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目錄學史 · 特種目錄篇

特種目錄與專科目錄之分野 專科目錄為記載各種學術之書目，必自成系統之學科始有獨立之目錄。與藏書總目錄及史志皆屬不同。此外尚有許多性質特別而又不限於一科者，如地方著作，叢書，禁書之類，莫不各有目錄。其所貢獻於學術者並不下於專科目錄。然欲起一名以總攝之，頗屬不易，故姑名之曰特種目錄焉。其最著者為叢書、個人著作、地方著作、禁書、刻書、闕書、版本、善本、敦煌寫本、舉要、解題、辨偽十二種。此外則婦女著作亦有目錄，如單士厘之《清閨秀藝文略》是也。家族著作亦有目錄，如錢師穆之《嘉定錢氏藝文略》，錢儀吉之《廬江錢氏藝文略》，周愨之《婁東周氏藝文志略》是也。學派著作亦有目錄，如劉聲木之《桐城學派著述考》，是也。日報要聞亦有目錄，如中山文化教育館之《日報索引》是也。雜誌論文亦有目錄，如嶺南大學之《中文雜誌索引》，中山文化教育館之《期刊索引》是也。《人文月刊》每期附見。雜誌名稱亦有目錄，如北平圖書館協會之《期刊聯合目錄》，浙江圖書館之《期刊目錄》是也。參考書辭典年表之類。亦有目錄，如鄧衍林之《中文參考書目舉要》是也。書評亦有目錄，如鄭慧英之《書評索引匯編》是也。外族文字書籍亦有目錄，如康有為之《日本書目志》，于道泉、李德啟之《北平圖書館故宮博物院滿文書籍聯合目錄》，周叔迦之《北平館藏西夏文經典目錄》是也。類書標題亦有改編之目錄，如錢亞新之《太平御覽索引》，是也。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篇目，更有許多方法不同之目錄。首有范志熙之《四庫總目韻編》，邢志廉嘗勘其誤。陳乃乾有《四庫總目索引》，楊立誠有《文瀾閣目索引》，皆依筆數順序。美人魏魯男（James R．Ware）有《四庫總目及未收書目引得》，翁獨健為之校訂，則用《中國庋法》排列。 叢書目錄 詩、書者，上古之叢書也。秦始皇焚「詩、書、百家語」，《史記》卷六。人知百家語之非只一家，而不知詩、書之為普通名詞。夫先秦所謂詩書，猶吾人所謂歌曲、歷史。故左氏引《詩》，多屬《國風》之篇，而《商頌》、《周頌》不在其列，《大雅》、《小雅》則舉篇名。可知《雅》、《頌》非詩，後人始選輯最著名最通俗之《國風》與《雅》、《頌》合併為一叢書，乃通稱之曰詩耳。書為史官所記，自《虞書》、《夏書》、《商書》、《周書》乃至《鄭書》、《楚書》，各有專門名詞，每一書中各有篇目；其始也，何只千篇；及流傳既久，遺失日多，剩餘之二十八篇，乃獨占書名而刪省其冠辭矣。《易》之為雜湊同類而成之叢書，原非一人系統之作，尤屬顯然。四經三禮，除《春秋》自有線索，《周禮》組織甚密外，其餘皆為叢書。《小戴禮記》中之《三年問》又見於《荀子》，《中庸》、《緇衣》又見於《子思子》，《弟子職》又見於《管子》，其《明堂》、《陰陽》、《樂記》則各自單行。由此參詳，可以想見古代單篇之流動不居，如浮萍然，隨處依靠於各叢書中。故如《韓非子》中有張儀之說，有死後之文，近人擷其矛盾而悉指為偽托，而不知先秦遺存之書多屬叢書，原無固定之篇目，收藏者隨意排比庋置，即偶然附麗成一書矣。此種流動不居之現象，固因有系統著作之出現如《春秋》，《呂氏春秋》，《太史公書》等等。而漸漸減少，然最後乃至向、歆校書著錄而後如水落平湖，大勢安定。蓋《別錄》已有篇目，《七略》復有書目，則藏家遇偶爾錯亂之本，亦得據《錄》、《略》而改正之也。所不幸者，有一部分叢書，自前漢各朝即已被經師據為干祿之用，抱殘守闕，以少冒多。致向之大部叢書，至漢時摭拾一二殘篇，即冒用叢書之名為一書之名，而《詩》、《書》、《易》、《禮》、《春秋》遂成專家之學，二千一百年來之中國學術遂始終困束於此數部殘書之中。此種殘書所載之智識原極有限，而後人復不敢「離經叛道」；文化之所以無進步，民族之所以無發展，莫不導源於此。故著者認為若知《四經》、《三禮》之為古代叢書百一之殘本，則知陋儒所謂文、武、孔、孟之道原不只此區區；欲自立於現代，亟宜廣求知識於世界，而不應抱骷髏以尋歡也。人知《說郛》之陋而不知六藝亦猶《說郛》之斷簡殘編也。以上所論，雖似稍軼範圍，而實關係重大。即就目錄學而論，亦為洞澈本源之要著。蓋《詩》、《書》、《易》、《禮》除周禮。既為叢書，便非專家之學。自漢以辭解經之書雖多至萬種以上，諸家目錄所存不過十一，實際必不只萬種。自識者觀之，不過一種訓詁學耳。彼輩注《詩》，非為吟詠，解《易》又豈知卜筮？縱有若干理解，施於政治，施於哲理，然此乃發言者本身之思想，托古以自圓其說，豈古書之本義哉？故漢代之陰陽五行說，晉代之清談，宋代之道學，清代之考據學，莫不依託於《四經》、《三禮》。《四經》、《三禮》其獨堯、舜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韓非子·顯學篇》。若知其為叢書而非專家之學，為類名而非書名，則後世專家之學盡可離經而獨立，同類之書盡可附經而合群；豈有《詩》不入《詩賦略》，《七略》《春秋》不入《紀傳錄》《七錄》之惡現象哉？故叢書之義不明，則分類之理不通。《分類篇》中所陳種種異說，誰能不立經類者？以是知中國目錄學史中，竟無一種合理之分類法也。而近人推溯叢書之源僅及宋末，此其暗陋，抑何可笑！縱使不敢主《詩》、《書》、《易》、《禮》為叢書之說，豈《漢志》所載《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揚雄所序三十篇》亦不敢認為個人自著叢書之始乎？