主，近於傳記，與近頃以學術為主之專史，有新舊之不同耳。凡此所述，悉自典禮一類之專史擴而充之以至於無極者也。吾謂專史之作，應肇自諸史之志、傳，如合諸史之《儒林傳》可為學術史，合《文苑傳》可為文學史，合《藝文志》可為目錄學史，合《地理志》可為輿地沿革史，合《食貨志》可為經濟史，此與分析《通典》、《通考》之各門可成為若干專史者同旨。故謂學史之作，至黃宗羲而具其規模，可也，謂始於黃宗羲，不可也。 析一通史可為若干專史，此學貴分析之效也。反之，亦可合若干專史而為一通史，此學貴綜合之效也。今之方誌，以縣為單位，綜合若干縣誌，即可成一省志，亦如綜合若干專史而為一通史。然政事典禮之史，皆以縱為通，而方誌之史，則以橫為通，以橫為通，即為旁通，又非章學誠之所謂橫通也(參閱《文史通義 橫通篇》)。吾國輿地之學，肇於晉之裴秀，而盛於唐之賈耽。《晉書 裴秀傳》云： 秀儒學洽聞，且留心政事，……職在地官(武帝時官司空，掌土地之職)，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強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摘舊文，疑者則闊，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秘府。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秘府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世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粗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果入其阻，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金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為《地圖》十八篇。製圖之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准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隔絕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逕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准望之正矣，故以六者參而考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回，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 蓋古人雖有輿圖，而粗率特甚，自裴秀出，始立製圖之經。所謂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六者，即今日製圖之新法，亦不能出其範圍，此誠史學界之一大發明也 。《舊唐書 賈耽傳》(原作躭，新唐書作耽)則云： 耽好地理學，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還者，必與之從容訊其山川土地之終始。是以九州之險夷，百蠻之土俗，區分指畫，備究源流。自土蕃陷隴右，積年國家守於內地，舊時鎮戍，不可復知。耽乃畫隴右山南圖，兼黃河經界遠近，聚其說為書十卷。表獻曰：臣聞楚左史倚相，能讀九丘，晉司空裴秀，創為六體，九丘乃成賦之古經，六體則為圖之新意。臣雖愚昧，夙嘗師範，累蒙拔擢，遂忝台司，雖歷踐職任，誠多曠闕，而率土山川，不忘寤寐，其大圖，外薄四海，內別九州，必藉精詳，乃可摹寫，見更纘集，續冀畢功。然而隴右一隅，久淪蕃寇，職方失其圖記，境土難以區分，輒扣課虛微，采掇輿議，畫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等圖一軸。