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入門 · 七 史料學與考古學的結合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 顧頡剛先生談史料學與考古學的結合
清朝前期重視整理古經古書,清朝後期則重視整理古器古物。逐漸地把史料學同考古學結合起來了。
乾隆時期,有一個人叫程瑤田,著有《通藝錄》,專講用實物以整理史料。自此開始了史料學同考古學相結合的新階段。為了考察古物,程瑤田曾經先後四次去全國各地的農村和各處存有古物的巨家,進行訪問考察。接著他的,有吳大澂繼續這樣努力。
關於如何把史料學同考古學結合進行,我們分別說說。
第一,玉器。玉器在我國古代很通行,這實際上是石器時代的遺留。
商代、周朝的人們,流行著用玉作為裝飾品及禮節用品,身掛的都是些玉,見了人,贈送的禮品也是玉。帝王任命官吏,沒有印,就用玉當作信物。諸侯去朝見天子,也是帶一塊玉來,天子再用另一塊玉,對照一下,就承認下來。還有,人死之後,口中含上玉,再埋葬。因此,就要大量的玉。要這麼多玉,從那裡來?中原地區產玉不多,西北的和闐這個地方產玉多些。所以,從這裡也可以知道中原地帶同西北地區之間的往來交通很早。
春秋時黃玉塊
到了清代,吳大瀓著有《古玉圖考》一書。他把古玉器的考據研究同古代歷史的研究聯繫起來。在這本書中,畫出了各種各樣的古代玉器。《周禮》中,記載了天子的各種玉器都是什麼尺寸,多麼長短;也記載了諸侯及其以下各級官史的玉器的尺寸,長短。吳氏按照《周禮》書中所記的這些玉器的尺碼大小,自己把當時所看到的古玉量一量,比一比。他考出周朝的一尺,只等於清明時一尺的六寸。大體上是古代的一尺,同現代的半尺差不多少。
吳大瀓又著《權衡度量實驗考》。過去說,古代一個人耕種一百畝地。吳在這本書中,根抿考據知道古代的一百畝,等於後來的三十畝。
第二,印,古代帝王所用的印,叫做璽。清朝人大量收集古璽、古印。山東濰縣有個陳介祺,在咸豐年間,同吳大瀓是朋友。他是個進士,但不做官,只收集各種古代器物。所以影響了濰縣這地方不少人故意製造假的古物,一直到後來還有這種風氣。
陳介褀收集的古印很多,又收藏了許多古代銅器,著有《十鐘山房印舉》一書,所謂「十鐘山房」,就是表明自家收藏了十個古鐘。陳氏常和吳大瀓通信,商討古器物、古印同古史的一些問題。
西漢墓出土漢歸義羌長印
漢將兵都尉司馬印和別部司馬印
在《十鐘山房印舉》這本書里,論述了戰國時代到漢代的各種的印。他所列舉的印中,官名甚多,可以考見古代的種種官職。
第三,封泥。又發現了許多「印泥」。周代以至漢代,人們寫信,是寫在木板上。司馬遷寫一信,要用許多板子。那時,在寫好的信上,再加蓋一個木板,然後再用繩子四方捆縛起來,打個繩結。結上放一點黏土作成的泥塊,泥上再蓋上一印,以防別人私自打開來閱看。這就收作封泥。
古人每一封信,都有一個印泥。古印都是陰文,是凹下去的字,一經蓋到泥上,就成了陽文,凸起的字。
山東人吳式芬,著有《封泥考略》。作者得到了許許多多的古印印泥,加以考察研究之後,弄清楚了古代官吏制度。
《二十四史》各部史書里,只記載了各代大的官。所以封泥及對於封泥的研究,就能夠補充這些史書的所缺所漏。
山東濟南博物館還收有四百塊封泥。
新疆出土漢代版牘和封泥
第四,符。虎符,是銅質虎形的憑證。古代,這種虎符的一半放在帝王那裡,另一半放在將軍那裡。要是帝王要發兵了,就派人持虎符作為命令。到了帶兵的將軍那裡,將軍要把自己所收有的另一半符,放到一起加以封合。相合,就承認是王的命令,就得照令行動。
虎符的剖切面不平,面上有若干高高低低的地方。所以,兩半符就要封合一下,以辨別真偽。
古時一般官吏不用符。
研究古符,也是通過古物以考古代歷史。
第五,節。節和符有其相同之處。古之帝王派出使者的時候,就把信寫在節上。節是用銅製造的。
新近發現了楚國的《鄂君啟節》。是一個人的名字。從這種古節上的文字,還可以知道那時代的山川道路及其他古代的事情。
第六,陶器。陶器,是古代工業上最早的發明。由於陶器可以放水,所以古人家家都用都有。這種家家用陶器的情況,表明人類已經可以定居,可以住在最早的洞裡或房裡。陶器的出現,約在新石器時期。所以最古的陶器,成為新石器時代的標誌。
隨著人類文化的進步,一代代人類社會的發展,陶器的製作也不一樣。發展到仰韶文化時,制陶技術已經頗為成熟。早期的燒窯由於封密不嚴,常是燒出紅色的、紅褐色的,或者是雜色的陶器。到了仰韶文化時期,燒陶的窯里可以把溫度燒到高達一千度,其成品以紅色陶器為多,上面常有黑色的彩繪。所以叫「仰韶彩陶」。
