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綱要 · 第十章 近代時期中（1864—1894年）
第一節 各地武裝鬥爭對反動統治秩序的
繼續打擊（1864—1873年） 農民進行
恢復生產的鬥爭（1864—1880年）
太平天國革命的失敗，標誌著農民革命高潮的過去。封建統治勢力和外國資產階級逐步勾結起來建立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清政府急於消滅各地革命的武裝力量，並在封建政權一度被打倒的地區恢復剝削制度。與此同時，人民武裝鬥爭在許多地區還繼續進行了七八年之久，廣大農民則進行抗租抗稅的鬥爭和恢復農業生產的鬥爭。
捻軍在1864年以後的英勇鬥爭 太平天國失敗後，北方最活躍的農民武裝力量是捻軍。清政府攻陷南京之後，加緊消滅太平軍餘部，主要是消滅皖、浙的黃文金部和贛、閩的李世賢、汪海洋部，然後把湘系、淮系軍隊調到北方去對付捻軍。捻軍在張宗禹（張樂行的族侄）、任化邦和太平軍舊將遵王賴文光的領導下，保持著頑強的戰鬥意志，並且改善戰術，加強騎步配合作戰，連續取得了輝煌的戰果。1865年5月，賴文光指揮捻軍在山東曹州殲滅了僧格林沁統帶的清軍騎兵，擊斃僧格林沁。1866年秋末，捻軍衝破曾國藩的沿河防堵，分為東西兩路活動。東路由賴文光、任化邦率領，迴旋於黃河南岸和長江北岸之間的廣大地區中。西路由張宗禹率領攻入陝西，聯合回民起義軍，準備再和東路會師。但在強大的敵人壓迫之下，這個計劃無法實現。東路捻軍苦撐戰局，對付李鴻章所率擁有優勢配備的淮軍，並在1867年初突破包圍，在湖北獲得大勝，活捉郭松林，大破劉銘傳，但遭湘軍鮑超襲擊，敗走山東。淮軍在英法侵略武裝的支持下，扼守運河，把東捻軍圍困在山東登萊地區。1867年底，任化邦被叛徒殺害。1868年初，賴文光 率殘部突圍南下，在揚州附近被困覆沒。
張宗禹統率的西路捻軍不斷打垮左宗棠統率的緊緊尾隨他們的「老湘軍」，並和一部分回民起義軍取得了聯繫，但沒有在西北建立一個根據地。當賴文光被圍的消息傳來，西捻軍取道山西徑趨直隸，攻至北京以南的易州，接著就以暴風驟雨之勢橫掃直隸、河南、山東三省，使人數占絕對優勢的清朝軍隊疲於奔命，但這已不能挽救東捻軍的敗亡。1868年，清軍將西捻軍圍困於黃河、運河和徒駭河之間。北方這一支農民軍最後被消滅了。在清政府鎮壓西捻軍的戰爭中，英、法駐天津領事都曾派遣炮艦和馬隊直接參加戰鬥。半殖民地統治秩序就是這樣由中外反動勢力血腥屠殺中國人民而建立起來的。
捻軍在1864年至1868年這四年中艱苦作戰，縱橫直、魯、晉、陝、豫、鄂、皖、蘇八省，嚴重威脅清朝反動統治的心臟，取得許多輝煌戰果。但是捻軍沒有建立根據地，缺乏明確的革命綱領，組織有很大的靈活性而缺乏穩定性。
貴州苗民起義 五六十年代，西北和雲貴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民起義，也是全國性農民革命的一部分。太平天國和捻軍相繼失敗之後，清政府集中力量對他們進行瘋狂的鎮壓。
貴州苗族人民所遭受的是奴隸式的殘酷統治。苗族地區是土司、通事、苗漢地主和高利貸商人榨取、敲詐的場所，因而也是時常發生反抗暴動的地方。秘密宗教在這地區也積極活動。白蓮教系統的燈花教和齋教在聯繫苗族和漢族勞動人民起義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苗族僱農張秀眉是起義軍的傑出領袖，他領導群眾，自1855年春天起義以後，不斷擊敗清朝軍隊。但到1867年，湘軍大舉進攻，1870年和1871年，起義軍先後失去台拱和凱里這兩個根據地。張秀眉率領群眾扼守雷公山一年之久，於1872年4月兵敗就義。
雲南回民、彝民起義 清政府對西北和西南的漢回兩族人民，一面採取製造糾紛以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一面標榜「護漢抑回」，利用漢族地主階級對回族人民進行封建剝削壓迫。1854年，雲南漢、回地主爭奪銀礦，引發漢回互殺的許多慘案。1856年，清總督恆春、巡撫舒興阿密令州縣官吏殘殺回民。清政府推行的民族壓迫政策激起了姚州、蒙化、新興、建水、澄江各地回族人民的武裝反抗。其中在蒙化起義的杜文秀部，於1856年9月攻下大理，大理在十幾年中成為起義中心。杜文秀減輕賦稅，改善迤西（雲南西部）各地人民生活。從1862年起，清政府招降原在迤東進行反抗的馬如龍，然 後向迤西進攻。1872年李文學領導的彝族起義軍支援大理，也遭失敗。1872年底，大理城被清軍楊玉科部攻陷，杜文秀服毒後自赴清營，要求保全百姓生命。但大理仍被清軍洗屠。雲南回民起義是回族人民為了反抗清王朝殘暴統治而求自身生存的鬥爭，又是回、漢、彝族農民聯合進行的反封建鬥爭。
陝甘回民起義 陝西、甘肅回民的先後起義，都是反抗民族壓迫、反對封建剝削的鬥爭。這些起義本身不斷受到太平天國革命的影響，和捻軍也有互相支援的形勢。捻軍被消滅後，左宗棠率清軍大舉進攻陝、甘，殘酷鎮壓了陝甘回民起義。
革命失敗後農民恢復生產的鬥爭和抗租鬥爭 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失敗以後，受到農民起義沉重打擊的地主階級勢力在清朝軍事力量的支持下捲土重來，恢復殘酷的地租剝削。在「田歸原主」的口號下，許多地主重新占取土地。接著，新興湘、淮軍閥和地方官僚進行了土地大兼併。農民戰爭雖然失敗，但畢竟迫使封建政權採取一些讓步措施，清政府應地主階級的要求，在江、浙減免漕額約1/3，並且規定了「業七佃三」的減免比例。但即使這樣厚於地主而薄於佃農的不合理比例，在一些地區，如蘇州附近，仍不免變成一切蠲免全歸「業主」。因而在所謂「減漕德政」之中，偏枯的仍是農民。相反地，不斷加重的厘金、鹽課的最後負擔卻都落在農民身上。除了租稅的重擔外，農民還遭受外國資本主義和買辦資本對農產品的壓榨。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對社會經濟的破壞，大大阻礙了農業生產力的恢復和發展。但是農民反抗地租剝削的鬥爭正在逐漸展開，對於生產的恢復，起著重要的作用。
農民反抗地租鬥爭的形式是多樣的。在南京、鎮江附近，由於勞動力極端缺乏，地主階級不得不從江北招徠一批農民替他們墾耕荒廢的土地。這些客籍農民，和家鄉只有一江之隔，就經常採用「棄田而歸」也就是把收穫穀物和耕牛田具一起帶走的鬥爭方式來反抗地租剝削，並迫使清政府從1869年起允許他們在「無主荒地」墾耕，因而取得一部分土地。在蘇州附近，如吳江，農民就用普遍欠租，集體赴官的辦法，抵制地主、差役的威迫勒奪。更大規模的，如1862年安徽六合農民暴動和1872年滸墅關拔稻大鬥爭，都轟動一時。是農民在極艱苦的情況下為了維持生存和繼續進行生產所不可缺少的行動。嚴重的天災，再加上清政府沒有注意水利的保持和修復工作，1876年到1879年，主要農業地區發生了接連4年的災荒，死亡至少在1000萬人以上。1877年，僅山西一省就有500萬人死亡。許多農民只得離鄉逃荒，生 活更加困苦。
第二節 中國社會加速半殖民地化和洋務運動
政治上的加速半殖民地化 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以英國為首的侵略勢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中國封建政權。英、美、法、俄等國的公使聯合干涉中國的內政和外交。英國人赫德（Robert Hart）長期占據海關總稅務司的職位，不但把持海關行政，而且包攬其他許多事務。通商口岸的外國領事對地方官吏發號施令，隨時派遣兵艦肆行恫嚇，督促他們維持侵略者所需要的秩序，這就是所謂「炮艦政策」。更多的西方大小資本主義國家，包括普魯士、丹麥、荷蘭、西班牙、義大利和奧匈帝國（其中許多是經過英國的所謂「介紹」）也來和中國建立外交或商務關係，享受不平等條約的一切侵略權利，參加對中國的掠奪。南北戰爭後的美國資產階級正忙於開發西部的利益爭奪。他們標榜反對英國炮艦政策來取得清政府的好感，同時利用基督教宣傳來灌輸美國式的「文明」。美國經常利用1858年《天津條約》的規定，在中外糾紛中把自己打扮為居間調停人，藉以加強自己對中國國際事務的干涉，並從中取利。
1868年清政府決定遣使出洋，卻又為使臣人選和中外禮節感到為難。總理衙門竟任命剛卸任的前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ne)為「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率領由兩位中國官員、一位英國人、一位法國人組成的中國近代第一個外交使團，出訪歐美，「籠絡各國」。蒲安臣還在美國代表清政府簽訂了《中美續增條約》（即《蒲安臣條約》）。中國外交使團卻要由美國人率領，反映了晚清中國政治、外交的半殖民地色彩。
社會經濟的進一步半殖民地化 從19世紀60年代中葉到80年代之初，中國社會經濟顯著地進一步半殖民化。沿海和長江中游以下的航運，被英國太古、怡和和美國旗昌（1876年前）等洋行控制。道光年間，中國原有沙船3000餘號，成豐年間減至2000多號，到70年代之初，只剩了400號。外國銀行（如1867年在上海設立的英國滙豐銀行分行，和更早設立的英國麥加利銀行）開始操縱中國的金融市場。滙豐銀行迅速成為英國資本一帝國主義對中國實行經濟侵略的中心機構。外國銀行和洋行在中國吸收存款，發行紙幣，經營國內外匯兌，並且對清政府進行短期高利的貸款。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放通航，西方工業品在中國的進口數量顯著增加。
中國迅速地變成外國資本主義的商品市場和原料供應地。外國紡織品的進口數量逐漸增加，由洋行通過買辦網送到內地各處。這直接打擊農村家庭手工業，使已經處在飢餓線上的農民陷於更加貧困的境遇。
原料生產者也開始成為外國資本主義直接榨取的對象。在60年代，如東北的皮革，山東的帽緶，都已經被外國商人的收購組織向小生產者壓價掠奪。70年代以後，壓價收買的情形，逐漸嚴重，以茶葉為例，福建6種茶葉的每擔平均價格從1870年的36兩跌至1885年的25兩。兩湖茶價則受俄國磚茶商人的控制。
在不平等條約的壓迫和外國資本主義對生產者的直接掠奪下，中國的對外貿易逐漸喪失過去的優勢，而且呈現著性質上的變化。在七八十年代，中國舊式商業資本逐漸喪失和外國資本爭奪控制市場的能力。1883年帶有買辦性的封建商人胡光墉為了和外商競爭控制絲價而破產。茶絲這兩項長期以來最主要的出口貿易品幾乎全被外商控制了。棉花也從80年代開始大量出口（主要向日本）。
少數民族地區的牧業經濟開始陷入同樣的悲慘命運。1860年英國資本家已經派代理人到蒙古收買駝絨。1882年英商代理人到歸化城（呼和浩特）收購該地區的羊毛，從天津大量出口。中國在經濟上的半殖民地化的結果之一，就是中國農、牧、手工業的日益破產和農民與手工業者的日益貧困化。
洋務派的產生 和這種情形相適應的是封建政權的顯著地買辦化。就機構上說，1861年設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權力不斷擴充，成為清中央政府最重要的機構。兼署北洋通商大臣的直隸總督和兼署南洋通商大臣的兩江總督成為最有權勢的官吏，因為他們是「洋務」的管理者，並與外國侵略勢力發生密切的關係。
從清朝封建統治集團本身的變化上說，一批主張學習西方軍事、技術，並與外國侵略勢力關係更密切的買辦化官僚產生了，這就是所謂洋務派。洋務派在外以湘、淮軍閥頭子，特別是從1870年起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李鴻章為代表，在朝廷內以恭親王奕訴為代表。他們為維護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和擴大本集團的勢力，開展各種洋務活動。
洋務派舉辦新式軍事工業 以曾國藩、李鴻章為首的官僚軍閥，在六七十年代先後建立了一批新式的軍事工業。他們把這些措施標榜為「自強新政」。1865年，李鴻章在上海高昌廟設立江南製造總局，並在南京設立由英國人馬格里督辦的金陵製造局。這都是以前此為了鎮壓太平軍而設立的小 型軍火廠（「炮局」）擴充而成的，而且被他看作淮軍的私產。1866年，三口通商大臣（後來改稱「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設立天津機器局，供清政府直接控制的軍隊各營之用。1870年李鴻章接管後加以擴充，分設東西兩局。此後，地方性的軍火廠在內地各省也逐漸出現。這些工廠在生產上依靠外國技師，在管理上採用腐朽的官僚制度。原料如煤、鐵等主要來自外國。產品數量不大、質量不高。這些工業對國防所起的作用不大，對社會經濟沒有多少影響。其中較有成績的是由左宗棠、沈葆楨先後主持建立的福建「馬尾船政局」。這個船舶修造廠初期也依靠法國技師，並用法國人管理。在60年代，法國資產階級企圖把它變成法國侵略勢力的禁臠。這個廠前後造出小型兵船三十餘艘。這些船質量較差，不能出海作戰，只能供沿海巡邏緝私之用。該局附設的船政學堂卻培養了一批海軍和科技人才。
反對外國教會侵略行為的鬥爭 隨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的深入內地，各地人民群眾掀起了反對外國教會侵略行為的鬥爭。
一些外國傳教士以傳教和辦學堂、醫病、育嬰等「文化」「慈善」事業作為招牌，深入中國內地邊區活動。有的外國傳教士出入官府，包攬詞訟，製造「教民」與群眾的糾紛，強奪田產，甚至指使教會武裝殺害反對教會的民眾（如1869年四川酉陽「教案」），並向清政府提出撤換地方官吏的要求。這種征服者的姿態和不法行為，激起當地人民的憤慨，自發地起來搗毀教堂、驅逐外國傳教士。早在1862年，湖南、江西已經發生這種鬥爭。到60年代後期，在河北、山東、江西、安徽、江蘇、福建、台灣、湖北、湖南、四川、貴州以及許多有外國教會的地方，不約而同地都發生了群眾性反教會侵略鬥爭，當時稱為「教案」。1870年，發生了著名的「天津教案」。這個事件是由法國領事豐大業以手槍威嚇並且射擊包圍法國天主教堂的群眾而引起的。群眾給這個兇徒以應有的懲罰，並焚毀教堂。憤怒的群眾接著也打死了一批平素以征服者自居的法國教士。這個暴動使得中外反動勢力驚慌失措。清政府把曾國藩從南京調到天津來執行殘暴鎮壓的任務。他以「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顧情罪之當否」這種媚外方針，處死天津人民16人，企圖這樣抑制住人民反侵略的浪頭。