伏以洮湟舊墟，接連監牧，甘涼右地，控帶朔陲，歧路之偵候交通，軍鎮之備御衝要，莫不匠意就實，依稀像真。如聖恩遣將護邊，教書授律，則靈慶之設險在目，原會之封略可知，諸州諸軍，須論里數人額，諸山諸水，須言首尾源流，圖上不可備書，憑據必資記注，謹撰(別錄)六卷。又黃河為四瀆之宗，西戎乃群羌之帥支；臣並研尋史牒，翦棄浮詞；罄所聞知，編為四卷。通錄都為十卷，文義鄙朴，伏增慚悚。德宗覽之稱善(此貞元九年事)。至十七年，又撰成《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獻之曰：臣弱冠之歲，好聞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觀研考，垂三十年。絕域之比鄰，異蕃之習俗，梯山獻琛之路，乘船來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訪求其居處，闤闠之行賈，戎貊之遺老，莫不聽其言而掇其要；閻閭之瑣語，風謠之小說，亦收其異而芟其偽。……去興元元年，伏拳進止，令臣修撰國困。……近乃力竭衰病，思殫所聞見，櫱于丹青，謹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縱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纖縞，分百郡於作繢，宇宙雖廣，舒之不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並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以《禹貢》為首，外夷以班、史發源，郡縣紀其增減，蕃落敘其盛衰。前地理書以黔州屬酉陽，今則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國為安息，今則改入康居，凡諸疏舛，悉從釐正。隴西十地，播棄於永初之中；遼東樂浪，陷屈於建安之際，曹公棄陘北，晉氏遷江南，緣邊累經侵盜，故墟日致湮毀，舊史撰錄，十得二三，今書搜補，所獲太半。……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今古殊文，執習簡易。……優詔答之(《新書 耽傳》較此為略)。 耽所言製圖之法，大抵原於裴秀，惟所制之《華夷圖》，率以一寸折成百里，深合今日經緯分度之法，視裴秀之分率法，而益為精密矣。據《新唐書 藝文志》，著錄耽所著書有《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關中隴右山南九州別錄》六卷、《吐蕃黃河錄》四卷，蓋即《舊書》本傳之所載者。又有《地圖》十卷、《皇華四達記》十卷、《貞元十道錄》四卷。《新書 地理志》末云：貞元宰相賈耽，考方域道里之數最詳，從邊州入四夷通譯於鴻臚者，莫不畢紀，其入四夷之路，與關戍走集最要者也。其下紀入四夷之道凡七：一曰營州入安東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道，四曰中受降入回鶻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廣州通海夷道，各紀其經道里甚詳。愚考《武經總要》《北蕃地里》一卷及《登州海程下》，數引賈耽《皇華四達記》，而文與《唐志》。略同，是則《唐志》所謂「邊州入四夷道里」，即節錄《皇華四達記》之文也。高麗金富軾《三國史記》，亦數引賈耽之書，一曰《古今郡國志》，一曰《四夷述》，殆即耽所著之《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偽齊劉豫阜昌中，曾刊《華夷圖》於石，作縱橫方格，略如耽所述(中略補入宋代地名及諸夷)，原石見存長安碑林，是蓋用耽所繪之本，尋《舊書》本傳所紀，蓋以《華夷圖》繪於《四夷述》之前，共為一書，故《新唐志》亦不復別舉之也。