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論集 · 論中日甲午之戰
一 戰爭的醞釀及其爆發
1894 年爆發的中日甲午之戰，到現在已經 50 年了。在 50 年前的今天，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已由朝鮮渡鴨綠江而北，深入遼東。其別軍由花園港登陸，已經攻陷大連、旅順。當此之時，首都為之震撼，清室為之動搖。高據廟堂的達官顯宦，寓居京、津的豪商巨富，都在準備遷家移眷，向著安全的地方逃命。貧窮的小民則惶惶不知所措，「怎麼辦？」之聲，揚溢乎道路。這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緊急的時代。
幸而當時的統治者還有最後的一著棋，這就是對日投降。不久投降的使者李鴻章到達了日本的廣島，簽訂了有名的《馬關條約》，這一個歷史上的緊急時代，就算度過了。
50 年的時間飛速地過去了，假如我們不是又在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誰也不會再想到 1895 年春天的緊急。可是我們偏偏在 50 年後又在與 50 年前的敵人作戰，而且我們今日所遭遇的歷史危難，較之 50 年前我們前輩之所遭遇，何只百倍千倍（當時日軍逼近貴陽，重慶緊張）！因此便不覺撫今追昔，想起中日甲午之戰。
我記得當甲午之戰結束以後，當時《泰晤士報》曾有這樣的評論。它說：中國若仍抱殘守缺，不求進步，「一二世後，為日本之印度矣。」 甚至敵相伊藤博文也說：「中國若不力求進步，採行西法；而空談復仇，於日本何害，」 50 年來，中國究竟有些甚麼進步，這是我們應該自我反省的。
甲午之戰，已經成了過去，但現在再翻閱這一頁歷史，還是如在目前。溫故知新，再談談這次戰爭，也是好的。
首先，說到甲午之戰的爆發。這個戰爭的爆發，是以朝鮮「東學黨」的暴動為導火線，但「東學黨」的暴動之所以成為中日戰爭的導火線，則是由於日本已經在朝鮮埋藏了戰爭的火藥。同時，也是因為有一個腐敗的中國，望著日本侵略自己的藩屬而視若無睹。
早在東學黨的暴動之前 20 年（1865 年），日本的兵艦就已經駛入朝鮮的釜山，日本的大炮就已經轟擊朝鮮的江華島，脅迫中國允許日本和朝鮮通商。當時中國的政權掌握在以慈禧為首的保守派手裡。這一群保守派，昏庸懦怯，腐敗透頂。為了拒絕日本的要求，竟向日本宣稱：「朝鮮雖屬我藩屬，而內政外交，聽其自主，我朝向不與聞。」這就無異向日本聲明，朝鮮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因此，日本便根據這個宣言，壓迫朝鮮和他訂立了《日韓商約》。這個商約中的第一條，就是承認朝鮮為獨立自主的國家。這樣就取消了中國對朝鮮的宗主權。同時，日本並脅迫朝鮮政府與日本互派使臣，建立直接的外交關係，又迫其開放元山、仁川為商埠，允許日艦隨時測量朝鮮的海岸。這樣就奠定了日本進出朝鮮的基礎。
1882 年，朝鮮爆發了以李昰應為首的保守派的政變。李昰應是當時朝鮮國王李熙之父，當李熙幼時，李昰應主持國政，號大院君。後來李熙年長，其妃閔氏專政，李昰應遂不得與聞國事。李昰應既蓄怨於閔氏，又痛恨政府對日本的屈服，遂利用兵變，劫殺執政，幽閉國王，焚燒日本使館，誅殺日本派往朝鮮的軍事教官。這次政變，顯然是對日本侵略者的一個武裝回答。政變發生之後，清政府派兵至朝鮮靖亂，日本的軍隊也藉口開進了朝鮮。但是結果，中國所得到的，是一個俘虜大院君，而日本所得到的，卻是駐兵朝鮮首都的特權。這樣，日本軍隊的刺刀，便漸漸靠近朝鮮政府的大門了。
1884 年，朝鮮又爆發了所謂「維新黨」的叛亂，實則所謂「維新黨」，不過是一些親日分子。而其叛亂則為日本侵略者所導演。當時朝鮮的親日分子金玉均、洪英植、朴詠孝、徐光范、徐載弼等，與日本的朝鮮駐軍勾結，在首都發難，打進王宮，劫持國王，殺戮大臣，放逐反日分子，並且自署官爵，組織政府，企圖一舉而使朝鮮脫離中國的關係。這個陰謀，雖然被中國的武裝擊破了，但是日本卻藉此而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他要求中、日兩國駐朝鮮之兵同時撤退；而且以後兩國如派兵至朝鮮，須事前互相通知。這樣，日本對朝鮮便儼然以主人自命了。
日本資本主義的侵略，就這樣一步一步向朝鮮發展。當時中國的統治者，正忙著剿捻平回，以及鎮壓哥老會的暴動，以全力對付國內的人民。同時，他們又仗著祖宗的遺產甚多，可以讓他們揮霍；人民的脂膏未盡，可以供他們搜刮，所以對於日本之侵略朝鮮，並不十分關心。因而日本遂得寸進尺，以至喧賓奪主。即至東學黨的事變發生，中日戰爭遂不能避免。所以我說，中日甲午之戰，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有一個腐敗落後的中國。