但是人民反侵略鬥爭的潮流仍在繼續往前發展，在長江流域各省活動的會黨（主要是哥老會）不久就成為反教會鬥爭的組織者。鬥爭愈來愈具有農民反侵略運動的鮮明色彩，在70年代，如1876年四川江北廳和涪陵兩地人民先後焚毀教堂多處的鬥爭，就是以農民群眾為主體的。中法戰爭期間，長江沿岸和華南人民進行更大規模的反教會鬥爭。這一直發展到70年代 而形成為鬥爭的高潮。反教會鬥爭成為這時期人民群眾反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的一種重要形式。
第三節 官辦民用企業的出現 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
洋務運動轉向民用企業方面發展 自70年代初期開始，洋務派從軍事工業轉而舉辦一系列民用企業。當時江南製造局和福建造船局糜費過多，難以維持。1871年，頑固派官吏提出攻擊，要求撤銷這些局廠，但李鴻章、左宗棠等不肯停辦。李鴻章當時致淮系官僚閩撫王凱泰函中說：「閩船創自左公，滬船創自曾相，鄙人早知其不足禦侮，徒添糜費，今已成事而欲善其後，不亦難乎」 [1] ，意思就是說，善後無策，欲罷不能。為了「求富」，並為軍用工業提供原料、經費和運輸、通訊等設備，洋務運動顯然不得不轉向民用企業方面發展。
輪船招商局 70年代初，清政府決定興辦輪船公司，其目的一是解決漕運問題，二是為中國船廠所造輪船尋找出路。1872年初，曾國藩死於兩江總督任。於是輪船招商局由北洋主辦。李鴻章調浙江省承辦海漕十餘年、由沙戶（經營舊式沙船運輸的商人）出身的候補知府朱其昂到上海設局招商，特許輪船承運一部分海漕作為補貼，並奏請戶部准借20萬串（約十三萬兩）作為「商本」，「盈虧與官無涉」。但所謂招商局是以官督商辦形式興辦的。洋務派雖然允許由商股中選出「商董」並聽任他們「自立條議」 [2] ，但實際上企業全由官僚操縱，商股沒有發言權。朱其昂向蘇浙幫商人招股，所得不多 [3] 。洋務派本想吸收「詭寄洋行」的買辦資金，也沒有成功。1873年夏間，李鴻章以招商局「資金太少，恐致決裂」，就招致由盛宣懷介紹的多年充任英國怡和洋行買辦的廣東人唐廷樞為「坐局商董」（即業務經理），目的在於招徠買辦資金。洋務派聲稱「兩月間招股近百萬」，實際上幾度募股，到1876年才實收二十幾萬兩 [4] 。從此招商局由朱其昂、盛宣懷二人代表官方，唐廷樞和另一買辦徐潤在名義上代表商方，負責經營。唐、徐兩個買辦捐得官僚的身份，實際也不代表商人利益。招商局這些「總、會、幫辦，俱由北洋 札委」 [5] ，他們把持用人「理財」之權，把招商局當作北洋外府，予取予求。盛宣懷除1882—1884幾年因被參劾離局外，前後代表李鴻章把持招商局數十年之久。民間商人股東實際沒有發言權。
開平礦務局 70年代中葉，湘、淮洋務派都在開辦採礦事業，其中最重要的是1878年李鴻章開辦的灤州開平煤礦。最初由天津海關道黎兆棠和唐廷樞等擬定的《開平礦務局章程》規定了官督商辦和每年結賬按股分紅的辦法。原定招股80萬兩，直到1880年才招得30萬兩，但開銷早已超過此數，結果只好由天津機器局、海防局等機構出官款支持。官款商股混雜，礦務局實際成為官局。最初的商股大半出自北洋官吏。1882年，股本才招足120萬兩。
電報局 1879年，李鴻章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與天津之間試設電報，「號令各營，頃刻響應」。這是中國最早創辦的電報。第二年，他在天津設立電報總局，並在天津、上海之間設分局七處，由丹麥大北公司代為購料、僱人、勘路。到1881年敷設津滬間電線，全線用銀約18萬兩。上海至南京和南京至漢口的電線於1882年和1884年相繼敷設完成。電報局也是官督商辦的機構。
機器織布局 1876年李鴻章接受黎兆棠興辦「機器織布局」的建議，派魏綸先在上海會集商人議訂節略，並函南洋提議由南北洋各籌公款，定購機器，存局生息。所議未就而魏綸先於次年到湖南勘礦。1878年冬，一個可能是買辦出身的候補道彭汝琮從上海擬出招商章程寄李鴻章，並親來謁李自稱能籌資50萬兩。李札委他為機器織布局總辦。他回滬後招不到股本。第二年他和原與他共同擬議的太古洋行買辦鄭觀應齟齬決裂。李鴻章將彭革職，另委鎮江官紳戴恆的侄子浙江候補道戴景馮「就近兼理」局務。1880年原局撤銷，就由戴恆另行籌辦，定出章程，認股的有官紳龔壽圖，鹽商候補道李培松 [6] ，商人捐郎中蔡鴻儀和戴恆自己四人各五萬兩。不久，李鴻章派鄭觀應總辦局務，龔壽圖「專管官務」。1881年鄭觀應疊以「招商局同人」（即「商人」）名義稟請出品免厘和十年專利，1882年春（光緒八年三月）李鴻章據以上奏獲准。鄭觀應成為織布局的主要籌備者。他和龔壽圖發生摩擦，因挪用款項於1884年經龔壽圖揭發，在廣東規避不回。直至1887年經淮系官僚江海關道龔照瑗清查，鄭觀應才稟稱原來號稱招到股本50萬兩， 其中14萬兩是股票押款，另有現金14萬餘兩或已放出或押股票，局中已無現銀。織布局遲至1890年才部分開工。
洋務派所辦新式企業的性質 輪、礦、電報、紡織四個局都是洋務派為「求富」而興辦的官督商辦企業，也是北洋系買辦官僚所憑藉的經濟體系。洋務派辦這些企業的目的是企圖借用西方資本主義的一些東西來維護封建統治，並增強本集團的實力和財富。這些企業有私人投資，有新式工人和勞資關係，但又受封建官僚制度的束縛，因而本身就包含著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嚴重矛盾。這些資本主義企業實際上就是官僚資本主義的最初形式。各種企業也不可能有計劃地發展，因為它們只是中國半殖民地化不斷加深過程中的產物。輪船招商局的興辦是由於外國輪船公司已經壟斷了中國沿海和長江下游航運，也是由於洋務派已經不能禁止民間「雇搭洋輪」而希望建立自己的航運企業與外商分享利潤。照赫德所擬經曾國藩略加修改的章程，中國輪船要向各海關交納和外國輪船一樣的船鈔貨稅。輪船招商局以分享利權辦法和太古、怡和訂立齊價合同，勾結妥協，共同壟斷 [7] 。電報的興辦也是由於丹麥大北公司已經於1871年從香港架設海底電線到上海，而且在1874年已經把它私行連接到陸地上來。煤礦的開採，則符合當時侵略者在中國以至遠東航運的需要。織布局的創辦是外國布匹大量進口引起的。80年代以後洋紗進口量大增，於是洋務派就想積極發展紗廠。
民族資本主義的開始產生 這個時期，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包括一些買辦商人）投資于洋務派所辦的新式企業，他們的資金成為這些企業中的「商股」。除了洋務派官僚集團的成員以及和他們有密切關係的一些人外，一般的投資者都是被侵漁的對象。在這些企業中出現了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即大資產階級）的前身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前身。
另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的前身是小型新式企業的投資者，他們資本一般不過數千元，最多也不過數萬元。另有一部分舊式手工工場或大作坊採用機器，成為新式小企業如機器繅絲業、小型麵粉廠之類，但數量很有限。民族資產階級在七八十年代都還沒有形成為一種獨立的階級力量。
帝國主義對中國社會經濟各部門的破壞，是為了把中國半殖民地化和殖民地化，但卻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自己的對立物。洋務派對民族資本採取壓迫侵漁和壟斷窒塞的手段。在外國資本主義和封建買辦勢力的雙重壓迫 下，民族資本只是在夾縫中勉強擠出一條生路，資金少，規模小，力量很弱。正因為這樣，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擺脫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羈絆，而對它們保持著既有矛盾又有依附的雙重關係，使自身具有先天的軟弱性和兩面性。
近代產業工人的開始出現 洋務運動發生時期，資本一帝國主義正在中國加緊進行半殖民地原始積累。農村自然經濟遭到愈來愈嚴重的破壞。封建統治勢力和侵略勢力密切結合，地租、高利貸剝削和資本一帝國主義榨取合為一體，這是中國民族資本不可能充分發展的根本原因。外來勢力對農村生產力的嚴重破壞只是使農民極端貧困化以至飢餓死亡。從農村游離出來的農民和破產手工業者雖然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來源，但其中只有少數人轉化為新式產業工人。有的破產流浪，成了無業游民。絕大多數農民脫離不開土地，逃不掉空前的殘酷剝削。新式產業工人也沒有遭到更好的命運。他們從四五十年代開始出現於外人在沿海各地所辦的運輸業、船舶修造業和一些進出口品加工工廠中，首先受外國資產階級侵略勢力的無情壓榨，接著又在官僚企業和民族企業中受到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的剝削。這些情況使得中國新產生的工人階級具有強烈的反抗性。
第四節 中國沿邊遭受侵略和中法戰爭
在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葉，西方資本主義在中國沿邊進行的侵略，目的在於奪取一定的地區作為獨占性的市場以至殖民地。他們並且想以這些地區為根據地向更廣闊的中國腹地伸張侵略勢力。因此，這十幾年中，沿邊侵略和侵略者對內地開放的要求是互相配合地進行的。侵略者的行動和要求不斷遭到中國人民的反對和打擊。
阿古柏侵入新疆及英、俄對新疆的侵略 早在19世紀6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在覬覦中國的邊疆地區。1867年清朝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致各省督撫書中，就說「海澨之波濤未息，山陬之游徼紛來」。60年代被侵略者爭奪的最主要地區是西北的新疆。1865年，中亞細亞浩罕汗國的一個軍官阿古柏(Yakub Beg)乘新疆回民起義的機會侵入新疆，逐步占據了天山南北的大部分地區。英俄商人也乘機而入，都得到阿古柏的優待並非法地擴充貿易（1868年），到1872年和1873年，阿古柏竟以「獨立國君主」（「艾米爾」）的名義前後和俄、英訂約，企圖分裂中國領土。這個陰謀只是由於中國堅持收復自己領土、並由左宗棠統率大軍消滅阿古柏勢力後，才被打破。新 疆大部收復後，又經過反覆交涉，1881年，被沙俄以「代管」名義占領多年的伊犁地區（除了西境霍爾果斯河以西一帶外）才歸還中國。中國使臣曾紀澤這次在俄京折衝樽俎很有功勞。
英國勢力開始侵入西藏 60年代初年英國在印度的侵略勢力，在進一步伸人中國的兩個鄰邦哲孟雄（即錫金）和不丹之後，就準備侵入西藏地區，並且派遣侵略分子以傳教遊歷為名入藏偵查。西藏地方官吏和僧俗人民對於這些「披楞」（藏語英人）侵略者不斷加以阻擋、驅逐。清政府也下令截回從內地潛赴西藏地方的外國傳教士。到了1875年，英國在占領中國一個重要鄰邦緬甸的大部地區（「下緬甸」）之後，要求從緬甸進入雲南，同時又陰謀從印度侵入西藏。
在雲南回民起義結束之後，英國就向總理衙門索取從緬甸進入雲南的「遊歷」護照，並以將近200人的武裝部隊組織所謂遊歷團。這不能不引起雲南邊境人民的警惕和反抗。1875年2月，英國翻譯官馬嘉理在蠻允地方被群眾拒絕通過，在爭執中被殺死。英國侵略者以此為藉口提出種種勒索，在1876年脅迫清政府訂立所謂《中英煙臺條約》，一面擴大在中國內地的侵略權利和侵略範圍，一面以「專條」規定英國得派員由中國內地經西藏地方到印度，或由印度進入西藏地方「探路」。英國侵入西藏的企圖受到西藏地方官民的反抗。1885年英國人馬科蕾（Macaulay)揚言要帶兵3000從哲孟雄進入西藏，但在反抗的壓力下被迫暫時推遲。
日本和美國對中國領土台灣的侵略 在這時期，更露骨的侵略還是來自海上。一方面外國侵略的矛頭指向與中國有唇齒關係的兩個鄰邦朝鮮和越南，並且企圖把這兩個國家當作跳板侵入中國的東北和西南；另一方面侵略者在中國沿海進行軍事挑釁，直接侵略中國領土。法國侵略越南並侵入中國雲南、廣西地區，引起了1883—1885年的中法戰爭；日本在美國的支持下侵略中國領土台灣，侵入朝鮮，直到發動中日甲午戰爭。
美國侵略者早就陰謀占據從元朝以來就正式成為中國領土的台灣。1856年美公使巴駕（P. Parker)向國務院提出「法占朝鮮、英占舟山、美占台灣」的建議。當時美國軍火販子（拉華雷公司等）甚至肆無忌憚地在台灣地面插上美國國旗表示強盜的心愿。1867年美國竟以台灣地方高山族襲擊美水手為藉口派遣兩隻兵艦實行武力侵犯。高山族以原始的武器英勇地擊退侵略者。日本明治維新（1868年）之後，一批軍國主義者鼓吹「征韓論」和「征台論」，得到了美國侵略分子的支持。美國資產階級企圖利用日本軍國主義給它打頭陣，在遠東創造有利於美國侵略行動的藉口和局勢。1874年 發生了日本武裝侵略中國台灣地方的事件。日本明治政府以琉球人在台灣被殺為藉口，於1874年4月派兵三千餘在台灣南部琅嶠登陸，劫掠焚殺，經當地高山族據險擊敗後，退守龜山。而日軍中癘疫流行，兵士大批死亡。美國偽裝調停人由其公使和天津領事出面勸清政府向日本妥協賠款。在美、英兩國壓力之下，清政府反而向日本賠償撫恤金等50萬兩。琉球原是獨立國，並與中國有冊封朝貢關係。1879年日本不顧清政府的強烈抗議，竟然強行吞併琉球，改為沖繩縣。