「仰韶」是個地名,在河南澠(讀免)池縣,仰韶是澠池縣內一個村名。這種仰韶彩陶,是史前時代的,是夏、商以前的器物。這是地質學家發現的。
這種彩陶上的色彩與花紋跟後來的陶器上的色彩與花紋都不同,卻是和中亞細亞的阿那(現已屬於蘇聯境內)的古陶很相同。這說明那時候東西方的交通已經通達。
這種仰韶彩陶上,有花卉,有幾何圖案,還有簡單而整齊的示意符號。有的陶器甚大。
後來,又發現了「龍山黑陶」。這是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時期的陶器。這個地帶,在山東濟南附近。龍山黑陶,是在山東、河南一帶出的。彩陶可以在西邊一些地方及西北一帶找到,而黑陶則是在東邊地帶找到。
「龍山黑陶」,由於人類文化又進了一步,制陶技術又有了新發展,燒出來的多是灰色陶器和黑色陶器。這種陶器很薄,也很光,是黑亮光滑的蛋殼陶。
又發現了殷墟的陶。就是河南安陽所發現的古殷墟白陶。南方蘇州也發現過白陶。燒制白陶的窯內溫度,要高達一千二百度到一千四百度方可。這證明社會文化又有了發展。
彩陶在先,更早一些;黑陶在它之後,居中;白陶在後。商代人已經把彩陶看作古物。在這之上,更無別的古物。
白陶上面有凸起的花紋;黑陶無有花紋;彩陶的花紋,是畫上去的:表現了三個歷史時期的文化。即是:彩陶時代,黑陶時代,白陶時代的社會文化。
到春秋戰國時,陶器上有了文字。可是陶器粗了。這是因為此時社會文化又有了更大發展,很多器物用了銅器。這個時期的陶器上面,每家都刻上自己的姓名。
時代越是古,陶器色彩越好。古時,帝王也用陶器,尋常百姓更不用說了。
漢朝以後,陶器演變為瓷器。瓷器上有彩釉。
漢陶樓陶畜
明器,或者叫冥器,是給神或者死去的人所用的陶器。在這種陶器當中,有小房子,有馬以及什物等品。這些也都反映古人各時代的生活。現在已經發現了明器中,以新石器時代的為最早。
據《孟子》記載,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像人而用之也。」這個意思就是說,開始作俑的人將沒有後嗣,因用像人的俑來殉葬。實際上則是,用俑作為殉葬品,證明了古代是活人殉葬。有一個商朝的古墓,開掘後,發現墓很大,是有百人生生被殺而殉葬的一個大墓。到後來,為了少殺人,改為以陶做的俑去殉死者。
漢代說唱陶俑
俑,可以表示各時代的文化。
最美的是唐代的俑。唐代的彩馬,官吏的俑與歌、舞的俑,都好。這些俑的上面都有彩釉。
在洛陽曾發掘一古墓,墓里有幾百個俑。表示死者的殉葬奴隸有男、有女很多。從這些俑可以考證出那時的衣服,而古代衣服是最不易保存下來的。但看見唐之俑人裝束,便可以知道唐時的人,穿短裝的多,衣服的長短剛到膝部。
從以上的敘說,我們就可以明白,考證古史,就不能忽略對於古陶器的研究。
第七,碑與墓志銘。銘在墓中,碑在墓外。古代大墓,有石闕,在墓的二側。闕上有文字,表明墓內埋的什麼人。闕,有警衛的意思。
碑,把死者的事,記載在上面,漢代的碑,有一人高,上面的字不多。碑上都有一個孔洞,這是因為在祭祀的時候要用羊,這個孔洞用以結繩。
墓前有碑、有闕都是從漢代開始有的。所謂「天闕」,乃是皇宮宮門兩邊的大樓。
墓志銘也是漢代以後才有的。
銘很考究,都是石質。其形狀像龜。要上、下切開作兩半,下面的一半,刻上文字,然後再把另一半蓋在上面。再到後來,這種銘就不再切開了,只是方石一塊。
在河北省的臨漳縣,是曹操建都的地方。這裡有一銅雀台,附近古墓頗多。傳說是曹操七十二疑冢的所在,說是曹操故意偽造的。實際上,現在已經弄清楚了,那些全是後來北魏人的老墓。這些墓內,有銘,上有文字記載,就證明了。
魏墓志銘
北魏的時候,人死後,墓前不准有碑。所謂魏碑,多是廟宇里的碑。
從銅雀台的北魏古墓中,看到銘,從文字記載上知道這些墓中人,姓元,原先姓拓跋,這是些貴族,所以墓很高很大。
考釋這種古銘文,對於研究北魏皇朝和貴族情況有用。如他們為了要漢化,對其少數民族的原來祖傳的拓跋姓,也一律要改。這些銘文,就是這一史事的物證,是可靠的文字證明。
唐代以前,貴族才能在墓中用銘。可是一到唐朝,改變了,不是貴族的人,也在死後的墓內用銘了。就是說,死了人,都可以用銘。一般的墓,用磚做銘,上面寫硃砂字。
有的宮女,死了之後,要為之作銘,又不知其事,所以銘上就這祥寫:
×氏(要有個姓),但不知何許人也。
河南洛陽以北有北邙山。這裡是好多朝代的葬地,古墓多,出土的銘也多。有兩個人下功夫去加以收集。一是張鈁,這人早先在民國時期,是軍閥,解放後還活著。此人收集了二千多塊銘。第二人是于右任,國民黨的元老,他收集了不到二千塊銘。
這些銘捐獻出來了。一部分存在陝西博物館,一部分藏在河南博物館。這些銘的文字,有的可以校正《二十四史》的錯誤。例如,關於某代某大官,是哪年生的,哪年死的。
第八,石刻、畫圖,文字。
在漢墓中,有刻的畫,發現了武梁祠、孝堂山(在山東長清),把古代忠孝節義的故事刻在墓裡邊的壁上。其上,還有文字。漢以前沒有墓內畫。
圖,已經發現的有天文圖,是在蘇州見到的,宋人所刻。
還有地理圖,是在西安發現的,也是宋人所刻。這份地理圖有兩部分:一為《禹跡圖》,畫的是禹的行跡。二是《華夷圖》,是畫中國及其四方各夷國的圖。
關於地圖,我國自晉代就有很好的地圖了,那時的地圖上,就能夠分出等高線來。晉代的裴秀、唐代的賈耽,都能畫出好的地圖來。這種古地圖上,都打著格子,每格表示一百里。
宋朝石刻的天文圖、地理圖,是世界上又早又好的圖。
又發現了石刻都市圖。有《平江城坊圖》,這兒的「平江」,是指蘇州。在這個石刻圖上,街道和河道,都畫出來並刻在石上,也是宋人刻的。
石刻的文字,就更多了。
古代石刻的文字,傳到現今的,有儒家的古經古籍;有釋家的經典;有道家的古經。
關於道家的古經著作,有《老子》共五千字,是最少的了。它刻在幢上,就是六角或八角的石柱。
關於儒家的古籍,刻有十三經。在後漢熹平刻了七部經於石上,傳說是蔡邕書寫的,後人稱之謂一字石經。到了魏代,又刻了兩部經:一是《尚書》,一是《春秋》。叫做「魏三體石經」。為什麼叫三體?就是書寫時用了三種字體:古文字、小篆、隸。刻這兩部經書,用的石碑很多,刻寫了四萬八千字。
到了唐代,把二十經都刻了,叫做開成石經或唐石經。宋代補刻了《孟子》。這些現在都存於西安的碑林,但已有殘缺。
秦石鼓文
關於釋家的經,刻的最多。
北京房山,有自唐代到明代的石刻經文。先後刻了幾百年。房山的佛經,由於都在山洞裡,在古塔中,現在還沒法子看,沒有開發出來。①
①校訂者按:文物出版社已出版《房山縣雲居寺》一書。
古代所刻的佛經,究竟總共有多少萬塊,不知道。泰山有金剛經石刻,一個字,有小桌面大。河北省磁縣有個響堂寺,這裡的石刻佛經,至為巨大。
上述這些佛經,多是刻在山上。
不用說,古石刻文字,古石刻畫,古石刻圖,對於研究古代史,都是富有價值的。
第九,書畫。
先說說書,即古人所寫的字。
我們向來知道中國古代書寫的字,流傳下來的,人們把它分做兩派:南派——唐;北派——魏。
可是,現在發現的新疆存有三國時代、西晉時代所書寫的字。這是寫在紙上的。這一珍貴文物,已流到了國外。
所謂南派,是帖;所謂北派,是碑。帖者,信也,古人所寫的信件。
寫魏碑的,可以參考墓銘的字。
南派的古帖,在宋朝重新集了許多部帖,宋太宗時刻了《淳化閣帖》在石上,然後,再從石刻上拓出來,這部帖的石刻已經沒有了。
熹平石經殘片
到清代,乾隆時刻了《三希堂法帖》。這件古帖石刻,現在北京北海公園的閱古樓。「三希堂」是乾隆皇帝御書房的名。三希,是三樣稀有的古寶,全是王羲之父子弟兄所寫的字。
王羲之得到世世代代的大名,是和唐代李世民,以及宋代皇帝極力收集王羲之書寫的信分不開的。
還有一部描的帖,叫《萬歲通天帖》。這兒的「萬歲」,是指武則天。這部帖是唐代的,一直沒有刻出來,自唐朝傳到了明朝,又傳到了清朝。最後,經溥儀帶著到了東北。現在存在瀋陽博物館。這部帖也是些王羲之的字,是勾下來的。
古人所書寫的真跡原品,只有漢簡是最古的了。晉代的則有在新疆發現的紙上的古字。另外,在故宮博物院藏有西晉時的陸機所寫《平復帖》。這件陸機所寫的信上,有「平復」二字。
另外,還有許多古人書寫的真品,已經被運到台灣。
歷代傳到今天的古人書寫的真跡,以宋人所書寫而流傳下來的為最多。
接著下來,我們說說畫,古人的畫保存到今天的,除了石刻的畫而外,最古最早的是隋朝展子虔的《遊春圖》。這是展子虔的手跡,到現在已有一千二百年了。
唐代人畫在紙上的少些,很多是畫在壁是,叫做壁畫。這樣,傳下來的唐畫也就少。有的是畫在屏風上,叫做屏畫。由於這些屏風是絲織品,也容易毀掉。所以,唐代畫留下來的少。
宋代人的畫,傳下來的就要多些。這是因為宋徽宗很喜歡畫。在宣和年間,他成立了「宣和畫苑」,集中了不少畫家在宮裡作畫。所以,畫的多,存的也多。宋代的畫,多為工筆畫,即細描細寫的畫,有的人就說這種畫叫「匠人畫」。