「維新黨」的叛亂之後十年，朝鮮爆發了「東學黨」的事變。「東學黨」的組織，由來已久，據說在同治年間就有這種組織，其創始人名崔福成，其黨義系刺取儒家佛老各種學說。這種組織是朝鮮人民反政府的組織。它的產生是朝鮮暴政的反映。至其發展為叛亂，則是資本主義侵略的刺激。關於這次叛亂觸發的動因，據說是「東學黨」人為了他們一個在同治四年被冤殺的同志舉行訟冤的請願。在請願時，他們的領袖數人，又被政府屠殺，於是他們就號召人民在全羅道的古阜縣暴動起來。
對付這個暴動，朝鮮政府立即發動大軍，前往進剿。但是剿滅人民的大軍卻反而被人民剿滅了。白山一戰，朝鮮的官軍幾乎全軍覆沒。因此暴動不久便由全羅擴大到忠、清兩道，大有直搗首都之勢。朝鮮的統治者在暴動之前駭昏了，於是羽檄飛馳，求援於中國。中國的統治者對於日本之侵略朝鮮，可以不管；但對於鎮壓朝鮮人民的暴動是非常熱心的。當朝鮮告急文書到達中國時，慈禧的助手——李鴻章，立即派遣直隸提督葉志超、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軍東渡，參加朝鮮政府屠殺人民的戰爭。但當清廷軍隊開抵牙山之時，「東學黨」的暴動，已告平息。
當時中國的統治者一面要在朝鮮人民面前耀武揚威；一面又畏日如虎，不敢忘記在出兵朝鮮之前，通知日本。所以當中國軍隊到達牙山之時，日本軍隊也就在大鳥圭介的統率之下，開進了朝鮮的首都漢城。
「東學黨」的暴動已經平息，中國通知日本同時撤兵；但日本卻藉口要改革朝鮮的內政，堅持不肯撤兵。這樣中、日兩軍在朝鮮便展開了敵對的形勢。當時日本政府已經準備與中國一戰，掃除中國在朝鮮的勢力。當時中國駐朝鮮的總辦袁世凱已看出日本有戰爭的準備，屢次電請李鴻章速發艦隊至仁川，並增派陸軍駐守馬坡，以戒備非常的事變。但是當時中國妥協派的巨頭李鴻章不但不增兵備戰，而且還要撤退牙山的駐軍以緩和日本的敵氣。如果不是光緒皇帝的反對，日本簡直可以不戰而得朝鮮。
當中國的妥協派還以為和平尚未絕望時，而日軍已在朝鮮開始戰爭的行動。他們一面遍布水雷於漢江之口，以堵塞中國海軍的進路；一面竟闖進朝鮮王宮，逮捕朝鮮國王及反日分子，組織以大院君為領袖的傀儡政府。這樣的消息傳到中國，朝野上下，無不憤慨，彈劾李鴻章的奏摺雪片飛來。當時，以光緒與翁同龢為首的主戰派也極力主張與日本一戰。李鴻章在舉國上下的督責之下，才勉強備戰。
依照當時的緊急形勢，中國的當局，應該立即派遣北洋艦隊，以最快的速度運兵朝鮮，以援牙山之孤軍。但是李鴻章總以為和平尚未絕望，恐因此而爆發戰爭，因而他所派遣的軍隊如衛汝貴、豐伸阿、馬玉琨、左寶貴等各軍，皆命其由遼東陸路迂迴前進。同時為了虛應故事，才以英船高升和操江運艦運送少數陸軍和軍械，由渤海東航，以援牙山之軍。但是這兩隻船行至中途，便遇著日艦的襲擊，操江降敵，高升沉沒。同時，駐漢城的日軍也開始向牙山的中國駐軍進攻。直至此時，妥協派的首領慈禧太后還沒有與日本作戰的意思，只說：「不受辱」。但是朝野上下，都在一致呼籲戰爭，這樣才於七月初一日發布了對日宣戰的上諭。
由此看來，中日甲午之戰，乃是當時統治者中的妥協派最不願意的一個戰爭，也是全國人民逼出來的一個戰爭。即因中國妥協派對戰爭的猶豫，所以提供日本以準備戰爭之充分時間，並爭取到戰略的主動。甚矣！「誤國之罪，同於賣國」，豈不然耶？
二 戰爭的進行及其失敗
在宣戰以前，日軍就向牙山的中國駐軍進攻。沒有對壘的戰爭，僅僅在成歡有幾次前哨的接觸，中國的駐軍，就在牙山守將葉志超、聶士成的指揮之下，棄城而逃。葉志超一面潰退，一面向政府謊報「成歡的大捷」，於是葉志超以敗軍之將，而拜受總統諸軍之榮命。
葉志超自牙山北奔平壤。時中國大軍皆聚平壤，牙山的殘軍，遂得與大軍會合。平壤為朝鮮舊京，負山阻河，形勢險要；而當地人民，又素親中國。當中國軍隊開抵平壤之時，當地人民，爭奉牛酒，熱烈歡迎，正如古書所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中國軍隊在平壤既據地利，又得人和，戰爭的條件非常優越。
同時，中國政府亦知平壤的得失，關係中日戰爭的勝敗，已派遣後續部隊，增援平壤。時四川提督宋慶，以毅軍發旅順；提督劉盛休，以銘軍發大連，將軍依克唐阿，以鎮邊等軍發黑龍江，皆奉命會師於九連城。是平壤之軍，又有大批援軍以為後盾。
平壤之戰，中國方面若能指揮得宜，或攻或守，皆可立於不敗之地。但是統帥葉志超，懦庸無能，不能督率諸將，部署軍隊。諸將則環炮自守，每天置酒高會。而士兵，特別是衛汝貴的盛軍，則到處搶劫財物，奴役壯丁，姦淫婦女。因而地利無用，人和盡失，戰爭的優勢，已完全失去。
