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入門 · 五 經學、漢學

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 顧頡剛先生談關於整理古代史料——經學、漢學。 顧頡剛先生是一位史學大師，是一位對於我國古代經書有獨到見解的學者。經學對於我來說，是十分生疏和深奧的大題目。我敬謹聆聽著，細細筆記著，他的講座開始了。 我們在前天和昨天，連續地說了中國歷代雜史的著作，我們要研究中國歷史，還有必要整理更為古老的史書——經書。 經書，即十三經，是我國周朝及周朝以前的史。當這些古老的經書最初撰寫的時候，作者當時並不知道後人對這些書要作注的。可是，自從有了孔子，自從經書同孔子發生了關係，經書便出現了如何解釋，怎樣理解的問題。因為，孔子要教他的弟子，就得有教科書，他就用經書作為教科書。如何講經？某經的文字和內容怎麼樣？這一問題就提出來了。 經書，在孔子以前，已經有了。《書經》是歷史文件，早已有了。《詩經》，到了孔子時代，已經成書。只是這些孔子之前的古經書，到了孔子時代及他以後，發生了變異，不同了。 自從孔子起始，儒家把經書一代代傳下來。一代又一代的老師們，都要講經。對經書加以解釋。加些訓話，就是要以今言注古語。在注釋講解時，都還發揮些大意，這些講解、注釋、發揮，每個朝代，都各有不同。大家漸漸都是以當時的理解，當時的思想、大意，去論古，去講論古之經書，於是經書越來越離開了自己的原貌。有些甚至連基本內容也變化了。 孔子 到了漢朝，出現了今文經學。因為這時期的中國文字有了新發展，出現了隸書，這是今字體。儒家們用新字體——隸書來書寫古之經書。這麼一來，就又有了脫漏之處，加進之處，以及錯字等。書的面目又為之一變。這就產生了今文經學。 漢代今文經學家中，有影響、有淵源的人，往往是他們一句話就能使經書走了樣子。他可以把書中的古意、原旨，變成為漢朝人自已的思想，或被說成了戰國時代的人們的思想。經書就這樣變了。 所以，我們研究經書，不能把他看作是孔子的思想，更不能看成是孔子之前的經書的原意。即使孔子本人的原話，也並不就是經書的原貌。 到漢朝的時候，經書改用新字體寫的經書和經學，都已有了不小的變化，都已失去原來的面目，發生了很多分歧： 《詩經》，有齊、魯、韓三家。齊是齊人轅固生；魯是魯人申培；韓是韓嬰，燕人。這三家對於《詩經》的說法各不相同，是西漢今文詩學的開創者。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大部分是民間歌謠，是周初到春秋共五百多年的創作。這部書反映了這個歷史時代的社會風貌，所以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詩經》里有寶貴史料。 《尚書》也有三家：一是歐陽生的；二是大夏侯（名勝）的；三是小夏侯（名建）的。三家的《尚書》也不一樣。 《禮記》，又分了三家：一家是大戴（德）的；二家是小戴（聖）的；第三家是慶氏（普）的。二家也是三個學派。 《春秋》，則有公羊（公羊是姓，名叫高，是齊人）的，稱《春秋公羊傳》，簡稱《公羊傳》；還有縠梁（穀梁是姓，名叫赤，是魯人）的《春秋榖梁傳》。簡稱《穀梁傳》。這兩部書都是對春秋時代的史事加以評論，很空。 《春秋》一書，本是記魯國之史的，從魯隱公寫到魯哀公，二百多年的歷史。這部魯國的史書，由於也牽連到當時其他一些諸侯國的史事，所以，後人就把這一段歷史時期，叫做《春秋時期》。 《周易》，則分為施（名讎）、孟（名喜）、梁丘（梁丘是姓，其人名賀）這麼三家，說法各各不一。 《周易》又叫《易經》，有六十四卦的卦辭和三百八十四爻（yao）的爻辭。另一部分是《易傳》，是解釋經的。如《序卦》、《說卦》、《雜卦》等篇，共有十篇，都是一些注釋和論述。 