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精神 · 二十五史中最重要的兩部書及其作者

一 《史記》與《漢書》 二十五史中雖不乏精心的作品，但最重要者當推《史記》與《漢書》。《史記》是紀傳體創始的一部書，而《漢書》是斷代史第一部作品，兩書各有其千秋在。劉知幾在《史通·六家篇》中分列為史記家及漢書家，就是由於此。後世論史學者，或贊成司馬遷而非班固，若宋之鄭樵，清之章學誠皆是；或贊成班固而非司馬遷，若唐之劉知幾即是。實在說起，各有其長處，不能用一端而論其高下也。 二 司馬遷父子與《史記》 司馬遷字子長，漢代左馮翊夏陽人。據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載《觀堂集林》中）所證，他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一四五年），而卒於昭帝時（據施之勉先生所考）。他的上世自周代為天官，古時的天官不只掌記載史事，並且能明曆象日月陰陽度數，所以司馬遷亦說：「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漢書·司馬遷傳》）亦就因為這是他的世業，作《史記》「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目的不只寫成一家之言而已。究天人之際就是要明了天人之間的關係，這仍是古代史官的舊職。 《史記》原稱《太史公書》，至魏晉之間方稱為《史記》，蓋太史公記的簡稱。按《自序》則創始並不始於司馬遷，至少創意於其父司馬談。談原任太史令。及病於洛陽，對遷說： 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 於是遷就「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可見談原有所論次而遷完成其書。 遷為太史令，乃細翻閱「金匱石室之書」。金匱石室是指漢皇家圖書館藏書的地方，其中皆是外面無有的國史珍貴材料。及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一〇四年），武帝詔討論改曆法。漢自高祖仍沿用秦歷，以十月為歲的開始。至是經過辯論以後，認為漢應當以正月為歲的開始。司馬遷亦是參加討論的一人，並且贊成這一說。這亦是他生平的一件大事。並且自漢武帝改用正月以後，歷代相沿以至於清朝，就是現在所用的舊曆。 太史公世為天官，有欲究天人之際的傳統觀念，所以對於太初改正朔，認為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等於西狩獲麟，皆是重要的紀念時代。孔子因西狩獲麟而削改魯國史記作《春秋》，他亦因太初改正朔而創始作《史記》。恰巧兩件事正相距五百年，他認為意義重大，就說：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詔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史記·自序》） 由這節可以看出太史公之欲上接孔子，何等的勇氣，何等的胸襟！所以能創作出不朽的第一部正史。 三 班氏父子兄妹與《漢書》 《漢書》的創作始自班彪，大部成於班固，而完成於班昭。彪字叔皮，才高而喜愛著作，遂專心史籍。以為太史公所著《史記》，自武帝太初以後事皆闕而不錄，其後嘗有人綴集當時的史事，以續其書，但鄙俗不足以踵比太史公，於是彪乃搜集太初以後事，作成後傳數十篇，《後漢書·班彪傳》稱為「後傳」，是他所寫的只有列傳。及彪卒，其子固乃細心研究，想完成其業。恰有人上書東漢明帝，告班固私改寫國史。就將固下於京兆獄中，並將他寫的書進呈。他的弟弟班超，就是後來在西域建立大勛的那個人，這時方在少年，亦親往京都上書明帝。恰巧班固寫的國史亦進呈至都，明帝讀其書，深以為奇，就令他與陳宗共撰東漢光武朝的國史。後明帝更令他完成以前所寫的《漢書》。固以為《漢書》當起始於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綜漢一代的斷代史。 但至和帝永元四年（公元九十二年）固卒時，《漢書》的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寫全，就詔其妹班昭至東觀藏書閣將他寫完。班昭是漢代第一位有學問的女子，一門學問的盛況，當時真無與倫比了。 四 《史記》《漢書》的寫作時間及其異同 司馬談比次舊史的時間，現在無法考證，至於司馬遷之撰《史記》經過的時間，據趙翼及王國維兩家所論參合言之，多則十六年，即由武帝元封二年至太始四年；少則十二年，即由太初元年至太始四年也。 《漢書》著作的時間較長。《後漢書·班彪傳》說：「今此後篇，慎核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其下接言「彪復辟司徒玉況府」。按玉況為司徒在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彪之撰史必更在前。茲假定為建武二十年左右。班昭之卒，傳中雖無年月可據，但以他曾授書鄧太后及他事來推測，大約卒於永初四年以後。蓋《漢書》之修經七十餘年之久。在二十五史中，僅次於清修《明史》，《明史》則經過九十餘年的撰修工作。 至於兩史的異同，則高祖至武帝朝事跡，《漢書》仍取材於《史記》，因經過王莽之亂，西京舊史料存在者不能超過太史公所錄者。文字則司馬氏詭奇而奔放，班氏則較謹嚴，此其異也。 （《中國一周》1955 年 8 月 1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