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精神 · 士的演變

（李宗侗教授講，何錡章筆記） 記得上學期我們研究《詩經》的時代背景時，我曾請求李辰冬老師，為我們代請當今中國古代史學權威李宗侗先生，到校作一次學術講演，我們等了半學期，終於很高興地聽到了他的演講，講題是《士的演變》，以春秋前段至春秋戰國之交，士的演變為重點，使我們獲得了許多新的概念和認識，這份筆錄稿曾蒙二位李先生修正，並此道謝。 錡章附註 今天很惶恐，我以前沒來師大兼過課，而李先生一定要我來獻醜，關於中國古代社會史，我在台大開過這門課，但是這樣一本大書要縮成短短一兩個鐘頭講完，恐怕很難講得好，所以今天只是隨便說說，談談「士」的演變，從春秋前段至春秋戰國之交士的演變，主要的注重這點。至於《詩經》中「士」的問題，我曾看到過李先生髮表的好多篇文章，而且都講得很詳細，現在我就接著李先生再說說士的演變情形。 「士」，一般人的觀念，以為士就專指讀書人，實在在較古的時候，士並非就是讀書人，而是指的貴族，士就是貴族，而古代貴族的兒子一生下來就是士，我想諸位對經書一定很熟，《儀禮》中有一篇《士冠禮》，有人奇怪何以只有士冠禮？而沒有諸侯、卿、大夫冠禮？前人曾註解說，諸侯、卿、大夫全是士，以士來概括一切貴族。因此可以證明，士就是貴族，貴族是世襲的，貴族生下來就是士了。 大約在春秋前期以前，當時的社會有兩大階級，一是君子，一是小人；所謂君子，這類人的祖先必有為君者，如果一代代往上推，他的祖先或是君王，或是諸侯卿大夫，這類人是君的後人子孫，所以叫做「君子」，而小人則無論他的祖先怎樣往上推，也推不出一個君或貴族來，所以叫做「小人」，這二種階級中，君子就是貴族，貴族的最末一級是「士」，這種情形直到春秋前期仍然如此，所以「君子」、「小人」在古代是指貴族與平民之分，至孔子時代乃漸混用，是照學問道德來分了，「君子」、「小人」的意義遂漸變成如今日我們一般人的觀念，君子指有道德學問的人，小人指沒有道德學問的人，這是一種自然的演變的結果。 為什麼說這是自然演變呢？原來古人的學問是世傳的，貴族子弟生下來就有享受教育及品格訓練的權利和機會，貴族出身必定是有學問道德的人，是君子，而小人則無，所以就逐漸演變到後來，凡是有學問道德的人，一概稱為君子，否則為小人，一如今天是拿學問、道德做區分標準的。 舉個例子，《左傳》上有「趙盾弒其君」的記載，據說晉靈公時，趙盾為卿，他的族弟趙穿殺了靈公，那時趙盾尚未逃出國境就回來了，回來後又沒討伐趙穿，於是晉史官董狐就拿起竹簡寫上「趙盾弒其君」，趙盾雖不承認，但他和趙穿是親屬關係，事先串通等他逃亡時把靈公殺了也未可知，這位太史董狐，據《左傳》另外的記載，董氏祖先本在周室中央做官，後來到了晉，便世代相傳都做晉國史官，幾乎晉國幾百年的歷史就靠董史所保存，當然或許還有其他史官，再如齊魯等其他諸侯國也有類似情形，史官是世襲的，古代的「史」是指史官這「人」而言，由「人」而變為指史官作的「書」乃是後來的事，從這些史實中，證明了古代的學問一如貴族的官位是世傳的，貴族有學問技藝，小人要學非找貴族不可，貴族盛時是不屑於教小人的，等到後來有些沒落的貴族開始教起平民來，於是認為有學問的就是君子，漸漸以道德學問為標準，不再以出身為標準了。 我剛說貴族之最低級者為士，但仍比當時的小人高一等，小人之最高級者是庶人，然庶人仍然是小人，無法和士平等，在孔子時代，士與庶人之區別是分明的，故孔子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在孔子心目中，天下走上常軌之時，庶人是不應該議政的，但到了孟子時代，士與庶人的階級乃漸相混，故《孟子》中，「士庶人」常常連用。我再引一段《左傳》，哀公二年鐵之戰，這是晉齊的戰爭，由趙鞅（簡子）帶兵，他當時宣示軍中，能克敵者有賞賜：「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遂：杜預注，遂仕宦也。這田十萬的單位固無從考釋，但很明顯士本已有官位，故賞田十萬，而庶人，本無官位，所以賞他官做，可見哀公初年即春秋末期，士與庶人之分仍極明顯，到戰國初年就不同了。 然而《孟子》將「士庶人」連用，自魯昭公以後起，那和孔子時代即魯哀公時相距並不遠，何以就有士庶混亂和士庶分明的差別呢？