日本和美國對中國鄰邦朝鮮的侵略 1871年美艦炮轟朝鮮江華島，被朝鮮軍民擊退。1875年，日本兵船又進攻江華島，迫使朝鮮訂立《江華條約》（1876年），從此朝鮮的門戶被打開。1882年《美朝條約》是美國對朝鮮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以後歐洲各國也相繼與朝鮮簽約。在1882年朝鮮爆發的以驅逐日本侵略勢力為目的的「壬午兵變」中，或是在1884年朝鮮「開化黨」發動的「甲申政變」中，美國都積極支持日本加緊對朝鮮的侵略。
1885年初，日本公使井上馨迫使朝鮮訂立「賠款」、「懲凶」的《漢城條約》。在美國極力替日本侵略者撐腰的情況下，清政府以防備日本為目的派遣到朝鮮的官員吳大澂等，一籌莫展。結果1885年4月，李鴻章反而和日本代表伊藤博文在天津訂立了同意日本此後有權派兵到朝鮮的條約。
中法戰爭 1883—1885年法國侵略越南和中國的中法戰爭，也是中越人民反對法國侵略的戰爭。在戰爭過程中，中越人民在越南北部並肩作戰，頑強抗擊侵略勢力，多次取得勝利。同時中國人民在中國沿海許多地方展開保衛戰，又在內地各處展開大規模的反侵略鬥爭，給法國侵略者以有力的打擊。
法國侵略者在18世紀已經侵略越南，要求割地通商。到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法國脅迫越南訂立包括強割南部三省和崑崙島的不平等條約，並在1867年再次侵略越南，強割下交趾的其他三省。普法戰爭中法國失敗之後，法國資產階級妄想在東方取得補償，加緊侵略越南。1874年強迫越南訂下了實際上把越南變為法國保護國的《柴棍（西貢）條約》。到了80年代，法國更加緊控制越南，並要從紅河侵入中國的雲南。這時期雲南各地人民展開了反抗法國侵略者的堅決鬥爭。在越南北部，以劉永福為首的中國農民起義軍舊部早在1873年已有抗擊法國侵略者的輝煌戰績，現在又英勇地投入戰鬥。劉永福率領黑旗軍，在河內地區和越南軍民一齊抗法，1883年4月在河內城外紙橋大敗法軍，擊斃其主將李維業（H. Rivière)。劉永福以戰 月在河內城外紙橋大敗法軍，擊斃其主將李維業（H. Rivière)。劉永福以戰功被越南政府委任為三宣提督。此後黑旗軍就成為在越南北部抗法的一支勁旅。法國侵略者看到越南人民反抗力量不斷增大，就在8月間攻入順化，脅迫越南國王投降，使順化政府完全成為法國的傀儡，然後以全力鎮壓抗法的越南人民。
清政府的態度，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為代表，始終不敢支援越南人民反抗法國的鬥爭。在全國輿論壓迫之下，洋務派提出了「明交暗戰」的主張，就是和侵略者維持正常關係而派些沒有旗幟番號的軍隊去援助黑旗軍。後來又正式派些軍隊到鎮南關（解放後改稱友誼關）外諒山一帶駐紮，表示只求保境，不和法國決裂。1883年底侵略者進攻防守越南山西的黑旗軍，清軍將領坐視不救，引起國內輿論的憤怒譴責。但法國侵略軍卻毫不客氣地進攻清軍，1884年4月，徐延旭在北寧潰敗。法國派兵艦到中國沿海示威。清政府急調淮系將領潘鼎新到前線主持軍事，而李鴻章卻又和法國海軍將官福祿諾(E．Foumier)在天津訂立和約，並密訂日期將各路中國軍隊分別撤回。
由於前線官兵堅決還擊法國侵略者的無理進攻，李鴻章向法國妥協的陰謀失敗。於是從1884年6月到1885年4月中法戰爭又繼續了十個月之久。
在這十個月中，淮系洋務派堅持不戰。法國侵略者以偷襲手段擊毀馬江船廠和停泊在福州馬尾港口內的中國福建水師艦隊。事後北洋始終不肯抽調兵船南下參加戰鬥。進攻台灣的法國侵略軍遭到地方軍民的抗擊。在鎮南關外一帶的李鴻章嫡系潘鼎新部，絲毫沒有鬥志，1885年初竟然撤入關內，連關口都一度陷入敵人之手。沿邊軍民憤慨要求抗敵，1895年3月，年近70的老將馮子材督率各軍在鎮南關前奮勇反攻，取得鎮南關大捷和諒山大捷，法國茹費理內閣因此倒台。形勢對中國有利，但李鴻章卻已派英籍海關職員金登干(J.D.Campbell)潛赴巴黎和法外交部秘密談判，達成屈辱的協議。於是前線雖然奏捷，而撤兵之命已下。
1885年4月4日由清政府授權金登乾和法國在巴黎訂立《停戰協定》，6月9日，李鴻章與法國駐華公使巴德諾正式簽訂《中法新約》，給予法國在中國雲南、廣西、廣東三省與中越邊境開埠通商的特權。中法戰爭的結果中國不敗而敗。
第五節 中日甲午戰爭
1885—1894年即中法戰爭後到中日戰爭這十年中，是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階段。
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正在向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即帝國主義過渡，表現了更強烈的掠奪性和侵略性，列強分割世界的鬥爭更加激烈。
外國資本主義進一步控制中國市場 就對外貿易說，90年代初年資本主義國家輸入中國的貨物比70年代初年增長一倍以上，其中鴉片和棉布各占1/5，棉紗從70年代初的3%弱躍增為14%強，開始占重要位置的商品有煤油（輸入農村作燈油用）、染料、針等物。而機械在輸入的貨物中所占比重不及1%。中國市場進一步被外國資本主義控制，中國農村的自然經濟也進一步被破壞了。中國輸出的貨品茶絲兩大宗從70年代初年的占出口總值80%，減為不及60%。大豆（1%強）、豬鬃、皮革、菜油和短絨棉花（5%弱）等農業品和原料都是被搜括出口的對象。這都說明中國經濟的進一步半殖民地化和農村被榨取的情況日益嚴重。
外國侵略勢力深入朝鮮 由於洋務派官僚對外實行妥協政策，邊疆危機沒有緩解而是更嚴重了。日本在美國的支持下，積極準備大舉侵入朝鮮和中國東北部。當時全世界幾乎被資本主義各國瓜分，朝鮮成為美、英、俄、法、德和日本爭奪的場所。李鴻章、袁世凱 [8] 等想在朝鮮發展北洋勢力，這當然不能防止英、美各資本主義侵略勢力的深入朝鮮。就朝鮮局勢而言，北洋派官僚軍閥正是前門拒虎後門引狼，日本勢力沒有被阻擋，而英、美以至沙俄的侵略勢力反而愈來愈深入。前後通過李鴻章推薦到朝鮮充當外交、財政官員的德國人穆麟德（P. G. von Möllendorff）和美國人德尼（O. Denny)，先後把沙俄和美國侵略勢力引進朝鮮。德尼在1890年居然推薦前此勾引日本侵略台灣的美國人李仙得充當朝鮮稅務司。李鴻章所標榜的「以夷制夷」的政策，其結果只是使朝鮮和中國更多受制於西方列強和日本。
英國吞併緬甸、侵犯西藏 英國在中法戰爭之後，以防止法國勢力進入「上緬甸」為藉口，急忙實行對緬甸的全部的侵占。1885年底，英國侵略軍攻入當時緬甸首都曼德勒，俘虜緬王。1886年7月清朝政府被強迫和英國簽訂條約，承認英國吞併緬甸的事實。
英國雖然在1886年假裝答應放棄侵入中國西藏地方的野心，但1888年，英軍悍然向中國西藏地方隆土山要隘發動進攻。1890年清政府和英國訂立了《藏印條約》。1893年12月，清政府又訂《藏印續約》，同意英國開放亞東為通商地點，於是英國打通了侵入西藏地方的大門。
官僚集團加緊控制新式企業 從80年代中葉開始，北洋官僚集團變本加厲地把所辦的民用企業變為派系私產。商股遭侵吞，洋債侵入並控制了輪船招商局。80年代後期的五六年中，淮系洋務派計劃大借外資，和美國合辦「華美銀行」，以銀行為「總樞」舉辦各項「新政」，以大量出賣鐵路利權為交換條件。前後數次交涉，都因為遭到朝野輿論的激烈反對而中止。淮系洋務派在機器織布局的名義下，對紡紗業也進行壟斷，由官僚投資經營的「紡織新局」 [9] 於是產生了。新洋務派官僚張之洞，得李鴻章的特別許可，在廣東籌設紡織官局，不久他移督湖廣，就將工廠移設武昌，成立湖北紡織官局。張之洞得到北京的支持，在淮系之外另樹一幟，開辦了許多「官局」（即官辦工廠），但企業本身都成為官僚機構，沒有發展前途。李鴻章的上海織布局在1893年遭火焚毀。1894年他派盛宣懷接手重建，改稱「華盛紡織總廠」。當時十年專利已經滿期，各地紳商也在討論設立紗廠。所以李鴻章和盛宣懷等在計劃重建華盛紡織廠時就決定在上海、寧波、鎮江等處集股分設10廠，「官督商辦」，限定全國紗機40萬錠，布機5000張。這時期實際成立的有華盛、華新（即「紡織新局」）、裕源、裕晉、大純5廠，均在上海，另有通久源廠，在寧波。
初期的改良思想 80年代剛誕生的中國資產階級對於挽救民族危機和發展資本主義開始提出一些見解，發出一些呼聲，但還不可能形成一種政治運動。孫中山 [10] 在中法戰爭後已經認為清政府日益衰落，但他在1894年還上書李鴻章，要求實行改革，以達到「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康有為 [11] 在1888年感到民族危機的嚴重，上書皇帝要求下詔罪己，雖然已經主張「變法」，但只是發揮了「法弊必變」的老說法，還沒有揭示具體的政治內容。早期改良思想家開始抨擊官辦企業的壟斷和官督商辦的侵漁。《盛世危言》的作者鄭觀應說「官不能護商，而反能病商」。他 們憧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政治，以為有議會政治就可以「達民情、張國威、御外侮」 [12] ，而且把議會政治看作可以是封建地主和資產階級聯合的政權，他們對於洋務派除了反對官僚包攬商務而外，也沒有從政治上和思想上同他們劃清界限。
這個時期農民鬥爭潮流逐漸高漲。1891年長江一帶數十城市的暴動，是會黨領導的反對各地外國教會的武裝鬥爭的重要發展。這些鬥爭有很多農民參加，有的發展為反對封建統治的武裝起義（如四川大足余棟臣的起義）。這些鬥爭使清政府和外國侵略者都受到很大的震動。
甲午戰前的國際國內形勢 在國內外矛盾極端尖銳的形勢下發生了1894—1895年的中日戰爭。這是日本軍國主義者以吞併朝鮮並向中國大陸擴張為目的而發動的侵略戰爭。
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已進入帝國主義時代，東亞成為殖民主義侵略勢力的爭奪焦點。朝鮮更是日、俄、英、美的角逐場所。當時西方國家和日本都把中國看作它們侵略朝鮮的障礙。於是英國採取勾結日本進攻朝鮮的方針，並且逐漸形成英、美、日聯合的形勢。日本軍國主義者以十年的時間暗中準備一舉摧毀中國海陸軍力的戰爭。以西太后和李鴻章為代表的清朝統治集團，卻在外交上妥協退讓，在國防上坐視軍備的廢弛。
1891年李鴻章奏報「綜核海軍戰備，尚能日新月異。目前限於餉力，未能擴充。但就渤海門戶而論，已有深固不搖之勢」 [13] 。他一味飾詞敷衍以逢迎西太后的鋪張浪費。直至1894年中日戰爭前夕，他還奏稱據英國水師提督查看，大連炮台「工堅費省」，「各局廠製造西洋槍炮、藥彈、水雷均能力求精進」。由於1888年北洋海軍成軍後就不再添船購炮，實際上，中國軍備和日本相較已略處於劣勢。李鴻章卻把希望寄托在一旦中日發生衝突時由英、俄出面排解，於是中國在外交上和軍事上陷入完全被動地位。
日本發動侵略戰爭 1894年朝鮮發生了東學黨農民起義，日本決定乘機下手。朝鮮統治者同時向中國和日本乞援，日本駐朝鮮署理公使杉村就向袁世凱假意表示：如果清政府派兵到朝鮮，日本不會借題出兵。6月初，淮軍葉志超部開抵朝鮮牙山，但日本先已設立大舉侵朝的大本營。6月9日，日軍在仁川登陸，由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率領一部分侵略軍於次日進駐漢城，日軍陸續開抵漢城。14日，日本政府通過所謂「朝鮮內政改革案」， 並決定以武力執行這個把朝鮮變為日本殖民地的方案。正如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在他的回憶錄中所說的，「日本假借這個好題目」，是為了「索性藉此時機促成中日關係的破裂」 [14] 。李鴻章看到形勢緊張，急命袁世凱和大鳥磋商「中日同時撤兵」。大鳥拒絕撤兵，但佯稱「不再添兵到朝鮮」。這連袁世凱都認為不可靠，因為「前言俱食，後言何可信」 [15] 。李鴻章依然把希望完全寄託於英、俄對日本施加壓力。6月25日，他電袁世凱說俄皇已訓令駐日俄使「勒令〔日本〕照華議同時撤兵」。他又令葉志超的部隊「仍靜待勿妄動」 [16] ，並電斥丁汝昌說：「日雖添軍謠四起，並未與我開釁，何必請戰。」 [17] 這樣，海陸軍將士都在思想上被解除武裝了。接著，在26日，日本公然提出「改革朝鮮內政」的要求後，英國立即通知俄國「絕對不願對日本採取威脅手段」 [18] 。然而李鴻章到了7月1日還幻想要求英國派海軍到橫濱「勒令撤兵，再議善後」 [19] 。
西太后和李鴻章的妥協求和路線引起了清統治集團中一部分言官的反對。以戶部尚書翁同龢為首的主戰派，形成了一個擁護光緒皇帝的「帝黨」，反對當權派西太后系官僚，即所謂「後黨」。侍讀學士文廷式揭露李鴻章「終身以洋人為可恃，……至今日而天下之利權歸於赫德，北洋之兵權歸於德璀琳，故一有變端，徬徨而罔知所措」 [20] 。在7月14日「速籌戰備以杜狡謀」的密諭 [21] 催促下，李鴻章擬出了他的作戰計劃，即加調衛汝貴、左寶貴等軍進平壤，而命令葉志超撤出牙山退到平壤，把朝鮮南部完全放棄。但日本先下手了，7月23日，日軍占領朝鮮王宮，控制朝鮮政權。25日，日本海軍在牙山口外的豐島附近偷襲擊沉中國運輸船高升號。同日，駐牙山地區的葉志超、聶士成等部在敵人進攻後潰退平壤。於是8月1日，中國和日本同時宣戰。
平壤之戰 局勢本來還是很有可為的。雖然朝鮮政府已經為日軍所控制，但是朝鮮人民仍以極高的熱情支持中國軍隊，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軍。中 國集中在平壤的軍隊數達二萬多人。日本還沒有控制海上航路，不敢把軍隊送到仁川登陸，而取道離平壤一千多里的釜山，因此運輸很遲緩。中國軍隊本來有較充裕的時間進行戰守準備，但是淮軍和東北系軍隊不相統屬，沒有積極備戰。到了9月15日敵軍進攻平壤，據守北城的總兵左寶貴率部堅持抵抗，壯烈犧牲。但身為主帥的葉志超，卻倉皇下令大軍後撤，一直退過鴨綠江。
黃海海戰 僅僅兩天之後（9月17日），北洋海軍與日本艦隊在黃海開戰。中國方面雖然船艦噸數較多而速度不及敵人，在戰鬥中損失很大。但許多將士都能捨身殺敵。「致遠」艦受重傷後，管帶鄧世昌鼓輪猛衝求撞敵艦，中炮火壯烈犧牲。「經遠」艦管帶林永升和全船士兵堅持戰鬥，與船俱毀。海戰結果日本海軍也受了重創。但在這一次海戰後，李鴻章下令海軍只能守口，「不得出大洋浪戰」，放棄了制海權。於是陸路戰事形勢也就更加不利了。
