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史 · 第三章 司馬遷與班固之史學
吾國史學，萌芽於孔子、左丘明，而大成於司馬遷、班固。故繼孔子、左丘明之後，而述司馬遷及班固。
司馬遷，字子長，龍門陽夏人也。漢武帝時，嗣其父談而為太史令，職掌文史星曆，故得紬金匱石室之書而作《史記》。晚年官尚書令，尊崇任職，友人任安責以不能進賢，遷以書報之，論及《史記》，即《漢書》本傳及《文選》所載《報任少卿書》是也。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也。後漢明帝時官蘭台令史，因其父彪之業以作《漢書》。後參大將軍竇憲軍事，及憲得罪，坐系死獄中，年六十一，時和帝永元四年也。遷之卒年無考，據王國維所撰《太史公行年紀》，遷約卒於漢昭帝始元元年，年六十。此二氏事跡之大略也。
古人修書莫不有其動機與背景。孔子之輯《尚書》與修《春秋》，史官失職，文獻無征，其動機也。王官失守，散為百家，其背景也。司馬遷之作《史記》，亦有其動機與背景焉。試一考之。
《史記 太史公自序》云：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歌論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年)。
蓋司馬氏世為史官，封禪為古今曠見之大典，而身任史官者，不得與其役，實為畢生之憾事，故司馬談至於發憤而卒。遷稟承其父之遺言，而作《史記》，其以《封禪書》列於八書之一，即以示稟承先志之意。其動機一也。
《漢書 司馬遷傳》、遷《報任安書》雲(亦見《文選》四十一)：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其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仆竊不遜，自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總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而無慍色。仆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遷因保李陵不降敵，而受腐刑，本為奇恥大辱，特以著書未就，故甘受刑而不悔，以自況於古人之發憤。其動機二也。
《太史公自序》又云：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部薛彭城，過梁楚。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
是則遷之足跡，實由今之晉豫，而南遊江浙，轉至湘鄂，北還齊魯，徘徊魯蘇二省之交界，又經武漢而歸長安，再南適川滇，再北返，中國之內地，多經涉歷。故蘇轍謂，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豪傑交遊，故其文疏宕頗有奇氣。此又《史記》一書之所由成。其動機三也。
若夫作《史記》所有之背景，司馬遷亦略言之。其《自序》云：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
據此可知漢興九十餘年間，遺文間出，而畢集於司馬氏父子之所掌，則是朝廷右文之效，而又為作《史記》之背景矣。
遷之作《史記》，嘗比於孔子之作《春秋》。其述先人之言曰：「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於何敢讓焉 」然又不敢自居以示謙，故曰：「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比之於《春秋》，謬矣。」 然如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謂拾遺補藝，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其自命如是之高，謂其不比於孔子之作《春秋》，不可得也。
夷考其時，正孔子所謂文獻不足征之日也。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此典籍之厄於晚周者也。太史公曰：「秦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 此史籍之厄於秦火者也。《史記》一書，本雜采群書而成，於《尚書》、《春秋左氏傳》、《國語》、《世本》、《戰國策》而外，又有《五帝德》、《帝系姓》，亦稱《五帝系牒》 ，有《春秋歷譜牒》 ，亦稱《牒記》 ，有《秦記》 ，於楚漢之間事，則采陸賈《楚漢春秋》 。以上或見本書，或為班固所述。是則遷之修史，亦致憾於文獻之不足征，不及其身而纂述之。則後人益難為力。此又為其背景之一矣。
《後漢書 班彪傳》載彪所撰《略論》云：
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采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以多閱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
