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精神 · 劉知幾與《史通》
對史學為批評討論者，始於唐之劉知幾。知幾字子玄，徐州彭城人。父藏器。知幾幼時，即喜讀史書，據其《自敘》言：
予幼奉庭訓，早游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竊嘆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予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
遂與兄知柔俱有名，中進士，後累遷至鳳閣舍人，兼修國史。與徐堅、吳兢同修實錄，又與吳兢同修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仍兼修史。知幾欲修改《武后實錄》，與監修武三思意見不同，「自以為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新唐書》本傳）至其書名，則知幾在序中曾言及之：
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觀，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為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為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自久，博採眾議，爰定茲名。
《史通》序末署景龍四年，蓋其書成之時，其開始著作之日必在與武三思不睦之後，本傳所謂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所著述者當即《史通》也。
《史通》共二十卷，《內篇》三十六，《外篇》十三。《內篇》中最重要者為六家、二體，《外篇》中為《史官建置》及《古今正史》。關於史之體裁，劉氏以為：
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恆厥體。榷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
以古史而論，雖有六家，但《春秋》與《左傳》同屬編年，而《史記》與《漢書》同屬紀傳，故綜而論之，只有二體，此劉氏之所以六家篇以後繼以二體也。丘明傳《春秋》，編年之始也；子長著《史記》，紀傳之祖也。劉氏以為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世作者，兩體互為消長。然在紀傳之中，劉氏仍取斷代史之《漢書》，不取通史之《史記》。此種意見與後來之司馬光、鄭樵恰相反，亦與清代史學批評家章學誠相反，諸氏皆贊成通史之作者也。劉氏以此對於班固備極推崇：
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六家篇》）
因此劉氏對斷限極注意：
《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苞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為嘆息。（《斷限篇》）
此外劉氏更舉有數例，皆為「明彼斷限，定其折中」；不必「濫引它事，豐其部帙」，然後方合於史體。
至於紀傳體史各部門，則贊成本紀、列傳，而不滿意於表、志。對於表，則以為：
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決在篇第，編諸捲軸，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表歷篇》）
對於志，則以為天文、五行、藝文等各史所有，多不適用，而另有三種可以為志者，曰部邑、方物、氏族。「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為，後王取則。」故宜立都邑志。「金石草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托於《王會》。」故宜立方物志。「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郯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於姬後。故周撰《世本》，式辦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故宜立氏族志。（以上皆《書志篇》）劉氏生於六朝至唐譜學極盛之時，欲志氏族，亦當時環境影響所及也。
關於文字，劉氏以為「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敘事篇》）因此必刪去浮詞，書中有《浮詞》一篇，專論此事。其主要之意，則「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浹」。為文不止於簡而且須真，故又有《直筆》、《曲筆》兩篇，專論其事。事必直述，不只文字求其真，事實亦須求真，故在《載文篇》中，論事跡之不真，其失有五。一曰虛設：比如曹魏以下，名為禪讓，而其事不同於堯舜，徒有其文，竟無其事。二曰厚顏：兩國爭雄，自相稱述，飾辭矯說，各掩其弊。三曰假手：政治雖有敗德，但作詔令者所用文字，使人讀之如處昇平之世，而不能明悉當時之真實史跡。四曰自戾：凡有褒崇，則謂其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諸罪不容責；一人之行為，一君之言論，賢愚是非，變化之速如此。五曰一概：國家時有盛衰，事跡常有變化，而作者所用文字，皆一概而論，人君皆聖明而宰輔皆英偉，不隨時隨事而更易其文字。凡此五者，皆史官不宜採用而反常筆於史書中者。（見《載文篇》）