戰爭在平壤展開。9 月 15 日，日本第一軍在其大將山縣有朋的指揮之下，開始了對平壤的總攻。一戰而攻占北門要塞，再戰而平壤遂樹降旗。即於當日之夜，統帥葉志超竟率諸軍棄城而逃，日軍跟蹤追擊。中國的敗軍潰於山隘，迴旋不得出，自相踐踏。日軍乘勢猛擊，中國的敗軍，人仰馬翻，死者兩千餘人，被俘者數百，軍儲器械，公文密碼，皆委之日軍。
葉志超率殘軍萬餘人狼狽北退，過安州、定州，皆棄而不守，狂奔五百里，渡過鴨綠江，才敢駐營。
投降潰退，這就是所謂平壤之戰。自平壤失守，中國的軍隊，遂不復再出現於朝鮮境內了。
平壤失守的後兩天，海上也發生了戰爭。說到海上的戰爭，那就更無光彩。本來當這次變亂發生之初，李鴻章就應該下令出動北洋艦隊，控制朝鮮海面，以保持海上的交通。但他卻要保存海軍實力，僅派濟遠兵艦一艘，率揚威、平遠，往護朝鮮。及日軍大集，濟遠管帶方伯謙竟以濟遠逃歸。不但如此，當時李鴻章還在幻想和平，遂盡召諸艦回國。
等到日軍俘虜朝鮮國王，才再命濟遠、威遠、廣乙，先後駛至牙山。而當時朝鮮海面，已被日艦控制了，所以中國兵艦行至中途，即遇日艦襲擊，廣乙受傷而逃，濟遠繼之。日艦吉野速浪追濟遠，方伯謙豎白旗，再樹日本旗，日艦仍追不已。有水兵發炮中日艦，方伯謙得生還，遂告大捷，以後海軍即逃匿不出。
即至牙山失守，中國大軍集平壤，中日大戰迫在眉睫，這時李鴻章才派海軍提督丁汝昌率艦隊前往應援。其時日本海軍已經雄據朝鮮海面，所以當中國艦隊行至鴨綠江口大東溝附近海面時，便遇著日艦的攻擊，因而發生戰爭。
這一次中國方面參戰的兵艦，計有鐵甲艦二、快船十，共三萬五千餘噸，此外並有水雷艇四艘。日本方面參戰的兵艦，有十二艘，約四萬噸，此外有改裝之商船西京丸一艘。從量的方面說，雙方勢均力敵。又中國的鐵甲艦大於日本，中國各艦之炮，亦重於日本。惟日艦的速率，大於中國，艦上之炮，亦較中國為輕便。故從質的方面看，雙方亦互有優劣。量與質均相伯仲，因而勝敗之數，只有決定於戰鬥技術。換言之，若中國海軍統帥指揮得宜，則這一次的海上戰爭實無敗於日本的理由。
可惜中國的海軍提督丁汝昌原系陸軍將領，不知海戰為何事。丁系淮人，而海軍官兵，則十之九皆系閩人，以是威令不行。說到海軍官佐，左右翼總兵以下，在平時都帶著家眷住在陸上。至於海軍士兵，亦多離船陸居，視兵艦為衙門，只有照例點卯領餉，才回到兵艦。每當北洋封凍，海軍照例南巡，官兵淫賭於上海、香港，留連忘返。以這樣的海軍官兵和日本的海軍作戰，勝敗之數，已可預見。
戰爭終於被迫展開了，中國的艦隊，列陣作人字形，張兩翼以待敵艦。日艦初作一字形，以後相機變化，爭取有利的形勢，而中國艦隊則以不變應日本之萬變，最初是人字形，以後也是人字形，最後還是人字陣。
在戰鬥中，惟定遠（中國的旗艦）、鎮遠、超勇最奮戰，而超勇被日艦擊沉，致遠彈盡。當此之時，其他各艦，多作壁上觀。定遠管帶劉步蟾竟至震悚失次，幸有洋員漢納根代為指揮，才沒有被俘。方伯謙首先率濟遠逃，轉舵時誤撞自己的揚威艦，日艦乘機擊沉揚威。致遠亦中水雷而沉。自是諸艦紛紛逃竄，人字陣也亂了。
戰爭歷四小時，中國艦隊大敗，一共喪失五隻兵艦：其一（經遠）被俘，其四（致遠、超勇、揚威、廣丙）擊沉。剩下來的，只有七隻兵艦（定遠、鎮遠、來遠、靖遠、濟遠、平遠、廣甲），已經不能成軍了。從此以後，中國的兵艦遂深藏於旅順，不復再見於朝鮮海上了。
陸軍既大敗於平壤，海軍又繼敗於大東溝，中國的失敗，於此實已決定。王炳耀《甲午中日戰輯·朝鮮紀亂五》慨乎其言之曰：
奈何兵釁既開，邊烽迭起，牙山則先遁，高升則被毀，操江則就擄，猶可曰，勝敗兵家常事耳。更奈何統帶戰艦，不能得力者厥有海軍提督丁汝昌；臨敵退縮，致潰全軍，剋扣軍餉，縱兵搶掠者，厥有統帶盛軍之寧夏鎮衛汝貴。於是海戰則喪師失律於大東溝，陸戰則又避敵偷生於平壤，此尚得諉為無罪乎！
自平壤失守，而日軍的前鋒遂進至鴨綠江南岸，中國的大軍則蝟集九連城。為了督勵將帥，振奮士氣，以圖扭轉戰爭的頹勢，當時中國的統治者下令撤葉志超、衛汝貴逮問，另派宋慶總統諸軍。
宋慶雖忠勇敢戰，但胸無韜略，亦非統帥之才。且資歷甚淺，與諸行輩相若，驟稟節度，諸將多不服約束。故當時九連城諸將雖有七十餘營，而無法調度。
以當時情勢而論，應以重兵扼守鴨綠江沿岸，阻止敵人渡江。但宋慶卻僅以少數哨兵游弋於江岸，而大兵皆集九連城。一切攻守計劃，皆無布置，坐守江北一月，以待敵人進攻。
10 月 25 日，日軍一切進攻準備皆已完成，遂以炮隊掩護，強渡鴨綠江。宋慶棄九連城北趨鳳凰城。又以鳳凰城不可守，再退摩天嶺，以守遼陽州，日軍遂占鳳凰城。
同時，日軍的另一支隊，已由義州渡江，向西北進擊，連陷安東、岫巖、析木城，最後進陷海城，截斷了摩天嶺與後方的交通。
繼第一軍之後，日第二軍又在其大將大山岩的統率之下向中國出發。當時中國的海軍已逃匿無蹤，故日第二軍得以安全到達中國海岸。
