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綱要 · 第十一章 近代時期下（1901—1919年）
第一節 20世紀初年革命形勢的發展和資產
階級革命政黨的成立（1901—1905年）
20世紀開頭的十年中，中國人民群眾和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清王朝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愈來愈激化了。
帝國主義加緊控制清政府和加緊掠奪通商、路、礦等利權 自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條約》訂立以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外國軍隊駐紮北京，並可在從北京到大沽口和山海關的各戰略要地駐兵，把清中央政府放在他們的軍事控制之下。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英、美、日三國在《辛丑條約》的基礎上，和清政府分別訂立了新的《通商行船條約》 [1] ，這些條約規定開放長沙、萬縣、安慶、惠州、江門（英約）和東北的瀋陽、大東溝兩處（日約）作為通商口岸，並且整頓內河水道以便外商輪船通行。此外，還規定了中國民間使用機器進行紡織和製造一切有外國進口貨的工業品，都要和洋商在口岸設廠一樣，由海關徵收加倍于洋貨進口稅的所謂「出廠稅」。英、美商約中還規定了清政府應「招徠華洋資本興辦礦業」，以便於帝國主義加緊掠奪中國礦權。從1902年起兩三年中，英、法在隆興公司的名義下聯合奪取雲南省七個府的礦權（1902年），英國奪取安徽銅官山礦權（1902—1904年），法國奪取四川巴縣、萬縣油礦權（1902年）和福建建寧等三府礦權（1902年），比利時奪取順德、內丘、臨城各地的礦權（1902年）。帝國主義劃分地區進行礦權的爭奪，嚴重地蹂躪了中國主權。同一時 期（1902—1903年），就鐵路方面說，正太（俄，後歸法）、滬寧（英）、汴洛（比）三條重要路線都被大買辦盛宣懷在「借款官辦」的名義下陸續出賣了。路、礦利權的不斷喪失，是20世紀初年中國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嚴重問題。同時，帝國主義加緊在中國投資設廠和擴張銀行活動範圍。美國的花旗銀行和比利時的華比銀行這時也在上海開業。中國的經濟命脈和財政金融進一步被帝國主義控制了。
日、俄爭奪東三省 這一時期，帝國主義列強間對中國若干地區控制權的爭奪更趨激烈。東北在《辛丑條約》後成為英、美、日對沙俄激烈爭奪的場所。沙俄企圖獨占東北，妄想建立所謂「黃俄羅斯」，拒絕從東北撤兵。中國人民要求收回東北，在各地掀起拒俄運動，留日學生也組織了「拒俄義勇隊」，準備開往東北。日本在英日同盟（1902年1月）和美國「門戶開放」侵略政策的支持下，於1904年2月在中國領土東北地區發動了日俄戰爭，把沙俄勢力打退到東三省北部，自己控制了南部。1905年9月的日俄分贓條約是在美國朴次茅斯（Portsmouth）地方由美政府居中訂立的。對於日、俄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進行戰爭，清政府居然宣布「中立」，不加干涉，而且在戰後承認「旅（順）大（連）租借地」和南滿鐵路及其有關的一切權利全部由沙俄轉讓給日本。這引起各階層人民極大的憤怒。
英軍侵藏 英國乘東北局勢緊張的機會，在1903年12月派遣軍隊侵入西藏地方，1904年8月英國侵略軍攻陷拉薩。達賴十三世事先離開拉薩經青海北上。但西藏地方軍民堅決抵抗英國侵略軍，沿途截擊英軍，江孜保衛戰尤其激烈。英國侵略軍大掠拉薩，強迫三大寺負責人等簽訂所謂《拉薩條約》。通過這個條約，英國在西藏取得了許多政治、經濟特權。這個條約遭到全國人民首先是藏族人民的堅決反對。英國在1906年就轉而和清政府重新談判，談判的結果英帝國主義仍然攫取許多權利，包括江孜、噶大克兩處開放為商埠。
清政府的所謂「新政」 在20世紀初年民族危難深重的局勢下，清政府為了保住自己的統治，從光緒二十六年底即1901年初西太后在西安宣布「變法」開始，清政府陸續推行了一系列所謂「新政」。「新政」的一部分措施，是以緩和統治者和人民之間的矛盾為目的，因而是具有改革性質的措施，如廢科舉、設學校，派留學生、裁冗員、設立商部（1903年9月）、頒布提倡和保護民族工業的一些辦法（如《獎勵公司章程》、《商會簡明章程》和鐵路、礦務章程）之類。在另一方面，「新政」的整個精神則是賦予中國政治以更多的買辦性，更適應帝國主義侵略的需要。「新政」的有力主張者湖廣總督張之洞 說過：「非變西法不能化中國讎視外國之見，不能化各國讎視朝廷之見。」 [2] 又說：「變法則事事開通，各國商務必然日加暢旺。」 [3] 當時所頒布的鐵路章程和礦務章程，表面上聲稱對於「華洋官商」一體「保護」，實際上更有利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和資本輸出。
「新政」的另一重要內容是練兵籌餉以鞏固統治。1903年北京設立練兵處，地方成立督練公所，開始改革軍制。1905年北京設立巡警部，舉辦警政，地方也開始編練警察。無論中央地方，每項「新政」都是以加重舊捐稅或另增新捐稅來充經費，其中以練兵款項為最大。各省陸續招練新軍的結果就是一些新軍閥的產生。北洋新軍到1905年達六鎮（師）之多，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袁世凱勢力最大，成為新興軍閥的最有力者。他同時奪取盛宣懷長期壟斷的招商局和電報局（1903年），並通過商部，派買辦官僚唐紹儀接收盛宣懷的「鐵路總公司」（1905年），這樣使自己成為新興的大買辦官僚。袁世凱也是「新政」的積極主張者和推行者，他此時已成為封建勢力的主要支柱和帝國主義的主要代理人。當時清政府中樞力量日益衰微，慶親王奕劻主政，賄賂公行，一切聽袁世凱擺布。北京新成立的外務部、練兵處等機構實際都在袁世凱掌握之中。
階級矛盾在新形勢下迅速發展 這樣的政權當然不能應付民族危機，也無法緩和國內階級矛盾。以封建制度為基礎的社會經濟已在迅速趨於崩潰，這加速了廣大農民群眾的貧困化並促使他們走上革命的道路。中小工商業者受到大買辦官僚的壓迫，也急切要求新的出路。握有一部分經濟實力並和清政府關係密切的資產階級上層要求直接分享政權，和清政府也存在著不小的分歧。階級矛盾的發展是帝國主義加緊從政治、經濟各方面控制中國的結果，也是封建政權寄生於侵略勢力之下而日益腐敗反動的必然結果。
農民抗捐鬥爭和舊式武裝起義 農民一直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主力軍。從1901年到1905年，農民群眾的鬥爭表現為兩種主要形式。一種是遍及全國的抗捐鬥爭。這是各地在舉辦「新政」名義下增加捐稅所直接引起的。其中規模較大的是1904年7月江西樂平反對靛捐的鬥爭。當地官吏以興辦學堂為名，增加靛捐。種靛農民由會黨夏廷義率領沖入縣城，搗毀學堂以及鹽卡、厘卡，焚燒縣署，打毀教堂，和清政府軍隊相持多日。又 如著名的梧州鬧捐，也屬於這一類。另一種形式是由會黨領導的舊式武裝起義。如直隸人民在1901年和1902年就鮮明地舉起「掃清滅洋」的大旗。規模更大的是1903年到1905年廣西全省數十州縣人民的武裝鬥爭。統治者感到「防剿俱窮」。廣西巡撫王之春向法國殖民主義者「乞援」，引起全國輿論的激烈反對。清朝統治者命兩廣總督岑春煊在廣西進行殘酷的鎮壓。由於會黨沒有統一領導，起義暫時失敗，但廣西地區的革命鬥爭形勢依然繼續發展。
城鎮手工業者和商人不能維持正常的營業，不斷掀起抗捐罷市的鬥爭。
中國人民鬥爭的鋒芒指向官府、地主、豪商，同時也打擊教堂、洋行這些侵略勢力的據點。反封建鬥爭和反帝鬥爭已經逐漸地結合起來。
收回利權運動 各階層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控制礦權、路權的收回利權運動，從1903年起就逐漸開展起來。路權問題的鬥爭尤其尖銳。京漢、津浦、道清、滬杭甬等鐵路預定通過的省份的人民都提出了收回自辦的要求。1904年4月，湖北、湖南、廣東三省人民進行了要求廢除1898年被美國攫取的粵漢路權的鬥爭，得到其他省份的響應。留日學生組織「三省鐵路聯合會」，力爭廢約自辦。留美學生也有類似表示。次年，粵漢路權終於從美國手中收回了。收回利權也是符合當時發展較速的資產階級上層的利益的。
抵制美貨運動 1905年，由於美帝國主義迫害在美華工而激起的抵制美貨運動，也是一次廣泛的群眾反帝愛國鬥爭。運動從上海開始，迅速發展到沿海、沿江如廣州、漢口、天津等各城市。國內各地工商業者、農民、工人、學生、婦女都熱烈參加這個運動，並以演說、標語、文章進行大規模的反侵略宣傳，使運動成為一個具有鮮明的反帝色彩的群眾性鬥爭。上海的民族資產階級最先通過商會領導這個運動，但在帝國主義和反動統治勢力的共同壓迫下，他們動搖妥協了，各地運動也就逐漸消沉了。但這個運動表示了中國各階層人民的反帝情緒正在迅速高漲。
新型知識分子的出現 就在20世紀初年民族危機加深，社會經濟崩潰，農民群眾革命化和各階層人民反帝愛國情緒普遍加強這樣形勢的推動下，一批新型的知識分子出現了，他們通過愛國運動逐漸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20世紀初年各地新式學校紛紛成立，赴日本留學也成為一時風尚，這樣就產生了一批新型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他們所接受的是資產階級文化教育，他們一般出身於社會的中下層（大多數是中、小地主和小商人家庭出身），深受社會動盪的刺激和農民群眾革命形勢的影響，因此其中一些人 就能夠從西方資產階級政治文化中吸取其曾經是革命和民主的有用部分，而使自己在當時革命潮流中，成為運動的進步力量。
資產階級的形成及分化為左右兩翼 這幾年，民族工業有了新的發展，棉紡織、繅絲、麵粉、火柴各業發展最快，民族資產階級已經初步形成，並開始分化為左右兩翼。資產階級的右翼原是官僚、地主、大商人等上層分子通過投資新式工業轉化過來的。他們的經濟力量較大，社會地位較高，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有密切聯繫。他們的政治代表者是流亡國外的維新派康梁系和國內實業界領袖人物張謇、湯壽潛等。他們聯合一部分地主商人、紳士形成為企圖以立憲挽救清朝政權的立憲派。左翼的基本成員是中、小工商業者，以及一些華僑中、小工商業者，即中、小資產階級。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都很低，迫切要求政治保障和經濟發展。他們的政治代表就是以孫中山為首的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革命派。新型的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從20世紀初年開始，逐漸擺脫康梁所主張的保皇立憲的影響而趨向孫中山的革命主張，他們成為革命派中人數最多和最活躍的部分。
愛國團體的成立及其傾向革命 這時期國內愛國團體紛紛成立。光緒二十八年即1902年，愛國知識分子蔡元培 [4] 等在上海組織「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留日學生在東京組織「青年會」。這些愛國團體已經是帶有革命傾向的組織。他們從宣傳「愛國禦侮」進而宣傳「革命排滿」。1903年留日學生把「拒俄義勇隊」改為反滿的「軍國民教育會」。
從1903年到1905年之間鼓吹革命的書報大量出版，正式革命團體在國內外相繼成立。留日學生在這些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革命宣傳鼓動家章炳麟、鄒容、陳天華 在革命宣傳工作方面，章炳麟 [5] 、鄒容 [6] 和陳天華 [7] 是這時期的傑出人物。章炳麟是具有熱烈愛國思想的舊知識分子，早年即以研究經學湛深著稱，文章雄厚有力。他在1902年就在東京留學生中倡議舉行「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進行反對清政府的宣傳。他自己不久就回國工作。1903年5月，留日學生創辦的《江蘇》雜誌第三期取消光緒年號，改用黃帝紀元，公開宣傳革命。同時，章 炳麟在上海《蘇報》上發表了傳誦一時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痛斥保皇派主張「中國只可立憲不能革命」的謬論，揭露康有為在公羊學幌子下主張「帝王萬世、祈天永命」的反動說教。
1903年鄒容從日本回到上海，其時不滿20歲，他發表了震人耳目的《革命軍》，提出了開創「中華共和國」的號召，要求永遠根絕君主專制，反抗外人干涉中國革命獨立。《革命軍》在當時宣傳品中銷路最廣，影響最大。鄒容在此書出版後遭到反動勢力的深忌，被清政府通過上海租界巡捕局拘捕監禁，於1905年因受折磨死於獄中。
陳天華在1903年發表了《警世鐘》和《猛回頭》兩個小冊子，以通俗的文字尖銳地指出帝國主義已是中國的主子，清政府只是賣國的專制統治者。陳天華沉痛地寫道「這朝廷，原是個，名存實亡。替洋人，做一個，守土官長。壓制我，眾漢人，拱手降洋」。清楚地指出當時清政權和人民對立的關鍵所在，這就大大超過了當時一般反滿派的認識和言論。陳天華主張以全民抵抗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干涉。在《警世鐘》中，他寫道：「洋兵不來便罷，洋兵若來，奉勸各人把膽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讀書的放了筆，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職事，做手藝的放了器具，齊把刀子磨快，子藥上足，同飲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萬眾直前。」他不愧為這時期革命派中最激進的先鋒和最卓越的鼓動家和宣傳家。
這一時期各省在日本的留學生，多到八九千人。他們之間許多人以省為名稱出版刊物如《江蘇》、《浙江潮》、《湖北學生界》等。當時的風氣是「以不言革命為恥」。革命思想的傳播有一日千里之勢。
革命團體華興會、光復會、日知會 在組織工作方面，除了孫中山領導的以華僑工商業者為主的興中會仍在國外進行活動外，國內有1903年由黃興 [8] 、陳天華、宋教仁 [9] 等在長沙組織的「華興會」，和1904年由章炳麟、蔡元培、陶成章 [10] 在上海組織的「光復會」。這兩個團體的特點在於聯絡會黨發動武裝起義，它們本身也採取類似會黨的組織形式。華興會聯絡湖南哥老會馬福益領導的「洪江會」，並和湖北新軍中革命青年和武漢一些學生所組織的「科學補習所」取得聯繫，準備在1904年11月武裝占領長沙，並計劃湘鄂同時起事。但事前泄露失敗，馬福益被殺，黃興等潛赴日本。光復會會 員陶成章奔走聯繫浙江溫州、台州、處州等地的會黨，把各府分散的秘密組織聯為一氣，計劃以浙江、福建革命力量作兩湖後援 [11] 。長沙起義計劃失敗後，陶成章亦避至日本。「科學補習所」被破壞後，湖北革命黨人劉靜庵、張難先等就借基督教的聖公會名義在武昌設立「日知會」，繼續進行革命宣傳，深入新軍士兵群眾。
同盟會的成立及其三民主義革命綱 領革命形勢的急速發展客觀上要求一個全國性的統一政黨來領導革命的進行。地方性革命活動的受挫也促成了這個要求的實現。1905年8月20日，以孫中山為領袖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正式成立。中國革命同盟會是以各革命團體的成員和留日學生為基礎組成的。這個革命組織的成立標誌著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發展從分散的活動走向統一的趨向。
同盟會的最初成員多數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1905年到1907年3年中加入的會員，其出身可考知者有379人，其中留學生和學生354人，占93%以上。官僚和有功名的知識分子10人，教師、醫生8人，各占2%強。資本家、商人6人，占1%強。貧農1人。這些統計可以說明同盟會中比較活躍分子的出身成分。
同盟會具有近代資產階級政黨的性質，推舉了總理（孫中山）和其他工作負責人員（黃興等），也提出了資產階級革命綱領。同盟會的綱領在同盟會成立大會上通過的行動綱領，即準備在起義時散發的《軍政府宣言》中，被概括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的口號。後來，在孫中山寫的《民報發刊詞》（1905年10月）中規定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即三民主義。
在民族主義方面，同盟會綱領要求首先推翻清政府，這個要求得到最大多數人的擁護。但它把打擊的對象集中在滿族統治者身上，沒有能夠提出從根本上推翻封建勢力，甚至沒有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在民族、民主的革命綱領中放過帝國主義這個最主要的敵人，是半殖民地資產階級自身的軟弱性、妥協性的表現，也是綱領的主要弱點。更大的錯誤是同盟會在預擬的軍政府《對外宣言》中竟承認不平等條約、外債和侵略特權，希望這樣來換取帝國主義對革命保持「中立」。
在民權主義方面，同盟會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國的要求。他們當時所理解的是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就其要求推翻幾千年君主專制並在人民心 目中樹立民主共和國的觀念而言，這是同盟會和孫中山的偉大貢獻，在鬥爭中也起了有力的號召作用。但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始終只是一種幻想，根本原因就在於軟弱的資產階級沒有能力領導人民戰勝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聯合的反動勢力。