耽之於地理學，不惟究心於圖之製法，且極注意沿革，其以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至今猶為不易。而所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一書，兼具古今，明其因革，應為地方總志之善本，視隋代官撰之《區宇圖志》，唐魏王泰命其府僚合撰之《括地誌》，尤為切實有用，是蓋縱橫並用以為通者，亦為治地理沿革學者之開山也。其後元人朱思本，所畫《方圖》，為羅洪先所本，以改制《廣輿圖》，朱圖猶為顧祖禹所見(《方輿紀要 凡例》)，而今亦不可復得，是亦賈耽之後勁，而不可不述者。 賈耽之後，地誌之可述者，在唐則有李吉甫之《元和郡縣圖志》，宋樂史之《太平寰宇記》，王象之之《輿地紀勝》，至王存之《元豐九域志》，出於官撰，已述於上章者，則不之數焉。吉甫之書，以憲宗元和時之郡縣為本，起京兆府，盡隴右道，凡四十七鎮，成四十卷，詳載四至八到及開元、元和之戶數，每鎮皆有圖冠於篇首，故有圖志之稱。宋孝宗淳熙二年，程大昌稱圖已亡，故今僅志存，而又有闕卷，實存三十四卷。清嚴觀有《補志》九卷，繆荃孫又輯佚文三卷，則所闕者亦僅矣。洪邁跋是書，謂為元和八年所上，然書中有「更置宥州」一條，乃在元和九年，蓋吉甫於書成後，又自續入之也。前於此者之圖經地誌，如《區宇圖志》、《括地誌》，均以散佚，惟此書為最古，其為世所寶重，宜矣。樂史之書，撰於宋太宗時，而所敘郡縣，多屬唐代之舊，是時燕雲十六州，久為石晉割贈契丹，而史亦取其地，一一列入版圖。蓋史之作此書，實以賈耽《十道志》、李吉甫《郡縣圖志》為藍本，凡為原書所有者，太半錄入；又宋人之意，仍以十六州為中國舊疆，恢復之念，未嘗一日能忘，與其置而不數，無寧過而存之也。賈耽之書，吾所未見；吉甫之書，於前代圖經地誌，採擷頗多；然樂史猶謂賈、李之書為闕漏，於列朝人物題詠，並有登載，始為後來方誌必列人物、藝文之所始。茲考唐、宋二代地理之書，自以《寰宇記》為最賅博，而前此佚書之逸句，亦嘗藉此得以考見，此是書之所以可貴也。原本為二百卷，今本闕卷一百十三至一百十九之七卷，遵義黎庶昌自日本訪得卷一百十三至十七又十八卷之半，共為五卷半，刊入《古逸叢書》之內，則所闕者，僅為一卷有半矣。王象之更取李、樂二書，及王存《九域志》之紀名勝古蹟者，別為《輿地紀勝》二百卷，又就宋人詩集中之詠名勝古蹟者附益之，惟其中尚闕二十二卷。元代修《大一統志》，所錄李、樂諸氏之記載，多自是書間接迻錄，試取殘本證之，可知吾說不謬。至如歐陽態之《輿地廣記》，祝穆之《方輿勝覽》，雖非上述數書之比，然亦《九域志》之亞，猶附庸之於大國焉。 遼金時代，官撰之地方總志，今無所考。惟元代於官撰《大一統志》之外，又有二書：其一曰《聖朝(一作大元)混一方輿勝覽》，其二曰《大元混一方輿要覽》。《勝覽》書凡三卷，無撰人名，今傳元刊《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後乙集地理類，及《群書通要》癸集，皆以此書錄入之。首以各行省為綱，次則省屬之各路府，次則各路府屬之州，次則州屬之縣，每州縣之下，略具沿革故事、山川形勝，可與《元史 地理志》互證，而時有異同。《翰墨全書》本為元代坊賈所刻，而其中往往含有遺珍，此書即元人地方總志僅存之作也。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於《勝覽》外，並著錄郭衡《大元混一方輿要覽》七卷，而見無傳本；厲鶚《遼史拾遺》，凡六引《要覽》，其中三事，同於《勝覽》。吾頗疑《翰墨全書》、《群書通要》所著錄者，即為郭氏之書，而節刪七卷為三卷，錢氏集中有《跋勝覽》一首，未嘗語及郭作，是則《要覽》，亦為錢氏所未見。錢氏蓋據《千頃堂書目》而著錄，然《干頃堂目》，只有《要覽》，而無《勝覽》，而錢氏則並著之，亦其考古之疏也。 明代於官修《寰宇通志》、《一統志》之外，有一巨製，即宛溪顧祖禹之《讀史方輿紀要》是也。祖禹生當明末，遭亡國之痛，伏處故里，自撰一書，年三十九始功，經二十年之歲月乃成。