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精神 · 敬悼溥心畬大師

——兼述清末醇王對恭王政爭的內幕 溥心畬先生逝世已經好幾個月，本刊編者早已屬我寫一篇追念的文章，我雖然同溥先生認識開始於台灣，但想起上輩的交情，恭忠親王與先祖文正公的密切同僚關係，可以說我們兩家夠得上三代知交了。心畬先生的詩、書、畫，早已為國內外的人所共譽共賞，不必我來多恭維他，所以這篇文字由另一方面寫。我頭一次碰到他是在一九五二年的一天，在台北世界書局的樓下，我正坐在客廳里，心畬先生走進，書局人就給我倆介紹。他談到我的先祖，又問起我是那一房的，我因以先君李符曾先生回答，心畬就肅然起敬的說：「李老先生是忠心耿耿，我們皆知道的。」後來又談起《平復帖》，這部帖說起來話長。這是陸機所寫的真跡，它的價值遠超過《三希》之上。《石渠寶笈》書畫的登載以《三希》為最早。而《三希》中的三王（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王絢《伯遠帖》是為三希）是東晉的人，陸機是西晉初年由吳入洛的人物。它所以沒登錄在《石渠寶笈》之中的緣故，是因為這部帖始終藏在高宗的母親孝聖皇太后的手中，等到皇太后崩後以遺念的性質給了她的孫子成哲親王永瑆，所以成親王的齋名叫貽晉齋，就是因為紀念這部帖的關係。到了光緒年間歸到成親王的後人載治（治貝勒）手中。後來又歸了恭忠親王。在光緒七年恭王以此帖送給先祖，但是先祖不肯收留，說：「這是皇家的舊物，仍應當歸你所有。」堅持不受，恭王又堅持相贈，先祖乃答應留觀幾個月。托祁文恪世長轉令人照像後仍歸還給恭王。此事見於《翁文恭日記》，這一年十月初九日翁《日記》說：「於蘭翁處得見陸平原《平復帖》手跡，紙墨瀋古，筆法全是篆籀，正如禿管鋪於紙上，不見起止之跡。後有香光一跋而已。前後宣和印，安岐張丑諸印；宋高宗題簽，董香光簽，成親王簽。」宣和是北宋徽宗的年號，又有南宋高宗的題簽，足證南北宋時曾入內府。安岐是安儀周，朝鮮人，與著《清河書畫舫》的張丑皆收藏名家。在民國時代譚組庵院長看見了這段日記，以為帖在我們舍間，找到家叔，希望能一看。家叔亦茫然不知，我就去問先君，先君就將這事的經過真相告訴我。後來此帖由溥心畬經傅沅叔（增湘）介紹賣與張伯駒。張伯駒是張鎮芳的兒子，收藏古字畫甚多，皆藏在北京燕京大學。後來有珂 板印本。這天我與心畬也談到此事，他說早知如此，此帖由你們保管更好，當不致賣掉。 關於《平復帖》一事，我於民國廿二年也問過紅豆館主溥西園將軍，那一天是趙叔雍（尊岳）請我們在他家裡吃飯，同席有史量才、吳景洲及溥將軍等，因為溥將軍是溥倫（倫貝子）的弟弟，他們皆是成親王的後人。我就問起《平復帖》來。溥將軍也承認從前是他們所有，後來歸到恭忠親王。 那一天就由世界書局請我們在螢橋旁吃涮羊肉，又談論了很久。心畬並且告訴我兩件事，其中一件與近代史很有關係的。他說當文宗往熱河時命恭親王留在北京，與英法聯軍辦交涉。文宗寫了一個朱筆的上諭給恭親王，大意是說，如有意外的事件發生，你即可自登大位，諸事當以社稷為重。這件朱筆一直保存在恭親王的手中，後來他的孫子襲恭親王溥偉將它交還給溥儀。這件事是外人不大知道的。另外一件事，是關於我們兩家的密切關係。