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精神 · 章學誠的史學
章學誠字實齋，浙江會稽人，生於清乾隆三年（1738），卒於嘉慶六年（1801）。其幼時，對史部書若有特別嗜好，其《家書》云：
二十歲以前，性絕 滯，諸書日不過三二百言，猶不能久識。二十一二歲，駸駸向長，縱覽群書，於經訓未嘗領會；而史部之書，乍接於目，便似夙所攻習者然，其中利病得失，隨口能舉，舉而輒當。人皆謂吾得力於《史通》，其實吾見《史通》已二十八歲矣。二十三四時，所筆記者，今雖亡失，然論諸史於紀、表、志、傳之外，更當立圖；列傳於儒林、文苑外，更當立史官傳，此皆當日之舊論也。……至吾十五六歲，性情已近於史學，塾課餘暇，私取《左》《國》諸書，分為紀、傳、表、志，作《東周書》幾及百卷，則兒戲之事，亦近來童子所鮮有者。（《章氏遺書》第九卷《家書》六）
章氏後受知於朱筠，其文章及思想頗受朱氏之影響。朱筠字笥河，為乾隆朝大師，由《永樂大典》中輯佚書，即其所建議；對後進之士尤喜獎勸。章氏所著書最重要者為《文史通義》及《校讎通義》。《文史通義》者貫文與史而言之，其意以為《文心雕龍專》注重言文，而《史通》專注重言史；世之能文者對史學不必精，而善於史者常不能文，故疏通之而成是書。創始於乾隆三十七年，二十五年後始刊刻一部分；至其各種著作於民國九年方合刊為《章氏遺書》。
其所主張有一部分淵源於劉知幾，余則其所自創，今分別述之。
（一）六經皆史 六經皆史之說，實非章實齋所獨自發明，劉恕《通鑑外紀序》曾及之，而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引《文中子·王道篇》及陸魯望《復友生論文書》，亦有此說，二人皆生於唐代，則宋以前早已有之矣。此意至明代更推廣之，王守仁《傳習錄》卷一云：「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庖犧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即三代史，五經亦即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存其跡以示法。」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一云：「天地無非史而已；六經，史之言理者也。」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二云：「夏商以前，經即史也；周秦之際，子即集也。」顧炎武《日知錄》卷三云：「孟子曰：其文則史。不獨《春秋》也，六經皆然。」凡此皆遠在章氏以前，特至章氏而暢斯意耳，其言曰：
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詩》、《書》、《禮》、《樂》、《春秋》，則既聞命矣；《易》以道陰陽，願聞所以為政典而與史同科之義焉。曰：聞諸夫子之言矣。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知來藏往，吉凶與民同患，其道蓋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其教，蓋出政教典章之先矣。（《易教上》）
又謂：
愚之所見，以為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於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別，故於天地之間別為一種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種門戶矣。（《報孫淵如書》）
另外章氏又謂天下之書皆官禮（《禮教篇》），其言或與六經皆史之說表面相違反，按其內容仍系同意，蓋六經皆古之政典，政典仍即禮也。政典皆掌於史官，而史又與卜祝相近，又不出於禮之範圍，故兩說仍舊相同。
（二）記注與撰述 章氏分記注與撰述為二，其意仍沿自劉知幾，《書教上》論之如下：
蓋官禮制密而後記注有成法，記注有成法而後撰述可以無定名。以謂纖悉委備，有司具有成書，而吾特舉其重且大者，筆而著之，以示帝王經世之大略；而典、謨、訓、誥、貢、范、官、刑之屬，詳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為一定之例焉，斯《尚書》之所以經世也。至官禮廢而註記不足備其全，《春秋》比事以屬辭，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與夫百國之寶書，以備其事之始末，其勢有然也。馬、班以下，演左氏而益暢其支焉，所謂記注無成法而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
又論記注與撰述之性質，《書教下》：
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
在另一篇中，有相類之議論可以比對，使人更能明了章氏之用意。《報黃大俞先生書》：