若曰此二者乃班固所妄加，原非結集之總名；則漢靈帝刊於石碑之《五經》，學士競摹其本，摹本合訂，亦非叢書乎？若曰此未必合訂也。則齊梁僧祐已抄集眾經結為一藏，隋、唐相繼，經論皆以入藏為榮，宋太祖且雕印《佛經》一藏，其前後目錄亦已多矣。看《宗教目錄篇》。此種《佛》、《道》經藏，則叢書之尤大者也，若竟拒之叢書之外，則難乎為目錄學矣！而陋儒方且拒異端而不許也，豈足與議哉？即依其說，而求之於儒書之中，則後唐至後周鏤刻《九經》印板，且先有《印本五經字樣》一書，二部即有百三十冊，見《玉海·藝文部》。實即除《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以外之五經。晉時只刻成其五，周初乃完成九經也。則以《五經》、《九經》名書，其猶後世之為叢書另成一名也明矣。故叢書之源遠流長，昭彰若此。而後知錢大昕、顧修之說之為斷流忘源也。彼輩謂開後世叢書之體例者，自宋寧宗嘉泰元年俞鼎孫刻《儒學警悟》始。後七十二年而有左圭刻《百川學海》，此皆雜抄唐宋以來之短書小品於一集，另命以新名，若一書然。而保存原狀，並不改編先後，故與類書又異。即後世所謂叢書也。切實言之，自雕版發明後，刊叢書者，五代有《九經》，北宋有《七史》，皆由國子監刊行。私人之始，應推南宋初年井孟刊《眉山七史》，見晁陳二錄。後蜀毋昭裔未刻叢書。北宋應有刻者，未及詳考。及中平岳珂之刻《九經》。而俞鼎孫之地位，則彙刊雜書為一叢集之第一人耳。若論私人刊刻叢書，尚在井孟、岳珂之後也。自井、俞迄今八百年間，私人之力專向雜書發展，而經史刊版則由國子監，元明皆然，亦頗推及雜書，而甚不廣，至清武英殿始稍稍擴大焉。私刊叢書，自自著至雜抄，多至五六千種，可謂盛矣。然乾隆以前，總數猶不甚多。自《四庫》開館，武英殿用聚珍版即活字版。印書多種後，巨商大吏聞風競起。洎乎現代，以印刷術及推銷術之進步，文化水平線之提高，叢書之產量有時反超越單行本，蓋購者可無選擇之煩而售者有大量生產之益也。叢書目錄所以產生於嘉慶——乾隆《四庫》之後，及發達於現代，即是之由。試以表格顯其出現之先後及概況，則如下： 續 表 續 表 概括言之：首刻各叢書子目為一書者，顧修也，其書名《匯刻書目》。隨手摘錄，排列無定序，收叢書僅二百六十一種。以叢書名為綱，注其刻書人代於下，而備列其子目為目，各注撰人卷數。事系初創，頗便檢尋，故不二十年即有日本翻刻本。又二年即有日人松澤老泉纂《外集》。後經太平天國戰爭，一度停頓，故久之始有無名氏纂《續編》，所增僅四十八種，崇雅堂遂合正續二編而為一書。同時又有吳某亦纂《補編》別行。光緒初，陳光照及琉璃廠某書坊各起而增補之。此叢書目錄之第一期也，其特色為不分類，種數不出五百。第二期亦自光緒初年起，三家並作。傅雲龍率先刊行，增至五百種，遵照《四庫總目》，分為經史子集等類。朱記榮與傅同時而不相知，其目名為《行素堂目睹書錄》，隱約中亦分類，種數少於傅十三。朱學勤稍遲亦稍多，增至五百六十七種。此第二期也，而民國初年羅振玉所續亦附焉，皆能補顧修之不足。其特色為依《四庫》略分類。第三期可謂補足時期，由楊守敬開其端，取材於國外及佛道諸教，李之鼎增補至三倍，遂逾千種，名其書曰《增訂叢書舉要》。於分類之外，又分地方分時代焉。周毓邠、王謇、杜聯喆、劉聲木、孫殿起等繼之，拾遺補闕，後出愈勝；而劉氏尤為努力，再續三續，數逾三千，在諸家中，成績最鉅。此一派也。其異軍突起，蔚為第四期者，則以沈乾一之《叢書書目匯編》為最早，其特色為不分類，不分時地，綜合為辭典式，以便尋檢。然沈氏仍以叢書書名為綱，僅便順讀叢書者；倘使未知某書在某叢書中，則猶苦未能檢獲也。一九三〇年吾友金步瀛君服務於浙江圖書館始創為《子目索引》之法，以叢書中之每一書名為綱，而注其撰人及叢書名為目。於是尋書名者一檢而眾本畢備，有左右逢源之樂矣。所惜收入叢書只及四百種。母校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叢書千二百七十五種，一九三六年一月以前。施廷鏞編其《書名索引》，體例仿金君而數量三倍之。金陵大學圖書館曹祖彬則以每書撰人為綱而注其著作及叢書名為目，與書名索引有相得益彰之用，而收書益少。最近有楊家駱纂《叢書大辭典》，則參采叢書名，各書名，撰書人名為綱，互注其關係名目於下，混合編制，依四角號碼檢字法為順序，讀者無論從何方面聯想，以分秒之光陰即可找得其所欲得之資料，便利極矣。然猶有可惜者，則每條子注殊嫌簡略，有時須輾轉搜索，始明概念耳。此辭典收叢書多至六千種，抱寧濫無闕之旨，蓋工具書原與著作不同，此義亦良可取也。最後尚有一事宜聯述者：為叢書在總目錄類之位置。昔人既不承認《詩》、《書》、《易》、《禮》為叢書而尊之為《六藝》，強占數類。 別集總集原是叢書，亦各成獨立之類。故叢書在唐、宋以前之目錄並無位置，至《宋志》始附之於《類事類》。首先提出叢書為一類者，始於明萬曆間祁承之《澹生堂書目》。而清末張之洞《書目答問》雖於四部之外有叢書目，卻不敢稱部。至民國初年始有特設叢書部者。今則多附入總類矣。著者主張拆散叢書分入各部，詳其說於《結論篇》。 個人著作目錄 有著者自定者；有他人代撰者。著者自定，始於魏之曹植。《三國志·陳思王傳》：「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晉書·曹志傳》：「志……植之孽子也。