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史 · 第二章 古代史家與史籍
吾國史籍之生，應在制字之後，故遠古無史可言，近世考古學家，發掘地下之藏，就所得之骨骼器物，以推斷有史以前人類之狀況，是之謂史前史，然此為晚近產生之史學，而與古人無與者也。《左傳》載楚靈王謂其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鄭注》即以靈王所謂三墳、五典釋之；賈公彥疏，引《孝經緯》，謂三皇無書，此雲三皇之書者，以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按《尚書 偽孔傳敘》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丘；語或有據。章太炎先生云：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者，墳丘十二，宜即夷吾所記泰山刻石十有二家也；五典者五帝之冊；八索者以繩索為編，外史所謂三皇五帝之書。吾考三皇之書，既由後人仰錄，且不傳已久，可弗置論。今《尚書》有《堯典》，當為五典之一，或疑其文字不古，豈亦由後人仰錄使然歟 要為古代之典籍，而具史之一體者。今所傳之三墳，既屬偽作，自《堯典》外，其他亦無考。故榷論吾國古代之史籍，應自《尚書》、《春秋》二書始。
章學誠云：「六經皆史也。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龔自珍亦云：「六經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書也者，記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記動之史也；風也者，史所采於民而編之竹帛付之司樂者也；雅頌也者，史所采於士大夫也；禮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職藏之故府，而時以詔王者也。故曰五經者周史之大宗也。」(《古史鉤沈論》)夫古人之典籍，掌於百司之史，前已言之。掌於史官之典籍，不得概名為史，左史記言，言為《尚書》，右史記事，事為《春秋》，《尚書》、《春秋》之為史，不待言矣。古人之於禮，實兼法而言。《周禮》所記為典章制度，一稱《經禮》；《儀禮》所記，為節文儀注，一稱《曲禮》；《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是其證也。《周禮》本名《周官》，一稱《周官經》，所載成周之官制，實為一代之法典，可比於後代之《唐六典》，前漢之末，乃有《周禮》之名，自周以來，有吉、凶、軍、嘉、賓之五禮，而唐有《開元禮》，宋有《政和五禮》，而溯其源多本於《儀禮》及大戴、小戴二記，合以《周禮》，可稱「四禮」。研其因革損益，是為典禮之史，如《通典》、《文獻通考》、《五禮通考》諸書是，而非謂《周禮》、《儀禮》為史。此其一也。近人之言研古史者，謂《毛詩》所載玄鳥、長發、生民、公劉等篇，為殷周時代之史詩。所謂史詩者，即以史事寓於韻語之中也。以今語言之，可謂史詩為史料。然《詩》三百篇中，如此類者甚少，與其謂《詩》三百篇為史，無寧謂為古詩之總集。此其二也。(王通謂《詩》與《尚書》、《春秋》同出於史，即詩為史官所采之意)若夫《易》為卜筮之書，尤遠於史。古人以祝卜與史並言。故《周禮》以大史儕於大卜大祝之列，而《易》亦掌於大卜。韓宣子聘於魯，觀於大史氏，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此謂《易象》、《春秋》俱為古典，掌於大史氏，而未嘗謂《易》為史。此其三也。龔氏之論《詩》、《禮》，不過謂為史官所掌。其謂《易》為卜筮之史，則殊涉牽強，未為得實。故以嚴格論之，不惟《易》、《詩》非史，即《官禮》之屬於政典者，亦不得與《尚書》、《春秋》比。依章氏所說，若謂《周禮》、《儀禮》為先王之政典，則無可議，《易》與《詩》無與於制度，謂之政典尚不可，況謂之為史哉。龔自珍又云：諸子也者，周史之支孽小宗也(《古史鉤沈論》)，張爾田本之，以作《史微》，乃雲，不惟六經皆史，諸子亦史之支與流裔也。近人劉師培亦云九流學術皆源於史，江瑔本之，乃作《百家之學俱源於史》一文。然考其所引之證，皆緣古代典籍概掌於史為說。古人學不下於庶民，士夫必從史官而學，史官指人而言，尚非謂記事記言之史。六經掌於百司之史，而謂之為史，諸子之學。由從學史官而得暢其流，而於所撰之書，亦被以史稱，則古史之範圍，何其漫無紀極耶 茲論古史，壹以《尚書》、《春秋》為斷，其他諸經及諸子，皆不得謂之為史。
