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精神 · 孔學中的「仁」及由是而生的教育平等觀念

世稱孔子曰「至聖先師」，這尊號他實在當之而無愧。吾人若比較《論語》中所記的孔子若干思想及對教育的觀念與其他古書中所記者，就能明了孔子以前及孔子以後的思想與教育頗有不同，孔子真是劃時代的大師。 孔子雖然道大學博，對弟子指導各因人而施，然他以「仁」為中心思想並由此而發生孔子對教育的觀念。因此請先言何為仁。孔子以為仁就是人的本性，包括眾德而言，與孟子之將仁與義、禮、智並列為四德不同。孟子這種思想恐怕是儒家各派中孟氏之儒的見解。孔子以仁為中心，所以《中庸》說：「仁者人也。」《禮記·表記》亦說：「仁者人也。」仁就是人的本性。因為他是中心，所以各種德皆是仁的表現。《禮記·儒行》說：「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這仍是孔子的原意。 阮文達元以為虞夏時有「德」字，「仁」即包括於內，周人始造「仁」字（《論語論仁論》）。其實這是阮氏未明了上古情形而引出的議論。上古部落林立，各有表現其思想的語言，較後各有文字。對同一事物，有形的或無形的，部落不同則名稱不同。因此對人的本性或稱為「性」，或稱為「德」，或稱為「仁」，名稱雖不同，表示人的本性則同。較古「人」與「仁」只是一個字，等於「生」與「性」亦是一個字。經書及諸子中仍常有以性為生者，而《論語》「井有仁焉」，明明是「井有人焉」，可見人是人體，仁是人性，只是較後的分別。並且人與夷亦是一個字，徐鍇引《山海經》「非人羿莫能上」，今本《山海經》則作「非仁羿莫能上」。徐鍇宋初人，則宋或更早的抄寫本有作「人羿」者，亦有作「仁羿」者，「人」、「仁」固不必分，諸家注者認為這皆是古代善射的「夷羿」，則「人」、「仁」、「夷」皆出自一個語根。不只書中若是，就是甲骨文中「人方」亦與「夷方」通用。方就是邦，商代每稱鄰居的國家或部落為方，如人方、呂方、土方、羌方等皆是。人方當在中國的東部，因此習俗上每稱東方落後的民族曰「夷」。《論語》「子欲居九夷」，亦指山東沿海的各處；《禹貢》中有「萊夷作牧」，亦指山東登萊一帶。因為夷在東方，所以《爾雅·釋地》說：「太平之人仁。」據《淮南子·墜（地）形訓》說：「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國。」兩者相較，是知太平指東方。最初仁只是東部人方人的本性，等於「性」、「德」等各是另一方人的本性相似。後來夏商周等文化逐漸混合，於是東方人方人的本性「仁」就變為所有人的本性。吾人固不敢說孔子是第一個人有這種思想，但是敢說孔子是第一個人將「仁」為人的本性中心化、普遍化，並推而至於他的教育觀念。 《論語》是研究孔子最可靠的書，其中論及仁者不在少數，今舉數條以作仁是人的本性的證據。因為他是本性，所以只要努力就能回複本性（仁）。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篇》）他本是固有的，所以說他不遠，用力他就能回來。《里仁篇》所記：「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吾未見力不足者。」亦是同意。孔子更明顯的說過：「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里仁篇》）仁是永遠努力的目的，苟不努力，少縱即逝。所以孔子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篇》）顏回的功力高，努力大，所以他能保持本性時間最久。後人常因《論語》中有曾子所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遂疑心孔子之道是忠恕，不知忠恕仍是仁的發揮。「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篇》）這不是恕嗎？《泰伯篇》中另記有曾子的一段話：「士不可以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以為己任，可見曾子亦以仁為中心思想。 人的本性用何種方法可以回復，《顏淵篇》亦記有幾句話：「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回復人的本性是由禮，這是自古傳下的方法。《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命仍舊是性，禮所以使本性固定而不渙散，亦就是孔子所謂「克己復禮」，所謂「不違仁」，致力於禮就能達到回複本性的目標。 克己復禮，可以說是消極的仁，只是將人的本性回復，自然能成為君子（君子指有學識有道德的人），自然不會做惡事，所以說：「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論語·里仁篇》）不過孔子的理想仍高過於此，他尚欲擴充做積極的行為。小一點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更進一步就是「博施而能濟眾」。雖然孔子答子貢的問話，認為這種行為是超過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皆見《雍也篇》）但這不失仁者行為的擴充。吾人要明白春秋時代的思想與背景與宋明時代皆不同。春秋時代的人不會專討論「明心見性」（吾人不可忘記仁的初義與性相類）而忘記事功的。所以「窮則獨善其身」，只是無可奈何的辦法，而「達則兼善天下」方是當時士大夫的抱負。孔子惶惶然席不暇暖，週遊天下，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皆足證明孔子是想推擴人的本性而達到援救天下的功用。 孔子既認為「仁」是人的本性，並且除下愚的人以外，皆能回復他的人性，於是產生孔子的「有教無類」的教育觀念。以前是「人有十等」（《左傳》昭公七年楚芋尹無宇的話）的世界，只有君子能教人，亦只有君子能學；小人（平民）是不數在內的。孔子既認為人的本性相同，應受的教育又有甚麼不同？他所以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述而篇》）凡欲求學及有能力求學的人皆可受到以前只有君子能受的教育，於是君子及小人的分別逐漸打破。這在《論語》中亦可看出，就是「君子」與「小人」這兩個字的意義漸有改變：以前君子是貴族，小人是平民；而現在則君子表示有道德有學問的人，小人是無道德無知識的人，不管他屬於任何種人。這是孔子新教育觀念所造成。從此有一種新的「士」出現。以前士是最低級的貴族，而現在則是有知識的人，不論他以前原屬於貴族，或原屬於平民。孔子以六藝教弟子，這仍是古方法，但教育的觀念就從此大變。由上所論孔子以仁為諸德之本並由是而產生平等教育的觀念，就能明了孔子誠為劃時代的大師，至聖先師，他與人類歷史同永同久。 （原裁《教育與文化》第 194 期，1958 年 10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