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精神 · 通史與鄭樵

在史部各種體裁之中，雖有紀傳、編年、紀事本末之三種舊分類方法；但另一方面亦可分為兩大類，即通史與斷代史是也。《史記》囊括兩千餘年之事，《資治通鑑》囊括一千三百餘年之事，皆不以朝代為目標。兩書雖一為紀傳體，一為編年體，然其為通史則相類。其餘多以朝代為段落，如《漢書》以下各史是也。其間亦有撰通史者，然較斷代史為少。如李延壽之《南》、《北史》，各包括四代，亦屬通史性質。在李氏以前，梁武帝曾撰通史，由吳均主持，起自上古，下至南朝之齊，分為本紀、世家、列傳，共六百卷，列傳未修畢而均卒（《梁書·吳均傳》）。其稿後亦焚於江陵。蓋事體過大，非一人所能成也。至宋鄭樵，始試重修通史。 鄭樵字漁仲，生於北宋之末，著述甚多，對於史學則極力主張通史，故對班固力加批評，《通志》序中言之甚詳： 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製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班固者，浮華之士也。全無學術，專事剽竊。……由其斷漢為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為慚；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為恥；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為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眾手修書，道傍築室，掠人之文，竊鐘掩耳，皆固之作俑也。 又曰：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斷代為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語其同也，則紀而復紀，一帝而有數紀；傳而復傳，一人而有數傳。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範五行》者一家之書，而世世序《五行傳》。如此之類，豈勝繁文。語其異也，則前王不列於後王，後事不接於前事。郡縣各為區域，而昧遷革之源；禮樂自為更張，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類，豈勝斷綆。 鄭氏此論，反對班固而極力表揚司馬遷，與劉知幾之見解恰相反，劉氏雖不反對司馬遷，但極贊成斷代史。此外鄭樵對史表亦與劉知幾意見不同。劉氏不贊成史表，而鄭氏則謂：「《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故《通志》中之譜即等於《史記》之表；而鄭氏尤致意於志，其二十略即志也。其最自喜者亦為二十略，對各種事物皆依詳密之分析，明其內列，注意於實際之觀察，而不輕信傳注。謂書中所言者，關於人情事理，可以用自己意見以推求；至於天文、地理、器物、草木、鳥獸、蟲魚，若不實際調査，則無由確知其名，所以學問必須從實際觀察入手，且須注重圖譜之學。鄭氏更以史書之注意褒貶為非，以為後人之誤在於模仿《春秋》，而專注意褒貶，殊不知後代史策較《春秋》為詳，則美惡因文已能自見，不必待作史者之褒貶。作史者只需文字詳細，記載完備足矣。因此對各史論贊正事，亦主張刪削，因論贊多屬褒貶性質也。 後世對《通志》，有贊同反對兩派，贊同者當推章學誠為首，《文史通義》中有《釋通》《申鄭》兩篇，皆贊成通史而反對斷代史，與鄭樵之意見相類。章氏以為通史體裁大都不離以下四種書範圍：即（一）鄭樵《通志》，綜古今之學術，而本紀、列傳皆以《史記》為規矩。（二）司馬光《資治通鑑》，綜合各史本紀、列傳之文而改為編年體。（三）杜佑《通典》，薈粹各史之志而成。（四）裴潾《太和通選》，匯各代之文章以保存史料。以後作者皆難超越以上各體。而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複，二曰均類例，三曰便銓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詳鄰事。」其長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若斷代為史，則易代之際，人物事實前後兩史常重出並見；若修通史，則可免此類重複。