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論集 · 「人與獸爭」時代的生活方式

一 舊石器時代，是屬於遙遠的洪荒時代。這一時代，正是國父中山先生所謂「人與獸爭」的時代。 人與獸爭的時代，雖然已經屬於遙遠的過去，但總是一個歷史時代，而且是後來光輝燦爛的文明歷史之出發點。就從這一時代起，人類就開始了生存鬥爭的生活。誠如中山先生所云：「奮鬥這件事，是自有人類以來，天天不息的。」 「人與獸爭」時代的歷史，早已消逝於遙遠的太古時代之中，古來的學者，已不能看到這一時代的史料，所以楊朱說：「太古之事滅矣，孰志之哉？」屈原也說：「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但是近來由於考古學的發展，太古的遺物漸漸出土，遂使吾人得以瞭然於太古人類的生活狀況。 雖然如此，一直到現在，中國大多數的學者研究古史，還是在考古學的發現之前閉著眼睛，而昏迷於神話與傳說之中。但是中山先生昭示吾人，這樣的方法，是不對的。他說： 普通研究古時的事，所用的方法，是讀書看歷史。歷史是用文字記載來的，所以人類是有了文字之後才有歷史。有文字的歷史，在中國至今不過五六千年，在埃及不過一萬多年。世界上研究萬事萬物，在中國是專靠讀書；外國人在小學中學之內，是專靠讀書的，進了大學，便不專靠讀書，要靠實地去考察。不專看書本的歷史，要看石頭，看禽獸和各地方野蠻人的情狀，便可從推知祖宗是一個甚麼社會。比方觀察非洲和南洋群島的野蠻人，便可知道以前沒有開化的人是甚麼情形。所以近來大科學家考察萬事萬物，不是專靠書，他們所出的書，不過是由考察的心得，貢獻到人類的紀錄罷了。 這一段話，是中山先生告訴人們研究古史，不可專靠書本上所寫的歷史，因為書是有文字以後的產物，而人類在沒有文字以前的遙遠時代已有悠久的歷史，所以必須要看石頭，看禽獸，看各地方野蠻人的情狀。換言之，即是要用地質學、考古學、古生物學及民俗學等科學的方法去作實際的考察。中山先生說：「我們所以能推到古時的事，是因為有古代痕跡遺存。如果沒有古蹟遺存，我們便不能推到古時的事，」同時又說：「如果走到南洋很荒遠的地方，人和獸爭的事實還可以看見。又像我們走到荒山曠野，沒有人煙的地方，便知道太古時代人同獸是一個甚麼景象。」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中山先生對古史研究的方法是主張拋棄玄學，應用科學。 同時中山先生，又在民族主義第一講中指出了「人同獸爭」時代的一幅圖畫。他說： 在太古時代，人食獸，獸亦食人，彼此相競爭，遍地都是毒蛇猛獸。人類的四周，都是禍害。所以要圖生存，便要去奮鬥。 又說： 在那個時候，只有同類相助，比方在這個地方有幾十個人同幾十個猛獸奮鬥。在別的地方，也有幾十個人同幾十個猛獸奮鬥。這兩個地方的人類，見得彼此都是同類的，和猛獸是不同的，於是同類的互相集合起來，和不同類的去奮鬥。決沒有和不同類的動物集合共同來食人的，來殘害同類的。 又說： 在人同獸爭的時代，因為不知道何時有毒蛇猛獸來犯，所以人類時時刻刻不知生死，所有的自衛力，只有雙手雙足。不過在那時候，人要比獸聰明些，所以同獸奮鬥，不是專用雙手雙足，已曉得用木棍石頭，故最後的結果，人類戰勝，把獸類殺滅淨盡，人類的生命，才可以一天天的計算。 在以上的遺教中，中山先生指出了在太古時代，「人食獸，獸亦食人」，「人不食人，人不殘害自己的同類。」獸不知道製造並使用工具，而人則知道製造並使用工具。這些都是至理明言。 本文就是根據中國已經發現的舊石器文化來說明中國史上「人與獸爭」的時代。 二 人類最初從獸類中分離出來，就是因為他們能夠知道製造工具使用工具，開始了勞動創造。