中國工筆畫中,最有名的古畫是《清明上河圖》。作者張擇瑞,是北宋人。此畫畫的是北宋時代的都城汴梁(開封)的城內外風景及運河邊上的情景。宋代的京城也叫東京開封府,是水陸樞紐。這時,有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等水道,以溝通南方經濟富庶區和山東與西安各地。有些街道十分繁華,有些大街是沿著河道形成的。
《清明上河圖》是一個長的畫卷。圖中描會了自郊區,經城區,汴河的兩岸風光。有農田、村舍、酒店,有河中船隻與縴夫。行人、騾馬熙熙攘攘。卷上畫的「虹橋」,橋上橋下,人群接踵。有飲食攤、刀剪攤、雜貨攤,有茶座,有酒店。圖中人物有數百人之多。有買花的,有賣剪刀的,有賣弓的,有賣卦的等等各類人物的形象。在街上的行人中,有穿短衣的勞動者,有騎馬的官員,有乘轎的仕女,表現了宋代社會的風俗。宋畫表現風俗的多。
這一畫卷共有五米多長,由於是北宋的風俗畫,就不僅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也有極高的研究歷史的價值。
清明上河圖(局部)
第十,織錦刺繡。
古人的織錦刺繡,留存到現今的,有宋朝的織錦和明朝的刺繡。我們見到這些古物,有助於考察歷史。
刺繡,有名的是「顧繡」。因為在明代,上海有個顧家(露香園),父親和女兒都能刺繡。繡得極好,出了名,所以有「顧繡」的稱謂。現在故宮博物院藏有這些古代藝術品。
第十一,古代檔案。
毫無疑問,古代檔案是研究歷史的重要依據。現在,我們只有明代和清代的檔案,就是明、清內閣大庫的檔案。共有存檔文字幾十萬件。
清朝末年,皇朝統治者想要加以清理。當時有人主張全部燒掉。羅振玉力主要保存下來。結果,就裝了八千麻袋,保藏在故宮午門樓洞裡邊。
其後,又有人把這些擋案當成廢紙,賣到了造紙廠。這事又被羅振玉知道了,他用二萬兩銀子買了回來。再後,到民國時期,為當時的中央研究院買到。現在,一部分被帶到台灣去了,可是大部分還留在北京,存於西山溫泉的檔案局。
總起來我們可以說,研究歷史的史料學和考古學必須結合好,要求考古學家和史學家配合得好,要把古代留存於今世的各種古物、各種史料,一一加以考證。古玉也好,古節也好,古陶也好,古碑古銘也好,古石刻也好,古書古畫也好,直到古代存檔,都需要更多專門的人、專門家、專門學者,進行研究,並跟史學研究緊密結合。
可以看出來,歷史的研究,一代比--代有更多的發展進步。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 顧頡剛先生續談考古
顧老接著昨天的話題,繼續談了關於考古。
說到考古,還有些值得談的。
一、我們先談古錢幣。
戰國時代以前,人與人間的交易,是以物易物,人類最古最初的交換,是用真的刀,真的鏟。後來,改為用小的刀、小的鏟,有了「錢」。
「錢」字,就是「鏟」,是一種農具。隨著交換的頻繁,交易的發展,就有了「錢」。
錢幣的出現,開始在戰國年代。古代錢幣,最初有刀形、有鏟形。
戰國各國貨幣統一為秦朝貨幣
錢幣,到秦漢以下,變得不同了。其形狀是外圓中方。
秦朝的錢,是半兩重。漢朝的錢,是五銖的重量。一銖為一兩的二十四分之一。
五銖錢
以後各朝代的錢,形狀沒有變化,只是在上面刻鑄了各個朝不同的年號。比如,唐朝有「開元通寶」,宋朝有「宜和通寶」等都是金屬製造。
到了清代後期,把銅錢,改為「銅元」,中間就沒有方孔了。因為這時的物價高了。
顧頡剛講史時手繪的古錢幣圖
古人如果用錢數量很多,就用銀子。戰國時的楚國,是用金子作錢幣。那時他們叫「郢爰」。其形有如棋盤格,一小塊一小塊的,都可以在用時剪下來。
金子,因為佛教要造很多的金佛、金塔等,用得過多。每個寺院都有許多金子、金器。佛教造金塔,要把和尚的骨灰放在裡頭。
中國古代曾經是產金,不產銀。銀在漢代的時候,就開始用。
銀的錢幣,是用兩來計算。把銀子做成元寶形狀。用的時候,可以剪下一塊,再用秤稱一下分量多麼重。
到清代光緒年間,改元寶為銀元。銀元來自墨西哥,所以又叫「洋元」,後來中國自己鑄造銀元。
清代後期和軍閥執政時期,他們自造銅元,大開銅幣廠。一個銅元,最初是十錢,後來升高到了二十錢;又升高到五十錢、一百錢。這時的銅元,從中國東部往西部,愈向西所鑄的銅元愈大。這都是表示這時期的物價高了,西邊更高些。這全是軍閥們造成的惡果。
我國東南各省,那時又用小銀元。有一角的,有二角的。
