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目錄學史 · 史志篇

史志之價值 向來撰目錄者多據其所典藏之書而從事焉，或官府世守，或私家新收，於以登記名目，取便稽尋，其在當時此地之功效甚大。然時移世易，彼琅環插架之書既多毀滅，軸簽編目之錄亦鮮留傳。後人慾考鏡古代學術源流，書籍存佚，舍史籍中之藝文、經籍志，殆莫由焉。蓋藏書目錄，孤本單行，傳抄者稀，偶遭焚棄，便易佚亡。故開天闢地之《別錄》與《七略》，雖為後世所珍重，而終於不傳。多至二百卷之《群書四錄》，刊版行世之《崇文總目》，吾人亦無從窺見全豹者，實由於枯燥無味之賬冊不為學子所誦習耳。幸而歷代史籍頗有採取書目入志者，以其內容繁富，可備為政為學之參考，故得留傳千古。史志之所以見重於世，即斯之由也。而唐人劉知幾獨力詆藝文志為無用，謂：「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煩亘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乎？」此因知幾生當開元盛世，藏書充足，古錄具存。故謂「四部、《七錄》、《中經》、秘閣之輩，莫不各逾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輒簡」。因而攻擊「著《隋書》者……廣包眾作……百倍前修，並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闊眉以半額」也。彼意以為「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唯取當時撰者……庶免譏嫌」。見《史通·書志篇》。其宗旨在節省史籍之篇幅，刪芟非要之繁文。吾人只須一翻《舊唐志目錄篇》，自漢迄隋之古錄大半尚存，即知知幾之論非無理由，自可不必反駁。然而人事難測，知幾身後不久即遭天寶之亂，古錄之因是失傳者不知其數，再經唐末廣明之亂，更掃地無餘。試考宋時《崇文總目》所載目錄，則唐初以前之書，竟不得一種焉。宋後學者欲知古書之名目，乃不得不求之於《漢志》、《隋志》。知幾所嫌其繁富者，後人轉恨其簡略矣。由是而知史志之功效，固有超乎藏書目錄者。 史志之源流 截時代而記書目，初不問其存佚，惟著重在敘述學術源流者，其例創於東漢初年班固之《漢書·藝文志》，而晉末袁山松之《後漢書·藝文志》繼之。唐初李延壽等撰《五代史志》，始改《藝文志》名《經籍志》，即劉知幾所攻擊之《隋志》是也。五代、北宋，先後撰《唐書》，並沿其例。刪去小序，又開後志之風。南宋初，鄭樵撰《通志》，更恢其範圍，為《藝文》、《圖譜》二略，復有《校讎略》以述其理論。元初馬端臨之《文獻通考》亦有《經籍考》，而包羅稍窄，元末修《宋史》，又稍稍宏之，以為《藝文志》。明代則有焦竑師鄭樵之意，欲盡列古書於其《國史經籍志》。清初黃虞稷、倪燦二家略變其例，黃則記其所藏，倪則不記存亡，而皆欲盡述明人所撰，上補遼、金、宋、元諸史之闕。其後王鴻緒重修《明史》，始遵知幾「唯取當時撰者」之說，只錄明人撰述，不及古籍。三通館所修《續通志》、《續通考》、《清通志》、《清通考》之類，則僅移錄《四庫全書總目》，不能廣羅萬有，有愧於前哲多矣。晚近始有劉錦藻《續清文獻通考》，頗能收及《四庫》以後，雖不能備錄清人撰述，亦可謂史志之殿軍。凡上所述，多附麗於史籍以行，蓋所謂史志也。史志出於修史者所為，而修史者未必皆撰藝文志，即修之亦未必皆能完備。自倪燦首倡補修遼、金、元史志之說，繼起者數家。近數十年，其風轉熾。後漢、三國而下，無代不有人為之補志者。《漢志》、《隋志》以時代特古，自宋末即有王應麟撰《漢志考證》，近代仿其例而考證拾補者亦不乏人。在目錄學史中乃蔚為補志考志一派。故合述其事，為《史志篇》。 《漢書·藝文志》及後人之研究 班固刪《七略》而為《藝文志》，已見本書《溯源篇》。據著者考證所得，其體例蓋與《七略》無殊。