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論集 · 論辛亥革命與中國歷史之新的轉向

一 辛亥革命的前夕 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巨大的變革，是中國由封建主義到民主主義之新的歷史轉換；他第一次在中國歷史上提出了民主主義，而且使中國成為民主國家。 這種歷史的轉向，決不是偶然的事變，而是中日戰爭以後，尤其是「戊戌政變」與「義和團」暴動以後，中國社會經濟內在的諸矛盾發展到不得不爆炸之結果，亦即當時社會經濟總危機之政治的表現。 在中日戰爭以後，中國社會從經濟機構到政治文化之整個體系上，都徹頭徹尾變成了資本帝國主義的附庸，而以半殖民地的資格參加其世界經濟，作為其組成之一環。到這時候，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確立了，中國人民帶著中古式的野蠻枷鎖，而又加上了「西洋文明」的災難了。 在雙重壓迫之下，中國一部分進步的士大夫和新官僚，便發動了「立憲運動」，企圖以改良主義來「維新中國」。但這一運動，卻在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的反動政變中被消滅了，留下來的，只是楊銳、林旭、譚嗣同等六君子的血跡，與康梁之慷慨激昂的政治論文而已。 跟著而來的，便是以「義和團」為旗幟的農民大暴動。這次暴動不幸為「頑固派」所利用，只發揮了運動之一面的意義。結果在八國聯軍的西洋大炮的轟擊之下被殲滅了；留下來的，只是成千成萬的農民屍骨建立起來的德國公使克林德之豐碑，再加青年女性賽金花之風流逸事而已。 不必奇怪，這種農民運動與農民暴動之相繼慘敗，因為這正是中國歷史上不斷表演著的悲劇。然而因此使清朝政府完全屈膝於帝國主義的腳下而充任其剝削中國人民的代理人，則是沒有歷史先例的。 在不斷的資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中，清朝政府不僅喪失了許多領土，開闢了許多的商埠，出賣了許多特權，並且還借了巨量的外債，其款是為了償付這巨量的外債與賠款並加強了中國人民的剝削，遂成為清朝政府唯一的脫身之計。他以取之於中國人民的財富之大部分，一轉手而奉獻於各帝國主義，而以其剩餘之一部，用於支持其統治的機構與貴族官僚的奢侈。 貪污與賄賂，本是官僚政治的特色，尤其當危亡的時候，更容易成為普遍的現象。據趙啟霖劾段芝貴疏中有云：「奕劻、載振父子，以親貴之位，蒙倚畀之專，惟知廣收賂遺，置時艱於不問，置大計於不顧，尤可謂無心肝……，交通賄賂，欺罔朝廷，明目張胆，無所顧忌」，奕劻、載振，不過見諸文獻之例子，我們以是而知當時明目張胆，白晝行劫者，又必不止此二人而已。 跟著貪污而來的，必然是整個官僚政治之腐化。一般「頑固派」，為了投合慈禧太后的歡心，和確保其自己的祿位，仍然在現實的環境之前，閉著眼睛，盲目的反對革新，反對進步，尤其反對憲政運動。他們生恐因此而削弱了皇帝陛下的權威，並從而影響到他們自己的尊嚴；所以他們對於「維新派」，不是說他們是「不靖之徒，附會名義，借端構釁」，便是說他們是躁妄生事，紊亂秩序。而這在他們看來，唯有「執法懲儆，斷不能任其妨害治安也」。但是，這些高呼「秩序」與「治安」的「頑固派」，他們自己卻只是「積弊相仍，因循粉飾」。在 1901 年 2 月，清朝皇帝皇皇的上諭中，暴露了他們的醜態。上諭中有云：「近二十年來，每有一次事端，必申一番告誡。臥薪嘗膽，徒託空言；理財自強，幾成習套。事過之後，循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飾朝廷如故，……」我們由此而又知當時所謂「秩序」者，不過「循情」「用私」「敷衍」「欺罔」而已。 當時張之洞對於這種「頑固派」深致不滿。他在致劉坤一的電文中有云：「總之，不化新舊之見，頑固如故，虛驕如故，老團不出之說如故，和局斷不能和。