所以傳說中之有巢氏時代的原始人群，他們雖然剛剛帶著自己起源的痕跡，走進中國歷史之蒙昧時代的下期，但因為他們已經挺直身軀，站立在大地之上，所以他們也就開始了人類社會之最初的勞動創造。 有巢氏時代的原始人群雖然已經知道製造工具，使用工具，所謂工具也不過是石塊和木棍而已。這一時代的人類之勞動創造，考古學家稱之曰「下期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這種「下期舊石器時代」的文化，在周口店洞穴中，已有大批的發現 。同時在錦西沙鍋屯洞穴之新石器遺址中，也有發現 。 從這一時代的文化遺存看來，當時人類最喜用的石材，大半都是燧石。缺乏燧石的地方，就用黑耀石、石英、砂石代替。當時人類之所以選擇這一類的石材，以我們的推想，大概是取其具有易於分割的性質。而這種對於石材的性質之辨別，如果沒有長期的經驗是不可能的。 在整個有巢氏時代，石器的製作都是非常的原始。最初的石器，不過把粗糙而不整齊的燧石、石英或砂石等對於一邊或多邊加以打制，而使之變為一種具有不整齊形式的石塊。當時的人就利用石塊上不整齊的部分，以用於球根果實及肉類之切斷或剝削，但主要的還是用於製造木製的棍棒槍杖等生產工具和戰鬥武器。 以後便漸漸知道利用一種粗糙的扁桃形的石片，作成一端尖銳，一端鈍厚的形式，即以鈍厚部分的重量，加強尖端之打、剝、刻、切的力量。此種石器製作，已應用了力學的原理，而這就是後來尖頭器與皮削器之最古的淵源。 這一時代的石器之製作技術更加進步了。這時的石器已經不像以前那樣粗糙而鈍厚。他們已經知道把石塊製成一種平的或三角形的形式，而出現了狩獵用的槍之鋒鋩。但一直到這一時代為止，人類還不知道鑿孔的技術，而這也是因為當時的尖頭器尚不銳利，不能鑿通鈍厚的石塊。所以在整個有巢氏時代所有的工具，都是沒有附著柄而使用。 從這種石器製作技術的表現上看來，當時的人類尚不能很好的控制石材，製作出他們所需要的一定形式的石器，他們似乎只能聽命於一擊之後因震動而發生的石材之物理性的分裂。雖然，這一時代的人類已經意識到一定形式的工具之創造，所以表現於他們遺物上之製作技術，可以看出帶有系統的性質。 在另一方面，當此之時，當作生產力主體之人類自身的肉體型，還沒有從「樹上型」完全轉化為「地下型」。他們的兩臂還是很長，兩腿還是不能緊密地併攏，腦部還是不十分發達，聲音器官還是不能發出明晰的言語。一言以蔽之，他們與類人猿的差別還是微乎其微。 人類自身的肉體型既如此的不發達，勞動工具又如此幼稚，由此二者之結合所發揮出來之勞動生產力，當然還是最低級的水準。當時的人類還不能獵取較大的動物，因而狩獵在當時人類的生活中，還不曾演著重要的任務，生活之基本方式還是採集。 我們可以想像，當時的人類不過是拿著石塊和木棍，流浪於蒙古高原之寒冷的原野。他們或則在內海的沿岸捕捉魚類、貝類，或則在內海附近的原野和山坡，發掘球根採集果實以為生。《淮南子》云：「（古之人）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修務訓》）正是這一時代的人類生活之縮寫。 這一時代的人類，還不知道用火，正是傳說中所謂「未有火化」之時。因此他們都是生吞血食，和禽獸一樣。這種不知火化，與肉食缺乏的情形，也就正是他們的團體不能很快發展的原因。 這時的人類為了迴避猛獸的襲擊，大半都結巢住在樹上。《莊子·盜跖篇》云：「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韓非子·五蠹篇》亦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構木為巢，以避群害。」