10 月 24 日，這一支日軍，在花園港、貔子窩登陸，運輸馬炮十二日，而中國海陸軍，似乎都不知道。因而他們得以從容展開其對大連、旅順的攻勢。
當時，中國駐守大連和旅順的軍隊已由守將宋慶、劉盛休率領增援九連城，鎮防旅順的是提督薑桂題、程允和所募的新兵。鎮防大連的，是總兵徐邦道、銘軍分統趙懷益所募的新兵。當日軍向金州進發之時，徐邦道力言金州失則大連、旅順不守，請諸將分兵迎擊。但當時旅大諸將，各不相屬，都不肯發兵守金州。
十一月六日，日軍攻金州，徐邦道自率所部迎擊。趙懷益的部下，有請援金州者。趙說：「吾奉命守旅順炮台，不聞赴後路備敵也。」徐邦道兵力單薄，金州將不守，電趙懷益告急。而趙正督率部屬運輜重，作渡海逃亡的準備工作，並不派兵，金州遂失。
七日，日軍三路南搗大連，趙懷益捲款逃旅順，而大連的大炮一百二十尊，彈藥槍械全數送給敵人了。日軍在大連休戰十日。至二十二日，日軍海陸並進，夾攻旅順。
在日軍進攻旅順之前，旅順諸將，已將糧餉運送煙臺，作逃亡之計。營務處的道員龔照璵聽到金州失陷，陸路斷絕，就由旅順南渡煙臺，一口氣跑到天津去了。自從這位道員逃走以後，旅順人心惶惶，船塢工人的工錢也無著落，遂群起掠奪庫款，各自散去了。
旅順的六個統領，原不相轄，至是，共推薑桂題為主。而姜愚暗，惶惶然不知所措。只有徐邦道是一員勇將，他以少數之兵，迎擊敵人於土城子，給敵人的前哨以一個很大的打擊。但日軍大隊繼至，徐邦道孤軍無援，也敗退下來了。
日軍益迫近，趙懷益等遂率部搶掠，奪民船飽載而逃。敵軍未至，而旅順已成廢墟。
以後，徐邦道孤軍再戰，士兵幾乎死傷殆盡，而日艦又已縱橫海面，陸軍則分據炮台，旅順已無可挽救，乃與薑桂題、程允和、張光前雜亂軍中逃去，旅順遂陷。
王炳耀《甲午中日戰輯·朝鮮紀亂七》有言曰：
牙山不守，平壤又逃，安州城尚有遠戍之師，鴨綠江遽返清流之棹，是華軍之救朝者，虛有其名，朝王之累華者，竟釀成實有其事也。九連、鳳凰諸城，相繼淪陷；揚威、超勇諸艦，一戰覆沉。於是日本之陸軍，鷹瞬於發祥之地；日本之水卒，鯨戲於渤海之濤。是朝鮮之亂不暇謀，中國之亂大可懼也。守旅順口者，文則如龔革道（照璵），武則如衛革提（汝成）、黃革提（仕林）、姜革鎮（桂題）、程革鎮（允和）等，以監司提鎮之尊，當金城湯池之固，又有天險之足恃，地利之足憑，乃鏖戰不過數點鐘，斃命不過數百輩，忽焉而土崩瓦解，鼠竄狼奔。嗚乎噫嘻！中國之禍，匪朝鮮累之也，亦匪日本擾之也，直貪生畏死、天良喪盡之徒貽之也。
戰爭節節失敗，局勢日益嚴重，政府以淮軍不可依靠，改用湘軍，起用故湘軍舊將魏光燾、陳湜、李光久等，令皆募兵北上。召兩江總督劉坤一，授欽差大臣，督辦征東事務；以湖南巡撫吳大澂及宋慶副之。這時的李鴻章，已經拔去了三眼花翎，褫去了黃馬褂，並且受了革職留任的處分，但仍然掌握海陸軍事的實權。
不久湘軍將領率軍出關，但是魏光燾敗於牛莊，李光久棄軍而逃，吳大澂棄田台莊夜奔入關，湘軍又潰。日軍乘勝追逐，進陷營口，自是遼河以東，遂非復中國所有。
淮軍、湘軍相繼敗潰於遼東，中國的陸軍已零落不堪；但中國殘餘的艦隊，尚逃匿於威海衛。為了徹底地殲滅中國的艦隊，日軍又發動了對威海衛的進攻。
日軍之襲威海衛，系用聲東擊西的戰略，明攻登州，暗襲榮成。當中國軍隊往救登州之時，而日軍二萬人已自榮成登陸，由榮成西擊，以拊威海衛之背。
日軍於 1895 年 1 月 10 日登陸，三十日攻陷威海衛的炮台。同時日艦二十五艘包圍威海衛的海口，於是海陸兩軍夾攻停泊於劉公島的中國兵艦。不久，定遠、來遠兩艦中魚雷沉沒，靖遠為炮擊沉，魚雷艇十二艘亦為日艦俘虜，余艦已不能動彈。於是水兵登陸，鳴槍過市，挾丁汝昌投降。
當威海衛失守以後，丁汝昌從德員瑞乃爾之言，命諸將沉船，徒手投降，諸將不從。又命諸艦突圍而出，亦不從。汝昌乃入艙仰藥自殺，諸艦遂降日。自是以後，中國遂無海軍。
王炳耀《劉公島降敵雜記》云：
據《字林西報》言，威海之降日者，一曰定遠……二曰鎮遠……三曰平遠鐵艦，四曰濟遠鋼帶艦，皆尚完善。五曰靖遠鋼帶艦……，六曰來遠鐵艦，亦已沉海。七曰威遠木質船，八曰廣丙木質水雷船，九曰康濟木質水雷棧房船，十曰湄雲木質小兵船。又有蚊子船四號，曰鎮北、鎮邊、鎮西、鎮中，又有水雷船五號，炮船三號皆未傷，另有寶發一船，亦已沉沒。統共劉公島灣內，或傷或完之船共大小二十三艘，悉為日本所有，惟逃出之水雷（船）十三號，孑立海面（作者按：後亦為日本所虜）。嗚乎噫嘻，天歟人歟！又查鴨綠江之戰，超勇、揚威並致遠、廣乙，先已或沉或毀。牙山之戰，廣甲擱淺焚毀，操江小艦被虜。旅順之役，被虜輪船三，夾板大船二。大連之役，被虜輪船一，小炮船二：日運春，日漢江。兵炮十五。蓋前後所喪失者不下五十餘艘矣。靜言思之，可勝浩嘆！
戰爭發展至此，中日兩國已開始停戰議和的談判。但在和議的進行時，日本的艦隊又攻占澎湖群島，進窺台灣，不過澎湖之役，已是戰爭的尾聲了。