《易經》產生在殷末周初。由於人們對當時的許多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不好了解，就求神問卜，以解答疑問，判斷吉凶。久而久之，整理出一些符號和文字出來，《周易》就是這麼漸漸產生的。 《周易》不止於是占卜迷信書，它也反映了古時自然科學如天文歷算的成就以及那時代的社會現象及其說明。它既有豐富的哲學思想，又有社會歷史及自然科學的思想等等史料。 《論語》，是孔子死了以後，由他的弟子們所編的孔子言論集。這樣的書，到漢朝，也分成齊和魯二家。 總之，漢代儒者對於經書說法不一。今文派內部，互相爭論。 東漢授經畫像磚 在西漢初年到東漢時期，凡是國定本的經書，全部是今文派的。這時候今文派有首領，叫做「博士」。「博士」，是代代世襲，父傳子，子傳孫。 今文派為什麼他們互相間對於經書、經學的說法發生那麼多的不同？ 第一個原因是無意中立異。在講解各部經書時，各家有自己的老師。教師講解自然難免不一樣；就是聽者、記者，也難免弄錯了。一代代的下去，錯誤越來越多，越來越大，這是無意中形成的分歧所發生的變異。 第二個原因是故意的分歧。因為要爭著當「博士」，就故意立異。於是經書就越講越錯，而經文本身也就越來變化越多，甚至於故意把經文寫錯。 這就是漢朝經書的變異情況。 由於今文學派的人們，既讀不通書而權勢又大，以至經學混亂。結果，導致了古文學派的產生。 古文派是漢人劉歆創立的。 劉歆學問好，看書多。皇帝請他到皇家圖館（名叫天祿閣、石渠閣）去校書。 劉向和劉歆父子二人，都是校書的，官名叫做中壘校尉。劉向每校一書，就寫一篇讀書的要旨，講一講書中大意，與這本有多少種本子，每一種本子又有些什麼不同之處。劉歆匯抄成《別錄》一書。清代紀曉嵐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就是仿效劉向的。 劉歆繼劉向之後，也寫了《七略》，是我國第一部圖書分類目錄。 劉歆能見到當時所有的書，比之博士，見聞多多矣！因為漢代皇家藏書都是用古文字體書寫的，劉歆就用古字體的經書來糾正今文學派的錯誤，因而就稱作古文學派。 劉歆的目的雖是好的，可是他的手段壞。所謂目的好，是指究竟古書同今書中恰相吻合的不夠多，加上有些今文學家為經書寫的「傳」，即注釋，同古經原意不一樣，所以劉歆就重新另行寫「傳」以求更合乎古經的原意。這當然是好的。 劉歆的手段不好，可以舉《左傳》為例，《左傳》是古文學家劉歆所作，而不是左丘明作的。① ①校訂者按：《左傳》的作者和吋代，眾說紛紜，學術界尚無定淪。在這個問題上，顧先生信從清代經今文學家的說法，到他晚年也沒有改變。 《左傳》，是劉歆為《春秋》這一歷史經書所寫的註解，所作的「傳」。他為什麼要寫《左傳》呢？因為他以為無論公羊為《春秋》所寫的「傳」還是穀梁為《春秋》所寫的「傳」都不好，都不合乎原書。他就自己另外重作，以皇家藏書資料，另寫《春秋》的「傳」。漢家藏書當中，有《國語》這部書。此書過去很少有人見到，只有司馬遷見到過。他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顧老說到這裡，講道：「瞽史」，應當改為「瞽、史」。「瞽」，是唱詩的，「史」是寫詩的。這樣，我們可以知道，其實左丘並非「瞽」，他並未失明。 因之，我們可以弄明白，左丘明是寫了《國語》，但不曾寫《左傳》。《左傳》的編寫，乃是劉歆根據左丘明的《國語》來寫關於《春秋》的「傳」。為什麼根據《國語》寫？這是因為《國語》的大部分是講「春秋時代」的事，《國語》是春秋時代的大事記。 《左傳》，在漢代以前是沒有這本書的。漢代以前，卻有《國語》。 當然，我們現在所傳下來的這部《國語》，已經不是漢以前的《國語》了。劉歆把編寫《左傳》所剩餘的資料，併入到當時的《國語》書中，成了以後傳下來的《國語》，以至於今。 