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耶？』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案。』還奏曰：『案錄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所作。』」《三國志·王粲傳注》亦引《嵇康集目錄》。姚振宗推定「當時撰著繁富者，皆各自為目錄。」殆事實也。其後文集日多，目錄多附集以行，故必有專門著作甚多者乃有目錄單行。似迄南宋鄭樵始有《夾漈書目》一卷，《圖書志》一卷。陳振孫曰：「鄭樵記其平生所自著之書。志者，蓋述其著作之意也。」《直齋書錄解題》。此種體制，蓋自《史記自序》、《漢書敘傳》而來。彼雖僅記一書著作之旨，眾篇之目，較諸鄭樵，只有數量之差，並無內質之異。《千頃堂書目》，中有明人楊升庵《著述目錄》一卷，清錢大昭有《可廬著述十種敘例》，俞樾《春在堂全書》有《錄要》一卷，皆此類也。此外則有學者對於先哲之著作，撰文考錄者，清王昶之《鄭氏書目考》實開其風。序見《春融堂集》卷三十四。自先師梁任公先生撰《戴東原著述纂校書目考》見《戴東原二百年生日紀念論文集》。後，作者紛起，如吾友儲皖峰君之《王靜安先生著述表》，見《國學月報》第二卷。顧頡剛君之《鄭樵著述考》，見《國學季刊》第一卷。趙萬里君之《王靜安先生著述目錄》及《手校手批書目》，見《國學論叢》第一卷。謝國楨君之《彭茗齋先生著述考》，見《北平圖書館月刊》第三卷。吳其昌君之《朱子著述考》，見《國學論叢》第一卷。劉盼遂君之《高郵王氏父子著述考》，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徐景賢君之《徐光啟著述考略》，見《新月月刊》。馮貞群之《南雷遺書目錄》，見《國風月刊》。皆能盡括一家之作。著者亦嘗撰《章實齋著述考》及《年表》，考出章氏所嘗經手之著述逾五十種，並將其整部著述及單篇論文皆編年入表，兼記其撰文之地點及動機焉。 地方著作目錄 始於北齊、北周之間。《史通·書志篇》載：「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讎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語曰：『雖有絲麻，無棄管蒯』，於宋生得之矣。」考《北齊書·宋世軌傳》，知孝王之書，原名《別錄》，會周平齊，改為《關東風俗傳》。書雖兼具傳記、方誌之體制，然專錄一方人士之著作，實開後世方誌著錄書目之風氣。《宋志》有《川中書籍目錄》二卷，《諸州書目》一卷。考孝宗淳熙六年吏部侍郎閻蒼舒請秘書省錄見有書目送四川制置司參對四路軍州官書目錄，如有所闕，即令本司繕寫上之。詔可。見《宋會要稿》第五十五冊。十三年，秘書郎莫叔光乞詔諸路監司，諸郡守臣，各以本路本郡書目解登至秘書省，聽本省以《中興館閣書目》點對，如有未收之書，即下本處取索。詔從之。見《宋會要稿》第七十冊。據此，則《宋志》所載二目乃川中及諸州藏書之目，並非完全本地人士所著作也。宋代方誌極多，傳者卻少。嘉泰《會稽志》惟錄整篇詩文，偶記求遺書之故事，而並無書目。獨高似孫《剡錄》卷五有書有文。其所謂「書」者，乃羅列戴逵、阮裕、王羲之、謝玄、孫綽、許詢、支遁、秦系、吳筠、靈澈、鄭言、謝靈運、顧歡、葛仙翁十四人著作及阮、王、謝三氏家譜之名目，共四十二部，各有卷數。其所謂「文」者，則移鈔謝安、戴逵等之單篇文章十五篇，皆有關於剡者，並非皆出於本地人之手。卷六錄「詩」亦同「文」例。其書成於嘉定甲戌，方誌之有書目莫之先焉。專撰一書以述一方著作者，始於明萬曆間祁承之《兩浙著作考》，多至四十六卷，見《千頃堂書目》。必有解題及移錄序跋。此外，周天錫《慎江文征》卷三十八載明永嘉姜准撰有《東嘉書目考》。惜皆無傳本。傳者當推於明末曹學佺之《蜀中著作記》。學佺嘗官四川按察使，故熟於四川文獻。其書凡十二卷，見《千頃堂書目》。殘本四卷見於《圖書館學季刊》第三卷。按其體制，堪稱創作。前此之《史略》、《授經圖》，後此之《經義考》、《小學考》皆同一系，而微有不同。或徵引古書，述其撰人及內容；或確有其書，鈔其序跋，所異於《經義考》者，惟未明標存佚耳。後世方誌之能錄書序入《藝文志》者，如乾隆《大名縣誌》、嘉慶《廣西通志》，不數數見也。明清志家，多鈔詩文而少於目錄。然亦有仿《剡錄》而兼收者。如《吳興備志》之分錄經籍遺書，康熙《嘉興府志》之分錄藝文書籍，康熙《錢塘縣誌》之分錄經籍，藝文，皆是。乾隆重刻《歸德府志》則特異，其藝文略分立（1）學宮經籍、（2）名家著述、（3）金石文字、（4）郡縣誌乘四目，一掃過去混藏書著書為一之弊，識者嘉焉。三百年來，自通志府志，以至縣誌，皆多有藝文一欄，亦有鈔詩文入藝文，列目錄為經籍者。今人李濂鏜撰《方誌藝文志匯目》以綜之，頗便尋索。見《圖書館學季刊》七卷二號。其專成一書，或作考證者，乾嘉間有邢澍撰《全秦藝文錄》，見《更生齋甲集》卷三。嘉道間有管庭芬撰《海昌藝文志》。數十年來，則孫詒讓撰《溫州經籍志》三十六卷，吳慶燾撰《襄陽藝文略》，胡宗楙撰《金華經籍志》二十七卷，蒙起鵬撰《廣西近代經籍志》七卷，皆謹守《經義考》之例而為書。此外則王獻唐撰《山左先哲遺書提要》，廣西統計局撰《廣西省述作目錄》，金雲銘撰《福建協和大學陳氏書庫福建人集部著述解題》，潮安饒鍔宗頤撰《潮州藝文志》，陳詒紱撰《金陵藝文志》，亦就其所知或所藏而為書。