清軍在遼東、威海一再失利 投降派屈辱求和 後黨官僚和淮系洋務派不從平壤和黃海兩個戰役中吸取應有的教訓，反要利用軍事的失敗作為政治資本來壓倒主戰的輿論。9月底恭親王奕訴再度主持總理衙門，一意主張由英國調停，竟然表示願意賠款。日本軍國主義者乘機加緊進攻，從10月下旬開始，一路日軍渡鴨綠江攻陷九連城和安東，另一路日軍在花園口登陸，占領鳳凰城和金州，從後路包抄攻陷防務號稱鞏固的大連和旅順。遼東半島全部陷落，日軍占領旅順後屠殺當地居民二萬餘人。主和派就把希望寄托在表面中立、暗中支持日本的美國，請它或是單獨出面，或是聯合歐洲各國調停戰事。由於美國方面的示意，清政府在年底派遣戶部侍郎張蔭桓和湖南巡撫邵友濂為全權大臣，聘請曾任美國國務卿的科士達（J.W.Foster)作為顧問，前往日本廣島議和。日本一面利用和談的空氣來麻痹清朝統治集團，繼續進攻；一面拒絕承認張、邵的「全權」，迫使他們立即回國，並通過科士達要求清政府派遣確能代表它割地求和的最上層人物如奕訴、李鴻章等。1895年2月中，北洋海軍在威海衛全軍覆沒，投降派如奕訴、孫毓汶等就內定割地求和。到3月中，主戰派推薦的湘軍在關外潰敗，牛莊、營口、田莊台等地接踵淪陷。日本海軍攻占澎湖列島。於是西太后、李鴻章等向侵略者表示完全屈服。
投降派的屈膝求和和人民的英勇的反抗是一個鮮明的對照。就東北地區說，岫巖群眾以抬槍和敵軍相持多日，遼陽群眾扼險拒敵，迫使敵人放棄占領遼陽的企圖，奉天東邊道一帶民團向敵人反攻，收復被占領的寬甸城。 當時中國海陸軍雖然受挫，但是全國人心奮發要求抵抗，而日本已經罄其所有海陸軍力量作孤注一擲，如陸奧宗光所說的「國內軍備殆已空虛」，軍需也已告缺乏 [22] 。假如中國堅持抵抗，日本就要捉襟見肘，難以為繼。因此，中日戰爭的失敗結局，是國內反動派的投降路線造成的。
馬關條約 1895年4月17日李鴻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馬關談判簽約，《馬關條約》主要內容為：1．朝鮮完全「自主」，實際上即承認日本對朝鮮的控制，並禁止中國協助朝鮮抵抗日本的侵略。2．割讓遼東半島、台灣、澎湖列島。3．賠償日本軍費二萬萬兩。4．允許日本資本家在通商口岸設立各種工廠。5．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允許日本商船駛到上述各地。日本軍國主義從中國侵占土地，勒索巨款，並進一步掠奪物資財富來發展它的帝國主義勢力。馬關條約標誌著外國對華侵略進入帝國主義新階段。
「公車上書」和興中會的成立 中國人民不能容忍清政府的割地求和。馬關「議和」條款傳出後，以康有為為首的在北京應試的舉人簽名上書，主張遷都抗戰。這次轟動一時的「公車上書」也就是開明士紳和資產階級化知識分子展開政治運動的前奏。孫中山於1894年冬在檀香山華僑中間秘密組織革命團體「興中會」，到1895年2月又在香港成立興中會總會，組織廣州一帶會黨，預定當年秋末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但以事機泄露而失敗。孫中山在這時期還沒有明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綱領，興中會這樣的團體也帶有濃厚的舊式秘密組織色彩。
台灣人民的抗日鬥爭 台灣人民保衛祖國神聖領土，抗擊日本侵略軍的武裝鬥爭是甲午戰爭中最有聲色的一幕。《馬關條約》傳出之後，4月25日，台北人民罷市抗議，宣告餉銀不准運出，稅收留供抗敵。台灣士紳致電清政府反對割地；人民發出檄文誓殺李鴻章等賣國賊。5月底，日軍先在基隆東面三貂角強行登陸，開始侵台戰爭；6月2日，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代表清政府在基隆口外日艦上處理「讓渡」手續。從5月底到6月初，台北士紳推巡撫唐景崧為總統，企圖在「台灣民主國」自主抗戰的名義下抵抗日本侵略者。但到6月初，基隆失陷，台北、台中的官紳倉皇內渡，敵軍從台北向南進攻，台灣人民擁護台南守將劉永福進行浴血抗戰。英勇的台灣軍民先後在台北新竹和台中彰化、雲林等處阻擊敵人。劉永福的親軍七星隊在彰化的保衛戰中，幾乎全部壯烈犧牲。10月間，日軍海陸聯合進攻，台南守軍彈盡援絕，於21日失陷。劉永福事先乘船內渡。台灣人民在各地繼續堅持反抗鬥爭。
第六節 民族危機和社會變化
甲午戰後帝國主義加緊宰割中國 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像洪水一般衝進中國。歐美壟斷金融資本已經不以對中國的商品傾銷為滿足，而要求直接控制中國領土，以保障資本輸出的最大利益。當時全世界大部分經濟落後的地區已被帝國主義國家瓜分完畢，它們在中國的爭奪就表現得特別尖銳、激烈。但是帝國主義者畢竟不能以瓜分非洲一樣的方式來瓜分中國，而且它們害怕中國再發生像太平天國那樣猛烈的革命運動，因此它們一面維持清朝政權，一面分別奪取「租借地」和鐵路線，劃分「勢力範圍」。中國的領土完整和主權遭到更嚴重的破壞，東北和山東的一部分地區（如所謂「租借地」和鐵路附屬地帶）開始遭受殖民地式的統治。帝國主義瓜分宰割中國的陰謀正在不斷醞釀和發展。19世紀最後5年，中國面臨的民族危機空前嚴重。
俄法集團在戰後第一次大借款期間的勒索侵占 甲午戰爭後，《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給日本，俄國認為此舉損害了它在中國的侵略利益，便糾合法、德兩國，一面迫使清政府加付3000萬兩的所謂「贖金」給日本，一面促使日本把遼東半島退還中國。俄、法兩國結成一個侵略集團，又以「遼事出力應有酬勞」為理由，向清政府肆行勒索。為了償還對日本的第一期「賠款」，清政府在1895年7月6日，和俄、法銀行家簽訂了一個由沙俄政府出面擔保的四億法郎（約合一億兩白銀）借款合同，借款實收94.125%，年息四厘(4%)。俄、法銀行家聯合組織了「華俄道勝銀行」，提出控制中國財政的目標，如「承包稅收」「經營有關中國國庫的各項業務」「發行貨幣，償付中國政府所負的債息」，以及「修建中國境內的鐵路及安裝電線」等等。在借款交涉的過程中（6月20日），法國脅迫清政府割給雲南邊區的猛烏、烏得等地，開放雲南河口、思茅為商埠，並給予法國在雲南、廣西、廣東三省開礦的優先權 [23] 。貸款合同成立之後，9月間，法國又要求由「費務林公司」（Fives-Lilies）修建並經營從越南同登伸到中國龍州的鐵路 [24] ，並於次年（1896年6月5日）訂立這項合同。這就開了外國侵占中國鐵路線的惡例，也就是後來 法國強修滇越鐵路 [25] 的先聲。此後法國就把西南三省看作它的勢力範圍，並計劃進一步向四川擴張。俄國不斷向北京施加壓力，積極支持法國。英國一面和法國約定無論何方在四川、雲南兩省取得的特權，均由雙方分享（1896年1月15日《倫敦協定》），一面又乘機向總理衙門強稱「兩烏」的割讓損害英國利益，要求把雲南邊區野人山地方割給英國，並開放西江通商，作為「補償」 [26] 。
英德集團奪取第二次大借款權 沙俄在北京的政治勢力和法國的金融資本結合起來，形成對中國南北夾攻的陣勢。英國就和被俄、法撇開了的德國聯合組成另一個侵略集團。於是1896年初，在清政府為籌措對日本第二期「賠款」而進行的借款交涉中，就出現了兩個帝國主義集團爭相向中國貸款的鬧劇。總理衙門大臣說自己「終日處在虎豹叢中」 [27] 。3月23日，第二次貸款權被英國「滙豐銀行」和德國「德華銀行」搶走了，這個高利貸合同規定借款數目1600萬英鎊（約合一億兩），九四折扣，年利五厘（5%），償款期限為36年，不得提前償清；同時又規定款未償清前海關行政不得改變，這樣來保證英國人占據海關總稅務司的位置 [28] 。
沙俄誘訂中俄密約和奪取中東路 沙俄在「共同防日」的幌子下，引誘清政府和它訂立盟約，從而實現侵占東北甚至華北作為勢力範圍的陰謀。這時清朝統治集團中親俄派頭子是西太后和李鴻章。李鴻章「一意聯絡俄人」，主張完全投靠沙俄。親英派的長江流域疆吏，如劉坤一、張之洞等，這時也建議和沙俄締訂密約 [29] 。沙俄先由公使喀西尼（A.Ⅱ.Kaccини）要求建造通過東北的鐵路，以便將俄國的西伯利亞鐵路和海參崴聯接起來。它又利用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禮的機會，指名要李鴻章充賀使，和俄國財政大臣維特(Bиттe)進行秘密談判。1896年6月3日在莫斯科簽訂的所謂「中俄密約」，在對日防守同盟的名義下，規定由道勝銀行在黑龍江、吉林修造鐵路，給俄國以必要時運兵過境的權利。接著清出使俄、德大臣許景澄在9月間和道勝銀行簽訂《東省鐵路合同》，這就成為沙俄占據中東鐵路及其附屬 地帶的根據。
各國激烈爭搶盧漢路權 帝國主義國家對於貫穿中國心臟地區的盧漢（盧溝橋到漢口）鐵路線，爭奪尤為激烈。張之洞原是這條鐵路的倡議者。早在1889年，他從兩廣總督任被調到湖廣（即湖南、湖北），主要就是為了主持修路事宜。但是，1890年，李鴻章主張將該路經費移建京奉鐵路。1896年，清政府頒發「上諭」，招殷實華商承辦盧漢路，但問津者都是以外商資金冒名影射的買辦商人們，其中包括工部尚書許應騤（廣東番禺人）的堂弟許應鏘。真正華商吃過洋務派「官督商辦」的虧，不敢再來嘗試。到了8月間，由於買辦官僚盛宣懷的建議，張之洞和直隸總督王文韶聯銜上奏，請借外債，並設立「鐵路公司」，還推薦盛宣懷任督辦。於是帝國主義各國展開爭奪。首先俄法集團由法國公使施阿蘭(A.Gérard)出面，要求法商承辦 [30] 。繼之，和盛宣懷勾結的美國壟斷資本洛克菲勒、哈里曼集團的「華美合興公司」派遣前參議員華士賓（W. D. Washburn)為代表，到上海、武昌活動，要求「包辦全工，事權獨攬」 [31] 。最後，英、德兩國資本家提出聯合要求 [32] ，並要承辦粵漢鐵路。這些侵略目的如此明顯，爭搶又如此激烈，清政府當然不敢答應。於是1897年5月，在法國迫使清政府保證海南島「不割讓」之後兩個月，張之洞決定向一個「歐洲小國」比利時的銀行團借款並決定用比國工程師監修鐵路，以免這條幹線落入歐洲強國手裡。7月27日，鐵路借款合同 [33] 正式簽訂。但是比利時銀行團實際上卻是法、比金融資本的聯合組織，結果這條鐵路依然被俄、法集團控制。於是英國向東北展開攻勢，和山海關到奉天（瀋陽）線鐵路督辦、親英派官僚胡燏棻商定任用英國人金達（Kinder)為技師長。10月18日，俄國警告英國說，「俄國政府認為，同俄國邊界接壤的中國各省，必須不落入俄國之外的任何國家的影響之下」 [34] 。
俄、德、法占奪海港和強劃勢力範圍 到了1897年底，帝國主義開始以武力強占中國沿海港口，民族危機達到空前嚴重的階段。11月4日，德國藉口山東曹州巨野縣群眾焚毀教堂殺死德教士，派遣海軍占領膠州灣。德國在中日戰爭後，一直蓄意奪取中國港口，在它計劃中考慮過的有大鵬灣、廈門、舟山和膠州灣等處。1896年，李鴻章從俄國到西歐遊歷，德國外交部 就向他流露過這個意思。李鴻章提出交換條件，希望德國允許增加中國關稅以提高他個人在清統治集團中已經沒落的政治地位 [35] 。1896年底，德國公使海靖向總理衙門公然索取膠州，但俄、法暗中通知清政府不得應允德國要求 [36] 。1897年底，在沙皇尼古拉向德皇威廉表示不反對德國侵占膠州之後 [37] ，德帝國主義悍然侵占膠州灣（青島）。清政府下令不許山東官兵進行抵抗。德國照會俄國，承認它「不僅把朝鮮而且把華北全部包括北京與黃海都劃在內的獨占勢力範圍」，並且聲明支持俄國在亞洲和其他地方的侵略政策 [38] 。於是俄國一面表示支持德國的侵占行為，一面於12月14日突然將艦隊駛入旅順口，開始了對旅大地區的侵占。德國外交部向俄國表示支持，並以「這些事情將標誌著中華帝國慢慢的和逐步的瓦解」 [39] 而表示快意。
1898年3月6日，李鴻章同德國簽訂了《中德膠澳租界（實即「租借地」）條約》，租期99年。三星期後（3月27日），李鴻章、張蔭桓等又同俄國訂立了《旅大租地條約》，期限25年，可以延長。中國在這些「租借地」的行政權和駐軍權都被剝奪。德國還取得從膠州經濰縣、濟南直至「山東邊境」和從膠州經沂州、萊蕪到濟南的兩條鐵路線的獨占權，並且壟斷沿線兩旁各30華里以內的礦產。德國不久開始修建膠濟鐵路。山東全省成為德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俄國在「租約」中，還取得直達旅大的中東鐵路支線（包括後來所謂「南滿鐵路」）及其經過地方鐵路利益的獨占權 [40] 。東北全部成為它的勢力範圍。再過14天（4月9日），清政府又同意了法國提出的雲南、廣西、廣東三省「不割讓」，廣州灣（湛江）「租借」99年和全國郵政管理權的要求。於是俄、德、法三國在中國劃定了「勢力範圍」。
英國爭奪勢力範圍和第三次大借款權 半世紀以來在中國維持著最優越的侵略地位的英帝國主義，加緊要求增強它在政治上和財政上對中國的控制，企圖永久占據海關總稅務司的地位。它積極擴充在長江流域和華南各省侵略勢力，陰謀進一步伸入華北。事後企圖把自己粉飾為熱心維護中國領土完整的英帝國主義，在1897年底和1898年中，不但積極參加了勢力範圍的爭奪，而且提出了廣泛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侵略要求。1897年秋， 英國先由一個公司出面，與盛宣懷草簽第三次大借款1600萬英鎊的合同，然後由英公使竇納樂（C. M. MacDonald)向總理衙門要求粵漢、滬寧、寧漢三條鐵路權，作為交換條件 [41] 。交涉延至膠州、旅大被侵之後，英國又提出更多的要求，包括對中國重要稅收（海關、厘金、鹽課、常關）的管理權和從緬甸修鐵路到長江流域的權利 [42] ，同時要求開放大連和進一步保證它永遠占據海關總稅務司的地位。於是俄國以李鴻章為內應，來進行對第三次借款的競爭。1898年1月15日，俄國以「絕交」恫喝清政府，迫它拒絕英國開放大連的要求 [43] 。總理衙門也不敢接受英國貸款及其附帶條件，而於2月10日向英國保證凡當英國對華貿易「超過他國」時由英人充當總稅務司；又於次日照會英國，「揚子江沿岸各省」不以「租押或其他名義讓予他國」 [44] 。長江流域這個廣大地區竟然成為英國的「勢力範圍」了。清政府在英、俄之間，左右為難，一度想不舉行第三次借款而籌辦國內公債，因此發行了「昭信股票」。但它本身威信早已掃地，民間應者寥寥。結果3月1日，清政府仍然同意簽訂由赫德陰謀撮合的滙豐、德華兩銀行的1600萬英鎊借款合同。合同規定：八三折扣（83%）付款，年息四厘五（4.5%)，期限45年；在同時期內，海關總稅務司由英人充任；蘇州、淞滬、九江、浙東厘金和宜昌、鄂、皖鹽厘統歸總稅務司徵收管理。帝國主義貸款的高利貸性質一次超過一次；英國不但控制中國海關而且部分地控制中國的厘金、鹽稅了 [45] 。