所以，原來是一部書，就是《國語》。經過劉歆的手，編作兩部書：一是《國語》，二是《左傳》。在這兩部書里，都有真史料，也都有假的史料。 劉歆要漢哀帝為《左傳》立「博士」，以世世代代講《左傳》。從此，古文學家也有了博士。況且，《詩經》又有了毛公《詩經》，就是魯人毛亨給《詩經》作傳，他又傳授給趙人毛萇。古文派《詩經》是與今文派不同的，自然要立博士。 又立了古文派的《尚書》的博士；又立《儀禮》，由於今文派經書，無有關於「王」的禮，而古文派經書中的禮，就有關於「王」的禮。就為了這，也立了博士。《周官》即是記載周朝的官制，也立博士。還立了《樂經》、《爾雅》等經書的博士。 這麼一鬧，致使今文學派大哄，大家起來說劉歆的壞話。劉歆的作法，沒能成功，他被迫離開京城。 後來，王莽稱帝，又請劉歆回京做大官「義和」，專管文化，又作了國師。接著他回過頭來把今文派又壓下去了。他所要立的古文派經書，一一都立了博士。 可是劉歆只他一個人知道古文經書，也不易成派。他便召集了懂古文的約有一千人到京城。讓他們共同校正古文經書的錯誤。《說文解字》這本書，便是這時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 要是沒有赤眉起義，則王莽也許不會滅亡，則劉歆可望成功。但王莽迅速亡掉了，劉歆所立的博士全部取消了。今文學家重新興起，東漢一代的經書，便完全是今文派的經書。 古文派呢？他們在朝廷里是倒了台，在民間卻又生了根。民間對於經書是自相傳說，古文派的經學在民間傳播開來。傳給東漢人賈逵、鄭興、馬融、鄭玄（號康成）這般人。到清朝還很尊重鄭玄。這一派人，很有學問，為民間所信仰。雖說古文學派後來不曾立博士，古文經書有些失傳了，可是依靠這般人物，有些古文經書傳下來，直到今天。 兩漢時代，是古文派同今文派互相鬥爭的時期。這時的經學，就叫做漢學。 晉朝及其以後，就沒有了古文派與今文派的鬥爭。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日 顧頡剛先生繼續談關於整理古代史料——經學，從宋學到清代的漢學 我們把古代經書的整理問題，在漢代所產生的漢學，所產生的經學的古文派和今文派的鬥爭情況，已經大略談過。接著下去，要談到唐代經學和宋代經學的發展，還要談清代漢學。 唐朝初年，有一位叫孔穎達的，編著了《五經正義》一書。還有一位叫賈公彥，編著了《周禮註疏》和《儀禮註疏》兩部書。他們的這些著作，是混合了古文學派與今文學派的論述與論據，把兩者的矛盾加以調和。 他們的所謂「註疏」，就是注了古經，又注了漢朝的「注」。所以，注得很洋細。由於孔穎達和賈公彥把經義講解得很清楚很明白，這樣就在經學上實現了統一。這以後沒有今文派同古文派的爭執。 到了宋朝，又發生了新情況。宋代儒家根本反對唐代的註疏，也反對漢朝的註解，以為漢、唐兩代對於經書的註解全都不對，於是宋人重新再注。宋注一直流傳到清朝。 宋代大儒朱熹所注的經書，有《孟子》、《論語》等，《書經》是朱熹的學生蔡沈所注。 朱熹對於古注確有創見。他眼光犀利，能把古書中的矛盾發掘出來。唐代大儒只是調和了一番。宋代朱熹看到其中的矛盾，並且自己重作註解，創立新說，成立了宋學，發生了宋學派對於漢學派的對立。宋朝和宋以後的年代，皇家的科舉制度規定著，只許可用朱熹的注去講古經，凡八股文，必須寫朱熹的說法。從此以後又壞了。 朱熹 到了清朝，經學家又反抗宋學。他們用漢學來反對宋學，認為：凡是漢人的說法，一概都是對的；凡是宋人的說法，一概都是錯的。 這裡最主要的人物是清朝初年的毛奇齡，他的態度最是激烈。毛奇齡以為凡是朱熹的說法，一律全是錯誤。毛奇齡只說宋人的錯誤，未講漢人的對處。在毛奇齡之後，有一位惠棟作為經學家的領袖人物之—，他們只說漢人的對處，不講宋人的錯處。他們把凡是漢人的說法，就一一收集起來。