即後人所最推尊之《小序》，有考鏡學術源流之作用者，亦為《七略》之原文。故此處所宜論者，非《漢志》之內容，而為《漢志》所記之書是否即當時東觀所藏，抑為全抄《七略》，並無其書歟？《漢志序》稱「今刪其要，以備篇籍」，顏師古注曰：「刪去浮冗，取其指要也。」玩刪字之義，則對於《七略》之原文僅加以刪節而未嘗更易紊亂，故偶有出入，必用自注以明之。如《書》「入劉向《稽疑》一篇」，師古注曰：「此凡言入者，謂《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雲出者與此同。」所入之書僅劉向、揚雄二家之作，為向、歆校書所未收者。所出諸家，則原文重複，故省之也。如《樂》「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春秋》「省《太史公》四篇」，故六藝總計「出重十篇」。玩此「重」字，便知所以省出之因矣。又如《兵書略》「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則以《儒家》已有《孫卿子》、《陸賈》，《道家》已有《伊尹》、《太公》、《管子》、《鶡冠子》，《縱橫家》已有《蘇子》、《蒯通》，《雜家》已有《淮南》，《墨家》已有《墨子》，故以為不宜重出耳。非但有所增減必加註明而已，即移動一書入他類，亦已註明。《兵書略》之「出《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禮》」，實為《漢志》對《七略》部類之唯一變動，此外則未嘗稍有紊亂焉。由此推論，則《漢志》所載，除新加向、雄二家，刪省重出之書十餘種外，全部皆《七略》之舊目，殆無疑矣。再循此出發，則吾人須問：《七略》所錄之書，班固時是否全部保存於東觀？《七略》成書之後，有撰述者是否限於劉向、揚雄二家？自《七略》告成，迄王莽亡國，尚有三十年之久，無論王莽好文，多所製作，即劉歆、龔勝之徒，亦未必無所撰述。他如圖讖繁興，緯候競出，新書之入於中秘，出乎《七略》之外者，定然不可勝紀。故王莽中葉，揚雄猶校書天祿閣。見《漢書》卷八十七。據是言之，則援《漢書》絕筆莽亡之例，最後三十年之作者決不僅有向、雄二家。班固所以只增二家者，蓋舉其所知，偶然附入耳。再由此推論，則《漢志》所錄，並非存書可知。 蓋中秘所藏倘尚存在，則班固典校之餘，所加於《七略》者，決不止二家也。由其無他增補，便覺《隋志》所載「王莽之亂，又被焚燒」之說，似屬可信。蓋天祿閣固在未央宮中，兵火容可波及耳。然秘書若已被焚，《漢志》及《王莽傳》何以不言？《後漢書·儒林傳》何以又謂：「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是二千餘兩者，既明為秘書，且班固典掌時，「並依《七略》而為書部」。亦見《隋志》。而《漢志》錄書，獨不依當時秘書之目而反墨守《七略》之舊，倘非憚煩，即為淺識。鄭樵詈之雖非其道，而班固之過固不容代掩也。自班固創此不問存亡但問時代之例以後，歷代史志並根據前代秘書目錄，隨意轉謄，既非盡收古來一切書目，又非當代確實保藏之物，而惟虛應故事，漫充篇幅而已。至如《舊唐志》但錄開元盛時，遺棄後百餘年之撰述，推其惡例，何嘗非《漢志》所已開啟？故論史志之利弊，不可徒因《漢志》幸保古書名數而遽推尊之也。惟其因《漢志》之有不明不備，故後世頗有為之考證註解者。吾人所知，首為宋末元初之王應麟。應麟以顏師古注《漢志》「僅略疏姓名、時代，所考證者，如《漢書著記》即《起居注》，《家語》非今《家語》，鄧析非子產所殺，莊悤奇嚴助之駁文，逢門即逢蒙之類，不過三五條而止」。故撰《漢書藝文志考證》，「捃摭舊文，各為補註，不載《漢志》全文，惟以有所辨論者，摘錄為綱，略如《經典釋文敘錄》之例。其傳記有此書名而《漢志》不載者，亦以類附入，凡二十六部，各疏其所注於下，而以『不著錄』字別之」。《四庫提要》語。清人王鳴盛評其於「本源之地，未曾究通，不得要領」。