《史記 孔子世家》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尚書》，是即《尚書》之所由作也。或謂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去其重者，定為百篇 。孔子刪書之說，亦見《書緯》 ，而今人多不之信。王充云：「《尚書》者，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為上所為，下所書，故謂之《尚書》。」(《論衡 正說》)王肅云：「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史通 六家篇》引)此又《尚書》之所以名也。蓋自司馬遷、班彪之倫，咸謂虞夏之世已有史官，故《書》有《堯典》、《禹貢》諸篇，皆當代史官之所記；而或以為悉由後人仰錄，亦疑莫能明也。今本《尚書》凡五十六篇，其中真偽參半，據清代學者考定，只有伏生口授之二十八篇為真，謂之《今文尚書》；此外之二十餘篇，則謂之《偽古文尚書》；而《今本尚書》之《孔傳》亦為偽作，稱為《偽孔傳》。今考二十八篇中之《盤庚》，唐人稱為詰曲聱牙者，實為殷代之古文。證以晚近所出之甲骨文，辭句相類，益為可信。而周代之諸誥亦不易讀，蓋古今語法文法不同之故。或以《堯典》、《禹貢》、《甘誓》、《湯誓》四篇，皆在《盤庚》之前，而文辭易解，疑為偽作，此殊不然。試證以周秦古書，屢見稱引，豈有古人未疑其偽，而今人能斷其為偽者 與其直斷為偽，以鄰於妄，何若謂為後人追記之為得哉。章學誠之論《書教》則云：「後來紀事本末一體，實出於《尚書》，《尚書》之中如《金縢》、《顧命》，皆具一人一事之本末，實為古史之具體而微者。」其說是也。古人嘗謂《尚書》為記言之史矣，今考《尚書》諸誥諸命，即同於秦漢以來帝王之詔諭，王莽曹丕之篡兩漢，皆模擬《尚書》以自文飾，而蘇綽亦為後周制大誥，藉令不考其事，但專讀其文，鮮有不以為舜、禹、湯、武之再世者。是以誓、誥之文，亦不得徑稱為史。史以記事，其中亦非無言，《左傳》為《春秋》而作，其中所記之言，與事相等，章學誠謂古人未嘗分事與言為二，亦為至論。《尚書》諸篇，記言而兼記事者，如《金縢》、《顧命》之類，則不多見。章氏謂紀事本末一體出於《尚書》，亦舉其一端言之耳。孔子以前古史之可考者，不多見，故取典、謨、誥、誓之文而刪存之，以當於古史。且司馬遷之作《史記》，於《春秋》以往之事，多采《尚書》，故曰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史記 自序》)。蓋以研考古事舍《尚書》外，別無可據之故，故後人亦以古史視之。論古代之史籍，應有廣狹二義：如章氏謂六經皆史，龔氏謂諸子為周史之支孽小宗，皆屬廣義；若就狹義言之，蓋必有組織，有義例，始得為成文之史。亦惟《春秋》及《左氏傳》，始足以當史稱，而《尚書》亦非有組織有義例之史。此又二者之辨也。
《春秋》為魯史之故名，其記事之法，以事系曰，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所以記遠近，別同異，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此杜預之所釋也。蓋《春秋》者編年之書，故舉春以包夏，舉秋以賅冬，總之，明其以年為綱而已。及孔子因而修之，亦名《春秋》。其修《春秋》之旨趣，《史記》言之最詳。《史記 孔子世家》云：
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自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又《十二諸侯年表》云：
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為有所刺激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漢書 藝文志》亦於《春秋》後論之云：
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本《論語》)。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天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孔子亦自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以修史自任為何如，馬、班所述，固不誣也。
