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論集 · 論明代的閹宦及閹黨政治

一 閹宦的一般屬性及閹黨政治之出現 讀明史者，無不慨然於閹宦專政，造成明朝政治的黑暗與腐敗，而卒至國家傾覆，社稷淪喪。直到今日，清貴族的餘孽遺胤，尚甘為日寇的傀儡，以荼毒於中國。閹宦之禍，影響到中國歷史真大極了。 閹宦用事，在中國整個封建時代，幾於無代不有，而漢唐尤甚，然而從未有如明代的厲害。明代閹宦，亦非自始即為禍於政治，而其造成中國歷史上閹禍的空前記錄是在明代的末年。這是什麼原故呢？歷來史家多歸結於「主君臣暗」有以啟之。換言之，即凡閹禍之起，皆由於閹宦有超人之智而君主有過人之愚，兩者適相遇而遂成其禍，蓋純為偶然的事情。然而吾人征之史實，則殊不盡然。在明代歷史上，閹宦之禍始於英宗，盛於武宗，極於熹宗，而終於莊烈帝。此四君者，並非庸愚；同時，明代閹宦為禍最烈者，是王振、劉瑾與魏忠賢，而此三閹，也並沒有過人之智。誠然，「從來閹宦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主心」。而所謂「小忠小信」，也就是一種奸巧之智，然而若即以此而謂為閹宦專政的原因，那是顛倒閹禍的因果了。 閹宦本是一種制度，這種制度，在中國封建專制政治體系中，實為一重要的構成因素。與歐洲中世紀的家臣，性質是相類似的。假使西歐封建貴族之家臣多由古代的奴隸而轉化，則中國之閹宦亦多出身於農奴或貧農。因為中人之子，就沒有自願閹割而為封建貴族之家奴者。因此閹宦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其地位本甚微賤，而為歷來士大夫所不齒；但其地位又甚重要，往往反而超過了士大夫。這是由於士大夫與閹宦，雖同為封建君主的臣屬，而閹宦則因接近君主，常能挾君主以令士大夫。士大夫亦往往欲消滅閹宦的權威，然而多以格於君主的偏袒，而卒無如之何。所以每當君主欲施行絕對專制主義之時，往往任用閹宦以抑制官僚。再則每當人民「叛亂」之際，君主深恐士大夫中的失意者勾結人民，於是也多任用閹宦以削奪士大夫之權，從而鎮壓人民的異動。 閹宦既出身於農奴或貧農，何以一旦走入宮庭，就轉而成為封建君主壓迫人民的工具呢？這往往為史家所不解。實際上，此理至為明顯，因為人類行動的方面，並非根據於其過去的地位，乃根據於其現在所處的地位。假使農奴或貧農，在其未走入宮庭以前，是以反對封建剝削為有利；則既入宮庭以後，即轉化為封建貴族的扈從以後，便與封建貴族的利害一致，因而又是以擁護並執行封建剝削為有利。故歷來宦官未有不仇視人民的。由此，吾人深知所謂閹宦者，實封建君主用以運用權力的活塞。尤其在封建政權臨於腐化或沒落的當時，封建君主為了搶救其臨危的政權，因而必須集中政權在自己手中的時候，則閹宦往往成為時代的寵兒。如此，吾人又深知，閹宦專政的原因，因不能從君主或閹宦個人的性格得到說明，而必須根據當時社會的內容，才能說明。為在事實上，與其總因閹宦的專政才造成政治的腐敗，毋寧說是政治的腐敗，才能使閹宦占有政治上的重要地位。換言之，閹宦專政不是特徵著個人的腐敗，而是特徵著整個封建政治機構的腐敗。 閹宦地位既然如此卑賤，但其影響政治何以又如此重大呢？吾人以為此理也最易明白。因為閹宦竊權之際，必然是封建政權沒落之時，也就是封建君主努力集中政權之時。在這時候，封建君主，不但把人民看成仇敵，即對於其所臣屬的士大夫，也不信任，然而又不能自己拿起武器，以鎮壓一切可能的叛變，於是閹宦就被封建君主認為唯一的助手了。 