其子固本之，以作《漢書 司馬遷傳贊云：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敝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又《漢書 揚雄傳》錄雄《自序》云：
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
比觀三文，皆於《史記》致不滿之辭。然長短互見，賢者不免，班氏父子雖盛譏子長，而不能不服其善敘事理。彪本續《史記》而為後傳，而固又因《史記》之體例而別撰《漢書》，皆承子長之衣缽，有因而無革者也。
桓譚《新論》謂遷著此書，示東方朔，朔署之曰：「太史公」，署之者，名其書也；而韋昭則以為書中之太史公，皆其外孫楊惲所加，王國維是之(見所著《太史公行年考》)。《漢志》列《太史公》百三十篇於《春秋》之後，又著錄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漢書》敘傳、揚雄傳，《後漢書》竇融、范升、陳元諸傳，皆以「太史公」稱之，是則《太史公》為《史記》之本名，無疑也。又稱曰《太史公書》，初見於本書《自序》，又見《漢書 宣元六王傳》、《後漢書》班彪、楊終等傳，亦稱曰《太史公記》，見《漢書 楊惲傳》。曰書，曰記，皆於太史公之下，附綴一字，以明其為太史公所書所記耳。《班彪傳》又稱，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然出於載筆之辭，與彪之自稱曰《太史公書》者異趣。錢大昕謂此為范蔚宗所增益，非《東觀》舊文，是也。「史記」之稱，屢見《史記》本書，悉指舊史而言，故遷未嘗以此二字，自名其書。《三國 魏志 王肅傳》：明帝稱遷著《史記》；苟悅《漢紀》十四則云：「司馬子長遭李陵之禍，發憤而作《史記》，始自黃帝以及秦漢為《太史公記》。」按悅為後漢末人，在王肅之前，時已有「史記」之稱；晉人司馬彪撰《續漢書》，於《天文志》中，亦一言之；《隋志》據以著錄，而「史記」遂為《太史公記》之簡稱。錢氏謂「史記」之稱，出於魏晉以後，語固不誣 。《史通》(六家)乃謂因魯史記舊文，目之曰史記，不知此實後起之義。蓋「史記」為古史及周代諸國史之通名，初不限於魯史，《漢書 五行志》屢引「史記」即泛指諸國史而言，《顏注》謂凡稱「史記」者皆為遷書，殊誤，知幾本之，乃有此說。
《漢書 司馬遷傳》云：「十篇缺，有錄無書。」(亦見《藝文志》)注引張晏曰：「遷歿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之意也。」是則所缺十篇，釐然可指。然據王鳴盛之所考，惟《武紀》全亡，褚先生取《封禪書》補之；《三王世家》、《日者龜策》二傳，為未成之筆，但可雲闕，不可雲亡；其餘皆不見所亡何文 ；其餘為褚先生所附綴者多為天漢以後事，為遷所不及見，補之殊為多事 。據此則《史記》之所亡佚亦僅矣。
遷歿之後，其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於外 。至元成間，而褚少孫補之。少孫者，潁川人，梁相大弟之孫，宣帝時寓居沛，受詩於王式，為博士，於是魯詩有褚氏之學，名見《漢書 儒林傳》(王式)。今《史記》中稱「褚先生曰」者，皆少孫所補也 。少孫所補殊淺陋，不為世所重。遷之本書，自謂迄於太初，其後闕而不錄，其後為之踵繼其書者，褚少孫之外，有劉向、向子歆、揚雄、馮商、陽城衡、史岑、梁審、肄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俱有撰述」 。至光武建武中，班彪乃采前史遺事，傍貫舊聞，作後傳六十五篇 。尋其自撰之略論，謂後篇慎核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則又因時無累世相及之諸侯，而變通其體例焉(見本傳)。
至彪之子固，遂本其父作，而撰《漢書》。《後書》本傳敘其事云：
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系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固弟超，恐固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台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為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幾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章帝建初元年為公元七六年)乃成 。
班固因其父作，而修《漢書》，亦為父子世業。其與太史公父子異者，一則世為史官，一則以郎官令史典校秘書，而非史官 。是其修史雖同，而非皇古以來史官世守之舊法矣。
