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綱要 · 第九章 近代時期上（1840—1864年）
第一節 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前的中國社會和對外貿易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爆發了中英鴉片戰爭。這標誌著中國歷史近代時期的開始，也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開端。
鴉片戰爭前四五十年中，清朝政治日趨腐敗。官吏貪污成風，財政支絀，軍備廢弛，國勢衰弱。同時，土地兼併劇烈、地主剝削加重，造成許多農民破產流亡，社會危機愈益嚴重。而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向東方的殖民擴張，使古老的中國遭到空前嚴重的挑戰和衝擊。
當時中國社會中，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密切結合著的自然經濟，有力地抵抗西方工業品的輸入。清朝限制對外通商的閉關政策，也起著保護封建經濟的作用。英國急於輸出的棉、毛紡織品，在中國都缺乏銷路。毛織品的滯銷是由於不合內地穿著習慣。外來棉布價格雖比土布略低，但不耐久，缺乏競爭力。從19世紀20年代末到鴉片戰爭前夕，英國輸華棉布雖然增加了1倍多，棉紗雖然增加了5倍多 [1] ，但每年總值不及70萬英鎊 [2] ，加上其 他製造品也不過100萬英鎊左右。而中國銷英茶葉每年約值1000萬銀元，絲和絲織品約二三百萬銀元，合計約300萬英鎊。中英貿易中國出超有利於中國，這是英國資產階級認為不利的情況。還要提到的是，在20年代，中國每年經英、美商人輸出土布多至300多萬匹，遠銷美國、南美洲和澳洲。在30年代輸出量減少，但經英商輸出的每年也還有幾十萬匹。
鴉片走私與煙毒泛濫 英國東印度公司久已非法進行鴉片貿易。從19世紀初年開始，鴉片輸入中國數量不斷增加。據不完全的統計，19世紀最初的20年中，平均每年數量約5000箱（每箱約120斤），30年代迅速增加，到1839年竟增到四五萬箱 [3] 。其中絕大部分是英國人販賣的印度鴉片，小部分是美國人以「飛剪式」快船販運的土耳其鴉片和印度鴉片。販賣的方式，自20年代起，因在黃埔走私遭禁而改為在廣州口外伶仃洋躉船上私賣，到30年代便在東南沿海到處走私。販賣鴉片的罪惡行為嚴重破壞了中國的法紀道德並損害了中國人民的健康。中國吸鴉片受毒害的人數不下200萬人。中國白銀大量外流。根據不完全統計，1821—1840年間，中國白銀外流至少在一億元以上。
白銀的大量流出，引起銀價劇烈上漲。19世紀初年，白銀每兩折合制錢略逾千文，30年代末漲到一千五六百文。銀價高漲，大大加重了農民和手工業者的負擔，因為他們出售產品所得到的是制錢，而交納捐稅要按銀價折合。銀荒又引起了商業的停滯和物價的上漲。煙毒泛濫的影響波及全國各階層人民。
中國在嘉慶年間公布的嚴禁販賣鴉片的法令，並沒有宣布廢止。只是封建統治的機器已經在鴉片貿易面前癱瘓了，外國煙販們破壞法令的行為沒有受到有力的制裁。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浸透了天朝的整個官僚體系和破壞了宗法制度支柱的營私舞弊行為，同鴉片煙箱一起從停泊在黃埔的英國躉船上偷偷運進了天朝。」 [4] 但是，銀荒所引起的財政困難，煙毒泛濫對於軍隊和官僚機構的嚴重腐蝕，人民憤怒的呼聲，這些都使清政府不得不考慮如何應付面臨的危機。
禁菸問題上的爭論 1836—1838年的幾年中，鴉片問題引起清政府的討論。1836年，太常寺卿許乃濟奏請承認鴉片為合法貿易品，理由是政府可借 此增加大筆稅收，彌補財政困難。這種弛禁主張，受到多數官吏的反對。
1838年6月，鴻臚寺卿黃爵滋 [5] 上奏，痛陳鴉片禍害，揭發官吏包庇，主張嚴懲吸菸者以遏制鴉片的輸入。道光帝命令辦理禁菸有成效的湖廣總督林則徐 [6] 進京籌議查禁事宜。一場轟轟烈烈的禁菸運動在各省展開了。北京查獲的吸菸犯中竟有皇親貴族。兩廣總督鄧廷楨 [7] 從贊成弛禁轉而認真禁菸，12月12日，廣州爆發了一萬多人的群眾示威，反對英、美等國干涉廣東當局在商館前處絞煙販。到了年底，道光帝決定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廣州查禁鴉片，並命令由他節制廣東水師。
林則徐領導的禁菸運動 1839年3月，林則徐到達廣州，嚴查煙販，整頓水師，懲辦不法官兵，曉諭外商呈繳鴉片。當時內有權奸暗中阻難，外有西方鴉片販子和英國代表威脅恫嚇。林則徐堅決宣稱「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他對鴉片商人採取「勸戒兼施」的辦法，責令十三行行商伍紹榮等赴外商居住的洋館開導。24日，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Charles Elliot）從澳門潛入廣州洋館，阻止外商交出鴉片。林則徐下令斷絕貿易，派兵監視洋館，封鎖廣州、澳門之間的交通線。27日，林則徐再曉諭英商論以理、法、情、勢都應永絕販賣鴉片。義律被迫命令英商繳出鴉片，但暗中又向他們保證煙價由英政府負責，蓄意向中國開釁。
從6月3日到21日，林則徐在虎門海灘公開銷毀了英、美等商人呈繳的鴉片21298箱。這是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的正義行動。
但是，英國資產階級決不願意放棄一本萬利的鴉片貿易。林則徐命令外船進口要出具甘結，保證不夾帶鴉片，如果查出則貨物沒官、人犯正法。英國商務監督義律卻禁止英船具結，甚至以軍艦阻止已經具結願意進口的一些商船。1840年2月，林則徐就任兩廣總督，鄧廷楨改督閩浙，他們對沿海嚴加戒備。林則徐支持廣東人民的反侵略鬥爭，並出告示說：「如英夷兵船進入內河，許以人人持刀痛殺。」
英國侵略者發動戰爭 隨著19世紀初期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1825年、1837年接連發生的經濟危機，英國資產階級及其政府早就迫不及待要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1832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已派間諜船偵察中國沿海港灣的情報並提出了武裝侵略中國的具體建議。在華鴉片販子和倫敦、曼 徹斯特、利物浦的英國商人都紛紛上書英國政府，要求用武力打開中國市場和保護鴉片貿易。1840年2月，英國內閣正式決定發動侵華戰爭。4月經英國國會通過，6月，由英國全權代表義律（George Elliot）統帶的侵略軍4000人，乘艦船40餘艘到達廣東海面並封鎖珠江口，鴉片戰爭正式爆發。廣州人民組織水軍、義勇加強防守力量，伺機出擊敵船。7月初，侵略軍進犯廈門，遇到福建地方軍民的抗擊，就北駛浙江，攻占防禦薄弱的定海。8月，英國派船到白河口投書，向清政府直接恫嚇。穆彰阿、琦善等主張投降妥協的官員乘機宣傳英人「船堅炮利」，難以取勝，「夷兵之來系由禁菸而起」。琦善在天津海口談判時答覆英人的照會上竟說，林則徐等「受人欺矇，措置失當，必當逐細查明，重治其罪」。
統治階級中出現了妥協派和抵抗派的尖銳對立。道光帝派琦善到廣州繼續談判，下令將林則徐、鄧廷楨革職。兩江總督伊里布和義律先行簽訂了《浙江停戰協定》。琦善一到廣州，立即裁撤海防措施，專求妥協。1841年1月初，英軍突然襲占沙角、大角兩炮台。義律向琦善提出議和條件，其內容包括開放廣州、賠款600萬元和割讓香港等條款。
琦善雖一意求和，但卻不敢接受割讓香港的條件。1841年1月26日，英軍侵占香港。2月下旬，侵略軍一面從定海撤退，一面攻占虎門炮台。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 [8] 孤軍奮戰，將士數百人壯烈犧牲。
