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精神 · 周代的政治制度
一 邦國的起源
中國周代邦國的組織大約由更古的邦國組織所因革而來。孔子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三代政治的組織是相沿襲而來的，由此可知。但是我們現在除對商代武丁以後的典禮由考古的發現略有所知外，對於夏禮及武丁以前的殷禮毫無所知。因此欲明了古代邦國的起源不得不借鏡於古代希臘羅馬，孔子所謂「官失而求諸夷」，即此意也。
在未有邦國以前，宗族的組織早已存在。宗族在古代羅馬名為演司（gens），這字與希臘文的 』εvos同源同意。羅馬的演司各有他的祭祀，不准同演司以外的人參加。他們各有他的獨立行政，各有他的獨有的土地，他們是獨立自主的團體。如是的並存若干時代，而毫無聯合的組織。到了某一個時期，或者因為對付共同的敵人的需要，或者因為共同生活比較容易，他們就聯合組織成邦。邦是政治的，而演司或宗族皆是血緣的，兩種性質完全不相同。這個結合的時期，各地方不同。因為演司或與他相類的團體，在邦組成以前早已存在，所以邦成立以後，對他們的內部仍沒有權利干涉，他們仍舊半獨立式的存在著。據布律達克（Plutarch）說，雅典左近，最古只有無數的宗族，而無所謂雅典邦。每一宗族各有他的祖先、祭台和首領。當公元第二世紀時，布沙尼亞斯（Pausanias）遊歷到這裡時，在各小村中常聽見村人講述古代的傳說，在遠古時代，每一個宗族都有他的世襲首領，各有他的族有土地，時常互相有戰爭。後來有四個宗族，組合成一個小團體，這就是歷史上所謂麥拉松（Marathon）平原的四小村。更後他又和其餘相類似的小團體組合成一個大組織，所謂十二聯邦，這時候大約是在紀元前十六世紀。後來所謂雅典邦，只是聯邦中之一，其餘的十一個聯邦完全自主，各自有他敬奉的神、祭台和聖火，也有他的獨立首領。又較後，統治雅典邦的西克婁庇德族（Cecrops）和其餘聯邦經過強烈的戰爭，漸漸的將其餘十一聯邦統一，成為後來的雅典。可見這種組織是由逐漸而成的。希臘的其餘各邦的組成，大約也遵循著同樣的軌路，不過，記載保存的不如雅典的完備，我們沒有法子詳細說明而已。
再看近代的初民社會，他們的每個部落是由若干團（Clans）所組成。團雖然屬於部落，但是有他的獨立性，並且部落是政治性的，也與邦國相同。而團是血緣的，與部落的性質不同。可見人類的這種組織，古今中外是一貫的。觀察近代初民的部落組織和雅典的邦的組織，我們可以用來解釋古代的邦國。
在沒有組織成邦以前，只有宗族或演司的存在，已如上面所說。古代的宗族出自更古的圖騰團，在那時，團員都是平等的，無所謂階級的分別，但等到組成了邦以後，其中所包括的各族的地位不一定相等，有的勢力強，征服旁的宗族，或者旁的宗族自動的擁戴他，這就造成最高團體——君團。下面的各族，也不一定全都是平等的，有的高，有的低，變成等差化的現象。但這些仍都屬於貴族。在此以外的就變成小人階級。這種現象在古代雅典組成邦的時候，最為明顯。以前只有演司而沒有等級，到現在，掌握政權的全是貴族，希臘人稱為Eupatrides，他們全都是最早就住在這區域的宗族，他們能推溯他們的祖先到很古，他們也最富有保守性，另外也產生了奴隸階級。
在中國古代經過周人的削滅古國，頗使古代的邦國面貌難於尋找。但是我們要觀察各國中都含有邦君的同姓和異姓，也可以證明他是沿自較古的組織，就是由多姓合成邦國，而邦國不是一姓所獨有。由此我們可以反過來證明，更早的邦國的由來，與古代希臘仍舊走同樣的路，並且由近代初民社會也可以證明這點。以下分說，封建是宗法的擴大，君權及貴族權力的前後不同。
二 宗統與君統
這一節用意在研究宗法和封建的關係，這種關係在西東周甚為明顯，可以說封建只是宗法的政治化與擴充，所以《毛詩》中說，「君之宗之」，可見凡為政治首領的人，君或諸侯下至大夫，都是宗法首領的大宗或小宗的宗主。在威廉生所著《中部玻里尼西亞的社會及政治組織》（Robert W. Williamso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ems Central Po nesia ）書中，列有一表（第三冊第 138 頁）：