錢的發展,可以作為考史的一個途徑。從錢的變化,可以看到商業、經濟的發展,比如可以看到古代的物價低。
鈔票。
說到中國的鈔票,這是從宋朝才開始有的。那時的名字叫做「交子」、「會子」。宋代也罷,元代也罷,明代也罷,都使用鈔票。鈔票的通行使用,最容易引起通貨膨脹。
交子
會子
宋、元、明時期所用鈔票,有所謂「貫」。一貫,就是一千錢。
人們打牌玩時,在牌中,有「一萬」、「二萬」,又有一種玩的「索牌」,這種牌里有的叫「一千」、有的叫「二千」,「千」就是「貫」。
鈔票里的「圓」是什麼?就是「通」的意思。
鈔票,到了蔣介石統治時期,改成了虛的本位。在民國二十多年的時候,他把全國的銀元統統收回。只有鈔票一紙。就隨意印票了,愛印多少,就發出多少,物價越來越高。
(記錄者按:各國鈔票,有的是以金子作本位;有的是以銀子作本位。都要按照實際擁有的金子或銀子的數量,來有限制地印發紙票。蔣介石時,就沒有些了。他是虛本位。)
考錢幣,是從經濟的變異看歷史的變化。從經濟看歷史。
二、書。
接下去說古書。古書當然和古史更是大有關係,要分開來說它。
第一,是皇帝的日記。
古代各朝皇帝,由他的史官把他每一言,每一動,每一事,都記載下來。待到這個皇帝死了以後,再給他編《實錄》。這種實錄專記皇帝的事情、行動。還有《聖訓》,專記皇帝的言,他的一切文告。
我國古時皇帝的《實錄》與《聖訓》,現今都保藏在北京的南池子大街的「皇史宬」,「宬」這個字,其他地方見不到。
可是,宋朝以前的皇帝《實錄》已經失去,明朝、清朝皇帝們的《實錄》還都有。明代《實錄》是抄本;清代《實錄》是原本。這些,都已經印出來了,是日本人印的。
最早見於記載的實錄,是周興嗣等寫的《梁皇帝(武帝)實錄》。自從有了實錄,歷代修史,在撰寫過程中,都要從《實錄》和《聖訓》裡邊去抄原始史料。
當然,所謂《實錄》,不會把皇帝的一切真事都記下來。例如說,清代順治皇帝的母親,後來改嫁給順治帝的叔父多爾袞。這件事是屬於叔嫂結婚,《實錄》里就不記了。在多爾袞死了以後,後代稱他是「成宗義皇帝」,「義」,是假的。
第二,是國史館的記載。
各皇朝都有「國史館」,負責把那個朝代的普通的史事和一些官吏的事,記錄下來,再記載一些外交方面的事、內政方面的事。
往昔編史時,就是下一個朝代,把他上一朝代國史館的記載,加以編寫,而成為史書。《宋史》,為元朝所編寫;《元史》,為明朝所編寫。下一朝編寫上個朝代的史書,所根據的就是《實錄》、《聖訓》,再有國史館的許多資料。
第三,皇家編輯的書。
武英殿是為皇帝編輯並印刷書籍的地方。
清朝專為皇帝編書,是從康熙開始的,所編的書就是《古今圖書集成》。它把從前的書,分類編纂,是一種類書。
所謂類書,是古代百科全書式的書。它廣泛採集各方面的書籍,再按類別進行編輯。這就是為什麼叫做類書的原故。
我們前幾天講過的《冊府元龜》、《太平御覽》、《太平廣記》這幾大部宋太宗、宋真宗命臣子們編纂的大書,就都是類書。明朝成祖又下令編了百科全書式的類書《永樂大典》。《永樂大典》共有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共集有當時古今圖書七八千種,包括經、史、子、集,以及釋家的、道家的、醫藥的、戲劇的、平話、工藝技術、農藝等各類著作。舉凡天文、地理、人倫、政治制度、奇聞奇見都收入其中。在編輯時,永樂皇帝朱棣很重視,很嚴格,不止是集得特別廣,而且又特別嚴,對於所收人的書籍,不許任意刪節、塗改。只許一字不差照原書原文分別編進去。所以這部大書最完整地保存下不少佚文秘典。
可惜的是,明代皇帝一直沒有採納刻版印刷的意見。所以只有這麼一部手抄本。嘉靖皇帝時,怕被火燒掉,才要人們抄寫了一部副本,這樣共有正副二部。到了明朝滅亡,《大典》的正本也隨之毀掉。到了清代,經過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的攻掠北京,這部世界文化的瑰寶《大典》的副本,有的燒毀,有的被帝國主義盜走。現今,我們還留有一點殘餘。
我們還是把話再拉回到清代的《古今圖書集成》這部大類書。《集成》,在康熙時,由陳夢雷編成。先後編了十年,到了雍正皇帝時,又命蔣廷錫主持其事,經最後地增刪潤色,方告完工,加以出版。
《集成》分作六編:曆象、方輿、明倫、博物、理學、經濟。有三十二典,就是三十二類,是最大的類書。共六千一百零九部。有書一萬卷,五千本,每本二卷。它的內容,雍正皇帝有個評價說:「貫穿古今,匯合經史,天文地理,皆有圖記。下至山川草木,百工製造,海西秘法,靡不具備。洵為典籍之大觀。」所以可以算得上是一部百科全書了。