此外有從《四庫總目》鈔出本省書目者，如湖北、江西、河北是也。有專考一縣古今著作者，如丁祖蔭之《常熟藝文志》，陳謐之《瑞安經籍目》是也。而專藏一方著述者，亦頗有人。如張菊生先生之于海寧，金嗣獻、項士元之於台州，胡宗楙之於金華，洗玉清之於廣東，皆搜藏甚富而各有目錄。各地所刊叢書亦多有以一方為範圍，如《畿輔叢書》、《豫章叢書》、《湖北先正叢書》，一省叢書也；《永嘉叢書》、《四明叢書》、《紹興先正遺書》，一府之叢書也。《鹽邑志林》，最早之一縣叢書也。其總目亦無殊於地方著作目錄。而吾友張崟君撰《浙江郡邑叢書簡表》，實為此方面最良好之模範。此外有專記一國著作目錄者，始於康有為之《日本書目志》。其書分門別類，列舉日人著作，既非我國已譯之本，又非某圖書館收藏之書，蓋亦地方目錄之儔也。近代則世界各國出版日富，每年多至數萬種，欲總括其目，實屬不易，故繼康氏而起者未之或聞。而各國皆有圖書年鑑或某年總目錄之類。 禁書目錄 禁書有錄，殆起秦皇。詩、書、百家語、諸侯史記，皆在焚燒之列，而其書名不限四五。篇名何止萬千？必有目錄，以資循索，可無疑也。至劉「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已後，又重其制。」及隋「高祖受禪，禁之逾切。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有其學，秘府之內亦多散亡。」《隋志》「錄其見存」，僅有十三種。則前此之四次搜禁，所以按圖索驥者亦已甚備矣。唐初所禁法琳《辯正論》及《法琳別傳》等書，至貞元中始解禁入藏。疑當日禁書，亦有目錄。宋太祖嘗「禁元象器物、天文圖讖、七曜歷、太一雷公、六壬遁甲等」書。《資治通鑑長篇》卷十三。仁宗寶元二年，「學士院言奉詔詳定陰陽禁書，與司天監定須禁書籍十四門，為目錄一卷。請除《孫》、《吳子》、歷代史天文、律歷、五行志，並《通典》所引諸家兵外，余悉為禁書。從之」。《玉海》卷五十二。《宋志》載「《禁書目錄》一卷」，注云「學士院司天監同定」，即其目也。南宋初，秦檜嘗禁野史。《揮麈錄》七。蒙古世祖時，嘗一禁陰陽圖讖等書。《元史》卷八。再禁《道藏》，《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一。似皆未必有錄。清世宗雍正中，屢興文字之獄，禁書甚多，查故宮博物院《史料叢刊》與《文獻叢編》尚可見其書單多種。乾隆中，因修《四庫全書》之便，焚毀牴觸清室之書，自三十九至四十七年，先後奏銷二十四次，焚書五百三十八種，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卷。其他未焚而經抽毀及改易字句者，不計其數。光緒初，姚覲元嘗刊《四庫館奏准銷毀抽毀書目》一冊。後又續得《禁書總目》一部，則前所刊者亦在其內，尚有軍機處奏准《銷毀書目》，《浙江省奏繳書目》。再後又得《河南奏繳書目》，遂合刊之於《咫進齋叢書》中。光緒末，鄧實得《江寧》官本《違礙書籍目錄》一冊，其後半《江寧本省奏繳書目》及《各行省咨禁書目》，為姚本所無，因合刊之。李掞有補輯本。此外尚有江西、湖北、廣東各省《奏繳書目》及《分次奏繳總目》，為陳乃乾所得，近年陳氏刪並重複，校補缺失，編為索引式的《禁書總目》。以首字筆數為次，分為全毀抽毀二類，附錄禁毀書版目，石刻目，毋庸銷毀書目，查辦禁書諭摺，四庫館查辦違礙書籍條款，及舊本序、跋。白蕉有《校異》。自此書刊行以後，清代禁書情形始公開於世；不僅於目錄學有所貢獻，亦治清代史者之重要資料也。 刻書目錄 摹字刻版，印刷成書，始於唐末。《石林燕語》引柳玭《家訓序》，載玭在蜀見有售雕版印紙浸染之書者，時為唐僖宗中和三年，距今一千〇五十五年矣。及後唐明宗長興三年，朝廷遂令國子監刻《九經》印版，至後周太祖廣順三年，尚書左丞田敏始以《印版九經》進呈。《五代會要》。北宋諸朝亦命國子監刊行《七史》。《宋會要稿》。諸州官亦多刻書，川中尤眾。故《通志》載有《國子監書目》一卷，《川本書籍錄》三卷。而《宋志》亦有《三川古刻總目》一卷，古字倘使非石字之訛，則亦刻書目錄也。明代之有《西湖書院重整書目》，為黃裳等所編，實為今存之最古者。則有《內府經廠書目》二卷，《國子監書目》一卷，《南雍總目》一卷，周弘祖《古今書刻》二卷。並見《千頃堂書目》。最後一種，今有傳本。此外傳本尚有梅《南雍志經籍考》、郭磐《明太學經籍志》，劉若愚《內板經書紀略》，非書目，在《酌中志》卷十八。毛晉《汲古閣校刻書目》。清鄭德懋有《補遺及刻板存亡考》。近代自曾國藩倡設官書局後，刊書甚多。今人朱士嘉嘗合編其書目。新書坊刊印新書日新月異，各有目錄，無庸述及。惟商務印書館出書，占全國總量之半，貢獻於新文化最鉅；該館書目《圖書匯報》自改用《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後，一掃過去凌亂之弊，影響且及於圖書館之目錄焉。近數年來，漸有綜合全國各地新出版物為一總目者，現代書局、開明書店、生活書店皆嘗為之，其掛一漏萬也，不過在百步五十步之間。惟楊家駱撰《圖書年鑑》，雖亦不備，頗能攝取一部分新書之解題，稍可觀。而先師王靜安先生撰《五代兩宋監本考》，《兩浙古刊本考》，則又開一考證古版之例。葉德輝撰《書林清話》又有《余話》。則專考刻書掌故。 