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論集 · 在義和團暴動的背後

義和團的暴動已經成了過去；但對這一頁歷史再溫習一下，也不是沒有益處的。 義和團的暴動，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有名的大規模的排外運動，幾乎是盡人皆知的。一直到現在，只要提起義和團，首先就會令人想到在 1900 年的夏天，成千成萬被稱為「義民」的義和團的團員，打著大刀會、殺鬼會、保國會、沙鍋照以及紅燈照、青燈照、黑燈照、藍燈照、花燈照等等的旗幟，拿著引魂幡、混天旗、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鉤、火牌、飛劍、八寶法物，喊著「扶清滅洋」的口號，慷慨激昂地走進北京的情景。 其次就會令人想到義和團在城內的暴動，殺洋人（殺死日本使館書記官杉山彬和德國公使克林德），燒教堂，配合董福祥帶領的政府軍圍攻使館區（東交民巷），縱火正陽門西，火延城樓以及使館區的外國兵嚴守東西街口，如臨大敵地恐怖和騷亂的情景。 再次就會令人想到慈禧太后在儀鑾殿東室一連召集四次御前會議，商討應付緊急事變的方策以及決定和戰的大計那種張皇失措的情景。 又次，就會令人想到八國聯軍連陷大沽、天津、通州、北京及其焚殺虜掠的暴行，以及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倉皇出走的悲劇。 最後就會令人想到作為這一次事變之結束的，不是滅洋而是可恥的《辛丑條約》。 義和團的結果是非常悲慘的失敗；但不論它的失敗如何悲慘，義和團的本身是不負責任的。對於這一歷史事變應該負責任的，是把義和團引導到排外運動的清朝政府中的反動派，即義和團暴動背後的人物。 我們知道，原始的義和團是八卦教的一個支派。八卦教是清末貧苦的中國人民的一種秘密革命組織。這種組織早在嘉慶時期就傳播於山東一帶。當時清政府視為匪類，犯者至凌遲處死。以後到光緒年間，特別是中日甲午之戰以後，由於外國暴力壓迫的加強，這種組織也有仇視洋人的傾向。但是他們的反洋人，完全是出發於一種純潔的愛國主義，並沒有任何其他政治意義的附加。這種純潔的愛國主義是當時被壓迫的中國人民應該有的，而且必然會發生的。這種愛國主義如果正確地發展下去，其結果應該是對喪權辱國的清政府進行革命。 但是，不幸義和團的愛國運動不久便被以慈禧、載漪、剛毅等為首的清政府中的反動派所利用，把義和團所領導的愛國運動變質為「扶清滅洋」的排外運動。清政府中的反動派之所以要把義和團變質為排外運動，一方面是企圖在排外運動中轉移義和團之對內革命的情緒；另一方面，而且是最主要的方面，則是企圖以排外運動為手段，以達到其對內的目的。即通過這種運動來壓迫當時中國的進步的政治運動——維新運動。 我們知道，在中日甲午之戰以後，中國進步的士大夫康有為、梁啓超等感於國家的危殆，為了救亡圖存，曾經發動一個維新運動。他們企圖以和平轉變的方式革故鼎新。維新主義者在光緒皇帝的同意之下，曾經一度參加政府，並且發布了他們新政的綱領。依照這個新政的綱領，第一，經濟事實應該注重，命於京師設立農工商總局。第二，政府的機構應該改組，許多飯碗衙門如詹事部、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等衙門，湖北、廣東、雲南三巡撫，東河總督以及各省不辦運務之糧道，向無鹽場之鹽道，都在裁撤之列，其餘京外應裁文武各缺，尚不知有多少。第三，考試制度應該改變，向用四書文的，改試策論。第四，外國文化應該介紹，設譯書局。 像這樣一個政治綱領，對清政府實在只有好處而無害處。然而以慈禧為首的反動派，對於這樣的政治綱領也不願接受。因為他們擔心這個綱領一旦實施，第一，政治會走向新的進步的方向，使其不能關著大門做皇帝；同時，許多頑固的保守分子會從政治機構中被排除出來，而這些頑固的保守分子，又正是慈禧倚為棟樑和爪牙的人物。既因如此，這些頑固的保守分子便團結在慈禧周圍，慫恿慈禧發動戊戌政變。在這次政變中，維新的首領光緒皇帝被幽禁，維新運動的領導人物或被放逐、或被幽禁、或被屠殺，而維新的局面也就結束了。 維新的局面雖然被摧毀，但維新運動仍然繼續高漲。康、梁等在海外組織了保皇黨，出版了報紙，仍然向國內人民做廣泛的宣傳。