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精神 · 上古的史書
第一節 《尚書》
現存史書之最古者，首推《尚書》。《尚書》自西漢之初，已分為今文、古文兩本。今文傳自伏生：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史記·儒林列傳》，同見《漢書·儒林傳》）
《古文尚書》出自孔壁：
《古文尚書》者，出自孔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漢書·藝文志》）
終漢之世，《今文尚書》共二十九篇，《古文尚書》除二十九篇大略與《今文尚書》相同外，另多十六篇，多加序一篇，共分為四十六卷，《漢書·藝文志》所謂：「《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是也。今文立於學官，有博士以傳授，有弟子以受業；古文則傳習於民間，至元帝末，始立博士，未幾即廢。及西晉惠帝末，五胡亂華，中原板蕩，學官各經皆多失傳，伏生之今文尚書，遂亡於是時；而《古文尚書》十六篇，亦經亂無傳者。
及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經典釋文》）。及南齊建武中，姚方興更奏上《舜典》首所缺二十八字。梅賾本較《今文尚書》多二十五篇，其篇目與孔壁《古文尚書》頗有同異。至唐太宗貞觀中，撰《五經正義》，專用梅本，即今通行本《尚書》是也。然其二十五篇，皆雜采古書而成。南宋吳棫始疑之，至清初閻若璩更遍舉其作訛之證，於是二十五篇梅本《古文尚書》之偽始定。（《史通·正史篇》：「《古文尚書》者，即孔惠之所藏，科斗之文字也。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始得之於壁中。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為四十六卷。」按：二十五篇為梅本偽《古文尚書》，而四十六卷則《漢書·藝文志》所謂孔壁《古文尚書》也。劉知幾處唐代偽《古文尚書》盛行之時，合二者為一，故有此誤。）
故述《尚書》只能就二十八篇（《泰誓》先亡，故現存只二十八篇），論之如下：
（一）記廣泛的歷史：
《堯典》（除今本《舜典》首之二十八字外，余合於《堯典》，今文及漢真古文皆統稱《堯典》。）記載堯、舜兩朝的故事。
（二）記某一件事的歷史：
《禹貢》 記禹治水後任土作貢之事。
《金縢》 記周公祈天求代武王之事。
《顧命》 內兼康王之誥，記成王將崩命康王繼位及康王即位之事。
（三）誓師辭：
《甘誓》 伐有扈誓師辭。
《湯誓》 湯伐桀誓師辭。
《牧誓》 武王伐紂誓師辭。
《費誓》 伯禽伐徐戎誓師辭。
《秦誓》 秦穆公殽役敗後誓師辭。
（四）誥天下辭：
《湯誥》 湯滅夏後誥天下之辭。
《盤庚》 盤庚遷都誥人民之辭。（《史記·殷本紀》謂為後史官所記，此從《書序》。）
《大誥》 周公滅武庚踐奄前誥天下之辭。
《多士》 建成周后，周公誥殷遺民之辭。
《多方》 成王歸自奄誥天下之辭。
（五）封命辭：
《康誥》《酒誥》《梓材》 皆封康叔所作。
《文侯之命》 錫晉文侯命所作。
（六）記某一事的言辭及事：
《召誥》 記召公相度洛邑的言及事。
《洛誥》 記周公往營成周的言及事。
（七）記一人或數人之言：
《皋陶謨》 內兼今本益稷，記禹、皋陶之言。
《洪範》 記箕子答武王訪問之言。
《高宗肜日》 記祖己訓商王之言。
《西伯戡黎》 記祖伊恐周告紂之言。
《微子》 記微子告父師、少師之言。
《無逸》 記周公戒成王之言。
《君奭》 記周公對召公之言。
《立政》 記周公告成王之言。
由以上所說觀之，《尚書》系合若干篇記事記言的文字而成，有者一篇之內兼記事記言，則知《漢書·藝文志》：「左史記言，言為《尚書》；右史記事，事為《春秋》。」分記言記事為兩書之說，非也。章學誠謂後來記事本末一體，實出於《尚書》（《文史通義·書教篇》），其言頗為合理。《尚書》中若干篇，如《堯典》《金縢》《顧命》皆具一朝或一事之本末，實有記事史的性質，另有若干篇則只能曰史料而已。由於此，《尚書》猶不能算中國史學之正宗；現存真正最早的史書為《春秋》，今本雖為孔子所約刪，但尚留有一部分魯史本來面目。
第二節 《春秋》與《竹書紀年》
真正有系統的古史，現存者當以《春秋》為首。記事之法，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如：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日食，所謂事也。其日當己巳，所謂以事系日也。論月，屬於二月，所謂以日系月也。而時當春，所謂以月系時也。又曰三年，所謂以時系年也。不獨魯史《春秋》如此，各國史書本體皆如是，蓋編年體為中國史最古之體裁矣。現存之《春秋》，出自魯史，魯史原由魯國史官所記；晉代出土之《竹書紀年》，由晉、魏史官寫成，兩書體例略相似，是以知魯、晉史之皆若此。