據心畬說，他的一位姑母即恭忠親王的女兒，曾受恭親王的命拜先祖為義父，先祖也是推託了好久方才接受的。他這位姑母是齊侯的夫人（當時我沒有細問齊侯是誰，現在姑且如此寫）。心畬又說，後來他的姑母在恭忠親王的牌位的旁邊另供先祖的神位，以證明所說的話不假。但我這是頭一次聽見說，以前在家裡沒聽說過此事。後來我又到臨沂街他的寓所拜過年。他屋裡牆上倒貼著「福」字，這是北平人的習慣，表示「福到了」的意思。 後來又在金山街潘家寅教授家中吃飯，彼時潘教授的令郎拜心畬為師，同他學畫。據說他的規矩，拜師的人必須向他行三叩首的大禮。有很多人譏笑他的舉動迂腐，不知道他以為三叩首的典禮是清朝自初就遵行的，三鞠躬禮是民國的典禮，所以他不願意人家行這種禮。這同我那年拜年出他家大門時，看到門框上貼著他親筆寫的紅對聯，文字我現在記不清楚了，只記得是與《易經》有關係的典故；那時報紙上正登著他為學生教畫以外，另外給他們講《易經》，我問他以後，他亦承認。我就笑著說這是不是箕子明夷的意思，他就哈哈大笑，認為恰當。他有一塊在署款下常用的章，就是「明夷」，這與另一方「舊王孫」同意。 現在再說起醇賢親王對於恭忠親王爭奪政權的內幕，這又是近代史上一件最重要的事。按醇王年紀比恭王小，兩人是同父異母的弟兄，恭王行六，醇王行七。醇親王的同母弟兄共三個人，即醇親王、孚郡王及鍾郡王。在咸豐末年關於反對肅順黨的爭鬥，當時醇王年紀甚輕，所以他與恭王合作，幫助慈禧抵制肅順。在同治初年，恭王因辦理外交甚久，深知外國的強盛，只有勵行新政以圖自強方敢希望有一天，亦能敵對外國人。這件事主張最強者為文文忠祥。而先祖與文文忠交情最密，也加入所謂同治新政派。至於他同恭忠親王的關係，至晚始於同治元年，那時他是穆宗的師傅，而恭親王是在弘德殿照料一切。至同治四年先祖以內閣學士的資格加入軍機，更成了同僚。但酵王在同治年間，尚與恭王合協，比如編修蔡壽祺參奏恭王那件事，醇王常上折力保恭王。而自從德宗即統以後，他無形中成了太上皇。所以潘文勤祖蔭致先祖的信中，常稱醇王為「感應」，暗用《太上感應篇》的書名喻太上皇之意。他對恭王的態度也就發生了變化，並且他對於新政平素持反對的意見。記得他在同治年間，曾上過一篇奏摺，主張禁止洋貨，鼓勵人民焚燒洋貨。這件事見於《翁文恭日記》中。其思想之極右可以想見。他想奪恭親王的政權，由來已久。據我的表兄祁君說，光緒甲申二月那篇罷退恭王等的上諭，已經預備了很久。祁表兄能說出擬稿的人名，似乎是醇王府的門客趙某。起初醇王已經跟慈禧太后商量好，只等著機會發表。這次的機會是如下的，當時李文忠公丁憂，開去直隸總督的實缺，由張靖達樹聲自兩廣總督調來署理。張樹聲是淮軍的老將，與李文忠是同一系統。文忠以前曾請過張幼樵佩綸無名位的暗中幫他，因此張亦擬請張佩綸為幫辦以拉攏清流派的人物。據說，張已經答應了他，後又反悔，而使陳寶琛上奏摺說張樹聲不應該奏調文學侍從之臣，如此遂成了僵局。張樹聲亦因此深怨張佩綸，遂找尋機會使人參他。於是叫他的兒子張華奎到北京同王仁堪、王仁東弟兄往訪盛昱。王仁堪是位狀元，那時是張樹聲的坐京（當時外省的督撫住在北京探聽各處的消息來報告，名叫「坐京」。等於後來民國時代各省駐京辦事處，不過辦事處是公開的，而坐京是秘密的。在康熙年間各縣皆派人住在省城探聽消息，名為「坐省」。