英國在南方藉口抵製法國的勢力範圍，在6月間，強劃九龍深圳灣到大鵬灣（即九龍半島新界地區）為定期99年的「租借地」，只許中國保留九龍城內地面和從九龍通至新安的陸路以及附近的一個碼頭 [46] 。在北方，它又藉口抵制沙俄勢力，將軍艦集中威海衛，於7月1日和慶親王奕劻等訂立專條，把劉公島和威海灣內群島以及全灣沿岸十英里地面強「租」25年 [47] 。英國還提出五條鐵路幹線的要求，包括天津鎮江線，晉、豫到長江線，廣州九龍線，浦口信陽線和蘇杭寧波線。總理衙門在9月6日居然照復接受除津鎮一線外這一在中國腹地的龐大鐵路系統的侵略要求。英國又於10月間，強 迫清政府簽訂了包括北京經天津至山海關和從山海關到營口兩條鐵路線的所謂《關內外鐵路借款合同》。為了奪取津鎮這條重要鐵路權，英國和德國談判劃分鐵路投資的範圍（1898年9月英德協定），並加強英德金融資本的合作，終於在1899年5月，迫使清政府和英德銀行團訂立草合同，規定津鎮鐵路北段歸德國建築，南段歸英國建築 [48] 。1899年4月，英俄締結協議，互相承認分別在長江流域和長城以北的「勢力範圍」。
在英國的支持下，日本於1898年4月取得了福建省「不割讓」的保證，把福建劃為自己的勢力範圍。
瓜分局勢的形成 這樣，在1896—1898的兩三年中，中國大部分地區被帝國主義劃作勢力範圍，中國沿海的重要港口被外國侵占或控制，中國主要鐵路幹線都落在外國手裡，連粵漢路路權也在1898年4月被當時還忙於進行對西班牙戰爭的美帝國主義搶去了 [49] 。
列寧指出：「歐洲各國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國政府）已經開始瓜分中國了。不過它們在開始時不是公開瓜分的，而是像賊那樣偷偷摸摸進行的。他們盜竊中國，就像盜竊死人的財物一樣，一旦這個假死人試圖反抗，它們就像野獸一樣猛撲到他身上。」 [50]
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這幾年中，中國社會經濟發生了新的變動。自然經濟的基礎遭到更大的打擊，農民生計日益窮蹙，同時民族工業有了初步的發展。
甲午戰後帝國主義設廠壟斷中國工業 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資本輸出，除了攫奪中國經濟命脈如路礦等之外，還設立各種工廠，企圖壟斷中國工業，首先是紡織業。1897年在上海正式開工的，就有英國怡和、老公茂，德國瑞記和美國鴻源四個紗廠。英國又收買中國官商合辦的裕晉紗廠，改名協隆。這五個廠共有紗錠16萬枚。日商東華紗廠不久也在上海開設。帝國主義各國政府加緊鼓勵他們的資本家進行投資。甲午戰爭前，上海原有由盛宣懷控制的中國官商合辦的紗廠五家，紗錠十幾萬枚 [51] ，中國每年仍輸 出大量原棉（主要向日本），而從印度輸入大量棉紗。在侵略特權庇護之下，帝國主義把上海變成它們在華紡織業的中心。中國紗廠漸難立足，不斷倒閉、出賣（如裕晉）、「出租」或招洋商入股（如裕源紗廠）。帝國主義資本輸出的結果，首先是對於中國工業的壓迫。
民族工業的初步發展 但是外資的大量侵入，不能不在一時期內刺激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馬關條約》後，清政府既允許外人投資，也就不能禁止民間設廠。洋務派對工業壟斷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官辦企業不能維持，「官督商辦」的信用也已喪失乾淨。因此，在一部分官僚（如胡燏棻）和資產階級維新派（如康有為）的呼籲下，清政府諭令各省「招商多設織布、紡綢等局，廣為製造」。於是國內商辦工業的興起，就成為不可遏阻的事情。1895—1898年間，根據不完全的統計，新創辦的廠、礦五十餘家，資本約1200萬元。在紡織業方面，上海外國紗廠林立，華廠易受傾軋。於是無錫業勤紗廠（1896年）、蘇州蘇綸紡織廠（1897年） [52] 、杭州通益公紡織廠（1897年）和南通大生紗廠（1898年）先後興辦。繅絲工廠在上海、蘇、杭等地迅速增加，1898年僅上海一處就達二十家左右。麵粉、火柴等公司在國內各地紛紛開設。1897年，張之洞奏說：「數年以來，江蘇、浙江、湖北等省陸續添設紡紗、繅絲、烘繭各廠約三十餘家。……滬、蘇、江寧等處有購機器製造洋酒、洋蠟、火柴、碾米、向來火者。……陝西現已集股立機器紡織局。……四川已購機創設煤油，並議立洋蠟公司。……山西亦集股興辦煤鐵，開設商務公司。至於廣東海邦，……近年新增必更不少，天津、煙臺更可類推。湖北、湖南兩省已均有購機造火柴及榨棉油者。湖南諸紳現已設立寶善公司籌儀各種機器製造土貨之法，規模頗盛 [53] 。似此各省氣象日新，必且愈推愈廣。」 [54] 這是對當時資本主義發展情況一個很生動的寫照。但是民族資本還只是封建經濟汪洋大海中的一些小島，沒有力量對抗帝國主義巨大資本對中國工業的逐漸控制。
大資產階級勢力的迅速擴張 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密切聯繫的大資產階級勢力，在這時期卻在迅速擴張。盛宣懷系官僚買辦集團不但繼承了洋務派的衣缽，並且加緊投靠帝國主義。除了仍舊握有輪船招商局、電報局以 及上海華盛總廠的紡織系統外，盛宣懷又從張之洞手中接收了湖北的漢陽鐵廠。華盛紗廠以不斷捏報虧折的手法，成為盛氏的私產。漢陽鐵廠後來和大冶鐵礦、萍鄉煤礦合組成為漢冶萍公司，愈來愈多依靠日本資本家而逐漸被日本帝國主義所控制。盛宣懷又把盧漢路的「鐵路公司」偷偷改為「鐵路總公司」，企圖依靠外資把持全國鐵路。1897年開業的中國通商銀行，也具有濃厚的封建買辦性質。盛宣懷擬定的營業辦法是「於通商大碼頭用洋人為總管，於內地各省用晉人為總管，……專用西幫，仍懸通商銀行招牌，而悉照西號（山西票號）辦法」 [55] 。在他心目中，銀行只是山西票號的化身和準備償付外債的厘金鹽課的收存所，甚至還要允許英國公司派員駐行查核 [56] 他所招欖的銀行股東，大部分是官場人物。號稱中國第一家新式銀行的通商銀行，就是這樣露骨的官僚買辦的金融機構。它對於民族工業當然不可能起真正的推動作用。官僚買辦勢力的發展和帝國主義加緊侵略的形勢是分不開的。
發展較為顯著的民族資產階級上層 微弱的民族資產階級在這時期有了初步的發展。中下層力量發展得十分有限。上層力量的發展較為顯著。更多的官僚富商，即所謂「紳商」，投資於新式工業，他們本身亦官亦商，和封建勢力有密切關係。他們投資的企業隨時有被帝國主義擠倒的危險。他們和官僚買辦勢力之間也存在著矛盾。如無錫業勤廠主楊宗濂兄弟本來依靠淮系而成為上海織布局的投資者。楊氏兄弟都身兼官商。楊宗濂本人和翁同龢關係極密 [57] 。1893年，織布局被焚，李改派盛宣懷接管，並改組為華盛總廠 [58] 。楊氏兄弟只好另行設廠，這樣才有1896年無錫業勤紗廠的設立。楊氏兄弟一面和盛宣懷官僚買辦集團有利益矛盾，一面又和官僚勢力有密切關係。蘇州和南通的紡織廠最初是由有關地方當局派紳招集商股，以官商合資形式組織成立的，因而在開始時都是官商不分的，但不久由於形勢的改變，改為「由商承辦」（如蘇綸紡織廠），或實際變成商辦（如大生紗廠）。蘇 綸紡織廠初設時，蘇紳陸潤庠因親喪家居，以國子監祭酒身份被派為「總辦蘇州商務紳董」。他名義上「自開兩廠」 [59] （蘇經絲廠與蘇綸紗廠），實際上是向商務局「承領息借商本」 [60] ，因此他既是「商董」又是官派經理，廠權實際屬於商務局。到他服滿赴京，兩廠才由另一紳士祝承桂承租包辦五年，成了商辦企業，但遇事「仍由江蘇藩司（即布政使司）會同商務局督察商辦」 [61] 。祝承桂和其他負責人原來也都是官紳 [62] 。南通大生紗廠原由張謇奉張之洞命招股創辦，但招股困難，改議官商合辦，以他所領到張之洞署兩江總督時購買擱置的紗機2.04萬錠，作為官股25萬兩。大生紗廠成立的經過十分困難。張謇自己沒有多少資本，如果沒有兩江官方（主要是劉坤一）的關係，他的紗廠是不可能創辦起來的，而兩江督署對張謇的支援就因為他本人是有政治影響的官紳。如上所述，就江南一隅已可看出這時期新興資產階級上層和封建統治勢力極其密切的關係。
下層群眾在危機形勢下醞釀新的革命風暴 廣大人民群眾遭受更直接的侵略壓迫和更嚴重的封建剝削，革命形勢正在迅速發展。抗捐、抗稅的風潮席捲全國十餘省份。搗毀厘捐局的事件時有所聞。各地發生農民暴動以至武裝起義。1898年，蘇北、皖北、河南都發生大刀會、小刀會等組織的起義。廣西天地會領導的起義，攻下梧州、潯州等地。四川大足縣哥老會首領余棟臣 [63] 再度組織農民群眾，在打教堂的號召下同時進行反封建的鬥爭。四川、湖北兩省人民紛紛捲入戰鬥。湖廣總督張之洞奏報說，「飄布所到之處，人民起而隨之」。在1898年初，資產階級維新派的首領康有為警告說，「自台事後，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無固志，奸宄生心。陳涉輟耕於隴上，石勒倚嘯於東門。加以賄賂昏行暴亂於上，胥役官差蹙亂於下，亂機遍伏，即無強敵之偪，揭竿斬木已可憂危」 [64] 。
甲午戰後兩三年中，人民鬥爭的鋒芒突出地朝向帝國主義。除了各地風起雲湧反對外國教會的鬥爭外，在侵略勢力直接蹂躪下的「租界」、「租借 地」和鐵路線地帶，到處都有人民的暴動和武裝鬥爭。19世紀末年中國人民群眾規模巨大的反帝運動正在醞釀。
第七節 資產階級維新運動——戊戌變法
維新運動的性質和階級基礎 在上述民族危機嚴重和社會矛盾尖銳的情況下，資產階級改良派發動了變法維新運動。維新運動具有愛國救亡、政治改革和思想啟蒙的三重性質。
七八十年代，從反對封建統治的專橫腐敗而提出的零星改良建議，到中日戰爭後發展為一套政治主張，並且形成了一個以資產階級改良派為中心的維新政治運動。這時期的改良派客觀上是開始發展的資產階級上層的政治代表，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是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和嚴復。他們提出了變法維新的主張，所以也稱為維新派。
康有為 康有為是變法理論和綱領的主要提出者。他出生於廣東南海縣，早年飽受封建主義的傳統教育。1876年，他投於同邑學者朱次琦 [65] 門下，治程、朱兼及陸、王理學三年。1879年，他移居西樵山白雲洞，開始研究道、釋書籍，並閱讀清初顧炎武和顧祖禹的著作。1882年，他到北京應順天鄉試不第，歸途經上海，購讀江南製造局和英美教士「廣學會」的譯書。1888年，他再到北京，以一個秀才的身份上書皇帝，請求變法，被都察院阻格不能上達。1891年以後，他在廣州講學，署學舍 [66] 為「萬木草堂」。這幾年中，他著就《新學偽經考》並寫了《孔子改制考》一部分稿和「秘不示人」的《大同書》初稿。《新學偽經考》刊於1891年，宣告東漢以來所謂古文經學都是「新莽」（王莽）一朝之學，出於劉歆偽造。這部書在學術上破除盲目信古思想，在政治上打擊了頑固派「恪守祖訓」反對變革的思想，因而引起頑固官吏的嫉視，於1894年被給事中余聯沅參劾毀版。「大同」思想提出歷史不斷發展的見解，認為其最高發展階段是「大同極樂世界」。這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學說。1895年，康有為到北京應試，發動來京應試的各省舉人進行公車上書 [67] （即第二次上書），都察院拒不收，但上書稿被繕印散發，影響甚大。榜發，他 成進士，授工部主事，來到署，又上書（第三次上書）陳自強雪恥之策，分富國、養民、教士、練兵四項，得到光緒帝的讚許。一個月後，他又上書（第四次上書）請設議院，但都察院和工部的長官都拒不肯代達。這幾次上書的內容，就是他提出變法的綱領。「富國」的具體主張，就是取消各省原有禁令，允許人民辦工廠、制機器，發展鐵路、輪船事業。這些事業都要「縱民為之，由官保護」。「養民」的重點在於發展工農商業，諸如利用新的科學知識和技術，提高農業生產，講求製造技術上的發明，給予專利，甚至允許民間製造槍炮，此外還鼓勵商會和大公司的組織，並由國家協助。「教士」的內容，就是廣開學堂，招收學生，每人除「專學一經以為根本」外，要著重學習「專門之業」。為了推行這個綱領，他在「求人才」的名義下，提出一種代議制度，即由每十萬戶推出一個「議郎」，也就是紳商推選的新式議員。這些主張遭到頑固派官吏的堅決反對。
梁啓超、嚴復、譚嗣同 梁啓超 [68] ，廣東新會人。他師事康有為於萬木草堂，協助他著述和在北京進行政治活動。變法運動開始後，他成為最有力的政治鼓動家。嚴復 [69] 畢業於福州船政學堂，隨兵船實習數年，被派赴英留學。他注意研究西方文物制度，回國後努力譯述，最早譯出的有赫胥黎的《天演論》（1898年初刊印），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學說警醒國人。1895年他在天津《直報》先發表《論世變之亟》一文，鼓吹髮憤圖強，又發表《原強》、《救亡決論》等文，主張廢八股，倡新學和廢除專制政治。譚嗣同 [70] 是維新運動中最激進的人物。他出身於大官僚家庭，生於北京，遊歷甚廣，西北至新疆，東南至台灣，大江南北蹤跡幾遍。他胸襟開豁，對新事物感覺敏銳，閱覽甚博，受王船山（夫之）著作影響最大，也推重龔自珍和魏源。當時民族資本主義開始發展，他也熱心於一些工礦企業的創辦。維新運動開始時，他在湖南，沒有參加北京強學會。1896年春，他到北京，結識梁啓超 [71] 。1896—1897年，他寫成《仁學》兩卷，大膽批判封建制度和傳統道德，主張衝破封建主義的一切網羅。