固之自贊其書日：「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又曰；「准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以視司馬遷之自稱者，可謂後先映照。然晉人傅玄評其書云：「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范曄《後漢書 班固傳 論》則云：
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敘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斖斖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議論，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宋書》本傳，載曄《與甥書》，亦云：
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
是其為抑揚高下之辭，亦一如班氏父子之於子長也。劉知幾持論，每抑《史記》而揚《漢書》，其《史通 六家篇》云：
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為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采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
蓋創始者難免疏略，繼起者易於該密，《漢書》之優於《史記》，其勢然也。自來為《史》、《漢》優劣之論者，煩不勝理，如晉張輔，以《史記》敘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漢書》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以為兩書高下之判。不悟《史記》記春秋以前數千年事，限於文獻不足，多所闕略，且僅居全書十之二三；敘漢初迄太初事，為時不及百年，乃居全書之過半；持此一段，以與《漢書》較，亦未見孰為多少。張氏所說，乃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之論也。其後鄭樵則盛譏班固，而推崇司馬遷。其言曰：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製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通志序)。蓋樵之修《通志》，實取法於《史記》，會通古今史事為一書，章學誠推為百世宗師者，宜其不滿於班氏之斷代史也。
班固之作《漢書》，其體一依於《史記》，本如雲礽之與祖父，強區為二，理有難言。然語其原，雖為一體，而究其流，則有二致，即《史記》為通史之開山，而《漢書》為斷代之初祖是已。范、陳而後諸正史，以斷代為主者，皆仰汲班氏之流；杜佑之修《通典》，司馬光之修《通鑑》，鄭樵之修《通志》，穿貫古今以為一書，又聞司馬氏之風而興起者也。
《史通 正史篇》亦云：
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莫能綜理。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校敘，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受讀，其八表、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馬續所作。而《古今人表》，尤不類本書。
袁宏《後漢紀》十九云：
馬融兄續，博覽古今。同郡班固，著《漢書》，缺其七表及天文志，有錄無書，續盡踵而成之。
《後漢書 列女 曹世叔妻班昭傳》云：
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
《後書》不言馬續所續是何篇目，惟司馬彪《續漢書 天文志》，謂孝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是則馬續所述者，僅天文一志，有明文可考，然《史通》謂八表、天文志等，多是馬續所作，則又因「續繼昭成之」一語，推而得之也。愚謂固所撰之八表及天文志，非不略具規模，故曰未及竟而卒；班昭踵成之，亦未能畢功，故又有待於馬續之繼作；至天文一志，則多出自續手，此又因續書所記，推而得之也 。蓋《漢書》未成之一部，有待後人之補輯，亦猶《史記》十篇之有錄無書。然褚少孫之補《史記》，實有狗尾續貂之誚，不若班昭所續之後先媲美，如出一手，此又為才力所限，無可如何者矣。
漢獻帝頗好典籍，常以《漢書》文繁難省，乃命秘書監侍中苟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而悅亦自云：