因為，這時候漢代的許多經書已經失傳。他們認定，不論漢代時期的古文派也罷，抑或是今文派的也罷，一概都好，一概都對，他們廣泛收集漢人的經書。於是，清代成立了漢學派。 之所以發生這種事情，有一個原因，就是清代的文字獄大興。康熙、雍正、乾隆二朝，先後有數十起大大小小的文字獄。清代文字獄，就是挑剔文字的過錯，而把文人殺頭，下獄。在獄中死去的，還要戮屍梟首。兒子也得連坐處斬。 所挑剔的文字過錯，有的為了注《大學》；有的因為寫了《通鑑論》；有的為作《五經簡詠》一書；有的因著《一柱樓詩》；有的為著《續三字經》；有的為作墓誌。這些儒者先先後後有許多人為了著述，為了文字之事，遭到殺身大禍。又因株連過多，造成人人自危。 這種殘酷的文字獄，使文人不敢看今史，只能讀古注。造成學術界的沉寂與窒息。清代的漢學，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才產生、形成的。 清代，有一位翰林阮元，他把乾隆、嘉慶以前的漢學家們的經說輯集，刊印成為《皇清經解》。共有一千四百卷。從這部書中可以知道清代的漢學，同時，可以了解漢朝古文學和古文學家們的種種說法。自然，這不是阮元一個人的功勞，而是清初以來一百多年間許多漢學家的功勞。這部書很可以參考閱讀。這個時候，常州學派興了起來，有一位莊存與，他說漢學不能籠統地講它，漢學要分古文學派和今文學派這麼兩派。 還有一位經學家、公羊學家，叫劉逢祿，他作了一部《左氏春秋考證》，正是他的考證，正是劉逢祿其人，第一個說《左傳》並不是左丘明著作的。他提出了許多《左傳》同《春秋》不相符合的地方。只是他還不知道《左傳》是從《國語》產生出來的。 原來，《春秋》是從東周的史事寫起的，而關於東周的史，《國語》記載已經很少。這由於左丘明只知道東周后期的歷史，不曉得東周前期的史事。結果，就使得《左傳》的後半部同《春秋》相符合，而其前半部則同《春秋》所記不相符合。特別是關於東周初年的魯隱公、桓公、莊公這些時期的史實的記載，經文同「傳」的說法完全不一樣，各說其說，合不攏來。劉歆的《左傳》，對於這些，只是向經書略作敷衍，以致發生經同傳之間貌合而神離。 清代初期到中期，漢學有了發展。到清代後期，清代大儒家繼續作出貢獻。這一時期有突出成就的是龔自珍、魏源、王聞運、廖平、康有為、皮錫瑞等人。他們都是今文派經學家。他們極力想要把漢代今文學派再次振興起來，以打倒漢代古文學派。他們這一派人，都有些新思想，主張變法。他們看到漢時今文學派的人們是主張改制的。 龔自珍受過劉逢祿的影響，他見「公羊學」家們的思想也有些主張變革，便借著闡述「公羊學」的「微言大義」，來發表自己對於清代社會要進行改革的見解。 龔自珍即定庵，自幼就受到外祖父漢學家段玉裁的教育。但他以為死背《五經》、《四書》毫無用場，科舉考試毫無意義。他要打破清朝的死氣沉沉。他的著名詩篇寫道：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他運用漢學以求革新圖治。 再說魏源，他和龔自珍的思想有許多相同處，早年也受到過「公羊學」的影響，讀過許多清代藏書。他經過鴉片戰爭，在戰爭中感到了西方的侵略，也看到了清代皇帝的無能。他便主漲變法圖強，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學習西方之所長，用以反抗西方的侵略。在政治上，主張實行選舉制度。 魏源 為什麼公羊家，以及受過「公羊學」影響的漢學家如龔自珍、魏源他們這些人，最富有變革的新思想呢？ 因到了清朝道光年間，中國遭受到外侮，這樣的時代，「公羊學」的思想是最能啟發人們的改製圖新。 原來，今文學家的創始人之一的莊存與，是第一個悉心研究《公羊傳》的。《公羊傳》不同於《左傳》，《左傳》以記事為主，各種史料甚多；而《公羊傳》以議論為主，主要闡發孔子的議論，即所謂「春秋大義」。