從強學會到《時務報》 1895年8月，康有為和梁啓超在北京組織「強學會」，並出版《中外紀聞》，日印千份，附《京報》分送朝士大夫。同年10月，上海設立強學分會。參加學會的人多半是中小官僚和達官貴紳的子弟。學會的目的就是組織這些人講習資產階級政治，藉以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正如梁啓超所說的，學會兼具學校和政黨的性質。學會在北京和上海的設立，分別得到有力官吏翁同龢的支持和張之洞的一時贊助。譚嗣同寫當時情況說，「內有常熟（翁），外有南皮（張），名士會者千計，款亦數萬」 [72] 。這些「名士」中有傾向維新派的如翁系官僚文廷式，也有單純投機取巧的如李鴻藻的親信門生張孝謙和張之洞的兒子張權等。但這些關係都擋不住反動勢力對強學會的破壞。李鴻章的姻親、御史楊崇伊上疏攻擊強學會，參劾文廷式。結果北京強學會被查封，同時上海的強學分會也被張之洞取消了。康有為回到廣州繼續著作，完成《孔子改制考》和《禮運注》兩書，並推動兩廣（包括港、澳）的維新運動。當時風氣已開，各種學會的組織和報刊的傳播已成為不可阻遏的事情。1896年春，上海強學會會員黃遵憲、汪康年等議辦報館，繼續強學會的活動，並延請梁啓超到上海任編輯。8月，《時務報》（旬刊）在上海發刊，揭出「變法圖存」的宗旨。梁啓超在報上陸續發表《變法通議》等論文，大聲疾呼，抨擊頑固派「因循不察，漸移漸變，百事廢弛，卒至疲敝不可收拾」。《變法通議》等論文代表當時思想界的新潮，是對舊制度的公開挑戰。《時務報》在數月中每期銷至萬餘份。但是《時務報》經費仍是仰賴張之洞的捐助，汪康年又以張之洞的舊幕僚身份操報館經濟用人大權。梁啓超因為在報上撰文批評金陵「自強軍」聘用西洋（德國）教習，指摘他們「半屬彼中兵役，而攘我員弁之厚薪」，觸怒張之洞 [73] ，又與汪康年齟齬，結果於1897年11月離上海赴湖南，主講長沙時務學堂。
維新運動在各地迅速開展 湖南成為運動的重要中心 1897年這一年中，各地紛紛創辦報刊。澳門出版康梁系的《知新報》 [74] ，在報上刊登《孔子改制考》，以變革和發展的思想，鼓吹變法。天津出版嚴復等編輯的《國聞報》。長沙出版了《湘學新報》。鄂督張之洞、湘撫陳寶箴分別札飭湖北、湖南各書院訂閱《時務報》和《湘學新報》。在陳寶箴和提學使江標的熱心提倡 下，湖南一時成為維新運動的中心。各省新辦的學堂中，長沙時務學堂成績最著，影響最大。各省紛紛成立學會，如桂林的「聖學會」、蘇州的「蘇學會」、北京的「知恥學會」和「西學會」，其中亦以湖南的「南學會」為最著。譚嗣同於1897年10月應陳寶箴、陳三立父子之招，從南京回到長沙，和江標、黃遵憲、熊希齡、徐仁鑄、梁啓超、唐才常等討論推行新政並發起成立南學會，譚嗣同演說鼓吹變法，講義交唐才常主辦的《湘報》陸續發表。這些言論和梁啓超在「時務學堂」所講的民權學說，都被湖南頑固士紳王先謙、葉德輝等目為洪水猛獸，力加擯斥。張之洞甚至電令陳寶箴限制《湘報》的議論。但是從1897年11月德國強占膠州開始，國事更加危急。1898年春，總理衙門對德、俄屈服，分別訂立「租借」港口的合同，更引起全國人民巨大的震動和憤怒。維新思想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而更迅速地傳播著。變法運動以1898年4月間由康、梁等在北京組織的保國會的成立而進入新的階段。
維新派與頑固派的大論戰 這兩三年中，維新派對頑固派、洋務派在思想領域中展開了尖銳的鬥爭。他們的爭論主要是圍繞著下面幾個主題：第一，舊法是否可變？頑固派從「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哲學觀點出發，堅持「祖宗之法不可變」。主張「人治」，反對「法治」。例如湖南頑固派學者曾廉說：「同是周官之法度，周公存則法度舉，周公亡則法度紊」 [75] ，「治天下而徒言法，不足以治天下」 [76] 。他甚至由此推論，一切具體制度，包括八股取士，皆不宜改，因為「中國一切皆非為制度之不良，而但為人心之敗壞而已」 [77] 。葉德輝也說：「與其言變法，不如言變人。」 [78] 徐致祥說，「變人」之道無他，只須給皇帝開經筵講理學就行，因為孟子說過「一正君而國治矣」 [79] 。洋務派也認為封建綱常制度不可變，只是他們需要一些更適合於帝國主義半殖民地統治要求的改變。
維新派吸收西洋「進化論」的哲學觀點，指出「變者古今之公理」。康有為把公羊學家所謂「據亂、昇平、太平」三世解釋為君主專制、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的政治發展各階段。他主張當時中國社會應該進入「昇平世」即君主立憲時代。他指出清朝已經改變前代法制，而且清朝本身又屢次改變自己的法制，以此來駁斥「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說法。他進一步詰問：清朝祖宗的 成法已經不能用以保衛祖宗所開闢的疆土，難道因為要守法而就不要守土了嗎？對於只要「治人」不要「治法」的詭辯，維新派正面指出要學習新的學問，才能造就新人才，才有「治人」。
第二，要不要讓紳商享受政治權利？頑固派認為「民有權則君無權」，民權是「違反綱常」，是「用夷變夏」，提倡民權是「率天下而亂」 [80] 。洋務派同意這樣看法，張之洞提出「民權四無益說」 [81] 。頑固派如葉德輝還提出「廢君主則政出多門，地方割據之局成」 [82] 。維新派不能、也不敢引用西方早期資產階級的民權理論（如盧梭的社會契約說）和人權學說來反對頑固派把君主看作「自天作命」的傳統說法，而且他們也同樣害怕君權被推翻將引起革命或是割據之局。他們大都主張「民智未開」不能即設議院，而只是希望給紳商一些政治權利，藉以達到所謂「君民共治」的目標。他們還要極力躲開對方提出的「離經悖道」的責難。康有為向《禮運》的大同說尋找民主政治的根據，說「民主之大公，尤為孔子所願望」；梁啓超甚至企圖證明代議制度自古已有，把漢代的「議郎」曲解為西方議院的議員。這些論點都說明了維新派還缺乏有力的理論根據。梁啓超在長沙時務學堂講學時，著重發揮「民權」的理論。他認為「國者何，積民而成也，國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國家不是「君相之私產」，因此他提出「以群為體，以實為用」 [83] 。「群」的概念是從19世紀西方資產階級社會學（即「群學」）搬來的，所指的是社會上不同的團體。但是他們在國家民族危難深重的時候，著重指出「能興民權者，國無可亡之理」，主張「合舉國內四萬萬人之身為一體，合四萬萬人之心為一心」來抵抗外侮，在政治上有進步意義。
第三，要不要廢除八股，提倡新學？頑固派這時期依然拒絕「西學」，洋務派只要「西學」皮毛，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原則。維新派一些人士如嚴復，對「舊學」開始作了一些批判，認為無論漢學或宋學 [84] 以至詞章之學，都「無用無實」，無補於國家的危亡。這代表當時最激烈的論調。他批評洋務派「盜西法之虛聲，而沿中土之積弊」，提出學習西方就要「窮理勸學」，也就是說要開辦學校，學習西洋社會政治學說和自然科學。但對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說法，維新派並沒有表示反對，他們自己甚至也沿襲這種說 法。因此維新派在這方面的爭論，實際上只是集中在反對八股取士這一點。
從這次論戰中，可以看出，舊勢力是死心踏地地維護一切舊制度。而維新派畢竟提出了學習西方先進學說，尋找救國道路的主張。他們初步批判了君主專制政體，介紹了一些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封建主義的思想壁壘初次被打破了一個缺口，給後來民主革命學說的傳播提供了初步的條件。變法討論的本身也打破了過去民間不得議政的沉寂局面，一時報章紛紛出版，學會和學堂公開討論宣傳，這樣就形成了近代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維新派要求以皇帝權力推行新政 維新派要光緒皇帝效法的只是日本明治天皇和俄國彼得大帝。他們理想的政治改革只是封建地主階級和新興的資產階級上層相互妥協的君主立憲制度。他們自身也十分害怕革命，極力宣傳近世革命的「慘烈」。但是在民族危機極端嚴重的時候，他們奮起高呼救亡，使運動呈現了鮮明的愛國色彩。
光緒二十三年底（1898年初）康有為在北京上書皇帝（第五次上書），提出國家就要淪亡的警告。他說：「割台之後兩載遂有膠州。……事變之來，日迫一日。……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他同時指出，人民反抗活動在近幾年中的醞釀，也已成為對統治者的嚴重威脅。他請求皇帝下罪己詔，廣集群材，明定國是，從此將國事付國會議行。他強調指出「圖保自存之策，舍變法外別無他圖」。此奏被工部堂官扣壓，未能上呈。後由翁同龢向光緒推薦，光緒準備召見。恭親王奕訴以皇帝接見小臣不合制度相阻，改由總理衙門大臣與康有為面談，並令康有為條陳所見。於是在1898年1月，康有為就上有名的《應詔統籌全局折》 [85] ，提出「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 [86] 的主張，建議（1）「大誓群臣以定國是」；（2）「立『對策所』以征賢才」；（3）在內廷設「制度局」，協助皇帝謀議新政。這三條辦法，說明維新派要求以皇帝權力推行新政，吸收維新派參預政權，並在這些基礎上進行對政權機構的改革。
保國會 接著，更多的港灣被外國侵占，全國震動，統治集團內部所謂帝黨和後黨的矛盾加劇，當權的頑固派暫時收斂了氣焰。維新派在1898年4月間成立的保國會，以三年前一個上諭的幾句話作為組織團體的根據，但它揭著「保國、保種、保教」的宗旨，組織全國性的（北京、上海的兩個總會）和 各省的救亡團體。保國保種就是保衛國家和民族的生存。保教就是維護康有為所謂孔教。在「保教」的名義下，保國會規定會員「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患難相助」，企圖這樣來達到康、梁等主張「合群」的目的，從這裡可以清楚地看出維新運動是局限於少數官紳和知識分子圈子裡的一種政治活動，雖然有一定的群眾性，但是脫離廣大下層群眾。
百日維新 6月11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的上諭，開始「百日維新」。維新派通過皇帝發出一系列改革命令。但是頑固派已在磨刀霍霍地伺機反撲。就在上諭發布的第四天，支持維新派的帝黨領袖戶部尚書、軍機大臣翁同龢被撤去一切職務勒令回籍；那拉氏的親信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榮祿署理直隸總督統率北洋軍隊。第二天，光緒帝派康有為充總理衙門章京，許以專摺奏事。康有為編寫並進呈《日本變政考》等書，建議光緒模仿日本明治維新，推行各項新政改革。
從6月到9月間，新政的措施，主要表現在下列方面：（1）對舊機構的改革，如裁撤詹事府、通政司等閒散衙門和「督撫同城」各省分的巡撫以及東河總督；裁撤綠營；允許官民上書言事；（2）廢除八股改試策論，取消各地書院，改設新式學校，在北京設立京師大學堂，准許自由創立報館和學會；（3）設立路礦總局、農工商總局和各省的商務局，以推動工商業的發展，提倡商辦實業，組織商會。
這些措施並沒有引起政權實質上的變動，也根本沒有提到設立議院，但舊制度的局部破壞（儘管只是對於早已失去存在理由的一些部門和一些具體制度的破壞），和一些極必要的新制度的建立，也引起舊勢力的頑強反抗。不論頑固派和洋務派都竭力阻撓新政，地方官吏中只有湖南巡撫陳寶箴積極支持新政。頒發的詔令大都成為廢紙。到了9月初，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等公然阻撓部員上書，反對新政。光緒帝下令將禮部堂官 [87] 全體革職，任命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四人為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頑固派和維新派之間的鬥爭更加激烈。
維新運動在頑固派反擊下迅速失敗 那拉氏早已密切注意她所掌握的政權可能發生動搖。一切不滿意裁撤舊衙門和冗員以及廢除八股的頑固勢力，都集合在她的周圍。懷塔布等人奉她的旨意到天津和榮祿密謀。榮祿調軍隊聚集在天津和長辛店，具體計劃如何不得而知，一時盛傳他們將在秋季以皇帝赴天津閱兵為名乘機迫光緒退位。光緒身處危境，密諭楊銳等設 法。維新派想出依靠軍事實力派的辦法，推薦袁世凱可用。袁世凱於1895年在小站練兵，一度參加過強學會，不久投靠榮祿，任直隸按察使並統帶新建陸軍。光緒召袁世凱進京，以侍郎候補專辦練兵事務。光緒還接見來華訪問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向他請教變法經驗。頑固派感到形勢緊張，西太后遂於9月21日發動政變，光緒被軟禁於中南海瀛台，那拉氏以「訓政」名義重掌政權。
維新派前此幻想依靠一些外國（英、日）的同情來反對另一些外國（如德、俄）對那拉氏的支持。他們曾經推薦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為光緒顧問，甚至主張聘伊藤博文為客卿。政變發生後，康有為和梁啓超在英國和日本的幫助下流亡國外。譚嗣同表現了英勇犧牲的精神。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有之請自嗣同始。」9月28日，他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六人同被殺害，人稱「戊戌六君子」。維新派的改革措施，除京師大學堂外，幾乎全部被廢止，許多贊成新政的官吏被革職驅逐。