姚振宗則謂「然使後人尋流溯源，引申觸類，未有不以其書為先聲之導」。故特援其例而恢之，撰《漢書藝文志拾補》以收集遺漏，得書竟達三百一十七部。撰《漢書藝文志條理》以圖恢復原狀，並詳加注釋。凡上古載籍之名目，後人研究之意見，廣搜條錄，殆已無遺。有此兩書，而後古書顯，《漢志》明，誠目錄學之絕作也。近年之為此學者，如劉光賁有《注》，姚明煇有《註解》，顧實有《講疏》，李笠有《匯注箋釋》，李賡芸有《考誤》，較之振宗，皆不能稍勝。而孫德謙更有《舉例》，強作繩墨，尤不足觀。 《後漢藝文志》之補撰 後漢一代，當古籍固定之後，有《別錄》為讀者之指導，故其學術水平線較前漢為高，著述數量亦較前漢為富。所惜一經董卓遷都之紛擾，大半湮滅，故晉、宋史家述《後漢書》者多不著《藝文志》焉。惟阮孝緒《七錄序》載：「其後有著述者，袁山松亦錄在其書。」其《古今書最》亦載有袁山松《後漢藝文志》，惜有闕文，未知其所收之書共有幾何。然山松以晉末隆安五年戰歿，上距漢末已百八十二年，中更董卓及五胡之亂，秘閣藏書才萬餘卷，則其著錄之不能完備，可想而知。故宋末王儉既集今書為《七志》，「又條《七略》及《兩漢藝文志》、《中經簿》所闕之書，並方外之經、佛經、道經，各為一錄」亦見《七錄序》。也。儉《志》既能補前志之闕，則其通記古今，兼列存佚，雖屬單行，亦史志之流亞也。然袁、王之作，並已失傳，後人慾識後漢書目，舍《隋志》莫由焉。而《隋志》不能無遺，故近世多補撰《後漢書·藝文志》者。自乾隆初年，已有厲鶚創其業，二百年來，繼起者先後有錢大昭、洪飴孫、勞熲、侯康、顧櫰三、姚振宗、曾樸等，共計八家。厲、洪、勞之書，今並未見。錢《志》僅著書目撰人，最為疏略。侯《志》較詳，而非完璧。無集部。顧《志》多引關係文字，雖詳而收書並非最多。惟有《經學師承》一篇，列述經師傳記，隱顯並備，雖乖錄例，亦考鏡後漢學術史者所不可少之篇也。所可惜者，「引書篇名，或注或否，或詳或略，甚至互訛」。蔣國榜跋。蓋亦未定之本，故不能如姚《志》之精詳。曾《志》雖於諸志為最後出，而未見顧、姚之書，其體例有意仿古《七錄》，謹飭有法，而博搜精考，亦不及姚《志》。姚《志》所收，多逾千種，倍於《漢志》。後漢著述，有可考者，殆無復遺漏。非獨為《隋志》所不及詳，且亦遠非范曄《後漢書》所能包。欲考究後漢遺書者，其道固有由矣。錢《志》有《積學齋》、《廣雅》、《昭代》，侯《志》有《廣雅》、《嶺南》，顧《志》有《金陵》、《廣雅》、《小方壺齋》，姚《志》有《適園》、《師石山房》等叢書本。又《二十五史補編》兼收此五志。 三國、晉、南北朝藝文志之補撰 補志之在近代，相習成風，故後漢之外，治三國志者有二家，治晉志者有五家，治南北朝志者有三家，皆所以補《隋志》之闕遺者也。侯康之《補三國藝文志》僅成子部小說家以前，農家之後，有錄無書，集部則未見隻字，蓋與其《後漢志》同為未成或殘餘之書也。有《廣雅》、《嶺南》、《二十五史補編》三本。姚振宗之《三國藝文志》，例質亦一準其《後漢志》，著錄之書至一千一百二十二部，亦與《後漢志》相埒。然三國曆年僅及後漢三分之一，而書數不相上下，固由裴松之《三國志注》保存史料較多，亦可見振宗搜輯之勤矣。補《晉志》者五家，時代相距不遠，異方並起，互有詳略異同。吳士鑒之作，獨名《經籍志》，又撰有《晉書斠注》，故其文簡書多，有近史裁。丁國鈞則以創立黜偽、存疑二類，秦榮光則以輯錄典籍掌故源流，黃逢元則以各類皆撰小序，文廷式則以考證最精最詳，各有所長，互不相掩。著錄之書，文《志》有二千二百九十六部，黃《志》有一千二百八十八部，秦《志》有一千七百四十七部，丁《志》有一千七百五十四部，尚有疑偽及補遺共二百一十九部。吳《志》則有二千一百二十六家，部數在此數之上。諸家一致之例，為註明出處，分類綱目亦皆依照《隋志》或《四庫》。試一一比勘其內容條目，則此無彼有，此詳彼略，殊難取其一而遽舍其餘也。南北朝之補志，則又不然。元人蔡珪、清人汪士鐸，嘗撰補《南北史志》，並已遺佚。今人所撰，稍近草率。