總結這次戰爭，中國方面，人的傷亡並不很多。即因人的傷亡不多，物質之委而資敵者，其數量就甚為浩大。關於甲午戰爭中，中國方面之人的傷亡和資敵的物質，當時日本某報，曾有如次的統計：
牙山之戰，華軍盡節約二百人，傷約三百人。日兵死三十五，傷六十。平壤各戰，華軍盡節約二千餘人，傷約三千人。日兵死一百八十二，傷五百二。九連城各戰，華軍盡節約五百人，傷約千人。日兵死三十三，傷百十一。金州各戰，華軍盡節約四百人，傷二十人。日兵死二十人，傷五十。旅順各戰，華軍盡節約一千五百人，傷約三千人。日兵死四十，傷二百七十。豐島之戰，華軍盡節者約一千二百人，傷者不知細數。日兵傷三人。鴨綠江之戰，華軍盡節約六百人，傷約三百人。日兵死八十，傷一百八十六。草河口之戰，華軍盡節二十人，傷約一百人。日兵死十一，傷四十一。金家窩子之戰，華軍盡節約一百人，傷約三百人。日兵死五，傷二十五。海城之戰，華軍盡節四十人，傷約一百人。日軍死五，傷六。瓦崗寨之戰，華軍盡節約一百人，傷約五百人。日兵死十二，傷三百五十七。都計自光緒二十年五月初九日，日本大島混成旅團由仁川上岸占踞高麗，以迄是年撲犯旅順之戰，共大戰十七次，華軍之奮不顧身、沙疆效命者，約共六千六百六十人。誅斬日兵四百十三人。華軍之裹創血戰者約共九千六百人。擊傷日兵一千七百十二人。此外尚有華兵一千一百六十四人被擄。
自中日開戰以至明治二十七年 12 月 31 日，（日軍）劫得華軍各物，共值日銀七百三十一萬二千圓。內計：
大炮——在牙山劫得八尊，平壤四十八尊，九連城七十八尊，鳳凰城五尊，金州及大連灣一百二十九尊，旅順口三百三十尊，岫巖州五尊，海城四尊，共六百零七尊。
洋槍——在牙山劫得八十三支，平壤一千一百六十五支，九連城四千三百九十五支，金州及大連灣六百二十一支，旅順口一千零八十支，金家窩子五十支，共七千三百九十四支。
炮彈——在平壤劫得八百四十顆，旅順口九萬六千三百七顆，金州及大連灣二百四十六萬八千二百顆，九連城三萬六千三百七十四顆，共二百六十萬一千七百二十一顆。
槍子——在平壤劫得五十六萬粒，九連城四千三百萬六百六十粒，金州三千三百八十一萬四千粒，旅順口八萬四千一百二十五粒，共七千七百四十五萬八千七百八十五粒。
米谷——在牙山劫得日糧二萬谷古（每谷古合華權二百二十五斤），平壤四千六百穀古，九連城四千十五穀古，鳳凰城五千五百三十七谷古，金州及大連灣二千六百五穀古，旅順無米，大奇，共三萬六千一百五十七谷古。
馬——在平壤劫得二百五十匹，金州八十五匹，旅順三十三匹，共三百六十八匹。
金銀銅錢——在平壤劫得金二十五貫目三百五十刃（一貫目合華權一百兩，一刃即一錢），銀一百十三貫目九百十刃，零物四貫目六百刃，高麗錢二萬八千二百四十千文，日本鈔票五千九百五十五圓。九連城、鳳凰城，制錢二萬一千九十千文，金州及大連灣，銀錢六十圓，共合日本銀錢約一百萬元。
行帳——在平壤劫得一千八百頂，九連城四百一頂，旅順口一百二十一頂，共二千三百二十二頂。
旗——在牙山劫得三十三面，平壤三百面，金州及半島一百四十四面，共四百七十七面。
船——在花園口劫得民船十五艘，大連灣劫得容三十噸之小輪船一艘，旅順口劫得小輪船一艘、帆船二艘，雲程、海鏡兵船二艘，在豐島劫得操江兵船。
此外尚有鼓、劍、刀、槍、號筒、車輛、工作具、踞鍋、地雷、水雷、火藥、傘、快靴、衣服、電線不計其數。
以上數字，威海衛及澎湖兩役的人物傷亡尚不在內。威海衛一役，中國海軍投降，軍艦掃數被俘，已於前述；至士兵傷亡，則不知其數。澎湖之役，死傷人數，亦無數字可查，惟物質之被劫者，則日報曾載有一個統計。《東報》云：「澎湖之役，日本虜獲車炮、山炮共二十尊，來復槍一千九百四十六枝，藥彈一千九百八十二匣，格林炮彈六萬八千九百枚，鉛彈六十二萬二千八百枚，火藥三千九百七十包，米九百一十袋，刀槍等一百三十枝，鼓十九面，帳篷五十座，鐵銚一百八十隻，鋤八十個，其餘小件甚多。」
以上所記，不過是戰爭中的直接損失之有數可稽者。此外因戰爭而被敵人屠殺之人民，以旅順一地而論，即有二千餘人。因戰爭而間接遭受之物質損失，如商務之所阻滯，農事之荒廢，則更不可以數計了。所以《中日戰輯》的作者王炳耀氏為之慨曰：
噫！中國竭數十年之精力，萃二十一省之菁華，始得壯其軍容，備茲利器。乃一旦鄰邦釁啟，竟致不能抵禦，悉數委之敵人。藉寇兵而齎盜糧，能不痛恨於敗兵之懦將哉 ！
中日甲午之戰，終於以對日投降結束了。1895 年 4 月 17日，李鴻章在日本廣島簽訂了《馬關條約》。《馬關條約》中最喪權辱國的有五款：一、中國承認朝鮮為完全獨立自主國。二、割讓遼東半島、台灣、澎湖群島。三、賠款二萬萬元。四、開放蘇州、杭州、沙市、重慶為商埠。五、允許日軍駐紮威海衛。後來雖由俄、德、法三國之共同干涉，日本放棄了遼東半島，但台灣、澎湖群島從此就劃入日本的領土了。
三 失敗的原因