道光帝原想以犧牲林則徐換取廉價的妥協，後見英方要求十分苛刻，又傾向抵抗。1月27日，道光得知英軍攻破大角、沙角炮台，決定下詔「宣戰」，從各處調兵雲集廣州。但是林則徐等抵抗派依然被排斥。主持軍事的是宗室奕山，他主張「防民甚於防寇」。5月底，奕山在遭到一些挫敗後，就派廣州府知府余保純和侵略者訂立一個「賠款」600萬元的「贖城」協定，其中包括清軍撤出廣州城外60里的條款。林則徐雖然一度被命以四品卿銜赴浙江鎮海協助防守，但在6月間仍被斥責謫戍伊犁。
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 英國侵略者遇到了中國人民堅決的抵抗。1841年5月30日，廣州西北郊三元里一帶103個鄉的農民數千人以刀、矛和農具向侵略廣州的英軍展開了英勇的討伐。在一天的激烈戰鬥中，大股英軍被農民們層層包圍，遭到痛擊。第二天早上，經過廣州府知府余保純為敵人求饒，這些替鴉片販子開闢道路的英國軍隊才狼狽不堪地逃去。
對於這次人民自發的武裝反抗，義律在布告中竟無恥地說「不追究人民 這次頑抗，但以後不得再犯」。人民張貼檄文答覆說：「我們義民約齊數百鄉村同時奮勇滅盡爾等畜類。爾如果有能，就不該轉求廣府苦勸我們義民使之罷戰。」
侵略者擴大戰爭、清政府妥協投降 1841年4月，英國政府為了擴大侵華戰爭，派遣璞鼎查（H. Pottinger）來中國代替義律，決定用武力壓迫清政府訂立一個有廣泛侵略權利的通商條約。從1841年8月侵略軍一度侵占廈門之後，於10月初接連攻陷浙江定海（第二次陷落）、鎮海、寧波三個城市。駐守鎮海的署兩江總督裕謙 [9] 集眾宣誓死守，城陷投水自盡。道光帝派遣素不諳兵的皇侄奕經到浙江紹興主持軍事。奕經的作戰計劃是兵分三路，乘夜冒雨進攻三個失陷的城市，企圖以偷襲僥倖取勝，結果三路都遭到慘敗，自己逃至杭州。道光帝一面繼續調兵遣將，一面準備求和。他派遣盛京將軍耆英和已被革職的伊里布到浙江主持對英交涉。5月，浙江海防重鎮乍浦陷落。6月中，英軍進犯吳淞口，守衛吳淞口炮台的老將陳化成血戰殉國。英軍進而侵占上海、寶山，溯江而上攻陷鎮江，切斷南北交通。8月初，英國軍艦直抵南京下關江面。軍機大臣穆彰阿利用形勢，公然聲稱「兵興三載，糜餉勞師，曾無尺寸之效」，把妥協派造成的軍事失敗歸罪於反侵略的正義主張。由於英國侵略者的軍事訛詐，妥協投降路線在清朝統治集團中占了上風。1842年8月29日終於由耆英、伊里布等和英國侵略者在英船上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
人民的自衛鬥爭和愛國將士的英勇戰鬥 由於英國侵略軍到處焚劫淫掠，在戰爭過程中，中國人民自衛的反抗鬥爭在各處展開。廣州、廈門、寧波、台灣、太倉、靖江以及其他各地群眾，都自動進行鬥爭，給英國強盜以沉重打擊。農民是反抗鬥爭的主要力量，參加這些鬥爭的也有手工業工人、沿海漁民和其他社會下層群眾（如浙東寧波等地的黑水黨），以及一些有愛國思想的士紳們。群眾武裝中最正規的組織形式是團練義勇。一般都是自發的臨時性的武裝組織。廣州三元里的農民隊伍便是從臨時自發的組織發展成為聯繫各村各鄉的經常性組織的。
在清政府的軍隊中，士兵大都是愛國的，抗戰的，此外，還有一些英勇殺敵、頑強抵抗的將官。在虎門力戰的關天培，堅守吳淞的陳化成 [10] 和定海 再陷時苦戰犧牲的葛雲飛 [11] 等將領和他們部下的官兵，都是鴉片戰爭中值得紀念的英雄們。所有這些鬥爭都表現了中國人民反抗侵略者的英勇不屈精神，成為中國近代人民革命鬥爭的光輝起點。
第一批不平等條約的訂立 《南京條約》及其後兩年中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給中國人民加上了沉重的鎖鏈。使中國社會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南京條約》規定中國賠款2100萬元、割讓香港、開放五個通商口岸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它還規定了進出口貨稅須同英方「秉公議定則例」，破壞了中國的關稅自主權。1843年7月22日在虎門訂立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規定，英國僑民犯罪（指刑事案件）應交英國領事照英國法律辦理，這就是所謂「領事裁判權」。中國司法權也開始被破壞了。1843年10月8日《中英虎門續約》規定，將來中國如「有新恩施及他國，亦應准英人一體均沾」，片面的最惠國待遇開始了。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和片面的最惠國待遇是束縛半殖民地國家的三條重要鏈索，是經過英國侵華戰爭由英國侵略者強加於我國的不平等條約首先規定下來的。
美國資產階級在鴉片戰爭中一貫支持英國，《南京條約》訂立後，美國接踵而來要求訂約。1844年7月，由清欽差大臣耆英和美國專使顧盛（Caleb Cushing）簽訂了《中美望廈條約》。領事裁判權被擴大為包括到美僑和中國人民之間的民事案件，以及美僑和其他外僑之間的訴訟，中國司法權進一步遭到破壞。進出口貨物稅率被規定為須得美國領事同意才能改變，「協定關稅」的原則被進一步確定了。此外，在這個條約上還第一次規定了外國商輪沿海貿易權和外國兵船各口游弋權。條約還允許美國在五口建造教堂。
接著，法國也派遣專使剌萼尼（J. de Lagrenée）和一支艦隊到中國，脅迫耆英在10月24日訂立了《中法黃埔條約》。法國取得中英、中美各約的特權，並迫使清政府取消對天主教的禁令。
比利時和瑞典·挪威（當時是聯合王國）等國也都在「利益均沾」的名義下享受對中國的各項特權。
中國開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鴉片戰爭和《南京條約》是中國遭受資本帝國主義奴役的起點。中國社會從此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中國不再享有完整獨立的主權，中國封建經濟遭受外國資本主義愈來愈嚴重的破壞和控制，中國社會開始轉化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此以後，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除了原有的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以外，又加上帝國主義 和中華民族之間的矛盾，並成為最主要的矛盾。在另一方面，中國人民開始肩負起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雙重任務。中國人民革命和一切反抗鬥爭都開始帶上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近代時期。
第二節 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經濟和階級關係的變化 農民戰爭的醞釀
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經濟開始發生重要的變化。19世紀四五十年代是中國社會劇烈動盪的時代。
五口貿易 五口成為「條約口岸」，中國門戶洞開，西方資產階級急欲把中國變成他們的商品市場，鴉片戰爭後的幾年中，進口貨數量一度猛增。1843年，英國輸華棉紗數量（621萬磅）加倍於戰前。1845年，英國輸華棉布數量（1.12億碼）達到戰前的5倍。英國棉織品輸華總值從戰前每年70萬英鎊左右遞增為1845年的170多萬英鎊。清朝對洋貨所抽的進口稅很低（約5%），但外商還要走私逃避。廈門在1845年以後成為著名的走私口岸。廣州關稅在19世紀40年代後葉，逐年減少。寧波在1850年，進口貨至少有一半是走私的。