在民生主義方面，「平均地權」口號的提出，表示了孫中山和同盟會的少數會員已經看到土地問題的重要性。他們看到歐美資本主義所造成的極度不平等現象和無可避免的社會危機，企圖以「核定地價」、「徵收單一稅」這種「平均地權」的辦法，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資產階級的「土地國有」，藉以「預防」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對立和「社會革命」。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提出了「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的見解。這種想法表明，中國年輕的資產階級希望能和農民建立良好的關係，從而維持共和國的長久壽命，避免再來一次革命。但這只能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主觀社會主義的空想。因為限制地價的辦法，並不能防止資本主義的發展和階級的對立，而更重要的問題是，不發動廣大農民群眾用革命暴力沒收地主的土地，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因而所謂「土地國有」也是無法達到的。因此，這樣的土地綱領只證明了中國資產階級不可能真正領導農民群眾進行反封建的鬥爭。
但是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解決土地問題這三個革命要求的提出，畢竟是同盟會和孫中山對中國民主革命一個重要階段的重要貢獻。這在當時起著很大的振奮人心的作用。特別是堅決推翻清朝政府這個號召，把國內各階層反對清政府的力量（包括地主階級中對滿洲貴族統治不滿的一些人）匯合起來，結成革命聯合戰線。這樣，同盟會就成為當時的革命領導力量。
第二節 同盟會成立後革命形勢的發展
1905年到1911年是舊民主主義革命迅速發展達到高峰的時期。
同盟會成立之後，立即著手準備發動武裝起義，並展開宣傳，和堅持改良的君主立憲派進行政治上、思想上的論戰。這些是同盟會對於促進革命高漲的重要貢獻。
革命派與改良派的論戰 革命派在1905年到1906年與改良派進行了激烈的論戰，這在當時具有深刻的思想影響。康、梁等改良派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接觸愈多，就愈害怕下層群眾起來衝擊舊社會秩序。梁啓超在日本 橫濱主辦的《新民叢報》，大力鼓吹「開明專制」，以抵制民主革命思潮。當時國內多數知識分子還不能分清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思想界限。以西太后為首的清政府，一度也把康、梁等保皇黨和孫中山革命派看作同樣的危險分子。1904年5月軍機處下令把《新民叢報》和革命書報一律查禁。這樣，改良派的宣傳就更容易起著迷惑輿論破壞革命的作用。
1906年，同盟會在《民報》第三號的號外上，列舉12個問題，指出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根本分歧，其中要點是：「《民報》主共和，《新民叢報》主專制」；「《民報》以政府惡劣，故望國民之革命；《新民叢報》以國民惡劣，故望政府以專制」；「《民報》以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叢報》以為革命反以得專制」。此後一年多中，雙方的爭論集中於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實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變土地所有制這三個問題上。
首先，改良派宣傳，革命要引起「暴動」、「內亂」，要招致外國的干涉和「瓜分」，因此要「愛國」就不應革命。革命派駁斥說，清政府不斷出賣土地和利權，要愛國就必須推翻清政府，而改良派所愛的「國」實際上就是這個「洋奴」政府。革命派指出清政府是帝國主義的工具，這是他們進步之處，但沒有堅持反對帝國主義的干涉，而希望避免「群眾暴動」，希望「有秩序」地進行革命，希望依靠單純的軍事暴動迅速推翻清政府了事，這種幻想是資產階級軟弱性的表現。
其次，改良派誣衊中國人民沒有行使共和國公民的政治權利的能力，連實施君主立憲一時都談不到，還要經過十年以上的「開明專制」。革命派以美、法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證明，不革命就連立憲也得不到，同時以西方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說」駁斥改良派反對共和的謬論。指出「興民權、改民主」才是中國的出路。革命派除了搬用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這些口號而外，並沒有可以對於廣大下層群眾發生實際影響的理論武器，因而對自己所提出的「民權」「民主」不能賦予應有的群眾性內容。但是他們能夠指出人民群眾解脫專制壓迫之後就有能力實行民主政治，這在當時是很先進的觀點。章炳麟在《民報》第四號上以犀利的筆鋒駁斥康、梁的論點。他說：「夫謂國民不可革命而獨可立憲者，何也？豈有立憲之世，一人聖明於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蠻者哉！」「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這成為一時傳誦的警句。
最後，改良派以梁啓超為代表，宣稱地主占有土地是不可剝奪的、「正義」的權利，「土地國有」是危及「國本」，並且表示對革命派所提出的其他問題還可以商量，這個問題絲毫不能讓步。這種主張說明了資產階級右翼分 子與地主階級的密切聯繫。革命派從「土地為生產要素」、「本不當有私有者」 [12] ，指出地主占有土地的不合理性質。他們從地主壟斷土地、農民反而淪為佃農指出「地權失平」，從生產者遭受「徒手坐食」的「地主強權」壓迫指出「人權失平」。急進的民主主義者把自身對於勞動群眾的熱烈同情和法律理論結合，從而提出「貧民革命」的法理根據，給改良派以一個有力的打擊。
在這兩年的論戰中，革命派以小資產階級的急進的民主主義觀點戰勝了改良派的反動理論，推動了思想潮流的進步。但是在要不要反對帝國主義和要不要依靠農民群眾進行革命這兩個關鍵問題上，革命派在論戰中採取猶豫迴避的態度，沒有明確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也就不可能給敵人以毀滅性的打擊。
同盟會聯絡會黨力量發動武裝起義 同盟會把武裝鬥爭放在革命運動的首要地位。他們首先從聯絡會黨下手。
1906年江西萍鄉和湖南的瀏陽、醴陵一帶農民群眾舉行了起義。這次起義是由同盟會派人聯繫會黨發動組織的。起義軍迅速占領了幾個州縣，清政府調集了五六省軍隊才把起義鎮壓下去。
萍瀏醴起義大大鼓舞了革命情緒。1906年和1907年之間，光復會革命黨人陶成章、徐錫麟和女革命者秋瑾等在浙江繼續聯絡會黨。秋瑾以紹興大通學堂為據點，招致金華、處州、紹興三府各屬會黨首領，運動杭州軍、學兩界，約定起義，但缺乏嚴密的組織，號令也不統一。1907年6月，紹興、嵊縣和金華各處先後單獨發動起義失敗。徐錫麟在匆促中刺殺安徽巡撫恩銘，希望以冒險的軍事暴動奪取安慶，結果徒以身殉。隨後秋瑾在紹興也被捕壯烈犧牲。
孫中山在不及一年的時間中，接連六次發動了兩廣和雲南沿邊的武裝起義，即潮州黃岡起義（1907年5月），惠州七女湖起義（6月），欽州、廉州、防城起義（9月），鎮南關（今友誼關）起義（12月），欽州馬篤山起義（1908年3月）和雲南河口起義（4月）。孫中山在鎮南關起義中親自參加戰鬥。這些起義給人民群眾以很大的鼓舞。但起義本身基本上都是依靠地方性的會黨組織，或是通過會黨聯繫自發鬥爭的群眾，由同盟會派人前往領導，給予金錢和軍火的援助，如潮、惠、欽、廉諸役；或是以會黨組織小型敢死隊企圖奪取一個據點（如馬篤山和河口之役）。這些缺乏群眾性的軍事冒險行動都只 能歸於失敗。
革命派內部的分歧 同盟會雖然在組織的形式上把各革命團體的成員統一起來，但它們的行動依然是分散的，意見也往往是分歧的。這造成了同盟會內部的不團結。華興會的宋教仁、劉揆一反對孫中山和胡漢民等只注意在南部發動起義。1907年，同盟會中四川、兩湖會黨頭目張伯祥等另組「共進會」，並把同盟會綱領的「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陶成章也以光復會名義單獨活動。小資產階級革命者具有滿腔的革命熱情，但是脫離群眾、急於求成、不能從失敗中吸取經驗教訓。多數人認為會黨不足與謀事，因而主張把工作專注於聯繫新軍，不知應該深入發動農民群眾。少數人如汪精衛竟然希望以暗殺清朝親貴僥倖一逞。
人民群眾的反抗鬥爭形勢正在蓬勃發展。這些自發性的鬥爭，在1906年和1907年有記錄可查的將近200次。群眾愛國運動也在不斷發生，規模較大的如1907年江、浙人民為了滬杭甬鐵路借款而掀起的反英運動。立憲派為了切身的利害關係，在這些運動中表現得十分活躍。
清政府的「預備立憲」和立憲派的立憲運動 在西太后統治的最後兩三年中（1906—1908年），清政府企圖以宣布「預備立憲」來抵製革命影響，並爭取資產階級立憲派和地方紳士的支持。1906年8月，西太后根據考察憲政回國的清宗室載澤等五大臣的意見，採取「以退為進」的辦法，下詔預備立憲。1907年，又宣布在中央籌設資政院，在各省籌設咨議局。於是立憲派的政治團體，在各地紛紛成立，其中較大的如江、浙以張謇等為首的「預備立憲公會」，湖南的「憲政公會」，廣東的「自治會」。這些團體是資產階級上層人物和地方封建勢力代表的集合。他們主張用「叩頭請願」方式促使立憲實現。康、梁的「保皇會」從1907年初改組為「帝國憲政會」。同年7月，梁啓超在東京成立類似政黨的「政聞社」組織，向國內進行聯絡，標榜要求實行國會制度，建立責任內閣，藉以抵製革命派的活動。但他在西太后心目中仍是罪在不赦，政聞社在第二年就被查禁消滅了。
在統治力量日趨解體的形勢下，清政府利用「預備立憲」的招牌，在1907年以「改官制」為名，把權力集中在滿洲貴族手裡，同時減削地方督撫的權力，把其中最有勢力的張之洞和袁世凱內調，給予軍機大臣名義，奪去實權。「中央集權」是革命勢力壓力下清統治集團內部呈現裂痕的一種表現。1908年，西太后以「九年後實行立憲」答覆江浙立憲派的請願運動，在同時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也是毫無誠意的表示。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即1908年11月，光緒帝、西太后在兩日之中先後死去。溥儀繼立，改元宣統 (1909—1911年）。溥儀年幼，其父載灃以攝政王監國。以載灃為首的統治集團依然沒有改弦更張的打算。
帝國主義侵華勢力調整相互關係 日俄戰爭後兩三年中，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已經有了重要的變化和調整。一方面歐洲各帝國主義忙於準備世界大戰，急於重新調整它們之間的關係。英國利用第二次英、日同盟（訂立於1905年8月）和英、法資本在華合作侵略的關係，促使日、法互相承認其在中國和越南的侵略地位，再以法國居中促使日、俄達成對中國東北劃分侵略範圍的諒解，最後由法國調處沙俄和英國在亞洲各地侵略勢力的關係。因此1907年日法協定、日俄協定和英俄協定相繼成立，瓜分中國若干地區的陰謀正在暗中進行著。另一方面，美國從日本軍國主義的支持者變成了主要的競爭者。1907年，清政府改變東北官制，新任東三省總督的徐世昌和奉天巡撫唐紹儀都是袁世凱系人物。袁世凱本人當時正任外務部尚書。於是1907—1908年美國通過袁系進行東北的「新法鐵路」和「東三省銀行」的交涉，陰謀逐步控制中國。但是由於英、法、日、俄關係的調整，1908年美國也和日本成立諒解 [13] ，保持其單獨進行侵略的計劃。
美帝國主義的宗教、文化活動 配合經濟侵略，美帝國主義也沒有放鬆精神上的奴化和滲透活動，某些教會勢力把一些傳教和文化、慈善事業看作他們滲透和控制中國的手段。有的美國傳教士 [14] 就公然說，這是「使用最圓滿、最巧妙的方式來控制中國的發展」,「使美國在精神的、商業的影響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穫」。 1908年，美國國務院將「庚子賠款」未付的一部分「退還」中國，藉以吸引中國學生赴美留學，並在中國辦理文化事業，希望這樣在知識分子中造成一批親美勢力。
美國在東三省的侵略活動四國銀行團的成立 從1909年到1911年，帝國主義對中國利權的爭奪達到白熱化的程度。日、俄、英帝國主義以1910年的日、俄第二次協約和1911年英、日第三次同盟為基礎，加強合作侵略中國。美國為了打破和日本競爭中的孤立狀況，在1909年聯合英國奪取在東北修築錦璦鐵路的權利。美國國務卿諾克斯在同年11月提出所謂「滿洲鐵路中立化計劃」，企圖由美國控制東北所有鐵路。1911年，美國又提出目的在於控制東北農業的計劃。長江更是帝國主義紛紛逐鹿的場所。粵漢鐵路（1905年收回商辦）和川漢鐵路（同年由地方決定商辦）在1908年都被 郵傳部內定收為國有。張之洞在1909年6月和英、法、德三國銀行訂立「湖廣鐵路借款合同」。美國要求參加借款，並在國內成立包括摩根公司、坤洛公司、花旗銀行和哈里曼（所謂「鐵路大王」）等在內的銀團，和英、法、德資本家合組「四國銀行團」，打算控制中國的財政、金融並壟斷對清政府的貸款。1910年5月，四國銀行團在巴黎議決湖廣鐵路借款總額應為600萬鎊，四國均分。清政府在人民憤怒的抗議之下，一時不敢簽字。
親貴攬權與立憲派請願早開國會 在革命潮流高漲的形勢下，清朝政府一面加緊投靠帝國主義，一面極力把政權集中在少數年輕的皇族親貴手裡。1909年，攝政王載灃在罷斥袁世凱之後，就和載洵、載濤兄弟三人總攬陸海軍權。在1909年和1910年先後成立的各省咨議局和北京的資政院中，立憲派都占優勢，形成了一個政治勢力。立憲派打算以敦促清政府早開國會來分取一部分政權。立憲派主要人物張謇以江蘇咨議局議長身份，在1909年底集合十省咨議局代表組織「國會請願同志會」，並在1910年連續舉行三次大請願。但他們所得到的答覆只是「預備立憲」時間縮短為五年的空話。在資政院中，由各省咨議局選出的議員，還組織一個「憲友會」，和「敕選議員」也就是純粹的封建官僚對抗。這些官僚議員也先後組織了一個「憲政實進會」和另一個更小的團體「辛亥俱樂部」。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成立「責任內閣」。這實際上是一個「皇族內閣」，在內閣大臣13人中滿蒙貴族占了9人，其中皇族又占5人。軍權、政權的高度集中引起了漢族軍閥、官僚和資產階級立憲派的普遍不滿，造成清政府完全孤立搖搖欲墜的局面。
群眾反抗鬥爭的新高潮 下層群眾的反抗鬥爭，到1910年，已經形成了全國範圍的新高潮。各地人民反對清政府借「新政」名目苛索侵擾（如戶口捐、自治捐、學堂捐）的鬥爭風起雲湧。這一年，江蘇全省有一半州縣發生抗捐鬥爭，「聚眾毀學、拆屋傷人之事，幾於無地不有，無日不有」。河南許多州縣人民反對「自治捐」，往往數萬人集合拆毀縣署。山東萊陽農民在五月間反對「新政」勒索，數萬人圍攻縣署，「搗大戶、捉富豪」，並發展為武裝起義。廣西人民武裝鬥爭遍及數十州縣，發出「官逼民反，紳逼民變」的憤怒呼聲。全國各地反對官府、地主、土豪、劣紳的農民抗捐、抗租鬥爭，如怒火般遍地燃燒起來。這一年，長江流域各地災情嚴重，官僚、地主、奸商和外國洋行囤積抬價，並偷運米糧出口，於是沿江中下游各省人民紛紛掀起搶米風潮。長沙人民由搶米鬥爭發展為數萬人焚燒巡撫衙門、銀行、稅局、教堂、洋行以至日本領事館的大規模反帝反封建鬥爭。這種形勢促使革命派在各地 加緊進行醞釀起義的工作。
各地群眾反對帝國主義掠奪鐵路礦山的「收回利權」鬥爭，也在蓬勃地發展。1907年，江浙人民反對英國奪取滬杭甬路權。晉、豫人民要求從英國公司手裡收回兩省礦權。冀、魯、豫三省人民要求從英、德兩國手中收回津鎮（津浦）路權。1909年，山東人民要求收回嶧縣中興等煤礦的德國股份，安徽人民要求廢除英國開採銅官山煤礦合同。雲南人民成立「保地會」，反對法國修建滇越路。1910年，山西、河南、山東、雲南、東北各地人民要求收回礦權。特別是1909年到1910年川、鄂、湘、粵四省人民要求收回粵漢、川漢鐵路的鬥爭，以巨大的聲勢衝擊著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勢力。在一些鬥爭中，革命派通過所聯繫的群眾，推動督促立憲派控制的咨議局進行一定的反抗鬥爭，如山西、雲南都有這種情況。
同盟會的兩次廣州起義 孫中山看到革命形勢的新發展，連續指示同盟會的一些負責者，要他們乘機發動起義。在1910年2月和1911年4月，同盟會兩次在廣州起義，但這些仍然都是單純的軍事冒險，結果都失敗了。在有名的第二次廣州起義即黃花崗起義中，同盟會從各地調來的許多重要骨幹在起義戰鬥中壯烈犧牲。葬於黃花崗的七十二烈士的英勇事跡，振奮了全國的人心，對於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保路運動 清政府變本加厲投靠帝國主義。1911年1月，大買辦盛宣懷被任為郵傳部尚書，和帝國主義磋商大批借款。4月15日，清政府以「改革幣制」和「振興東三省實業」為名，和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訂立了1000萬鎊借款協定，接著又同意向日本1000萬日元借款的要求。5月8日，以奕劻為首的新內閣成立。第二天，在帝國主義策動和盛宣懷力主之下，清政府不顧一切，以上諭宣布川漢、粵漢鐵路收為國有，另諭「借款正合同簽字勢難久延」。同月20日，全長1800公里的國內主要鐵路幹線的修築權，就在600萬鎊借款的名義下被斷送了。