封建君主何以信任閹宦而不疑，這是由於封建君主認為閹宦既經閹割，除效忠於君主以外，已滅絕人生應有的一切希望，比之具有一己的私慾的士大夫輩，其可靠性當不可同日而語。初未料到這種滅絕人性的家奴可以超主人而上之，更未料到他們可以勾結士大夫或人民而出賣他們的主人。所以閹宦的權力，並非存在於其自身，而是乘封建社會之弊，通過君主的權力，使君主的權力變為自己的權力。 閹宦之權往往超於一切者，即因他們直接影響的是君主。假使一個農奴所影響者非君主而是一平民，則其影響自然不大。正因王振所挾持者為英宗，劉瑾所挾持者為武宗，而魏忠賢所挾持者為熹宗，此輩被挾持者都是明代的君主，所以他們才能壓服君主以下的任何人。所以我說，王振、劉瑾、魏忠賢等，都不過是明代歷史上的偶然的因素，而非閹宦的必然的屬性。其所以造成閹禍之空前紀錄者，則是表征著明代封建社會的一定的內容。 二 明代中葉以前的閹黨與貪污政治 在明代初葉，當封建社會秩序穩固之時，並沒有閹宦專擅之事。當時明太祖雖一面殘殺功臣，然而另一方面，卻集中士大夫以圖恢復封建秩序，所以當時政治在士大夫而不在閹宦。明太祖曾鑄鐵牌置宮門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明史·宦官列傳》有云：「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 又說：「自永樂後漸加委寄，然犯法輒置重典。」例如宣宗時，「袁琦令阮巨隊等出外採辦。事覺，琦磔死，巨隊等皆斬。又裴可烈等不法，立誅之。諸中官以是不敢肆」。 到正統年間，外則東南沿海有倭寇之患，西北甘、涼有韃靼入寇，內則農民起義軍葉宗留等轉戰於福建、浙江、江西。鄧茂七等轉戰於福建。尤其額森南犯，進逼京師。同時，河決，淹地二千餘里，壞城垣廬舍，溺死男婦不可勝計。天災人禍，交逼迭乘，明代政權，漸趨動搖。於是閹人王振乘機勸帝「（英宗）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於是大臣下獄者不絕，而振得因以市權。」其權勢之大，至當時「公侯勛戚，呼曰翁父」。及「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他珍玩無算。」 其貪污可知。此後，曹吉祥利用封建貴族內部的矛盾，奪門移宮，擁英宗復辟，遂至「門下廝養冒官者，多至千百人。」 其他如韋力轉「僭用金器若王者」 ，而曹欽且有「自古有宦官子弟為天子者乎？」 之問。故史家曰：「明代閹禍，始於王振。」 到成化年間，大江南北，水旱頻仍，內則流賊起於荊、襄，苗、瑤叛於川、滇，外則韃靼入寇，進逼近塞，於是「列官校刺事」又為必要。而枉直之徒，便得以乘間俟隙而起。「提督西廠」，「屢興大獄」，錦衣遍天下，「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斗詈雞狗瑣事，輒實置法，人情大擾」。酷刑考訊，作為「三琶」，「（三）琶者，錦衣酷刑也，骨節皆寸解。」 而其同黨尚銘之徒，憑藉東廠，恣其威福。「聞京師有富室，輒以事羅織，得重賄乃已。賣官鬻爵，無所不至。」此外梁芳之流「貪黷諛佞……取中旨授官，累數千人。」 芳黨韋眷，「為廣東市舶太監，縱賈人通諸番，聚珍寶甚富。」 後來到弘治年間，太監李廣利用孝宗的愚昧，「以符籙禱祀蠱帝，因為奸弊。矯旨授傳奉官……四方爭納賄賂。又擅奪畿內民田，專鹽利巨萬。」 雖然，直到弘治年間，閹宦之輩，盜竊政權則有之，而左右政權則未做到。其所以尚不能左右政權者，是因為黨羽未成，即遭殲滅。正如《明史》所云：「中葉以前，士大夫知重名節，雖以王振、汪直之橫，黨羽未盛。」而也由於當時社會還不十分需要閹宦。 