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論集 · 西晉末年的「流人」及其「叛亂」
一 三國到晉初的「內亂」招來了五胡的「外患」
從西晉末起，終東晉之世，百餘年間，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邊疆民族大侵入的時代，也是一個中原漢族大移動的時代。當時「司、冀、雍、涼、青、並、袞、豫、幽、平諸州皆淪沒，江南所得，但有揚、荊、湘、江、梁、益、交、廣，其徐州則有過半，豫州惟得譙城而已。」而當時的中原，則「大率半為夷居。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是以劉淵一倡，而雍、並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以北，無復晉土，而為戰爭之場者幾二百年。」在這二百年中，黃河南北完全淪於西北諸族的蹂躪之下，漢族政權，則被迫而退出中原，南渡江左，由東晉與五胡十六國的相持局面，迭鍃而為南北朝的對立形勢，直至隋代的統一。
這一次西北諸族的侵入，「八王之亂」固為其直接原因，但其遷入的開始，則早在前漢之末。到三國尤其西晉初年，西北諸族則已遍布山、陝、河北。「八王之亂」實不過提供西北諸族以一種毀滅西晉王朝的客觀條件而已。
據《晉書·匈奴傳》：「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滋。」由此，而知前漢之末，已有大批匈奴部落「入臣」於漢，遷入山西的北部，與「編戶」雜居。
隨著大漢帝國在黃巾「叛亂」中之崩潰，中原豪族乘時四起，各據州郡，互相混戰。以後雖演化而為三國鼎立，但內戰並未停止，而且以更集中的形式表現為南征北伐，以至中國陷於分崩離析之封建割據局面者垂五六十年。在這一時期中，中原豪族只知致其全力於內部的火併，艫船南下，流馬北轉，陝南漢北，內戰連年。而於西北邊防，則置之度外，於西北民族則任其進出。於是并州之胡則「聽其部落散居六郡」（《江統傳》）。遼東、句驪則徙其餘種，居之滎陽。當此之時，「西北雜虜及鮮卑、匈奴、五溪蠻夷、東夷……十餘輩，各帥種人部落內附」。（《晉書·武帝本紀》）而在諸族之中，其侵入中原最深而又最多者，則為匈奴，據《晉書·匈奴傳》云：「魏末……其（匈奴）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於太原故茲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大陵縣。」由此，而知在三國之末，匈奴已有三萬餘部落，移入山西之南。而其他所謂「雜虜」之以「內附」而移入中國北部者亦十餘輩。
西北諸族的內徙，一方面固由於當時中原的內戰，提供了他們以最好的客觀條件；但另一方面，則當時中原的豪族為了戰勝敵人而主觀地招致西北民族亦為原因之一。如「魏武帝……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捍禦蜀虜」（《江統傳》）。如「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虞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傅玄傳》）故匈奴入陝，鮮卑入關，與當時魏之防蜀實有密切關係。而氐、羌之東徙，又與蜀之抗魏有其密切關係。
西晉雖然滅蜀平吳，結束了三國割據的局面，但亦即因此而消耗並削弱了它的國力，以致始終再無餘力從事於西北諸族之驅逐，甚至無力防止這些民族之繼續南侵。在西晉初年對於西北諸族的政策是「來者安之」，「降者納之」。於是胡騎南漸，其勢遂不可遏止。
在這一時代，匈奴族之南稱者，其數更多；據《晉書·匈奴傳》云：「武帝踐祚後，塞外匈奴，大水、泥塞、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又云：「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明年（八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種落大小一千五百口，牛二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車廬什物不可勝計來降，並貢其方物，帝並撫納之。」
因而，在西晉初年，北狄之入居塞內者「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匈奴傳》）此外在馮翊、北地、新平、安定一帶則有諸羌。在扶風、始平、京兆一帶，則有諸氐。（《江統傳》）而鮮卑族則早已散居河北，深入河南。由此而知在永嘉之前，西北諸族，在「降附」與「歸化」的名義之下，已成群地進入中國的腹部了。他們有著龐大的數目，而尤以關中為最多，據《江統傳》云：「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是則當時關中已有氐、羌五十餘萬。又冉閔在鄴，一次誅胡之數，竟達二十萬，則河北諸族之數，亦當不少。如此，若合山西、河北一帶的匈奴與鮮卑計之，其數至少當在百萬以上。據史冊所載，晉代人口總數，為 20302544 人，則西北諸族已占當時人口之半數了。