作為辛亥革命前奏的各省人民保路運動開始了。川漢、粵漢鐵路都是在各省集資籌辦，四川是按地租3%出穀米作為鐵路股本。在「國有」的名義下，這些資金被清政府沒收乾淨，路權又被清政府出賣給帝國主義。因此在鐵路問題上，各省人民以及地主紳商、立憲派都跟清政府和帝國主義發生了切身利益上的直接衝突，形成為具有廣泛群眾性的保路運動。立憲派力求控制這個運動。川、鄂、湘、粵四省的紳商先以請願方式要求鐵路仍歸商辦，然後又退一步要求把民間股本改為股票發給股東，但都遭到清政府的拒絕。7月間，各省咨議局要求「另簡大員組織內閣」，也遭到清政府的斥責。 立憲派對清政府也絕望了，只好另謀出路。保路風潮和有關各界人民群眾的革命運動迅速地配合起來。湖北宜昌幾千築路工人和清軍發生武裝衝突。湖南長沙、株洲萬餘工人罷工示威。各地紛傳會黨剋期攻城、攻署的消息。特別是在保路風潮最激烈的四川，運動發展到全省一百四十餘縣，參加「保路同志會」的各地人民達到數萬人，會黨也乘機公開活動。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在督署前槍殺請願群眾數十人。在這個大慘案發生之後，革命黨人和會黨在各地組織「保路同志軍」進行武裝鬥爭。
第三節 武昌起義和清王朝的覆滅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成立
辛亥革命在武昌首先爆發 由保路運動掀起的人民反抗怒潮，是各種矛盾迅速激化和全國革命高潮已經醞釀成熟的表現，向反動統治的總攻擊在武昌開始了。
文學社和共進會幾年來在湖北進行了比較踏實和深入的士兵群眾工作，湖北新軍士兵參加這兩個革命組織或有聯繫的達到五千多人，占全省新軍人數的1/3左右。四川人民將保路運動推向武裝鬥爭的形勢，直接鼓舞了在湖北的革命黨人，決定立即準備武裝起義。宣統三年即1911年9月，文學社（主要領導人蔣翊武、劉復基等）和共進會（主要領導人孫武、蔡濟民等）聯合組成起義的指揮機構，制訂了起義的具體計劃。10月9日，起義指揮機構遭到破壞，幾個主要領導人或死或傷或逃出武昌，湖廣總督瑞澂等按照查獲的黨人名冊大肆搜捕。但是各部分的革命士兵們，在沒有總指揮部的緊急情況下，仍然自行互相聯繫，根據原來的計劃步驟，堅決勇敢地在10月10日夜間舉行了武裝起義。
革命政權的建立 經過一夜的戰鬥，起義的士兵們勝利占領了武昌城。這時，如何建立革命政權成為革命黨人面臨的迫切問題。革命黨人錯誤地認為革命政權需要舊勢力中有名望地位的人出面號召領導。原清軍協統黎元洪（他在起義的當晚還親手殺害了革命黨人）被擁立為中華民國軍政府都督，而立憲派官僚原湖北咨議局議長湯化龍則被推為政務部長。革命黨人在起義後的最初幾天裡，雖然曾以蔡濟民等骨幹分子組成的謀略處作為統籌處理各項事務的領導機構，並且一度打擊了立憲派包攬內務、外交、財政、 司法等重要部門的局面 [15] ，但是一直未能形成堅強和團結的革命領導核心，相反是舊官僚軍人和立憲派分子紛紛聚集在黎元洪周圍，逐步攫取了軍事和政治上的重要權力。
各省迅速響應起義 武昌起義在群眾普遍的革命要求的基礎上爆發，起義的勝利又迅速推動湖北和全國各地群眾革命熱情的高漲。群眾踴躍參加湖北軍政府募集的革命軍隊，數日內就編足五個協（旅）。在10月17日至11月2日的漢口戰役中，這些還來不及訓練的士兵曾一再以勇敢的衝鋒肉搏擊退南下的清軍，許多工農群眾自動前來參加助戰、運送糧彈。在湖南、陝西、廣東、江蘇、山西、河南、直隸等全國大多數省份中，也都有下層群眾和會黨自發地起來暴動，衝擊清朝反動統治。散布在各地的革命黨人，這時都積極發動了新軍和會黨的起義。鄰近湖北的湖南、陝西、江西三省，首先在十多天內就起義宣布脫離清政府獨立；接著是山西和雲南在10月底前宣布獨立。此外，在11月份內相繼獨立的有貴州、江蘇、浙江、廣西、安徽、福建、廣東、山東（山東不久又被袁世凱唆使反動勢力宣布「取消獨立」）、四川等省，即全國24省區中已有14省脫離了清政府的控制，其餘地區也正在醞釀或爆發著大小不等的起義鬥爭。
立憲派和舊官僚乘機在各省奪取權力 但是，面臨著如此廣泛和猛烈的革命高潮，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卻沒有一個統一的堅強的領導組織和領導核心，也沒有把革命推向前進的統一的革命步驟。他們不能也不敢發動廣大農民把反封建的鬥爭進一步深入發展下去，只想趕快使革命結束，穩定「秩序」，以避免外國的干涉。革命黨人所表現的軟弱性和妥協性，使立憲派感到可以乘機奪取權力和竊取革命果實。在獨立的各省中，許多立憲派人都以原咨議局議員的身份，搖身一變，自己宣稱為主張共和的人民代表，鑽進革命政權，竭力使革命緩和下來，儘量避免革命的震盪。江蘇的立憲派和紳商勾結清江蘇巡撫程德全偽裝響應革命，宣告「和平光復」，除程德全改稱江蘇都督外，一切照舊，「僅用竹竿挑去了撫衙大堂屋上的幾片檐瓦，以示革 命必須破壞」 [16] 。湖南獨立十天後，立憲派就以原咨議局議長譚延闓為首，用陰謀政變的手段殺害了革命黨人都督焦達峰等，奪取了湖南的政權。
帝國主義採用政治陰謀方式破壞革命 各帝國主義在革命爆發後就立即調集軍艦和軍隊（集中於武漢江面的外國軍艦在10月20日已達16艘），準備對中國革命進行武裝干涉。北京的外交團會議要求清政府起用兩年前被罷退的袁世凱，並由美國代表入宮提出，應使袁世凱「作為朝廷的顧問兼皇權執行者」，以挽救垂危的清朝統治。清政府急忙在10月14日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統率北洋軍南下鎮壓革命。袁世凱認為尚未滿足自己和帝國主義的要求，就遲遲不出，向清政府索取更多的權力。11月初，袁世凱被任命為內閣總理大臣，湖北前線和近畿各路軍隊也都歸袁調遣，清政府的軍、政大權實際都落入袁世凱的手中。袁世凱於11月2日攻占漢口後，回京組閣。
這時，日本和沙俄特別熱衷於用武裝干涉方式在中國擴大侵略利益。10月24日日本內閣通過的決議 [17] 認為，要乘當前最有利時機求得「滿洲問題的根本解決」，即吞併東三省南部，並進一步控制「中國本部」，使列強承認日本在華的「優勢地位」，因此準備出兵占領山海關至天津、北京的鐵路。沙俄也乘機在蒙古製造分裂活動並企圖占據東三省北部。11月3日，沙皇內閣會議上做出了「與日本在中國共同行動的決定」。然而，日俄這種大規模武裝干涉的企圖受到了其他帝國主義的牽制。英、美等帝國主義不願意日、俄在華勢力的過分擴張，英國也擔心長江一帶（是英國的主要勢力範圍，這時已成為革命中心地區）重大侵略利益會因為露骨幹涉而遭到革命人民的打擊。更重要的是，革命在各地迅猛而廣泛的開展，使得英美等帝國主義感到已不是武裝鎮壓所能濟事。英國公使朱爾典（J. N. Jordan）在11月6日致英國外相電稱：「這個運動的廣泛蔓延的性質，以及它到處獲得成功的事實，已使一切用武力來挽救這個國家的企圖失去了可能性。」雖然直接的武力干涉看來不容易使革命失敗，但帝國主義看出了革命黨人的一個顯然可以加以利用的嚴重弱點，即從起義一開始就表現出對帝國主義的妥協和幻想（宣告承認舊有一切條約和賠款、外債，幻想得到帝國主義的同情和幫助）。於是，帝國主義就轉而主要採用在「中立」的幌子下，以間接的政治陰謀方式來破壞革命。辦法是一面加緊扶植袁世凱（11月23日公使團會議上，美國公 使提議「保障袁世凱的地位並給以便宜行事的機會」，經各國公使贊同並委託英使朱爾典與袁世凱討論更好的行動方案。12月6日，監國攝政王載灃即被迫宣布「不再預政」，袁世凱的權力更為集中），另一方面就和袁世凱共同策劃對革命黨人的「和平」談判圈套，以引誘加脅迫的手段使革命黨人妥協，交出政權。11月26日，經朱爾典和袁世凱密議，由漢口英領事出面向湖北軍政府建議停戰議和。同時命馮國璋在11月27日加緊攻陷漢陽（但立即密令馮國璋攻下漢陽後停軍不進，只以隔江炮擊威脅武昌）。經過這樣的軟硬兼施，終於在英領事的誘說下達成武漢的局部停戰，接著又發展為全國範圍的停戰與12月18日起在上海舉行的南北和談。
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 這時，上海、浙江、安徽已在11月上旬相繼起義獨立，蘇、浙等省聯軍又在12月2日攻下南京。12月底，各省都督府代表在南京選舉剛從國外歸來的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黎元洪為副總統。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宣布共和政體，改用公曆，以1912年為民國元年。28日，由每省選派參議員組成臨時參議院，作為立法機關。
南京臨時政府和臨時參議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高漲時期產生，領導者主要是革命派，但立憲派和舊官僚也都參加進來（政府部長9人中，立憲派和舊官僚共占6人，參議員43人中，立憲派占9人），並極力使革命帶上溫和的色彩。臨時政府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歷史上僅有的一次掌握了不到三個月即告夭折的政權。它名義上是全國性的中央政府，但是「政府號令，不出百里」 [18] 。中央政府的權力並不能行於許多被立憲派和舊官僚所控制的地方政權。軟弱的中國資產階級沒有力量建立起鞏固的資產階級政權，南京臨時政府是一個實例。
革命派和清政府都被迫把政權移交給袁世凱 帝國主義和袁世凱所布置的「和談」圈套，其主要的內容是迫使革命派交出政權。上海和談一開始，英、美、俄、日、法、德六國領事就同時各以同樣內容的照會面交南北兩方專使，照會以露骨粗暴的威脅口氣「向雙方專使令其注意於必須速行商定停止目下爭戰之法」。裝作擁護革命的立憲派首領張謇等人則極力在革命內部施加壓力，製造妥協空氣，破壞革命。張謇致袁世凱的密電稱：「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方，一切通過。……願公奮其英略，旦夕之間勘定大 局。」 [19] 表示了立憲派對袁世凱的忠誠。革命派受到內外反動力量的壓迫，又不能發動廣大群眾力量對反動派進行反擊，這時反而處於孤立無援的地位。在一片妥協聲中，只有步步退卻，同意在清帝退位和袁世凱表示贊同共和的條件下，把政權讓給袁世凱。
袁世凱一面從革命派取得了讓與政權的保證，一面又策動軍隊和官吏脅迫清帝退位。2月12日，清朝皇帝宣告自行「遜位」。接著，孫中山也辭臨時大總統職，並由臨時參議院選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清政府和南京臨時政府都把政權移交給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總代表袁世凱，帝國主義也就繼續保持了在中國的統治地位。
辛亥革命的成就與失敗 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政府，最後地結束已持續了兩千多年的中國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國，這是革命的主要成就。但是軟弱的中國資產階級不能夠發動廣大農民群眾的力量，摧毀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以致革命終於又被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大地主大買辦所絞殺。毛澤東指出：「國民革命需要有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 [20]
辛亥革命只推翻了一個清王朝，但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剝削和壓迫。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繼續統治著中國，因此，辛亥革命從根本上來說是失敗了。
第四節 辛亥革命前後的蒙古和西藏
孫中山的「五族共和」的主張 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在國內民族問題上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號，主張各民族在脫離清朝統治之後，以平等的地位共同建立民主共和國。他說：「所謂獨立者，對於滿清為脫離，對於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 [21] 辛亥革命是全國性的革命，在全國範圍內發生了深刻的影響。「五族共和，遂深注於四億同胞之心目。」 [22] 在廣大的少數民族地區，普遍發生了響應革命、擁護共和的行動。但同時也出現了一部分少數民族上層分子在帝國主義煽惑下進行的分裂行為。在某些地區，如 蒙古、西藏，分裂和反分裂的鬥爭甚至是相當激烈的。
內蒙地區的革命活動 辛亥革命以前，內蒙地區已有一部分蒙族和漢族同盟會會員在學校、軍隊、士紳和會黨中進行革命活動，他們也聯繫了一部分農民反抗土豪貪官的武裝組織「獨立隊」。武昌起義以後，這些傾向革命的獨立隊曾打進陶林和涼城，並集合各路「獨立隊」組成革命軍，在1911年12月一度攻占豐鎮。1912年1月，山西革命軍進入內蒙，和當地革命分子一同攻占包頭、薩拉齊等地，組織了革命政府。
日俄在內外蒙古擅劃勢力範圍和外蒙封建主的分裂活動 清朝政府對於內外蒙古地區的管理，一向是一方面派遣辦事大臣或都統等官員，同時又通過蒙族王公和「活佛」等喇嘛教上層僧侶，對當地人民進行統治。日俄戰爭以後，沙俄和日本在一系列公開和秘密的協定中，將內外蒙古擅自劃分為各自的「勢力範圍」，如在1907年7月的日俄密約中，由日本「承認俄國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以交換沙俄承認日本在朝鮮的侵略地位。1912年7月的第三次日俄密約，又以北京所在的子午線（東經116°27'）劃內蒙古為東西兩部，分別作為日俄的「勢力範圍」。日本和沙俄在蒙古地區的侵略，自此愈加露骨。1911年7月，外蒙古的王公和上層喇嘛在沙俄的唆使下，集會陰謀分裂，並派代表到彼得堡向沙皇政府請援。沙俄乘機派兵千餘人進入外蒙，並命俄國駐北京公使要挾清政府在外蒙停辦「新政」。 1911年12月，外蒙封建王公活佛等公然宣稱「獨立」，以活佛哲布尊丹巴為皇帝（額真汗）。這種在沙俄導演下出現的外蒙封建主反對辛亥革命的叛亂行為，引起中國人民普遍的反對。1912年11月，沙俄和外蒙簽訂所謂「俄蒙協約」及商務專條，規定由俄國扶助外蒙「自治」和訓練軍隊，供應軍火，不准中國中央政府軍隊進入外蒙，並規定俄人在外蒙可以自由行動，免納進出口稅及其他一切捐稅，享有治外法權等各種特權。外蒙古在實際上已完全被沙俄所控制。1913年11月，袁世凱政府不顧輿論的反對，和沙俄簽訂了中俄《聲明文件》 [23] ，承認外蒙古的「自治權」，及「關於外蒙古政治、土地、交涉事宜」，須與沙俄「協商」，也就是承認沙俄在外蒙古的統治地位。
內蒙封建主的分裂行為及其失敗 在沙俄和外蒙封建主的煽惑下，一部分內蒙的王公喇嘛也公然進行了分裂活動，反對辛亥革命。1912年1月，黑龍江省呼倫貝爾地區巴爾虎等旗封建主率兵攻占海拉爾、滿洲里等地，聲稱「獨立」。1915年11月，袁世凱政府簽訂與沙俄妥協的《呼倫條約》， 將呼倫貝爾劃為「特區」，規定中國中央政府軍隊非經沙俄同意，不得進入這個地區。1912年7月，哲里木盟科右前旗扎薩克圖郡王烏泰和科右後旗鎮國公拉喜敏珠爾也舉兵叛亂，進攻洮南、鎮東（今吉林省鎮賚縣），在散發的所謂「東蒙古獨立宣言」中聲稱：「共和實有害於蒙古。今庫倫皇帝派員勸導加盟，並由俄國供給武器彈藥，茲宣告獨立。」叛亂分子遭到多數內蒙人民和王公的反對，被中央政府派軍隊迅速擊敗，烏泰等人逃往呼倫貝爾和外蒙等地。此外，還有一部分內蒙封建主（如扎魯特左旗協理台吉官布扎曾，曾一度率叛兵攻入開魯城）和土匪（如巴布札布，與俄日都有勾結，取得大量武器金錢）在內蒙地區竄擾搶掠，殺害人民。他們在失敗後也都逃往外蒙或呼倫貝爾。
辛亥革命前後英國對西藏的侵略 英國在1904年武裝入侵西藏之後，一步步擴展在西藏的侵略勢力。清政府在這樣的邊疆危機中，也不得不採取一些措施，進一步加強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管理。1907年起，清政府在西藏舉辦所謂「新政」，同時在西康一帶進行設縣命官，並準備設立西康省。1910年2月，清中央政府所派軍隊進駐拉薩時，十三世達賴喇嘛在英國的煽誘下潛逃印度。1911年，英國乘辛亥革命爆發的時機，唆使西藏的一部分親英反動分子在各地製造叛亂，攻擊中央駐防軍隊，迫使其從西藏撤退。1912年，英國將十三世達賴喇嘛由印度送回西藏，陰謀在西藏成立所謂「獨立」政府。達賴派遣叛軍進擾西康，北京政府命四川都督尹昌衡及雲南都督蔡鍔派軍擊潰在西康的叛軍。英國見叛軍潰退，竟於1912年8月向中國政府提出蠻橫干涉中國內政的無理要求，包括中國中央政府不得「干涉西藏內政」，不得派官吏在西藏行使行政權，不得無限制派軍隊留駐西藏等等，並要挾中國派代表與英國談判關於西藏問題的條約。1913年10月，袁世凱政府派代表參加在印度北部西姆拉召開的所謂「中英藏會議」。英國代表麥克馬洪（McMahon）一手把持會議，在會上提出一個所謂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案，包括中國不得駐兵藏境，「中國政府與西藏有爭議時，由印度政府判決之」,「西藏內政暫由印度政府監督」，等等，公然企圖使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由英國在印度的殖民政府來奴役西藏人民。這個方案遭到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袁世凱政府也拒絕接受。1914年7月，英國和西藏地方代表私自簽訂所謂「西姆拉條約」，中國政府代表拒絕在這個條約上簽字，會議破裂，以後的歷屆中國政府也從未承認這個條約。在會議期間，從來沒有討論過中國和印度的邊界。由英國代表所捏造，並背著中國中央政府而同西藏地方代表在秘密換文中提到的所謂劃定中印東段邊界的「麥克馬洪線」，自 然更是完全非法和毫無效力的。
第五節 袁世凱竊取政權和二次革命洪憲復辟和護國戰爭
封建買辦舊勢力仍然統治著中國 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但沒有觸動封建土地所有制也沒有改變封建官僚統治機構。在中華民國招牌後面出現的，是帝國主義支持的以大軍閥袁世凱為首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