三 正德年間的閹黨與廠衛政治 閹宦之禍到了劉瑾，就踏進歷史的新階段。《明史》中說：「至劉瑾竊權，焦芳以閣臣首與之比，於是列卿爭先獻媚，而司禮之權居內閣上。」 論者曾說，劉瑾的專橫，實由於武宗的「耽樂嬉遊，昵近群小」 所促成了的。誠然，明武宗實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的皇帝，他似乎不滿足於「皇帝」的尊號，嘗自稱為「威武大將軍」或「大慶法王」，而以為「皇帝」應身兼軍政教三大權，並為其首長。又不滿足於後庭三千粉黛，嘗「急裝微服」巡遊民間，「夜入人家，索婦女，帝大樂之，忘歸，稱曰『家裡』」。也不滿足於龍樓鳳閣，而另於宣府「建鎮國府第」，「輦豹房珍玩女御實其中，」 恣為淫樂。本來既稱皇帝，當然可以為所欲為，武宗雖「自署官號」，但並不妨礙他同時又為皇帝。至於「夜入人家，索婦女」，這在皇帝看來，對於農民決非侮辱，而只是莫大的榮幸。所以「梅龍鎮」的故事，至今還傳為美談。至於「作豹房」，為聲色狗馬之樂，也並未超出以往封建皇帝的淫逸。這些都是封建皇帝一般的屬性，而非武宗的特性，不過武宗或有過分之處而已。如即以此當做劉瑾專擅的原因，未免是一偏之論。因為即是武宗私人生活墮落，腐敗，也只能看做明代封建政權漸趨腐敗的表征。 具體的史實，指示吾人，明當武宗時，「連歲饑饉，四方盜賊並起，湖廣則沔陽賊楊清、邱仁等出沒湖湘間。江西則東鄉賊王鈺五、徐仰山等，桃源賊汪澄二、王浩八等，華林賊羅先權、陳福一等，各據山寨。而贛州大帽山賊何積欽等，復蔓延福建、廣東之境。四川則保寧賊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擁眾至數萬。官軍討之，不能克，群盜還日熾。」 同時，劉六、劉七叛於霸州，轉掠山東州郡，楊虎、趙燧等叛於河南，「縱橫數千里，殘破州縣以百數。」 社會敵對集團間的矛盾，業已大大展開。而以往在潛滋暗長中的封建貴族間的矛盾，又因寧王宸濠的叛變而公開決裂，宸濠集兵號十萬，大破江南州郡。既有農民叛亂，又有封建內訌，於是武宗四顧左右，已沒有可以信賴的臣民了。於是重用近侍以偵視天下臣民的異動，就成為刻不容緩的事情。於是劉瑾就得以乘其間隙。「專擅威福，悉遣黨閹分鎮各邊」 了。於是「丘聚、谷大用提督東、西廠，張永督十二團營兼神機營，魏彬督三千營，各據要地」 了。於是「東廠、西廠緝事人四出，道路惶懼」了。於是東、西廠不足，「瑾復立內行廠」了。內行廠「尤酷烈，中人以微法，無得全者」。於是「錦衣獄，徽纏相屬」，「屢起大獄，冤號遍道路」了。於是「入覲出使官皆有厚獻」，邊將有例賂了。「又遣其黨丈邊塞屯地，誅求苛刻。邊軍不堪」 。由此看來，劉瑾之禍，難道是偶然的嗎？ 實際上正是明代封建政治腐敗的一個象徵！ 四 萬曆年間的閹黨走出了宮廷 到嘉靖、萬曆年代，明代政權，更趨危殆，外則「倭寇」侵入朝鮮，「俺答」進犯寧夏、山、陝；內則「礦盜」遍於全國，民變起於武漢；加以西南少數民族，不斷叛變，征伐不斷，苛斂無已。這正是所謂「將疲於邊，賊訌於內」的時候。而神宗皇帝，高居紫闥，安享尊榮，「崇尚道教，享祀弗紀，營建繁興，府藏告匱，百餘年富庶治平之業，因以漸替」 了。 據《明史》：「萬曆二十年，寧夏用兵，費帑金二百餘萬。其冬，朝鮮用兵，首尾八年，費帑金七百餘萬。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費帑金二三百萬。三大征踵接，國用大匱。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災。二十五年，皇極、建極、中極三殿災。