八王之亂，骨肉相殘，若屠犬豕，內戰延長，竟達十六年之久。在內戰中，各引外族以殲滅自己的兄弟。如成都王穎則引劉淵為外援，於是匈奴五部，遂借「赴國難」之美名長驅入鄴。東嬴公騰又引「烏桓、羯以襲穎」，於是東夷遂連騎入關。王浚又「召務勿塵率胡晉合二萬人，進軍討穎……克鄴城。」於是中原之地從此胡騎縱橫，而「黔庶荼毒，自此始也」。（《王浚傳》）這些民族在最初，不過「劫奪財貨」，「虜掠婦女」，既至部眾大集，武裝漸盛，於是慨然皆有據地自雄之志。是以劉淵一倡，石勒繼之，而西北諸族遂挾其強弓勁弩，闖入中原，建號立國，稱帝稱王，卒至渡河而南，攻陷洛陽，連騎而西，占領長安，懷、愍北狩，衣冠南遷，顛覆了西晉的天下。這樣看來，漢族勢力之張弛，與諸族在中原之進出實有其密切的關係，而「內亂」為「外患」之厲防，豈不然乎？
二 「衣冠南渡」以後大河南北的「塢屯壁聚」
西北諸族內侵，與司馬氏政權南遷的時候，也正是中國史上一個天災大流行的時候。本來晉承三國割據紛亂之後，農村經濟並未恢復。雖干寶有「牛馬被野，餘糧委畝」之頌，潘岳有「華實紛敷，桑麻條暢」之賦，然而實際上則誠如齊王攸所云：「暫一水旱，便憂飢餒」。也如傅咸所云：「自泰始開元以暨於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自咸寧以降，水旱蟲蝗，遍於郡國。饑饉癘疫，因而隨之。自咸寧二年（276）至泰安元年（302）26 年間，荊、揚、梁、益、徐、豫、冀、兗諸州，大水十次，而雍、梁、關中一帶，大旱及大蝗兩次，大疫一次。二十六年中，而有十五年在天災中，農村經濟自然陷於破產，以至「斛米萬錢」，「骨肉相賣不禁」。
「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民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並、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饑饉。百姓又為寇賊所殺，流屍滿河，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朝廷議欲遷都倉垣，人多相食，飢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晉書·食貨志》）
加以西晉時代貴族外戚朋比為政，「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王導傳》）「空校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傅咸傳》）「以（惠帝）居大位，政出群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惠帝本紀》）在這種腐敗政治之下，自然是「豪富橫肆，百姓失職」；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大奸犯政」則「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奸，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在其中矣。」
饑饉癘疫而又加之以剝削搜括，即無八王之亂，人民已經無法生活；而況繼之以八王之亂，內戰延長及十六年。於是「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饑寒流殞，相繼溝壑。」（《慕容皝載記》）「長安城中，戶中盈百，牆宇頹毀，蒿棘成林。」（《愍帝本紀》）而洛陽城中，甚至「比屋不見火煙，飢人自相啖食。」（《晉書·食貨志》）
及至西北諸族侵入，種族仇殺，尤為駭人。如祁「弘等所部鮮卑，大掠長安，殺二萬餘人」，（《惠帝本紀》）劉聰破洛陽，「害諸王公百官以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為京觀。」（《劉聰載記》）其他所謂「枕屍二百里」「枕屍千里」的記載，不勝枚舉。
由此看來，當時中原人民不死於天災，即死於刑網；不死於刑網，即死於內戰。其不死於天災、刑網與內戰者，則又大半死於諸族之屠殺。如汲桑陷鄴而「諸名家流移依鄴者，死亡並盡。」鮮卑入河北，「士眾暴掠，死者甚多」，中國婦女「沉於易水者，八千人。」（《王凌傳》）
其餘未被屠殺者，不論男女又為強迫征去，以從事於苦役。《石季龍載記》有云：「沙門吳進言於季龍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季龍於是使尚書張群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建華園及長牆於鄴北。」其中壯丁則強迫當兵。如王彌「與劉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頓丘，陷五十餘壁，皆調為士兵。」（《於諭傳》）