這見於故宮中康熙朱批諭旨。看來坐京之名由來已久），他就同張樹聲的兒子往盛昱家中苦磨，住至夜間亦不走，請他上摺子參張佩綸。盛昱同張佩綸有交情，不肯上摺子，但又經不住苦磨，就說，張佩綸所依持者軍機，參張佩綸不如參軍機，軍機倒了張佩綸也就無用。盛昱的原意以為參軍機的摺子亦不是沒有人上過，但是普通不發生效力，他為敷衍張樹聲的辦法就用了這條路。不知慈禧和醇王就在等候著這機會，而盛昱卻不知內情，貿然上了參軍機的摺子，於是恭王與軍機等人一律被罷免。文韻閣丈廷式《張藹卿兵備同年輓詩》有句云：「少年便已關朝局，交際誰堪屬後塵。」即指此。醇王以太上皇之尊不便入軍機，而使他的代表禮親王作首席軍機。凡事皆由孫毓汶將文件送到醇王府先請他同意。《清史稿》稱這種辦法為「過府」（見《史稿·孫毓汶列傳》），可見得政權事實在醇王的手中。後來盛昱也後悔了，又上了一個摺子，說醇親王以皇父之尊，不應該干涉政治。慈禧就回答一個上諭，大意是說，與醇王商量者只指重要事情而言，並非所有的事情都請示醇王。但是禮親王是醇王的傀儡，孫毓汶是醇王的私人，他們凡事仍需請教醇王。 張文襄《廣雅堂詩集·題盛伯羲集》有句云：「趙國文章驚北燕，西園記事珍珠船。不知有意還無意，遺集都無奏一篇。」亦指此奏。 在甲申以前恭親王當政的時候，中法戰爭已經爆發，醇親王對於政府的軟弱頗為不滿，這也就是他所持的反對恭親王的表面理由。但是自從變成政治當局直接與法國人辦交涉，方才明白對法戰爭是無法打下去，錯處不在恭親王的主張，而在中國的積弱形勢，所以第二年即光緒十一年，醇親王事實上指導的清政府就與法國人趕急妥協停戰，醇親王從前責備恭親王，現在他仍舊走的是恭親王的路。關於中法講和的內幕，我後來在法國曾聽到一個傳聞，彼時正是曾惠敏（紀澤）在英法當欽差大臣，他用了一個秘書叫陳季同，陳的法文甚為精通，曾惠敏就派他到法國議會中遊說，議會中本來有一部分議員反對戰爭，又經陳季同的一番遊說，遂有大部人主張推翻當時的內閣而使中法戰爭停止。不料這時間李文忠有電報給曾紀澤主張講和，曾以為大功即將告成之際，橫生枝節，乃大失所望。陳季同亦懊惱萬分，回家後不覺形於顏色，無意中將消息泄漏，陳的太太是法國人，就報告給法國政府，法國政府就立即請和，不需賠兵費。曾紀澤本擬將陳季同送回國處死刑，後經人勸解方只將他免官。他就回國教法文。 以前恭親王當政的時代，對內多抑壓宦官，比如同治八年宦官安得海出京到山東經丁文誠（寶楨）報告清政府，恭親王及先祖皆極力主張將安置諸重典（詳情見《翁文恭日記》及文韻閣廷式《論安得海》一文中）。但至醇親王當政時宦官李蓮英勢力大張，招權納賄筆不勝書。有一次醇親王往天津巡視海軍，李蓮英要求隨往，醇親王對他毫無辦法，台諫上奏摺且以唐代宦官監軍為戒。所以新政不能夠推行，抑制宦官的舊辦法亦不能接續使用，清朝政治之衰頹，醇親王所負的責任甚大，而其原因皆由於醇親王對恭親王的政爭，其重要性不亞於人所熟知的帝後之爭。 另附心畬致陳弢庵（寶琛）的一封信，可以看出他的文筆之優美及其字體的高逸。這函大約是民國十八年左右的。弢庵是陳寶琛，字伯潛，老年方以此自號。 （《傳記文學》第 4 卷第 2 期，1964 年 2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