袁世凱在1912年3月就任臨時大總統後，按照《臨時約法》的規定，提出前此奉他命令加入同盟會的唐紹儀為內閣總理。唐於3月25日到南京組織內閣。主要閣員或是由袁世凱的親信充任，如內務（趙秉鈞）、陸軍（段祺瑞）、海軍（劉冠雄）等部，或是實際上受袁的控制，如外交（陸徵祥）、財政（熊希齡）、交通（施肇基）等部。同盟會只分到了教育（蔡元培）、司法（王寵惠）、農林（宋教仁）、工商（陳其美）等在當時視為閒散的四個部門。這就是所謂「同盟會中心」內閣。4月初，南京臨時參議院議決臨時政府遷北京。於是袁世凱以北洋六鎮新軍為基礎，以馮國璋、段祺瑞等將領為骨幹，增募軍隊，擴大勢力，在長江以北各省嚴行戒備。他任用粵系買辦官僚梁士詒和北洋系買辦官僚周學熙，掌握京漢、津浦等主要鐵路和交通銀行以及北方重要的廠礦企業。他基本上保存了清朝官僚機構，接受了以清大臣徐世昌為首的封建官僚集團，並以趙秉鈞、陸建章等為爪牙，組織特務警察系統。這樣，圍繞著袁世凱構成一個最反動的軍閥、買辦、官僚、特務集團。封建買辦舊勢力仍然統治著中國。
同盟會迅速褪色 同盟會勉強掌握著南方幾個省的政權，並在臨時參議院中占有優勢。但是同盟會自身原是一個鬆弛的各階級聯盟，內部本來就很龐雜。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同盟會成為公開組織，由於各地官僚和立憲派分子的紛紛加入而益形渙散。同盟會修訂的政綱，規定「以鞏固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為宗旨」，但在政治上主張「完成行政統一，促進地方自治」，實際是在允許袁世凱政治統一的條件下，希望保存同盟會在某些地區的實力和地位。對於「實行民生主義」的內容，不提「平均地權」和「土地國有」，而代以空洞的「採用國家社會政策」一語。這個政綱比起舊綱領是很大一步的倒退，對廣大群眾當然沒有什麼號召力量。
下層群眾對革命失望 以前在反滿鬥爭中結合起來的各階級力量開始迅速地分化。首先，工人、農民、手工業者以及遊民等下層群眾在各地形成 的革命的浩大聲勢，已受到舊官僚、立憲派甚至革命派在新政權名義下的壓迫摧殘。在湖北，軍政府早已通令：由各州縣士紳維持清末的「自治公所」，組織團練警察；此外甚至還有袁世凱舊部徐撫辰組織的「湖北全省保安總社」，指揮地主武裝，鎮壓各地農民。革命派右翼分子劉公、季雨霖等也聯絡黎元洪以軍隊鎮壓鄂北自發起義的「江湖會」革命群眾。下層群眾沒有得到革命的絲毫好處。各地被免除或減輕了的捐、稅，由袁世凱政府通令「迅速恢復」，並將「新稅一一進行」 [24] 。各地民軍被解散後不加安置，造成數十萬人的失業流亡。革命派自己遠遠離開下層群眾，下層群眾也不能不對革命表示失望。這樣，革命派就喪失了對袁世凱進行鬥爭的群眾基礎。
資產階級右翼結黨擁袁 原屬於立憲派的資產階級上層分子，在武昌起義後，紛紛鑽入革命陣營，成為反滿聯合陣線的上層勢力。隨著清朝的覆滅，他們又急急拉著同盟會右翼分子，一齊投向袁世凱的反動陣營。1912年初，武漢同盟會右翼孫武、劉成禺等組織了以黎元洪為首的「民社」，高呼「擁黎、聯袁、拒孫」。章炳麟在武昌起義後不久，就宣布退出同盟會，聲稱「革命軍起，革命黨消」 [25] 。接著，在1912年初，他糾集一些藉口對南京臨時政府青年幹部不滿因而脫離革命陣營的人另組「中華民國聯合會」，和江浙立憲派張謇、湯壽潛等合作，組織「統一黨」。在袁世凱政府成立之後兩個月，5月9日，「統一黨」、「民社」就和原屬「憲友會」 [26] 的籍忠寅等人組織的「國民協進會」等團體合併為擁袁的共和黨 [27] 。共和黨以兩湖、江浙原來的立憲派為核心，以黎元洪為名義上的董事長，聯合同盟會右翼分子和同盟會對抗，企圖分享袁世凱政權的餘瀝。原屬「憲友會」的另一部分人組成以湯化龍、林長民為首的「共和建設討論會」和以舊政客孫洪伊為首的「共和統一黨」。這兩個團體和當時尚在海外的梁啓超關係密切。它們和共和黨實質上並無二致。這些團體都主張由袁世凱集中權力，把中國統一於他的統治之下。此外還有以蔡鍔、王芝祥為首，由過去和同盟會或立憲派有聯繫的一批政客官僚組成的「統一共和黨」。它號稱第三大黨，依違於同盟會和共和黨之間。
國民黨的成立 孫中山在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以後，同盟會的一些領 導人物，如黃興、宋教仁等想通過國會和政黨政治來實現資產階級民主，企圖以《臨時約法》和責任內閣制來約束袁世凱的野心和權力。但到了6月中，袁世凱就以不經內閣同意副署而發出總統命令的辦法迫使唐紹儀和同盟會幾個閣員於16日辭職。接著，袁世凱就先提出由官僚陸征祥組閣，迫使參議院通過閣員名單，繼以自己的親信趙秉鈞代理國務總理，把國務院變成總統府的秘書廳。到9月29日他就正式任命趙秉鈞為國務總理，責任內閣制被完全取消了。
1912年8月間，同盟會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和「共和實進會」等立憲派、舊官僚團體組成「國民黨」。同盟會改組的理由，據「國民黨」的《組黨宣言》說：中國同盟會的組織是為推翻「清帝專制」，現在「破壞告終，建設之事不敢放置，爰易其內蘊，進而入於政黨之林」 [28] 。顯然，他們認為在推翻清朝以後，開始建設的時候，就不需要像同盟會那樣的革命組織，而要改組成為一個允許官僚政客參加的政黨。宋教仁是改組同盟會的主要負責者。至於早已投靠袁世凱的魏宸組，更堅決主張取消同盟會這個名稱 [29] 。一部分同盟會員拒絕參加國民黨，甚至有痛哭失聲者。國民黨雖然推孫中山為理事長並成為參議院中第一大黨，但卻沒有對袁世凱鬥爭的決心和力量。8月間，袁世凱邀請孫中山到北京，假意附和他的主張。孫中山雖然認為袁世凱不可靠，但是革命的勢力已經渙散分化，因而只好表示願意把一切國事交付於袁，而自己專力從事實業，立志在10年內修築20萬里鐵路。9月間，黃興奉孫中山之召到北京，也受袁世凱欺騙，竟然向參議院疏通國民黨議員，於9月29日通過趙秉鈞為正式國務總理。趙秉鈞內閣中有六個閣員也由他介紹填寫參加國民黨的誓願書，黃興以為只要閣員參加了國民黨就可以把袁世凱的御用內閣變成為「國民黨內閣」。
梁啓超在同年10月自日本歸國。他和湯化龍、林長民等把「共和建設討論會」和「共和統一黨」合併為「民主黨」。「民主黨」和「共和黨」一樣，主要經費來源都是依靠袁世凱的津貼。不少立憲派人已都被袁世凱收買成為他的政治工具了。
資產階級上下層政治力量的升降 資產階級的政治力量，經過1912年的這樣一番大分合，依附袁世凱的以妥協改良為特色的資產階級上層勢力上升了。國內增加了一批奔走投機的政客議員，其中不少是原來的革命黨 人。他們「朝秦暮楚，宗旨靡定，權利是獵，臣妾可為」。一部分革命黨人對這種情況憤慨失望，但除了發些牢騷之外，也無能為力。資產階級下層的政治力量遭到排斥而下降了。在湖北，下層革命黨人曾經掀起「群英會暴動」和「南湖事變」，希圖推翻黎元洪等封建勢力的統治，但結果是成百上千人被屠殺。1912年底，曾經參加武昌起義的閒散窮困士兵數千人組成「同志乞丐團」，宣稱「擇因革命而致暴富者與前清貪污官吏之家，善求周濟衣食」。也被黎元洪拘拿首要，驅散附從而受到鎮壓。蔡濟民《書憤》詩寫道：「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表達了下層革命黨人的深深憤慨。
「宋案」與「二次革命」 1912年底第一屆國會選舉舉行了。選舉法規定：20歲以上的男子「有值五百元以上之不動產者」「在小學校以上畢業者」才有投票資格。全國絕大多數的工農下層群眾和占人口半數的婦女都被剝奪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樣產生的國會主要只是代表上層資產階級和地主士紳的國會。國民黨在宋教仁主持下極力從事競選活動。結果國民黨取得了在國會參、眾兩院中壓倒多數議席。宋教仁希望以國會多數黨領袖的地位組織責任內閣、掌握實權。在預定的國會正式開會以前，宋教仁親自到長江各省宣傳演說，擴大影響。袁世凱看到這種情形，認為是對其統治地位的威脅，便指使人刺殺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車站遇刺，兩天後因傷重逝世。
從查獲的宋案兇手與北京來往文電中，暴露了刺宋的指使者正是袁世凱及其國務總理趙秉鈞。袁世凱凶暴獨裁的陰謀既被揭穿，孫中山立即主張興師討袁，表示「非去袁不可」的決心。但是國民黨在南方幾省掌有兵權的都督們多數認為起義時擴編的軍隊已經大量裁撤，兵力不足。黃興也對討袁軍事缺乏信心，主張「法律解決」，聽候法院審判。他仍然幻想依靠國民黨議員在國會中占多數的地位，通過國會合法鬥爭來控制或是推翻袁世凱。國民黨多數領導人不能下決心討袁，袁世凱卻已打定主意以武力消滅國民黨在南方幾省的勢力。帝國主義也在這時大力支持袁世凱。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在1913年4月和袁世凱政府簽訂善後大借款合同，借款2500萬鎊（約合2. 8億銀元），以鹽稅收入為抵押。帝國主義開始直接控制了中國的鹽務機構。美帝國主義也在這時（1913年4月）搶先承認了袁世凱政府。袁世凱外得帝國主義的支持，內則唆使共和黨、民主黨等在1913年5月合併改組為進步黨，來對付國民黨。同時，北洋軍隊已經陸續南下。1913年6月，袁世凱下令撤免國民黨在江西、安徽、廣東三省的都督李烈鈞、柏文蔚、胡漢民。到這時候，國民黨才被迫應戰，發動討袁的「二次革命」。江西、 江蘇、安徽、廣東、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先後宣布獨立。但是，國民黨在軍力對比和軍事形勢上都處於不利地位，黨內領導人和獨立各省都督中不少人對討袁軍事徘徊猶豫。一年多以來的無原則妥協已使國民黨力量渙散，失去廣大人民的擁護。「二次革命」在不到兩個月的短時間就完全失敗。長江各省被袁世凱控制。孫中山、黃興被加以「亂黨」罪名，嚴令通緝。他們被迫再一次逃亡日本。
袁世凱破壞約法和國會並擴大專制獨裁的權力 袁世凱一面在南方鎮壓「二次革命」，另一面在北京還暫時保留著國民黨議員占多數的國會，以便由這個國會選舉他做正式大總統。這批國民黨員貪戀議員地位（年俸5000元），依然留在北京，和進步黨合作議訂憲法，有的聲稱可以運用國會和法律來倒袁，更有不少人為袁世凱所收買。
1913年7月，袁世凱提出由進步黨的熊希齡組織內閣。進步黨人多數就是原來的立憲派分子，他們多年來夢想在立憲政體下組閣執政，這時認為機會來到，聲稱要組成「第一流人才與第一流經驗」的內閣。但是袁世凱只是要利用自居為中間派的進步黨作為政治工具，替他鋪設走向進一步專制獨裁的道路。所以當此內閣在9月組成時，只有司法、教育、農商等少數幾個閒散次要的部長職位由梁啓超、汪大燮、張謇等進步黨人來點綴，內閣的實權仍然掌握在袁派官僚的手中。
國會為了適應袁世凱早日做上正式總統的要求，竟然違反法定程序，在憲法訂出之前就倉促通過總統選舉法，並急忙在10月6日進行選舉。袁世凱在這一天派了自稱「公民團」的便衣軍警和流氓數萬人包圍眾議院，叫嚷威脅議員們非選出袁世凱不可，否則不准走出會場。議員們忍飢終日，從早八時至晚十時，投票三次才選出袁世凱為大總統。第二天又選出黎元洪為副總統。英、法、俄、日、德等帝國主義國家同時宣布承認袁政府，表示對袁世凱的支持。
袁世凱剛剛由國會選為正式總統，就立即下手破壞國會。11月，袁世凱藉口國會中的國民黨議員在幾月前與「二次革命」有關係，下令解散國民黨，派軍警搜繳國民黨議員438人的議員證書、證章。又由軍警把住國會大門檢查議員證書、證章，使國會因無法湊足一半以上的出席人數而不能開會。殘餘的議員提出質問，熊希齡還出面為袁辯護，說「大總統於危急存亡之秋，為拯溺救焚之計，……事關國家治亂，何能執常例以相繩？」接著，袁世凱就連殘餘議員也下令遣散，宣告國會完全解散。這個國會自4月召集到12月被解散，只存在了九個月。各地方的自治會和各省省議會隨即也由袁 通令一律取消。袁世凱另外指派了80個官吏組成「政治會議」，作為御用的諮詢機構。熊希齡在副署了所有解散國民黨、解散國會、設立政治會議等命令之後，也被袁世凱在1914年2月拋棄。袁世凱已經不需要這個進步黨總理和「第一流人才」內閣來供使用和點綴，需要的是更加集中和擴大的獨裁權力。
袁世凱又召集了一個「約法會議」，按照他的意旨在1914年5月訂出《中華民國約法》，完全廢除了《臨時約法》。袁氏約法把總統的權力擴大到專制皇帝的程度：廢除責任內閣制和國務院，由一個類似皇帝時代宰相的「國務卿」「贊襄」總統（其下還有「左丞」，「右丞」），在總統府內設立政事堂；由總統任命一些「參政」，組成供諮詢的「參政院」，並代行立法機關的權力。辛亥革命後所建立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包括《臨時約法》、國會等等，至此已全部被袁世凱摧毀。軍閥、買辦、大地主的專制獨裁統治則被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來。「中華民國」已經只是一塊空招牌，袁世凱則決心連這塊招牌也要去掉。
日本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 袁世凱要通過稱皇稱帝來最高度地集中獨裁專制的權力，帝國主義者也希望袁世凱能夠加強對國內的控制，以便於通過他來擴大它們的侵略勢力。1914年前後，德、英、美等國先後慫恿袁世凱稱帝。日本也以支持袁世凱稱帝為交換條件，來趁機奪取大量權益。
1914年8月，帝國主義列強為重新瓜分殖民地而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的帝國主義國家忙於互相廝殺，日本便企圖趁機獨占中國。日本宣布參加了英、法、俄等國組成的協約國集團，藉口對德宣戰，派遣軍隊占據青島和膠濟鐵路，奪取德國在山東的侵略地位。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凱提出目的在於獨占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內容包括五大項：
一、承認日本占有德國在山東全部特權，並加以擴大，也就是把山東變為日本的勢力範圍。
二、承認日本在「南滿」和「東部內蒙古」的「優越地位」及特殊權利（包括「任便居住往來」，經營農工商業，開礦、築鐵路，聘顧問等等），並延長旅順、大連的租借期及南滿、安奉鐵路租借期限至99年。
三、將漢冶萍公司作為中日合辦，附近礦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開採。
四、中國沿海港灣及島嶼，不得讓與或租與他國。
五、「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為政治、財政、軍事等各顧問」，中國的警察機關和兵工廠由中日合辦，日本有在武昌與九江、南昌間及南昌與杭州間，南昌與潮州間鐵路的建造權，在福建築鐵路、開礦、築海港船 廠的優先權等等。
按照二十一條，中國實際將成為日本的附屬國，其內容的狠毒，超過過去各種不平等條約。這些條款暴露出日本軍國主義企圖獨吞中國的狂妄的貪慾和夢想，因此，當二十一條內容傳出後，全國人民不約而同立即發動了大規模的愛國抗日運動。各地學生和留日學生首先罷課演講、發布傳單宣言，工人罷工，各城市普遍展開了抵制日貨運動。然而袁世凱竟下令嚴禁抵制日貨，把愛國人民誣為「亂徒」、「亂黨」，進行鎮壓。在日本提出最後通牒之後，竟在5月9日承認了除第五項（「容日後協商」）之外的全部要求，以換取日本支持他復辟帝制的陰謀。
袁世凱的帝制復辟 自此以後，袁世凱就更加緊進行帝制復辟活動。7月，袁世凱授意美國顧問古德諾（Goodnow）寫出一篇《共和與君主論》，說中國人知識太低，「率行共和制，斷無善果」，「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接著，袁世凱手下的政客楊度等就以古德諾的謬論為據，發起「籌安會」鼓吹帝制，並且通電各省軍閥官僚，要他們討論「君主民主國體二者以何者適於中國」。於是，在北京和各地出現了軍閥官僚策動的各種各樣請願團體，上書要求袁世凱稱帝。買辦官僚梁士詒等組織了「全國請願聯合會」，向參政院請願組織「國民代表大會」投票解決國體問題。袁世凱為了更快地登上帝位，甚至等不及讓圈定的各省「代表」到北京開會，就統一指揮各省「代表」就地投票。結果，以這樣方式製造出來的「民意」，以全部一致的票數同意改行君主政體，並推戴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 12月12日，經過參政院根據「民意」勸進，袁世凱宣布接受推戴，並預定自翌年（民國五年）起改元「洪憲」，準備舉行「登極」大典。
袁世凱當時認為國內有他所豢養的軍閥、官僚可供驅使，國外有帝國主義的支持，再運用武力、陰謀、金錢、欺騙等種種手段，就可以倒轉歷史車輪，實現封建君主帝制的復辟。但是他的倒行逆施立即使自己處於人民公敵的地位，遭到全國人民的唾棄和堅決反對。
討袁的「護國運動」 孫中山是堅決反袁的。他認為過去因為國民黨妥協渙散，以致有「二次革命」的悲慘失敗。1914年7月，他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規定入黨的都要按指印、立誓約，絕對服從孫中山，要求把這個團體變成嚴密的組織。但是由於國民黨已經失去在人民群眾中的聲望，中華革命黨在這時只成為一個少數人狹隘的秘密團體。中華革命黨主要在沿海各省進行了一些零散的軍事冒險活動，而沒有深入民間，不能在全國反袁、反覆辟的鬥爭中起組織和領導的作用。國民黨中的一部分人如李烈鈞、柏文 蔚、陳炯明等，沒有參加中華革命黨。他們這時雖然也在廣東、雲南、四川等省和進步黨及地方軍閥合作反袁，但在群眾中影響不大。
首先在雲南爆發的反袁運動，也就是所謂「護國運動」，是由一些受過革命民主思想薰陶的中下層軍官策動起來的。地方軍閥唐繼堯實際上是被迫參加這個運動卻又一變而成為運動的領導者。以梁啓超為首的進步黨人，本來曾經擁袁，但後來被袁世凱拋棄。他們就想利用人民的力量和聲勢來倒袁。梁啓超的弟子蔡鍔（辛亥革命時曾任雲南都督），在梁的策動下秘密離京進入雲南，聯絡唐繼堯和國民黨軍人李烈鈞等，於1915年12月25日正式宣布雲南獨立，組成「護國軍」，向四川、貴州、廣西三路出兵。護國軍本身的力量雖然不大，但一旦舉起討袁的旗幟，配合上全國人民和各派力量集成的反袁潮流，對袁世凱便成為重大的威脅。貴州、廣西、廣東、浙江、陝西、四川、湖南等省在數月內相繼宣告獨立，通電促袁退位。反袁的勢力迅速增長。
竊國大盜的末路 日本在袁世凱籌備帝制時，已發覺他的地位並不穩固。1915年10月，日本聯合英、俄兩國警告袁世凱應暫緩稱帝。12月，日本又聯合英、俄、法、意四國再度對袁警告，聲稱「以後對中國決定執行監視之態度」。同時，日本暗中支持進步黨、中華革命黨和其他各派反袁勢力的倒袁活動，準備在混亂局面中乘機取利。