甲午之戰，中國一開始就是失敗，以後也是失敗，最後，還是失敗。這是什麼原因呢？非常明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落後腐敗。
我們知道，在甲午戰爭以前的世界，早已是資本主義的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民主主義的政治，自由主義的文化，是當時世界史的主流。在這個歷史主流之前，不動的推起走，落後的被清算，反動的被掃蕩，這是歷史的命定。在世界史的主流之前，只有順應潮流，才有出路，誰要企圖玩弄倒轉歷史的遊戲，誰就滅亡。具體地說，不自動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就要淪為殖民地。
日本自 1868 年明治維新以後，地主資產階級即聯合一致，實行自上而下的產業革命，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追上了世界的潮流。到甲午戰爭時，日本的維新，已經二十餘年了，這時日本精力飽滿，正是資本主義的青春時代。
中國，雖然早在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先後受到殘酷的歷史教訓。但這些教訓對於當時中國麻木不仁的統治階級，並沒有發生教育作用。從鴉片戰爭到中日戰爭，其間將近半個世紀，他們都把時間和國力，浪費在剿滅中國人民的戰爭之中。所以一直到甲午之戰的時候，他們還是落後腐敗，不異過去。
當著整個世界走向資本主義的時候，而當時中國的統治者還在夢想在這資本主義的世界中，劃出一塊特殊的地盤，來保持他們最喜愛的封建專制主義。在這裡，讓他們繼續進行手工業的生產，獨裁的政治，中世紀的文化。一言以蔽之，讓他們利用社會的落後，人民的無知，來關著大門做皇帝。但是他們不知道，這就是上帝的兒子也是做不到的。因為世界史發展的規律不是全體遷就局部，而是局部服從全體。不是倒退，而是前進。
甲午之戰從表面上看，是中日戰爭；但從本質上看，則是日本資本主義對中國殘餘的封建專制主義的清算。而這就是中國失敗的最主要的原因。
其次，是中國統治者內部對和戰的主張不一致。當時以光緒、翁同龢等為首的維新派，極力主張對日抗戰；以慈禧、李鴻章等為首的保守派，則始終主張妥協，而當時掌握國家大政、海陸軍權的，則是主張妥協的保守派。
保守派自始就想迴避這個戰爭，用妥協方法解決朝鮮問題。當日本陸軍已經開進朝鮮首都時，而李鴻章還主張撤兵回國，避免衝突。後來光緒下了兩道嚴厲的上諭，不許撤兵，並且進一步要李鴻章備戰，才沒有撤回牙山的駐軍。
光緒的上諭之一云：「彼頓兵不動，我先撤退，既先示弱，且將來進剿，枉勞往返，殊屬非計。現在和商之議，迄無成就，恐大舉致討，即在指顧。」
其二有云：「懍遵前旨，將布置進兵一切事宜，迅速復奏。若顧慮不前，徒事延宕，馴至貽誤事機，定惟該大臣是問！」
李鴻章接到光緒的上諭之後，因有慈禧的靠山，並不把它當回事，仍然電告總督與日使小村協商中國撤兵之事。
直至日軍已開始進攻牙山的中國駐軍之時，而慈禧仍不欲宣戰，僅曰：「不受辱。」後來因為群情憤激，宣戰之議才被迫決定。即因保守派對戰爭之猶豫搖擺，所以日本便爭取了戰爭的主動。
宣戰以後，保守派雖然稍微斂跡，但是戰爭的最高指揮者，還是妥協派的領袖李鴻章。以妥協派的領袖而主持戰爭，當然對戰爭不會有誠意。所以當戰爭發生以後，既不以陸軍增援牙山，又不令海軍捍衛朝鮮海面，因而使牙山不守，平壤繼敗。這即使不是有意進行失敗主義，也是對戰爭的不積極。
妥協派當然不會忘記投降。所以每當戰爭一有失利，和平運動便勃然高漲。早在平壤之敗時，李鴻章便企圖中止戰爭，與日本談判和議。但以當時民氣方張，不克如願。即至旅順失守，首都震撼，於是和議運動遂一發而不可中止。
當敵人在旅順屠殺中國人民之時，中國的投降使節，卻在上海待船出發。當敵人炮轟威海衛之時，而李鴻章卻在馬關與伊藤博文握手言歡。
一個人是戰爭的最高指揮者，同時又是投降的全權代表，這在世界史上也是少有的。一面要前線的將士去抗戰，另一面又公然去投降，這個戰爭，怎樣不失敗？妥協與戰爭的平行發展，是這次戰爭失敗的第二個原因。
第三，是沒有動員全國的人力與物力，使這個戰爭變成全面的戰爭，人民的戰爭。
以常理而論，當戰爭發生之初，政府就應號召全國的人民，武裝全國的人民，使他們為著保衛祖國而鬥爭。但是我們從宣戰的上諭中，早看到「在沿江沿海各將軍、督撫及統兵大員，整飭戎行」的命令，沒有看到一個號召人民的字。所以儘管遼東戰事嚴重，儘管首都吃緊，而「其他各省，農守於野，商藏於市，工居於肆，甚至官吏偃息於床頭，師旅逍遙於河上，晏然不知有兵革禍也。」