這裡面就常常要講「尊王攘夷」，這個古代的思想也有團結對外的意思。 《公羊傳》的大義還有「三世」之說即： 一、「據亂世」——「內其國而外諸夏」，就是說在春秋東周時，要重魯國而輕四外所封的各國； 二、「昇平世」——「內諸夏而外夷狄」； 三、「太平世」——「諸夏與夷狄為一」。 公羊說：「諸夏而夷狄也，則夷狄之。」意思是講：如果諸夏像夷狄的所為一般樣，則魯國對待諸夏（魯國四外各國），就像對待夷人和狄人（更遠方的外國）一個樣子。 公羊說：「夷狄時諸夏也，則諸夏之」。意思是講：倘若遠方的夷人與狄人各外國的行為，如同魯國附近各受過封的國家一樣，那麼魯國就應對他們像附近各受過封的國家一樣好好看待。 以上這些都是公羊家所具有的古老理論或理想。 這一類的道理，到了清代道光有了外侮之時，就有了現實感。在當時經學家們的頭腦里，引起了興趣，起了作用。 他們主張改制，借了漢人的「二世」之說，主張變法。 可見，在清朝初年，一些文人儒家為了文字獄的頻繁與嚴酷，都鑽進了古書堆里，躲起來，只講知，不講用。然而到了清朝的後期，就不同了，把知聯繫到用，借了漢代今文學家的改制思想，倡導清之變法。這個時期是據經書以論變法。 和魏源所倡言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之說相連，接著又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說法。「中學為體」，所謂「體」就是根本的意思。第一個明白提出這個主張的是張之洞。他們以為中國文化在世界之上，西洋則只有堅甲利兵，所以應當用中國的禮義去教育他們，用西洋的堅甲利兵技術武裝我們中國。 到了廖平，這個人很肯讀書，他因為看到漢代經學家許慎所著的《五經異義》，書中講述了今文學家和古文學家所談論的「禮制」不同，就根據這些作《今古學考》。在這本書里，廖平說，所謂古學，那都是周公的。因為，「周禮」傳說是周公制訂的。實際上，「周禮」並不是周朝的禮制，而是春秋時代人們的想像，用之於戰國時代。 摩平又說：經學都是孔子的，另外，他又寫了《知聖篇》，說「六經」全是孔子所著。他還根據耶穌教的經義，說孔子就是中國的耶穌。 顧老道：我們知道，耶穌教的聖經不一樣。他的舊教，認為耶穌就是上帝；而他的新教，就是耶穌是上帝的兒子。 廖平說孔子是中國的救世主；在孔子以前，中國沒有文化著作；自有孔子，才創造文化著作。 張之洞作兩廣總督時，請了廖平去作幕賓。廖平見到了康有為，康有為正在那裡講學。廖平、康有為一見之下，互相很談得來。康有為受到啟發，作了兩本書： 一是：《新學偽經考》，是根據廖平的《今古學考》而作。所謂「新」，是指的王莽的國號。康有為認為漢時古文學派的經書，全部是「新朝」王莽時的偽造，是「新朝」的假經，全不足信。 第二本是：《孔子改制考》，是康有為根據廖平的《知聖篇》而作。此書說，孔子之所以作六經，就是為了要改制。 這兩本書，在戊戌變法時期，大有影響。因為，向來人們對於古之經書，十分尊重。康有為卻給推翻了一半。孔子成了改革家。自然，康有為就是當代孔子，要改革。 康有為 一時間，當時許多大官、大儒都起來罵康有為，請光緒皇帝燒掉這兩本書。光緒先後禁過二次。但是這兩部書，現在又由中華書局出版了。 這兩部書有一點價值，即是說古文學派的經書，有一部分是偽造的，當然不是全部偽造。劉歆的確有偽造。他的偽造，是為了托古，把自己聯繫上孔子的經書，以取得對他本人的信仰。 至於康有為說孔子要改革，那就根本沒有此事。改制是孔子以後的事，是戰國時期的事，是諸子的事。諸子中，有儒家。到戰國時，儒家想改制是確乎有的。例如，孟子就是托孔以改制的。 所謂托古改制，例如講在戰國時，父母死後要守三年的喪，這在春秋時期就沒有。春秋時期的守喪，只有周王死後，要有七個月服喪。