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目錄學史 · 校讎篇

校讎與目錄 校讎之義，近乎整理，非只校勘字句，著者已於《敘論篇》言之矣。校讎在目錄之先，目錄為校讎之果。古之書籍，未經校讎，難於著錄，故兩事相因，不易分辨。中世以藏書為炫耀，秘府往往鈔寫舊書為一律之體式，故校勘整理俱所不免，寫定之後，亦有目錄。近世私家善讀書者，則廣勘眾本，考定異同，擇善而從，蔚成專科之學。藏者不必能校，校者不必自藏，目錄學之與校讎學（校勘），遂截然兩途矣。本書對於純粹之校勘學未便過於牽涉；僅能取歷史上幾番大規模之校讎（整理）工作與目錄學有重大而密切之關係者，略述為《校讎篇》。而私家藏書校讎（校勘）最精者亦稍稍附及焉。 漢代校書七次 向、歆《錄》、《略》，學者共曉。班固典校東觀，《隋志》所載。除此之外，尚有五焉。漢初丁秦火之後，丞相御史博士所藏圖籍猶多，但已散亂，故高帝令「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據《史記·自序》、《漢書·高帝紀》。此為第一次之大整理。武帝以「書缺簡脫」，「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此為第二次之大整理，其結果為「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據《漢志》。楊仆且「紀奏《兵錄》」。「漢成帝時，以書頗散亡」，詔劉向、任宏、尹咸、李柱國等校經傳、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漢志》此為第三次之大整理，《別錄》與《七略》由是出焉。《溯源篇》已將此三事詳加考索，無庸再述。後漢「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據《後漢書·儒林傳》。「石室蘭台，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為書部」。據《隋志》。但有誤。考班固以明帝永平五年「被召，詣校書郎」，後除蘭台令史，再遷為郎，始「典校秘書」。非初任校書郎即已典校秘書也。傅毅則以章帝建初六年，「為蘭台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其職亦非校書郎。又《隋志》此文之後，有「固又編之以為《藝文志》」。意若《漢書·藝文志》乃根據東觀及仁壽閣之新書編成也者。殊不知《漢志》乃全抄《七略》也。故《隋志》之「之」字應視為《七略》之代名詞。非指東觀及仁壽閣之新書也。此第四次之大整理也。安帝永初四年，「鄧太后詔謁者僕射劉珍與校書劉、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據《後漢書》卷百十及卷五。並令長樂太僕蔡倫「監典其事」。同上卷百八。此第五次之大整理也。順帝永和元年，詔侍中屯騎校尉伏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據《後漢書》卷五十六。此第六次之大整理也。靈帝熹平初，蔡邕「拜郎中，校書東觀」，熹平四年，與堂谿典、楊賜、馬日、張馴、韓說、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遂立《石經》於太學門外。據《後漢書》卷九十。此第七次之大整理也。除第三次外，其目錄並不傳於後。《錄》《略》傳至唐末乃亡。後漢四次，史籍且未載其有目錄。然治史者固不可因史籍不言而遽斷其必無。姑認為皆仿第三次之成規，《隋志》所謂並依《七略》而為書部。亦未始不可耳。 魏吳兩晉校書六次 「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隋志》。「考核舊文，刪省浮穢。中書令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據《晉書》卷四十四。此曹魏之校書也。「孫休踐祚」，韋昭「為中書郎、博士祭酒」。休「命昭原避晉諱改作曜。依劉向故事，校定眾書」。《三國志·吳志》卷二十。此孫吳之校書也。晉武帝泰始十年，參看拙著《中國目錄學年表》。荀勖「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晉書》卷三十九。《北堂書抄》卷一百〇一引荀勖《讓樂事表》有「臣掌著作，又知秘書，今覆校錯誤。十萬餘卷」等語，則其校書規模甚大，與向《錄》同。