營建之資，計臣束手。」當此之時，明代政府首要之圖，就是如何搜刮民財，以支配對內對外的戰爭和大興土木，侈建齋蘸之需，於是閹宦就因搜刮民膏民脂的任務，而分布天下，以大逞其淫威。 據《明史》所載，當時除「礦監」外，「通都大邑皆有『稅監』，兩淮則有『鹽監』，廣東則有『珠監』，或專遣，或兼攝。大璫小監，縱橫繹騷，吸髓飲血，以供進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蕭然，生靈塗炭矣。」 「礦監」如王忠、王虎、田進、曹金、劉忠、趙欽、張忠、魯坤、陳增、李敬、楊榮、高淮、潘相、高宷、陳奉等遍布於河北、河南、山西、陝西、遼東、湖廣、雲南、浙江、福建諸省。此輩「假開採之名，乘傳橫索民財，陵轢州縣。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撓，逮問罷黜。時中官多暴橫，而陳奉尤甚。富家巨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以為下有礦脈，率役圍捕，辱及婦女，甚至斷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礦頭以賠累死，平民以逼買死，礦夫以傾壓死，以爭鬥死。」 其結果又如此，而礦盜因以大起。 「稅監」如陳增之黨程守訓等，「自江南北至浙江，大作奸弊。稱奉密旨，鳱出金寶，募人告密。誣大商巨室藏違禁物，所破滅什伯家，殺人莫敢問。」 而陳奉「兼領數使，恣行威虐。每托巡歷，鞭笞官吏，剽竊行旅，商民恨刺骨。」「其黨至直入民家，姦淫婦女，或掠入稅監署中，……以致士民公憤，萬餘人甘與奉同死。」此外如天津「稅監」馬堂，「兼轄臨清。始至，諸亡命從者數百人，白晝手鋃鐺奪人產，抗者輒以違禁罪之。僮告主者，畀以十之三，中人之家破者大半，遠近為罷市，州民萬餘縱火焚堂署，斃其黨三十七人，皆黥臂諸偷也。」 於是武昌、漢口、黃州、襄陽、寶慶、德安、湘潭以及山東民變因以蜂起。 明代礦賊與民變之起，又難道是偶然的麼？呂坤說得好：「今日之政，皆播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也。」 不僅如此，「小人好權趨利者馳騖追逐」，「懷奸固寵之徒又從而羽翼之」，此輩結成吳、楚、浙三黨，甘為閹宦御用，專「與名節之士為仇讎，門戶紛然角立。」 當時有識之士，如顧憲成、錢一本、于孔兼、史孟麟、薛敷教等，皆以不附諸閹，而被黜逐。而「魏允貞、王國、余懋衡皆以卓犖閹偉之概，為眾望所歸。李三才英邁豪雋，傾動士大夫。」 然而都因名高望重，為閹宦所排斥。「馴至悊愍邪黨滋蔓……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決裂，不可振救。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豈不諒歟！」 然直到這時候，明代閹宦，「左右」政權，則有之；「專制」政權則未也。 五 最後的碩果——魏忠賢進了聖廟 明代閹禍，到天啟年間，可謂登峰造極。以魏忠賢為首的閹宦，不只左右政權，而且專制政權了。魏忠賢也不過是一閹豎罷了，何以能造成中國有閹宦以來的空前的罪惡，這當然是當時社會有以助成的。 明至熹宗時代，暴動四起，天下已紊亂不堪。天啟元年，四川有永寧土司奢崇明之叛；二年貴州有水西安邦彥之叛；同年，山東爆發了以徐鴻儒、於弘志為首領的「白蓮教」暴動；六年、七年，陝西發生了大旱災，饑民暴動遍西北，這是內憂。在另一面，滿洲人於元年攻陷瀋陽；二年，攻陷西平堡；六年，大舉西渡遼河，進犯寧遠，關外盡失，邊警頻仍，這是外患。