這些傳說雖系後人想像之辭，但亦系原始人群實有之事。 此種巢居之習慣，直至唐代若干落後民族尚可以看見。《文獻通考·四裔考》二十二云：「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轉向西貸渤、具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同書五云：「獠蓋蠻之別種……依樹結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欄。干欄大小，隨其家之口數。」不僅唐代，即在今日，西南諸落後種族中，尚有巢居之遺習。我曾於湖南西部乾城之山谷間，看見苗人之居，都結於樹上。由此可知有巢氏時代之人民「晝拾橡栗，暮棲木上」之傳說，實與歷史相符合。不過到後來，因為嚴寒的氣候之壓迫，他們便漸漸走向洞穴。」《禮記·禮運篇》所謂：「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者，正是說明這一歷史內容。 原始人群在這樣的採集中生活著，不知經歷了若干萬年，在這悠久的時期中，他們不知經歷了若干我們今日所想不到的艱苦與危難，也不知用了若干我們今日所想像不到英勇和堅決的大無畏的精神，去和大自然的壓迫鬥爭，以爭取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由於長期的鬥爭，於是逐漸提高了戰鬥工具和生存工具之製作技術，因而擴大了他們對自然的占有範圍，提高了他們對自然克服的程度，從而又發達了他們自身的肉體型之構造。於是把中國歷史引進蒙昧中期之燧人氏的時代。 三 相當傳說中燧人氏時代，亦即蒙昧中期之社會經濟構造，是中期舊石器時代的文化。中國的中期舊石器文化，晚近已經發現於周口店 猿人的產地，及鄂爾多斯東南的西拉烏蘇河寧夏東部、陝北油房頭等處。惟周口店洞穴文化，乃屬於這一時代之早期文化。因而中國中期舊石器文化的發展過程中還有一個缺失 。但雖有缺失，亦可以從早期與晚期的文化遺物中，看出其相繼發展的痕跡。 中期舊石器時代之文化，除石器的製作技術較之下期已有顯著之發展以外，還有幾個主要的特徵，即骨器的出現，鑿孔技術的發明，特別是火的應用。這些特徵，在周口店洞穴文化中都已存在。 首先就石器而論，這一時期的特徵，是皮削器與尖頭器之出現，這在周口店洞穴中均有發現。所謂皮削器就是把卵形的碎片一邊加以打制而使之成為扁平的刃，這是當時的人群用以為獸皮之剝削的工具。所謂尖頭器，就是一種打制為三角形而又削尖了的尖端之燧石的碎片，就是用作切斷器及穿孔器的，有時也用作獵狩用之槍的鋒鋩。 從遺物的製作技術方面看來，也有了顯著的進步。在以前只就燧石加以一次的打制，即行使用；在現在，是預先取燧石一塊，加以強烈的打擊，而得著扁平的三角形，或仰形（亦有棱形或四方形）的碎片，以後再就此種打出的碎片之一面或其尖端加以打制，而使之成為皮削器、尖頭器。這種第二次之打制，考古學家稱之曰：「再加工」。而這在以前是沒有的。又如在以前，石器的取材，是打擊其邊緣，而留其核心。即以燧石的核心部分作為石器而使用。在現在，則是取大塊燧石，以其中央加以打制，而使之分裂成為若干小塊，即於此種小塊之燧石碎片上再加工，使之成為石器，而核心則變為「粉屑」了。 周口店洞穴中發現了大批的獸骨、獸角及獸齒。據法人步日耶（Henri Breuil）所著《周口店猿人產地之骨角器物》所述，這裡所發現的各種骨角之類，其中不少皆有顯著之人工痕跡。他們都留下了人類之刻、削、割、切的形跡，而且有些骨角上的刻削割切，還是很藝術的。