其全書之大旨，悉具於《總序 凡例》之中。《總序》三首，實為一首而分三段，蓋仿《太史公自序》而作，其序作書之動機，由於稟父遺命。先是祖禹之高祖大棟，於嘉靖時官光祿丞，著《九邊圖說》行世，祖禹蒙此影響，故篤志於地理學。祖禹又述其父柔謙臨歿之言曰：「及余之身，而四海陸沈，九州騰沸，僅獲保首領具衣冠以從祖父於地下，而十五國之幅員，三百年之圖籍，泯焉淪沒，文獻莫征，能無悼嘆乎，故於父歿四年後，命筆撰述，以成此書。」而祖禹亦自謂：「凡吾所以為此書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無所適從者任天下之事，舉宗廟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所為憤痛呼號扼腕以至於死也。」是即自述其作書之動機也。祖禹又釋其名書之意雲； 地道靜而有恆，故曰方，博而職載，故曰輿。然其高下險夷剛柔燥濕之繁變，不勝書也；人事之廢興損益，圮築穿塞之不齊，不勝書也；名號屢更，新舊錯出，事會滋多，昨無今有，故詳不勝詳者莫過於方輿。是書以古今之方輿衷之於史，即以古今之史質之於方輿，史其方輿之鄉導乎。苟無當於史，史之所載不盡合於方輿者，不敢濫登也。故曰《讀史方輿紀要》(《凡例》)。 吾謂史學之與輿地，相資為用者也。研史而不明輿地，則必多扞格難通之處，且輿地之屬於古今沿革者，乃為史學之一部，與治自然地理、人文地理者殊途。試取諸史《地理志》而連貫讀之，以求其通，是為輿地沿革之學，則無有善於此書者矣。書凡一百三十卷，首論州域形勢九卷，次兩京十三司一百十四卷，次川瀆六卷，末以分野一卷殿之。前世撰地誌者，偏重名勝古蹟，至於邱壤山川攻守利害，多略而不書，《紀勝》、《勝覽》諸書且勿論，《寰宇記》亦不免此病，獨《元和志》識得此意，而後則罕有能續之者。故此書敘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之跡最詳，而於景物遊覽之勝則從略，此又作者經世致用之微旨也。至其敘次之法，兩京及各司先冠總序，次之以圖。次則有正文，有分注，有特見者，有附見者，大抵以府、州、縣為綱，而以在某一縣內之城鎮山川附註之，頂格寫者為正文，低格寫者為注，夾行寫者為注中之注，凡涉史跡，纖悉靡遺，而首尾聯貫如一論文。其論州域形勢，則用朱熹《綱目》之法，自撰綱要，而復自為之注，眉目清晰，頗便省覽。祖禹之著此書，蓋集百代之成言，考諸家之緒論，窮年累月，矻矻不休，至於舟車所經，亦必覽城郭，按山川，稽里道，問關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與從容談論，考核異同（《自序》)。而其友南昌彭士望則稱之曰：「是人則踽踽窮餓妻子之不惜，獨身閉一室之中。心周行大地九萬里之內外，別白真偽，如視掌中，手畫口宣，立為判決，召東西南北海之人，質之而無疑，聚魁奇雄桀閎深敏異之士，辨之而不窮，據之而有用。」(據士望《方輿紀要序》)。由是言之，其用力之深，為何如也。祖禹承其先志，抱有亡國之痛，除晚年一應徐乾學之招參修《一統志》之外，未肯一入仕途，蓋與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諸氏，節概意趣相同，謂之明遺民可也。故其書中壹以明之兩京十三司為主，無一語及於新朝。近有傳鈔本出世，校以刊本，如《遼東行都司》一卷，所紀建州故實，以涉時忌而削剿者至夥，有人錄出為《補遺》一卷，凡今本稱明者，悉為「國朝」二字，又可征其微尚之所存矣。清嘉、道中有許鴻磐者，撰《方輿考證》一百卷，以清代之各直省為主，體例一依顧書，雖能訂其闕誤，補其未備，而議論之閎博，識力之遠大，不如顧氏遠甚，蓋以考訂補綴見長，而不敢以疆域形勢為務者也。近歲此書始有刻本，愚嘗取校顧書，故得從而衡論之。 與祖禹年世相若者，有崑山顧炎武，年世稍後者，有無錫顧棟高，可與祖禹合稱「三顧」。炎武著《肇域志》未成，又著《天下郡國利病書》，其志亦在經世，與祖禹為桴鼓之應。惟其書系雜取各府、州、縣誌，歷朝奏疏、文集及《明實錄》鈔撮而成，蓋為所撰《肇域志》之稿本，以其中所載多為明代史實，故世人與《方輿紀要》並寶重之。