可是《古今圖書集成》比之於《永樂大典》,所收書籍要少一些。但比《永樂大典》編得要好,《集成》是按類編書。《大典》是按字的音韻來分書,這個編法不好。可是《大典》集的書多,有二萬多卷,《集成》是一萬卷。
《集成》是用銅活字印成的。但印數極少。清代時候,如蒙皇帝賜給一部這部巨著,那就光榮之極。
到光緒帝時,外國人想要這部書,可是皇帝已經沒有了。就重新石印,印了五百部。再到後來,上海集成圖書公司鉛印了。自此之後,普通人民方能購買得到。鉛印本有一千六百本。
第四,皇家編書之二——《四庫全書》。
清代的乾隆帝,下令編修《四庫全書》。他命令郡王和大學士作總裁,又命六部尚書、侍郎為副總裁。專門開了「四庫全書館」負責編修這部大書。紀曉嵐是大學士、漢學家,擔負了主要責任。另有不少著名學者如戴震、姚鼐(桐城派古文家)、大學士翁方綱等三百六十人擔任編修。
為什麼叫做《四庫全書》?「四庫」是在唐朝玄宗時,把那時所有的經、史、子、集四個大部的古書,分別藏在四個大書庫中間。所以,後人也沿襲了這個作法和稱謂。
《四庫全書》把我國古代傳下來的圖書典籍,不論已經刊印和未經刊印的書都廣泛搜集起來。包括如下幾種書:
一是「敕撰本」,二是「內府本」,都是宮中藏書;三是《永樂大典》本;四是各省採集來的書;五是私人進獻本,是各省藏書家獻出的好書;六是一般通行書。
雖然,不能說把全國古今所有的書,都一一收集完了。但總是由皇帝、宮廷、官家盡了最大力氣加以搜集的。其中有不少珍本秘籍。這對於保存我國古典圖書,對於文化與學術的發展,很有價值。
《全書》總共收進三千四百七十種書,每種書平均有十本,共可有三四萬本。先後編纂了十年才完成。
這部書的編法,又和前面所說的兩部大書,即明之《永樂大典》和清代康熙、雍正時的《古今圖書集成》,很不相同。前兩部大書,都是要把原書拆開,再按類分編或按韻分編。這樣一來,原書的面貌就看不到了。《四庫全書》這部巨著,編法不是這樣的。它是照原書分門別類,整部整部地進行編輯,不變原書原有的樣子。凡是這麼編的書,就叫做「叢書」。此書分為經、史、子、集四個「庫」。
《四庫全書》整齊美觀,一律手抄。先後只抄了七部。第一部存在北京皇宮內「文淵閣」;第二部存在北京圓明園的「文源閣」;第三部藏在熱河行宮的「文律閣」;第四部藏在瀋陽清朝故宮的「文溯閣」。以上四部,都在我國北方地區。
另外,藏在我國南方的有三部:一在揚州行官的「文匯閣」;二在鎮江行宮的「文宗閣」;三在杭州西湖畔的「文瀾閣」。那時,南方所存的三部大書,是可以借閱的。後因太平天國同清代統治者發生戰爭,在戰爭中,南方的這三部書都毀了。只杭州「文瀾閣」所存的一部,還留下半部。
北方的四部呢,由於英法聯軍攻北京,燒圓明園,就燒去「文源閣」的一部。
今日仍有三部還完整保存著:一是清宮「文淵閣」所存的一部;二是熱河行宮「文律閣」的那一部,現在北京圖書館;還有第三部,即在東北瀋陽故宮「文溯閣」的那一部。
現在,杭州的那半部,經過補抄,又成了完整的一部。所以,目下在我國大陸一邊仍有《四庫全書》三部。
顧老說道:《全書》是一部很有價值的書。它保留著許多失去的書。《永樂大典》所收集的書,有些就為《四庫全書》抄存下來。
但是這部書也有壞處,就是改書。對於凡是罵了少數民族的話,全都改過。又,凡是違背封建道德的話也改了。例如,我國宋朝時期,女人可以再嫁。對於這樣的記載,《四庫全書》都改了。這種再嫁的事,在我國歷史上,只是到了明朝,才變為一女不許嫁二夫,給守寡的女性立貞節牌坊。
另外,《全書》對於不合胃口的書,就不收錄,而只存下一個書的目錄。還有,在《目錄》當中,有書評,評得不好。
再有,清朝借著整編書,又禁了一些書,燒毀了一些書。所禁書的目錄有一千種。清代禁了明朝的許多書。
所以說,《四庫全書》有好處,也有壞處。
紀昀(紀曉嵐)是全書的總編纂官。他把其中的每一書,都作提要,說明該書的著作者及對於該書評價等。紀平生只編著了這部巨書,這使他有學術地位。
紀曉嵐為《四庫全書》作提要,也作了十多年。這些提要也非他一個人寫的。又作《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這裡邊主要是些目錄,也略有書評。
乾隆又把《四庫全書》中的一部分書籍,編成《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用木活字排印出來。這部許可人買。