闕書目錄 搜求遺書，必有目錄以資循覓。漢「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漢志》。倘使秘府原無目錄，則何以知其「書頗散亡？」倘使不備闕書目錄，則陳農求得之書何以知其為秘府所闕？故以意推之，此時殆已有此種特殊目錄矣。然史志所載，則始於《隋志》之《魏闕書目錄》一卷。其序云：「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秘府之中，稍以充實。」則此錄或即孝文帝向南齊明帝借書之用歟？《宋志》有《唐四庫搜訪圖書目》一卷，兩《唐志》皆不載，蓋必昭宗「命監察御史韋昌范等諸道求購」《新唐志序》。之錄也。北宋太宗「詔三館以《開元四部書目》閱館中所闕者，具列其名，懸獎徵募」。《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五。後世屢次求書，亦必各有闕目。如《通志》所載《嘉祐訪遺書詔並目》一卷，《求書目錄》一卷，是也。南宋高宗時，「向子固乞下秘書省：以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應所闕之書，注闕字於下，鏤板降付諸州軍，照應搜訪。從之」。《宋會要稿》五十五冊。《直齋書錄解題》有《秘書省四庫闕書目》，徐松有輯本。即其目也。其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迄今猶存。見《觀古堂書目叢刻》。同時鄭樵按秘書省所頒《闕書目錄》集為《求書闕記》七卷，《求書外記》十卷。《玉海》卷十二及《宋志》。其《校讎略》有《編次必記亡書論》、《書有名亡實不亡論》、《編次失書論》、《闕書備於後世論》、《亡書出於後世論》、《亡書出於民間論》、《求書之道有八論》，對搜求闕書之原理方法，貢獻甚多。元末則有危素撰《史館購書目錄》。《補元史藝文志》。洎乎清初，黃虞稷、周在浚有《征刻唐宋秘本書目》。葉德輝有《考證》。《四庫》征書，則但令各省呈繳所得書目而不聞先備闕書目錄。《四庫》以後，鄭文焯撰《國朝未刊書目》，范希曾有《箋》。朱記榮撰《國朝未刊遺書志略》，劉世瑗撰《征訪明季遺書目》，劉聲木撰《直介堂征訪書目》，皆記其所知之近代著作，以備征存之用。而楊守敬之《日本訪書志》十七卷，王重民輯補。張增榮譯《佚存書目》，則多記流在日本之中國古籍。 版本目錄 劉向校書，即已廣羅異本。版本之學，此其祖也。古人藏書，能自讀者，莫不善於校讎。所謂校讎，即取眾本比勘字句篇卷之異同也。如梁之任昉，唐之韋述，宋之李淑、宋祁、王欽臣，其藏本之善，每勝於秘閣。蓋秘閣之書全由官校，每多敷衍了事。而此諸家則本是專門學者，其博聞精識足以校定訛誤也。然古錄失傳，傳者惟南宋初年尤袤之《遂初堂書目》獨並注眾本於各書目下。說者乃以版本學之創始推之，竟不知其前尚有多數版本專家，參看《善本目錄》之章。何其陋也？清代則自錢曾《讀書敏求記》特別注重版本優劣流傳源委題記特點後，《天祿琳琅》書目亦遵其例，成為善本目錄之規程，另見別條。其私人藏書，備註版本者。則嘉慶十年秦恩復敦夫《石研齋書目》，是中興尤袤舊法者也。顧廣圻稱之曰：「由宋以降，板刻眾矣。同是一書，用較異本，無弗夐若徑庭者。每見藏書家目錄經某書，史某書云云；而某書之何本，漫爾不可別識。然則某書果為某書與否，且或有所未確，又烏足論其精粗美惡耶？今先生此目，創為一格，各以入錄之本，詳註於下，既使讀者於開卷間目憭心通而據以考信，遂不啻燭照數計。於是知先生深究錄略，得其變通，隨事立例，惟精惟當也。特拈出之，書於後，為將來撰目錄之模範焉。」見《思適齋集》卷十二。自是以來，藏家目錄多能注重版本。現代各圖書館目錄尤少例外。且能備註出版年份焉。而專門考究一書之版本者，有王重民之《老子考》，實為最早之傑作。系統論版本學之理法者，則有錢基博撰《版本通義》，陳義甚精，治目錄學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善本目錄 隋代，觀文殿有正御書，北宋館閣有黃本書，王欽臣有鎮庫書，皆善本也，而其目不傳。自南宋初尤袤撰《遂初堂書目》，往往一書而兼載數本，談版本者宗焉。岳珂校刻《九經》，對於版本之選擇尤為矜慎。晁陳之作，亦頗注意版本。明晁瑮《寶文堂分類書目》每書皆註明某刻。明代文淵閣藏宋元古刻最多，惜無人為之考證，故其書目最為簡陋。明末清初錢謙益絳雲樓搜善本及孤本甲於古今，憚於揚播，未有完整目錄。今存《絳雲樓書目》乃其追憶所得，不盡不實。其族孫錢曾撰《讀書敏求記》，獨載其述古堂中最佳之本，仿歐陽修《集古錄》之意，每書皆撰解題，論其繕寫刊刻之工拙、異同，及流傳之源流。「見聞既博，辨別尤精。」在目錄學史中，實為奠定版本學基礎之創作。善本目錄，莫之先焉。其書二百年來，翻版達十數次，校證管庭芬。補輯章鈺。迭有其人。其為後世所推重可知。而《四庫全書總目》乃以其輕視考證而屏諸存目，竟忘《天祿琳琅書目》亦受其影響甚大矣。同時有曹溶、朱彝尊、徐乾學亦富於古刻，溶撰《靜惕堂書目》，彝尊撰《潛采堂宋金元人集目錄》，乾學撰《傳是樓宋元本書目》，一時竟成風氣。《天祿琳琅》之書選於乾隆九年，四十年始編定目錄。以版本朝代為分類之綱，每代各以經史子集為次，每書首舉書目，次詳考證，次訂鑑藏，次臚闕補。其考證偏重鋟版，年月，且於藏家印記，則仿《清河書畫舫》之例，皆用真書摹入，並一一考其時代爵里，以顯授受之經過。