貪昏如故，廢弛如故，蒙蔽如故，康黨斷不滅絕。官派如故，兵派如故，秀才派如故，窮益加窮，弱益加弱。餉竭營虛則兵愈少，債重征苛則民愈怨。游勇叛匪合而為一，則中國斷不能支矣」。又於致鹿傳麟書中有云：「時局艱難，到此地步，而滔滔不返，依然襲故蹈常」。「無怪各國謂中國人昏陋懶弱，詐滑無用，而又頑固虛驕，狂妄自大，……其無用既可欺，其驕妄更可惡」。我們由此而又知當時非無明達之士，洞察當時政治之腐敗黑暗，與夫應行改弦更張之處，惟可惜也止的慨嘆而已。 在這種腐敗貪污的政治壓迫之下，人民反對苛捐雜稅的運動，遂成為一發而不可遏止的趨勢。尤其在 1906 年，這種運動不下千百起，普遍及於全國。並且在每一次運動中，都往往擁有幾千幾萬乃至十幾萬的群眾。比如廣西歸順縣人民反對苛捐的暴動 ，河南葉縣萬餘人反對加稅的暴動，山東十餘萬人因地丁而引起的暴動，雲南箇舊數萬人因礦稅而引起的暴動，這都是擁有廣大群眾的暴動。這些暴動，雖然也有秘密會黨的領導，但在本質上，都是由於不堪剝削而引起的人民的自發的暴動。 其次，秘密會黨，如黃河流域之八卦黨，長江流域之哥老會，兩廣與福建之天地會或三合會，在這一時代，隨著失業人口之擴大，也呈現了極大的活躍。他們組成的分子已經不是限於失業的農民，而是已經擴大到清朝政府所領導的軍隊中和官吏中去了。例如《清鑒》所記：「廣西匪亂數年……提督蘇元春與匪勾連，根株盤桓。」又云：「廣西兵匪勾結有年矣。」又云：「柳州兵變，柳慶土匪又同時蜂起。」據此，則孟森《廣西邊事傍記》中所云：「粵匪羽翼日廣，有會而匪者，兵而匪者，官而匪者，與黔滇接連各地，幾乎無人不匪」。必系事實。廣西如此，其他各處，當亦只有程度上之差異而已。 在另一方面，改良派的運動，雖以「百日維新」而告一結束；但是這個運動的暗流，不因此而終止，當時的知識分子與新官僚，還是到處進行立憲運動。如梁啓超在東京組織了新聞社，朱福侁、張謇在上海組織了立憲公會。此外，在湖北則有憲政分會，在廣東則有自治會。在這些組織的領導之下，又使得這個運動高漲起來。他們雖然是一種溫和的請願上書，但對於清朝政府，也是一種和平威脅。 在農民暴動、會黨活躍與立憲運動同時高漲的環境之中，清朝政府除了用血的屠殺對付農民、「會匪」和改良派中的激烈分子以外，同時對於人民不能不表示相當的讓步。於此而有 1906年頒布預備立憲的上諭，於是而有 1907 年各省咨議局的設立，於是而有 1908 年憲法大綱的頒布。這些讓步，在清朝皇帝看來，已經是倒轉天地；但在一般人民，甚至在改良派看來，則不過是統治階級朝三暮四的騙術而已。 在改良運動的前面者，已經立著「此路不通」的木牌。現在唯一的道路，是革命的道路。這從兩廣總督陶模致張之洞的電文中，可以看出當時大多數青年已經由改良主義轉向革命的方面去了。電文中有云：「南方會黨宗旨不一，亦有欲解散流血之謀者。湘楚少年，託名保皇會出洋，訛索巨款。……今少年不盡信康而信革命黨之說。我不變法，清軍日多，非殺戮所能止，謂吾師勿再提拿……恐為叢驅雀」。又據《清鑒》有云：「初唐才常雖由康有為運動，設會上海，以勤上保國為名。久之：才常與康梁宗旨不同，乃結合江湖會黨，設自立會，……其規條內，不認滿洲國家，與孫文宗旨頗合，蓋亦革命運動也」。從這裡，我們又看出了中國歷史已經走進新的轉向時代了。 二 山雨欲來風滿樓 歷史的發展，究竟有其自己的一定的規律，他決不依照人們主觀的幻想而委曲求全。資本帝國主義者固然幻想一面征服中國的封建勢力；另一面，為了自己的需要起見，還要扶持中國的社會經濟，便從根基上引起了一個深刻的變革。這種變革。恰恰成為資本帝國主義征服中國之反對物。這一歷史之辯證的發展，也就是辛亥革命之歷史的根據。 當資本帝國主義深入中國以後的結果，一方面是中國中古式的農村經濟之分解。而這一分解，遂把幾千年依附於土地的中國農民手工業者投諸生產過程之外，成為廣大的失業遊民群；同時由於農村的崩潰，中國的小商人和知識分子也從小康的境遇淪為一無所有者。