口岸附近地區也出現中國走私商人和走私路線。由於上海洋布充斥，一條逃避內關（杭州北新關）的走私路線，就從上海開闢，經過蘇州、嘉興至澉浦，再行船運至餘姚轉寧波，分銷浙、閩各地。1845年經過這條路線走私的洋布達20萬匹 [12] 。
洋布大量人口，首先打擊了口岸附近地區的手工紡織業。40年代中葉，上海附近的松江、太倉等地，手工紡織業開始衰退。根據1845年閩海關報告，由於洋布、洋棉充積，江浙棉布在閩南「不復暢銷」，而漳州、同安一帶原銷台灣、江浙以至東北的土布也「壅滯不能出口」。
洋貨入口，雖然使沿海地區的手工業和農村副業以及商品經濟都受到打擊。但各地區的自然經濟，依然起著頑強的抵抗作用。英國資產階級曾經幻想短期內把中國變為無限制的市場，但湧入中國的貨物大半仍被積壓著。1846年以後，洋紗、洋布進口數量顯著下降，到50年代才又回升。在鴉 片以外的普通商品貿易方面，進出口值的順差，仍是在中國方面。五口開放後的十幾年中，侵略者仍然以鴉片走私為主要掠奪手段。鴉片進口量從40年代中葉的每年四萬多箱 [13] 達到50年代的年約七萬箱。十餘年中，進口鴉片總數達七八十萬箱，合三四億銀元。香港成為囤積鴉片和走私的中心。
中國茶、絲出口量幾乎是直線地增長。茶葉在30年代每年出口量為5000萬磅強，五口開放後，1843年增為7000萬磅，1851年將及1億磅，即加倍於戰前。絲在戰前每年出口約1.2萬包，40年代後葉每年約2萬包，1852年達3.2萬包，1853年6.4萬包，即戰前的5倍。茶、絲生產也相應地發展。但是這種發展並沒有可靠的基礎，因為貿易受外商的操縱，茶、絲商人的資本逐漸變成洋行的附屬品，有些商人服務或依附於外國洋行，轉化為買辦商人。貿易價格受控制的結果，使直接生產者受到更大的剝削。在40年代和50年代初年，白銀繼續外流，1850年以後，銀價每兩竟漲至制錢兩千餘文。
侵略者在沿海掠賣人口 中國社會經濟呈現變化的同時，侵略勢力和人民的矛盾也在加深。五口成為侵略據點，外國軍艦經常出入停泊，水手暴徒麕集，搶掠行兇事件隨時發生。和鴉片走私同時，還有人口掠賣。五口開放之後不久，英、美、法、西、葡等國侵略者在廈門、汕頭、廣州、澳門各地，用欺騙、威脅，甚至綁架手段，掠奪勞動者（即所謂苦力）到南北美洲、西印度群島、非洲等處做苦工。廈門的德記洋行（Tait & co.）就是一身兼任西、葡、荷三國領事的英國人德滴（J. Tait）開設的賣人行 [14] ，另有合記洋行（Syme, Muir & co.），它的股東中有美國駐廈門領事。運走的華工在途中往往死亡過半，即使抵達國外也只能過著牛馬一般的奴隸生活。這些外國人口販子的不法行為都受著治外法權和侵略武裝的庇護。
「租界」和港、澳成為殖民主義者的侵略基地 侵略者肆無忌憚地破壞中國主權。1845年11月，英國駐上海領事巴富爾（G. Balfour）和蘇松太道員宮慕久議定，將黃浦江邊洋涇浜（今延安東路）以北和李家場（今北京東路） 以南的一塊地劃為英國人租借居留地，稱為《上海地皮章程》。這是外國侵略者在中國占有「租界」的開端。1848年，美國人占據另一塊地為居留地，後來和英「租界」合併為上海「公共租界」。1849年法國也奪取了一塊「法租界」。這些侵略者在1854年7月，乘上海小刀會起義的時機，擅自製定「管理章程」，在這些「租界」中成立行政、稅收、警察和司法機構，以所謂「工部局」為中心建立殖民統治。香港被英國侵占後，迅速地殖民地化，並且成為走私的中心。葡萄牙在1849年迫使中國海關從澳門撤出，強迫中國居民向其交稅，企圖霸占澳門。這樣，中國沿海一批半殖民地化和殖民地化城市出現了。
社學領導的廣州群眾鬥爭 廣州地區人民從1841年夏間三元里抗敵鬥爭之後，就在市郊西北各鄉設立昇平社學作為抗敵的中心。廣州東北各鄉的東平和城南各鄉的隆平、南平等社學也相繼成立。參加社學的人數達十幾萬人，其中的基本群眾是農民，另外還有城鄉手工業者和店員等，一些愛國士紳在社學中起了領導組織的作用。
社學聲勢浩大，1842年底，英國水手行兇後逃入洋館，廣州數萬群眾圍燒洋館，官府企圖阻止無效。1844年，英國企圖在廣州河南強劃租界，經四十八鄉三千餘人抗議示威而停止。統治者對人民的反抗感到不安。新任兩廣總督耆英污衊社學群眾為「游棍」、「匪徒」。廣東巡撫黃恩彤竟說「粵患未已，不在外而在內」。1846年以後，反侵略鬥爭圍繞著反對外人進入廣州城問題而更發展起來。本來《南京條約》並無允許英人入城之說，但侵略者曲解約文硬要進城。1846年1月，耆英竟宣布准英人入城。這立刻引起了群眾的暴動。群眾大張揭帖，「將攫官而殺之」，以警告賣國官吏，並驅逐聯絡英人的知府劉潯，放火焚燒他的衙門。社學還出告示，約期聚攻洋行。於是英國公使德庇時（John Davis）躲到香港。清政府「抑民順夷」的政策受到有力的打擊。1847年，英國兵船闖入省河，耆英瞞著人民與英方密約兩年後開放廣州。但人民沒有放鬆戒備。到了1849年，繼任粵督的徐廣縉看到人民的激烈反抗，不敢實行密約。英國侵略者又使用武力威脅的慣技，把兵船駛入省河。徐廣縉準備屈服，但廣州人民堅決抵抗，內外城和河南地方居民組織十萬人的武裝，晝夜操練準備迎敵，城郊各社學群眾都枕戈待旦。廣州商人也宣布與外國斷絕交易。在這種情勢下，清政府不敢攖群眾之怒，侵略者的恫嚇也失效了。徐廣縉奏道光帝說，「阻之未必遽開邊釁，輕允之必至立啟釁端」。「入城問題」就延擱下去。清政府這種表面上的曲順民意，實際上只是統治者藉以躲開就要延燒到自己頭上的火焰而已。
主張向西方學習的進步思想家 鴉片戰爭時期，清朝統治集團內部已經開始分化，有些愛國開明的官員和知識分子要求改變現狀，提出學習西方「長技」、了解外國情況，藉以抵禦外侮的主張。向西方學習在當時是一種進步思想。在這個問題上，林則徐是一個開風氣之先的人。他在廣州抗敵期間，不斷搜集西方情報，翻譯西方書報 [15] ，編成《四洲志》一書。他又主張採購西方武器，加強海防。湖南學者魏源 [16] 曾在裕謙幕府參與抗英事宜。他受林則徐囑託在《四洲志》的基礎上繼續收集材料編成《海國圖志》 [17] ，這是東亞第一部有系統地敘述世界史地的著作。他提倡「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主張反抗侵略。雖然他認為勢可變而「道」不可變，但他提出「執古以繩今是為誣今，執今以律古是為誣古」，這種主張變革的見解，在當時也是很先進的觀點。
戰後階級矛盾的激化 鴉片戰爭以後，國內階級矛盾迅速發展達到空前尖銳的程度。這一方面是外國侵略勢力所造成的災難，另一方面是由於封建社會本身的危機加劇。戰前鴉片泛濫和白銀外流問題的情況變得更加嚴重了。紋銀和制錢的比價不斷上升。總數共達7000萬元的軍費和「賠款」，又轉化為捐稅和浮收，重壓在農民身上。江蘇的蘇、松、太和浙江的杭、嘉、湖各府一石漕賦須納米二石五六斗。江西也在二三石以上。這些主要農業地區，不但漕額重，浮收多，而且漕弊深。「大戶」的負擔大部分都攤於「小戶」。蘇南百分之八九十農民淪為佃戶，受著無法交納足額的地租剝削。在太平軍到達南京前，十年之中，江浙各地農民抗漕、抗租的鬥爭已是如火如荼。1846年，昭文縣（常熟）和鎮洋縣（太倉）農民先後攻入縣署，並拆毀大批豪紳地主的房屋。1849年，松江農民攻入府署。元和（蘇州）、無錫兩縣農民都拆毀知縣衙門。這些在江浙主要農業地區所發生的情況，是全國農村動盪的寫照。無論北方南方，農村騷動和群眾起義都在不斷發生。
白蓮教系統（主要在北方）和天地會系統（在南方）的民間秘密組織也在積極活動。少數民族在邊遠地區也不斷進行反抗鬥爭。全國範圍內呈現了大風暴即將來臨的景象。
洪秀全的初期革命活動 當時廣西是清政府統治比較薄弱的地區。天地會在省內到處設立山堂。湖南、廣東的天地會起義武裝和一些白蓮教支派在當地不易容身時，也往往轉移到廣西來。但是天地會組織散漫，許多山堂不相統屬，不容易形成統一集中的行動。40年代後期，廣東人洪秀全 [18] 、馮雲山 [19] 創立的拜上帝會進入廣西。拜上帝會有嚴密統一的組織和紀律，因而能夠迅速發展，代替舊式組織而成為革命中心力量。