先王光演大業，肆於時夏，亦惟翼翼，以監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為祖宗之洪業，思光啟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敘舊書，以述《漢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 。
又云：
謹約撰舊書，通為敘之，總為帝紀，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旨少所缺，務存約省，以副本書，以為要紀(《漢紀》一)。
悅撰是書之體，壹仿《左傳》，故《史通》以其書列入《左傳》家，稱為編年體。又謂，荀氏翦裁班史，篇才三十，歷代褒之。有踰本書，後來作者，不出班苟二體，故晉史有王、虞，而附以干《[記]》，《宋書》有徐、沈，而分為裴《略》，各有其美，並行於世。蓋其後自後漢以至南北朝，如張墦、袁宏、孫盛、干寶、徐廣、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其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上略本《史通 六家 二體》)。蓋編年體本為古史記載之成法，《春秋》一書，即其明證。惟自丘明作傳，廣采列國之史，羽翼《春秋》，事具首尾，言成經緯，條理始密，然猶為釋經而作。迨於苟悅，始取《漢書》各傳及志表之文，按其年月前後，散入本紀各年之下，以成一代之典 ，與《左傳》之與《春秋》相為表里者有間。見存乙部諸書，僅袁宏之《後漢紀》，可與是書伯仲。而宋代司馬光之撰《通鑑》，則啟五季以往，穿貫一千六百餘年之事，實包舉苟、袁二氏之書，而一新其面目，遂集編年體之大成。此又仰食苟悅之賜，而可以一覽得之者。
《漢紀》之作，悉撮取班書入錄，此外採錄絕少，故顧炎武病其敘事索然無意味，間或首尾不備 ，是誠然矣。然據宋李燾所跋及《四庫提要》所考，曾舉詳於班書者數事，蓋別有所本，是則其書與班書之多同，正由荀氏之矜慎。然吾謂荀書之可貴者，不在內蘊，而在義例。義例維何 即悅所自稱達道義、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五者是也。五者之中，尤以二三兩例為最要。所謂章法式，即修史之成法，《左傳》所舉之五十凡，《史通》所論之史法，皆此物也。所謂通古今，即太史公所謂通古今之變，亦章學誠所宗尚之通史。說亦自言，約撰舊書，通而敘之。杜佑、司馬光、鄭樵諸氏之作，悉自「通而敘之」一語引申得之。吾國談史法者，始於劉知幾，談史意者，始於章學誠，抑知荀氏於千餘年前，已深明其會通之旨，而於《漢紀》一書著其法式，其有功於史學為何如。紀事本末一體，創於袁樞，其書皆鈔撮《通鑑》而成，非有旁搜博綜之功，然而後賢盛稱之者，亦以其能別創義例，為來學示之準的耳。《漢紀》之足稱，亦以是而已。
《漢書 藝文志》春秋家曾著錄《漢著記》百九十卷，顏注云，若今之起居注，其意似謂著記即註記也。考《漢書 五行志》曾舉《漢著紀》之名，自高祖至孝平凡十二世，《律曆志》亦屢稱《著紀》，所記悉為年世，或日食朔晦之數。《後漢書》則作《註記》，見《和熹鄧皇后紀》及《馬嚴傳》。王應麟《漢志考證》引劉毅語云，漢之舊典世有《註記》，是記又作紀，著又作注。據《五行志》所載十二著記之文，多屬五行歷數天人相應之事，蓋太史令之所掌也(參閱朱希祖先生《漢十二世著紀考》，見《北京大學季刊》二卷三號)。則是《漢著記》未必屬於起居注，顏注所說未為得實。《漢書》又著錄《太古以來年紀》二篇，《漢大年紀》五篇。《太古以來年紀》所記，當為三代以往之紀年，為《史記》所本。或謂《漢書本紀注》臣瓚所說《漢帝年紀》，悉出《漢大年紀》，或又謂其體似《大事記》，其詳不可矣。要之，《漢著記》、《漢大年紀》二書，皆在《漢書》以前，且為漢史之一種，故不憚煩而附述之。
章學誠謂：「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 (《文史通義 書教上》)所謂記注，即舊日所稱之掌故，亦今日所稱之史料；所謂撰述，即舊日所稱紀傳、編年二體之史，亦今日所稱之史書。三代盛時，有史官世掌典籍，記言記事，職有專司，所謂掌故史料之書，皆為史官之所典掌，故約曰注有成法。而於是時，蓋無一人如孔子之修《春秋》，司馬遷之作《史記》，整齊千百年事，以垂為百代之大典者，故曰撰述無定名。質言之，即有史料而無史書是也。春秋之世，孔子觀書周室，因魯史記而修《春秋》，即將舊存之記注，為史官所掌者，始終條理，撰成一書。司馬遷亦以《尚書》、《世本》、《左傳》、《國語》、《國策》、《楚漢春秋》等書及當代郡國所上之計書為史料，而作《史記》。後世之修史者，悉沿斯例而無改，故曰撰述有定名。然自周室衰微，史官失職，典守之籍，逐漸散亡，迨漢之中葉，司馬氏父子歿後，所有記言記事之役，掌故史料之藏，改由他職兼領，而史官之制，遂與古不侔矣，故曰記注無成法。此其可考之大略也。吾謂古代史官，有記注而無撰述，如所謂《虞書》、《夏書》、《周書》、魯之《春秋》，未經孔子刪定者，皆記注也。後世史家，則重撰述而輕記注，自孔子、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荀悅以來，所修編年紀傳之史，皆撰述也。記注為史官世守之業，撰述開私家修史之風，史官世守之業，極於司馬遷，而隋唐以後官修諸史，猶有告朔餼羊之意存焉。