諸侯死了，要守喪五個月。大夫，即負責政事的官吏，死後，要服三個月的喪。士，即無有政事責任，只有點資格，這樣的人死去，要為他服一個月的喪。 戰國時，重孝。所以儘量把服喪的時間放長。孟子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三代」就是夏代、商代，周代，三個朝代，都是這麼守喪三年的。孟子這個說法，實為謊言。 可是，當時滕文公聽了孟子的話，就守了三年喪。《孟子》記載：滕「父兄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就是說在滕文公以前的先人們，都不曾服過三年之喪。 孟子所主張的三年守喪，只許人們在家裡哭，不許出門生產。 儒家的改制，或者是托於周公，或者是托於孔子。他們也是把這般古人當成偶像。 康有為又弄這種古時儒家的故技。他很大膽，但他把孔子說成是改革家的結果，也就在名義上提高孔子，而在實際上是降低了孔子。 清代後朝，是托古以求改革，托古以求變法；是根據古經學以陳說自己的新思想，主張變法維新的新思想。 再後來，到了清朝末年，重又發生了今文學派與古文學派的爭論。 清末，有一位俞樾，他是混合了漢學與宋學的，這本來是對的。因為，漢學也好，宋學也好，都有其對的和不對的部分。但俞樾的學生之中，有的專信古文派的，例如章炳麟；另有的就專門崇信今文派的，例如崔適。這就又分出了兩派。 章炳麟，號太炎，當時屬於進步的，要革命的，他和康有為的保皇思想相對立。可是在作學問上，章太炎是保守的，而康有為是進步的。那時人們見他們二人互相責罵，卻不知誰何。 這時候，經學家錢玄同見到了章太炎和康有為的文章，認為章太炎的古文派攻擊康有為的今文派是正確的。因為今文派有的是說謊。另一方面，錢玄同認為今文派對古文派的攻擊也很有理，因為古文派有造偽經的事。錢玄同以為應當取古文派和今文派之長，而去掉兩派之所短。 今文學派和古文學派，以及漢學與宋學，今日看來，都有其可取的方面，也都有其應當排斥的部分。 清代末年只有古文派與今文派之爭，清代初年才有漢學與宋學之爭，隨著清朝的滅亡，今文派與古文派之爭亦亡。 我們在前邊曾說過，清代後期的經學家，比如說龔自珍（定庵）、魏源，直到廖平、康有為是據經書以論變法，托古以改制，托孔以改制，主張維新用經書作依據。到了他們之後，出現了不讀經書，而只講變法維新的。 到了民國時期，一般是不讀經書了，只有少數人才讀經書。在這個時期中，還研究經書的，有位蒙文通，是廖平的學生。另有一位研究經書的學者是錢玄同，是俞樾的學生的學生。因俞樾有兩位經學大弟子，一為崔適，是講今文學的；二是章炳麟，是崇尚古文學的。可是錢玄同向崔、章二人都學過，所以錢玄同對於古文學派和今文學派都知道。 錢玄同搞的是漢學，即漢朝對於古代經書之研究。由於發生了古文與今文兩派，把經學弄亂了。到底何者是正確的？清人研究了二百年，錢玄同又接著干。他見到我以後，想以我來代替他完成這一研究，於是把許多漢學的大問題，同我談說。 錢玄同因患高血壓，在五十多歲時得了中風症而逝去。他是當代科學家錢三強的父親。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還在研究經學的人，總共不過二十人。現在尚有上海復旦大學的周予同及我（顧頡剛）等，也都是六十以上的人了。 現在關於經學的新著作，只有《詩經新義》、《左傳選》、《尚書》的翻譯，其他就沒有了。 顧頡剛老人又講了一點有關的辭語概念。他說：「國學」一辭乃是中國古時各種文、史、哲的學問之總稱，而「漢學」一辭只是漢朝人關於經學的學問。 經學自漢、晉、唐、宋、元、明以至於清朝，不斷地有所發展。這對於古代經書的解釋，亦即古代史書所記史料的整理，很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