而《汲冢璅語》記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璅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皆《史通·六家篇》文）；《墨子》書中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且以之通稱各國之史書；而《孟子》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各國史書常有專名，不盡相同；書之曰《春秋》者，蓋通稱則同，專稱或異也。後孔子據魯史舊文，「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以成今書，而仍其舊稱；論其事則「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杜預《春秋左氏傳序》），然有去取，「筆則筆，削則削」（《史記·孔子世家》），故謂孔子修《春秋》，若孟子所云可也，謂不修亦可也。
孔子因魯史舊文而作《春秋》，信矣！太史公謂「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文」（《十二諸侯年表》），其意以為周代各國史皆聚於王朝，故修史必須西適周，方能得各國史料，以為底本。或更有擴大其辭，若《公羊傳疏》所引者，「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皆昧於當時形勢也。前章已言古代國史多由其國之世族歷代典守，周之史記或較列國之史記包括較廣，然並非包括當代各國史事而無遺；各國史既保存於其國中，而不必上於周王，則適周所能見者，亦不過周史而已，各國之史記仍不能遍覽也。觀《春秋》所記周事極少，即極重要之事，如周王之崩葬亦多缺而不載，則孔子所據者，只魯史而非兼據周史，更未遍據諸國史記，明矣！
孔子據魯史舊文，至少說極大部分據魯史舊文，更有其內在的證據。若魯隱公明明被弒，而魯史書之曰薨，孔子沿之而不改；假設魯史原文書弒，而孔子反改曰薨，則非使亂臣賊子懼之原意矣。劉知幾《史通·惑經篇》，且舉「十二未諭」、「五虛美」以問孔子，比如在其一「未諭」中：
奚為齊、鄭及楚，國有弒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原註：襄七年，鄭子駟弒其君僖公；昭元年，楚公子圍弒其君夾敖；哀公十年，齊人弒其君悼公。而《春秋》但書云：「鄭伯髠頑卒；楚子麋卒，齊侯陽生卒。」）夫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凡在含識，皆知恥懼。苟欺而可免，則誰不願？然且官為正卿，反不討賊；地居冢嫡，藥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按：《宣二年傳》：「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又《昭十九年傳》：「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
劉氏所謂皆魯史之舊文，以之責難孔子，孔子不受也。劉氏又謂：
加以史策有闕文，時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無所用心，斯又不可殫說矣。
史筆之有闕文，時月之有失次，皆魯史之原有狀況，孔子縱慾補其闕文，正其時月，無他種史料以相助，又焉可得也。並非無所用心，而反足為孔子所修《春秋》因於魯史舊文多增明證。
至於孔子作《春秋》之原意，則孟子以為可以使亂臣賊子懼，後之人多沿其意而推廣之。故司馬遷說：「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世家》）即其例也。此雖後人所傳述，然細按春秋之世，史書實含有此類作用，如：
衛寧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襄公二十年傳》）
惡名在諸侯之策，當時人必有以為恥者。崔杼因書弒君而殺太史，亦恐諸侯皆知其罪惡也。則孔子刪魯史舊文以傳弟子，使後之人懼焉，未始非孔子作《春秋》之一動機也。然孔子對史學之貢獻，依現在眼光觀之，不在此而在使當時一部分歷史得以保存，而傳之後世。因為這部分歷史原系編年，遂能年月有條而不紊，不只能保存由魯隱公至魯哀公二百四十二年的事實，且能獲知事實發生的真實年月，有時且有確實的日期，為中國第一部有年月的史書，這真是極可寶貴的。孔子對國家之功，可說不在禹下。
因為《春秋》之作，有使亂臣賊子懼之意，遂發生褒貶書法的問題。據《漢書·藝文志》，解釋《春秋》者共五家，其中除《左氏春秋》，下節另討論外，其餘四家為《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夾氏傳》。鄒、夾兩氏，漢代已無傳者。《公羊》《穀梁》兩傳，皆以解釋《春秋》書法為目的。書法為中國史學所獨有，其影響於後世作史者甚大。此節當於另章中討論及之。
《竹書紀年》出自晉代。