洪秀全出生在廣州城北90里花縣的一個中農家庭，幼年受過傳統的封建教育，由於家貧也參加種田勞動，又做了十幾年鄉村塾師。他應試幾次都落第。鴉片戰爭的失敗和廣東人民反侵略鬥爭的高漲，激發了他的反抗思想，促使他走上革命道路。1843年，他把前此得到的一本宣傳基督教的小冊子《勸世良言》，加以附會解說，自稱接受了上帝的「天命」，創立拜上帝會，並且動手打毀了私塾的孔子牌位。
1844年，洪秀全和馮雲山到廣西貴縣、桂平一帶山區，在農民中進行了艱苦的宣傳組織活動。馮雲山做短工，當塾師，結識了很多貧苦人民，在三年中吸收了三千多名群眾參加他的組織，這些群眾一般都是純樸農民和開礦工人。這期間洪秀全曾回到家鄉寫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等作品，提出了反映農民樸素平等思想的口號，如「天下多男子，儘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儘是姊妹之群」，鼓舞人們為實現「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而鬥爭。馮雲山留在桂平縣紫荊山區領導拜上帝會同地主武裝團練進行了鬥爭。1847年，洪秀全回到紫荊山。不久，他寫了《原道覺世訓》，宣傳反清革命思想。他把地主階級用以從精神上統治人民的各種神仙菩薩，總稱為「閻羅妖」，把清朝皇帝也當作閻羅妖的化身（或是如以後的作品中直斥為「咸豐妖」），而把農民反對壓迫剝削的理想神化為「皇上帝」，號召農民只尊奉皇上帝，共同殲滅清朝皇帝和各種妖魔蛇怪。他又制定了十款天條等宗教條規。十款天條規定嚴禁姦淫、嗜殺、貪財、賭博、吸菸、飲酒，要求嚴格的道德生活和組織紀律。
拜上帝會在鬥爭中迅速發展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以洪秀全、馮雲山為首的革命領導核心。參加領導核心的還有種山燒炭的貧農楊秀清 [20] 、蕭朝 貴 [21] 和在當地受到排擠的地主富農韋昌輝 [22] 、石達開 [23] 。
1850年夏天，廣西全省的情況更加動盪：拜上帝會和團練的鬥爭更激烈了，天地會在各地的起義也愈加頻繁，大量的饑民在迫切尋求出路。起義時機逐漸成熟。洪秀全號召各地會眾到桂平紫荊山區的金田村集中「團營」，編制隊伍，準備發動起義。貴縣有幾千「客家人」與土著械鬥敗走桂平，也到紫荊山和拜上帝會會合。
在起義風暴將要到來的時刻，道光帝於1850年2月25日死去。第四子奕 （1831—1861年）繼立，於次年改元咸豐（1851—1861年）。咸豐帝為了表示順應輿論，先後革去穆彰阿、耆英和琦善等人的職務，並命早已告老回籍的林則徐，以欽差大臣署廣西巡撫名義前赴廣西，鎮壓農民起義。林則徐在赴廣西途中死於廣東潮州。當時長期把持政權的一些滿族大臣及其依附者都是一些腐朽昏庸的官僚，咸豐帝很想換一批人來應付當時政治、社會的危機。他先任用道光帝的第六子恭親王奕訴入值軍機，1857年以後，鄭親王端華之弟肅順漸攬大權。
第三節 太平天國農民戰爭的爆發和前期革命鬥爭
從金田起義到建都天京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即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領導的拜上帝會在金田宣布起義，建號太平天國。起義的會眾共有一萬多人，其中不少是全家乃至全村一同參加的。起義軍分別組織男營和女營，在軍中實行大體平均的供給制度。這一支組織緊密、紀律嚴明的太平軍，一開始就提出了要打到南京和北京的口號，明確了推翻清朝統治的目標，鬥志非常旺盛。清政府調集了兩廣、湖南、貴州、雲南、四川等省的軍隊，派了軍機大臣賽尚阿充任統帥，進行鎮壓。這些綠營軍隊十分腐敗，戰鬥力很弱。太平軍駐紮在永安州（今廣西蒙山縣）半年多，在這裡封了東、西、南、北、翼等王位，增訂了官制，頒行了天曆，政權機構已大致建立起來。當1852年4月太平軍突圍時，一天就擊斃清軍的四個總兵 [24] 。太平軍北上圍桂林一月未攻克，北取全州時，馮雲山中炮犧牲。全軍進入湖南以後，湘南 道州一帶有四五萬農民、幾千挖煤工人參加。蕭朝貴率領先鋒部隊攻打長沙，在城下中炮犧牲。太平軍攻長沙不下，繼續繞道北進，在益陽和岳州得到一萬多艘船隻，並有許多水手加入，組成了水軍。咸豐二年底（1853年初），太平軍攻下武昌，擊斃守城的湖北巡撫常大淳，武昌城中「男子從者十之九，女子從者十一二」，形成了一支男婦老幼共五十多萬人的隊伍。太平軍從武昌順長江東下，以破竹之勢在一個月內連下九江、安慶等省會，直達南京。所到之處殺逐官吏豪紳，焚燒田契借券，受到貧苦人民的熱烈擁護。3月19日，太平軍僅用十天時間即攻下南京，定為都城、改稱天京。一個和清朝封建政權對峙十餘年的太平天國農民政權正式建立了。
北伐 太平軍攻克南京後十天，清提督向榮所率領的清軍從廣西一直尾隨到南京城外孝陵衛，建立江南大營。又半月後，北京派出的欽差大臣琦善所率的清軍在揚州設立江北大營。太平天國不顧這種威脅，派出大部分主力軍進行北伐和西征。北伐軍由林鳳祥 [25] 和李開芳 [26] 統率，在5月8日從揚州出發，準備直搗北京。這支軍隊表現了高度的機智和頑強的戰鬥作風，一路上突破了敵人優勢兵力的阻擊，經皖北，入河南，在河南鞏縣附近強渡黃河，轉入山西，然後跨過太行山，奇襲直隸，逼近保定。清政府大為震動，調集了僧格林沁和勝保所率的八旗兵主力，並抽調了南方戰場上部分軍隊，竭盡全力阻截。北伐軍兵力有限，避實蹈虛，移兵東向，占領天津附近靜海一帶，但因天寒糧缺，被迫撤至阜平、連鎮，堅守待援。天京兩次派出援軍，都受到敵軍阻擊，未能與北伐軍會師。李開芳率領南下接應援軍的軍隊，也被清軍圍困於山東茌平一帶。北伐軍經過兩年的戰鬥，最後在咸豐五年（1855年）春間幾乎全部犧牲。北伐之役雖因孤軍缺援損失了許多精銳部隊，但北伐軍的英勇戰鬥大大震撼了清朝的統治，促進了全國革命形勢的進一步高漲，對皖北一帶捻黨革命活動的發展起了直接的推動作用。同時，北伐軍牽制了清軍的大部分主力，也有利於革命勢力在南方的勝利發展。
西征初期和湘軍的出現 與北伐同時，太平天國的西征軍在賴漢英等指揮之下，於1853年5月溯長江而西，再度攻取了安慶、九江、武漢等長江沿岸的重要城市。西征軍在安徽克復了二十多個州縣，從此安徽成為太平天國控制的重要地區。西征軍在1854年春進入湖南，遭到曾國藩 [27] 組織的 湘軍特別是一部分有洋炮裝備的湘軍水師的頑抗。太平軍在西征中取得了一些戰果，但在湘潭、武漢和田家鎮等幾次戰役中一路退守，損失船隻萬餘艘。
曾國藩於1852年底以在籍侍郎受派督辦團練，組成後來所謂湘軍。他一開始就改變地方團練的老辦法，以同鄉、師生、親友等各種封建關係糾合一批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充任軍隊的將領骨幹。兵士都由營官自行招募，對象是山區或鄉間與外面較少接觸的農民。招來後加以蠱惑欺騙，這樣，湘軍就不同於由無業游民組成的團練，而形成了一支有嚴格封建隸屬關係和濃厚地方色彩的軍隊。曾國藩在1854年發布《討粵匪檄》，號召地主階級知識分子起來反對太平天國。他以「兩湖三江」的地方觀念，煽動人們對「粵匪」的不滿；以「名教奇變」即封建禮教遭到破壞來煽動儒生和士大夫；又宣傳「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和廟宇神佛遭到破壞來煽動落後群眾。檄文集中地表現了地主階級在思想意識上對農民革命的頑抗。湘軍的出現是近代地方軍閥的開端。
厘金 為了進行大規模的鎮壓太平軍的戰爭，清政府軍費支出激增，而當時又以戰爭的關係，稅收銳減，庫空如洗。為了供應龐大的軍費開支，咸豐帝曾先後下令鑄鐵錢、鉛錢、大錢和發紙鈔，但都不能通行，又推行「捐納」（賣官鬻爵）、「捐輸」（苛派勒索）等辦法，仍不能解決軍費問題。咸豐三年（1853年）起，清政府准許各地設卡抽取「厘金」，就地供應軍費。湘軍和後來其他地方軍隊的經費主要都依靠厘金。「厘金」是一種貨物通過稅，初設時，大體按1%徵收，但不久即無限制地增加。而且遍地設卡，一省之內的厘卡往往多至百餘處。這種苛稅嚴重地妨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成為地方官吏貪污勒索的重要來源。