原有題跋，亦為附錄。後來撰善本目錄者，莫不謹守其法焉。私人藏書，則乾嘉間盛推黃丕烈之士禮居。丕烈於《求古居宋本書目》之外，又撰《百宋一廛書錄》，載宋本百二十一種，完缺各半，皆世間罕傳者。丕烈長於鑑別，其題跋語語精到。如《宋文鑒跋》云：「北宋字體帶方」；《朱慶餘詩跋雲》：「墨釘最多，多為妄人填補」；《許丁卯集跋》云：「凡舊版印久模糊處，最忌以新本填補。」諸如此類，皆不刊之論。故目錄學家群推為版本學之泰斗，無異辭焉。後人輯其他種善本題識散在各方者，迄今未已。最早有潘祖蔭輯《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後來繆荃蓀一再續之。近年孫祖烈、李文裿又分別續之補之。荃蓀又與章鈺、吳昌綬同輯《蕘圃藏書題識》，近年王大隆又續錄之。撰善本目錄者，莫不准為圭臬。若彙刊為一書，尤盛事也。與黃丕烈同時齊名者，有顧千里、孫星衍，稍後則有孫從添、張金吾、汪士鍾，清末則有瞿鏞、陸心源、葉昌熾、丁丙、楊紹和、姚覲元、繆荃蓀等，皆各就其藏本為目，而顧千里、葉昌熾、丁丙尤為卓絕。千里之《思適齋集》，內多善本題跋，近年復有蔣祖詒、鄒百耐輯其《集外書跋》為一書。星衍有《廉石居藏書記》、《平津館鑑藏記書籍篇》，洪頤煊撰。從添有《上善堂書目》，金吾有《愛日精廬藏書志》，士鐘有《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瞿鏞有《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昌熾為潘祖蔭撰《滂喜齋藏書記》及《宋元本書目》，紹和有《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及《楹書隅錄》，心源有《皕宋樓藏書志》，李宗蓮作。覲元有《咫進齋善本書目》，丁丙有《善本書室藏書志》。繆荃蓀有《藝風藏書記》，心源之作最多，一百二十卷。而漫鈔序跋，時作夸詞，比較最差。其餘並精善，可備藏家之參考。自清末京師圖書館成立以後，繆荃蓀首撰館藏《善本書目》。印入《古學彙刊》。江瀚王懋鎔先後刪增，各有新稿。夏曾祐改正補充，另刊一本。及併入北平圖書館後，吾友趙萬里君，復有新作。截至一九三三年底，該圖書館善本甲庫已有書三千七百九十六部，凡七萬八千一百九十九卷，而乙庫尚不與焉。在國內實首屈一指。而丁丙之書，流入江南圖書館，現已改名國學圖書館，該圖書館亦選撰為《善本書目》。此外各圖書館，提出善本另為一錄者亦頗有之。如浙江圖書館，吾友毛春翔君新撰甲編，考訂名實，極精慎。惟陶湘撰《故宮殿本書庫現存書目》，則格於禁例，未能通合，其分類編目最為凌亂。至亦詳述內容為善本書志者，各圖書館皆有，散見於館刊中。私家藏書，則以傅增湘《雙鑒樓善本書目》、《藏園群書題記》，鄧邦述《群碧樓善本書錄》、《寒瘦山房善本書目》，張鈞衡《適園藏書志》為最精。除此種實藏目錄外，亦有錄其目睹，不必實藏者。清末莫友芝之《宋元舊本經眼錄》即其最善者也。而現代于震寰撰《善本書目編目法》，論此道頗精。 敦煌寫本目錄 甘肅敦煌鳴沙山莫高窟，俗名千佛洞。北宋時代窟藏兩晉以來迄宋初寫本書籍甚富。閱八百餘年，至清光緒二十六年，佛龕坍塌，故書遺畫暴露於外，稍稍流布。三十三年，英人斯坦因（Sir Mark Aurel Stein）法人伯希和（Paul Pelliot）先後聞風而至，擇其精者，捆載而去。伯氏道過北京，行篋攜有秘籍若干種，羅振玉、王仁俊、蔣斧等爭往索觀，以其所見，勒為著述。蓋岩窟所藏，都二萬餘軸，凡經典、史籍、釋藏、道籙、摩尼教、祆教之絕本，以及曆書、文牒、契約、簿錄，莫不具備。大足以證經史，存佚籍，細足以窺見古今俗尚、制度、文字、語言之遷流。其數量之多，效用之宏，遠勝孔壁、汲冢。自發現後，對於各種古學之考究皆有莫大之影響焉。羅振玉首將伯氏所述，類次為《鳴沙石室秘錄》。王仁俊則撰《敦煌石室真跡錄》，見《孔教會雜誌》一號。劉師培則撰《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見《國粹學報》七卷一至八號。日僧橘瑞超聞風踵往，得四百餘軸，著有《將來敦煌藏經目錄》。吉川小一郎亦得百餘種，遂附見於《橘錄》。羅振玉子福萇錄法人沙畹（Chavannes）所錄及倫敦陳列目錄為《倫敦博物館敦煌書目》，又譯伯氏所已編次者為《巴黎圖書館敦煌書目》。僅七百號，見《北大國學季刊》一卷四期。業師葉譽虎先生則有《旅順關東廳博物館所存敦煌出土之佛教經典》一文。見《圖書館學季刊》一卷四號。《歷史叢刊》一卷一至三號。始合編為《海外所存敦煌經籍分類目錄》。然猶未備。西遊之士，從倫敦巴黎抄得一二寡見之史料，持歸自炫以名家者，各科皆有。至盡錄內外所有以為總目錄，則尚有待焉。國內所有，則始於宣統二年，學部悉將洞窟殘卷運回北京，但為權貴所豪奪巧取，藏於京師圖書館者僅八千餘軸。一九二二年，業師陳援庵先生長館事，與俞澤箴盡閱所藏，編為目錄。十三年後錄其副目，按部排比，略仿趙明誠《金石錄》前十卷體式，每軸著其原號，自甘肅解部所編之號。起止紙數，行數及內容。稿成，名曰《敦煌劫餘錄》。十八年，陳先生又應中央研究院之屬，重理舊稿，刪其復出，補其漏載，正其誤考。又明年，刊行於世。國有殘本，至是始有完備之目錄，學者可按圖以索驥矣。 舉要目錄 書籍繁多，初學每苦不得要領，故舉其要目，俾易著手，亦目錄學之任務也。