因魏《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群書」。參看《分類篇》。「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辨。」見《隋志》。此西晉第一次之校書也，始正名為「整理」，較之校讎，明確多矣。歷時頗久，故後數年發現之汲冢竹書亦已編入簿中。汲冢之發掘，年代不明。《晉書》卷三《武帝紀》：「咸寧五年冬十月，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於秘府。」《荀勖傳》：卷三十九。「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勖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秘書。」事在「咸寧初」之後，「太康中」之前。《束晳傳》：卷五十一。「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有「《紀年》十三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卦下易經》一篇，《公孫段》二篇，《國語》三篇，《名》三篇，《師春》一篇，《瑣語》十一篇，《梁丘藏》一篇，《繳書》二篇，《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又雜書十九篇，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坯，不識名題。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銓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晳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據此所載，則發現汲冢竹書之事卻在太康二年，後於《武帝紀》所載凡二年。而今存荀勖《上穆天子傳序》亦稱系太康二年，不知《武帝紀》何所據而提早二年也？杜預《左傳集解序》又作太康元年。汲冢書既「列在秘書」，編於《晉中經簿》丁部詩賦圖贊之後。《七錄序》又稱其簿「雖分為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著者以是斷其不分類別，僅僅約略有四部之異置。參看《分類篇》。又《隋志》稱其「但錄題及言，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而《上穆天子傳序》卻有簡單之解題，據此推之，則所謂「錄題及言」者，著錄書名及略作解題也。所謂「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者，不似《別錄》之能批評得失，判別是非也。其書當與後來之王儉《七志》同一體制，有解題而極略，論其淵源，乃自《七略》，但其有部無類則又似《別錄》。至於魏吳校書是否一準劉向之例，尚未考知。若後漢則既「並依《七略》而為書部」，則或亦依《別錄》而有詳細之敘錄，與向、歆殆同一系。自荀勖「但錄題及言」後，此制泯滅，直三百五十年，至唐貞觀初始由魏徵恢復舊觀。中間南北各代，分類則悉沿四部，編目則刪除敘錄。其能稍作解題，雖有遜於劉向之詳而不似李充之陋者，惟劉宋殷淳、王儉二家耳。參看次章。東晉一代，則有李充、徐廣二次校書。《隋志》：「東晉之初，著作郎李充以勖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沒眾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晉書》卷九十二。《李充傳》：「征北將軍褚裒又引為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外出，乃除剡縣令，遭母憂，服闋，為大著作郎。於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為永制。」《古今書最》《廣弘明集》卷三引。有《晉元帝書目》，卷數適與李充所校相同，而說者乃謂充之編目在元帝時也！豈知褚裒於成帝咸和二年始為參軍，穆帝永和五年始為征北大將軍，則李充之入著作乃在永和五年後若干年。其書所以名《晉元帝書目》者，徒以據元帝所遺留之書而編目耳。收書既少，非但不分小類，所謂「但以甲乙為次」。且亦略無解題，所謂「沒略眾篇之名」。