因而證明了這些骨角，在當時有很多被當作器物而使用，有些則被當做製造器物的原料而使用、而儲存的，更有些則是製作器物以後割棄的部分。 據步日耶上書圖片中之所示，在周口店所發現的骨角器物中，有很多鹿角，是當作「錘」用的。其鋒形的部分，則被當作尖頭器而使用。（第六版）其中有一個「很精緻的尖頭器」和一個骨制的「鑿」。（第十五版）並有各種長骨碎片製成的「鑽」，（第十八版）及類似燧石形的許多「割切器」。（第二十三版）此外，有虎類的上牙床各一，好像是利用其凸出的部分而當作肉搏之「武器」使用的。（第九版）最有興趣的是一塊很大的獸骨，其上具有無數縱橫交錯的切紋，顯然是當時的人類用作「案板」或「車床」的。（第十二版）還有一個犀的腿骨，刻成凹形，仿佛是當時人類用作「碟子」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國中期舊石器時代，骨器的製作已經非常發達。許多以前用石作的器物，現在同時已用骨角製作。骨角器物的出現，當然是石器製作技術之發達的結果。因為石器的發達，人類才有可以進行狩獵之鋒利的武器，開始狩獵的生活。因為人類進入狩獵生活，才能獲得野獸的骨、角、齒牙，並從而把這些東西當作製造生產工具之材料。所以骨角器物的出現，是表明石器製作器具之技術的更大之進步。同時，也表現了這一時期人類的經濟中狩獵之最大意義。 在周口店洞穴文化中，鑽孔的技術已經發明，據步氏前揭書二十六版圖片指示，有一個鑽孔的骨管，又有一個馬的跟骨，經過重複的打制，而鑿有一長形之孔。鑿孔技術的發明，就指明了當時有銳利的尖頭器之存在，同時也就指明了當時的工具已經附著孔而使用。由於工具之附著柄而作用，因而人類從此可以從與獸類之肉搏中解放出來，而得以在較遠之距離中刺殺獸類。這一面加強了打擊的功用，另一方面，又減少了人類的死亡。 火的發現與使用，是這一時代最主要的特徵。傳說中也說：燧人氏是中國最初發明用火的神人。例如《世本》云：「燧人出火，出火者燧人，因以為名。」《韓非子·五蠹篇》云：燧人氏「鈷燧取火，以化腥臊。」《風俗通》引《禮緯含文嘉》云：「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據考古學報告，周口店洞穴中，曾發現燃余的灰層，並且有用火燒過的鹿骨角。（步氏前揭書第四版第三圖）由此看來，傳說所云又適與事實符合。 火在自然界中一定很早就已存在，動物屍體中之磷的燃燒，空氣中之電的觸發，以及地殼中火山的爆發，都可以成為火的來源，所以傳說中說：「往古之世……火爁炎而不滅。」《淮南子·覽冥訓》）又說：天皇「時遭火劫」。（《繹史》卷一引《真源賦》）火在太古時代，雖然到處存在，但必須要人類社會經濟達到一定的高度，才能被人類所引用，這猶之自古即存在於天地間之電，一直到最近幾十年間才被人使用，是同樣的理由。 火的發現一方面是自然火的效用之啟示，一方面以「木與木相磨則燒」的原理，又發明了人工生火的方法，所以偽《尸子·君治》說：燧人氏「察五木以為火」。同時，據摩爾根根據現存的原始人的生活考察，火的應用與捕魚的生活是同時開始的，而這與《韓非子》所謂燧人氏「鑽燧取火，以化腥臊」之說又適相符合。 火的發明與應用，對於人類社會的發展，可以說是一個偉大無比的動力。他在人類解放過程中所演的作用，比之近代的蒸汽機的作用，更為重大。有了火的應用，人類才能「燒生為熟」，開始熟食的生活，因而引起人類生理上之化學的改變，從而人類才能最終地從動物中分離出來。有了火的應用，人類才能「焚林而狩」，開始利用自然去征服自然，因此而豐富了人類的肉食，從而使人類之肉體的有機構成獲得了更進一步的發展。 到這一時代的末期，人類的文化創造更加發展了。