後來,有些人把南方所藏的三部《全書》借來抄一些,再加上一些其他的書,編成許多叢書。並且也仿照紀曉嵐,為他所編的每一書,寫上一個跋。
乾隆以後,叢書比前多了,也好了。
到民國時期,又印過一部《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就是把只見於《四庫全書》中的,外邊所沒有的書,收集起來,編纂而成。還有個《二集》,因著抗日戰爭起來了沒有出。這是商務印書館作的。
軍閥統治時,徐世昌原也想要印刷《四庫全書》。但,那時商務印書館因見全國也沒有這麼多紙張,所以只好印《珍本》。徐世昌時,印了《釋藏》、《道藏》,「藏」,是佛教和道教經典的總稱。這兩部經,是明代刻本。
我們考古,考古史,就必須去査考有重要價值的古書。古代皇帝所編纂的幾部著名巨書,收集了大量古代典籍,就要去研究、去閱讀。
第五,古書中的地方志。
我們說到古書的查考,是考古的重要方面。這當中,我們萬萬不可以輕視歷代編撰的地方志。
在古書里,大量的未經整理的是地方志。地方志,也叫地誌,或叫方誌。各縣有縣誌,各省有省志。
我國古代從戰國時開始,以後代代都重視編寫地方志。秦漢時期,編地方志就開始盛行成風。有風俗傳、異物志、風土記、山水記、州郡地誌、外域傳記和圖文並茂的圖經。
我們前面說過,晉代有常璩編著的《華陽國志》,它就是今之四川省的古志。我們前些天也談到《越絕書》,是東漢初年袁康所寫。它就是今日浙江省的古志。
隋朝,皇帝下令各地都要編各地的風俗、物產、地圖。《諸郡物產土俗記》這樣大部頭的書出來了;《區宇圖志》和《方物志》等書都編出來了。
到唐代,地方志的編寫,更加發展。有的著作,記了地方的政府機關、天象、河流、堤堰、湖澤、驛道、古城、古墓、寺廟、學校、歌謠。我們前天也曾說到過樊綽編寫的《蠻書》,它是今日雲南省的古志。
宋代,全國普遍編修地方志,保存到現在的也還有三十多部。
元、明、清代,越發重視方誌的編修。清代達到高峰,省有省志,府有府志,州有州志,縣有縣誌。此外,各地還編寫了關志、衛志、屯志,以及所的、鎮的、鄉的志;還有山、水、湖、海、堤、塘的專門的志書;並有一樓、一亭、一寺、一廟、一庵、一塔、一祠、一橋、一家書院等等的志書。清代真是自古以來編修地方志的鼎盛時代。
清代初年,有位大學者顧炎武,著了《天下郡國利病書》,就是從明朝各地方志中抄出來的,其內容主要是些經濟史料。
又有位顧祖禹,著作了《讀史方輿紀要》。此書是寫軍事地理,指出何地可以攻,何處可以守。
上述這兩位顧先生,都是要革清皇朝的命的。
我聽說毛澤東主席熟讀古史書中的兩部書,一為《資治通鑑》,二為剛剛講過的《讀史方輿紀要》。這個話是毛主席的表兄對我說的。
地方志書,明代以前的很多失掉;保存到今天的大部分是清代的,有八千多種。明以前的方誌書,多虧了宋編《太平御覽》,明編《永樂大典》,清編《古今圖書集成》這些大類書,才保存了一些。
對於地方志的研究,極其重要。從這些書里可以研究政治史、軍事史、經濟史、文化史、社會發展史等。方誌里還有大量關於氣候、天象、地形、土壤、水文、物產的記載。所以,清代就有人專門從事方誌的研究了。逐漸地形成了一個專門的新學科——方誌學。
現代有一位張國淦,是湖北人,收集了二千部地方志書。編了地方志的目錄,著作了《中國古方誌考》。還有位朱士嘉,正在編寫《中國地方志綜錄》。朱先生現在湖北,他收集了張國淦所收的古地方志;之後,他自己又到各省、各地去看那裡的方誌。他在著作里,說了那一地的方誌,現在存於何處,等等,便於人們進行查考和研究。
美國圖書館大量收買中國地方志,他們收得最多。這是為的畫軍事地圖。
第六,家譜。
說了地方志之後,我想到要說說家譜。
我國家譜中,有許多封建社會的材料。我們研究家譜,就能把封建年代的父權、族權、家法、家規等的資料,全部找到。
有所謂「義莊」,這是族田。族中無有飯吃的,可以去到義莊找吃的。義莊也可以發米給窮人吃。
有家譜里,還能看到族長的地位是又高、又掌握經濟大權。
研究封建社會,應當看些家譜。
原先潘光旦研究家譜,後來大概不再研究了。
其他,還有我們對於古代的傳說,對於古代神話故事,過去不以為意。現在認識到,古之傳說、神話,都和古代社會發展有關係。所以,現代學者也要注意這方面。例如,我們研究少數民族,就見不到這方面的史書,只有神話與傳說及民歌。對於這些,就都得要看,都得收集,都得研究。
畫有伏羲、女媧等古代神話的漢畫像磚