如徐崇之《補南北史藝文志》，僅取材於南、北《史》紀傳，非是則不錄，故如《隋志·簿錄篇》所載陳代目錄數種及其他目錄多種，皆不見於《補志》，直所謂目察秋毫而不睹輿薪，其所遺漏者多矣。至如不知王儉《七志》之七十卷為梁人賀縱補註之本，而妄謂為三卷與四十卷之合本，其幼稚亦可憐也。又將書名之不見南、北《史》紀傳而見於同時八書者，復別為《載記》一篇，亦殊無謂。故其書僅可視為《南史》、《北史》紀傳所述書目匯錄，吾人如欲盡知南北朝一切撰述，則尚須另下一番工夫耳。雖然，較諸《隋志》則又豐富多矣。此外有聶崇岐《補宋書藝文志》，惟據隋唐諸錄而不求之於宋、齊各書，復無考證。甚至如王儉《七志》及《元徽元年秘閣四部目錄》亦不見焉。若謂王儉沒於齊代，則此二書固宋時所撰，且為考宋代學術所不可不知之書，豈可少哉？陳述《補南齊書藝文志》，則頗仿王應麟《漢志考證》之例，與向來諸家補志者同一體裁，稍勝。又有李正奮撰補《後魏書藝文志》，余未之見。北平圖書館有鈔本。 《隋書·經籍志》 今存古錄，除《漢志》外，厥推《隋志》。亦惟此二志皆有小序，自後諸志則不復繼述，故並見尊於世。其自序雲「今考見存，分為四部」，一若所錄之書皆見存者。然各條自注，每云：「梁有某書若干卷，今亡」，或「今殘缺」，每類通計，亦必於存書總數之外，另注存亡合計之總數。則其實乃通記存亡而非專錄見存者。其序又稱：「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挹其風流體制，削其浮雜鄙俚，離其疏遠，合其近密，約文緒義，凡五十五篇，實只四十篇。各列本條之下，以備《經籍志》。」此蓋指學術源流及目錄分類而言，非謂所收書目遠及馬、班也。其書原名《五代史志》，限於梁、陳、齊、周、隋五代，故凡此五代之官私目錄皆在其包羅之中。且有藏書以備考核，故能分別存亡，且又以意去取耳。其去取之例，自謂「其舊錄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刪去之。其舊錄所遺，辭義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憑主觀為鑑別，有異於班固之全抄《七略》，實啟後世任意廢書之惡習。又妄刪佛經、道經之書目而僅錄其部名卷數，變荀、李之甲、乙、丙、丁為經、史、子、集，使後世墨守四部之分類而不復能變通，詳《分類篇》。則其弊也。唯一之優點為各類之小序，稍采《漢志》，接其後事，敘述各類學術之由來，頗具學術史性質。然其所增者殆根據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而為之也。至其書目，則多未備，開元初馬懷素已昌言之，而從事補緝。另詳下章。清乾、嘉間章宗源，光緒中姚振宗，各撰《考證》，廣徵古籍，以補其闕遺，且詳載各書之原委，學者便焉。宗源所輯，僅存史部。振宗實仿其成規，而備引古史及異說，最為淵博。在姚氏諸志中，尤為最精不朽之作。有《師石山房》叢書本，《二十五史補編》本。前文所述補後漢至南北朝史志，亦有可與《隋志》互相考證者。此外又有張鵬一撰《隋書經籍志補》，楊守敬撰《隋書經籍志補證》，李正奮撰《隋代藝文志》。北平圖書館有鈔本。試參合研究之，則先唐古籍可無遺蘊矣。 《群書四部錄》、《古今書錄》及《唐書·經籍志》之關係 唐玄宗嘗命褚無量校書，馬懷素撰錄，皆未成而卒，元行沖總代其職，始成其功。舊、新《唐書》及《唐會要》所載，極其渾沌，一若同時、同地、同事、同功也者。著者盡三日夜之力，始得分析清楚，考定源委，記之於《校讎篇》。蓋無量校寫書籍原在東都乾元殿，後徙於麗正殿，雖「各於本庫每部別為目錄」，《唐會要》卷三十五。而非懷素、行沖所撰之《群書四部錄》。懷素之功，乃以秘書省典籍為根據，「括檢近書篇目，並前志所遺者，續王儉《七志》」。《唐書》卷一百二。雖與無量校書同為開元五年之事，而地點不同，目的不同。後因「懷素不善著述」，「逾年不成」，「有司疲於供擬」，乃詔行沖綜治其事。《新唐書》卷百九十九。「於是行沖請通撰古今書目，名為《群書四部錄》」，《唐書》卷一百二。