私家修史之風，導源於孔子、左丘明，而大成於司馬遷、班固，而魏晉六朝所修諸史，皆其支與流裔也。或謂司馬氏父子世為太史令，職典記事，乃作《史記》，班固官蘭台令史，奉明帝之命，以成所著《漢書》，皆非私史之比，此殊不然。尋《太史公自序》所記，蓋奉父命作史，故曰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又自比於孔子之修《春秋》，曰，大抵賢聖發憤之所作也；王肅謂孝武覽孝景及己本紀大怒，削而投之，於是兩紀有錄無書；衛宏曰，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 ，後人或證其言之妄，今本景武二紀，俱為後人所補，宏言未必無據；至固本因其父業，私作國史，為人所訐發，明帝奇其書，乃使因而成之；是皆私家修史之明證。自馬班二氏，發凡起例，創為紀傳一體，後賢承之，多有名作，遂於魏晉南北朝之世，大結璀璨光華之果。當此之時，記注固無成法，撰述已有定名，於古雖有未合，於今亦未為失也。
吾國古史之體多為編年，如《春秋》及《竹書紀年》皆是。司馬遷始改為紀傳體，為班固以下所祖，此固創而非因也。或謂《史記 大宛傳》嘗兩引「禹本紀」，而《伯夷傳》亦有其「傳曰」之語，是為本紀、列傳二體所本。又或謂《世本》有世家、有傳、有譜、有帝系、氏姓、居、作等篇，而遷亦自言采及《春秋歷譜牒》，為世家、書、表各體之所本。梁啓超亦論之曰，本紀以事系年，取則於《春秋》，八書詳紀政制，蛻形於《尚書》，十表稽牒作譜，印范於《世本》，世家、列傳既宗雜記，亦采瑣語，則《國語》之遺規也(《過去之史學界》)。是則《史記》之各體雖有所因，非由自創，而遷能整齊條理，上結前代史官之局，下開私家作史之風，其功侔於左氏，而幾於孔子爭烈矣。班固因《史記》之體以成後來史家所本，幾為一成不易之規。固又別為平林新市公孫述作「載記」，為《晉書》「載記」所本，是亦世家一體之易名也。吾謂漢人稱古代之典籍曰經，古史如《尚書》、《春秋》亦有經名，《漢志》著錄之《尚書古文經》、《春秋古經》是也。釋經之作或曰傳，或曰記，左氏、公羊、穀梁三氏之書，皆為釋《春秋》而作，故以傳稱之。而《周官經》及《禮經》亦別有傳，《漢志》有《周官傳》四篇，《儀禮 喪服》內有「傳曰」之文，《喪服》正文即禮經，而「傳曰」以下之文，即《禮經》之傳也。傳又稱記，故古《禮經》之外又有記，而不必為今本之《禮記》，是則記與傳皆為釋經而作也。《史記》之有本紀(《漢書敘傳》稱為春秋考紀)，以編年為體，義同於《春秋經》，本紀之外而別作列傳，義同於《左氏傳》，凡本紀不能詳者，皆具於列傳，即列傳為釋本紀而作也。然本紀之義同於記事，故記事亦稱紀事，記為釋經而作，義正同傳，而遷何以稱古史為「史記」，自作之史何以又稱本紀，蓋紀帝王之事，有「禹本紀」為例，而又不能僭稱經，故用本紀之名以擬經，此可意度而知之者也。《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古人嘗稱史誦書(《左》襄十四年)，而《漢書》亦著錄《周書》七十一篇，故班氏以下稱史曰書，而《史記》亦稱詳故事典制者曰八書。然古人概稱記事之書曰志，義正同書，是班氏之易書為志，亦有未安，不如易志稱記，取以相配，亦理之宜也。或易紀人之傳為錄，而稱紀一事之本末者為傳，以免記與本紀相溷，亦屬允當。總之無論其名為何，皆取以釋經之義，紀傳一體創自司馬氏，而班氏承之，後世奉為圭臬，異乎此者，則謂之雜史，此即二氏所建立之史法也。
若夫馬、班二氏之史學，亦有可得而言者。《史記》之善敘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野，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即司馬遷之史學也。《漢書》之敘事，不激詭，不抑抗，
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斖斖而不倦，即班固之史學也。左丘明之贊《春秋》曰，非聖人孰能修之，然其所舉，乃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之五事。馬班二氏作史之旨，不期而與孔子暗合，此即章學誠所謂史意也。劉知幾作《史通》以明史法，又備言史例之要。曾謂：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准(《史通 序例》)，所謂史例，即史法也。《春秋》之例，具於「五十凡」，而左氏明之。《史記》、《漢書》未明言有例，然《史記》有《自序》，《漢書》有《敘傳》，而例即寓於自序、敘傳之中。遷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固所謂該萬方，緯六經，函雅故，通古今，皆屬言之有物，非好為大言者比，謂之史法也可。謂之史例也亦可。且即本書而細求之，亦非無例可尋，惜後人無仿杜預成式為《史記》、《漢書》作釋例者，遂致古良史之美意，湮沒而不彰，可慨也夫。是則史意也，史法也，史例也，皆二氏史學之可考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