據阿爾納《河南石器時代之著色陶器·序言》上云：「寧夏東部黃土中之粘土層，檢出舊石器時代之器物多種，並有廢物堆及燃余灰燼，計僅一處所得共有石器四百公斤，率為石英岩及沙化頁岩所制尚有大者。其刮磨器穿孔器等，則屬於莫斯特式。……在西拉烏蘇河之最下部（深的六十公尺之處），見有舊石器時代之遺物多種。此層與黃土中之粘土層相當，器物之形式與寧夏無甚差異，亦以石英岩為之。大概出於含泥層中之罅隙或得自含有化石之砂礫層中。……在油房頭僅獲舊石器時代之器物數種（石英岩所制之括磨器等）……尚有他處亦見相似之器物，且地面尚有新石器時代之燧石器及石斧等。」此等研究非常重要，可惜此種遺物之發現者，桑志華及步日耶兩氏僅於 1923 年出版之《人類學報》第六號發表一簡短之論文，無從詳知其內容。惟此等地帶發現之舊石器文化中，有括磨器之出現，則其所代表之時代，實比周口店的文化為晚。而且在這些地方的遺址中，有大批獸骨化石之出現，又證明這些地方的文化創造者，已經生活於繁榮的狩獵經濟社會之中，這也是較晚的現象。 在這一時代，一方面作為生產主體的人類自身的肉體形之比較發達；另一方面，由於勞動工具製作材料之擴大與製作技術的提高，必然的會提高人類的勞動生產性，所以到傳說中之燧人氏的時代，人類的生活便不完全依靠於採集，同時也依靠於狩獵。這樣，過去的採集經濟到現在便發展為採集狩獵經濟。 據考古學的報告，在周口店洞穴中，發現了大批的古生物化石，如長毛象、劍齒虎、馴鹿、水牛、野馬、野貓、野豬、水獺及貂之屬，在寧夏東部的遺址中，發現了長毛犀、鬣狗、駝鳥、野馬等化石。在西拉烏蘇河的遺址中，也發現了長毛犀、長毛象、羚羊、卷角羚羊、水鹿、野牛、鬣狗、野豕、駱駝、野牛、駝鳥、狼等的化石。在陝西油房頭的遺址中，也發現了長毛犀、野牛、駝鳥之屬的化石。這些古生物的發現，就指明了狩獵在當時人類生活中已經占領了很重要的地位，並且由此我們可以想像燧人氏時代的人群，已經不是拘束於內海周圍之可憐的採集者，而已一變為英勇的獵人。他們拿著鹿角製成的匕首或是有柄的投槍，在蒙古高原，在河北平原，在鄂爾多斯，在陝甘北部，到處展開了「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 逐禽獸之大規模的狩獵活動。到處的深林，都燒起了熊熊的大火，到處的獵人，都發出雄壯的歌聲。於是在勝利的呼號中，大批的野獸始進了洞穴。同時在內海的周圍，在易水流域，在西拉烏蘇河，在黃河的沿岸，都布了漁撈的人群。此外在這一帶的山坡和原野，也有成群的女人進行採集。現在，在原始人的菜單上已經不僅是球根、果實和螺蠣之類，而是添上了許多前所未有的山珍海味了。 四 冰河已經最終地退去了，太陽漸漸帶給蒙古高原以溫暖的氣候，這正是地質學上所謂後冰期的時代。在這一時代中，中國的歷史，便進到蒙昧上期，而這在傳說中，便是伏羲氏的時代。 相當於這一歷史時期之社會經濟構成的文化，是上期舊石器時代的文化。中國上期舊石器文化之早期的（即奧利那期與梭留特期）遺址，至今尚未發現，但這一文化期的晚期之遺址，則已被發現於周口店山頂洞 及哈爾濱何家溝 。 這一時代之早期的文化，雖尚無有系統之發現，但亦散見於史前各遺址之中。如水洞溝的文化，大半都是帶著奧利那的特徵。在沙鍋屯洞穴之文化中，也曾發現類似「梭留特式」的石矛。（沙鍋屯洞穴層第六版第四圖）此處在山頂洞文化中，也有不少類似奧利那期及梭留特期的文化遺蹟。由此足征這一時代之初期的文化在中國也是曾經存在過的，假使繼續從地下搜求，必能有更多之發現。 就一般情形而論，大抵在這一時代之初，即所謂奧利那期時代，在原始人的技術中，就出現了相當劇烈的變化。以石器方面說，這一時代的石器，已經不是用廣的卵形石片製成，而是從稜鏡型石片上有計劃的打下來的細長石片所製成。