委毋煚音貫憬。韋述等分治四部。《新唐書》卷百九十九。後因無量病卒，「麗正寫書未畢」，《唐書》卷一百二。又命「行沖整比存書」，《通鑑》。故秘書省諸學士皆入居麗正，《新唐書》卷百九十九。於開元九年撰成《群書四部錄》二百卷。《唐志序》。自古目錄未有鉅於此書者，後世亦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堪與比擬，余皆不及焉。篇幅既鉅，必有提要。其書若存，實考古治學者之最大恩物。不幸成書非久既遭天寶之亂，唐代後期又未纂類書，故其佚文無從纂輯。惟據毋煚《古今書錄序》，則對於「曩之所修……追怨良深」。蓋以「於時秘書省經書，實多亡闕；諸司墳籍，不暇討論：此則事有未周，一也。其後周覽人間，頗睹闕文。新集記貞觀之前，永徽已來不取；近書采長安之上，神龍已來未錄：此則理有未弘，二也。書閱不遍，事復未周，或不詳名氏，或未知部伍：此則體有未通，三也。書多闕目，空張第數，既無篇題，實乖標榜：此則例有所虧，四也。所用書序，或取魏文貞徵；所分書類，皆據《隋經籍志》；理有未允，體有不通：此則事實未安，五也」。故毋煚「常有遺恨，竊思追雪，乃與類同契，積思潛心，審正舊疑，詳開新制。永徽新集，神龍舊書，則釋而附也。未詳名氏，不知部伍，則論而補也。空張之目，則檢獲便增。未允之序，則詳宜別作。紕繆咸正，混雜必刊。改舊傳之失者，三百餘條。加新書之目者，六千餘卷。……凡四部之錄，四十五家，都管三千六十部，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見《唐志序》。成《古今書錄》四十卷。毋煚此書較之舊錄分量，僅為五分之一，而其序未說明所刪略者為何。據《唐志序》稱「煚等《四部目》及釋道目並有小序，及注撰人姓氏」，則煚《錄》之不同於舊錄者，蓋刪去過於繁蕪之各書序跋，而擷其要旨，撰為簡明之解題耳。《唐志》尚嫌其「捲軸繁多」，又「並略之，但紀篇部」。則更刪去小序及小注。故又略四十卷為一卷。此即《別錄》一變而為《七略》，再變而為《漢志》之另一比照也。毋煚別有《開元內外經錄》十卷，「亦具翻譯名氏，序述指歸」。二錄幸未遭天寶、廣明之兵燹，至後唐猶存，故史臣猶得據之以為《唐書·經籍志》。《唐志序》又稱：「其《釋道目》附本書，今亦不取。據《開元經篇》為之志。天寶以後，名公各著文篇，儒者多有撰述，或記禮法之沿革，或裁國史之繁略，皆張部類，其徒實繁。臣以後出之書，在《開元四部》之外，不欲雜其本部。今據所聞，附撰人等傳。其諸公文集，亦見本傳，此並不錄。」故《唐志》實為《古今書錄》之節本，既非通撰古今，亦未備錄唐代。蓋《古今書錄》雖以古今為名，而實據當時秘書省及諸司所藏之書而記其目，皆確有其書，並非盡錄古書，虛存其目也。史志之任務，或專記一代著述，或通錄一代典藏，或盡收前代書目，三者必有其一。惟《唐志》不然，嚴格論之，殆非史志之體。故宋祁撰《新唐藝文志》，加錄唐代學者自為之書，多至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而後唐人所著與唐代官府所藏，約略俱備焉。然唐末廣明之亂，秘籍業已蕩然，則《新唐志》所新收者，必非盡為宋室所藏。豈貞元、開成續添之書目至宋初猶存歟？若然，則何以又不見於其目錄類也？ 宋《國史藝文志》及《宋史·藝文志》 宋制：國史皆有藝文志，且每類皆有小序，每書皆有解題，迥異於歷代史志，蓋根據當時館閣書目以為之也。《宋史藝文志序》稱：「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萬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兩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欽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萬六千二百八十九卷。