初，太康（晉武帝）二年，汲郡人不準（按：不準，人名；不，古與丕字同。）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晉），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晉書·束皙傳》）
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歲。……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杜預《左傳後序》）
《竹書紀年》原本，今已遺失，現有之本，當為明代人雜采各書所補成；但由宋以前各書所引，尚能窺見古本原面目。王國維有《古本竹書紀年輯校》，將各書中所引原文集成一篇。古本與今本不同之處有數點：（一）卷數不同：古本據《晉書·束皙傳》，為十三篇；據《隋書·經籍志》為十二卷；而今本只二卷。（二）古本在周幽王以前，用周紀年；以後用晉紀年；三家分晉後，用魏紀年；《晉書·束皙傳》及杜預《左傳後序》所言甚明。今本則始終以周紀年。（三）古本自夏開始，而今本始於黃帝。（四）古本若干條，引見於古書中者，不見於今本。（五）今本所記夏代年數，與古本不合。古本紀年之由周而晉而魏，即因原系魏史官所集，其體例屬於編年，杜預所謂大似《春秋經》者。可見中國古史最早即屬編年體。所可惜者，今本紀年已非原書，新輯古本又系輯補而非完全；否則，其所包括史料，歷夏、商、周三代，幾近二千年之久，價值當在《春秋》之上。岀土以後，因系竹簡所書，故名曰《竹書》；因系編年體，故名曰《紀年》。是《竹書紀年》之名為晉人所定，而非其原名也。
第三節 《左傳》與《國語》
《左傳》與《國語》所記，皆屬東周史料（《國語》中有西周史料，但極少），昔人謂皆屬左丘明所作，但此頗有問題。現先討論《左傳》，據《漢書·藝文志》：
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借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亦謂：
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據司馬遷、班固所言，是兩漢人皆以為《左傳》為左丘明作，且謂為解釋《春秋》而作。但《左傳》與《春秋》頗有不同。即《春秋》之文字極簡，而《左傳》之記事較為繁雜；且所記事每條與《春秋》不相等。比如隱公元年，《春秋》所記共七條，而《左傳》則十三條，其中有《春秋》有而《左傳》無者，亦有《左傳》有而《春秋》無者。於是西漢末年，遂有人以《左傳》非解釋《春秋》者。後至鄭樵等更以《左傳》為劉歆所偽作。但考之西漢初年，「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漢書·儒林傳》）。而許慎《說文解字·敘》亦說：「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按：張蒼、賈誼皆與漢文帝同時，遠在西漢初年，而劉歆則屬西漢末年人，則《左氏傳》之開始傳布，不由於劉歆。亘西漢之世，《左傳》雖未立於學官，然民間不少傳習之者，則劉歆又安從偽造？各國各有其史書，已如前章所述。觀《春秋》與《左傳》皆始自魯隱公；而《竹書紀年》，以晉事而論，亦始於晉文侯；則此種史料，似皆開始於西、東周之交，此亦無足怪者。觀《詩經》中，「雅」多作於西周，彼時東方之列國尚無「國風」，「國風」之開始在東遷以後；而現出土之銅器，東周時代者多屬列國所作，與西周銅器多屬周王室者不同。是則平王東遷以後，文化中心亦隨之而向東轉移，列國史書之開始更加發達，亦在此時，皆環境使然也。《左傳》一書，系有人逐漸搜集各國史書以成者。所謂逐漸，謂其集成非由一人，亦非一次，而其原史料亦非一人一地所寫者。此類材料最初或由口傳，然後方才寫定，故一事之記載或有異同，比較《左傳》與《國語》即可知也。《漢書·藝文志》尚載有「《公羊外傳》五十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穀梁外傳》二十篇」，其書內容現已不可知，想亦如《左傳》所記相類諸事也。孔子修《春秋》時，對此類材料想必亦曾參考；否則孔子對魯史舊文，焉能筆則筆，削則削哉？且戰國時，諸子頗有引用與《左傳》相同的史料者，如《韓非子》「儲說下六微」，《莊子》「胠篋」，《韓非子》「難三」「儲說上七術」「察微篇」「報更篇」「外儲說上」及「魯連子」是也（見劉師培《左盦集·周季諸子述左傳考》）。且《韓非子·外儲說》，述高渠彌弒鄭昭公事，復有「君子曰：昭公知所惡」，與《左傳》相同。更可證明《左傳》之「君子曰」非劉歆所增加。由《周季諸子》觀之，與《左傳》相類的史料，在戰國時已經存在。劉師培謂諸子所引出自《左傳》，固不敢謂其必確；但諸子所引與左氏所載出自同源，則事實也。至於《左傳》為何人所集，目前為不能解決之問題。司馬遷及班固、桓譚等皆謂為左丘明所作，有人且以為即《論語·公冶長篇》之左丘明。然左、丘雙姓，而《左傳》諸編輯者中，或有一人姓左，後因稱為《左氏傳》。但左丘與左絕非一姓也。且《左傳》之開始於隱公元年，最末所記有「悼之四年」語，且晚於哀公，足見《左傳》之最後編輯者，至早必與魯悼公同時。編輯者既非一時一人，則對於《左傳》為何人所作，已成為不能解決的問題。故吾人亦不必討論之。最初《春秋》與《左傳》為兩部書，《漢書·藝文志》所載《春秋經》十二篇，又《左氏傳》三十卷，為其明證。合《左傳》與《春秋》始自杜預，已至魏晉之交矣。苟只有《春秋》而無《左傳》，則二百四十二年間事，只能知其年月及大略而已；其詳情細節多待《左傳》所記以說明，《左傳》實我國史學中一部最重要著作也。