戊戌變法的失敗，說明了企圖用改良的方法挽救中國的道路走不通，也反映了當時新舊力量對比的懸殊。當時由封建官僚、豪紳、富商轉化的資產階級剛在形成，維新運動主要是由一批有資本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來提倡推動。由於他們本身的軟弱，不敢和舊勢力及侵略勢力公開決裂，因而只能依靠沒有實權的光緒皇帝推行新政，並照搬日本明治維新模式實行變法。結果在強大的保守勢力反擊下，「百日維新」迅速失敗。
第八節 民族危機加深和義和團反帝運動
資產階級維新運動不能阻擋帝國主義侵略的狂潮。到了1899年的上半年，帝國主義列強之間（英、德、俄）完成了關於劃定勢力範圍的協議。連西方其他國家如義大利和奧匈帝國，也陰謀來華奪取侵略基地。清政府在全國憤激輿論的壓力下，拒絕了義大利強迫「租借」三門灣的要求。1899年9月，美帝國主義提出「門戶開放」宣言。
美國壟斷資本向中國市場大舉進攻 帝國主義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的鬥爭中，美國是一個後起者。但是到19世紀末，美國工業生產已經超過西歐各國。美國的紡織品、鋼鐵工業品、石油、麵粉大量傾銷中國。在中國南部和長江流域，美國遇著英國的激烈競爭。1897年，美孚石油公司陰謀通過買辦勢力向廣西當局奪取豁免厘金的特權，把廣西變成美國煤油的勢力 範圍 [88] 。但被英國反對而失敗。在這些地區，美貨的推銷還要利用英國長期建立的買辦網，因而不能和英國公開衝突。於是美國壟斷資本就特別著重對華北和東北市場的進攻。在這些地區，美國的紡織品和鋼鐵製造品迅速奪取了英國的市場。美國鐵軌和機車大量輸入。美國煤油以減價推銷辦法，擊敗俄國石油的優勢。天津、牛莊和煙臺在這幾年中成為美貨輸入中國的主要口岸。
所謂「門戶開放」的宣言 各國在勢力範圍內實行壟斷，對於美國的龐大侵略計劃是有妨礙的，同時，這對於早已取得最優越地位的英國也不是最有利的，因此，美國取得英國的事先同意，在1899年9月6日由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向英、俄、德三國發出照會，要求：（1）各國在「利益範圍」和「租借地」內，不得對條約口岸或他國的既得利益加以干涉。（2）在這些地區的條約口岸中，規定的稅率適用於各國的裝卸貨物；不得侵奪關稅收入。(3)這些地區對船舶徵收的港口稅，各國一律；鐵路的貨物運費也不能有差別待遇。在11月中，美國又先後向日、意、法發出同樣的照會。這些要求清楚地說明了美帝國主義不是什麼「反對破壞中國領土完整」，而是主張列強各國在華勢力範圍也要允許美國自由出入，不妨礙美國擴張它的侵略利益。由於海約翰的照會符合當時各侵略國的主要利益，因此各國先後答覆表示同意 [89] 。「門戶開放」宣言實際上是美帝國主義憑藉自己優越的經濟實力而採取的一個積極侵略方針。此後半世紀中，美國每一次對中國的侵略行動，都以所謂「門戶開放」為冠冕堂皇的理由。同時，美帝國主義從19世紀末年到辛亥革命後幾年中，也一直在陰謀強占三都澳，企圖奪取福建作為它的勢力範圍。
清政府加緊搜括 資產階級維新運動沒有能夠促使清政府走上改革之路。統治機構在戊戌政變後繼續腐爛。北京的王公大臣們高談「籌餉練兵」 [90] 、增厘折漕，以及糖、鹽、煙、酒、茶葉的加稅和田契、房契的加稅，再加上豪商捐輸，種種方法都用盡了，但並不能挽救財政的破產。官吏舞弊中飽比實際報解數目總要多出三倍。清中央政府一年收入只有8000萬兩，除了以2000多萬兩付洋債利息，3000多萬兩付軍餉，2000多萬兩付「洋務」之外， 剩下的只有幾百萬兩，中央和直省地方經費以至八旗兵餉都沒有著落 [91] 。於是西太后接受禮親王世鐸的提議，命令大學士軍機大臣、六部九卿會議，決定要各省督撫把對關稅、厘金、鹽課的「陋規中飽」儘量吐出，並命令直督裕祿和大買辦盛宣懷把開平煤礦、輪船招商局和電報局的「餘利」全部歸公。西太后特派剛毅到江南、廣東等號稱富饒的地方進行搜括。但官吏吐出的贓款不多，「陋規」反因此而合法化，各地巧立名目漁利的辦法更多了。盛宣懷和剛毅勾結，由剛毅奏稱他對招商、電報兩局「只有督辦之名」，全無實權，至於各局總辦如黃祖絡、龔照瑗、沈能虎、黃建筅等這些買辦官吏，也都被說成一清如水，毫無侵蝕。結果只是由招商局每年「報效」六萬兩，電報局每年「報效」四萬兩了事 [92] 。盛宣懷報效剛毅和西太后的數目，不問可知。清政府加緊搜括，官吏放肆貪污，一切災難落在人民身上。
鐵路和教會對華北社會的破壞性影響 華北的社會經濟惡化特別劇烈，農村受到毀滅性的破壞。當時山東、直隸兩省鐵路都在興修，京津、津榆、榆錦 [93] 各段鐵路先後完成。盧漢鐵路在湖北、河北兩頭同時施工。河北從盧溝橋到正定的一段，在1900年完工。鐵路經過的地方，洋貨傾銷，舊式交通運輸驟被棄置，失業農民和遊民數目劇增。運河運輸被沿海輪船代替，漕米改徵折色。運河河道成為廢物，沿河城市衰落。這種情況嚴重影響了河北、山東、蘇北人民的生計。農民、失業的運輸工人、破產的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等下層群眾形成了反抗鬥爭的龐大隊伍。
拆鐵路、打教堂是這時群眾自發反抗鬥爭的重要內容。部分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為非作歹，不但霸占田產，包攬詞訟，干涉行政，甚至自居為一方之主，非法組織武裝，收買地方敗類作為爪牙，魚肉鄉民。所謂「教民」中，有不少惡霸地主、罪犯、訟棍、地痞。他們在外國教士的包庇下「作奸犯科，無所不至」，訛詐善良，欺凌孤弱，強占人妻，橫侵人產。教會的橫暴引起人民的反抗，外國教士又乘機以「教案」為名，勒索巨款，責令當地人民攤派。因此鄉間群眾眾口一聲說外國教堂是萬惡之源。民謠道「不下雨，地發乾，全是教堂遮住天」。
德帝國主義在山東修造膠濟鐵路，所過之處恃強逞凶，在高密一地就槍殺農民二十餘人，起因是占地釘地柱和農民衝突。農民看到鐵路不但影響 自己生計，而且帶來侵略壓迫，因此反對鐵路和反對教會就成為各地農民自發反侵略鬥爭的兩個具體內容。
義和團的性質和特點 1898年，義和團在山東河北交界地區起義。義和團運動是以農民為主體的群眾反帝運動，民族危機促成了運動的爆發，因此農民群眾鬥爭的鋒芒更鮮明地朝向帝國主義。
義和團本稱義和拳，義和拳和白蓮教有源流上的關係，它和白蓮教的支派八卦教在嘉慶十三年（1808年）同被清政府禁止，但它仍在山東、直隸、豫東、蘇北、皖北等地繼續發展。它繼承了白蓮教的戰鬥傳統，但本身不是一個教門。它以設廠練拳作為組織群眾的方法，但同時宣傳持符念咒可以「降神附體、刀槍不入」，希望用這樣的方法來鼓舞鬥志。到了19世紀末葉，面對著擁有近代武器的侵略者，義和拳就把「刀槍不入」改為「槍炮不傷」。義和團也採取「乾字號」（以黃布為標誌）、「坎字號」（以紅布為標誌）等名稱組織隊伍，但和八卦教是有區別的。當時山東、河北的反動官吏，如蔣楷、勞乃宣等，誣衊義和拳是「邪教」，慫恿清政府嚴厲鎮壓，以斬首和凌遲處死等刑律對付參加鬥爭的群眾。
義和拳的參加者，絕大部分是農民，另一部分是失業的城市勞動者和運輸工人。階級成分本來比較單純，反封建性質也很鮮明。但在中華民族和外國侵略者矛盾激化、農民鬥爭鋒芒朝向帝國主義的時候，鬥爭的反封建性質逐漸被掩蓋下去了。
義和團在山東的鬥爭 1898年夏間，山東、河北交界各地農民紛紛組織拳會反對帝國主義。山東巡撫張汝梅派員到冠縣一帶調查，並和地方主要官吏，包括曾在曹州府屠殺大刀會的毓賢 [94] 商議，然後上奏說，「直隸山東交界各州縣人民多習拳勇，創立鄉團，名曰義和。……如任其自立私會，官不為理，不但外人有所藉口，並恐日久別釀事端。……應請責成地方官諭飭紳眾，化私會為公舉，改拳勇為民團，既順輿情，亦易鈐束」 [95] 。張汝梅、毓賢等看到群眾聲勢浩大，陰謀對義和拳進行暗中控制，同時又提出「分別良莠」加以迫害 [96] 。北京政府給張汝梅的命令也是「密飭地方文武加意彈壓」 [97] 。但義和拳在不斷鬥爭中得到發展。1898年秋末，河北威縣趙三多領 導的義和拳在冠縣18村發動起義，攻打教堂，遭到河北、山東反動軍隊的聯合鎮壓。1899年春，德帝國主義藉口沂州教案，派兵侵入沂州（今臨沂一帶），占據日照縣城。1899年3月，清政府以毓賢代張汝梅任山東巡撫。
1899年秋末和冬間，平原縣人民在義和拳領導下，進行反對「教民」乘災囤積居奇的鬥爭。他們擊退了平原知縣蔣楷的進攻。參加起義的有在茌平設拳廠的朱紅燈和本明和尚等教門頭目。他們鬥爭很勇敢，但給運動增加了不少迷信落後的色彩。毓賢派兵鎮壓，捕殺朱紅燈、本明等。但他不同意對未參加起義的義和拳實行一律嚴厲鎮壓的政策。帝國主義對毓賢不滿，要求清政府派媚外官員袁世凱代替毓賢。袁世凱從直隸帶新軍7000人到山東，並就地擴充軍隊。他一面以武力緝捕堅持鬥爭的義和拳首領，一面嚴令地方官和地主團練加強防範，防止義和拳鬧事。山東義和拳運動暫時轉入低潮。
義和團在直隸的發展 直隸義和拳早已十分活躍。1899年下半年逐漸由東南部向北推進。1900年三四月間，保定以北的定興、淶水、易州、固安、涿州一帶和天津以西的文安、霸縣等地，已經受到義和團的控制。清政府一再命令直督裕祿「派兵彈壓」、「嚴行禁止」。裕祿也一再增調軍隊進行鎮壓。但義和團卻越剿越多。5月底6月初，義和團破壞保定到北京之間的鐵路和若干車站。涿州被義和團占領。
帝國主義者在五六月之交，派遣侵略軍隊在塘沽相繼登陸。
美、英、法、意、日、俄、德軍隊，以保護使館為名強進北京。帝國主義的公開挑釁，激起人民更大的憤怒。西太后處於兩面受敵的困境，一時舉棋不定。義和團在清軍暫時放鬆鎮壓的形勢下，大量進入北京和天津城內。
帝國主義開始武裝干涉 帝國主義指責清政府鎮壓不力，決定直接出兵，組成英、美、日、俄、德、法、奧、意八國的侵略聯軍來鎮壓中國人民。義和團群眾以舊式武器甚至赤手空拳和敵人搏鬥。他們從6月13日到18日，在落垡、廊坊等地堵擊由英國海軍少將西摩（Edward Seymour）率領的各國侵略軍2000人。6月18日，董福祥部甘軍也投入阻擊戰，迫使侵略軍沿運河向天津退卻。6月17日，帝國主義軍隊攻占大沽炮台並向天津進攻，八國聯軍戰爭正式爆發。
統治者的兩面手法 清政府在得到外國進攻大沽的報告後，於6月21日，被迫向帝國主義宣戰。清政府一方面調兵遣將，勉強抵抗，另一方面又一再向外國求和。駐守天津的直隸提督聶士成部和由山海關調來的馬玉昆部在曹福田、張德成等率領的義和團積極配合下，與侵略軍激戰多日，聶士 成在戰鬥中英勇犧牲。7月14日，天津被外國侵略軍攻陷。清政府在被迫繼續抵抗的同時，進一步加緊求和。
東南互保 東南各省督撫，在英、美、日、德勢力的操縱下，和帝國主義者磋商妥協條件，訂立了所謂「東南互保章程」（6月26日），保證在「長江及蘇滬內地」替侵略者維持秩序。兩廣李鴻章、湖廣張之洞、兩江劉坤一和山東袁世凱等買辦官僚直接和帝國主義勾結起來，共同鎮壓人民的反侵略鬥爭。
侵略軍的野蠻暴行 從8月4日到14日，十天之中，義和團和少數清軍英勇抗擊八國侵略軍四萬餘人的進犯。西太后在7日電詔李鴻章任議和全權代表。14日北京陷落，她挾著光緒帝出逃，經山西到陝西西安。在逃亡途中，她下諭各地痛「剿」義和團。
由德國將領瓦德西統帶的八國侵略軍在北京、保定、張家口及附近地區殺人放火，姦淫搶劫，窮凶極惡，無所不為，表現了帝國主義兇殘、野蠻的本性。北京幾世紀來的文物遇到空前的浩劫，被劫掠的重要文獻中，包括當時僅剩八百多本的《永樂大典》的大部分。八國聯軍的將官、士兵和一些外國傳教士都參加了洗劫的行為。
在八國侵略軍強占北京、天津，實行軍事殖民統治的同時，沙俄占據東北三省的重要城市。無論在東北、直隸和內蒙，義和團及其所號召的群眾都堅持反抗。
康梁系的「勤王」運動 1899年起，康有為和梁啓超在日本、南洋、美洲等地組織「保皇會」，宣稱奉有光緒的「衣帶密詔」，在華僑中騙取大量的款項。1900年春夏間，康、梁派人在廣西鎮南關（今友誼關）組練武裝，在廣東聯絡會黨（並曾密謀以菲律賓人和日本人各五百名組成僱傭軍），企圖攻占兩粵，進窺湘鄂。7月，唐才常在上海邀集改良派人士數十人（包括容閎、嚴復、文廷式、汪康年、鄭觀應等），倡議設立「中國國會」，宣稱「不認通匪矯詔之偽政府」。唐才常又在長江一帶設立「自立會」，吸收會黨、清軍官兵和一部分知識分子為會員，組織「自立軍」，準備在兩湖、安徽等處同時起兵「勤王」。長江一帶會黨所發的憑證「飄布」上，原來普遍印有「滅洋」、「殺盡洋鬼」等字樣，唐才常按照梁啓超的意圖，收回各種飄布而換以「富有票」，完全刪去會黨所原有的反帝口號。自立軍有日本人參與密謀，指揮起兵的總機關設在漢口英租界內，預擬的起兵宣言中著重要保護洋人、洋行、教堂。康有為給各埠保皇會的信中說，勤王之兵是「助外人攻團匪以救上，英既相助，則我可立於不敗之地」。康、梁和唐才常等同時也對張之洞、劉坤一等地方 大吏寄有幻想，希望他們也起兵「勤王」，反對西太后。但當帝國主義決定仍然承認以西太后為首的清政府時，張之洞就在英國領事同意下到租界內逮捕了唐才常等人（8月21日），加以殺害。自立軍在安徽、兩湖十餘處的零散起事也迅即被鎮壓下去。各省自立會成員和維新人士牽連被殺者達數百人。
興中會舉行惠州起義 在義和團運動時期，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也聯絡兩湖、閩、粵的三合會、哥老會，準備武裝起義。1900年六七月間，當義和團控制北京城時，英國曾陰謀在南方以兩廣總督李鴻章為首，製造「獨立」政府，分裂中國。在英國影響下，興中會一度同意與李鴻章合作。同時日本企圖占領福建（於8月底已在廈門製造藉口，派遣海軍登陸），允許以軍械及軍官供給興中會。10月初，孫中山由台灣命鄭士良在惠州率會黨群眾發動起義，並在起義後攻向廈門，以便取得接應。起義軍在半個多月內曾經發展到兩萬多人，屢次擊敗沿途的清軍。日本在各帝國主義牽制下，感到分割中國領土的陰謀一時不能實現，就停止對興中會接濟軍械，並迫使孫中山等離開台灣。起義軍在彈盡援絕情況下，只得自行解散。資產階級革命派這時沒有能在會黨之外建立革命的群眾基礎，又對帝國主義者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惠州起義也就只成為一次單純的軍事冒險。