孔子修《春秋》之旨，孟子亦屢發之，嘗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又為之說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復引孔子之言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春秋》所記者事，而事必載之以文，而義則穿貫乎文與事之中，所謂義者，即《史記》所謂制義法，後人或談史法，或明史義與史意，皆即今人所謂史學也。孔子之前，典籍守於史官，大事書之於策，小事記之於簡牘，只可謂為記載之法，而不得謂之有史學。左丘明嘗稱《春秋》之稱有五：一曰微而顯，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盡而不汙，五曰懲惡而勸善 。而杜預《春秋左氏傳序》亦云：
仲尼因魯史策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誡。其餘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
蓋《春秋》一書，本為魯史，仲尼因而修之，而詳其事跡、明其義例者，實為《左氏傳》，必合觀之，而其義始明。此即孔子之史學，而與左丘明同其作述者也。昔者劉知幾嘗謂《春秋》有「十二未喻」、「五虛美」 ，而王安石乃有「斷爛朝報」之譏 。然《春秋》之可貴者，初不在此，章太炎先
生論之云：
《春秋》之所以獨貴者，自仲尼以上，《尚書》則闕略無年次，百國春秋之志，復散亂不循凡例，又以藏之政府，不下庶人，國亡則人與事偕絕。是故本之吉甫史籀，紀歲時月日，以更《尚書》，傳之其人，令與詩、書、禮、樂等治，以異百國春秋，然後東周之事，燦然著明。令仲尼不次《春秋》，今雖欲觀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跡，尚荒忽如草昧。夫發金匱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丘明始。
據此，則孔子之修《春秋》，實為整齊官府之舊典，以下之於庶人，並以所創之義法，開後世私家撰史之風。此則功在百世不可泯滅者也。
孔子何為而修《春秋》 昔者壺遂以此為問，而太史公答之矣。語具於《太史公自序》，其說云：。
上大夫壺遂曰；昔者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語亦見趙歧《孟子題辭》，又見《春秋繁露 俞序篇》惟字句微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
尋此所論，及《漢書》所述，乃知孔子之修《春秋》，一因載籍殘缺，文獻無征，思存前聖之業，以垂方來；二因言之不用，道之不行，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其用意至為深遠，亦即修《春秋》之動機也。
左丘明與孔子同時，左氏之書，作於丘明，亦為釋《春秋》而作，漢代馬、班諸家，皆無異說。《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丘明為傳，共為表里。」 近人之為今文學者，多不信是說，乃謂左氏別為一人，非與孔子同時之丘明。且其說曰：司馬遷答任安書，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左氏即為左丘，其名不帶「明」字；又以其人生於晚周，故《左傳》之文，不類春秋人所作；又謂《齊論》無「左丘明恥之」一章，故左丘明亦不必與孔子同時。此議固起於宋之鄭樵及朱熹 ，然不過姑為疑辭，以待後人之考斷耳。丘明既為春秋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周穆王，終魯悼公，別為《春秋外傳》，號曰《國語》，故亦號《左氏傳》為《春秋內傳》。自司馬遷、班固、韋昭諸氏，所說皆同 ，其流傳蓋已久矣。近代學者，以今古文家法不同之故，抨擊《左傳》，幾無完膚，如劉逢錄、康有為、崔適諸氏，皆謂今本《左傳》，頗經劉歆竄亂，凡其中釋經文者，多非左氏之舊，引歆所稱諸儒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為證；或又謂作《國語》者，即為左丘，而非丘明，劉歆取《國語》之一部，以偽制《左氏傳》，以其棄余為今本之《國語》，或又以《左傳》、《國語》之多歧，斷其作者不為一人 ，其為說之是非，宜有以辨之。愚謂司馬遷之世，去古未遠，所見古文典記甚夥，其稱魯君子左丘明，必非妄語；杜預稱丘明身為國史，又與班固稱丘明為魯太史之語合；縱令後賢所說，各能自完其說，然不信《史記》本書，而取短書雜說，或單文孤證，以明其說之為是，一度亦無以服古人之心也。