這原因很複雜，但主要的有下面幾個原因： 第一，孔子的有教無類，不分階級，使平民求學問的機會大大提高，影響所及，風氣大開，雖然我不敢說，孔子之前是否就已如此，因為任何一件事的發展都是漸進的，但至少可以說，在孔子時平民教育確已如此，平民有了學問，小人可以做官了，小人的優秀分子也就可以稱為君子了，漸漸的貴族的最低一級「士」與平民的最高一級「庶人」的距離，越來越小而竟混而為一，士庶人也就不分了。 第二，是由於貴族與貴族相爭，雙方拉攏平民以為己助，於是引出新興的平民勢力，古代的所謂君，廣泛的說，周天子是君，諸侯、卿大夫也可稱為君，君與君相爭，這一集團貴族與那一集團貴族相爭，君是一單位，集團貴族又是另一單位，他們相爭一定要找助手，一定要找既非君又非貴族的第三種人，而數目又很眾多的，那只有找平民即當時所謂的小人了，大家都競相拉用小人，但平民人多也不是好利用的，當然幫助貴族要索代價，就是要給他官做，於是漸漸的平民的勢力抬頭了，庶人也可做官了，士庶人的階級就混亂了，裡面有其歷史的自然趨勢，要了解這種情形，又得從當時的社會政治的制度和情況來研究。 再舉例說吧！《左傳》上記載，魯君（公）與三桓之爭，三桓即是桓公之後人，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三家，而以季孫氏勢力為最大，自從魯宣公以後，三桓的勢力越來越大，可說是由當時的歷史背景所造成，因為，當時的政治是封建的，社會是宗法的，然封建與宗法同屬一體，實際上封建只是宗法的推廣，宗法的政治化，由上而下，和歐西由許多小國聚成一大國的封建絕然不同，譬如《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封建親戚，以屏藩周。」中國封建二字，始見於此。而宗法，分大宗小宗，大宗勢力最大，也即長支，是由嫡長子繼承，其他的弟兄為小宗，但小宗下又可分出更小的小宗，我把他叫作「次級小宗」，而且，小宗到了某一定程度一定時間，自己慢慢又可變作大宗的地位，它底下的次級小宗也跟著可變為小宗，然後再分出若干小宗，譬如：文、武、成、康為大宗，武王弟兄周公為小宗，等到周公封國傳子孫後，這一直系伯禽的後人變成大宗，而伯禽的弟兄凡、蔣……又變為小宗。再以魯國的來說，魯桓公傳莊公是為大宗（最初為小宗），莊公弟兄孟孫、叔孫、季孫為小宗（最初為次級小宗），而叔仲氏是次級小宗（本三級小宗），說起來似乎非常簡單，事實上當時的宗法與封建的情形是十分複雜的，許多的諸侯，在他自己的國家內，有土地，人民，對土地有稽徵權，對人民有生殺予奪大權，諸侯的政權形態，完全等於天子，可以說諸侯國就是獨立的國家，諸侯之下的大夫也是如此，像半獨立的國家，在自己采邑里又有他獨立的權力，這很像一個大圈子（周王室）內套上了許多小圈子（諸侯國），小圈子裡又套有許多更小的圈子（大夫采邑），這就構成周代與宗法有極密切關係的封建制度的特殊現象。 這種封建制度到戰國逐漸崩潰，到秦代乃行廢除，不過到漢代時又復活了一部分，漢代所分封的王侯可以用自己的年號紀年，而不用中央皇室的來紀年，如魯王幾年，見於《史記》、《漢書》，可以說這就是春秋封建的變相，譬如春秋當時，魯隱公哀公，紀年就不用周室紀年，晉、魏也莫不如是，這在王國維先生的《竹書紀年輯校》中有詳細記述。所以不用中央紀年，就表示了當時諸侯的獨立性。 不但如此，除了有獨立權外，諸侯王還要參預中央的政事，據《國語》記載，文王有事，必問虢仲、虢叔，這兩人都是文王弟兄，又據《左傳》記載，武王成王時代，周公為太宰，聃季為司空，康叔為司寇，這三人全是武王弟弟，官位做到最高的卿士，除封國外也仍參預中央政事，這我管它叫做「弟兄分權制」，再如「魯莊公臨終，問後於叔牙，又問後於季友」，這兩人是莊公弟弟，莊公臨死，要將繼承大事向兩位弟弟商量，可見他們對於中央政事是有大權參預的，這種現象自周王開國一直維持到春秋末期，不過這只限於國君弟兄或上代國君弟兄，不能夠世襲，新君即位，就要讓新君的弟兄來參預中央政事，換言之，人君政權是世襲的，人君之弟兄的政權不是世襲的，譬如魯文公時公子遂到了下一代宣公時就放棄參預中央政權，但三桓欲維持原狀，於是有公子遂與三桓之爭，結果三桓勝利，仍舊把持中央政權，魯自文公、宣公、成公、襄公至昭公，到了昭公，便不滿人君弟兄參預中央之政權的世襲，派兵圍攻季氏，三桓後人是相連相助的，結果昭公又失敗，逃入齊國，魯國政權遂仍舊落入季孫手中，等於攝政，我們考其失敗之原因，正如當時魯國大夫子家羈說的季孫氏已數代掌權，根深蒂固，並且隱民多取食焉。這裡所說的隱民，據杜預注，即是貧困的平民，也即小人，由於季孫氏善於拉攏平民，所以勢力更大。