另一方面，卻又影響到中國民族資本的發展，——雖然這種資本，沒有脫離買辦的性質——而使中國一部分的大地主、大商人、大官僚轉入新的生產方式。然而在資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不僅前者感到致命的威脅，即後者也不能獲得自由發展的許可。在這種歷史的客觀條件下，前者與後者必然以利害相同而統一起來，形成一個強大的革命集團。反之，清朝政府以及由清朝政府而能分到贓物的腐敗官僚軍閥、大地主、買辦，又必然以資本帝國主義為靠背而組成其反革命的集團。在這樣的社會基礎之上，革命兩大敵對營壘的鬥爭，便日益成為不可避免。 偉大的孫中山先生首先出現為這一時代的革命的領導者，他組織了中國最初的革命的黨——興中會，並且確立了革命的三民主義的綱領，開始了反中世紀制度的民主主義的鬥爭。 中山先生深知要實現他所創立的主義，不是經過和平的道路可以達到的，而是要經過採取革命強力反對封建主義的道路。同時他又知道，要實現這種革命，只有把一切不滿意於封建主義者組織起來。根據這樣的要求於擴大黨的組織，遂成為必要，而興中會便與光復會、華興會組合為同盟會。並且在同盟會的宣言上，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口號。這種革命的號召，就完全表示他不以種族革命為滿足，甚至也不以政治革命為滿足，並且提出了社會經濟改造與民眾生活問題之完整的民主主義的革命。中山先生深知「如果沒有民眾的偉大精神和革命的高漲，中國的民主派就未能推翻中國的舊制度，就未能爭取共和國。」於是他開始從廣大的人民中，尋找革命的力量。他一方面在三合會與哥老會等秘密會黨中及新軍中，進行組織和煽動的活動；另一方面又在國內外進行對大商人及知識分子的宣傳與鼓動；最後則使這各種力量鞏固而密切的聯合而形成一個廣泛的反清的統一戰線。很明白地，這一反清的統一戰線之形成，就完全由於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不僅為中國當時的民族資本者所需要，同時對於貧苦的人民，也表示了極懇切的同情。 中山先生的革命號召，不久就在中國廣大的苦難的人民中得到了熱烈的迴響，不在清朝的敵人三合會和哥老會的群眾，及一切不在秘密會黨中的貧窮的農民手工業者，帶著深刻的悲哀與痛苦，積極參加反清鬥爭。就是清政府的新軍也受到革命思想的感化，到處發動了可怕的譁變，來響應革命黨人的活動。 革命的號召，吹出了新時代的聲音。在同盟會的領導之下繼續不斷的革命起義，成了辛亥革命前夜歷史的主要內容。從 1895年（乙未）廣州之役開始，以後 1900 年（庚子）惠州之役，1902年（壬寅）廣州之役，1904 年（甲辰）長沙之役，1906 年（丙午）萍鄉之役，1907 年（丁未）黃岡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防城之役，鎮南關之役，四川之役，1908 年（戊申）欽廉上思之役，雲南河口之役，安徽之役，1910 年（庚戌）廣東新軍譁變之役，直至 1911 年（辛亥）七十二烈士起義廣州之役。這些革命鬥爭，雖然一個跟著一個陷於慘敗，可是任何的血的屠殺，任何大炮的轟擊，任何失敗，任何收買，都不能使他們放棄革命的事業；反之，由此而造成了革命的高漲。 與這種群眾性的武裝鬥爭幾乎是平行發展的，還有一種暗殺的活動。如 1904 年，萬福華之槍擊王之春。吳樾之圖炸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1907 年，徐錫麟之刺殺恩銘。1908 年，熊成基之謀殺載洵。1910 年，汪精衛之炸載灃。1911年，溫生才之槍殺孚琦，林寇慈、陳敬岳之炸李准。李沛基之炸鳳山。這些壯烈的英雄主義的活動，是當時革命鬥爭之又一形式的表現。但是這種個別的暗殺手段，去刺殺壓迫者集團中個別的代表人物，在當時革命鬥爭中，並不是一種正確的路線。因為刺殺了一個封建的貴族或將軍，代之而起的，又是另一個封建的貴族或將軍。