宋張洪、齊熙輯朱熹言論為《讀書法》，略有此意。然尚無書目。清道光末，龍啟瑞撰《經籍舉要》，始擇取諸生急需精讀之書，略述其內容得失，指示讀法，過於簡陋，故邵懿辰詆之甚力。然其於經史子集四類之外，復以約束身心、擴充學識、博通經濟、文字音韻、詩古文詞、場屋應試、六項分類，頗合初學之用。張之洞之《書目答問》，即仿其意而作者也。之洞略例自敘云：「諸生好學者，來問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偏舉既嫌掛漏，志趣學業亦各不同，因錄此以告初學。」「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此編所錄，其原書為修四庫書時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庫雖有其書，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今為分別條流，慎擇約舉，視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於其中詳分子目，以便類求。一類之中，復以義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敘時代，令其門徑秩然，緩急易見。凡所著錄，並是要典雜記，各適其用。皆先輩通人考求論定者。總期令初學者易買易讀，不致迷罔眩惑而已。弇陋者當思擴其見聞，泛濫者當知學有流別。」觀其略例，除上述（1）詳分子目，（2）依照時代敘次外，（3）「經部舉學有家法，實事求是者；史部舉義例雅飭，考證詳核者；子部舉最近古及有實用者；集部舉最著者。每一類之後，低一格者，為次錄。」（4）「多傳本者，舉善本；未見精本者，舉通行本；未見近刻者，舉今日現存明本。子史小種，多在通行諸叢書內；若別無精本及尤要而希見者，始偶一舉之；有他善本，即不言通行本。凡雲有某本者，有異同。」（5）「兩類相關者，間亦互見，注其下。」（6）「凡無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淆雜者，不錄。古書為今書所包括者，不錄。注釋淺陋者，妄人刪改者，編刻訛謬者，不錄。古人書已無傳本，今人書尚未刊行者，不錄。舊槧舊鈔，偶一有之，無從購求者，不錄。若今人著述有關經史要義，確知已成書者，間附錄其書名，以備物色，且冀好事為刊行之。」是書以光緒元年始業，見卷首略例。次年寫定。見原刻本簽題。據《藝風堂自訂年譜》，知出於繆荃蓀之手。葉德輝盛稱其書，「損益劉、班，自成著作」。書成以來，翻印重雕，達數十次。承學之士，視為津筏，幾於家置一編。參范希曾《書目答問補正跋》。其所以如此盛行者，固由張之洞之自炫及提倡，亦由其書能予讀者以正確之指導也。其書之特點，一在選取必讀之書，指定最善之本，使讀者不為閒書、劣本所誤。一在不盡用前人書目體例，分類加注，時有創見，如仿祁承之例，於四部之外，別立叢書目，又有所謂別錄目，專載初學讀本為一部，並為大膽之作。雖未能破壞四部內質，然已示人以四部之不必拘守，且為舉要目錄奠一基礎焉。後人重視其書，有為之箋補者，江人度。有為之斠補者，葉德輝。有為之補正者。 范希曾。可謂盛矣。及五四運動後，《清華周刊》記者曾請先師梁任公先生編撰國學書目，於是任公先生有《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之作。其書分入門書為五類：（1）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係書類，（2）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書類，（3）韻文書類，（4）小學書及文法書類，（5）隨時涉覽書類。每類各舉要籍數十種，每種各略述其內容及讀法，間或指示與此書有關係之參考書數種。附錄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列舉《四書》、《五經》、「五子」、「七史」、「七集」，共二十八種。謂「若並此未讀，真不能認為中國人矣。」梁先生之論，亦有過於主觀者。其優點不在書目而在讀法，後來又撰有《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學者宗焉。對於近年各種文化史之研究，影響絕大。此外，不待問而撰要目以名家者，有李笠之《三訂國學用書撰要》，陳鍾凡之《治國學書目》，支偉成之《國學用書類述》，陳伯英之《國學書目舉要》，曹功濟之《國學用書舉要》，楊濟滄之《治國學門徑書》，醫學書局之《國學書目提要》，而日人長澤規矩也亦有《支那書入門書略解》。李、支最繁，恐著者亦未一一觸手。陳、曹稍簡。然諸家通弊，在視國學為一盤散沙，只就盤上畫限界線，撮出沙粒，矜示於人曰：此金沙也！未能分別階段，排定先後，使學者由淺入深，如錢有貫。此則梁公所不免，他何論焉？國學之外，受張之洞之影響，推廣及於一般學術者，清末已有黃慶澄撰《普通學書錄》。之洞嘗憂中學今謂國學。失傳，故主「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慶澄則「以為學無中西。其書之歷劫不磨者，必其人之精靈不可埋沒者也。