在齊國也是如此，據《左傳》載，田氏在未篡齊前好幾代就開始作拉攏平民的工作，據說田氏常以大斗出、小斗入貸糧給平民，不惜以種種手段收買平民歡心，無怪到他篡齊時機一來便易如反掌，這就是《論語》上說的「陳恆弒其君」的史實，所以在當時的社會中，貴族和君爭權而拉攏平民的結果，平民要求官做，漸漸的，平民即小人的優秀分子上升了，他們以個人為單位的，逐漸爭得了一些參政的權，卻和古羅馬的平民集體代表要求參政的性質又完全不同。 而且，當時貴族有「不悅學」的現象，故有些貴族下降，而部分小人上升，小人做了官，打破士與庶人的界限，就逐漸形成新的士的階級，這個「士」，才是我們現在所謂「士、農、工、商」的「士」，就不再代表貴族的身份，而是代表「讀書人」的身份了，這就是孟子何以將「士庶人」連用的歷史根據。 前面已經說過，封建至漢復活了一部分，縱然一般的貴族階級是破壞了，但在東漢時，又新興了一種新的貴族階級——知識分子的士，朝中的經學博士制度，又逐漸造成了把持朝政的新型門閥式的貴族，一直經過南北朝而至唐，到武則天想打破這種階級，終在玄宗時成功了。自玄宗以後直到明清，可說全由科舉製取消了這種新興的階級，農人子弟登科立刻可為宰相，所以可以說，我國自唐以後就無階級可言。 「士」既然由代表貴族的意義，漸變而為代表讀書人的意義，上面所說的大多偏重於春秋戰國間的演變，現在再往古一點的時代推溯。王國維先生的《觀堂集林·釋史篇》中說，士與事，與史，只是同一語根所產生出來的文字，認為士就是史，另方面史和吏相通，這說法是不錯的。《論語》中記載孔子有一次問冉有何以遲歸，冉有說「有政」。孔子向來講正名分，所以就鄭重其事地告訴他：「其事也。」古來在孔子之前，士所作的事為事，君所作的事為政，故孔子特別要強調說明。又如齊國差的銅器上面有「立事」的話，就證明了士所做的叫事。而士就是史官，《尚書·洪範篇》有「卿士」的話，而周銅器「番生敦」有「卿史」的話，足見士就是史。史本來是人，到後來才慢慢代表這類人所述作的史書。上古的「士」，「史」，必要能通天人之道，譬如《左傳》中可看出，史官除了記史外，還要占卜，大概古代學術和迷信鬼神有密切關係，這就是所謂「通天人」，據我推想，董作賓先生所稱的在甲骨中常見的「貞人」，恐怕就是商代當時的史官，也就是士，所以「士」的含義，在最初是代表通天人的貴族，到戰國以後變成讀書人的代稱，其中演變的時間，總有上千年的歷史。 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變亂，就是春秋戰國，一如今日我國所處舊時代與新時代的劇烈大變一樣，顧亭林先生在他的《日知錄》上說，春秋與戰國有若干主要的不同點，其中之一端是春秋人知道姓氏之區分，而戰國人則不知道。當時姓不能同，而氏可以同，譬如那時的孔氏，子姓的宋，姬姓的鄭衛都有孔氏，同氏不同姓。現在人說「天下無二孔」，大家以為所有姓孔的都是孔子後代，引以為榮，其實未必盡然。在春秋時姓氏的區分很嚴，到戰國便相混亂，及至漢代根本就弄不清了，人笑那樣有史才的司馬遷寫《高祖本紀》「高祖姓劉氏」，又姓又氏，簡直不通，其實這也難怪，漢代對此已經不分了。 顧亭林還說另有一種現象，是春秋人常賦詩，而戰國卻全沒看見有賦詩的可靠記載，關於詩，記得法國有位漢學家葛蘭言（M. Granet）有專書著述，認為中國的《詩經》，完全是民間的歌謠，民國初年，我國國學人士都很信他，民國十二年，我在北大教書，當時北大設立研究所有國學門，設在北大第三院三樓辦公，像顧頡剛、董作賓諸先生，成立了歌謠採集委員會，很搜羅了一些民間歌謠，並且出版了《古史辨》，他們也都承認現存《詩經》就是當時民間的歌謠，這和歷史有關，那時候士和庶人，即君子和小人、貴族和平民間的界線很明，《論語》「不學《詩》無以言」，貴族又把《詩》看作是「必修科」，宴會時要唱，交際時要賦，甚至還伴著要舞，如果說全是民間歌謠，貴族絕不會拿小人的歌謠而在日常生活中來賦、唱、舞，譬如唐詩宋詞在當時全是可以唱的，但並非民間歌謠，因此拿歷史的眼光看，我這很有理由可以打破葛氏的說法，不過，貴族喜歡民歌最優美的曲子拿來譜，同時貴族模仿民間歌謠的形式作歌詞，即後來存留的詩，這倒十分可能，我當然承認，若說現存《詩經》全是當時民間歌謠，那和史實就不符了。 （原載《人生》第 21 卷第 1 期，1960 年 1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