袁世凱的極端集中權力和一貫以陰謀權術防制異己，甚至在親信的北洋系軍閥官僚中也引起疑懼不滿。他們看到袁世凱敗勢已成，就觀望待變或與反袁勢力聯繫。袁手下最重要的兩個部將馮國璋（江蘇都督）和段祺瑞（帝制前為國務總理）這時也都另有打算。馮國璋利用自己在袁世凱和西南反袁勢力之間舉足輕重的地位，左右操縱，投機取巧，曾經聯合浙江、江西等若干省軍閥密謀迫袁取消帝制。袁世凱在內外壓力下不得不於1916年3月宣布撤銷帝制，企圖仍以總統地位繼續進行統治，並恢復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的職務，希望他們出來解圍。段祺瑞便乘機向袁要索兵權和責任內閣權力。1916年6月，這個竊國大盜在舉國反對、眾叛親離的窘況中死去。
反袁運動表現了各階層人民群眾對幾年來袁世凱獨裁、賣國、復辟帝制的痛恨。但是，以梁啓超為靈魂的進步黨人和地方軍閥奪取運動的領導權，作為自己的政治資本。袁世凱雖然被推翻了，公開的帝制復辟活動雖然被粉碎了，但中國仍然繼續被大小封建軍閥統治著，黑暗混亂的程度有加無已。
第六節 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爭奪
軍閥割據爭奪局面的出現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以副總統繼任大總統，袁世凱所廢除的《臨時約法》和國會又被恢復起來。段祺瑞以內閣總理掌握北京政府的實際權力。袁世凱時期已經逐漸形成的各派系軍閥勢力，在反袁運動中都乘機擴大了自己的力量。中國出現了大小軍閥割據、爭奪的局面，各個帝國主義分別扶植這些軍閥變成自己的代理人，支持它們在中國的爭奪，以便從中取利。
北洋軍閥中皖系與直系的矛盾，在袁世凱死後更加表面化起來。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控制了安徽、浙江、山東、福建等省，並利用把持的中央政府的地位擴張勢力。日本帝國主義以皖系軍閥為主要代理人，同時也支持北洋軍閥別支如在東北的奉系軍閥張作霖和在徐州統率「定武軍」的張勳 [30] 。原來的進步黨政客在國會恢復後自稱不標黨名，但改稱為憲法研究會（通常被稱為研究系），仍以梁啓超、湯化龍為首與皖系勾結。以馮國璋為首的直系軍閥控制江蘇、江西、湖北等省。西南各省在反袁運動中宣告獨立後，也擴張勢力而形成滇系軍閥（以唐繼堯為首，控制滇、黔、川等省）和桂系軍閥（以陸榮廷為首，控制兩廣、湖南）。長江流域和西南等省原來都被英帝國主義認為是自己的「勢力範圍」，在這些地區形成的地方軍閥也主要是親英美的勢力。段祺瑞依靠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企圖憑武力控制全國。美英帝國主義便支持直系和西南軍閥，以與日本對抗。歐洲的各帝國主義正忙於戰爭，這時能有力量與日本爭奪中國的主要是美帝國主義。
在參戰問題上爆發的府院之爭 段祺瑞以責任內閣總理名義總攬大權，獨斷專行，把沒有實力的總統黎元洪視作監印官。國會中一部分舊國民黨議員（這時改稱「憲政商榷會」，簡稱「商榷系」，以張繼、吳景濂為首）與皖系及研究系爭奪權力，主張「聯馮制段」，於1916年10月由國會選出馮國璋為副總統，並和黎元洪相聯結。在府（總統府）院（國務院）之爭，直皖之爭，商榷系與研究系之爭的背後，也是美、日帝國主義之爭。這兩個方面的爭奪，在中國參加世界大戰的問題上爆發出來。
日本為了獨自掠奪和控制中國，在1914年至1916年間曾一再阻止中 國接受「協約國」方面英、法、俄等國的誘使參戰（英、法、俄等國想利用中國廣大的人力物力，並避免為德國所用）。日本在逼使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之後，又在1916年7月和帝俄訂立了互相支持在中國的侵略利益的第三次日俄協定及第四次密約 [31] 。1917年2、3月，日本又促使英、法、俄等國承認日本在戰後繼續保有在山東的特權。這時，日本就轉而促使中國參戰，以便進一步從軍事、外交、財政等方面控制中國。段祺瑞也企圖以參戰為名取得日本的借款、軍火等援助，來擴大自己的勢力。美國在1917年2月宣布與德國絕交後，曾經要求中國和它一致行動，但見到日本在積極唆使段祺瑞政府參戰，就又主張中國暫時無須對德宣戰。黎元洪、政學會議員（從商榷會分化出來，以谷鍾秀、張耀曾為首）和直系軍閥也都反對參戰。孫中山、章炳麟和上海等地的商會也反對參戰。於是段祺瑞企圖使用武力威脅的手段來對付反對勢力。1917年4月，段祺瑞召集以皖系督軍為骨幹的各省督軍及督軍代表二十餘人，在北京召開督軍團會議。督軍團在段祺瑞指使下，向黎元洪和國會施加壓力，威脅他們同意參戰。
1917年5月10日，國會開會討論參戰問題。段祺瑞指使軍警、流氓、乞丐數千人自稱「公民請願團」包圍國會，毆辱議員，叫嚷國會必須當天通過參戰案。多數議員在氣憤下拒不開會討論。內閣中非皖系閣員也相率辭職。在兩方僵持情況下，段祺瑞和研究系政客指使督軍團脅迫黎元洪解散國會，黎元洪則在親英美勢力支持下將段祺瑞免職。段祺瑞就到天津籌備組織臨時政府，策劃以武力繼續把持政權。皖系和追隨皖系的督軍在段祺瑞的唆使下，紛紛宣布獨立，通電聲稱要率軍「直搗京師」，進行「兵諫」。黎元洪在束手無策的情況下，邀請張勳進行調停。
張勳復辟 張勳率領辮子軍（定武軍）5000人自徐州北上，先脅迫黎元洪在6月下令解散國會（這個國會自1916年8月恢復，到這時還不到一年），接著就於7月1日在北京擁清廢帝溥儀復辟，改民國六年為宣統九年。這是民國成立以來的第二次封建帝制復辟，北京城內一時又掛出了前清的龍旗，街頭叫賣著「宣統上諭」，一班遺老舊臣（包括康有為在內）紛紛翎頂袍褂進宮叩頭，請安謝恩。
段祺瑞先假手張勳驅逐黎元洪和解散國會，然後再打起維護共和的旗號出兵討伐張勳。他自任討逆軍總司令，以梁啓超、湯化龍為參贊，率軍進 攻北京。日本派青木中將為段策劃軍事，並墊付軍費100萬元。張勳軍隊在7月12日迅速被擊潰，歷時11天的復辟醜劇就此結束。段祺瑞乘機復任國務總理。原來的副總統馮國璋代黎元洪為總統，但北京政府的實權仍在段祺瑞手中。
段祺瑞毀棄約法和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 段祺瑞聲稱過去的民國和國會已為張勳復辟所破壞，現在的民國是在他手裡「再造」的。在研究系政客的策劃下，段祺瑞決定拋棄舊國會和《臨時約法》，另行召集一個由各省軍閥指派的臨時參議院。
段祺瑞的專權和廢棄國會引起國內公開的分裂。親英美的桂系、滇系軍閥宣布「暫行自主」。孫中山主張擁護《臨時約法》和恢復國會，反對段祺瑞「以偽共和易真復辟」。1917年7月，孫中山率領宣布自主的海軍艦隊到達廣州，舊國會中商榷系和政學系的議員一百多人也追隨南來。9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集國會的非常會議，組織軍政府。非常會議選出孫中山為大元帥，陸榮廷和唐繼堯為元帥（陸、唐二人都不就職）。孫中山把《臨時約法》和國會看作「民國」（資產階級共和國）最重要的象徵，然而幾年以來，只是軍閥們在民國招牌下實行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專政，《臨時約法》和國會都被一再蹂躪破壞，已成為對民國的一種諷刺。《臨時約法》對人民已沒有什麼號召力，國會更成為政客爭逐名利、賣身分贓的活動場所。孫中山希望依靠桂系、滇系地方軍閥的力量進行護法運動，但這些地方軍閥只是暫時利用孫中山的名望來向北洋軍閥討價還價，對孫中山的護法活動則是多方刁難，而且隨時準備將他排擠出去。
段祺瑞加緊投靠日本 段祺瑞政府在1917年8月對德、奧宣戰以後，更加緊投靠日本。日本寺內內閣採用所謂「菊分根」的政策，利用日本乘世界大戰時機所賺的大量資金到中國進行侵略性的資本輸出，並用以控制段祺瑞。1917年和1918年兩年間，日本以各種名義秘密或公開借給段政府的款項達數億日元 [32] 。段祺瑞則將鐵路、礦產、森林、電訊事業等等各方面的權益成批地出賣給日本。他又用日本的借款、軍火，由日本軍官訓練「參戰軍」（三師四旅），擴充皖系的實力。1918年5月，段政府與日本秘密簽訂陸軍和海軍的《共同防敵軍事協定》 [33] ，派出軍隊由日本指揮，隨同日軍出兵西 伯利亞干涉俄國革命。短期內進入東北的日軍數達七八萬人，日本迅速取代了沙俄在東三省北部的侵略地位，日本侵略勢力從此籠罩於整個東北地區。段祺瑞的賣國行動在規模上超過了袁世凱，中國面臨著被日本變為附屬國的嚴重危機。這種危機又一次激起中國人民的愛國運動。1918年5月，留日學生彭湃等在東京遊行抗議段日間的軍事協定，遭到日本政府的毆打逮捕。他們紛紛罷課回國，組織救國團體，進行愛國宣傳。北京、天津、上海、福州等地學生也起而力爭廢約，反對日本侵略和段政府賣國。
藍辛、石井協定 美國在1917年4月參加歐洲大戰以後，一時沒有餘力在中國大規模地擴展侵略勢力，又不甘心坐看中國被日本獨占，就採取和日本妥協分贓的辦法。1917年11月，美、日訂立《藍辛、石井協定》，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特別在中國之與日本屬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 [34] ，日本則承認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這是兩個強盜在互不相下的情況下，只好暫時互相承認對方的侵略權益，同時準備在下一階段展開更進一步的掠奪和競爭。協定訂立以後，藍辛（美國國務卿）通知中國說：「假如我們退出，整個地盤便落入日本手裡，設想中國也不願意。」
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及與直系軍閥的矛盾 段祺瑞依靠日本的借款和支持，推行其專制的「武力統一」政策，對西南各省發動內戰。1917年10月，段祺瑞派軍隊進入湖南與護法軍作戰。但馮國璋企圖勾結親英美的西南軍閥，來擠走段祺瑞，提出「和平統一」口號。11月，進入湖南的直系軍隊就通電主張停戰，並自動撤兵。段祺瑞於是再度策動督軍團在天津開會（1917年12月及1918年1月），又勾引奉軍開入關內，對馮國璋施加壓力。同時段氏以副總統地位和兩湖地盤為餌，引誘直系頭目曹錕派兵進攻西南。曹錕指揮所屬吳佩孚等直軍攻占長沙、衡陽，但是段祺瑞卻任命皖系軍閥張敬堯為湖南督軍。曹錕、吳佩孚與段祺瑞之間的矛盾又逐步發展。1918年6月，吳佩孚與護法軍訂立停戰協定。8月，吳佩孚通電主張和平。直系軍閥和西南軍閥聯合反對皖系和奉系軍閥，其背後是美英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間的爭奪。
孫中山被軍閥政客排擠離開護法軍政府 西南軍閥在跟直系靠攏的 同時，陰謀排斥孫中山。1918年2月，西南各省軍閥組成「西南自主各省護法聯合會」，與孫中山領導的護法軍政府對峙。5月，政學系政客勾結滇、桂軍閥策動改組護法軍政府。政學系出面拉攏一部分商榷系議員，在非常國會中操縱通過改組軍政府案，廢除以孫中山為首的元帥制，改用總裁制，設總裁七人，孫中山被列為七總裁之一。政學系推出舊官僚岑春煊為主席總裁，實際由桂系軍閥陸榮廷獨裁。孫中山被迫離粵赴滬。護法運動的失敗，使孫中山認識到，軍閥是「南與北如一丘之貉」，不可能依靠軍閥進行革命。孫中山在上海著書立說，沉痛地回顧辛亥以來遭受的挫折失敗，摸索繼續推動革命前進的道路。
「安福國會」 段祺瑞所推行的「武力統一」政策，遇到直系軍閥和西南軍閥的阻梗，就決定一面加緊訓練自己的「參戰軍」，一面設法把直系勢力排擠出中央政府。他利用日本的借款收買一批政客，組成以徐樹錚、王揖唐為首的「安福俱樂部」，操縱新國會的選舉。新國會，也就是所謂「安福國會」 [35] ，於1918年8月開幕，在全部議員四百餘人中，安福系占據了三百八十多人。9月，段祺瑞操縱「安福國會」選出舊官僚徐世昌為總統。馮國璋為首的直系勢力被排出中央政府。曹錕、吳佩孚成為直系的新首領。他們在英、美帝國主義的支持和影響下，繼續與皖系軍閥對抗。
新四國銀行團與南北議和 到1918年夏秋間，世界大戰接近結束，美、英等西方帝國主義立即加緊進行在中國的爭奪。美國在6月間向英、法、日三國提議把五國銀行團改組為新四國銀行團，即排除俄、德兩國，加進美國，由新四國銀行團整個包攬外國對中國的借款。這是美國力求打破日本在對華投資借款上的優勢，陰謀以國際共管形式將聯合投資機構控制在自己手裡。日本面對西方三國的壓力，同意參加這樣的新銀行團，並同意停止單獨對段政府的借款，但要求新銀行團的投資範圍將「滿蒙除外」，以保持自己的勢力範圍（新銀行團以後在1920年5月成立）。10月，美、英、法等西方帝國主義向北京政府和南方軍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它們停戰議和，以便於推行龐大的經濟侵略計劃，並打破日本單獨控制皖系、統治中國的局面。南、北政府在1919年1月派出代表在上海議和。雙方在劃分地盤和分配四國銀行 團準備給予的借款上爭吵不休，談判在五四運動大風暴中宣告破裂。
第七節 社會經濟的變化和工人階級的壯大
農業衰退、農民破產 辛亥革命以後，全國範圍都處在大小軍閥的封建割據統治下。國內年年戰爭不休，戰事遍及各省。四川一省從1912年到1933年共發生戰事400次以上。遭受戰禍地區的人民，生命財產遇到極殘暴的蹂躪掠奪。1919年初，全國軍隊達138萬人，軍費占去國家財政收入的4/5 [36] 。軍閥又盡力搜刮財富，霸占土地。皖系軍閥段芝貴在原籍合肥及蕪湖等4縣占有良田數萬畝。河南彰德1/3的土地為袁世凱一家所有。東北軍閥湯玉麟、吳俊升等各擁有良田八九萬畝。張宗昌、靳雲鵬、馮國璋、張作霖等人以裕寧屯墾無限公司名目在吉林省領有田地、森林、礦山達1320餘萬畝。
大量農民在地租、高利貸、捐稅、戰爭和各種剝削掠奪之下，被迫破產流亡，耕地面積相應縮減 [37] ，農業生產遭受嚴重破壞。
農民在殘酷統治下，被迫起來反抗。1913年至1914年，白朗（「白狼」）所率領的農民隊伍，自河南魯山出發，轉戰於豫、鄂、皖、陝、甘五省廣大地區。人數從數百人擴大到數萬人。在袁世凱和各省派出的一二十萬軍隊全力攻擊下，才最後失敗。此外，貧苦農民為反抗租稅和暴政而掀起的騷動，到處發生 [38] 。廣大農民處在活不下去的情況下，迫切地要求生路。
民族資本暫時得到發展 民族資本主義在這時期有進一步的發展。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在1914年8月爆發，英、法、德、俄等帝國主義國家忙於火併廝殺，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壓迫。這使民族工業得到了發展的機會。
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壓迫暫時放鬆，歐美輸華的洋貨在大戰期間急劇減少。以1913年的指數為100，英國的輸華貨物在1918年減至51.5，約 減一半；法國減至29.6，不到戰前的1/3；德國貨完全停止進口 [39] 。只有美國和日本乘機擴大在中國的侵略勢力。美國在1917年和1918年輸華貨物已達6000萬兩左右，約合1913年英貨人口數的60%。當日本提出二十一條、武裝侵占山東，進行一系列露骨侵略時，中國人民掀起了大規模的抵制日貨運動，日本貨輸入的增長趨勢一時也稍有緩和。洋貨輸入減少和國外因戰事對某些貨物需求的增加，使民族工業在國內市場上獲得了一些空隙，同時還取得了一定的國外市場，因而在短期內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迅速發展。
輕工業的迅速發展 民族工業在這時期的發展，主要是在輕工業中的棉紡織、麵粉兩業，此外，在毛織、針織、玻璃、造紙、搪瓷等部門也新設了不少工廠。
棉紡織業方面，由於意外的厚利（如申新一廠以30萬元的資本，在1917年盈利40萬元，1918年盈利80萬元 [40] ），引起投資擴建舊廠和設立新廠的高潮。在1914年至1922年9年間，民族資本新設的紗布廠達54家，民族資本所有的紗錠自1913年的50萬錠增至1922年的150萬錠，布機由2000台增至6700台 [41] 。
麵粉工業方面，1913年全國華商開設的麵粉廠約50餘家，1919年增至120餘家。在大戰期間，中國麵粉外銷到歐、美、日本和南洋各地，改變了過去外國麵粉大量輸入的情況（1913年麵粉人超240餘萬擔，1919年出超240餘萬擔 [42] ）。
帝國主義控制下的重工業 重工業主要都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控制之下。機械冶煉生鐵的全國總產量在1913年為97513噸，1919年產量增至237063噸，全部都為帝國主義通過投資或貸款所控制 [43] 。鐵礦砂的全國總產量自1913年的459711噸增加到1919年的1349846噸，全部都在日本帝國主義控制下 [44] 。機械開採的煤產量1919年為12804636噸（1913年：7677570噸），3/4以上都被帝國主義控制 [45] 。在輪船航運業方面，中國領水裡帝國主 義的航運勢力始終占據絕對優勢的地位，中國輪船在總噸位上的比重，連1/4都不到 [46] 。
金融業的投機性的發展 銀行業在這一時期也有較大的發展。1911年全國華資銀行只有15家（若除去官辦銀行，只有8家），1912年至1919年間新設立的銀行數達66家 [47] 。但是，歐戰時期工商業發展所引起對金融業的需要，只是銀行大量增加的部分原因，這些銀行主要卻是為進行公債投機而設立的。北洋軍閥政府為支付軍費政費大量發行公債（1912年至1919年發行了近六億元 [48] ），以年息三分（30%）以上的高利吸引銀行投資。銀行把大部分資金進行高利貸性質的公債投機，實際上是資助軍閥統治和軍閥混戰，給國民經濟帶來破壞。