《三朝》所錄，則《兩朝》不復登載，而錄其所未有者。《四朝》於《兩朝》亦然。最其當時之目，為部六千七百有五，為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考《三朝國史》為呂夷簡等所上，其《藝文志》所據當為咸平三年朱昂、杜鎬、劉承珪等所撰之《館閣書目》。《兩朝國史》為王珪等所上，其《藝文志》所據當為慶曆元年王堯臣、歐陽修等所撰之《崇文總目》。《四朝國史》為李燾等所撰，其《藝文志》所據當為政和七年孫覿、倪濤等所撰之《秘書總目》。國史志既已除去重複，故《宋志》於北宋以前之書尚少舛復。惟於南宋之書，則並非依據國史，而直接取材於淳熙五年陳騤等之《中興館閣書目》，及嘉定十三年張攀等之《中興館閣續書目》。而北宋諸目與《中興》之目，「前後部帙，有無增損，互有異同」。《宋志》「合為一志」，雖雲已「刪其重複」，而重複顛倒，不可枚數。咸淳以後新出之書，又未及收錄。故《四庫提要》譏為諸史志中之最叢脞者。清初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即有意拾其遺書。康熙中，倪燦修《明史·藝文志》，亦特補苴《宋志》之闕，乾隆中，盧文弨又為之校正。見《金陵》、《廣雅》、《八史經籍志》、《二十五史補編》。此外尚有朱文藻、書目見《清吟閣書目》。王榮蘭書目見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五。亦嘗從事。吾友劉紀澤君則撰有《宋志匡謬》。趙士煒更欲全部董理之，故輯有《宋國史藝文志》。其分化《宋志》而專攻其一部分者，則有顧懷三撰《補五代史藝文志》，王仁俊撰《西夏藝文志》，及次章所述補遼、金史志諸家，皆專錄一代撰述，其性質與《宋志》之專錄館閣藏書者有殊。柯維騏《宋史新編》之《藝文志》全抄《宋史》，反有遺漏，故不錄。 《通志》與《文獻通考》 南宋初年，有鄭樵撰《通志》，通紀百代之有無為《藝文略》、《圖譜略》、《金石略》，又撰《校讎略》以說明分類編目之意見，主張編次必記亡書。《藝文略》原為單行之書，名曰《群書會記》。見《校讎略·編次必記亡書論》。其所根據之書目為《漢志》、《隋志》、《唐志》、《新唐志》、《崇文總目》、《四庫書目》、北宋館閣之目。《道藏目錄》及當時民間所藏如《荊州田氏目錄》，《漳州吳氏書目》之類。而《大藏目錄》則似未及收，故《釋類》之書，僅有三百三十四部。其意則欲包括古今，備錄無遺。在一切目錄中，實為野心最大，範圍最廣者。《通志》原為通史，故《藝文略》亦史志之流。雖於書名或誤或漏或重複，然此種通史藝文志之作要不可少，迄今日猶有重新匯編之必要也。後百餘年，馬端臨於宋末元初撰《文獻通考》，中有《經籍考》七十六卷。大體雖據晁公武、陳振孫二家之書，而宋世館閣之書亦備，除盡錄二家解題外，兼引《漢》、《隋》、《新唐》三志及宋《三朝》、《兩朝》、《四朝》、《中興》各國史藝文志，《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各史列傳，各書序跋及文集，語錄之有關係文字，每書皆有解題，每類各述小序。凡各種學術之淵源，各書內容之梗概，覽此一篇而各說俱備。雖多引成文，無甚新解；然徵文考獻者，利莫大焉。較諸鄭樵之僅列書目者，有用多矣。後世朱彝尊撰《經義考》，章學誠撰《史籍考》，謝啟昆撰《小學考》，即仿其例，在目錄學中別成一派，對於古籍之研究，貢獻最鉅。 遼、金、元三史藝文志之補撰 清倪燦撰《明史·藝文志》，以「《元史》既無《藝文》，《宋志》咸淳以後多缺」，故「並取二季，以補其後；而附以遼金之僅存者，萃為一編，列之四部」。原序。雖「諸書既非官所簿錄，多采之私家，故卷帙或有不詳」，然補志之風，實自此始也。乾隆中，盧文弨提出補志部分，分為《宋史藝文志補》，《補遼金元史藝文志》，而加以補訂。見《廣雅叢書》，《二十五史補編》。金門詔似未見其書，故又「取三史所載，並旁搜采，合為一志」。