西征的勝利 1854年底，石達開奉命率太平軍西上增援，在湖口和九江大敗湘軍，扭轉了西征軍的不利局面。接著第三次攻克武昌，進軍江西，控制了上游武昌、九江、安慶三大重鎮，占領了安徽、江西和湖北的大部分地區，西征獲得了巨大勝利。1856年上半年，駐守天京的軍隊在楊秀清直接指揮下，擊潰了清軍江北大營，接著又會同部分西征軍擊潰江南大營。太平天國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達到了極盛的時期。
天朝田畝制度 太平天國建都南京後，立即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這是一個包括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農民革命綱領。綱領的基本思想在於反對地主占有土地的制度。它提出的辦法是：田分九等，「凡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婦，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則多分，人寡則寡分」。「凡男婦每一 人自十六歲以尚（上）受田，多逾十五歲以下一半」，即16歲以上受全份，15歲以下減半。這樣分田的主張，首先是從原則上否定了封建土地制度。
《天朝田畝制度》又進一步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但太平天國的領袖們並沒有找到實現這種理想的辦法，只能提出一個絕對平均主義的方案。《天朝田畝制度》規定以25家為農村中社會組織的基本單位（稱為「兩」，以「兩司馬」為領導人），「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則歸國庫。凡麥、豆、苧麻、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這種想把個體生產的小農的產品收歸公有加以絕對平均分配的辦法，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的空想，顯然不可能實現。事實上，《天朝田畝制度》所擬的分田和產品分配的辦法都無法施行，許多地區「照舊交糧納稅」，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因而仍被保留下來。但是太平天國畢竟沒收了許多抗拒革命的反動地主的財物土地，在革命政權的支持下，很多農民不向地主交租或交很少的租。後來太平軍進入蘇、常地區，這一帶封建地主的反動勢力較大，階級鬥爭情況複雜，但許多地主也悲嘆「無租可收」、「租米不還」、「各戶無租」。這說明了封建剝削關係遭到了巨大的衝擊，農民的生活和地位也就有所提高。
地方政權 太平天國在所占領的區域內摧毀了各級地方封建政權，建立起農民的革命政權。凡縣一級以上的負責人，一般都由太平軍將領擔任。一些農民擔任了地方鄉官。地方政權的建立使革命更加深入，在維護革命秩序和保證農民戰爭人力物力的支援上都起了重大的作用。雖然還有不少地主混進革命的隊伍，竊據鄉官的職位，但在上級革命政權和革命軍隊的控制下和群眾的監督下，這些竊據鄉官的地主一般不可能像清政權下的里正甲長那樣肆意橫行。
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改革 在經濟方面，太平天國通過沒收地主、官僚的財物，強迫地主繳納捐款等方式，對地主階級進行了沉重的打擊。在革命政權支持下，農民反封建的抗租鬥爭更加普遍地展開。若干被殺的或逃亡的官僚、豪強的土地，實際上歸了佃戶所有。
財政方面，太平天國在各地徵收錢糧，形式上沿襲清朝制度，但實際上由於廢除了種種苛雜勒索，賦稅大大減輕了。
太平天國起義時所創立的「聖庫制度」，在建都天京後，繼續在軍隊中實行。天京因為實行軍事管理，也實行這個供給制度。這種制度對於保持革命隊伍的團結和純潔性方面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太平天國反對封建宗法制度對婦女的歧視和壓迫。在《天朝田畝制度》 中就規定分田不論男女（「凡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婦」），並廢除買賣婚姻（「凡天下婚姻不論財」）。太平天國也禁止娼妓，不准纏足。太平天國還設立了女官，建立了女軍，並組織女館中的婦女從事生產和其他工作 [28] 。
手工業方面，太平天國組織了「諸匠營」和「百工衙」（主要在天京），把手工業者按行業組織起來，生產軍隊和社會需要的軍需品和日用品。
商業方面，除天京城內實行聖庫制度、禁止私人開設商店外，其他地方商人都可自由貿易，商稅很輕。
文化教育方面，太平天國頒印了大批書籍和文件，一般都用比較通俗的文體或詩歌體寫成，以便群眾傳誦，並經常採用「講道理」的方式向群眾宣傳。科舉考試以太平天國領導人自己擬的試題來選拔人才。太平天國還專門成立刪書衙，連幾千年來被封建統治階級看作神聖不可侵犯的儒家經典，也被刪改了。
領導集團的內部分裂 但是，農民階級不是新生產力的代表者，它不能建立真正符合於歷史發展的新社會。在革命發展過程中，太平天國的領導人逐漸暴露出了自己的缺點。一些高級領導人開始滋長了追求權力地位的不良傾向，相互間產生了猜疑和不滿。革命領袖洪秀全和另一主要領導人楊秀清之間也產生了嚴重的隔閡。抱有嚴重個人野心的韋昌輝利用這種矛盾挑撥離間。1856年9月初，正當太平天國取得巨大的軍事勝利，革命發展充滿希望的時候，韋昌輝在洪秀全的縱容下，於9月1日晚發動內訌，幾天之中，殺害了楊秀清 [29] 及其部下兩三萬人，使革命失去了一個傑出的領導者和大批優秀幹部、士兵。韋昌輝甚至還要加害回京勸解的石達開。
不久，洪秀全在天京軍民的支持下將韋昌輝處死，召石達開進京輔政。石達開有傑出的政治軍事才能，在初期革命鬥爭中貢獻很大，威望很高，得到大家的擁護。但洪秀全又猜忌石達開，多方加以抑制，使石達開在天京難以立足。1857年5月，石達開負氣率領著大部分精銳部隊離開天京，孤軍「遠征」，這使太平軍在各個主要戰場上的兵力大大削弱，給湘軍在江西大舉反撲造成機會。石達開軍先在江西、福建活動，從1859年起轉戰湖南、廣東、廣西、湖北、四川、雲南、貴州等省，多次擊敗清軍，對各地的起義運動也 起了促進作用。但由於遠遠脫離革命中心，他只能長期進行流寇式的戰鬥，沒有多大作為，最後於1863年6月在大渡河邊全軍覆沒。
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鬥爭 太平天國在初期幾年中的勝利發展，大大推動了全國的反清運動。各地人民的起義鬥爭如火如荼，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以太平天國為中心的農民革命高潮。
天地會系統的反清鬥爭在長江流域以南的廣大區域到處爆發，很多地方的天地會都為響應或是迎接太平軍而舉起義旗，其中不少參加了太平軍。但是分散活動、不相統屬仍是天地會的主要弱點。兩廣、湖南一帶，自太平軍北上後，各種名目的天地會山堂不斷舉行起義。1854年，胡有祿、朱洪英等在廣西灌陽縣建立「昇平天國」。同年，陳開、李文茂等在廣東佛山起義，圍攻廣州城，1855年轉入廣西，在潯州建立「大成國」，到1861年失敗。1853年9月，小刀會劉麗川起義，占領了上海縣城及附近各縣，到1855年2月才在清軍和英法侵略武裝的共同鎮壓下失敗。此外，四川、江西、浙江、福建、台灣都有哥老會、小刀會、天地會等各種支派的起義。