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下的民族資本的特點 民族資本近代工業在這時期的發展既然僅限於以消費品生產為主的輕工業方面，而缺乏重工業方面的基礎，就沒有、也不可能建立起獨立的經濟體系。帝國主義依然是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嚴重的勢力。即使在民族工業發展最快的棉紡織業中，外國資本在中國所設紡織廠的紗錠和布機，也還分別占到46.7%和59.2%（1919年） [49] 。民族工業既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在資金、設備、技術和原料等方面又必須在不同程度上依賴於帝國主義。民族工業發展的薄弱，不但表現於和帝國主義侵略資本對比上居於絕對劣勢，就是和國內的封建經濟、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及金融業資本對比起來，也是居於絕對劣勢。民族產業資本在農業生產部門中完全沒有地位。中國的商業資本不是從屬於產業資本，而高額的封建地租率、高利貸利率和商業利潤都限制產業資本的形成和擴大。但是民族工業又只有依賴一部分地主、商人和官僚的投資才得以舉辦起來。在民族工業中，分散、落後的小企業占很大比重，工場手工業始終大量地存在。據北洋軍閥政府農商部不完全的統計，1919年全國10515家工廠中，使用原動力的工廠只有360家 [50] 。民族工業是軟弱和落後的，但它又是當時國民經濟中最先進的部分，也代表了當時最進步的生產關係。民族工業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存在著矛盾，但又在不同程度上依賴於他們。這種進步的一面和落後的一面之同時存在，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 國民族資本兩重性特點的表現。
工人階級人數迅速增加和高度集中 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和帝國主義在中國投資的擴張，中國工人階級的人數也迅速增加起來。現代產業工人在1913年約有100萬人，到1919年，已增加到二三百萬人。城市小工業和手工業工人、店員等約有一千多萬人。
在全國總人口中，產業工人的人數雖然還是很少，但是他們絕大多數集中在工廠（紗廠、絲廠、麵粉廠、火柴廠等）、礦山、鐵路、輪船、郵電等幾個企業部門。同時這些企業又多數集中在上海（及附近地區）、武漢、天津、香港、廣州、青島、大連、哈爾濱等十幾個大城市。其中，大企業中工人人數又占了很大的比重。中國工人階級這種高度集中的特點，使他們得以較早地聯合、團結起來，成為一支強大的戰鬥隊伍。
工人階級遭受嚴重壓迫 中國工人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本國資產階級的三種壓迫下，經濟地位非常低下，勞動條件極為惡劣，政治權利也遭到剝奪。工人的工時多數是12小時左右，有的多達十四五小時。中國廠礦的設備大多十分惡劣。工人們在廠房狹小、空氣污濁、缺乏安全設備的條件下，從事長時間的緊張勞動，職業病和傷亡事故都特別嚴重。男工工資一般每日只有二三角，低的只有一角左右。女工和童工的工資更低。大戰期間物價上漲很快很多，工資的增長則遲緩有限 [51] ，因之使工人的經濟情況在這時期就相對地更趨於困苦。工廠和礦山中普遍實行包工制，工人受到包工頭、把頭的封建性的剋扣壓迫。北洋軍閥政府嚴禁工人罷工，1912年的《暫行新刑律》和1914年的《治安警察條例》，都把罷工、怠工規定為「犯罪」行為 [52] ，工人時常遭到無理的逮捕和屠殺。中國工人所受各種壓迫的嚴重性和殘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
工人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鬥爭 中國的大部分近代工礦業和交通運輸業既然都為帝國主義所控制，中國工人階級的罷工鬥爭，從一開始起，就很多是發生於外國資本所設的廠礦企業中。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反對帝國主義，成為中國工人鬥爭最早也是最鮮明的特點之一。自1916年3月至1919年4月，上海英美菸草公司工人在兩年間就罷工五次之多。上海日華 紗廠工人在1918年8月、9月、10月和1919年2月也連續舉行四次罷工。在1915年反對二十一條的抵制日貨運動中，許多地方的工人舉行了罷工、遊行和勸導拒購日貨，上海日貨廠店中的中國工人幾乎全部都罷了工。1916年10月，法國強占天津老西開，擴大租界。天津法租界法資廠店職工一千七百餘人舉行罷工反對。天津各業工人們組織了「工團」，領導了罷工鬥爭和示威遊行，獲得各地各階層人民的同情支援，終於打退了法帝國主義這次侵略行為。在抵制日貨和反對強占老西開這兩次群眾性反帝運動中，工人階級都已成為推動鬥爭的中堅力量。
手工業工人的組織和鬥爭 手工業工人在人數上遠比產業工人為多，他們一向受到由作坊主操縱的封建行會的嚴重束縛，生產上比較分散落後。在近代時期，手工業工人一方面繼承了長期以來「齊行」、「叫歇」的鬥爭方式和鬥爭傳統，同時突破統治者的一再禁阻，逐步從推出「行頭」、「柱首」，領導鬥爭，發展到設立工人本身的「小行」（或稱「小幫」、「公所」，或稱某某社）。到20世紀初年，上海的各行業手工工人一般都已組成全市性的「小行」，與作坊主、作頭或店主的「大行」並立。1913年1月，上海七八百處作坊的水木工匠數千人聯合罷工，要求增加工資。1914年，全市印染工人、石匠、水爐工人、油漆工匠、鋸工、碼頭、堆裝工人等分別在本業小行的領導下進行罷工鬥爭。這種經濟鬥爭在此後數年中也一直不斷發生。手工工人的行幫組織，雖然還存在著不少封建性（如限制收徒，或按籍貫分幫），但比以前完全分散和受店主控制的情況已經前進了一大步。「小行」基本上成為手工工人的鬥爭組織，這是工人階級逐步走向自覺的一種重要表現，同時這種組織和鬥爭又促進了工人的自覺性。
第八節 近代中國的文化思想
近代中國在文化思想領域中呈現著劇烈的變化。代表封建統治階級舊文化的「舊學」日益委靡不振。主要代表資產階級文化的「新學」逐漸發展。「新學」的發展和這時期知識分子向西方學習有關，新學包括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學說和自然科學兩部分。先進的中國人，以康有為、梁啓超、嚴復、孫中山等人為代表，學習西方社會學說，希望用它來挽救中國的危亡。提倡和傳播西學起到了思想啟蒙的進步作用，但是他們往往對於占統治地位的封建主義文化採取妥協態度。這種「新學」雖然也和「舊學」交過手，但是打不到幾個回合就敗下陣來，僅僅在一些局部問題上取得了小勝利。至於自然 科學，在沒有獨立的政治、經濟的情況下，不可能有真正發展的機會。
一 早期今文學派影響下經學、史學和文體的變化
封建知識分子中一部分人開始注意現實問題 在19世紀初葉，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依然把主要精力花費在經義和「帖括之學」上面。清初顧（炎武）、黃（宗羲）講求經世致用的風氣久已消散。乾嘉考據學派的傳統也已發展到頂而趨於衰歇。社會的動盪和學術空氣的窒塞在鴉片戰爭前就已促使一些有志向的知識分子要求研究現實問題和更有用的學問。這些人敢於譏彈時政，揭露當權派官吏的腐朽。鴉片戰爭發生後，他們主張抵抗侵略，反對妥協集團，並要求了解西方國家情況，學習外人「長技」，改進防禦力量。龔自珍 [53] 、林則徐、魏源 [54] 和早就開始談論實際問題著有《安吳四種》的包世臣 [55] 是這時期的代表人物。
近代早期今文學派 龔自珍 在學術思想方面，乾嘉以後「家家許、鄭，人人賈、馬」的漢學統治局面開始受到有力的打擊。本來經學史上一直存在著今、古文的分歧，也就是西漢和東漢經學的分別。莊存與 [56] 著《春秋正辭》，講求《春秋公羊傳》的「微言大義」。他的外孫劉逢祿 [57] 繼承他的學問，著就《公羊何氏釋例》。莊、劉二人是近代「今文學派」的先驅，號稱通曉「公羊家法」。龔自珍於1819年在杭州受教於劉逢祿。此後他就極力提倡公羊學派的見解。他前此已接受包世臣講求時務的影響，敢於寫文章提出對時政的改革主張。1820年他在北京捐資充內閣中書。當年他寫《西域（指新疆）置行省議》和《東南罷番舶議》兩文。後者雖已失傳，顯和當時西方侵略者在東南沿海造成的混亂情況有關。在政治上的革新思想使他深受穆彰阿集團的嫉視。他提倡公羊學派在學術上的反抗思想，這和他在政治上的開明態度是相聯繫的。
魏源 魏源進一步利用了公羊學派的「張三世、通三統」的說法。這個說法本來是東漢人何休在所著《公羊解話》的序文中提出的見解，也就是所謂《春秋》「微言大義」中的「非常異義可怪之論」。魏源把「據亂世」「昇平世」 和「太平世」分別解釋為太古、中古和「末世」。「末世」據他說就是「弊極之世」。「末世」結束後社會就要「復返到太古淳樸之初」。這種見解據他自己說是「氣運循環」，這是一種封建主義的歷史循環論。他對時政的具體改革主張，如對於票鹽、漕運、水利的一些措施，都不過是替原有制度「祛垢除污」而已。但在文化思想方面他起了很大開風氣的作用。他著《詩古微》和《書古微》，提出下列主張：毛詩傳和大小序都是偽作，《古文尚書》根本不曾存在，即是東漢馬融、鄭玄的古文說也不是孔安國原有的。這些主張要求人們擺脫傳注，直求經文，而目的是「貫經術、政事、文章於一」 [58] 。魏源要求恢復經說的最早面目，不是為了「復古」，而是借西京（西漢）以攻乾嘉以來墨守東京（東漢）的風尚。他在經學方面的辨偽工作是為了打開閉塞的風氣，提倡經世致用的學問。
史地研究的新發展 在龔、魏公羊學派提倡經世致用和鴉片戰爭刺激要求了解外國的影響下，中外史地研究也有新的發展。林則徐可稱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廣東領導禁菸運動和抗英鬥爭時，就組織人翻譯各種西文書刊。1841年組織翻譯了英國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編成《四洲志》一書，介紹了世界五大洲三十多個國家的地理、歷史。林則徐被革職流放時把《四洲志》書稿和資料交給好友魏源。魏源在1843年1月編成《海國圖志》50卷，以後又擴展到60卷和100卷，是當時介紹世界史地和總結鴉片戰爭經驗教訓的名著，對日本和朝鮮的影響都很大，魏源還著有《聖武記》敘述清朝歷史上的所謂「武功」，而在目錄中擬定以《英吉利夷艘入寇記》結束全書。步其後塵的有福建地方官吏徐繼畲 [59] 編成的《瀛環志略》 [60] 。他從西人地圖集直接描繪，附圖比較準確。這部書出版不久，就風行日本。西北史地方面出現了一些有價值的著述。其中最重要的是張穆 [61] 的《蒙古遊牧記》。張穆曾替抵抗派官吏陳慶鏞草擬劾穆彰阿疏稿 [62] ，有名於時。他死時這部書尚未定稿，由另一史地學者何秋濤 [63] 代為校定付印。何秋濤自己著有《朔方備乘》，匯集了蒙古、新疆、東北和早期中俄關係的史料。這些著作主要是鴉片戰爭刺激下愛國的知識分子要求認識世界和發憤 圖強的表現。
文體的變化 鴉片戰爭後文學也發生一些變化。龔自珍和魏源都反對當時宗奉桐城派古文的風氣。桐城派從康熙末年方苞（號望溪）、劉大櫆（號海峰）開始。他們誦法宋朝曾鞏和明朝歸有光的文章，自稱深得古文義法。他們講宋儒理學，以孔、孟、韓、歐、程、朱的「道統」自任。他們祖述歐陽修「因文見道」一語，自詡文道合一，和漢學派（乾嘉時代的考據派）對立。考據家錢大昕譏笑桐城派說：「方氏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本，……法且不知，義更何有。」 [64] 劉大櫆的弟子姚鼐（字姬傳）力詆漢學派「破碎」。他提出自己的文章理論，以「陰陽剛柔」分別文體，認為只有「聖人」（如孔、孟）能夠兼統陰陽二氣，諸子以下的文章無有不偏於剛或柔者，但陽剛陰柔各有其美，如「曾、歐之文皆偏於柔之美」 [65] 。至於所謂義法，就是「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八字。他主張文章要模仿古人，認為應先學古人文的「粗者」即「格、律、聲、色」，最後「御其精者（即神、理、氣、味）而遺（棄）其粗者」。桐城派所模仿的主要是韓（愈）文。姚鼐認為韓文本身也就是模擬，不過「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模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 [66] 。他又認為揚雄、柳宗元也是模仿古人，雖然「形貌過似」，但仍是好文章。可見桐城派所謂文道合一就是把唐宋八家文章加上程朱理學。這種步趨唐宋、排斥創造的文章理論，當然不能為當時思想活潑的知識分子所接受。龔、魏就提出學習先秦諸子，來抵制韓、歐，自己所寫文章也想極力擺脫唐宋文體的束縛。龔、魏的文章見解，遭到時人的側目。道、咸年間時人已有「天下文章盡歸桐城」之說。曾國藩更極力提倡桐城派。同、光時代的桐城派末流，所模仿的實際上已經不是唐宋而是明代小品文字。到了清末報章逐漸發達，龔、魏縱橫捭闔的文體，便於議論文字的使用，漸受一般人推重。
二 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革命時期的文化
鴉片戰爭時期的反侵略文學 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革命給中國文學提出了新的任務：反侵略和反封建專制主義的任務。從三元里抗敵開始，文學就成為動員和鼓舞反侵略鬥爭的工具。其中有舊式詩文，也有通俗文字。 著名的《全粵義士義民公檄》，其中宣傳團練、激勵士氣的語句，如「仿范里連衡之制，指顧得百萬之師，按嘗田捐餉之方，到處有三時之樂。踴躍同袍，子弟悉成勁旅，婉孌如玉，婦女悉能談兵」。揭露內奸的語句，如「黃閣主和戎之議，自撤藩籬，烏雲多蔽日之奸，甘為繆丑」。一望而知是出於封建文人之手，並且是駢儷文字，但傳抄甚廣，所起作用甚大。張維屏的《三元里》詩，魏源斥責投降派的《寰海十章》都是鬥爭中出現的好詩篇。舊詩體裁被廣泛地應用在歌頌英勇鬥爭的人民和將士們。有的詩篇雖不甚工，但很能傳達當時鬥爭的實況。如梁信芳關於三元里鄉民在牛欄岡會盟的描寫，就是一例 [67] 。至於鄉民所出的揭帖告示和傳唱的歌謠，很多使用通俗文字。
太平天國對文體的改革 太平天國農民戰爭給封建文化以很大的衝擊。宣傳革命的書籍，由天京的鐫刻營和刪書衙刊印，大量頒發。從儒家經籍的刪改到新曆的創造，都表示農民領袖們改造傳統文化的意圖。他們提倡「文以紀實」，「樸實明曉」，這不但有利於革命宣傳，也針對著空疏晦澀的壞文風，提出糾正原則。在太平天國書籍和文件中，文字一般都淺顯樸素，有時雜以廣西方言，革命意識也都鮮明強烈。但農民終究不能創造一個代替封建文化的新東西。太平天國領袖們所賴以和頑固思想作鬥爭的意識形態上的工具，只是很不中用的拜上帝會教義。而他們的文學改造又被和教義宣傳密切地聯繫起來，正如《欽定士階條例》所說的：「文藝雖微，實關品學，一字一句之來，要必絕乎邪說淫詞，而確切於天教真理，以闡發乎新天新地之大觀。」因此宣傳容易流於說教形式。這種情況到後期更加嚴重。就文體上說，許多宣傳文字實際上採用西方教會小冊子的形式，而考試取士則襲用傳統的策賦律詩。可以看出，沒有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戰爭，不可能創立一個代替封建文化的上層建築，也不可能創立一種內容和形式很好統一、切合需要的新文學。
三 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後封建文化的日益沒落
經學考據與子書研究 從曾國藩提出保衛「名教」抵制農民革命以後，經過整個19世紀後期，封建文化的保守性質更加顯著，封建學術也更委靡不振。頑固派官僚如倭仁、徐桐，都盲目地拒絕學習外國一切事物。洋務派 官僚如張之洞，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們都是封建正統文化的堅持者。這時期程朱理學恢復了統治。經學繼承了漢學派的餘緒而更偏重於細碎煩瑣的研究。其中禮學號稱最有成績，特別是孫詒讓 [68] 的《周禮正義》。這部著作被稱為「樸學殿軍」。作者費盡20年心力去「博稽群家」，嚴辨漢儒家法，但他不敢絲毫懷疑《周禮》本身的可靠性。清代考據學派把唐以後學者已經不很講求的古代禮書捧出來，並高抬其身價。他們把研究引導到兩千年名物（宮室、衣物、飲食）、制度（井田、賦役、軍制）和繁文縟節（《儀禮》的冠、昏、喪、祭）的爭論中去。一般經學研究也就限於訓詁上細碎的發明。較有名的如俞樾 [69] 的《群經平議》只是墨守王引之《經義述聞》的成法。這些樸學家力求「以經說經」，一般都過信經文，對材料也不可能進行真正嚴格的審查。這時期子書方面研究，成績較大。經學考據既難於超越乾嘉時代，更多樸學家的目光轉向諸子書。太平天國革命後私家保藏的古本大批流散出來，這也給他們提供有利的條件。但子書研究成績一般也是限於校勘訓詁，其中最著名的是孫詒讓的《墨子閒詁》和《墨子後語》，以及湖南頑固派學者王先謙 [70] 的《荀子集解》。荀學比在乾隆時代初被提倡時占著更有影響的地位。頑固士紳宣稱荀學比孟學更「醇正」，因為孟子書中還有「民貴君輕」之類的說法，可以被人利用來鼓吹革命。浙江文人李慈銘 [71] 本來自署「孟學齋」，後來竟改署「荀學齋」了。
金石、甲骨文字的研究 金石學的地位逐漸提高，主要是由於達官貴人對碑版彝器的貪求無厭，題跋考釋成為一時文人風尚。但大多數人只講鑑別以定真贗高低，少數人如王懿榮 [72] 、吳大澂 [73] 考釋比較精審，大體上能夠繼承顧炎武、錢大昕的樸實傳統。清末甲骨文字的出現更加推動了古文字學的研究。但無論金石和甲骨文字的研究，當時都只限在「小學」範圍，不可能引起古文字和古史研究上的革命性影響。
光緒中葉的西北史地研究 西北史地的研究在光緒中葉又很興盛。提 倡者是國子監祭酒清宗室盛昱 [74] 和李文田 [75] 、洪鈞 [76] 、文廷式 [77] 等人。這些都是翰苑文人；研究風尚一般限於史料秘本的傳抄箋注，缺乏實際調查，地理考證往往流於臆測，沒有發揮前此張穆、何秋濤等講求實際的研究精神。洪鈞譯註西域史料，成《元史譯文證補》，是當時較重要的著作。史地研究極端脫離實際的情況，也是封建主義學術文化日趨沒落的一種表現。