《國語》二十一篇，《漢書·藝文志》謂為左丘明著。而司馬遷《自序》，亦有「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之句。是東、西漢人皆以為《左傳》與《國語》同屬左丘明所著；但所記同一事，實有異同。如《周語》：「周文公詩曰：『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而《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則謂為召穆公詩。又《楚語》謂：「鄢陵之役，……雍子之所為。」而《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則謂為苗賁皇之為也。又《越語》：「越敗於吳，至越滅吳共十年。」而據《左傳》共二十二年，其不同處若此。若一人所編輯決不至如此矛盾。足證兩書所采材料相類似，而絕非同源。有人說劉歆采列《國語》而造《左氏傳》，以其所列剩餘者為《國語》。若果如此，劉歆何必留下不同的材料，以使後人懷疑他作《左氏傳》乎？《國語》系集各國記載而成，其中共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語。以時間論之，《周語》最早，上至穆王；《越語》最晚，下至句踐；其所記時代，除《周語》以外，約略與《左傳》相同。
《國語》與《左傳》不同處，尤在於《左傳》每事至少有年，有時甚而有月日，《國語》則無年月者多；且一事之始末，常不完備。劉知幾《史通》所舉史學六家，屬於上古史者有四，即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春秋》與《左傳》同屬編年，具有編年體之各種條件；《國語》則零星片斷，只能謂之曰史料，不能與《春秋》及《左傳》等量齊觀也。
第四節 其餘上古史書
除上述諸書外，現存者尚有《世本》《逸周書》《戰國策》，皆司馬遷撰《史記》時所常採用者。《漢書·藝文志》著錄《世本》十五篇，原註：「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蓋譜牒之最古者。劉知幾《史通·正史篇》云：「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十五篇。」古之譜牒等於後之家譜，家譜既常續修，譜牒當亦如此，故《世本》中有後續修部分並不影響原有者之為極古作品。自唐以後，其書已亡，現有輯本系采自各書所引者，其中有《居篇》，記載古國的都邑；有《作篇》，記載制器之事；有《氏姓篇》，記載各姓之來源；有《帝系篇》，記載古代帝王之姓名及故事；有《王侯大夫譜》，記載各國貴族世系；其大略如此。
《漢書·藝文志》著錄《戰國策》三十三篇，系漢人集各國短長書而成者，故亦稱為短長書。以嚴格論，《戰國策》不能認為真正的史書。因戰國正遊說盛行之時，蓋有人收集遊說文章，以備研究者，其目的不在寫成歷史，故書中有時對年份不太分明，而事跡亦難免有重複之處。以之作史料而加以考證則可，謂為純粹的史書，似有未盡善也。
《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顏師古引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後人為別於《尚書》之《周書》，故稱曰《逸周書》。許慎《說文解字》，馬融注《論語》，鄭康成注《周禮》，皆引用《周書》，司馬遷亦曾引之。是《周書》之存在於兩漢時，明矣。故《隋書·經籍志》謂為汲冢所出，實誤。顏師古注《漢書》，謂唐時只存四十五篇，而今本存五十九篇，較之反多十四篇，又與唐本不同。清代謝墉以為「此後人妄分，以符七十之數，實只四十五篇，未嘗亡耳」。其中有若干文字甚古，或系較早的文字，其餘則頗似戰國人所作。且每篇皆以解名篇，如《克殷解》、《度邑解》等，疑當時原有若干篇史料，解者蓋以解釋同名之史料也。觀《管子》有《牧民》等五篇，又有《牧民解》等五篇，皆申明同篇名之義。《管子》系戰國時作品，故《逸周書》亦有同類體裁也。
此外《穆天子傳》，常列入史部起居注內，但其書近於小說。蓋根據《左傳·昭公十二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之語，而擴大其辭以成書，不足作史料觀也，故不列入上古史書類。《山海經》多記地理，亦不宜於史學史中討論及之。
（摘自《中國史學史》，中華書局，201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