因文字須求真，劉氏以為著史應用當時文字，不宜用古語寫近事。「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偽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言語篇》）並且不宜將胡夷之語改成中國文言，否則「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而失實，過莫大焉」。（同上）故劉氏極反對史官所修北朝各史，以其所用文字不尚質樸，化夷言為華語也。文字應當仍其質樸，此與述事之不重浮詞，實同一觀念也。
至於記事則：
昔荀悅有雲，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於是采二家之所議，征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書事篇》）
劉氏又極反對隋唐盛行之官修史書，在《忤時篇》中，謂有五不可。（一）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故能立言不朽；東漢用群儒著述，條章難立，故時常受人批評。現在史館人數更多，以致寫成無日。（二）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史官所用材料容易博取，而今代作史者，只能自己採訪史料，因此記事不能盡善盡美。（三）以前董狐之載史，可以公開宣示於朝，而近代史官對人若有所貶，又恐見仇於貴族，因此寫史乃不求真實，以避免得禍。（四）古者刊定一史，各有其意義，而現在史官註記，多請示監修。監修者非一人，意見常不相同，使寫史者無所是從。（五）監修之原職責，在定體例，分配職務；而今監修者既不能盡以上兩種職務，遂使史官爭學苟且，徒延歲月，而史難修成。總之，以上五項，皆由於聚眾多史官而修一書，監修者又不能盡其力，此隋唐設立史館之弊，而不如古代一家修史之善也。
唐以後修史者，外採取劉氏議論，然評者常反對《疑古》《惑經》兩篇，因兩篇中對於古史不只有疑惑，且對孔子之《春秋》有甚多批評，而認為《左氏》在三傳中皆合周典。在清代以前，人固可以評史，而不可以論經，劉氏之受反對固其當然。然現在觀之，六經皆史，則以批評史書為目標之《史通》，自然可論及《春秋》以及其他古史。劉氏之弊不在此，而在於信古勝於今，所以謂《春秋》及《史記》遠超過後世所修各史，且古代史官之獨立自由遠勝於後代者。凡此皆非極有根據而純屬劉氏之推測。其實，古代史官並無所想像之自由，觀魯史之不書其君被弒，即明證也。一代有一代之環境，史書之記載亦視環境而不同，古既與今異，史書之有改變，亦在情理之中，故不能謂古史之成法即永久不變也。唐末柳燦著《史通析微》十卷，批評劉氏，見於《唐書》本傳，其書今不傳。
《史通》刻本始於明代，傳世者有陸深及王惟儉兩刻本，文字互有多寡異同，至清代有黃叔琳刻本及浦起龍《史通通釋》本，《四部叢刊》則影印明萬曆本也。
《四庫全書》列《史通》於史評類，諸家書目多有同之者。若榷論其實，則史評類應分為二：一部分仍可名為史評，如《史通》及《文史通義》等書屬之：另一部分可名為史論，如胡寅《讀史管見》等書屬之。前一類所論，多屬於史之體裁及作史之方法，所批評者史書而非人與事。後一類側重於史事與人之批評，故已超出史學史之範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讀史管見》：「其論人也，人人責以孔顏思孟；其論事也，事事繩以虞夏商周。名為存天理遏人慾，崇王道賤霸功，而不近人情，不揆事勢，卒至窒礙而難行。」可見其書之目標與《史通》甚不相同。以數量言之，史論多而史評少，蓋議論容易而客觀對史書批評，誠屬難事也。
後代史書既隨時演變，與隋唐以前者不盡相似，故作史評者亦不必專門沿襲劉知幾之舊規模，完全遵照其分門別類。苟有作者，似宜新辟門徑，方可合於史學之新發展。
劉氏意見有不能實行者，如取消各史之表及志，而代以都邑、氏族、方物三志是也。五行志屬於迷信，廢止可也。天文不限於一朝，各斷代史不必皆有之，只隔數百年修一次可也。然食貨志記載一代之經濟，地理志記載一代郡縣之沿革，若廢止則後人何所稽考？且地理以志全國縣郡，較都邑為大，而其中包括都邑，何以反欲廢之，而詳細記載千門萬戶之都邑而不厭其繁瑣耶？至於藝文志，劉氏諸若必不能去，當變其體，所列書名唯取當代撰者，則已為修《明史》者所採用。至於表，可以補本紀、列傳之不足，劉氏謂：「且表決在篇第，編諸捲軸，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表歷篇》）表之用意，原備參査，不必皆首尾精讀。本紀、列傳所載既不如表之完備，苟無之，則需要時又何從索考？且表由於其體裁，較本紀、列傳亦容易檢査，故後世史家無從之者，而補史表者反屢出不窮也。
（摘自《中國史學史》，中華書局，201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