白蓮教系統的鬥爭遍及南北，魯西和直隸南部一帶是他們在北方的重要活動中心。在浙江、福建、湖南、貴州等省，有齋教、八卦教等的活動。1855年，貴州苗族僱農張秀眉舉行起義，苗民參加者達數萬人，並有白蓮教的紅號、黃號、白號三支起義軍響應配合。
活動於皖北、蘇北、豫東南、魯西南一帶的捻軍，以破產農民、遊民和散兵為主要成分。1853年，太平天國北伐軍經過這一帶，更推動了捻軍的鬥爭。1855年，各路捻軍會集於安徽亳州雉河集（今渦陽縣城），推張樂行 [30] 為大漢明命王。此後，捻軍成為黃河長江間最活躍的農民武裝力量。
第四節 第二次鴉片戰爭 太平天國後期的革命鬥爭
侵略者偽裝中立 西方侵略者在50年代初年，就不斷陰謀以軍事侵略繼續擴展在中國的特權和利益。咸豐元年底（1852年1月），英國駐上海領事阿禮國（R.Alcock)向英國公使文翰建議，要乘中國太平天國起義爆發的時機，把兵船開入長江，對清政府「不加警告，不給以事先準備的時間」，就強占鎮江，封鎖運河，切斷漕運，迫使清政府答應英國的一切要求。1853年初，太平軍從武漢順流東下，阿禮國又函文翰，建議由英國或是單獨行動，或 是聯合美、法兩國，進行武力干涉，並「乘清朝皇帝還握有能夠締結條約的地位時，向他取得這種干涉的報酬」。於是文翰下令沿海英國軍艦集中上海。但是太平軍迅速占領南京，迫使侵略者暫時宣告「中立」。
此後一年余，英、法、美三國連續派人到天京窺探，想要誘脅太平天國承認他們從清政府得到的特權。1853年4月，英國由文翰把《南京條約》中文本送給太平軍，聲明要以武力保持英國在上海的特權。東王楊秀清誤以為他們同情太平天國，照復嘉獎文翰「忠心歸順」，說「天王降旨爾頭人及眾兄弟」果願來「投效」或「通商」，均可前來天京，但警告他們不要幫助清朝；至於不平等條約和侵略權益則置之不理。文翰離天京經過鎮江時，太平天國守將羅大綱又對他嚴厲斥責了英國人販賣鴉片的罪行。文翰看到太平天國的新局面，回到上海後，建議英國政府假裝「中立」，以免一旦「叛黨成功」，英國陷入「極其狼狽的地位」。年底，法國公使布爾布隆（A. de Bourboulon)也到天京刺探，並要求保護天主教。太平天國將領秦日綱聲明太平天國沒有壓迫天主教，但對不平等條約仍然拒不承認。1854年5月，美國公使麥蓮(Robert McLane)到天京和蕪湖窺探之後，報告美國國務院說，不可能想像「天王兄弟」將來會承認英、美、法等國和中國所訂的一切條約。他建議聯合進行武裝干涉。6月間，英國新任香港總督兼駐華代表包令（John Bowring）派遣翻譯官麥都思（W. H. Medhurst)等再到天京向太平天國提出一系列的問題。東王誥諭批覆其31條。其中第一條說，「平定時不惟英國通商，萬國皆通商，天下之內兄弟也。立埠之事，候後方定。害人之物為禁」。意思就是說：將來全國平定後，各國皆許通商，不獨英國，但通商口岸須待將來再議，鴉片必須嚴禁。第18條說，「前月花旗國（美國）炎（火）輪船來京者，經誥諭他：不但許伊國通商，至萬國亦許往來通商。但通商者務要凜遵天令。凡欲來天國通商者，准到鎮江焦山下聽守鎮江大員辦理」。這十分明確地指出外人通商必須遵守太平天國法紀，不能以不平等條約為根據。第19條說，「天地皆是天父所造，地產萬物，煤炭諒亦隨處皆有。……此後幾欲販運煤炭者請免來也」。這一條用意顯然在於防止外國輪船以販煤為名前來窺伺，表示了對侵略者一定限度的警惕 [31] 。太平天國雖然對侵略者缺乏足夠的認識，但所持的嚴正態度已經使侵略者看出這樣的革命政權是不可能強迫就範的。
英法侵略者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 《天津條約》 從1854年到1856年，英、美、法三國曾一再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約」的要求。在清政府拒絕之後，1856年，英、法兩國就組織聯軍發動了侵略戰爭，其目的在於擴大鴉片戰爭所獲得的權益，所以也稱為第二次鴉片戰爭。
1856年10月，中國水師在一艘停泊於廣州的中國船「亞羅號」上逮捕海盜。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藉口這船曾在香港領過登記證（登記證早已過期），硬說這船是英國船而進行干涉，發動武裝挑釁。法國也以在此之前一個私人廣西內地的傳教士（馬賴神父）被殺作為侵略藉口。1857年12月，英、法侵略聯軍攻陷廣州。兩廣總督葉名琛事先毫無準備，臨事不作抵抗，結果被俘送印度，死於加爾各答。1858年5月，侵略軍攻陷大沽、天津。咸豐帝急忙派大學士桂良和吏部尚書花沙納到天津議和。跟英、法勾結而這時裝作調停人的美、俄公使，也隨侵略軍同來天津活動。清政府深恐侵略者進攻北京，全部接受了他們的條件，分別和英、法、俄、美四國簽訂了《天津條約》。侵略者退出天津，並定在第二年再來北京換約。
大沽戰役與侵略戰爭之再起 這時，咸豐帝還擔心外國侵略者會和太平天國聯合起來，他也害怕外國公使帶兵進京換約，可能盤桓不去。因此命令桂良等到上海和侵略者交涉修改《天津條約》，但遭到拒絕。11月8日，桂良等和英國代表額爾金（Lord Elgin）在上海簽訂了《中英通商章程善後條約》。規定進出口貨一律按時價值百抽五徵收關稅（茶、絲、鴉片除外）；洋貨進口附繳2.5%子口稅後，運銷內地，不再徵稅；允許「洋藥」（鴉片）公開進口，每百斤納稅30兩。
清政府調集僧格林沁、勝保等所率的軍隊，駐紮大沽口到北京的一路上，並宣布大沽設防，不許外船出入。1859年6月，前來換約的英、法公使拒絕按照清政府指定的路線在北塘登陸進京，並蠻橫地以軍艦攻擊大沽炮台。大沽守軍奮起抵抗，擊沉擊傷英、法軍艦十餘艘。美國軍艦在激戰時也參加了對大沽的進攻。這些侵略軍在遭到迎頭痛擊之後，不得不狼狽地撤走。
大沽戰役後，清政府並沒有打算推翻《天津條約》，但是侵略者卻要借題擴大侵略利益。同時，他們看到侵略計劃還是要通過清政府才能實現，決定用武力壓迫清政府使它成為自己更加馴順的工具。1860年，英法聯合組織更龐大的侵略軍，北上進攻。英法統帥事先都奉有兩國政府的指示，即如果清帝從北京逃走，中國的無政府狀態將有利於太平軍及各地人民起義的發展，而對英、法不利，所以必須注意維持清政府。侵略軍先占據了舟山、煙臺、旅順等地，繼於8月攻陷大沽、天津。9月下旬，侵略軍攻至北京城外。 咸豐帝倉皇逃往熱河，留其弟恭親王奕訴在北京談判。侵略軍在北京進行了極其野蠻的搶劫破壞，北京西北郊宏偉壯麗，被譽為「萬園之園」的清帝離宮圓明園經過焚劫後，變為廢墟。
《北京條約》 由奕訴出面和英法侵略者簽訂的《北京條約》，除了全部承認《天津條約》的內容外，還增加了若干新的條款。這兩批條約的主要內容綜合起來如下：1．外國公使駐北京，這在當時是侵略者控制清中央政權的一個重要手段。2．開放新口岸，包括沿海的天津（《北京條約》）、牛莊（後來在營口設埠）、登州（煙臺）、台灣（台南）、淡水、潮州（汕頭）、瓊州和沿長江的鎮江、南京、九江、漢口共11個口岸。3．允許外國教士深入內地傳教，外國教士從此可以借傳教名義在各地進行不法活動，並且霸占田地，廣置產業。4．外人參與海關行政。5．修改稅則，形成世界少有的低稅率。6．允許鴉片公開進口。7．賠款給英、法各800萬兩（《北京條約》）。8．割「九龍司地方一區」給英國。
俄國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夫於1858年5月28日用武力脅迫黑龍江將軍奕山簽訂《璦琿條約》，將黑龍江以北大塊土地割給俄國。1860年11月14日，俄國藉口「調停有功」，又強迫清政府簽訂《中俄北京條約》，將烏蘇里江以東的大片土地也割給俄國。西北地區，除1851年開放的伊犁、塔城兩處外，加開喀什噶爾一處通商。
《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使中國喪失了大片的領土和大量的主權，中國的半殖民化程度從此迅速加深。通過第二次鴉片戰爭，外國侵略者一方面打擊了對他們還存有疑懼而不夠順從的清政府，但是更重要的是把瀕於崩潰的清政府扶植起來，通過它來控制中國，並且直接幫助它來絞殺中國農民革命。