A是始祖併兼大首領，他有兩個兒子B和C，照玻里尼西亞的習慣，繼承權多半在於長子，以下所說根據這個為例。土人的習俗，有時傳給少支，但這對於以下所講的，只需稍微加以更改，並沒有絕對的相反。A的爵位將陸續的傳給B、D、H，他們的爵位和A相等；至於少支，比如C、E、I，都不能繼承A的爵位，他們只能得到一種較次級的爵位，他們同時也可能成為一個次級團體的首領。這裡所謂首領是指著宗法的首領而言，爵位是指著政權的首領而言，而凡長支B的後人，地位照例高於少支C的後人。推論威廉生的意思，這個表可以代表君統和宗統的關係。A是大宗的首領，同時，用周人的方法來說，他是天子，B、D、H都是陸續繼承A的天子地位，同是又是大宗的宗主。A的少子C和B的少子E，D的少子I，可以說是地位相等，照周人的說法，他們全都是諸侯，而同時他們是大宗分出來的小宗的宗主。K和F的地位相等，照周人說，全都是大夫，同時是小宗再分出來的次級小宗的宗主。關於這一點，不只可以證明宗統和君統完全有關，並且在中國古代和現代的玻里尼西亞都是相同的。當然春秋有若干國家不一定與此相合，但那只是周人沒有滅過的小國，後來變成姬姓國家的附庸，如邾等國就是。至於姬姓的封國中，君統和宗統是完全相符合的，觀以下表對這點更可明了。
在以上表中文王、武王、成王、康王都是天子，並且是姬姓大宗的宗主；周公、唐叔、單子都是諸侯，地位低於天子，他們並且同時是姬姓分出來的小宗的宗主。周公的諸侯地位和他的宗主地位，陸續的傳給伯禽、考公等，等於唐叔的地位也陸續的傳給歷代的晉侯，這和威廉生所畫的表是完全相合的。商代是否有封建，現在史料無征，不過周人確實宗統和君統相連，也就是說封建只是宗法的擴充和政治化。
三 周代的長子繼承與兄弟分權
周人君位的傳承與商人不同。商人父子相傳之中雜有兄弟的相繼。至於周人則實行長子繼承，至少在文王以後如此，至於文王以前是否已實行嫡長制，抑亦似商人之可以兄弟相承，現在所存的史料頗難證明。固然《逸周書·克殷解》：「王烈祖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頗似商人之兄弟同等，但這或只是祭禮如此，而繼承不一定必然。因為如果兄弟可繼，太伯、仲雍則可以不必逃，繼立者亦將屬王季。反過來，文王以前的世系雖若歷世父子相傳，即將后稷不窋間次之確否闕而不論，這些世系是否不與商代後半之祭大示相似亦成問題。吾人知道商代後半曾有大示之祭，所祭一代只一帝，而將同代的余帝置而不祭。或者文王以前的世系只系大示，一代只舉一王，事實上在位者不止此數。因為目前對此難下斷語，所以只以文王以後的周人作長子集權階段的代表。
文王以下，周人確係父傳子，一世只立一君不再弟兄共權，其世系表見右（下）：
文王至赧王共三十二世（泄父一世未立，不數），三十八王，父子相繼者三十二王，非父子相繼者只孝王、定王、敬王、思王、考王、顯王六王。其中有三王已確知其即位非照常例，當時皆有亂爭，即敬王、思王、考王是也。悼王卒時，周室方亂，子朝與悼、敬爭立，悼王年幼，想必無子，故不得不立其母弟丐（《史記集解》引賈逵曰：敬王，猛母弟），否則無以敵子朝。其事載於《周本紀》及《左傳》甚明。至於思、考兩王，《周本紀》明說「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為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為考王」。則此三王之立皆由於亂時，而非常例也。懿王崩，不立其子，反由其叔父考王立，觀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是為夷王，其間想必有爭立之事而史失載。以三十八王計，其中三十二王合於正軌，只六王例外，其比例數略等於百分之十五，況其內實有因亂而變例者，則文王以後之周人父子相繼，幾等於百分之百，事實與《禮經》所載，亦相同也。