當時的人類已經知道在這種細長石片上很巧妙的加工，而使之成為各種形式分明的器物，如因附柄而截去其幹部之狩獵用的槍的鋒鎧，應用於剝削之皮削器應用於骨角加工之雕刻刀，應用於刺和切斷之尖頭器，應用於石器和骨器穿孔之穿孔器。這些器物都出現了，而且都是附著柄而使用。在骨器方面，則出現了槍的鋒鋩，光滑皮革之光滑器，乃至原始之骨針。 稍後到梭留特期，則製作的技術更為精巧。在這一時代器物的形體，變得更為細長。有許多扁平的月桂樹葉狀的兩端非常齊整的石片所製成。這種石片決不是從一塊大石上錘擊下來的石片，仿佛是用一種很細的彈性骨棒從一塊大石上裁割出來的。這種裁破石塊的技術，在石器製作技術上，是一個非常之大的進步，從此以後，人類才有可能創造自己所要的形式和大小的器物。 繼梭留特期而起的文化便是馬格達林期文化。這一時代的文化遺物在山頂洞中已經發現了。 這一時代的文化，一般說來，是石器製作更加精巧，同時骨器則已達到了最大的完備。燧石器雖然同時存在和發展，但有些燧石器則已為骨器所代替。在石器中如皮削器、光滑器、穿孔器、尖頭器、裁切刀，乃至有柄的燧石小刀，都製作得更為完善。在骨器中，則有鉤骨銛，尾部有鉤的投擲器，及裁縫用的骨針，都已經發明。 但是在山頂洞的文化中，石器的發現，都非常稀少，除了有幾個用燧石打制的切斷器，錘擊器，及一個尖頭器以外，就只有一些燧石和石英的碎片。而且這些燧石器的痕跡，既無規則而又沒有鑿孔，這必定是前期的殘餘之物。不過這裡同時卻發現了大量鑽孔的石珠 ，和惟一的一塊鑽孔的卵石 ，而這都是馬格達林期文化之特徵。從石珠和卵石上所表現的技術看來，則當時研磨與鑽孔的技術，已經到了相當的熟練，從而推知當時的穿孔器與小型的錘擊器或雕刻刀，一定相當的銳利了。 在山頂洞文化中，最值得大書特書的，是有孔的骨針出現。據山頂洞文化報告書中所述，這裡所發現的一個骨針稍成曲形，干長 82 公分，鑽孔處的直徑是 3.1 公分，最粗的部分的直徑是3.3 公分。從形式上看，似系保存骨材之原來大小而稍加磨製，針干圓而光滑，針尖圓而銳，針孔似系用尖頭鑿的。有孔的骨針之出現，就明知當時的人類已經知道縫製皮革和編制網罟的事實。 同時當時的製作技術，既能創造出有孔的骨針，當然也能創造出有鉤的骨銛。在山頂洞雖未發現有鉤的骨銛，但卻發現了三個大魚骨，六個較小的魚的尾脊骨，這就證明了當時已有發達的漁業，從而也就可以推知在當時必有若干應用於漁撈之工具的存在。 在山頂文化中，雖沒有矢鏃的發現，但在這裡卻發現了四個鳥類的骨管，並且發現了大批的鑽孔的獸齒。其中包括有虎、鹿、狐狸、野貓、鼬鼠等各種獸類的齒。此外並發現了各種肉食獸的骸骨，如鬣狗、熊、狼、馴鹿、虎、狐等。這些禽獸的齒骨的存在於山頂洞，就指明了當時的人類已經進到了一個大規模狩獵的時代了。傳說中謂伏羲氏「作結繩而為網 ，以佃以漁」 。由此看來，此種傳說與考古學的發現適相符合。 到這一時代的終末，亦即所謂亞畿爾期，隨著狩獵採集社會經濟之更高發展，生產工具的製作技術，更加提高了。在何家溝所發現的文化，一方面表現工具的形體之縮小，另一方面工具的外形也統一了。形體的縮小與外形的統一，就說明這一時代的人類已經有計劃的控制石器，打成他們所需要的形式。由此再向前發展，便出現了新石器時代的文化，而人類也就抱著更高的目的，走進了歷史上的野蠻時代。 總而言之，在傳說中之伏羲氏時代，一方面由於勞動工具製作技術之發達，另一方面由於作為生產主體之人類的肉體型已經發展到接近於現代人的肉體型的程度。由此兩者的結合，而發揮出來的生產力便是採集——狩獵經濟之高度的發展。這一時代之末，人類也許開始了植物栽培和動物馴養之農業——畜牧的經濟。 （原載《民生史觀研究集》，194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