北京政變和那拉氏的掌權 英法聯軍占據北京期間，留京貴族大臣如奕訴、文祥等，表現了與外國侵略者較為合作的態度。咸豐帝及在其身邊掌握大權的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和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肅順等人，卻仍對列強抱疑懼態度。他們事實上把政治中樞移到熱河。奕訴等一再請咸豐「迴鑾」，咸豐批示：「設使朕率意迴鑾，夷人又來挾制，朕必將去而復返。」咸豐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咸豐帝死在熱河，繼位的載淳只有五歲。他的生母那拉氏（即慈禧太后或稱西太后） [32] 和奕 共同定計，於當年九月 （1861年11月）回到北京時發動政變。咸豐帝臨死時指定的八個「顧命大臣」中，載垣、端華、肅順三人被殺或迫令自盡，其他五人被革職。政變後改元同治（1862—1874年），那拉氏和咸豐帝的皇后鈕祜祿氏（慈安太后）一同垂簾聽政，實權操於那拉氏之手，這樣開始了她將近半個世紀的統治（自1861年迄1908年去世，共47年）。奕訴以議政王名義掌握軍機處，兼領新設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33] 。這次宮廷政變使英國所培植的勢力占了上風，英國資產階級把政變當作自己的勝利。英國公使卜魯斯報告英國外交部說：「這次危機之決定轉向有利於我們在華利益的方向，實受我們所執行的路線的極大影響。」
李秀成和陳玉成力挽危局 太平天國領導集團的內部分裂，使革命力量受到嚴重的損失，從這時起，軍事上便由原來的勝利進攻轉為被動局面。1856年12月，武昌第三次失守，湘軍從上游步步下逼。1858年4月，九江也被湘軍攻陷。在天京周圍，清軍江南大營從1857年6月起加強圍攻。這樣，在1858年，太平天國所控制的地區已經很狹小了。敵方曾國藩等甚至估計在1858年6、7月即可攻下天京。但是，當時全國各地的抗清鬥爭還在發展，清朝統治下的湖北、江西等處人民也紛紛起義，要求加入太平天國隊伍。傑出的青年將領李秀成 [34] 和陳玉成 [35] ，領導部隊奮力戰鬥，挽轉了危急的局面。
李秀成和陳玉成都是貧僱農出身，在革命隊伍中經過長期鍛煉成為優秀的軍事統帥。他們密切合作，於1858年9月擊潰清軍在浦口一帶的江北大營，又於11月在廬州（合肥）三河鎮殲滅湘軍主力之一李續賓部。這兩個戰役的勝利，解除了天京的圍困和安徽的危急，起了穩定戰局的重大作用。
洪仁玕與《資政新篇》 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 [36] 於1859年從香港來到天京，受封為干王，得到天王重用。他在香港和外國傳教士的接觸中，接受若干資本主義的思想影響，到天京後，就提出《資政新篇》，主張仿效西方，興辦工廠、礦山、鐵路、銀行、報館等等。這種主張在當時是很先進的。洪秀全對這些建議大都批示為「可行」，但太平天國缺乏實現這些措施的具體條件，因而這些建議實際是被擱置了。當時天王信用親屬而疏忌主要將領。洪仁 玕是洪氏諸王中比較有作為的一人，但和陳玉成、李秀成等將領不能和衷共濟。上下內外不能通氣，使太平天國後期政治日趨於衰敗。
太平軍攻取蘇南 1859年底，清朝將領和春、張國梁統領的江南大營，以密營深壕層層圍困天京。1860年初，李秀成輕騎入京，力請出外謀救應，定計以奇兵奔襲杭州，吸引江南大營分兵往救，再回師破江南大營。他帶部隊六七千人直趨杭州，於3月19日破城而入。江南大營果然分出主力由張玉良統帶馳救杭州。李秀成迅速退軍，與陳玉成、楊輔清、劉官芳、李世賢等軍分路合攻清江南大營。5月初，在南京東南的雄黃鎮（即淳化鎮）大會戰中，清軍前後不相救應，江南大營望風潰退。張國梁在丹陽戰死，和春逃至蘇州滸墅關自縊。李秀成進軍迅速攻下常州、無錫、蘇州、嘉興。蘇南除上海一隅，全入太平軍掌握，形勢為之一振。
反擊外國武裝干涉 李秀成率軍從蘇、常東下，引起以上海租界為侵華基地的外國侵略者的恐慌。1860年夏，英法聯軍還在北方和清軍作戰，在上海的外國侵略勢力已和江浙官吏地主勾結，由美國人華爾（T.Ward）招募外國僱傭兵組成「洋槍隊」，企圖阻擋太平軍，但他們兩次被李秀成打敗。在上海的英、法軍隊公然直接和太平軍作戰。1861年春，陳玉成和李秀成從長江兩岸進攻武漢，求解安慶之圍，英國侵略者又出面干涉阻擋。太平軍未能攻取武漢，反而於9月間失了安慶。太平天國在上游的重鎮至此全失。
安徽軍事挫敗期間，李秀成正在攻取浙江。1861年底，太平軍再克杭州，清巡撫王有齡自殺。蘇南和浙江成為太平天國最後兩三年中的重要根據地。
蘇浙地區農村的階級鬥爭 蘇浙一帶農村階級矛盾尖銳，地主階級勢力大，農民也有長期鬥爭的傳統。太平軍東下得到貧苦農民的熱烈歡迎。在江蘇常熟，原被「逼捐勒繳[租稅]之戶，皆有奚為後我之說」 [37] 。在浙江餘姚，1861年11月，原先（1858年）由進行減租鬥爭的佃農們組織的「十八局」，為太平軍何文慶部領路攻城 [38] 。另一方面，蘇、浙地主團練武裝也作頑強的反抗，一時不易肅清。清督辦團練大臣龐鍾璐所率常熟城鄉團練頑抗了三個多月。浙江湖州舉人趙景賢率領團練據城困守直到1862年6月，前後歷時及兩年。1860年夏，無錫「各鄉團練名白頭局者蜂起」，其中有靠近 蘇州的盪口鎮華翼綸局和靠近江陰的河塘橋鎮楊宗濂局，號稱最強 [39] 。浙江諸暨包立身糾集一二萬人盤踞包村半年多，十分兇悍。太平軍對這些反動武裝採取嚴厲鎮壓手段，但也往往滿足於招撫或約和，使惡勢力得以保存下來，伺機蠢動。特別是在蘇州附近的永昌徐氏和周莊費氏，都一面假意敷衍太平軍，一面和清方官吏暗通聲氣，並指派爪牙混入太平軍，竊據鄉官職位，魚肉人民。太平軍沒收了大官僚、富豪的財產，如常熟地區「翁、龐、楊、王諸宦 [40] 田盡入公」。對於一般土地，太平軍繼續執行與前期相同的辦法，即承認土地私有，但責令地主報明土地數量，領取田憑。也允許地主收租，但租額一般加以規定或限制。在蘇南地區，階級關係複雜，鄉官成分不純。不少地主抗拒不肯登記領憑，甚至設立租息局強迫抗租、欠租的農民繳納地租，並且慫恿某些鄉官出面勸說。有些被階級異己分子把持的地方政權甚至替地主撐腰。但正如當時目擊情況者所記的，在常熟南鄉，雖然有告示禁止農民「霸租、抗糧」，「犯者處斬」，但「其所統官員，又任佃農滋事，與示正大相反」 [41] 。1861年春，無錫的鄉官派書吏依照舊額按戶收租，城中地主在四城門外設立「總倉廳」責令佃戶完糧。這引起佃農的暴動，「總倉廳」都被拆毀，結果地主們到鄉都只能收到半租 [42] 。
中外反動勢力聯合絞殺太平天國革命 清政府在1860年江南大營潰敗後就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到1861年底，清政府又任命曾國藩統轄蘇、皖、贛、浙四省軍務。曾國藩設指揮所於安慶，派曾國荃 [43] 率湘軍主力由上游進攻天京，派左宗棠 [44] 率另一部湘軍從江西進入浙江，派李鴻章 [45] 糾合安徽地主武裝組成「淮軍」，由英國輪船運到上海，俟機進攻蘇常。李鴻章到上海後，和英、美、法侵略者合作，發展淮軍勢力。
1862年，淮軍、英、法軍隊和「洋槍隊」（經一再擴編，由清政府下令改稱「常勝軍」）聯合進攻嘉定、青浦、太倉等地。李秀成從太倉指揮部隊出擊，連戰皆捷，打得「洋人斂兵不動」。浙江方面太平軍也對侵略者作猛烈抵抗，在寧波阻擊英、法軍隊的進攻，在慈谿擊傷「常勝軍」頭子美國人華爾（次日斃 命）。正當李秀成欲攻上海時，長江上游告急，廬州失陷，陳玉成在壽州被叛徒誘執送至清軍中，於1862年6月壯烈就義。曾國荃部進圍天京，洪秀全一日三詔促李秀成回援。10月和11月之間，李秀成在天京外圍苦戰四十餘天，未能攻破敵人營壘。