古人一事必具數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漢書》，為一家著述矣；劉歆、賈護之《漢記》，其比類也。司馬撰《通鑑》，為一家著述矣；二劉、范氏之《長編》，其比類也。兩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拙刻《書教篇》中所謂圓神方智，亦此意也。但為比類之業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憑藉，有以恣其縱橫變化；又必知己之比類與著述者各有淵源，而不可以比類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類之整齊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輕略重，則善矣。蓋著述譬之韓信用兵，而比類譬之蕭何轉餉，二者固缺一而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而不可為良者也。
此段與前二段所指雖不同，但其用意則相似。記注為當場人所寫，比如起居注，照例應由起居官在階旁隨事記錄；而比類之屬，如《資治通鑑長編》，即為著作所預備之冗長稿本。兩種之由來雖不同，然皆需要賅備，並遵守固定之格式而寫成，故可包括於一類之中，而與著述不相似。著述者根據記注或比類之書而加以筆削。窺章氏之意似以正史屬於著述，而其餘為記注。但記注與著述，有時甚易辨明，有時甚難確定。如史料之為記注當無疑問，然歷朝之實錄，有人以記注視之，有人又以著述視之，則其間亦頗難確定。章氏似偏重於前說。其實實錄對史事之記載有去取，則仍屬於撰述類也。記注與撰述之區別，應較章氏所論更為詳細。
（三）史德 劉知幾《史通》以為史家應具三長，即才、學、識是也。非識無以定其義，而史之義即書法；非才無以善其文，史才可謂為寫史之技術；非學不能搜集史事。至章學誠更加以史德，「史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史德篇》）此篇之意，有與《文德篇》相同者，「凡為古文辭者，必敬以恕。臨文必敬，非修德之謂也；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敬非修德之謂者，氣懾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為古人設身而處地也。」修辭必敬，在《史德篇》中亦有類似之說：「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借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為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弔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窺劉知幾、章學誠二人之意，修史者必須有學，方能廣集史料；持筆時必須文章爾雅，方能傳之久遠。但史料眾多，必須有所去取，否則不成撰述而成記注之文。所以定去取標準者，在於識，識可謂為史觀。但劉氏與章氏不同者，前者認為史識已足，而後者則認為更須加以史德，方能使史觀不至於不公正；而劉氏則以為既稱為史識，自無不公正之理，此其稍異處也。章氏又以為必須主敬，敬然後能與天相合，雖文有氣有情，所述之史事必然合於公正。
（四）史學別錄 紀傳體之創，蓋分編年體之事實而以類相從；後之編年史又合紀傳之類而按年編定。荀悅《漢紀》材料大部分取自班固《漢書》，將本紀、志、表、列傳中所有事跡按年編定，其明顯之例也。然兩者皆有其弊：編年體則事之首尾甚難尋覓；而紀傳體則同一事或分入於紀、表、志、傳中，或甚而互相重複。於是章氏提議有史學別錄之作。其議曰：
今為編年而作別錄，則如每帝紀年之首，著其后妃皇子、公主宗室、勛戚將相、節鎮卿尹、台諫侍從、郡縣守令之屬，區別其名，注其見於某年為始，某年為終，是亦編年之中可尋列傳之規模也。其大製作、大典禮、大刑獄、大經營，亦可因事定名，區分品目，注其終始年月，是又編年之中可尋書志之矩則也。至於兩國聘盟，兩國爭戰，亦可約舉年月，系事隸名，是又於編年之中可尋表歷之大端也。如有其事其人不以一帝為終始者，則於其始見也注其終詳某帝，於其終也注其始詳某帝可也。（《史學別錄例議》）
章氏且擬於所撰《續資治通鑑》中用此體裁，更欲依此法注司馬光原書。對於紀傳體史則用自注，意與編年之用別錄相互為用。
（五）章氏屢擬改作正史，「今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增圖譜之例，而刪書志之名」。（《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又曾修《續資治通鑑》，記載宋、元兩代之事，但其書亦不傳。此外又著《史籍考》，然非其一人所作，現只存其目錄：除制書以外，共分十一部，即紀傳、編年、史學、稗史、星曆、譜牒、地理、故事、目錄、傳記、小說，共三百二十五卷。（見《遺書補編》）因其修史未能成功，故轉而修方誌，如《天門縣誌》《湖北通志》及《永平府志》等，皆其所著也。其論方誌部分已見於地方史章中。此外章氏極主張通史，而反對斷代史，故極譽鄭樵，有《釋通》《申鄭》二篇，亦於第九章論及。
章氏生於清乾、嘉之時，然極反對方盛行之訓詁名物之學，對戴震、汪中尤為攻擊，故《文史通義》一書，議論每與當代人不同。但其中亦有可議者，即衛道與泥古是也。章學誠與劉知幾相同，皆以為史學之標準在於最古之史書《尚書》與《春秋》，後世史書則每況愈下。章氏另著有《校讎通義》，蓋所以上紹劉向《七略》而為目錄分類之學，與《文史通義》用意相符。
（摘自《中國史學史》，中華書局，201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