近世今文家重惡劉歆，故謂漢代之中秘書，多為其竄亂，弗恤深文周內，以成其罪。不悟《史記》之作，遠在歆前，採用《左傳》，言非一端，且其書早經楊惲、褚少孫之徒布之於外，為時賢所共見，藉令歆果作偽，必為太常博士之徒，察覺發覆，而哄然不容於世矣。夫劉歆作偽之說，已不可信，而謂左氏為晚周人，為可信乎 故愚仍以馬、班之說為可據，而以作《左氏傳》者，即為與孔子同時之丘明，而備聞修《春秋》之義法者也。夫必如是，古史乃可信，而有討論之餘地矣。若夫《國語》之作，是否與作《左傳》為一人，本不甚關重要，惟二書各有詳略異同，可資互證之處甚多，凡研《左傳》者，必讀《國語》，其為春秋時代古史之一，又不待論也。
《左氏傳》為釋《春秋經》而作，經既為傳之綱領，而傳亦為經之節目。杜預作注，始合經傳而為一，所謂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者，皆可一覽而得。後來朱熹作《綱目》，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使人瞭然於開卷之頃，實作史之良法也。然左氏作傳，為備《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跡，與孔子同其作述，稱之為傳，其實史也。公羊、穀梁二家，亦為《春秋》作傳，不詳其事，而詳其義，初則師弟之間，口耳授受，至於漢代，乃著之版業，寫以隸書，所謂今文之學也。晚近講今文學者，推崇《公羊傳》，以為深得孔子之旨，公羊家有所見所聞所傳聞之三世，《史記》有據魯親周故殷之語，於是乃有「立三統」「張三世」之說；又謂孔子端門受命，為漢製法，以明白可據之書，寓怪誕不經之說。不知公羊之三世，猶今人修史之有上古、中古、近代，以魯史為據，故曰據魯，尊周王而書春王正月，故曰親周，周因於殷禮，故曰故殷，此為修史之通例，而非有甚深之義也。漢魏之世，已有人曰，仲尼為素王，丘明為素臣，而杜氏則力斥其非矣。或謂左氏所傳，為其文則史之文，《公》、《穀》所傳為其義則丘竊取之義，此亦不然。左氏之義，即寓於文中，如「五十凡」及「君子曰」是也，不必求之於《公》、《穀》，而其義已大明。總之，研史與說經不同，公、穀二氏之說，或可備一家之言為說經者之所擷取；若研史者，則應以史實為主，空說其義，於史何裨 此《左氏傳》所以得為古史之一也 。
《春秋外傳》之名，始見於《漢書 律曆志》所引之「三統術」，「三統術」為劉歆所作，蓋前漢所傳之古說也。韋昭敘云：「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左丘明因聖言以攄意，其明識高思未盡，故復採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迄魯悼智伯之誅，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其釋義可謂昭晰矣。宋人葉夢得嘗謂古有左氏、左丘氏，《春秋傳》作者為左氏，而《國語》作者為左丘氏(見《習學記言》，亦見《困學紀聞六引》)，即以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為證也。然史公之去明字，正緣行文之便，其不稱丘明而稱左丘，亦以免與下文犯復耳。古人文中截取人名為稱者，不乏其例，如方朔葛亮，亦其證也。左氏既傳《春秋》，又作《國語》，起於先秦，淵源甚遠，後人非有極真極確之證據，未可以彼而易此也。詰《國語》之短者，一曰鄢陵之敗，苗賁皇之所為也，《楚語》則雲，雍子之所為，與傳不同(此隋人劉炫說)；一曰《左傳》以伐吳後三年圍吳，又三年而滅之，《越語》後四年遂居軍，三年待其自潰而滅之，《左傳》自伐吳至滅吳凡六年，《越語》則為三年，《左傳》自吳及越平至滅吳凡二十二年，《越語》則為十年，此又《國語》之文異於《左傳》之大者(近人徐元誥說，見《國語集解序》)。惟左氏身為史官，所見之典籍非一，安知非故為存異，以待後人之論定耶？今考《國語》，凡《周語》三篇、《魯語》二篇、《齊語》一篇、《晉語》九篇、《鄭語》一篇、《楚語》二篇、《吳語》一篇、《越語》二篇，凡二十一篇。《晉語》獨多；必出於晉《乘》，《左傳》多載晉事，亦以此故。周王為天子，魯齊以下為諸侯，而以天子下儕於諸侯，稱為一國之語，殊不可解。然而以有此體，遂為後來國別史之祖矣。
《尚書》、《春秋左氏傳》、《國語》之外，其書為古史，而有研討之價值者，凡四：曰《逸周書》、曰《竹書紀年》、曰《世本》、曰《戰國策》，是也。