1863年3月，在李鴻章和英國侵略者官方商量之後，由英國軍官戈登統領「常勝軍」，並以洋槍洋炮武裝淮軍。從5月起，淮軍就和英國侵略者聯合反撲，相繼攻陷太倉、崑山、吳江，進犯蘇州。浙江方面，左宗棠在年初攻陷浙西的嚴州；法國侵略者組成洋槍隊（自稱「常捷軍」）在3月間攻陷紹興。接著，他們又聯合攻陷富陽，窺取杭州。
太平天國革命的失敗 太平天國革命已處在危急關頭。混入革命隊伍的階級敵人和動搖分子不斷發動叛變。1863年1月，常熟守將駱國忠獻城叛投淮軍，使敵人勢力深入蘇福省的中心地區。12月，叛徒郜雲寬等刺殺守蘇州的主帥譚紹光降敵。同月，熊萬荃等也在浙江海鹽、平湖、海寧、乍浦、嘉善叛變。天京長期被圍，洪秀全已經喪失初期的革命進取精神，只是一味迷信靠天，絲毫不作籌劃。李秀成建議「讓城別走」，衝出天京另圖發展。但洪秀全只想困守，拒絕此議。天京軍民在糧困援絕的艱苦條件下，頑強戰鬥。1864年6月，洪秀全因病不肯服藥而死 [46] ，幼天王洪天貴福繼位。7月19日，天京陷落。李秀成突圍，在近郊被俘，他寫了數萬言的自述後被殺。洪天貴福後來也被俘，死在江西。
太平天國農民戰爭雖然以失敗而結束，但它以暴風驟雨之勢，席捲了大半個中國，並且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和清政府南北對峙達十餘年之久。這場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戰爭猛烈地衝擊了封建統治，堅決地抗擊了外國的武裝侵略，用血和火在中國近代史上寫出了壯烈的一章。
* * *
[1] 從英國倫敦和利物浦兩港輸華的：
棉布（碼） 棉紗（磅）
1829年 910000 500000
1835年 10356047 2344482
1840年 21355763 3419560
（根據《英國藍皮書》,1847年，對華商務關係小組委員會報告書，第145、147頁。）
[2] 1840年3月18日，英國商人麥克維卡（J. Mac Vicar）致外交大臣巴麥尊信說，1838年棉紗輸華值超過20萬英鎊，棉織品達50萬英鎊，共70萬英鎊。但1838年數字特高，前後幾年都不到70萬英鎊。
[3]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中譯本）卷一，第239頁。馬士的統計不包括美國人運賣的土耳其鴉片。
[4] 馬克思《鴉片貿易史》，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十二，第588頁。
[5] 黃爵滋，字德成，號樹齋（1793—1853年），江西宜黃人。
[6] 林則徐，字元撫，又字少穆，晚年署埃村老人（1785—1850年），福建侯官人。
[7] 鄧廷楨，字維周，號嶰筠（1776—1846年），江蘇江寧人。
[8] 關天培，字仲因，號滋圃（1780—1841年），江蘇淮安府山陽縣人。
[9] 裕謙，字衣谷，又字魯山，號舒亭（1793—1841年），蒙古鑲黃旗人。
[10] 陳化成，字蓮峰（1776—1842年），福建同安人。
[11] 葛雲飛，字雨田（1789—1841年），浙江山陰人，時任浙江定海鎮總兵。
[12] John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Cama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309.
[13] 馬士估計1845—1849年從印度運出鴉片總數為212407箱，其中銷往中國的為175407箱（《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中譯本第一卷，第626頁），數字太低。密切爾（Mitchell）1850年11月1日給文翰（Bonham）的備忘錄說，這五年中，從孟加拉運華鴉片124442箱，從孟買運華96275箱，合計220717箱，平均每年44000箱。
[14] 1852年德記印製的賣身契約見1852—1853年英國《藍皮書》，原文如下：「立約字人廈門姓□名□□，今因與英國屬國蕙而武甲（geo. Booker） 馬呀撈（William Altz）立約，願往彼國做工，限至五年為滿，俟船到國之日算起，或耕種，或牧牛羊，或做什工，各聽從東家命令使喚，不敢違逆。……」
[15] 現存南京圖書館的《澳門新聞紙》抄本四冊，就是當時的譯稿。
[16] 魏源，字漢士，號默深（1794—1857年），湖南邵陽人。
[17] 《海國圖志》,1844年刊本50卷，以後經一再增訂為1849年本60卷，1852年本100卷。19世紀50年代傳人日本。
[18] 洪秀全（1814—1864年），廣東花縣人。
[19] 馮雲山（1822—1852年），廣東花縣人。起義後在永安州被封為南王。
[20] 楊秀清（1823—1856年），廣西桂平人，起義後在永安州被封為東王。
[21] 蕭朝貴（？—1852年），廣西武宣人，起義後在永安州被封為西王。
[22] 韋昌輝（1826—1856年），廣西桂平人，起義後在永安州被封為北王。
[23] 石達開（1831—1863年），廣西貴縣人，起義後在永安州被封為翼王。
[24] 清朝綠營官階分為提督、總兵、副將、參將、游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等。總兵是僅次於提督的第二級武官。
[25] 林鳳祥（1825—1855年），廣西桂平人。（一說廣東揭陽人）。
[26] 李開芳（約1826—1855年），廣西武緣（今武鳴）人。
[27] 曾國藩，字伯涵，號滌生（1811—1872年），湖南湘鄉人。
[28] 佚名《金陵紀事》記稱：「女人逐日削竹籤、擔磚、挖溝、駝米稻、割麥豆秋禾，令將裹成之腳脫去纏足布。」又附詩稱：「一日萬家纏足放。」見《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二冊，第46、53頁。
[29] 楊秀清死於1856年9月2日，即太平天曆七月二十七日。後來洪秀全把這天定為「東王升天節」。
[30] 張樂行（1811—1863年），安徽亳州人。
[31] 《1845年6月太平天國東王答覆英人三十一條並責問五十條誥諭》，全文見《新建設》編輯部編《文史》第一輯（1962年），原件存於英國外交部檔案F. O. 17/214號中。
[32] 葉赫那拉氏（1835—1908年），滿洲鑲藍旗人惠征之女，1852年被選入宮。1856年生同治帝載淳，1857年封懿貴妃。載淳即位後，她被尊為慈禧太后，又稱西太后。
[33] 簡稱「總理衙門」、「總署」、「譯署」。
[34] 李秀成（1823—1864年），廣西梧州府藤縣人。
[35] 陳玉成（1837—1862年），廣西藤縣人。
[36] 洪仁玕（1822—1864年），廣東花縣人。
[37] 《漏網喁魚集》，第44頁。
[38] 柯超《辛壬瑣記》。
[39] 施建烈《紀無錫縣城失守克複本末》。
[40] 《鏡穉軒自怡日記》咸豐十一年一月。即翁心存、龐鍾璐、楊瀕石等顯宦之家。
[41] 《鏡穉軒自怡日記》咸豐十一年二月。
[42] 《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一冊，第279頁。
[43] 曾國荃，字叔純，號沅浦（1824—1890年），湖南湘鄉人，曾國藩之弟。
[44] 左宗棠，字季高（1812—1885年），湖南湘陰人。1862年初，他任浙江巡撫。
[45] 李鴻章，字少荃（1823—1901年），安徽合肥人。他到上海後不久，署江蘇巡撫。
[46] 據《李秀成親供手跡》第65頁：「天王斯時已病甚重，四月二十一日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藥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藥也。」曾國藩改為「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