棟高所著書曰《春秋大事表》，系將《左傳》之全部，分為若干標題，綜集一題之事實，列而為表，蓋與《通鑑紀事本末》之作法相同，不過易紀事而為表耳。清代史家萬斯同，以善制表名，吳先生廷燮所撰《歷代方鎮年表》，裒然巨帙，可與萬氏之《歷代史表》後先輝映。至如清代官撰之《歷代職官表》，陳芳績之《歷代地理沿革表》，楊丕復之《輿地沿革表》，段長基之《疆域沿革二表》，皆總考諸史以為一書，非一枝一節之比，極有裨於治史。方誌具史之一體，首之以圖，輔之以表，與紀傳編年之史同功，吾故取棟高之表而並述之。 以上所述之方誌，多為地方總志，合全中國以為紀述之准，其次則有省志、縣誌，省志概稱通志，前章已略述之。清代之府、廳、州、縣誌，多由名家主撰，如馬輔之《鄒平縣誌》(顧亭林考訂)，陸隴其之《靈壽縣誌》，王昶之《太倉州志》，戴震之《汾州府志》，洪亮吉之《懷慶府志》，章學誠之《和州志》、《永清縣誌》，段玉裁之《富順縣誌》，李兆洛之《鳳台縣誌》，莫友芝之《遵義府志》，陳灃之《番禺縣誌》，郭嵩燾之《湘陰縣圖志》，王闓運之《湘潭縣誌》，李慈銘之《紹興府志》，繆荃孫之《順天府志》、《江陰縣誌》 ，或以官於其地，或以生於是鄉，或以交舊延修，或以旅程所至，不必設局置屬，多由一手草成。章學誠不得自撰一史，猶得寄其意於修志者，此史家之不得已也，又何可以無述乎 本期私修諸史之四類，如上所述，不過略具梗概，然已有繁而不殺之嘆，誠以作者之多也。茲總所述，括以二端：一曰本期史家之辜較。二曰本期史學之趨勢。 吾向謂榷論吾國史家，應以史籍為依據。凡史家所擅之史學，即具於所著史籍之中，論古代然，論近代亦然，其在例外而當別論者，僅劉知幾、章學誠數人而已。以吾所知，唐代則有賈耽、杜佑，宋代則有歐陽修、司馬光、袁樞、鄭樵、馬端臨，明清之交則有顧祖禹、黃宗羲，此皆章學誠所謂具有別識通裁者。其他若唐之吳兢、柳芳，宋之宋祁、胡三省，金之元好問、劉祁，元之王鶚、蘇天爵，明之宋濂、柯維騏、王維儉，清之全祖望、錢大昕、屠寄、柯劭態，不過隨時補苴，規模未遠，非上述數家之比也。司馬光、鄭樵合十七史之紀傳以為一編，而一則仍為紀傳，一則改為編年，杜佑、馬端臨合十七史之書志以為一編，而一以精簡勝，一以詳贍勝，而顧祖禹更以方輿為經，史事為緯，冶史地之學為一爐，於是人始知治史者不可不明地理，此皆具有通裁者也。賈耽因裴秀之成法而精研之，以制《華夷圖》，袁樞析《通鑑》為若干事類，以成紀事本末，黃宗羲匯萃講學家之傳志學說，而創修學術史，此皆具有別識者也。然通裁之中未嘗無別識，而別識之中亦未嘗無通裁焉。若乃歐陽修之不假眾手，奮筆暗室，自撰一史，上以追綜子長、孟堅，下以開明、清二代私家撰史之風，尤為唐、宋以來所僅見，又不能以別識通裁而為之限者。要之，皆就其所撰之史，以為榷論之資，而其所擅之史學亦即在是，一也。論者多謂魏晉南北朝之世，私家修史之風最盛，後世莫能比數，此非衷於情實之論也。試觀本期之私史，林林總總，多於魏晉南北朝時數倍，詎得謂不能比數。雖然，此兩期之私史，則不無其異致焉。後漢亡於魏，而《東觀紀》以成，魏易為晉，而《三國志》以作，晉有東西，而作史者十八家，疆分南北，而有書者十六國，至於在南之宋、齊、梁、陳，在北之魏、齊、周、隋，私家之作，更不勝數。且如干寶《晉紀》，撰於南渡之後，孫盛《陽秋》，作於典午未終，不必易代，乃得命筆，以今例古，亦不其然。近世私家作史，困難綦多，宋之王偁，以一手一足之烈，述東都九帝之事，繼武歐陽，本屬罕覯。明人好撰國史，而吳炎、潘檉章、莊廷瓏之徒，以修明史受禍，後遂相戒而不為。特撰史之風，不能因此而殺，於是避近代，而轉趨前古，怯於創作，而轉勇於改修，不敢談治亂興衰，而轉考典章制度，大抵本期諸史，不出上述三端。是故私史雖多，而面目大異於昔，趨勢如此，其他可知，二也。 總而言之，本期史學，自有相當之成績，相當之進步，不過考古之作多，而通今之士少耳。時涉多忌，史難舉職，雖豪傑之士，亦為之無可奈何，此劉知幾、章學誠二氏，所為徒垂空論而不能自造一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