在此內憂外患之中，明代政權，已臨於瓦解的前夕。為了搶救封建政權，勢必加強專制，於是魏忠賢便「以司禮秉筆領東廠事」了 。 在熹宗看來，魏忠賢是他們最忠實的家奴，而信之不疑；在魏忠賢看來，熹宗卻是他威福天下的最好傀儡，故導之為「倡優聲伎，狗馬射獵，」 而將大權引渡於自身。當時士大夫都以為君主重用閹宦，閹宦挾制君主，不能集中人才，共赴國難，實是「荒政秕」的徵象，當時人民也以為閹黨與士大夫對立，國內黨派紛爭，不能團結一致，抵禦滿兵，實是亡國滅種的徵象。然而各人立在各人的利益上，終不能形成統一的意識，此明代之所以終於覆亡也。 為欲專制一切，魏忠賢首先「選武閹，煉火器，為內操」。武裝閹宦，弄兵大內，以奠定他的基礎。 其次，便遍樹黨羽，分布朝野，倚為耳目，資為威虐。據《明史》：當時魏忠賢「有李朝欽……等三十餘人為『左右擁護』。外廷文臣則崔呈秀……主謀議，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主殺僇，號『五彪』。又吏部尚書周應秋……等號『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而為（崔）呈秀輩門下者，又不可數計。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此輩所謂「左右擁護」「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以及崔呈秀輩的「門下」，便「日以快私仇，行傾陷為事。投匭告密，日夜未已。」而「東廠番役橫行，所緝訪，無論虛實，輒糜爛。」從此天下人民，閉口結舌，「海內皆屏息喪氣。」熹宗皇帝以為天下從此大定了，魏忠賢以為權位從此穩固了，然而那裡知道因此而人民的怨望日以深，天下之大難更難免了。 當時人民，因無所告訴，只能用暴動答覆虐政。而士大夫中有良心的，則深感國家的危殆，如楊漣，左光斗，高攀龍，李應升輩曾一再冒死向熹宗指陳危機，並要求熹宗罷黜閹宦，還政於朝。引用賢才，登庸志士，以共扶危局。然而熹宗卻為魏忠賢所蒙蔽，以為此輩士大夫皆有偏見，而率予罷斥。「削黜放逐，朝署一空」。 這些士大夫既被放逐，就相與講學山林，自命清流，然而終以不能忘情於國家，間或進而評議朝政，指斥時弊。於是閹黨遂欲得而甘心，而給他們加上一個東林黨人的帽子。 屠殺異己，已成魏忠賢閹黨的迫切任務，然而就在封建專制政治之下，殺人也必須有罪狀。而東林黨人又實無可殺之罪，如說有罪那便是反對「禍國殃民」的閹黨。古語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於是偽造證據，誣構罪名，遂為明代閹黨所發明。據《明鑑》：「忠賢特恨東林諸人，數論其罪，實於三案」。三案者挺擊，紅丸，移宮也，這都是過去閹宦所造成的逆案，有一於此，即可以夷三族，不僅死罪。拿這三案來加罪於東林諸人，則東林諸人無遺類矣。 然而群小還以為不足，「群小欲借忠賢力為報仇，凡異己者，概指為東林黨而去之。清流之禍，遂不可解。」 於是偽造的「點將錄」「同志錄」便應時出現了。據《明鑑》：「王紹徽編東林一百八人，系以宋時淮南盜宋江等諸名目，為《點將錄》……（崔）呈秀復進《同志錄》，皆東林黨人，又進《天鑒錄》，皆不附東林者，由是群小無不登用，善類為之一空。」 為了打擊東林黨人，於是「尊孔崇儒」的明代政府，公然下令毀「東林、關中、江右、徽州及天下一切書院」，用剿滅東林的名義而剿滅文化，於是焚書坑儒之禍，再見於明代。自此以後，「天下書院」，都一變而為「魏忠賢的生祠」，「至聖先師孔子」的神位，換上了「閹宦的偶像」，中國文化史上的恥辱，豈有過於此者乎！ 