即因沒有整個的動員計劃，所以募兵則到處捆綁，籌餉則臨時攤派。以募兵而論，淮軍已潰，然後才募湘軍；湘軍再潰，遂曰無兵。而且當時淮、湘兩軍雖潰，尚可收聚。如果日人之統計大致不錯，則截至旅順淪陷，中國軍隊死者不過六千餘人，傷者不及一萬，是關外之兵，並未消滅。即使掃數消滅，中國豈遂無人乎？
以籌款而論，庫款將盡，然後才商借洋債，洋債年息太高，遂曰無餉。實則當時地方稅尚未移作軍費，洋債亦非不可舉借。即使盡所有的稅收而亦不足以應國家之急，乃至洋債亦不能借到，而當時皇家、貴族、達官、地主、豪商，尚未為國家拔一毛，中國豈遂無餉乎？
以戰爭形勢而論，九連、鳳凰兩城雖失，而遼瀋猶在；旅順、大連兩港雖失，而威海猶在；牛莊、營口兩地雖失，而榆關猶在；然而戰爭至此，遂曰可險可據。實則即使榆關不守，遼、沈全陷，威海亦失，山東沉淪，乃至日軍入關，首都失守，中國豈竟無險可據乎？
有廣大之人力而不知動員，有豐富之物力而不知徵發，有遼闊無比之領土而不知利用，而竟以淮、湘兩軍之潰，洋債利息之高，旅順、大連之失，遂曰中國無兵、無餉、無險可以持續戰爭，遂自認中國已被敵人按倒在地，中止戰爭，決心投降。中國豈真被敵人按倒在地乎？曰，未也。被敵人按倒在地的不是中國的人民，而是毫無廉恥的妥協派的政府。
當《馬關條約》簽訂之後，《泰晤士報》曾有一評論曰：
中國如海蜇然，任人擇肥而割，他省仍漠不相關。假如歐洲亦有如旅順口者，猝為敵兵所奪，則全國丁男子女，無不引為己憂。反是以觀，華人誠蠢拙之至矣。
《泰晤士報》的評論，可以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當旅順失守以後，中國的人民，何嘗不思奮起殺敵報國。但當時中國的人民已被妥協派的政府按倒在地，不能動彈。妥協派的政府害怕人民比害怕敵人還要厲害。他們以為如果把武器交給人民以後，比交給敵人更為危險。敵人所要求者，土地與金錢。他們多的是祖宗的遺產，有的是人民的膏血，反之，人民一旦拿起武器，則有革命的可能，革命一起，他們根本要滾下寶座，所以自始至終不肯動員人民。若人民自動抗戰，那便是土匪，格殺勿論。因此，當時中國的人民只有望著無能的統治者，天天打敗仗，好在「日蹙國百里」，古亦有之。古亦有之者，即不妨今亦有之。
雖然如此，中國的人民自始就反對投降，以後也是反對投降，最後還是反對投降。當中國投降使臣出發之時，上海人民反對投降的標語貼滿街巷。當投降使臣既發之後，全國的輿論一致抨擊議和的失策。當賣國的《馬關條約》簽定以後，在北京皇宮之前，出現了以康有為為首的幾千人的反投降的大請願。而且台灣的人民則拿起武器與敵人戰鬥，直到彈盡而後已，這都是事實。所以李鴻章當與伊藤博文痛飲櫻花之酒時，不覺說出了這句真話，他說：
和局既成之後，中國必須辦理善後事宜，在在需款。即如遣散兵勇皆成游手，搶劫生事，國家自必設法彈壓。且百姓不以國家之屈志求和為然，亦必憤而思亂。國家辦事，必更棘手。不但新添之稅難收，且恐原有之稅旋失。
從這裡，可知當時妥協派一面投降，一面並未忘記鎮壓因投降而引起的人民之反抗。所以我說不是中國人民不抗戰，而是政府不准他們抗戰。不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把戰爭堅持到底，這是失敗的第三個原因。
第四，是軍隊的腐敗。這種腐敗，首先表現於自上而下的貪污。如以海軍經費移作頤和園的建築，致使艦隊的設備不全，乃至以石子代替彈藥。皇家如此，等而下之，則無不貪污。當時《泰晤士報》評曰：
中國當承平之際，人不論文武，官不論大小，半皆徇私而忘公。旅順、威海既設炮台，其安置於台上之炮，竟有不堪一放者。其經購之人，固儼然顯宦也。只知七折八扣，售者又因以為利。假如一炮也，報銷千金，經手者侵蝕二三百金，售主則僅以值五六百金之炮應命，皆不問其可用否也 。
又王炳耀《朝鮮紀亂四》亦云：
平壤華軍所執之洋槍，系專於牟利、不顧喪師辱國之監司大員所轉購，藥不配彈，子不對槍。
以上不過舉例而已，由此已可推想一切。此外，扣餉吃缺，以軍餉而飽私囊者又為普遍之情形。如「（衛汝貴）西報謂其私運餉銀八萬兩回籍，以致軍心潰散，臨陣先降」。 「台莊營參將陳佑和，缺短防兵額數，剋扣口糧。」 這也不過是一二例子。軍械不可用，軍隊吃不飽，而將官則腰纏累累，怎樣不打敗仗？
至於士兵，除淮軍外，皆系新募之兵，「急於成軍，不暇選擇，乞丐無賴，混雜其中。」 既無軍事訓練，更無政治教育。「湘、楚各軍，尚有以大旗刀矛為戰具者，並有持新器而茫然不知用法者。」 至於為甚麼打仗，為誰打仗，兵士更不知道。而海軍又經常陸居，只知嫖賭，亦無訓練。像這樣的軍隊以之應敵，又怎樣不打敗仗？
當時的軍官，「事先一無培植。一聞招募，各營皆以鑽謀為能事，不以韜略為實政。是兵官先不知戰，安望教兵以戰？」而且「若補署一缺，委留一差，先自較量肥瘠，絕不計利國利民之事。」⑥所以當時的將官，皆為升官發財而來，並非為赴敵死國而起。因而大抵皆臨陣脫逃，捲款私遁。羅惇曧《中日兵事本末》云：