見《昭代》，《廣雅》，《八史經籍志》，《二十五史補編》。倪、盧之作，收書至一千七百十家，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卷，較門詔為詳。其後錢大昕撰《元史藝文志》，亦附見遼金之書，搜檢所得，又較倪、盧為富。除蒙古文部分遺漏必多外，漢文之書，殆已差備矣。魏源撰《元史新編》，其《藝文志》即抄錢《志》而稍補充之。別有專補一代史志者，《遼史》則有厲鶚之《遼史拾遺》，繆荃蓀之《遼文存》，王仁俊之《遼史藝文志補證》，黃任恆之《補遼史藝文志》，前者有單行本，後三者見《二十五史補編》。以最後一種比較精詳。《金史》則有杭世駿、鄭文焯二家，《元史》則有張景筠一家，余並未見，不復具論。又吳騫有《四朝經籍志補》二冊，北平圖書館有鈔本。 明《國史經籍志》、《千頃堂書目》及《明史·藝文志》之演變 《明史·藝文志》之撰集，凡經五變。焦竑創始於前，不分存佚，通記古今。黃虞稷搜藏於後，兼補前朝，殆盡目睹。清人修史，傅維鱗但取殿閣所藏，不限朝代。倪燦、尤侗專收明人撰述，附拾前志所遺。王鴻緒抹去前代，重分類例，遂成張廷玉進呈之本。考明神宗萬曆十七年，焦竑進士及第。見《明詩綜·小傳》。大學士陳於陛議修國史，引竑專領其事，僅成《經籍志》五卷。「叢鈔舊目，無所考核」。《四庫》。且「延閣、廣內之藏，竑亦無從遍覽」。《明志》。故《四庫提要》謂「古來目錄，惟是書最不足憑。世以竑負博物之名，莫之敢詰，往往貽誤後生」。卷八十七。然其每類皆有小序，分部雖准四部，而小類多依《通志藝文略》，且仿《文淵閣書目》之意，增《制書》一部。復有《附錄》一卷，專糾《漢志》至《文獻通考》分類之誤。此其精神注重之點惟在分類，故於名數多所忽略耳。在目錄學史中，惟竑能繼鄭樵之志，包舉千古，而力不足勝其任，故為《四庫》所譏也。有《粵雅堂叢書》本。清順治五年，傅維鱗分纂《明史》，私撰《明書》，遂成《經籍志》三卷，其志序述明代敕撰書籍之事甚詳，錄殿、閣、皇史宬內通籍庫藏書四千六百七十部，釋道書不具載，原無卷數，故仍因之。分類亦依文淵閣之舊。考其書名，多宋元舊本。至於明人新作，寥寥無幾。名雖《明志》，實不相關。有《畿輔叢書》本。及黃虞稷撰《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始有意於搜集一代藝文，故凡《宋志》以前所錄之古籍，悉屏不收。但為彌補《宋志》之遺漏，且因遼、金、元三史無藝文志，故於每類明書之後，附錄宋末及三代書目。明代撰述，則據所見所藏而備列之，最為徵實。其分類亦多創例，如削去「樂經」，立「食貨」、「刑政」二類於《史部》，並「名」、「墨」、「法」、「縱橫」諸家於「雜家」，「別集」以朝代科分為先後，又特收制舉之書，皆其不苟同處。參看《分類篇》。書目卷數之外，更注撰人略歷，較其他各志，特為詳明。後來王鴻緒、張廷玉所修《明志》皆以此書為根據，足證其賅贍矣。康熙十八年，倪燦、尤侗等奉敕分修《明史》，合撰《藝文志》。《四庫提要》載有侗《志》五卷，稱其分「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諸經」、「四書」、「小學」、「正史」、「稗史」、「傳記」、「典故」、「地理」、「譜系」、「儒家」、「道家」、「釋家」、「農家」、「法家」、「兵家」、「小說」、「五行」、「藝術」、「奏議」、「詩文」、「選纂」二十八類，有書七千一百四十一部。又稱其「所摭拾既多掛漏，又往往不載卷數及撰人姓名。其例惟載有明一代著作」，而又往往兼收宋元之作及明刊古籍。因此訐「此志又出《宋志》之下」。殊不知侗《志》即燦《志》。燦有《明志序》明言「今文淵之書，既不可憑，且其書僅及元季，三百年作者缺焉。此亦未足稱紀載也。故特更其例，去前代之陳編，紀一朝之著述。《元史》既無藝文，《宋志》咸淳以後多缺。今並取二季，以補其後，而附以遼、金之僅存者，萃為一編。……諸書既非官所簿錄，多采之私家，故卷帙或有不詳」。