當此之時，晉代的政府已南遷建業，其勢力不及於淮河之北。在這種情勢之下，當時淪陷區域的人民，只有兩條出路；不是拿起武器鬥爭，便只有輾轉逃亡，苟全性命。所以當時黃河以北的淪陷區域中，到處展開人民自動的武裝鬥爭。山東、河北、河南一帶，塢屯壁壘，所在屯聚。劉聰入山東，「齊魯之間，郡縣壁壘降者四十餘所」；其不降者尚不知多少。劉曜、石勒攻魏郡、汲郡、頓丘，「陷五十餘壁」；其未陷者，亦不知多少。這些淪陷區域的人民，他們自推領袖，保護家鄉，如「蘇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於本縣」。「郄鑒得歸鄉里……三年眾至數萬。」「李矩素為鄉人所愛，乃推為塢主，東屯滎陽，後移新鄭……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他們能自制武器，如魏浚「及洛陽陷，屯於洛北石樑塢，撫養遺眾，漸修武器，於是遠近咸襁負，至者甚眾」。
即因有淪陷區域人民的武裝鬥爭，所以晉代政權雖退至江南，而人民的堡壘，依然對峙於大河的南北。他們常以巧妙的方法，刺探敵情，以密聞於政府，據《祖逖傳》云：「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索以聞。」可惜東晉政府饜於偏安，不能積極北伐，以致先後為諸族所掃蕩。隨著河北壁壘塢屯之掃蕩，諸族勢力便在中國北部，獲得更大的擴展，因而施於中原人民之各族壓迫，日益加甚。於是中原人民便不能不開始其逃亡的生活，而形成中國史上空前的民族大遷徙。
三 飢餓與壓迫喚起了流人的叛亂
我們必須指出，在一般人民遷徙之前，中原的士族早在永嘉之亂的時候，便已「亡官棄守」，卷其子女財貨及其佃客，開始其向江南之逃亡。據唐林中記有云：「永嘉之亂，中原士族，林、黃、陳、鄭四姓，先入閩。」又據明何喬遠書云：「晉永嘉二年，中州板蕩，衣冠始入閩者八族，林、黃、陳、鄭、詹、丘、何、胡是也。」即至「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王導傳》）
這些中原士族，逃亡到江南以後，當時的執政王導，便「勸（元）帝收其賢人，與之圖事。」（《王導傳》）於是「中原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居顯位。」而「中州人士」皆由難民而一變為「佐佑王業」的顯貴了。（參看《晉書·周玘傳》）其另一部分士族，則要求政府分剖江南的土地，僑置郡縣，重新過度其地主的生活。他們除了帶來的佃農以外，又招收由北方逃來的一部分貧農而為其「蔭客」以進行其大規模之土地耕種。所謂「蔭客」，即在大姓庇蔭之下，不納國稅，而以其收入與大姓「量分」的貧農。
這種「蔭客之制」，據杜佑云：西晉已經盛行，「至東晉，其數更加」。因為他們南渡以後，利用江南的肥沃土地，與大批流亡的難民，更有可能將這種制度以擴大規模在江南再版。據《南齊書·州郡志》云：「時百姓遭難，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文獻通考》云：「東晉寓居江左……都下人多為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
這種辦法很快就被江南的豪族學會了。於是當「王師歲動，編戶虛耗」之時，而「南北權豪，競招游食（難民）」。當時這些大姓所包庇的壯丁數目，《山遐傳》云：「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一縣之內即可「出口萬餘」，若合當時所有的「僑置郡縣」，則其數當有可觀。這樣一來，少數大姓豪族，自然是大發其國難財，而對於當時政府為了對抗諸族而動員人力與物力的政策，卻發生了極大的阻礙。所以當時顏含看到這種「國弊家豐」的情形，便向王導建議，主張「征之勢門，使（蔭客）返田桑」。
但是結果，顏含的建議並未為當時的政府所重視。終東晉之世，政治皆為豪族所把持，王、謝、庾、郗，迭嬗執政。以至當時有「王與馬，共天下」之民謠，與「淮流竭，王室滅」之預言。由此可以想見當時豪族之盛，而其根基不可動搖有如此也。他們把持中央，饜於宴安，絲竹自隨，清淺度日，幾不知中國北部尚有諸族。結果，文武不和，內外相貳。王敦、蘇峻、祖約、桓玄、王恭、殷仲堪等，相繼叛亂於內，西北諸族壓迫於外，而東晉遂亡。