屠殺終於開始了，第一次被屠殺的士大夫，是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六人，時人稱為「六君子」。第二批被屠殺的是高攀龍、周順昌、周起元、繆昌期、李應升、周宗建、黃尊素七人，時人稱之「七君子」。當七君子中的周順昌被逮時，「士民聞其被逮，憤怒號冤，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咸執香為周吏部請命。……眾益憤曰：始吾以為天子命，乃東廠魏太監耶？遂蜂擁上，勢如山崩，旗尉東西竄，眾縱橫毆擊，立斃一人，余負重傷逾垣走。」 「遠遠聞其死，莫不傷之。」 由此，足見所謂「六君子」「七君子」者，實無可殺之罪，而卒罹禍變者，實閹宦政治之毒害也。 《明史》為之慨曰：「自古閹宦之甘心善類者，莫甚於漢、唐之季；然皆倉卒一時，為自救耳。魏忠賢之殺諸人也，揚毒焰以快其私，肆無忌憚。蓋主荒政秕之餘，公道淪亡，人心敗壞，凶氣參會，群邪翕謀，故縉紳之禍，烈於前古。」 又曰：「國之將亡也，先自戕其善類，而水旱盜賊乘之。故禍亂之端，士君子恆先被其毒。異哉！明之所稱『三案』者，舉朝士大夫喋喋不去口，而元惡大憝因用以翦除善類，卒至楊、左諸人身填牢戶，與東漢季年若蹈一轍。國安得不亡乎！」 吾人讀史家之言，不禁慨然於中國歷史上一再重複的事件何其多也。 自東林黨人被他殲滅後，魏忠賢聲勢更大，不僅專制朝政，而且誣殺邊將。當清兵犯關熊廷弼因攻守有方而被誣殺，毛文龍因通敵賣國而被重用。袁崇煥因有功而罷，王之臣因阿諫而進。其黨徒紀用隱身前線，暗通清軍，辱國求降，無所不為。又冒軍功，克軍餉。牽制軍機，致使國境日蹙。這都是魏忠賢的「功勳」，而熹宗還倚之如泰山，真算得是昏庸了。 當內外大權，一手獨攬之後，於是子侄親戚，皆列公侯。「今日蔭中書，明日蔭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濫襲恩蔭，褒越朝常。」 本以為因閹割而滅絕人生的一切私慾，現在他的私慾反而遠遠超出於常人！ 當清兵迫塞，流寇蔓延，而天下官僚所殫心竭慮的，不是謀如何救亡圖存，卻是建立魏忠賢的生祠。「浙江巡撫潘汝楨，疏請建忠賢生祠於西湖……自是諸方效尤，幾遍天下。……開封毀民舍二千餘間，創宮殿九楹，儀如帝者。巡撫朱童蒙建祠綏延，用琉璃瓦。劉詔建祠薊州，金像冕旒。」 從此都城內外，祠宇相望。不建祠及入祠不拜者皆論死。「所過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歲，忠賢顧盼未嘗及也。」 不僅如此，「詔書褒美，閣臣皆擬九錫文」， 「疏辭揄，一如頌聖」，以至有稱為「堯天舜德，至聖至神」 者。真不知道當時官僚士大夫又用什麼話去尊奉皇帝！ 還不僅如此，甚至有監生陸萬齡疏請以忠賢配孔子，忠賢父配啟聖公。其疏曰：「孔子作春秋，廠臣（當時不敢稱魏忠賢之名而稱廠臣）作要典（《三朝要典》，即所以誣殺東林黨人者）；孔子誅少正卯，廠臣誅東林黨人，禮宜並尊。」 疏上，而熹宗竟予批准。於是「毀天下書院」者又「配祀孔子」矣，於是「皇帝的家奴」，就在春秋祀孔的時候，接受其主人的九拜九稽首了。嗚呼，盛矣！魏忠賢的禍亂，誠足以垂戒於萬世！ 魏忠賢以一閹宦，乘封建政治的腐敗，盜竊政權，卒至專制一切，淫刑痛毒，誣殺陷害，使「衣冠填於狴犴，善類殞於刀鋸」者，則無恥之輩，竄身婦寺，有以助長之也。