中國自唐、虞以來，神聖相傳，書種之亡，必無可慮。所慮者，峨冠博帶，終歲吚啞，皓首芸編，迄無寸得。行見新學未興，中學之傳，不亡而亡，斯為可懼耳。」故其選錄要籍，中西並重。中學於經、子、史、文、叢刻書之外，又立入門書一類，西學於入門叢刻之外，分各種科學為二十一類。見分類篇。最後復將天學、即天文學。地學、即地理學。人學即醫學。三類獨成一部，其意若謂此三學較為高深，須普通學略有根柢，乃可問津也。每類列舉書名，各注評語，頗多獨到見識。例如列章學誠《文史通義》於入門書之第四，而評云：「融合經子史，盬其腦而抉其髓，透闢處多發前人未發，是學者萬萬不可不讀之書。」又評劉知幾《史通》云：「容有過激處，然才識之卓，橫絕千古。凡啟發靈性，讀經不如讀史；而讀全史，不可不讀《史通》。」評王引之《經義述聞》云：「研究古籍，如撥雲見天，開後學無數法門。」評王充《論衡》云：「最足長人智識。」此皆真知灼見，非陋儒所能道隻字者。而平當日新舊之爭，尤具卓識！其言曰：「今之據高頭講章，岸然道貌者，動曰：『吾習舊學，不屑新學也。』今之翻洋板新書，昂然自命者，動曰：『吾習新學，不屑舊學也。』嗟乎！學亦何新舊之有？尼山未老，《六經》均系新出之書。秦劫不灰，諸子皆擅時流之譽。慶澄愚以為學而切用，其學為地球之公學，其書即為地球之公學書，不必問為舊學，為新學也。且地球之理，日出而不窮，不特非今日舊學所能盡，亦豈今日新學所能盡乎？行遠必自邇，積小以高大，推陳以出新，握經而待變。海內有道諸君子其亦不河漢我言歟！」卷末附錄家塾讀書入門要訣，家塾授徒簡便課程，亦《書目答問》附錄《鰌軒語》之意，其人似頗注意史學，嘗言「擬作《中國五千年大事表》，」又言「慶澄有《西史簡明大事表》，未出書」。蓋一有志經世之士也。晚近則有杜定友撰《普通圖書館圖書選目》，亦中西新舊並重。 解題目錄 解題之名，始於宋陳振孫之《直齋書錄解題》，夫書錄即為解題而設，何必疊詞成贅？雖然，較之劉向《別錄》以來之敘錄固亦略有其異點焉。唐李肇已有《經史釋題》，未知其內容何若。若就振孫之作論之，與稍早之《郡齋讀書志》詳略略等。通觀古今目錄，似與《七略》、《七志》同一系統。而殷淳之《四部序錄》，毋煚之《古今書錄》，高儒之《百川書志》以及清代之《四庫簡明目錄》，皆相附而成流派。蓋較之自《別錄》，《群書四錄》，《崇文總目》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具體而微。較之一般有目無敘錄者則增出解題之語。適在二者之間也。然此皆典藏目錄，非所語於現代所謂解題。現代之解題實即讀書指南，非復古義矣。呂思勉之《經子解題》出版最早，其自序云：「此書有益於初學之處凡三：切實舉出應讀之書，及其讀之之先後；與泛論大要，失之膚廓，及廣羅參考之書，失之浩博，令人無從下手者不同，一也。從前書籍解題，多僅論全書大概，此多分篇論列，二也。論治學方法及書籍之作，亦頗浩繁，初學讀之，若不知孰為可據；此所舉皆最後最確之說，且皆持平之論，三也。」先師梁任公先生撰《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同時並起，出版稍遲。對於上古經史子集十餘種要籍，皆一一考定其編撰者及其年代，內容之真偽及是非，並指示讀究之方法，開列參考之書目。又有錢基博撰《四書解題及其讀法》，見解互有異同，用意則歸一致。其他各科，亦多有人解題，別見專科目錄篇。 辨偽目錄 孟軻謂「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以仁者伐不仁，何致血流漂杵也。」懷疑古籍，始見於此。司馬遷謂「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史記》卷一。「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史記》卷六十九。書之有偽，由來久矣。故劉向《別錄》辨《周訓》云：「人間小書，其言俗薄。」辨《黃帝泰素》云：「或言韓諸公孫之所作也。」《漢志》師古注引。辨別偽書，至為精晰。《漢志》自注所引尤多。王充《論衡》且撰《書虛》、《儒增》、《藝增》、《語增》四文以力攻古書之多失真相。晉道安撰《綜理眾經目錄》，且別列可疑之經於一處。後來經錄多依其例。明佺《大周眾經目錄》甚至提出偽經，別為目錄，不以混於總目之中焉。柳宗元致疑於《國語》、《鶡冠子》等書，為文以非之。及入宋代，疑古之風大熾。歐陽修疑《易十翼》，王安石疑《春秋》，司馬光之疑《孟子》，朱熹之疑《孝經》，或指出各篇之矛盾，或斷定全書為可疑。然皆未專著一書以辨許多古籍之偽。至元末始有宋濂撰《諸子辨》一卷，對於各種子書皆致其懷疑之理由，或評論思想之是非。此實辨偽目錄之創始。萬曆間，胡應麟撰《四部正訛》，則擴其範圍於四部，且發明多種辨別偽書之方法。辨偽之事至此乃成專門科學矣。清初姚際恆撰《古今偽書考》，亦沿應麟之意，而互有異同。中葉有崔述撰《考信錄》，則為分辨群經真偽而作，意在去其疑偽而葆其真實，一本司馬遷「考信於《六藝》」之旨，有時不免仍為古人所迷。清末康有為撰《新學偽經考》，則以今文學派之立場，力攻古文各經之偽，武斷傅會，在所不免。晚近辨偽專家紛起，然多集中於史事之研究。其專考一書之偽者，則以馬敘倫之《列子偽書考》為最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