所以,我們說歷史學,關於歷史的研究,其範圍越來越大。這跟在古時的研究不同了,過去只有《二十四史》。
三、考古,關於古代器物的復原。
我們談到考古,談了古錢幣,談了古書,再談幾句考古物時遇到的古器物的復原問題。
古物復原是很有意義的事。例如,漢代張衡所制的地動儀、天文儀,早已失掉了。現今,又根據古書記載,重新做出來。這樣的事,豈不是很好的事。
張衡是我國東漢時代的科學家,是世界最早的天文學家之一。他對於天文、曆法和地震,都有重大研究成果,他的突出成就是天文學。他有一部天文學著作《靈憲》,很有名,很有價值。
張衡為了觀測大象,就創造了比之於在他以前就有的舊「渾天儀」更其精確,更其全面得多的一架新「渾天儀」。這是一個可以轉動的銅球,上面刻了二十八宿和其他恆星的位置。銅球有軸,軸的兩頭象徵著北極和南極,
球的外面,有幾個銅圈,代表著地平圈、子午圈、黃道圈、赤道圈。在赤道和黃道上刻了二十四節氣。
「渾天儀」在轉動時,刻在它上而的天象,一一顯示出來,就和天體星球的運轉很相像。
張衡還創造了測定風向的儀器,叫「候風儀」。
張衡研究了地震。創造了我國第一架地震測報儀器。叫「地動儀」。這架「地動儀」,當時,曾對洛陽一千里外的地震,有過靈驗的測報。
地動儀復原模型
把這種古代科學器物,重新復原,重新製作,就很好。
又如古人製造「指南車」和記里程的鼓車,都重新做出來了,現在北京的歷史博物館展覽。
我們後人所用的指南針,是用磁石,這和古代的指南車很不同。
記里鼓車,那是利用齒輪的轉動,來擊鼓,記下里數。
四、古生物學。
古生物學和史學的關係越來越密切。
發現了「北京人」的化石,可以研究中國北方人在五十萬年以前的事。
「北京人」是在北京西南的周口店龍骨山的山洞裡發現的。科學家曾經對幾十具男、女人體的骨骼作過研究,如依照「頭蓋骨」的形狀,作為北京人的頭部復原的塑型,以研究「北京人」的腦同現代人有所不同。還研究其手與現代人的手的不同,以及身軀全體結構上與現代人的不同,從而得到了許多關於介乎猿與人之間時期的「人」是怎樣的種種認識。「北京人」的發現,曾轟動了全世界。
中國猿人復原像
我們還曾發現了「藍田人」,這是在陝西發掘的,是五六十萬年以前的人。①
①記錄者按:一九六五年,我國還曾發現過雲南省的「元謀人」。這是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化石。對它的研究,使我們知道在一百七十萬年以前,我國就有了人類,在亞洲來說是最早的。(一說,元謀人化石的年代應不早於距今七十二萬年,可能為五十至六十萬年。)
在「北京人」、「藍田人」的生活遺址,既有人的骨骼的化石,使考古學家加以研究,同時,還有些石的工具和石的生活用具。如用作砍砸的石器,用來刮削的石器,還有另一些東西,如灰燼之類。
石器可以研究古代猿人的生活、勞動的方式。灰燼可以研究人類在這個時候就用火了,吃東西是熟食。這是古人類史上的大變化,大進步。
上述「北京人」、「藍田人」的發現與研究,都是屬於我國舊石器時代的發現與研究。
新石器時代,在我國河南澠池發現了許多文化遺留,由於是在仰韶村發現的,就命名為「仰韶文化」。這個時代的文化遺留,經研究後,知道了許多新石器時代的事。
在我國黃河兩岸地帶,發現了不少石器時代的遺址。像陝西、山西、河南、北京、河北、甘肅、青海,都先後發現了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的人類化石和文化遺物,不少是五千年到七千年前母系氏族社會的人所遺留的。
還有山東「大汶口文化」遺留和山東「龍山文化」的許多化石及石器、骨器,是新石器晚期的遺留。研究的結果表明,在新、舊石器時代,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搖籃。黃河也被看作是「中華」的象徵。
新、舊石器時代的石器分別很大。舊石器時代的石器,是以石擊石,擊打出來的,所以,不容易把石器同石頭分得開。而新石器時代的石器,是磨出來的,很光滑。要是不懂得這種學問,不要說對石具、石器無法辨識,就是化石也看不懂。可是考古學者,古生物學者,古人類學者,他們都能懂得,可以看出人的化石,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考古學家、古生物學家的研究成果,都是珍貴的歷史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