而且恐怖的活動將提高反動者對革命活動之更高的警覺，從而給與革命活動之進行以更大的阻礙。所以當時的革命主流，還是在於那些具有群眾性的鬥爭，而不在於這些暗殺活動。 三 辛亥革命爆發了 當革命鬥爭以可怕的威力普遍地襲擊清政府的統治的時候，清政府不得不更無恥地倒在帝國主義的懷抱中；並且宣言，他對於中國的統治權「寧贈外人，不與家奴」，以求得到帝國主義的卵翼。反之，帝國主義者卻轉而利用時機，向清政府攫取更多更大的特權，而這首先便是要求中國鐵路的建築權。為了從人民手中獲得鐵路自由贈送之權，清政府便宣布「鐵路國有」的政策。實際上，所謂「鐵路國有」，就是將所有鐵路建築權完全奉送於帝國主義。在英、德、法、美、日五國的收回鐵路基金的借款之幕後，呈現了帝國主義的兇相。反對鐵路國有的風潮，在紳商的領導之下，首先在川、鄂、湘、粵四省，展開了轟轟烈烈的運動。他們宣言：「今政府忽又宣布國有政策，與民爭利，只不啻奪我生命財產付諸外人」。這種風潮，由紳商的抗爭，很快就擴大成為一種群眾運動。不僅川、鄂、湘、粵四省的咨議員群起反對，海外的華僑、留學生也相繼響應；而且許多地方並發生罷市、罷課，甚至川漢鐵路宜萬築路工人舉行暴動。清政府對於這種爭路風潮採取高壓的手段，在四川總督趙爾豐的屠刀下，把請願的群眾當作土匪，槍殺四十餘人。這樣一來，人民更趨於憤怒，武昌起義遂在高漲的人民憤怒之中爆發出來。 在 1911 年 10 月 10 日，陰曆 8 月 9 日一個黑暗的夜晚，開始了中國歷史上之巨大的轉變，——從封建主義到民主主義的轉變。革命的火把，首先從新軍的工程營中高舉出來，接著便是十五協士兵的響應，在民軍的旗幟之下，開始了反中世紀式的野蠻專制主義的革命鬥爭。 民軍首先占領了軍械局，攻入總督署。在大炮的巨響中，鄂督瑞澄已棄城而逃。當時情形，據中山先生說：「總督一逃，而張彪亦走，清朝方面已失其統馭之權，秩序大亂矣。然革命黨方面，孫武以造炸藥誤傷未愈，劉公謙讓未遑，上海人員又不能到；於是同盟會會員蔡濟民、張振武等乃迫黎元洪出而擔任湖北都督，然後秩序漸復。厥後黃克強等乃到……」 革命軍占領武昌以後，繼續出兵渡江占領漢口、漢陽，一敗張彪之軍於劉家廟，再敗張彪之軍於沈家磯，於是民軍聲勢大張，漢口領事團乃宣告局外中立。 中山先生紀武昌起義曰：「按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其主因則在瑞澄一逃；倘瑞澄不逃，則張彪斷不走，而彼之統馭必不失，秩序必不亂也。以當時武昌之新軍，其贊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調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炮兵及工程營之小部分耳。其他留武昌之新軍，尚屬毫無成見者也。乃此小部分以機關破壞而自危，決冒險以圖功，成敗在所不計，初不意一擊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漢而亡胡者歟？」 中山先生的話是很正確的。武昌起義，實際上是一種意外的或偶然的成功。但是這種偶然性正是歷史的必然性之表現的形式，亦有所謂「天心」也。根據當時的事實，革命的高漲，已經把成千成萬的火星，散布於各方面，而在周圍卻堆著引火的燃料。誰來點燒這革命的火把，以及在何處先點燃這個火把，固是偶然，然這個火把之必被某人在某地點燃，則是「天心」之所向，亦即必然的趨勢。 我們不要忘記，在武昌起義之前夕，清政府在廣州對七十二烈士之大規模的屠殺，在四川對請願民眾之血的圍剿，尤其在武昌對革命黨人和秦澧明、龔霞初、劉汝夔等之屠殺，對革命機關之破獲與搜查，這些事實，都標示著革命者與反革命之肉搏的開始。在這樣一個時代，革命的火把，從武昌城中高舉起來，正是歷史的必然。瑞澄之逃走，固然是由於他個人的膽小，然而同時也表征著整個封建主義之已經走到不堪一擊的沒落階段。這從後來其他各省的清朝封建大臣之望風而靡，得了很好的證明。 