當淪陷區域一般人民開始逃亡的時候，已經是他們的廬舍丘虛，田園被占的時候。他們四顧茫茫，無可投依，因而他們的逃亡，顯然是無目的的。不過，從歷史記載中，也可以看出他們是向著東南與西南兩個方面逃亡的。其向東南流徙者，都是山東、河北及淮北帶的人民，他們大概都流徙於蘇、皖、閩、浙一帶。據《晉書·地理志》云：「幽、冀、青、並、兗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帥過江、淮，帝並僑立郡縣以司牧之。」《荀晞傳》云：「頓丘太守魏植為流人所逼，眾五六萬，大掠兗州。」《地理志》云：「琅邪國人隨帝過江者，遂置懷德縣及琅邪郡以統之。」以後當「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成帝初，蘇峻、祖約為亂於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者轉多，乃於江南僑立淮南郡及諸縣。」此外，還有一部分山西人也逃到東南，據同書云：「上黨百姓南渡，僑立上黨郡為四縣，寄居蕪湖。」由此而知當時北方人民之流徙於東南者，大概都多少獲得一些政府的援助，他們也許在江南獲得了一塊小小土地，而重度其自耕自食的生活，最低限度，也可以投身於大姓而為佃客。
至於向西南流徙者則大部皆為山、陝的人民，他們大概都流徙於四種、豫南、鄂西一帶。
關於陝西人民之移徙，《李特載記》言：元康年間，「關西……百姓乃流移就谷，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流人十萬餘口……散在益梁。」又《通鑑》卷八六云：「漢中民東走荊、沔。」
此外當時四川遭李流之亂，四川的人民亦多流徙於湘、鄂或雲南。《李雄載記》：「蜀人流散，東下江陽，南入七郡。」《杜弢傳》云：「巴蜀流人，汝班、蹇碩等數萬家，布在荊襄間。」《劉弘傳》云：「益梁流人……在荊州十餘萬戶。」《通鑑》卷八五云：蜀民「或南入寧州，或東下荊州，城邑皆空，野無煙火。」甚至雲南的人民也有向安南移徙的，據《通鑑》八六云：「寧州……吏民流入交州者甚眾。」
又據《王彌傳》云：「河東、平陽、弘農、上黨諸流人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關於山西人民之移徙，據劉琨向政府的報告云：「臣自涉（並）州疆，目睹睏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並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余戶不滿二萬。」
這樣看來，今日豫南、鄂西、湘北和四川一帶，正是當時流人集中之地，這些從淪陷區中逃亡出來的流人，他們既不像中原士族一樣，挾著政權南渡江左，仍然可以「鞭笞百越，稱制南州。」以過度其「連騎結駟，高蓋華軸」的侈奢生活；恰恰相反，那些失去了一切的農民，「扶老攜幼」，遠涉山河，「羈旅貧乏」，流困異鄉。政府既不為分剖土地，僑立郡縣；當地的「居人」又視同盜賊，不與合作。他們不是「為舊百姓之所侵苦」，便是「為舊居民所不禮。」在國破家亡而又不能繼續下去的環境之下，流人之中迫於生計，難免不有強暴之徒鋌而走險，流為盜賊。如《劉弘傳》云：「益梁流人蕭條，在荊州者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為盜賊。」然而其為盜賊，實不得已。決不如《李流載記》所言，「流人專為盜賊」。或如《華陽國志》所載，「流人恃此，專為盜劫」。陝西流人遂與蜀人「客主不能相制」；同時「巴蜀流人散在荊湘者，與土人忿爭。」
當時政府不察實情，對於西南流人，或則勒令回籍，或則欲於盡誅。前者如對於南陽一帶之關中流人，「有詔遣還鄉里」；後者如對湘州之四川流人，湘州刺史荀眺欲盡誅之。在這樣情形之下，西南流人歸亦死，不歸亦死，於是相率屯聚，煽而為亂，殺戮官吏，攻陷城邑者，到處皆有。其最著者，如秦安二年，張昌的叛亂，「江沔間一時焱起，樹牙旗，鳴鼓角以應昌，旬月之間，眾至三萬。」攻弋陽，破武昌，攻宛攻襄陽，又破江揚二州，擾亂揚、豫、荊、徐、江五州之地。其次，永嘉二年，王彌的叛亂，豫西的流人，群起響應，以致為諸族所利用。以後永嘉四年，王如、龐實、嚴嶷、侯脫等流人的叛亂，擾亂司、雍二州。最後，永嘉五年，杜弢、汝班、蹇碩等四川流人在湖南所發動的叛亂，南破零陵，東陷武昌，延長五六年之久。這些叛亂，考其原因，並非具有任何政治動機，而皆為迫於飢餓，集團求食而已。所以陶侃對於剿滅流人，頗有經驗。其督剿杜弢時所用武器，並非弓矢，而為米粥。流人一見米粥，叛亂即時瓦解。反之，若山簡之剿王如，專用武力，則反而不能不由南陽敗退夏口。由此而知當時西南一帶流人的生活之艱苦實已達到極點。以如此龐大數目的流人，而當時政府不能把他們的力量引向抵抗諸族的方向；反而使他們崩潰決裂，擾亂自己的後方，豈不可嘆。
總之，從西晉末到東晉之初，一方面是西北諸族的內徙，一方面是中原民族的南遷，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民族大移動的時代。而民族的大移動則由於中國自三國以來之長期內亂有以啟其漸，而八王之亂，則為其最直接之原因。這一民族大移動在中國歷史上，固然是表征西晉勢力的衰落；但也留下了一種積極的影響，即由此而加速了中國南部的發展，並從而展開了後來六朝的文明。
（重慶《學習生活》第三卷第二期，重慶讀書生活出版社1942年7月20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