帝國主義從著手瓜分到不敢瓜分中國 各帝國主義在紛紛派遣軍隊來鎮壓義和團的同時，企圖乘機搶奪地盤，擴大侵略勢力。沙俄占據整個東北後，又控制了山海關至北京的鐵路，聲稱要將直隸全省作為俄國的勢力範圍。德國準備攻取煙臺，擴大在山東的侵略，並在南京、上海停泊戰艦，要將勢力深入長江。英國則在上海駐重兵，並加緊控制張之洞、劉坤一 [98] ，力圖鞏固在長江流域的勢力；同時陰謀在兩廣製造以李鴻章為首的「獨立」政權，占據華南。日本計劃吞併福建，8月間已派兵在廈門登陸。法國則企圖占取雲南。美國陰謀「租借」秦皇島、舟山、三沙灣。各帝國主義間劍拔弩張，有發生火併的可能，為了共同鎮壓義和團運動，不能不暫時謀取妥協。更重要的是，帝國主義在義和團群眾的打擊下，已經感受到中國人民巨大的反抗力量。八國侵略軍統帥瓦德西說：「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 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1900年7月，美國向各國發出第二次門戶開放通牒，提出「保持中國領土和行政的完整」，即要求暫時不瓜分，以防止別國占領更多的地盤。10月16日英、德訂立協定，聲稱對華政策的原則是要將中國的河川海港向各國自由開放，「不利用現在事變為本國謀中國之領土利益」。帝國主義不敢也不能瓜分中國，只有仍然扶植清朝政府，通過這個共同代理人來統治中國，在形式上「保持中國的領土與行政完整」，實質上建立對中國的共管。在這個基礎上，各帝國主義強迫清政府簽訂了1901年9月的《辛丑條約》。
《辛丑條約》 《辛丑條約》規定要清政府向帝國主義認錯道歉；懲辦「得罪」帝國主義的官員；勒索賠款4.5億兩（分39年償付，本利合計近10億兩），關稅鹽稅都由帝國主義控制，作為償付賠款之用；在北京設東交民巷使館區，使館區及北京至大沽和山海關的鐵路允外國軍隊駐守，大沽炮台完全拆毀；由清政府下令永遠禁止中國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質的各種組織，違者處死刑。
《辛丑條約》是帝國主義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鎖，清朝政府竟然宣稱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表示從此要忠順地做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
* * *
[1] 《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十二，第2頁。
[2] 《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一，第40頁。
[3] 號稱招股12萬兩，繳款的只有1萬兩。
[4] 徐潤《愚齋自敘年譜》（第18頁）說，1873年擬招百萬，僅得47.6萬兩，這還只是認股，不是實繳的數字。他又說1882年才招足額。
[5] 鄭觀應：《致招商局總辦唐景星觀察書》，見《盛世危言後編》卷十，第1—2頁。
[6] 他與鄭觀應合認五萬兩。
[7] 經元善早就指出「即如招商與怡和、太古訂立三家合同，但能壓抑華商，不能止遏外人，西人決無此措施」，見《居易初集》卷二，第42頁。
[8] 袁世凱，字慰亭（1859—1916年），河南項城人。
[9] 即龔照瑗主辦的紡紗局。
[10] 孫文，字逸仙（1866—1925年），廣東香山人。在日本進行革命活動時曾以「中山樵」的假名署於寓所門首，所以人稱孫中山。
[11] 康有為，一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又號更生（1858—1927年），廣東南海人。
[12] 鄭觀應《盛世危言•議院》。
[13] 《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七二，第4頁。
[14] 《伯爵陸奧宗光遺稿》，第323頁。
[15] 《李文忠公全書•電稿》卷十五，第45頁。
[16] 同上書，第52頁。
[17] 同上。
[18] 俄國紅檔（《中日戰爭》第七冊，第236頁）。
[19]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三，第30頁。
[20]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四，第4頁。
[21] 同上書，第27、28頁。
[22] 陸奧宗光《蹇蹇錄》第十九章。
[23] 《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第621—624頁。
[24] 同上書，第652頁。
[25] 1897年6月18日和1898年4月10日總理衙門致法國公使照會（《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第721、745頁）。
[26] 經過一年多的談判，1897年2月4日，李鴻章和英國訂立《滇緬條約附款》和《西江通商專條》（見上書，第686—690頁）。
[27] 《翁文恭公（翁同龢）日記》，光緒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
[28] 《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第642—643頁，《英德借款詳細章程》第二款、第七款。
[29]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五，第21頁，劉坤一奏；《張文襄公全集》卷三七，第36—38頁。
[30] 施阿蘭《使華記》，第175—176頁。
[31] 《張文襄公全集》卷四五，第23頁。
[32] 盛宣懷《愚齋存稿初刊》卷一，第23頁。
[33] 《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第709頁。
[34] 《英國藍皮書》1898年，中國第一號，第6頁。
[35] 《德國外交文件》(D．G．P．)第十四卷，上冊，3363號。
[36]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五，第8—9頁。
[37] 《德國外交文件》第十四卷，上冊，3711號。
[38] 同上。
[39] 同上書，3734號。
[40] 《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第754頁（1898年5月7日《續訂旅大租地條約》第三款）。
[41] 《愚齋存稿初刊》卷二十八，第13頁。
[42] 《英國藍皮書》1898年，中國第一號，第11頁。
[43]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十二月二十二日。
[44] 《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第731—733頁。
[45] 同上書，第733—738頁，1898年3月1日《英德續借款合同》。
[46] 《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第769頁，《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47] 《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第782—783頁。
[48] 《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第898—903頁。
[49] 《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第746頁，1898年4月14日，《粵漢鐵路借款合同》。
[50] 列寧：《中國的戰爭》，見《列寧全集》卷四，第335—336頁。
[51] 1895年海關冊（中文本，上海口，頁32）作「五家，紗錠十二萬枚」。英領事詹悟生說：《馬關條約》簽訂前，華廠有五六家，開工的紗錠15萬枚（見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上冊，第182頁）。由盛宣懷控制的有華盛、華新、大純，裕源、裕晉五廠，見《愚齋存稿初刊》卷五，第42頁。
[52] 先由陸潤庠經理，後於1898年改由祝承桂承辦。
[53] 王先謙組織的寶善公司，仍是官督商辦，後改官辦。
[54] 《張文襄公全書》卷四五，第18頁。這裡所舉各項企業，一部分（主要如紡紗業）是屬於官僚資本主義性質的。
[55] 《盛宣懷未刊信稿》，第73頁。
[56] 同上書，第41頁。
[57] 甲午前七八年中，楊和翁往來極密。癸巳（1893年）春，楊告翁「上海一織布局，楊藕舫（宗瀚，宗濂弟）辦；一洋紡局，龔仰蘧（照瑗）東。織布局現在每月出貨十二三萬，每日日用五百兩，獲利約五百兩，每月可得一萬二千利。又雲洋紗局獲利亦厚」（《翁文恭公日記》卷三二，第21頁）。織布局這些內幕情況是從不公開的。
[58] 翁日記雲「布局合肥派盛杏孫，藝芳（楊宗濂）兄弟無分」（《翁文恭公日記》卷三二，第78頁）。可以看出翁代他們不平的口氣。
[59] 《劉忠誠公（坤一）奏議》卷二五，第4頁，「自開兩廠以為之倡」。
[60] 同上書，卷三二，第54頁，當時辦法，商股交商務局，開廠人向商務局出息借本。
[61] 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下冊，第687頁。
[62] 如費念慈（屺懷）就是退職官吏和富紳，也是翁系官僚。
[63] 綽號余蠻子。「蠻子」是勇於鬥爭的美稱，並沒有「蠻不講理」的意思。當時余蠻子的威名傳布中外。
[64] 康有為第五次上皇帝書，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戊戌變法》（《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冊，第192頁。
[65] 朱次琦，字子襄（1807—1881年），長期在南海縣九江鄉講學，被稱為九江先生，傳說洪秀全也曾從他受業，但不可信。
[66] 「學舍」先在廣州長興里，1892年遷衛邊街鄺氏祠堂，1893年再遷至府學堂的仰高祠。
[67] 漢代以公家車馬送應舉之人赴京，故後人以「公車」為進京應試舉人的代稱。
[68] 梁啓超，字卓如，號任公（1873—1929年），廣東新會人。
[69] 嚴復，本名宗光，字又陵，後改字幾道（1853—1921年），福建侯官（今閩侯）人。
[70] 譚嗣同，字復生（1865—1898年），湖南瀏陽人。
[71] 梁啓超在《飲冰室詩話》和《三十自述》中都說乙未年（1895年）和譚定交。但譚自記「乙未冬間，劉淞芙歸自上海，袖出一書雲南海貽嗣同者，並致殷勤之歡。若舊相識。嗣同大驚，南海何因知有嗣同。……其明年春（1896年），〔赴北京〕道出上海，往訪，則歸廣東矣。後得交梁（啟超）、麥（孟華）、韓（文舉）、龍（澤厚）諸君」（《湖南歷史資料》，1960年第一期）。則二人相識應在丙申年春。
[72] 譚嗣同致歐陽中鵠信，見《譚嗣同全集》，第332頁。此信「乙未除夕」作於湖北。
[73] 《汪穰卿（康年）先生傳記遺文》卷二，第16頁。
[74] 原名《廣時務報》，1896年底梁啓超由上海到澳門籌辦出版。次年陰曆正月二十一日《知新報》創刊。
[75] 曾廉《蠡庵集》卷七，第19頁。
[76] 同上書，卷一八，《論保甲》。
[77] 同上書，卷二一，《習用論》。
[78] 葉德輝《 軒今語評》，見《翼教叢編》卷四，第16頁。
[79] 《嘉定先生奏議》卷下，第27頁。
[80] 《翼教叢編》卷六《嶽麓書院賓鳳陽等上王益吾（先謙）祭酒書》。
[81] 《勸學篇》內篇第六《正權》。
[82] 《翼教叢編》卷四，《 軒今語評》。
[83] 梁啓超：《愛國論》，《飲冰室文集》之三，第73—74頁。
[84] 詳見本書最後一節。
[85] 此折被頑固派抑壓了一個多月，到3月5日才轉到光緒手中。
[86] 《戊戌變法》第四冊，第197頁。
[87] 即滿漢尚書各一人和侍郎各二人。
[88] 福森科：《瓜分中國的鬥爭和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1895—1900年）》，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75—76頁。
[89] 俄法兩國對美國照會有保留，不肯放棄它們在自己勢力範圍內享有的在稅收和運費方面的特殊待遇。
[90] 《光緒朝東華錄》第四冊，第4401頁，剛毅等奏。
[91] 《光緒朝東華錄》第四冊，第4389—4396頁。
[92] 同上書，第4417—4418頁。
[93] 津榆：天津至榆關（山海關）；榆錦：榆關至錦州。
[94] 時已升任按察使。
[95]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16頁。
[96] 《直東剿匪電存》卷一，第1、5頁，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張汝梅先後致直督裕祿兩電。
[97] 《直東剿匪電存》卷一，第1頁。亦見《義和團檔案史料》，第19頁。
[98] 1900年8月英外交大臣電致劉坤一、張之洞稱：「目下北京失和，嗣後停戰議和時，他國非我所知，我英夙重兩江總督及湖廣總督，自專恃二人主議。」見《劉坤一遺集》，中華書局版，第六冊，第2586頁。八國侵略軍統帥瓦德西（A．Waldersee）在《拳亂筆記》中也一再提及英國以金錢供給劉、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