周人雖立長，但西周之初，未嘗無若干兄弟共權的遺痕。當文王時，他的兄弟虢仲、虢叔皆為卿士（《左傳》僖公五年），而文王有事必諮詢他們（《晉語》，諮於二虢）；當武王成王時，則武王的兄弟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左傳》定公四年），弟雖無權繼承兄的王位，但未嘗不分他的一部分權力，參與國之大政。降至春秋，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最初莫不系公之弟兄。彼時之卿，權力實高過後世之相。雖然不皆若衛獻公所說「政在寧民，祭則寡人」，但國之所有大政，不能不諮詢他；立君亦必須征其同意。魯莊公問後於叔牙，又於季友，皆其弟，子家羈亦言「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君之與會、聘問等莫不以卿大夫為相。雖名為相禮，但事實上辦外交，《左傳》中君之言少而相之言多，想即因此。卿權即分君權之一部，卿權重則君權輕，兩者互為消長。這些尚系兄弟共權的遺痕。
再進一步看，周初的封建雖系實施「以藩屏周」的政策，亦未嘗不有分權的意義暗存。以前兄弟共一王位，現在則將王位化分出若干小者，諸侯，與弟兄共享。而諸侯同樣分若干權位與他的弟兄，大夫。因為大夫的地位雖較低於諸侯，但他亦有土地（采邑）人民，事實上與天子諸侯仍屬同類性質，這是弟兄分權的現象。
所以在有周一代，政權是等差化的，上有天子，次為諸侯，其中亦有大有小，再次為大夫，而卿只是大夫中的最掌權者，各有封邑以及封邑中的人民。每類人在他的封邑範圍中各享有獨立自主權，他的上一級人並不能絕對的干涉。
四 由君與貴族的分權到君的集權
周人雖然實行長子繼承制，但是仍舊兼用兄弟分權的制度，已如上節所說，由於這種分權的形態，遂造成春秋後期邦君與貴族的爭權。最初參加長兄政權的餘子，除幾個特殊者外，只限於當朝的邦君的弟兄，等到這一朝的邦君死後，他的弟兄就不再參加新君的政權，而讓給新君的弟兄來參加，可以說君權君位是世襲的，君的弟兄參加國政，不是世襲的，因而造成君權重而卿權輕。因為君權君位是世襲的，君容易擴充政權，至少保持著政權；卿的政權不是世襲的，隨朝代而更換，因此不容易造成根深蒂固的政權，更說不到擴充政權。最初的現象如此，所以邦君與貴族的爭權也不太常發生。可是到了春秋中期，就漸漸的發生了變化，舊君的弟兄也想照邦君一樣的世掌政權，不再將政權讓給新君的弟兄。他們和邦君一樣世掌政權，也就可以與邦君一樣的擴充政權，於是邦君與貴族的爭奪政權的現象發生。這時各國多半先發生了舊君的弟兄與新君的弟兄攘奪政權的事實，比如魯國的東門氏與三桓的爭奪，就是一個最顯明的舉例。三桓都是魯桓公的後人，而東門氏是東門襄仲的後人，東門襄仲就是仲遂，或稱公子遂，是魯僖公之子，魯文公的兄弟，若照以前舊君的弟兄將政權讓給新君的弟兄的辦法，到了魯文公的時候，他的祖父魯莊公的弟兄的後人，早已應當將政權讓出，而由文公的兄弟東門襄仲掌握，但是由於三桓中季孫氏的始祖季友，對魯僖公能作魯君有極大的幫助，遂使季孫氏在魯國站著很高的地位，又因為魯僖公的弟兄公子般及閔公皆被弒，新君的弟兄大約甚少，這也是使三桓能夠保持政權的另一種原因。所以在文公在位十六年中，三桓並未放棄政權，他只是和東門襄仲共同職掌。由文公元年到十六年，《春秋》或《左傳》所記的帥兵或出國聘問共二十八條，其中由三桓者共十九次，而東門襄仲八次，另一次是叔孫氏與東門襄仲同行的，所以說他們是共掌政權。可是到了文公卒後，宣公即位，形式就甚有改變，文公十八年《左傳》對此所記甚詳：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公子惡及視，皆是文公的嫡子，襄仲殺他們而立文公的庶子宣公，於是他和他的兒子公孫歸父，遂借著這種功勞在宣公之時能居高位，並想將三桓的政權奪掉，所以在宣公十八年的工夫，魯國帥兵與楚國聘問，《左傳》中共計有十四條，其中襄仲與其子公孫歸父共占十條，三桓只占了四條，可見東門氏在這個爭奪中得到上風，已經與文公時東門氏與三桓共掌政權的形式不同。據《左傳》的記載，他這種爭奪並不是完全為的東門氏，而是想將魯君的政權由三桓手中奪回。所以《左傳》說（宣公十八年）：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