且各史志表，不只立名常常不同，即內容亦每互易；通史則可統一類例。通曆代為史，即可將不同朝代之子孫，附於祖父傳中；時代不同而性質相同之人物，亦可同一列傳，如《史記》之屈原、賈生是也；此所謂便詮配也。斷代為史，距當時過近，是非曲直頗難論定；若通史則是非得其平。前後兩代之史所記同一事跡，每有歧意，通史則可免此弊。四夷或鄰國，常不與本國一朝代同終始，若斷代為史，只能錄其一段，而不得其全貌。以上即章氏所謂六便。至於二長，則通合諸史，即可統一凡例，並可免有缺略，則翦裁可具。且有獨見別裁，雖事實與舊史不殊，亦能自標新意，所謂家法也。（見《釋通篇》）在通史之中，章學誠尤推重《通志》，謂鄭樵生千載之後而能見古人著述之源，且知其著述之宗旨；又能獨出心裁，自成一家之言，非馬端臨可比。（見《申鄭篇》）但章氏亦知通史之弊有三：一曰無短長，二曰仍原題，三曰忘標目。修通史者常用各史原標題，既無所更改，而又以通史所包括時間過長，讀者亦不明傳中個人之朝代，然此三者皆極易改正，故通史之便仍多於弊也。（見《釋通篇》） （摘自《中國史學史》，中華書局，2010 年） 隋唐以後的史官及史館 隋唐以後之史官，已脫離古代天人觀念，而專門撰寫史籍，於是太史令與史官分為二，前者專司天象，而後者注重記人事。唐代史館分為兩種：一種修前代史，屬於臨時性質，其書修成，其職即罷，太宗、高宗間，所修晉、梁、陳、齊、周、隋各朝史之史館，即屬此類。另一種為國史館，所修為實錄及國史，其性質較前一類為永久，有兼修官多以宰相充之，有史官專任執筆撰寫。有時史官外任，仍以修史自隨，如開元年間張說及吳兢，長慶間沈傳師皆是。（見《唐會要》卷六十三）至於史館所收材料，《唐會要》載有諸司應送史館事例甚詳： 祥瑞；天文祥異；蕃國朝貢；蕃夷入寇及來降；變改音律及新造曲調；州縣廢置及孝義旌表；法令變改；斷獄新議；有年及飢，並水旱蟲霜風雹及地震，流水泛濫；諸色封建；京諸司長官及刺史都督護行軍大總管副總管除授；刺史縣令善政異跡；碩學異能高人逸士義夫節婦；京諸司長官薨卒；刺史都督都護及行軍副大總管以下薨；公主百官定諡；諸王來朝。以上事並依本條所由，有即勘報史館，修入國史。 五代所行史館條例，略如唐代者，亦見《五代會要》。宋代以史館為三館之一。南宋實錄、國史最早皆由史館修撰，後罷史館，欲修實錄則設實錄院，欲修國史則設國史院。元朝則以翰林國史院職掌修撰國史；明代則由翰林院官掌修國史；清代則設有國史館；此皆專掌修撰國史之責者。自唐代設立史館以後，國史遂成集體之作品，與司馬遷、班固之一家修成者不同。兩種方式各有贊成反對之者，然社會既已改變，史書之含義亦愈後愈廣，而史料亦愈後愈多，如用一人之力撰成包括數十年或數百年之史書者，勢不可能，則合眾人之力成之，亦必然之理也。 國史館以外，唐亦設記注之官，蓋沿自漢、晉，徐一夔對此所述甚詳： 近世論史者，莫過於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璹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撰日曆。日曆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猶有《春秋》遺意。至於起居注之說，亦專以甲子起例，蓋紀事之法無逾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曆之修，諸司必關白：如詔誥則三省必書，兵機邊務則樞司必報，百官之進退，刑賞之予奪，台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問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啟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政體者，無不隨日以錄。猶患其出於吏牘，或有訛失，故歐陽修奏請宰相監修者，於歲終檢點修撰官日所錄事，有失職者罰之。如此則日曆不至訛失，他時會要之修取於此，實錄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為精確也。（《明史·文苑傳》，朱彝尊《曝書亭集·徐一夔傳》文字有小異。） 記注雖不能謂為撰成之史籍，然其為史官所掌則同。下逮清末，起居注官仍存不廢。蓋中國史官之職權隨時有更改，或擴大或縮小，然綿亘不絕者歷四五千年之久，可謂專且長矣；非世界其餘各國所能有也。 （摘自《中國史學史》，中華書局，201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