革命以武昌為起點，以非常之迅速向四方八面展開了。9 月1 日，湖南起義，巡撫余誠格遁。9 月 2 日，江西起義，巡撫馮汝騤遁。9 月 3 日，陝西起義，巡撫錢能訓遁。9 月 8 日，山西起義，巡撫陸鍾琦被戕。9 月 10 日，雲南起義，總督李經羲遁。9 月 18 日，安徽起義，巡撫朱家寶遁。9 月 13 日，上海起義；15 日，蘇州起義，巡撫程德全降。以後松江、鎮江、揚州等處先後為民軍占領。9 月 15 日，浙江起義，巡撫增韞被俘。9 月19 日，廣東起義，總督張鳴歧遁。9 月 16 日，廣西起義，巡撫沈秉堃為都督。9 月 19 日，福建起義，總督松壽自殺。9 月 20日，山東起義，巡撫孫寶琦偽降。10 月 2 日，重慶起義；7 日，成都起義，前總督趙爾豐、總督端方皆被殺。此外貴州、甘肅、新疆、奉天都紛紛獨立。根據這些史實看來，武昌起義不到一月，革命軍已占領十餘省，革命軍並沒有經過激烈的戰鬥，而清朝統治已陷於土崩瓦解。我們以是而知革命軍之「一擊而中」，乃是由於清朝政府之「不堪一擊」。 清朝帝國的喪鐘已經在全國各地同時敲響了。在這一時代，清政府自然會想起太平天國的喜劇，而企圖歷史的重演。為了搶救其臨時的統治，於是最後的掙扎開始了。一方面便是企圖以對人民之更大的讓步，緩和革命的攻勢，如宣布憲法十九條，組織內閣。另一方面，則集中大軍，命袁世凱反攻武漢，以圖擊潰革命軍的大本營。並令張勳死守南京，以為進攻江南之根據。但是袁世凱已經不是曾國藩，而當時清朝的軍隊，也不是過去的「湘軍」和「淮軍」。這些軍隊的士兵已視保衛帝國的戰爭為可恥的行為。所以結果張勳不能不狼狽北竄，而袁世凱則被迫採取一種在帝制與革命之間的順風轉舵的政策。 革命在順利的展開。不久，民軍占領南京，各省府代表乃集合南京，成立臨時政府，選舉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制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於是，從此中華民國遂出現於世界，而中國人民，才獲得「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的「一律平等」，才獲得「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一言以蔽之，才從幾千年的封建皇帝的奴役中被解放出來。 四 曇花一現的第二帝國 革命政府成立，清政府並未崩潰。擺在革命政府之前的緊急任務是繼續北伐，徹底地解除反革命集團的武裝，並進而消除其依以建立的社會經濟基礎。一言以蔽之，把革命進行到底。但是不幸在袁世凱的和平攻勢之下，革命的軍事進攻變為和平的政治談判。和平政治談判的結果，就無異以一個革命的成果，換取清朝皇帝的退位；而以袁世凱的出任臨時總統，作為南北統一與中華民國成立之象徵。 當「仁慈的」清朝皇帝不忍「九夏沸騰，生靈塗炭」，而「將統治權公諸全國」之後，中山先生即履行誓約，辭去臨時大總統職，跟著便是袁世凱被選為臨時大總統。這樣一種禪讓的結果，遂使袁世凱順利地篡竊了一切革命的成果，而將新政權移轉到自己的手中。 現在，袁世凱卻因此而一面承繼了清朝政府所遺留下來的幾個封建遺產；另一方面，又獲得了掌握革命勢力的大權。換言之，他以清朝政府的代理人，一變而為革命政府的首領。 為了開始反動的企圖，於是袁世凱便毫不猶豫地運用殘餘的封建勢力，並找到日本帝國主義作為其國際的依靠，開始對革命的民主勢力作一步緊一步的進攻。首先，便製造兵變，把新政府從南京遷到他的勢力所能控制的北京。其次，便驅逐唐紹儀，暗殺宋教仁，把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機構內閣，轉化為個人的御用機關。最後，藉帝國主義的幫助，獲得了五國銀行團的借款，開始向革命勢力作武裝的進攻。 反動的時代到了。第一道命令是罷免皖、贛、粵三都督，剷除革命黨人的根據。