而當時的外國政府，對於康、梁領導的維新運動不但不加以干涉，反而予以支持。這樣就使得以慈禧為首的反動集團，由痛恨維新而痛恨洋人，因而決然發動排外運動。 關於這一點，羅淳曧《拳變余聞》上說：「（剛毅）奉命江南查案……得梁啓超所撰《清議報》，進於孝欽後。後大怒，憤外國之庇康、梁，必欲報此仇。益恨德宗（光緒），思廢之，立端王載漪之子溥俊為大阿哥。將於庚子（1900 年）正月行廢立。剛毅實主之，力引載漪居要職，寵眷在諸王上。後命榮祿告李鴻章，私以廢立意詢各國公使，皆不協。後益大恨，剛毅日言仇洋，見談洋務者皆斥為漢奸。」又說：「載漪自以將為天子父，方大快意，聞各國阻之，乃極恨外人，思伺時報此仇。適義和團以滅洋為幟，載漪乃大喜。」又惲毓鼎《崇陵傳信錄》也說：「朝廷所以信之（義和團）者，意固別有所在。……載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計非借兵力以懾使臣，固難得志也。義和拳適起……載漪等遂利用之，以發大難。」這些記錄不是很明白地指出清朝反動派之所以要發動排外運動，完全是為了對內，為了對付維新運動嗎？ 又據參加圍攻使館區的董福祥寫給榮祿的信，其中有一段說：「戊戌八月，公有非常之舉。七月二十日電命祥統所部入京師，實衛公也。拳民之變，屢奉鈞諭，撫囑李來中命攻使館。祥以茲事重大，猶尚遲疑，以公驅策？敢不承命。疊承面諭，圍攻使館不妨開炮，祥猶以殺使臣為疑。公謂戮力攘夷，禍福同之。」從這封信上的言詞看來，義和團在北京的暴動，是清政府中的反動派的策動，而且還有官軍參加，不是很明白的嗎？ 總之，義和團的暴動完全是清政府中的保守、反動派有計劃煽動起來的。最初是山東巡撫李秉衡和毓賢，以後是北洋總督裕祿、直隸臬司延雍，而最後又是最主要的發縱指使者，則是軍機大臣剛毅、啟秀、端王載漪和反動派的首領慈禧太后。當義和團入京之後，反動派無不拍手稱快，以為這是對付國內進步勢力的一個最好工具。當天津被陷、洋兵節節內逼、勢將直撲京師的時候，「而徐桐、剛毅等談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一若仍以拳匪可作長城之恃。盈廷惘惘，如醉如痴，親而天潢貴胄，尊而師保樞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亦設有拳壇。」（許景澄等奏文）他們沒有想到會釀成大禍，幾乎把中國都斷送了。 像初期義和團那樣一種人民自發的愛國運動，假使清政府善於領導，對於當時的外交是有幫助的。但是不幸當時政府中的反動派竟把這種純潔的愛國運動轉變為盲目的排外運動，而授外國侵略者以武裝進攻的藉口，這不能說不是一個錯誤。 假使當時的反動派真有抵抗外國武裝進攻的準備，而只是利用義和團的暴動來挑動戰爭，那又當別論。但是從當時政府應付八國聯軍的情形看來，他們只是依靠義和團的天兵天將，和《封神》《西遊記》上的一些法寶，這豈不是以國家為兒戲？ 幸而在這一幕反動的活劇中，魯、粵、江、鄂四督巡袁世凱、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頗能保持東南半壁，否則誠如袁世凱所云：「國事尚可問乎？」 義和團終於失敗了，跟著那些發動排外運動的反動派頭子的「削爵」「革職」「停俸」「戍邊」「斬監候」「賜死」，曾經被政府稱為義士而加以獎勵的義和團，也變成了「拳匪」而「非痛加剿除不可」了。（慈禧上諭） 最令人痛心的便是這一次的暴動在中國近代史上，又添上了一個可恥的《辛丑條約》。 義和團暴動的出現並不偶然。因為在歷史上只要進步的勢力一旦抬頭，反動的勢力就必然跟著來一次頑固的掙扎；雖然這種掙扎是沒有希望的。康、梁所領導的維新運動，在清末可以說是一種進步的運動，所以跟著而來的便是一個短期的反動時代。這個時代開始於戊戌政變的當時（1898 年的秋間），而終止於義和團的暴動（1900 年的夏天）。義和團的暴動是這次反動的最高潮，也是它的尾聲。 義和團的暴動過去了，但是它留給我們一個寶貴的歷史教訓，這就是：「在愛國運動的高潮中，謹防慈禧、載漪、剛毅一類反動分子的利用。」 （重慶《民主星期刊》第二二期，1946年3月20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