可見這種計劃是得到魯君的同意，三桓當然不甘心將多年掌握的政權讓出，就等待機會將東門氏去掉。在公孫歸父往晉國的時候恰巧宣公病死，三桓就借著這個機會將東門氏的政權完全拿掉。《左傳》說：
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卜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惟復命於介。既復命，祖括髮，即位，哭，三踴而出，遂奔齊。
驅逐東門氏以後，並且盟國人，使他們不要效法東門遂，《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
這是魯國的貴族想幫助魯君，將三桓奪去的政權拿回的第一次。
由宣公到他的孫子襄公，三桓的勢力逐漸成長，於是，他們就想逐漸瓜分魯公室，《左傳》襄公十一年：
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事。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
這是瓜分魯公室的第一次，後至昭公五年，他們又舍中軍，《左傳》說：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這可以證明這次較襄公十一年初作中軍的時候，對魯君的政權更有妨害。所以《左傳》說：「卑公室也。」並且這次季孫氏擇四分之二，他的力量更超過其餘二家。這次以後，魯君的直屬人眾，全部喪失，只餘留下三家給他的貢賦來維持他，這種的變動不為不小。並且他們在精神上也將魯君的宗教權奪掉甚多，《論語》中孔子說：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季子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按《左傳》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魯用天子禮樂，原用八佾。因為別為夫人仲子立廟，故隱公有這次的問，而《左傳》同篇亦說：「始獻六羽，始用六佾。」亦足證魯君原用八佾，季氏亦用之，至少是僭禮上儕於魯君，故孔子嘆之。至於三家雍徹一節，馬融注《論語》說：「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按鄭箋「闢為卿士，公謂諸侯」。《毛傳》釋「相為助也」。蓋天子祭的時候，助祭者由王室卿士或諸侯擔任。比若「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左傳》隱公三年），皆以諸侯而做王室卿士，又周襄「王享醴，命之（晉侯）宥」（《左傳》僖公二十五年），皆是。魯既用天子禮樂，所以也以雍徹，今三家更以卿而上僭魯君。林放是指的「林放問禮之本」的林放。孔子頗以他懂解禮的精意，所以認為季氏之僭祭山川，山神也不會降福給他的。《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
季氏這種掌攬政權，甚而奪到君的宗教權，當然不能為魯君所能忍受，於是魯君就聯合若干幫助他的貴族想去三桓，這一次是在昭公二十五年。上一次只是公孫歸父出面，而這一次就由昭公自己出面。後來魯國若干大夫皆怨季平子，遂設法聯合與魯君共去季平子：
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免，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泄，臣不獲死。乃館於公。
子家懿伯所說的甚合理，固然君權的旁落是一件很傷心的事，但是這並不是一朝一夕之過，他的來源甚久，所以宋樂祁說：
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昭公二十五年）。