這使得當時由同盟會擴大組織而成的國民黨，除了再革命，已經沒有第二條路可走；於是而有二次革命之役。在「討袁軍」的旗幟之下，李烈鈞起義湖口，黃興則進占南京，此外安徽、福建、廣東、湖南相繼響應。但是時間太晚了，袁世凱在和平談判中，已經爭取了充分的時間，完成了反動的準備。所以當袁軍大舉南下以後，二次革命又失敗了。 跟著二次革命的失敗，於是解散國民黨，修改約法，解散國會、省議會，甚至廢除名義上之內閣制。於是政事堂代替了內閣，命令代替了約法，獨裁代替了民主，北洋軍閥代替了清朝皇帝。一切一切，都退回舊路，帝國主義又親親熱熱地擁抱著一個新的情人了。 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也是日本帝國主義乘機向中國猛烈發展的時候，反動的封建軍閥發明了「民主政治不適宜於中國」的理論。他們說以孔子之聖，三日無君則惶惶然，何況我們平凡之輩。於是帝制運動勃然而興。舊的寶座被刷新了，收了箱的馬蹄袖的朝衣和可愛的朝笏，又重新拿出來了，這些新朝的預備臣僕也正是舊朝的殘餘臣僕，他們竟一致主張承認日本帝國主義所提出的二十一條亡國條件，而換取帝制的承認。於是，在中國史上公然又出現了以洪憲為紀元的「第二帝國」。 「第二帝國」成立的那天，是全中國反動派的快樂節。那些攀龍附鳳的大大小小的封建餘孽，希望在慶祝「第二帝國」的新華宮的歡宴中，表彰自己屠殺革命民眾的豐功偉績，而換取「龍虎」、「嘉禾」等金晃晃的勳章。雖然，「第二帝國」究竟是日本帝國主義單獨導演的一幕滑稽劇，自然為其他列強所不滿，加之這樣的透頂的反動，尤其不是革命的勢力所能容忍。所以蔡鍔一倡，而西南各省爭先響應，於是「第二帝國」遂不得不在舉國一致的打擊之下而終結其壽命。 「第二帝國」的壽命雖然只有一百天，但緊接著「第二帝國」而來的，不是革命政權的恢復；反之，而是十年以上的封建軍閥的黑暗統治。這些相繼而起的軍閥，他們沒有一分鐘忘記剿滅革命民眾的任務。他們拚命地保持有利於他們的一切舊制度的陳腐的妙處，並且還從「第二帝國」學來了他的一些新的政治陰謀與詭計，如實際的專制與假裝的民主，政治上的欺詐與財政上的盜竊。最漂亮的言論與最下流的行為。他們與袁世凱不同的地方，只是沒有披過龍袍，登過寶座，而在實際上，他們都是變相的皇帝。一言以蔽之，十餘年的軍閥政治只是「第二帝國」的「延長」。 五 總是中國史的新轉向 以上是辛亥革命歷史的概略。 人們往往慨嘆辛亥革命的失敗，但我以為辛亥革命有其失敗的地方，也有其成功的地方。當作一個獨立的歷史行動看，辛亥革命是失敗了。但是，當作近百年來中國革命運動發展過程中之一階段看，則辛亥革命實是一個承先啟後的革命運動。他一方面承繼其先行階段的諸革命鬥爭的歷史傳統而加以發展；另一方面，他開創了一件歷史上無與倫比的事實，即從這時起，在中國人民面前，已經展開著對於「光明的將來」之希望。所謂「光明的將來」，即與經濟貧窮政治荒謬的封建社會相反的新的三民主義的社會之誕生。而辛亥革命就是這種「新社會」之誕生的預告者。 用政治的眼光看，辛亥革命的確犯了許多主觀上的錯誤；但如我們用歷史的眼光看，則這些錯誤，就正是附著於辛亥革命的歷史屬性上的東西，亦是辛亥的歷史的局限性。 總而言之，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從封建主義到民主主義的一個新的轉向，但也只是一個轉向而已。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是為著辛亥革命所提出的歷史任務而鬥爭。辛亥革命只是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緒言，而目前正在進行中的民族抗日戰爭，正用血與火的文字，替這一革命寫著光輝的結論。 （重慶《中蘇文化》第九卷第二、三期合刊，1941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