衛汝貴治淮軍久，以貪諂至提督，援朝鮮時年六十矣。其妻貽書曰：「君起家戎行，致位統帥。家既饒於財，宜自頤養。且春秋高，望善自為計，勿當前敵。」汝貴守婦誡，益避敵軍。敗逃後，日人獲其書，後引諸教科書，以戒國人。
像衛汝貴這樣的將領，當時豈少也哉？不過他們的家信，未為日人所獲而已。像這樣的將領而以之指揮戰事，又怎樣不打敗仗？
又如「海軍提督丁汝昌，本系淮軍陸將，水師學問，毫無根底，平素各兵官本輕視之，一旦臨陣，無論其不知水師之法，即知亦安能號令各船。」 像這樣的海軍司令，又怎樣不全軍覆沒？
同時，軍紀廢弛，軍行所至，到處擾害百姓，以致軍隊與人民，不但不能合作，而且人民視軍隊如寇讎。茲據《甲午中日戰輯》所錄當時上諭，略示其例：「直隸、山東一帶，師行所至，仍不免擾害地方。民間畏懼兵差，至有拋棄車馬，乘間竄匿情事。」「吳大澂奏湘軍虎字營哨官都司石雲峰，經過靜海縣地方，強索驛站馬匹，凶毆傷人。」「衛汝貴統帶盛軍，有剋扣軍餉，縱兵搶掠情事。」
此外，在後方辦理兵役者，亦無不擾害人民。《甲午中日戰輯》云：「山東平度州知州茅思綬於應付兵差車輛，借端苛派。」「廣東候補守備宋鵬飛，經李鴻章派令前往皖江，招勇赴粵。路過江西贛縣及南康、大庾等縣，縱令勇丁，沿途捉船毆人，強搶號馬，種種騷擾，該守備並有捏搶訛索情事。」像這樣的軍紀，又怎樣不打敗仗？
不但將不知兵，兵不知戰，而且指揮又不統一，因而海、陸兩軍不相配合。以海軍司令而命令不能行於各艦，以陸軍統帥而指揮不能及於諸軍。一旦臨戰，自然攻守不應，呼應不靈，或陸軍備戰而海軍不動，或海軍出擊而陸軍不知，或前軍進攻而後軍逃遁，或後軍扼守而前軍潰退，甚至自相攻戰，不辨敵我。像這樣指揮不統一的軍隊，又怎樣不打敗仗？
即因以上種種的原因，所以「每遇戰事，官先逃，兵亦散，一若日人有三頭六臂者也。」陸軍如此，海軍亦然。當時中國的兵艦甚至「有遙見本國軍艦之煙，即已倉皇逃遁者。」這誠如當時西報所云：「中國至今日孱弱已極，其炮如木雕成，其人如紙糊老虎。」其所以如此，都是軍隊腐敗所致。
當戰爭失敗以後，《泰晤士報》有一評論曰：
吾輩向所望於中國者，至此皆爽然若失。嗚呼，惜哉！其水陸各兵，皆不知戰陣為何事。誠使早延西人為之訓練，餉銀則毫不剋扣，兵器則悉屬精良，吾知必有能專心力戰者。今乃有兵之名，而無兵之實，問以行陣之分合，而未練者不知也；問以槍炮之利鈍，而幾成徒手也，即有，亦不能用也。問以糧餉之多少，而幾盡枵腹也，即發亦必扣成也。職此之故，彼當兵者，無不心灰意懶，但冀有可搶劫財物之處，則惟肆其搶劫而已。為之將者，驅使赴敵，幾如逼之至行刑之地，其誰肯用命乎！有不知而竟去者，然亦不過殺之云爾，於戰事豈有助乎？至於戰敗之後，或竟被殺於敵，或則四散逃生，無人照管。遂如流離載道之乞丐，其悍者，遂相率而為盜，民間亦幾不聊生，豈不大可哀乎 ！
這一段評語，我們今天讀起來，猶覺毛髮悚然。
總之，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不外以上所述各端。以上各端，有其一已足以失敗而有餘，況兼而有之，又怎樣不敗？當戰爭失敗以後，當時的統治者明白了一點，即自己的軍隊不行，於是積極購買新式武器，訓練新式陸軍，但是他們不知道新式的武器如果不配合新的政治和文化，還是不能發揮它的威力，所以不久又有八國聯軍之敗。這一群握有新式武裝的腐敗東西，終於在辛亥革命中被掃除了。
甲午戰爭，以割地賠款結束了，但由此而引致的後果，卻是非常嚴重。因為在這次戰爭中徹底地暴露了中國統治者的無能。固然，鴉片戰爭與中法戰爭，都以中國的失敗而結束，但前者尚可以說中國當時有革命；後者也可以說在戰爭的進行中，互有勝負。而且戰爭對方，都是大國。甲午之戰，中國既無內亂，而竟敗於蕞爾三島之日本，並且自始至終沒有打過一次勝仗。如果說有，那就是捏造捷報，欺騙人民。
因為甲午之敗，歐美列強便看穿了當時中國統治階級原來是一群毫無能力的頑固東西，於是紛起要求租借土地，承認特權，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進而高唱瓜分豆剖之說。而中國之半殖民地地位亦即從此決定了。因為甲午之敗，英國看到中國的統治者無能，也一變其原來聯華制俄的政策，轉而聯合日本以制俄國。也是因為甲午之敗，俄國也看到中國統治者的無能，也積極地侵略遼東，以致引起 1904 年的日俄之戰。一言以蔽之，甲午之戰是中國史上一個劃時代的戰爭，這一戰敗下來，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
（重慶《群眾》第十卷第二期，1945年2月10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