對西方科學技術的譯述介紹 這時期的自然科學還沒有成為知識界的一門主要學問。四五十年代雖然已經有人提出學習西方科學的主張，但影響不大。一些人企圖模仿西洋製造輪船、魚雷，試驗不斷失敗。從60年代開始，清政府和湘、淮軍閥主要為滿足軍事要求開辦一些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機構。北京同文館在1866年添設天文算學館，講授一些現代科學知識。湘、淮軍閥把持的江南製造局附設一個翻譯館，對西方科學技術作了較廣泛的初步介紹。這些機構也招聘了一批科學家。其中最有名的是李善蘭 [78] ，任同文館教習，充軍機衙門章京。他自己對數學曾有發明，並有在上海和外國教士合譯數學力學書籍的經驗，但年事已老不能再從事譯述。在江南製造局以譯書著稱的有華蘅芳 [79] 和徐壽、徐建寅 [80] 父子。徐建寅充駐德使館參贊幾年，譯武器製造和外國各種軍事章程多種，因為揭發出使德國大臣李鳳苞替李鴻章購買軍火舞弊，被排擠回國。在洋務派壟斷把持之下，科學得不到發展，科學家也沒有前途。西方各國教會在中國推行傳教和文化事業，設立學堂，開辦印書局，出版報紙。幾十年中它們所譯科學、技術書籍種數甚多，但一般都是比較粗淺的東西。
四 19世紀末年的新學
改良派對「西學」的看法和介紹 對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作比較系統介紹，還是從19世紀末期的資產階級改良派開始。早在60年代，馮桂芬提出 「采西學」的建議 [81] ，大意謂西方「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等皆得格物至理，輿地書備列百國山川厄塞風土物產，多中人所不及」。所謂「西學」的內容只限於數、理、化學和地理的知識。他把「西學」包括在「洋務」之中，著重指出要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
七八十年代的改良派對西學的看法，和馮桂芬的見解基本相同。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雖然提出政治上應該變革的主張 [82] ，但在學術思想上仍堅持「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只是他所謂「西學」的內容包括較廣，格致輿地以外，兼及歷史和「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農、漁、牧、礦諸務」 [83] 。王韜 [84] 完全同意鄭觀應論西學的見解，並著《普法戰紀》等書。馬建忠 [85] 精通歐洲文字，留學法國專攻法律數年。他主張應譯的西學書籍中，比別人多加了法律一門，包括羅馬法、國際法判例、各國商法等。鄭、馬二人都已提出改革科舉制度，把西學列為獨立的一科。
嚴復的譯述工作 曾留學英國的嚴復開始廣泛介紹西方資產階級各種社會學說。這和19世紀末民族危機嚴重有關。嚴復痛心中日戰爭的失敗，在1895年以數月之力譯出赫胥黎的《天演論》 [86] ，此後他繼續譯出資產階級社會科學書籍多種，在乙未到戊戌幾年中脫稿的有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等關於經濟學、社會學的著作。他又翻譯了穆勒《名學》，介紹西洋的邏輯學。他著重介紹了「弱肉強食、適者生存」這種生物進化論觀點和「世道必進、後勝於今」這種社會進步觀點。在當時中國要求民族生存和變法維新的具體條件下，這些學說的介紹起了思想啟蒙的作用。但是他又主張社會只可逐漸改良，「不能期之以驟」，這就是這些學說必然引導出來的結論。嚴復採用的譯述方法，是半譯半述，準確程度往往不夠，但他所提出的對於譯文的「信、達、雅」的標準，在今天還是值得提倡的。他在譯述中創造了許多新名詞，經過嚴復的系統介紹，中國知識界對西學才有較多的了解。
嚴復以天津《國聞報》（1897年創刊）傳播「西學」，並發表《辟韓》等文以 西方資產階級學說攻擊韓愈在《原道》一文中的尊君思想，宣稱「夫自秦以來為中國之君者皆其尤強梗者也，最能欺奪者也」。這引起當時極大的震動。張之洞力詆為「洪水猛獸」，命屠仁守作《辨辟韓書》駁之，並警告嚴復「毋易由言」不要隨便說話。
康有為的大同學說 這時期中國思想界非常活躍，這可以康有為的大同學說和譚嗣同的《仁學》為代表。大同學說的中心思想是歷史進化觀點。康有為以《禮運》解釋公羊，把三世說解釋為「亂世」、「小康」和「大同之世」，這就推翻了傳統的歷史循環說。他把三代和漢、唐、宋、明一律看作小康之世，把漢學、宋學所崇奉的不論荀卿、劉歆、朱熹的學說一概列於「小康之道」，單獨目孔子為大同學說的創造者，利用孔子名義來推行他的學說，替他作「離經悖道」的擋箭牌。大同學說這樣極有創造性的見解，在發展中顯然也受到資產階級社會進步說的影響，他還尖銳地批判「弱肉強食」的理論，說「若循天演之義……其卒也僅餘強者之一人，則卒為大鳥獸所食而已」 [87] 。
譚嗣同的《仁學》 譚嗣同在《仁學》中接受西方自然科學的一種見解，認為「以太」構成客觀物質世界。他又用儒家所講的「仁」來解釋「以太」的作用，認為「以太」是體，「仁」是「用」。這是因為自然科學既假定「以太」充滿宇宙，儒家傳統說法又認為「仁」「充塞乎天地之間」，所以他很自然地把「以太」和「仁」聯繫起來，又區別二者體用的不同。這樣大膽的帶有唯物主義傾向的假設也不是出於偶然，因為這和他所推崇的王夫之的「舍其器則無其道」的主張是一致的。既然「道必依於器而後有其用」，那麼借「以太」作為「仁」（就是「道」，「理」）的本體也是一種很自然的、合理的假設。這種哲學觀點和頑固派「天不變、道亦不變」的主張是針鋒相對的。《仁學》中說，「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運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時不新，何以寒暑發斂之迭更？草木不新，豐縟者歇矣。血氣不新，經絡者絕矣。以太不新，三界萬法皆滅矣」。這就是《仁學》的基本思想。
對外國歷史的介紹研究 資產階級維新派注意研究和介紹外國歷史。康有為編寫《波蘭分滅記》，促使國人警惕敵人的瓜分陰謀。他以《日本變政考》和《俄彼得變政記》兩書，宣傳日本明治維新和俄國彼得大帝改革的歷史經驗，作為中國光緒皇帝戊戌維新的榜樣。黃遵憲 [88] 於1887年編成《日本 國志》，目的也是在於介紹日本「明治維新」的歷史，為中國的維新變法提供借鑑。
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新學」傳播剛剛開始，《大同書》和《仁學》這兩部傑出的著作都還沒有公開刊布，「舊學」的維護者洋務派官僚張之洞已經急急發表《勸學篇》（1898年春），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封建文人葉德輝編印《翼教叢編》，極力攻擊康有為、梁啓超等「離經悖道」的見解。但維新派也並不是主張舍「中學」而就「西學」的。在學術思想上他們也同樣的是以封建學問為主。戊戌變法《定國是詔》中明言「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這和《勸學篇》的主旨沒有原則上的不同。梁啓超草擬《京師大學堂章程》更是明定「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西並用觀其會通」。維新派所謂「新學」對封建主義文化妥協性質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守舊派連這些改良的主張也不肯接受。
文體、文法與拼音方案的創造 在19世紀末新學的傳播中，文體也初步突破了一些舊的拘束。特別是梁啓超在《時務報》上發表的文章，明快曉暢，通俗易懂，筆鋒常帶感情，最受年輕人的歡迎。此外，從實用語言的角度作出的貢獻，有馬建忠的《馬氏文通》（1898年出版）。這部書參照西文文法分析了周秦以後、唐韓愈以前若干作家的一些詞語，成為一部系統的漢文文法。至晚從1898年開始，白話文報紙已經出現於無錫等地。90年代有的人以普及兒童教育為目的擬出了漢語拼音的各種方案。
「詩界革命」 在文學方面產生了當時所謂的「詩界革命」。黃遵憲、譚嗣同、梁啓超、夏曾佑都以西學的新名詞入詩。黃遵憲在詩歌創作方面成績最大。他早年就在《雜感》詩中提出反對因襲古人。在歷次反侵略戰爭特別是中日戰爭中，他以強烈的熱情、通俗的語句和新穎的形式寫出愛國主義的詩篇。其中傳誦最廣的是反對割台的《台灣行》，如「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殺蓬蒿來此土，糖霜茗雪千億樹，歲課金銀無萬數」等句歌頌中國人民的辛勤締造，如「成敗利鈍非所睹，人人效死誓死拒，萬眾一心誰敢侮！」這樣雄壯的詩句表達中國人民誓不放棄台灣的鬥志和決心。他的詩篇在形式和風格上都有新的創造，有不少詩和民歌很接近。
西方資產階級文學的翻譯工作也已開始。林紓 [89] 譯法國小仲馬名著《茶花女》，於1899年在福州刊印。
五 20世紀初葉的中國文化思想
留日學生大量轉譯介紹西方社會學說 20世紀最初的十年，西方資產階級社會學說和文學作品大量輸入中國。這些作品大部分是由留日學生從日文譯本轉譯過來的。社會學說的主要內容是資產階級革命學說和政治法律的理論。其中關於法國政治學說的有盧梭《民約論》、孟德斯鳩《萬法精理》 [90] ，關於英國資產階級政治理論的如約翰·穆勒的《自由原理》等。天賦人權說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逐漸被灌輸到群眾的思想中來，在當時成為反對封建專制政體的重要理論根據。這時期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熱心從西方介紹形形色色的學說，形成了薰蕕並茂、五色雜陳的局面。其中有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的著作，也有西方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亨利·喬治的單一稅學說。至於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著作如《共產黨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雖有片段譯介，還沒有在中國知識界中引起反響。外國歷史的譯著也已脫離了前幾年鼓吹效法俄、日變法的風氣而著重介紹英、法等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史和美國、義大利、希臘等國的獨立史。
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林譯小說」 文學方面，英國詩人拜倫鼓舞希臘獨立的《哀希臘》詩，由蘇曼殊譯為中國舊體詩，傳誦甚廣。波蘭愛國詩人米契維茨、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和被西班牙殖民主義者殺害的菲律賓文人厘沙路的詩篇也都被選擇過來。譯述工作在國內最有影響的是林紓大量翻譯的西方小說。其中如《黑奴籲天錄》，是他在1905年由於反對美國虐待華工而引起的全國反美運動高潮中譯出的。這部小說經留日學生的戲劇團體「春柳社」改編為話劇劇本，於1907年在東京上演，藉以反對民族壓迫，激勵自立圖強。林紓等人所譯介的有英國莎士比亞、狄更斯，法國巴爾扎克、雨果和俄國普希金、托爾斯泰的作品。
梁啓超的史學觀點 資產階級的觀點方法開始被應用在學術的研究上。在20世紀初年，梁啓超主張以進化論的觀點編寫歷史，提出「史學革命」的口號。他提倡「新史學」，要求打破舊史書以帝王將相的紀、傳為主的 體例和「正統」觀點。他也反對單純排比史實的寫作方法，要求解釋歷史，敘述「人群進化」的現象，找出「公理公例」。曾和嚴復同編《國聞報》的夏曾佑，在1904年出版了以這種觀點寫的中國歷史著作，作為中學教科書 [91] 。他揭著宗旨，要求說明「古今人群進化之大例」。
章炳麟的《國故論衡》 章炳麟在同時期也已提出類似的見解。到了辛亥革命前幾年，他寫成很多學術性的文章，這些後來都編入《國故論衡》，成為一部自成系統的著作。這部書在學術上企圖總結清代學術成績和方法，給予一定的批判，並提出自己的體系。在這部書中章炳麟首先討論「小學」即語言文字之學，指出「小學」是「國故之本」，無論研究經、史、文章都要從「小學」下手，同時著重提出音韻學以補救清代學者偏重字形的缺陷 [92] 。其次，他提出對文學的看法。在內容上他確定「文者包絡一切箸於竹帛者而為言」 [93] ，反對「以感人為文辭，不感者為學說」的狹義解釋。他的基本文學思想在於反對浮華、崇尚「名實」。他所謂「名」實際上就是邏輯性和思想性，也就是「名家者流」的「名」。所以他說「文學」就是「文之法式」，並作闡明如下：「文生於名，名生於形，形之所限者分，名之所稽者理。分理明察，謂之知文。」他主張學習先秦諸子，並推重魏晉「持論之文」，他說與其「持誦《文選》，不如取《三國志》、《晉書》、《宋書》、《弘明集》、《通典》觀之，縱不能上窺九流，猶勝於滑澤者」 [94] 。他指摘唐宋之文，說「自唐以降……觀其流勢洋洋 ，即實不過數語。又其持論不本名家，外方陷敵，內則亦以自僨」。又說「晚唐變以譎詭，兩宋濟以浮誇，斯皆不足邵也」 [95] 。這些議論都是對當時文字空疏的弊病而痛下針砭。對於名學的特別推重，這和他自己研究印度因明之學所受影響也有關係。最後他在《原學》、《原儒》、《原道》、《原名》等九篇文章中討論「諸子學」，主張「諸子皆出於王官」，「九流皆言道」，「道」就是「哲學」。他著重把佛教哲學中「成唯識論」一派的觀點和名家學說糅合起來，企圖建立自己的哲學體系。這在當時是一個大膽嘗試。在政治上，這部書痛駁了康有為假借孔子改制、附會公羊三世藉以宣傳「君主立憲」、反對革命的主張。但在學術觀點上章炳麟表現了他自己主要還是一個古文經學家。
譴責小說與南社 文學在這時期也發生了一些變化。譴責小說開始盛 行，最著名的有李寶嘉 [96] 的《官場現形記》、吳沃堯 [97] 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和曾樸 [98] 的《孽海花》。這些作品揭露了統治階級的腐朽和外國侵略者的罪惡。辛亥革命前幾年中，革命知識分子還創造通俗詩歌、鼓詞宣傳革命的思想內容。1909年底一些同盟會會員成立「南社」，出版雜誌，以舊式詩詞鼓吹革命。
六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運動
尊孔復古的逆流 辛亥革命前幾年中，資產階級文化思想的進展沒有能夠震撼封建舊文化的根基。革命失敗之後，文化思想領域裡出現了一股尊孔復古的逆流。封建買辦統治勢力企圖在「保存國粹」的名義下，加強舊思想勢力對人們的控制。袁世凱政府公開命令尊孔、讀經。1913年10月的《憲法草案》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
1914年北京政府制訂的《教育綱要》規定各學校「均應崇奉古聖賢……尊孔尚孟」。於是無論大、中、小學教育都在提倡復古，君主雖然已被打倒，「至聖先師」的牌位卻仍保持著至高無上的尊嚴。帝國主義分子也時常發出中國必須尊孔復古的謬論。原來的君主立憲派，以康有為為代表，也攻擊革命派「全法歐美而盡棄國粹」，宣稱救國必須提倡孔教。各地士紳紛紛組織「孔教會」或「尊孔會」，並發行報刊。其中有康有為主辦的《不忍雜誌》（1913年2月創刊）。資產階級「新學」當時被壓擠得透不過氣來，沒有還手的力量。一般知識分子感到惶惑沒有出路。
袁世凱反動勢力加緊壓迫輿論，控制新聞業。民國建立的時候，全國報紙共達五百家左右，僅北京一地就有約一百家。二次革命後，反袁、反帝制的報刊飽受摧殘，報紙數目大大減少，內容也充滿著反動落後的東西。一些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日本創辦《甲寅》等雜誌，其中有些激進民主主義者發表文章，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揭露軍閥官僚的黑暗統治，並且批判知識界中的悲觀厭世消極思想 [99] ，起了有益的影響。
《新青年》與新文化運動的發端 文化思想戰線上空前劇烈的戰鬥是以 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誌》在上海創刊開始的。雜誌的創辦者是陳獨秀 [100] ，在當時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激進民主主義者。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主張中國必須大力提倡「人權」和「科學」。抨擊反動派提倡的國粹。雜誌從第二年起改名為《新青年》，並於1916年底將編輯部移至北京。小資產階級激進民主主義者的傑出代表李大釗 [101] 、魯迅 [102] ，積極提倡新文化的著名學者胡適、錢玄同等先後參加了《新青年》的編輯和撰述。這個刊物聯繫一批進步的知識分子，成為逐漸展開的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李大釗前此留學日本，秘密進行反袁活動，於1916年初回國辦報，並從事著述。魯迅於辛亥革命前在日本研究文學，回國後從事教育，堅決反袁。當時他們和陳獨秀以及其他進步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組成了向封建思想文化猛烈衝擊的隊伍，發起了一場新文化運動。
「民主」與「科學」 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內容是提倡「民主」與「科學」。「民主」就是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以法國為榜樣。這些激進民主主義者大力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反對專制，指出辛亥革命沒有建立起民主政治，號召人們積極參與政治，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善良政府、賢人政治」上面 [103] 。同時，他們主張運用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反對迷信落後，宣傳無神論，介紹西方資產階級唯物主義哲學。