《晉書 束皙傳》云：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雲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者攝行天下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台、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
又同書《荀勗傳》云：
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秘書。勗又嘗敘《穆傳》曰：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準盜發古冢所得書也。皆竹簡絲編，以臣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盡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也，於《世本》蓋襄王也。案《史記 六國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左傳集解後序》正義、《玉海》一四七俱引王隱《晉書》，荀勗《上穆天子傳序略》所紀與此略同，可供參考)。
據上文所記，汲冢所得古書如下：
《紀年》十三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卦下易經》一篇，《公孫段》二篇，《國語》三篇，《名》三篇，《師春》一篇，《瑣語》十一篇，《梁丘藏》一篇，《繳書》一篇，《生封》一篇，《大曆》二篇，《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雜書》十九篇。
右凡六十八篇，合以折壞之七篇，正為七十五篇。其中純屬於史籍者，曰《紀年》，即世所稱之《竹書紀年》；曰《國語》言楚晉事，蓋即今本《國語》之殘簡也。
《漢書 藝文志》，書九家中，著錄《周書》七十一篇，為周史記，劉向謂即周時之誥誓號令，而顏師古則以為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自來《說文解字》、《論語馬注》、《周禮儀禮鄭注》，皆引《周書》，亦皆在今本《逸周書》七十篇之中，惟《隋書 經籍志》於《周書》十卷下注曰，《汲冢書》，《唐書 藝文志》仍之，後人遂於今本《周書》，冠以「汲冢」二字。然考之諸書，《晉書 束皙傳》雜事十九篇中雖有《周書》之名，而篇帙太少 ；而杜預《左傳序》，敘汲縣發冢事，亦未嘗一語及之；況晉武以前引《周書》逸文，不在今本中者，蓋不下數十事 ；其書故盛傳於世，何得謂出於汲冢而世始見之耶。前人釋今本《周書》，謂其篇數少於《漢志》一篇者，即緣其序散入各篇之首，一若今本之《尚書序》，理或然矣。究之其書之一部，不免出於後人依託，故多與《尚書》不類；又諸書所引，多不見於今本。然其書仍為世人所重者，即以其出於依託之一部，亦必多有典據，古籍無多，不可輕棄，故寧過而存之，是也。
其次則《竹書紀年》，實出於圾冢，《晉書 束皙[傳]》敘之備矣。而《隋書 經籍志》亦云：
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發冢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帝命中書監荀勗、令和嶠，撰次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唯《周易》、《紀年》最為分了。其《周易》上下編，與今正同。《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別，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謂之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案杜預《左傳後序》扶作符）。
茲考《隋志 古史》一目，著錄《紀年》十二卷，謂為《汲冢書》，當為束皙、苟勗所見十三篇之竹簡，無可疑也。案《史記注》、《水經注》、《穆天子傳注》、《文選注》，皆屢引《紀年》，而今本或有或無，即證以劉知幾所見之本，已與今本不同。清王宏撰《山志》，即以今本《紀年》為不可信，而徐文靖撰《紀年統箋》，則力辨之，以為可信。清朱右曾始取諸書所引之文，輯為一編，題目《汲冢紀年存真》。近人王國維因之，以成《古本竹書紀年輯校》；又撰《今本紀年疏證》，以明其偽，其言曰：「紀年佚於兩宋之際，今本乃後人所搜集，複雜采《史記》、《路史》、《通鑑外紀》諸書成之。今一一求其所出，始知今本所載，殆無一不襲他書，其不見他書者，不過百分之一，又率空洞無事實，所增加者年月而已。事實既具他書，則此書為無用，年月既多杜撰，則其說為無徵，無用無徵則廢此書可。朱氏輯本，尚未詳備，又諸書異同，亦未盡列，至其所取，亦不能無得失，乃以朱書為本，而以余所校注補正之，凡增刪改正若干事。」據此則偽者之跡為不可掩，而真者亦因以明，於是王氏疏通證明之功，為前人所不及矣。要之汲冢所出之《紀年》，間有駭人聽聞之紀載，然其大體多同《左氏傳》，是即古史之較可信者。茲屏偽本，而專取輯本，以存其真，斯已可矣。