《明史》為之慨曰：「明代閹宦之禍酷矣，然非諸黨人附麗之，羽翼之，張其勢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 「莊烈帝之定逆案也……因慨然太息曰：『忠賢不過一人耳，外廷諸臣附之，遂至於此，其罪何可勝誅。』痛乎哉！患得患失之鄙夫，其流毒誠無所窮極也。」 六 閹黨投降了流寇崇禎上了煤山 及至崇禎年代，則明代封建政權，已臨於總崩潰之時，饑民，變兵，驛卒，礦盜，已匯成明末農民大暴動，以陝西為中心，而擴展到了全國。有府谷的王嘉允，宜川的王左褂、飛山虎、大紅狼，安塞的高迎祥，米脂的李自成，漢南的王大梁、王子順，延安的張獻忠、老徊徊，藍田的劉宗敏，這些人物都以農民暴動的指導者而出現。同時滿清則已建國東北，連年入寇，遼東諸郡早已淪陷，而大河以北也迭遭蹂躪。莊烈帝受命於危難之際，頗有安內攘外之志。鑒於魏忠賢的禍敗，曾在即位之初「盡撤方鎮守中官，委任大臣。」 也曾「臨朝浩嘆，慨然思得非常之材。」然而終因「用非其人，益以僨事」 。如「周延儒、溫體仁懷私植黨，誤國覆邦。」 而明達之士如劉宗周、黃道周等「所指陳，深中時弊。其論才守，別忠佞，足為萬世龜鑑。而聽者迂而遠之。」 然庸碌奸佞之徒，不顧國家存亡，只知自私自利，卒至「兵敗餉絀，不能贊一策。」於是莊烈帝「乃思復用中官」。 明知故犯，遂至潰爛而不可救。假使當時不用閹宦奸臣，而能集中天下有志之士，減輕人民負擔，以救亡禦侮之大義號召天下，招撫流賊而共抗滿清，則明朝未必就滅亡。然而不作這種打算，卻仍任用閹宦，監軍，典鎮，入閣理財，以至人心瓦解，卒底覆亡，豈不可嘆。 據《明紀》：「（崇禎四年九月），遣王應朝監軍關、寧，……又命王坤監餉宣府，劉文忠監餉大同，劉允中監餉出西，以（張）彝憲有心計，故令鉤校（戶、工二部）出入，……為建專署名曰戶工總理。其權視外總督、內團營提督。」 崇禎九年，又「命（張）彝憲守備南京，尋死。然帝卒用高起潛輩典兵監鎮，馴至開關延賊，遂底滅亡。」 又據《明史》：「時流賊大熾，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等為內中軍，分入大帥曹文詔、左良玉、張應昌諸營，名曰監軍。在邊鎮者，悉名監視。」 其結果「諸監多侵克軍資，臨敵輒擁精兵先遁，諸將亦恥為之下，緣是皆無功。」 直至明代最後的一年（崇禎十七年），「李自成將犯關，帝復命起潛監寧、前諸軍，而以杜勛鎮宣府。勛至鎮即降賊。」 直到明代最後的一瞬，閹宦仍演著重要的任務。開居庸關以揖「賊」者閹宦（杜勛）也，導李自成焚十二陵者閹宦（杜勛）也，縋城出入，逼降莊烈帝者閹宦（杜勛）也，而縋之以入縋之以出者閹宦（曹化淳）也。用「吾曹富貴固在也」的理由誘降守城兵士者閹宦（杜勛）也，而開彰儀門以迎賊入城者，亦閹宦（曹化淳）也。雖然，最後殉莊烈帝以死國者亦閹宦（王承恩）也。 閹宦之於明代政權，真可算是「相與始終」了。 明代君主專任閹宦，本來是為了搶救封建政權於危殆，在明代任何政治機構中幾乎無不以閹宦為了監；如市監，礦監，稅監，鹽監，珠監，乃至軍監，民監（東西廠）等，盛極一時。然而以之監市則倭寇入，以之監礦則礦盜起，以之監稅則民變作，以之監鹽監珠則國庫空，以之監軍則民變多，以之監民則流寇愈熾。此外，以之御清則通敵，以之典鎮則降賊，卒至無所不監而亦無所不亂，不但不能搶救封建政權於危殆，反而加深了封建政權的腐敗，並加速其崩潰。明代之亡，雖然原因甚多，閹宦專政，誠不能不算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可勝慨歟！ ——讀史筆記之七—— （重慶《讀書月報》第二卷第七期，1940年10月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