「打倒孔家店」 新文化運動的鬥爭鋒芒集中於反動派極力保持的孔子的威權和封建舊禮教。1916年8月國會復會後討論孔教應否列入憲法的問題，這引起輿論界的激烈論戰。陳獨秀在《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 [104] 等文中指出了儒家學說的封建性質及其與共和制度的根本對立。李大釗在《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 [105] 等文中更指出：孔子被歷代「專制君主所利用資以為護符」，成為「保護君主政治之偶像」。有的激進民主主義者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開始了一次轟轟烈烈的思想革命。
向封建禮教進行最激烈挑戰的是魯迅和另一激進民主主義者吳虞。吳虞指出：儒家的孝悌二字是「二千年來專制政治，家族制度聯結之根干」 [106] 。 魯迅在1918年4月發表的小說《狂人日記》中更憤怒地揭露在封建禮教的「仁義道德」背後實在是「吃人」二字。
「文學革命」 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還提出了文學改革的主張。早在1915年，李大釗已提出文人的任務是「以先覺之明，覺醒斯世」 [107] ，但在當時文學界中未引起應有的重視。只是到思想革命的影響逐漸擴大以後，新文學運動才隨之興起。當時參加新文化運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胡適為代表，提倡白話文和一些文學形式上的改革，即「不用典」，「不用陳套語」，「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須講求文法之結構」，「不作無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須言之有物」 [108] 等。陳獨秀等激進民主主義者則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1917年2月，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號召打倒「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建設「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 [109] ，鮮明地提出了以資產階級新文學代替封建主義舊文學的主張，並進一步提出了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問題。
文學革命中的主將是魯迅，他從1918年5月起陸續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小說和多篇雜文，對反動勢力進行了尖銳辛辣的抨擊，同時也深刻地指出了資產階級革命派脫離群眾，得不到廣大群眾的理解和支持的根本弱點。這些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開創了一個新的時期，成為批判的現實主義新文學的典範。
新文化運動的弱點和十月革命後運動的迅速向前發展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資產階級文化反對封建文化的一次空前激烈的鬥爭。領導這個運動的激進民主主義者本身受著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支配和限制，這給運動帶來嚴重的缺點。由於他們忽視人民群眾，運動被局限在知識分子的圈子裡，沒有普及到群眾中去，由於他們不敢明確指出他們所進行的實際上就是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而企圖迴避「批評時政」的罪名，新文化運動沒有和政治運動緊密結合起來。這些都使運動不能發揮應有的效果。他們對於文化遺產不能正確地提出批判繼承的主張，而採取偏激的，甚至全部否定的態度，這也是一個弱點。但是新文化運動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給封建主義以前所未有的打擊，對知識青年擺脫舊思想的束縛起了巨大的作用。1917年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迅速地引起中國先進人物對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學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熱烈歡迎和認真學習。1918年7月1日，李大釗在《新青年》發表《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歡呼「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新文化運動迅速發展為學習和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運動。通過1919年五四運動，工人階級登上歷史舞台，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中國革命終於從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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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二冊，第101—114頁（英約），第181—191頁（美約），第192—199頁（日約）。
[2] 《張文襄公電稿》卷四五，第31頁。
[3] 同上書，卷四二，第16頁。
[4] 蔡元培，字鶴卿，號孑民（1868—1940年），浙江紹興人。
[5] 章炳麟，原名絳，字枚叔，號太炎（1869—1936年），浙江餘杭人。
[6] 鄒容，原名紹陶，字蔚丹（1885—1905年），四川巴縣人。
[7] 陳天華，字星台，別號思黃（1875—1905年），湖南新化人。
[8] 黃興，原名軫，字廑午，號克強（1874—1916年），湖南善化（長沙）人。
[9] 宋教仁，字遯初，署桃源漁父（1882—1913年），湖南桃源人。
[10] 陶成章，字煥卿（1877—1912年），浙江紹興人。
[11] 魏蘭《陶煥卿先生行述》（原油印本，存上海歷史研究所）。
[12] 胡漢民《民報之六大主義》，載《民報》第三號。
[13] 即《羅脫（Root)、高平協定》。
[14] 史密斯（Smith) 。
[15] 湯化龍等在10月16日草擬了《軍政府組織條例》，串通革命黨人居正出面偽稱為同盟會本部所擬，開會通過。根據這條例組成的軍政府，除由都督黎元洪總攬軍、政兩方面大權外，軍事方面的參謀部（謀略處撤銷並人參謀部）和軍令部部長都由舊軍官擔任，只有軍務部長為革命黨人孫武；行政方面由湯化龍任政事部長，其下所屬內務、外交，理財、司法等各局負責人全部由湯化龍拉進立憲派人充任。立憲派人的這種包攬陰謀引起革命黨人的不滿，於10月25日開會改訂條例，取消政事部，改所屬各局為部，新立各部多數由革命黨人負責，僅任湯化龍以編制部長閒職，湯不久即去上海、南京活動。
[16] 《辛亥革命江蘇地區史料》，第125頁。
[17]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冊，第356—357頁。
[18] 《太炎先生（章炳麟）自定年譜》，載於《近代史資料》1957年第1期，第125頁。
[19] 《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第150頁。
[20]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載《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7頁。
[21] 《孫中山選集》上卷，第82頁。
[22] 同上書，第100頁。
[23] 見《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二冊，第947—949頁。
[24] 《袁大總統文牘類編》，上海會文堂，1925年版，第97頁。
[25] 意思是說：革命軍已起，革命黨應該取消了。
[26] 「憲友會」見本章第二節。
[27] 據《張謇日記》(1962年影印本）第二十四冊，壬子三月，「二十三日（即5月9日），統一黨與民社、國民協進會、國民公黨、國民公會、共進會合併，開成立共和黨大會」。
[28] 《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一冊，第127頁。
[29] 魏宸組的演說詞見黃遠庸《遠生遺著》卷二。
[30] 張勳得到德、日帝國主義的支持，蓄意推翻民國，進行復辟。他和所率的定武軍都仍留髮辮，被稱為「辮子軍」。
[31] 日俄第四次密約第一條為：「兩締約國承認，雙方重要利益須要中國不落在任何第三國之政治勢力之下……。」第三國即指美國。條約全文見尹壽松編《中日條約彙纂》，第865—867頁。
[32] 其中約一億四五千萬日元的借款由日本首相寺內正毅的私人代表西原龜三經手，通常稱為「西原借款」。
[33] 協定全文見《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二冊，第1365—1370頁。
[34] 日本政府在1917年6月曾向美國聲明：「日本在華向有卓越的政治與經濟的利益」。石井在向藍辛說明「特殊利益」的內容時，曾舉例說：假如中國遭受天災或瘟疫，或發生內亂，或「成為共產主義的巢窠」，日本安全便受到「威脅」，便可作干涉中國內政的「自衛」行動。實際即要把中國當作日本的保護國。見《石井子爵回憶錄》。
[35] 在這次國會選舉中，為了把當選議員限制於地主、官僚和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在修訂的議員選舉法中規定了極高的選舉人和被選舉人資格。例如在北京參加選參議員的選舉人必須是「年納直接稅1000元以上者，或有100萬元以上之財產，經營農工商業，經主管官廳證明者」，或「曾在國立大學或外國大學本科畢業，以其所學任事滿三年者」。
[36] 根據總統徐世昌在《裁兵計劃》中的說明。
[37] 有的著作根據《東方雜誌》第三十卷十八號，說耕地面積以1914年為100%，至1918年縮為83%。但這個數字是缺乏分析的，不可作為依據。
[38] 就天津《大公報》和上海《時報》上極不完全的記錄，農民騷動在1915年有17次，1916年14次，1917年22次，1918年至1919年五四前15次，共計68次。其中有人數記載的40次，約有33.7萬餘人。
[39] 《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第十五表，楊端六等編。
[40] 榮德生《樂農自訂行年紀事》。
[41]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第186—188頁。
[42] 周秀鸞《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第39頁。
[43] 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27頁。
[44] 同上書，第129頁。
[45] 同上書，第124頁。
[46] 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219、221頁。
[47] 張郁蘭《中國銀行業發展史》，第27、51頁。
[48] 同上書，第62頁。
[49] 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36頁。
[50] 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二卷，第十九章，附錄（三）。
[51] 據當時農商部統計，1914年至1922年上海批發物價增漲140%，米價增135%，而工資只增80%。
[52] 如《暫行新刑律》第224條：「從事同一業務之工人，同盟罷工者，首謀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款，餘人處拘役或三十元以下罰金。」
[53] 龔自珍，字璱人，號定盒（1792—1841年），浙江仁和人。
[54] 魏源，字漢士，一字默深（1794—1856年），湖南邵陽人。
[55] 包世臣，字慎伯，號倦翁，別署安吳先生（1775—1855年），安徽涇縣人。
[56] 莊存與，字方耕，一字善恬（1719—1788年），江蘇陽湖（常州）人。
[57] 劉逢祿，字申受（1776—1829年），江蘇陽湖（常州）人。
[58] 魏源《董子春秋發微》。
[59] 徐繼畲，字健男，號松龕（1795—1873年），山西五台人。
[60] 1850年印行。1859年和1860年在日本翻印兩次。
[61] 張穆，原名瀛暹，字誦風，號石洲（1805—1849年），山西平定人。
[62] 事見《越縵堂日記》第三十一冊，第92頁。
[63] 何秋濤，字願船（1824—1862年），福建光澤人。
[64] 《潛研堂集》卷三十三，《與友人書》。
[65] 《復魯絜非書》。
[66] 姚鼐《古文辭類纂》序文。
[67] 詩題《牛欄岡》，其中有句如：「十三鄉人皆不平，牛欄岡邊憤義盟。計不反顧不旋踵，連絡一心忘死生。男方弱冠頻請纓，婦能執爨願從征。……自從航海屢交鋒，數萬官軍無此績。」
[68] 孫詒讓，字仲容（1848—1908年），浙江瑞安人。
[69] 俞樾，字蔭甫，號曲園（1822—1907年），浙江德清人。
[70] 王先謙，字益吾（1842—1917年），湖南長沙人。
[71] 李慈銘，字愛伯，號蓴客（1829—1894年），浙江紹興人。
[72] 王懿榮，字廉生（1845—1900年），山東福山人。
[73] 吳大澂，字清卿，號恆軒，又號愙齋（1835—1902年），江蘇吳縣人。
[74] 盛昱，字伯羲（1850—1900年），滿洲鑲白旗人。
[75] 李文田，字仲約，號若農（1834—1895年），廣東順德人。
[76] 洪鈞，號文卿（1839—1893年），江蘇吳縣人。
[77] 文廷式，字道希（1856—1904年），江西萍鄉人。
[78] 李善蘭，字壬叔（1810—1882年），浙江海寧人。
[79] 華蘅芬，字若汀（1833—1902年），江蘇無錫人。
[80] 徐壽，字雪村（1818—1884年），徐建寅，字仲篪（1845—1901年），江蘇無錫人。
[81] 馮桂芬，字林一，號景亭（1809—1874年），江蘇吳縣人。參閱《校邠廬抗議》中《采西學議》。
[82] 見《盛世危言》的自序和《議院》篇。
[83] 同上書，《西學》篇。
[84] 王韜，一名王瀚，又名利賓，字仲 ，號蘭卿，又號紫銓，別署天南遁叟（1828—1897年），江蘇長洲（屬蘇州府）人。
[85] 馬建忠，字眉叔（1845—1900年），江蘇丹徒人。
[86] 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
[87] 《大同書》辛部，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85頁。
[88] 黃遵憲，字公度（1848—1905年），廣東梅縣人，先後任駐日本使館參贊、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駐英國使館參贊和駐新加坡總領事，戊戌變法時署湖南按察使。
[89] 林紓，字琴南，號畏廬（1852—1924年），福建閩縣（福州）人。
[90] 這是張相文1902年的譯本。這個譯本是從日本人自英譯本轉為日文的本子再轉譯過來的，錯誤甚多而且實際只譯了上冊（譯本見《南園叢稿》第二輯）。嚴復不滿意這個本子，他約在同時期從事另譯，書名譯為《法意》，但到了1913年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現在商務印書館已另出版了新的譯本《論法的精神》。
[91] 《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後來改稱《中國古代史》。
[92] 《國故論衡》（章氏叢書本）卷上，第4頁。
[93] 《國故論衡》（章氏叢書本）卷中，第59頁。
[94] 同上書，第93頁。
[95] 同上。
[96] 李寶嘉，字伯元，別署南亭亭長（1867—1906年），江蘇武進人。
[97] 吳沃堯，字小允，又字趼人，別署我佛山人（1866—1910年），廣東南海人。
[98] 曾樸，字孟朴，別署東亞病夫（1871—1935年），江蘇常熟人。
[99] 如李大釗《厭世心與自覺心》，原載1915年8月《甲寅雜誌》第一卷第八號。
[100] 陳獨秀，字仲甫（1880—1942年），安徽懷寧人。
[101] 李大釗，字守常（1888—1927年），河北樂亭人。
[102] 魯迅，原名周樹人，字豫才（1881—1936年），浙江紹興人。
[103] 陳獨秀《吾人最後之覺悟》一文，1916年2月發表於《青年雜誌》一卷六號。
[104] 原載1916年12月1日《新青年》二卷四號。
[105] 原載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見《李大釗選集》第77—80頁。
[106] 《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原載1917年2月1日《新青年》二卷六號。
[107] 《厭世心與自覺心》，原載1915年8月10日《甲寅雜誌》一卷八號。
[108] 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二卷二號，《胡適致陳獨秀書》。1917年1月1日《新青年》二卷五號，胡適《文學改良芻議》。
[109] 原載1917年2月1日《新青年》二卷六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