再次則為《世本》。《後漢書 班彪傳》云：「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日曰《世本》，一十五篇，其子固本之，遂著錄其書於《漢書 藝文志》。」或曰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上錄黃帝，下逮漢末 ，惟未言作者究為何人。顏之推始雲，《世本》左丘明所書，說出皇甫謐《帝王世紀》 。章太炎先生信之，其說雲，蓋左丘明成《春秋內外傳》，又有《世本》以為膚翼，近之矣。《世本》者，不畫以《春秋》，其言竟黃頊，將上攀《尚書》，下儕周典，廣《春秋》於八代者也 。《隋志》史部譜系一目，著錄《世本 王侯大夫譜》二卷，疑即古十五篇之《世本》；又有劉向《世本》二卷，宋衷《世本》四卷，蓋就古《世本》而為之注釋。其書蓋亡於宋代。今可考者，有《帝系篇》，有《氏姓篇》，有《居篇》，有《作篇》，又有世家，有傳，有譜。《史記 魏世家 索隱》，引《世本》傳文；或謂《史記 伯夷傳》其「傳」曰之「傳」，即出於《世本》之「傳」。其略見於錢大昭、孫馮翼、洪飴孫、秦嘉謨、雷學淇、茆泮林、張澍諸家之輯本；其何者為古本，何者為劉、宋二氏所補輯，則不易明。司馬遷撰《史記》，多採取古《世本》，此亦古史之僅見者也。
再次則為《戰國策》，著錄於《漢志》者，凡三十三篇。內計西周一篇、東周一篇、秦五篇、齊六篇、楚趙魏各四篇、韓燕各三篇、宋衛合為一篇、中山一篇，記春秋後迄秦二百四十五年之事，即號為戰國者是也。據劉向《校書錄序》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隋志》著錄兩本，一為二十二卷，劉向錄；一為二十一卷，高誘注。今傳高誘注本，即為二十一卷，是為真本，古今皆無異詞，亦即見采於《史記》者也。
上述四書之外，又有二種，不可不述，一曰《穆天子傳》，一曰《山海經》。《穆傳》見於汲冢書目，原為五篇。今本則為六卷，前五卷皆紀穆王西巡事，後一卷紀美人盛姬事。按《束皙傳》所紀《雜書》十九篇中，有紀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之語，殆即此篇，而後人合之也。晉郭璞為之注，並傳於今，其中言穆王西巡事，皆有月日可尋，並詳紀所行里數。郭璞《序》謂其體與今「起居注」同，故隋唐各志以之列入起居注。近人丁謙更為之作考證，以西圖案其地望，言甚博辨，可指數者甚多。此其一也。《山海經》著錄於《漢志》，前有劉秀校上奏，稱為伯益所作，秀即劉歆之易名也。《史記》亦稱，《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是其書已為子長所見。《列子》亦稱大禹見而行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或疑《列子》為偽書，不盡可據。然考書中所紀，人名有夏後啟、周文王，地名有秦漢郡縣，是則其書雖不必為周代之古籍，然必有一部為晚周秦漢人所附益。清代畢沅為作校注，郝懿行為作箋疏，皆力言《山經》實古地理書，且以《水經注》證其域內地名，亦十得五六。此其二也。《四庫書目》以二書誇誕不經，列入小說，尚非得實，考古史者，不宜置之。至若趙煜之《吳越春秋》，袁康之《越絕書》，雖詳吳、越二國事跡，而皆撰於漢代，非上述諸書之比，故亦不復具論焉。
夷考春秋以往，諸侯皆有國史，外史所掌四方之志，即為列國之史。杜預所稱大事書於策，小事簡牘而已，亦諸侯修史之成法也。孔子修《春秋》，得見百二十國寶書 ，蓋即墨子所見之百國春秋；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晉韓獻子聘魯，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乘》與《檮杌》，即春秋之異名，而魯《春秋》，又孔子修《春秋》之所本也。《汲冢瑣語》又雲有《晉春秋》(見《史通 六家》)，當即晉《乘》之別名。又如《竹書紀年》，本為魏國之史，魏上承晉，故敘晉事獨詳，一如魯之有《春秋》，是即魏之《春秋》，而原於晉《乘》者也。是則周代盛時，列國之史，林林總總，不可勝記。左丘明得見列國之史，故據以撰《國語》，而《戰國策》亦列國史之支與流裔也。迨至晚周，諸侯惡其害己，始去其籍，又厄於秦火，於是所存者僅矣。