所謂三世，是指的季文子、武子、平子。所謂四公，是指的魯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宣公之歿，三桓將東門氏驅逐出國，可見魯君的喪失政權是與三桓和東門氏之爭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子家懿伯又說：
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
政自之出久矣，就是樂祁所說的政在季氏三世。隱民多取食焉就是窮困的人多仰仗季氏的幫助，大約季氏也若齊國陳氏的施捨，很多的小人階級全歸在他勢力範圍里，所以他的徒眾多，這就是樂祁所說的無民而能逞其志是不可能的事情，這也是魯昭公雖然想奪回政權而終歸失敗的理由。並且三桓是合作的，至少對魯君這件事是合作的。在魯君的兵士已經攻進季氏以後：
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眾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三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於齊。
這時叔孫昭子恰好不在魯都城中，所以他的司馬鬷戾就決定率領叔孫氏的甲兵幫助季氏，所謂「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這句話更能證明三桓的利害相連。
昭公出亡在外七年的時間，竟死於鄆。在他在外的時候，季平子更無顧忌的總攬政權。昭公卒後，他就立昭公之弟定公。定公在位十五年，所有一切對內或對外皆由三桓主持，《春秋》中所述帥兵以及會盟都由三桓出面，足可以證明君權的微弱，以及旁的貴族都不能分三桓的權利。這大約是定公與三桓沒有發生衝突的原因。但是到了定公死後，其子哀公立，君與貴族的爭權又重新發生，至哀公二十六年又釀成哀公的奔越。在哀公二十四年，他曾經往越，《左傳》說：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適郢是越王的太子，所謂「得」是得到適郢的歡心，哀公遂欲聯越而去三桓。但因季孫的納賂而止。至哀公二十六年：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於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
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哀公同越太子連合，目的就在用越國的兵力去掉三桓，可是這一次同昭公那一次相似，仍舊失敗了，原因就是因為三桓掌握政權過久，他們的力量超過君的力量。
晉齊兩國貴族與邦君的爭權雖然與魯國的情形不同，但是性質並無相異之處。原自晉獻排去桓叔莊伯的後人（《左傳》莊公二十四年），及「驪姬之亂，詛無蓄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所以晉與魯不同，貴族中並無公族。可是非公族的異姓代替晉國的公族掌握政權。
晉國的中軍，在將兵時是元帥，在平時是首席執政者，攬軍權政權於一手，他的地位的重要可以知道。據《左傳》的記載由晉文公三年到晉厲公八年（魯僖公二十七年到成公十八年）歷任的中軍如下：郤縠、原軫、先且居、趙盾、郤缺、荀林父、士會、郤克、欒書，共九人。除欒書外，都不是姬姓。欒書雖然是姬姓，但也不是公族。可是在晉厲公以前，沒有一個公族掌握主要的政權。這種情形與魯國完全不同，三桓是魯桓公的後人，完全是公族。到晉悼公以後，政權更集中於六卿，六卿是韓氏、趙氏、魏氏、智氏、范氏、中行氏，《左傳》對於由晉悼公元年一直到晉出公元年，擔任晉國中軍的人記載如下：韓厥、知 、苗偃、士匄、趙武、韓起、魏舒、范鞅、趙鞅、知瑤，共十人。士匄的士氏即范氏，就是獻策去桓莊之族的士 的後人，荀偃的荀氏即中行氏，可見這十人未曾出於六家以外。晉國的政權完全把攬在六家的手中，他們併吞了其他的小貴族，一面奪取晉國的君權。