見《雁園集》。燦、侗同時修史，燦《序》與侗《志》例合，故知所撰實無二致。《四庫提要》所致疑者，燦《序》解答甚明，特《提要》之撰者未及考耳。試取侗《志》與今《明志》較，則侗《志》多過《明志》，《明志》僅有四千六百三十三部。而《提要》乃誣為掛漏，殊屬不公。《明志》今本實系康熙末年王鴻緒總裁之本。萬斯同以布衣參史局。王《序》稱：「明季秘書已亡，則前代陳編，無憑記載。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足成一志。爰取士大夫家藏目錄，稍為厘次。凡卷數莫考，疑信未定者，寧闕而不詳雲。」見《明史稿》。今本為乾隆初年張廷玉等所進，惟改動志序數語，至於書目部卷數，則絕對相同。然試與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相較，則部數卷數減少極多。一一比勘，則其所刪削者多為原無卷數者。鴻緒等不能詳征博考，乃猥以「寧闕而不詳」一語，輕輕抹殺數百千部之書目。而世人亦不加細察，乃侈稱《明史》優於前史！此梁任公先生過推萬斯同之過，著者不能為之曲諱。實則《明史》之多誤，不限此志，即卷一《太祖紀》亦有舛誤數十處。著者斷言，試取數百種現存明人傳記及數千種明人撰述一一考之，則可以補《明志》之闕目，增至一倍。世之考史者重遠而忽近，不知近代史之荒蕪，尤大有待於吾人之開墾也。吾友謝國楨君有《晚明史籍考》，詳贍可補《明志》之闕，別見《專科目錄》篇。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三《通考》、二《通志》、《清史稿》 《四庫提要》之作，已詳紀其事於《校讎篇》，論其例於「分類」及「編目解題」篇矣。其書雖為庋藏之目，而附錄存目各書之提要，則亦有近於史志焉。況同時所修《續文獻通考》、《皇朝文獻通考》、《續通志》、《皇朝通志》，幾於完全抄撮《提要》，所不同者，惟沿襲馬、鄭之例，《通考》則稍取清初少數學者論考古籍之語，《通志》則惟錄書目而刪去提要。其分類亦依違於馬、鄭、《四庫》之間，不值一顧。《續》、《清》之別，一則繼馬、鄭而迄明末，一則只記乾隆以前之清人撰述耳。道光中，有黃本驥者，鈔撮《四庫總目》之清人書目，嫁名曰《皇朝經籍志》，了無增補，深可嗤鄙。其能補《四庫》之未備者，嘉慶中有阮元之《四庫未收書提要》，光緒間有鄭文焯之《國朝著述未刊書目》、朱記榮之《國朝未刻遺書志略》，民國初年有劉錦藻之《續皇朝文獻通考》。然皆取捨任情，不能完備。及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其《藝文志》雖曾經繆荃蓀之手，亦非精詳之作。如西洋教士之譯籍，滿、蒙、藏、回等之文籍，以及新出之新書、雜誌、小說，皆未及收錄；已錄各書，亦有錯誤重複者。倘以《四庫提要》撰者苛刻之眼光論之，則「此又出《宋志》《明志》之下」矣。 四種集刊 百年前已有日本人合刊《漢志》、《隋志》、《唐志》、《新唐志》、《宋志》、《明志》及倪燦之宋、遼、金、元志補，金門詔之《三史藝文志補》，錢大昕之《元史藝文志補》為一書，名曰《八史經籍志》。後來傳入我國，即有國人翻印，學者便之。近年書報合作社印《歷代藝文志》，只有正史六志，惟加入《元史新編》一志而已。大光書局接出續集，則取《三文獻通考》及《三通志》之《經籍考》充之。楊家駱輯《歷代經籍志》，其下冊亦僅錄六志及文廷式《補晉志》，及倪、金、錢三志，而刪去考據之語。上冊為《歷代經籍總目》，則以書名及著者為綱，依四角號碼檢字法編為辭典式之目錄。以上三種皆非史志之全相。惟開明書店所刊吾友王鍾麒君所輯之《廿五史補編》，收錄諸家補志最多，且悉保原狀，不為刪易，專家用之，多稱滿意。然格於補志之名義，故如事實上確為史志而名義則否之，《千頃堂書目》不入於編，而近人未熟之作反而濫收不少，識者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