兩漢經師，具有家法，遞相傳授，其學有今文、古文之分，蓋自孔子以後師弟間口耳相傳，至漢初始以隸體書之於冊者，謂之今文學。其古人原本尚在，所書悉為古籀著，即就本書肄習，或以漢隸通之者，謂之古文學。因今文古文之異體，解者緣以紛紛而各立門戶，是謂之家法，而爭端亦由此起矣。古人以六經皆為王官之典籍，未嘗有經史之別。《尚書》、《春秋》皆為古史，伏生所口授之二十八篇，為《今文尚書》，前已論之。又如著錄《漢志》之《古文經》四十六卷，即《古文尚書》也 。公羊、穀梁二氏之傳《春秋》，皆書以今文，是為今文學；左氏所傳古經十二篇，傳三十卷，原本具在，是為古文學；是則《尚書》、《春秋》之有今古文學，亦即古史之有今古二派也。《漢書 藝文志》雲，《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 。《尚書》之出於壁中，亦猶《紀年》之出於汲冢，自秦人燔書，古籍之不絕如縷，正賴壁中及地下之藏，得保十一於千百，此考古史者，所宜鄭重記之也。凡古史之流傳至今者，不為口耳相傳，即為保藏原本，然後世之載籍，繁於古代者千萬倍，徒恃口耳相傳，為不可能，於是又有資乎古籍之流傳。清代禁毀之書，不可指數，而終有其一部，不因禁毀而失傳者，則保藏之效也。古代簡編，非甚繁重，師弟尤重傳授，故歷數百年，傳十數世，而其書仍能不亡，非惟保藏，亦口耳相傳之效矣。汲冢之發，所得古簡獨多，是為明證；可無述歟。 再進而言古代之史學，試以劉知幾所論證之。知幾論史，概以「六家」「二體」。所謂六家者：一《尚書》家、二《春秋》家、三《左傳》家、四《國語》家、五《史記》家、六《汊書》家，是也。《尚書》所載，多為典、謨、誥、誓之文，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其體略如後世所集之兩漢詔令、唐大詔令、宋大詔令及明清兩代之聖訓，亦猶《毛詩》一編，為後代總集之開端，不惟後代繼其體者為難，亦不得謂為史體之正宗。《春秋》本魯史而成，左氏緣經以作傳，經為綱而傳為目，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是二家者，以編年體而垂為百代之法者也。其後司馬遷以紀傳書表之體，創為《史記》；班固繼作《漢書》，改書為志，斷代為史；後有作者，遵而不易，於是紀傳一體，遂樹正史之規模。若夫《國語》、《國策》二書，以國為別，而無復年月可尋，後世之書，惟陳壽《三國志》、崔鴻《十六國春秋》、路振《九國志》、吳任臣《十國春秋》，差可比擬，然亦乙部之支流，不得以大宗擬之矣。是以知幾綜其前說，約為「二體」；「二體」者，紀傳與編年是也。《春秋》、《左傳》為一體，是為編年；《史記》、《漢書》為一體，是為紀傳。系日月以為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編年體之所長也；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賅，洪纖靡失，此紀傳體之所長也；劉氏論之詳矣 。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或為魯史舊法，然垂為不刊之典，以傳之於後世者，則孔子與左丘明也。章學誠有言，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文史通義》所由作也。愚謂古代史學，只有史法，而史法當與史意並重。所謂系日月以為次，列時歲以相續，即史法也；所謂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即史意也；史法即其文則史之文，史意即則丘竊取之義，曰法與意，曰文與義，皆為孔子之史學。是故推論吾國之史學，必萌芽於孔子。至博採列國之史，萃為一編，以羽翼孔子之作，以闡發孔子修《春秋》之旨趣，是為左丘明之史學，而公羊、穀梁二氏，專明一家之學者，不得與焉。吾於古代之史家，僅得二人，首推孔子，其次則左丘明也。
總上所論，古代之史家，應為孔子與左丘明，古代之史籍，應為《尚書》、《春秋左氏傳》、《國語》、《國策》，而《周書》、《紀年》、《世本》之殘缺不完及僅見佚文者，亦以附焉。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治古史者，不可不知此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