但是貴族自相爭權不會到六家均勢而停止的，自然尚有進一步的爭鬥，結果是韓、趙、魏、智四家聯合而驅逐范氏、中行氏。等到剩了四家以後，智氏又想聯絡韓氏、魏氏去消滅趙氏，但是反被韓、趙、魏的聯合，而將他消滅了。從此晉國只有三家，也就是三家分晉的由來。晉君尚且沒有魯君的勇氣，對於六卿或三家始終沒有敢抵抗，原因大約由於兩次晉君的被殺。一次是晉靈公派人去刺殺趙盾，結果沒有成功，反而被趙盾的從弟趙穿所殺。另一次是晉厲公將郤氏弟兄殺死，目的也在爭奪回失去的權利，可是另外的兩個貴族欒書、中行偃，因此畏懼，反弒厲公。經過這兩次弒君的變故，悼公以下的晉君再也不敢想收回政權了。對於這一層，晉國與魯國不一樣，而與齊國一樣，姜齊君權的喪失，只由一個異姓貴族，就是由陳國來的田氏，也稱為陳氏（古音田陳相同，故《左傳》稱為陳敬仲，《史記》則曰田敬仲）。初來到齊國的是田完即陳敬仲，當齊桓公的時候，他只做到工正，並沒有掌握很大的政權。但是因為一方面在齊桓公死以後，五公子爭立，連亘數十年之久，使齊國的公族衰弱。另一方面，田氏甚能施捨，使小民全聽從他，《左傳》昭君三年，晏嬰說：
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踴貴。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僻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
陳氏用這種收人心的方法而逐漸的將齊國的政權奪到手裡，因而終於奪得了齊國的君位。
以上異姓與君爭權同公族與君爭權，方式雖然不盡相同，但是造成春秋末期君與貴族對政權的爭鬥是極普遍的現象。
另外尚有一點必須提到的，就是各國貴族間的勾結，他們的互相幫助。比如魯昭公的出奔，衛國、宋國的君，都要求晉國幫助魯君返國，晉君也贊成。所以昭公三十一年：「晉侯將以師納公」，可是晉國的政權並不在君的手中，而在貴族的手中，已於前說及。所以范獻子等就想出了幫助季孫的辦法：
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子適歷。
等到荀躒表面上責備了季平子以後，勸他將昭公接回國，季平子馬上答應了。但是等到荀躒告訴昭公以後，昭公堅持必須驅逐季平子，荀躒就掩耳而走，告訴季平子說：「君怒未怠，子姑歸祭。」這一幕助魯君返國的事，就這樣草率的了結，這就因為晉國的貴族與魯的貴族是志同道合，互相幫助的，《論語·憲問篇》：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魯國的三桓的把持君權，與齊國的陳氏相同，志同道合只有互相幫助，安肯帥兵往討，所以孔子告訴他們，他們不答應。孔子明知道他們不肯答應，所以兩次說「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這也可以證明各國貴族的互相幫助。
這些現象的造成皆由於周代兄弟分權的制度。但是經過春秋後期君與貴族的爭權，戰國時的國君皆恍然於這種制度的不合理，多趨向於邦君的集權。並且庶人的能參與政治亦贊成君集權以裁減貴族，所以各國這時不再像春秋時傳數世的貴族存在。比如孟子對齊宣王所說：
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孟子·梁惠王下》）。
又若《戰國策》所記觸讋與趙太后之言：
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
蓋戰國諸君，除秦楚以外，皆由貴族取代君位而來，如三家之分晉，陳氏之代齊皆是。彼等既取君位，復深恐他人亦師其方法，更取而代之，於是不欲再使貴族歷世在位而能造成根深蒂固的形勢。此齊之所以無世臣，而諸侯不使王族歷世在位掌權也。此春秋以前貴族之分享政權所以進至戰國邦君之集權，兩時代政治制度的不同。
［原載《中國政治思想與制度史論集》（三），1954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