較之荀勖，又遜一籌，在目錄學史中，又為一大變化，衰弊極矣！徐廣之事，則為一般所不注意。《玉海》卷五十二。引《續晉陽秋》：「寧康十六年，詔著作郎徐廣校秘閣四部見書，凡三萬六千卷。」《晉書》卷八十二。《徐廣傳》：「孝武世，除秘書郎，典校秘書省。增置省職，轉員外散騎侍郎，仍領校書。」「義熙初」，始「領著作」。考孝武帝寧康僅有三年，《玉海》所引「十六」當為「元」字形似之訛，廣領著作在安帝義熙初，則職銜亦略有誤，當以《晉書》為準也。《古今書最》有《晉義熙四年秘閣四部目錄》，或即據徐廣所校而編成者。 南北朝校書十餘次 南朝承東晉之舊，第一次之大整理，不為一般所習知。《宋書》卷五十九。《殷淳傳》：「少帝景平初，為秘書郎，衡陽王文學，秘書丞，中書黃門侍郎。……在秘書閣，撰《四部書目》，（《南史》卷二十五。作《四部書大目》）凡四十卷，行於世。元嘉十一年卒。」《古今書最》、《隋志》、《唐志》並不載此目。惟《新唐志》有「殷淳《四部書目序錄》三十九卷」，即其書也。夫既稱為「大目」或「序錄」，又多至四十卷，則其必有異於普通無敘錄之書目矣。王儉《七志》亦有四十卷，其體制必略同。淳于少帝時即入秘書，然少帝在位僅有一年，次年即為文帝元嘉元年，則淳第二次入秘書為丞時已在元嘉之初。《宋書》卷六十七。《謝靈運傳》：「征為秘書監，使整理秘閣書，補足闕文。」事在誅徐羨之之後，考卷五《文帝紀》，誅徐在元嘉三年，則靈運為監，淳為丞，時代近接。靈運素憚公事，且「尋遷侍中」，於元嘉五年託疾東歸，遂不復入建業。而《隋志序》乃載「宋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名數殆皆有誤。《古今書最》載《宋元嘉八年秘閣四部目錄》，有書一萬四千五百八十卷，可知《隋志》之「六」字實為「一」字之誤。而「謝靈運或亦為殷淳之誤也」。靈運官職較高於淳，古書往往但著長官之名而沒小官之功。故殷、謝之業，或為同功，實南朝校書撰錄之第一次。第二次則在後廢帝元徽元年。先是，秘書郎太子舍人王儉「超遷秘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南齊書》卷二十三。「元徽元年八月辛亥」，《宋書》卷五。「上表獻之」。《南齊書》。但《宋書》作三十卷。分為七類，見《分類篇》。「其道佛附見」，見《宗教目錄篇》。「合九條」。《隋志》稱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為典則」。夫既「不述作者之意」，則似無敘錄；然又「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所謂傳者，非專指作者之傳記，乃稱書名之解題也。其體制當與《郡齋讀書志》及《直齋書錄解題》略似，重在說明書之內容而不述作者之思想，故其文字當稍簡耳。著者陋見，認定自荀勖、殷淳，經過王儉、毋煚，下逮郡齋、直齋二錄，皆屬同一系統，介乎有敘錄之《別錄》與無敘錄之《晉中經簿》兩者之間。在編目解題方面實衍《七略》之緒也。王儉同年「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南齊書》卷二十三。「大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隋志》。而其目僅四卷，當《七志》十分之一，蓋有目而無解題，故渺小若是耳。梁初任昉、殷鈞之業，即繼承此項《秘閣四部書目錄》《古今書最》正名如是。而作，故昉雖「躬加部集」，《隋志》。「手自讎校」，《梁書》卷十四。其結果亦不過「篇目定焉」。同上。殷鈞所撰《梁天監六年四部書目錄》四卷，《隋志》。即與昉同功之果也。是時當梁武帝極盛右文之際，秘閣四部之外，又於「文德殿內列藏眾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隋志》。「令劉孝標撰《文德殿四部目錄》」，同上。僧紹、寶唱先後撰《眾經目錄》。見《宗教目錄篇》。「其術數之書，更為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隋志》。而書畫亦有目錄，看《專科目錄篇》。此外非目錄學之業，如任昉編《地記》，見《隋志》。其先有齊人陸澄編《地理書》。吳均撰《通史》，見《梁書》卷四十九。何思澄等撰《華林遍略》，同上。大半皆由梁武帝發縱指揮，對於古代文化作一番大規模之整理，其業甚盛。然多因而不創，故其成績未能卓絕，目錄方面亦無以超軼前代焉。同時雖有阮孝緒撰《七錄》，廣羅當代官私目錄為一編，在《分類篇》中頗有地位，然非確有其書，未經校讎，故無敘錄，書名雖似《七略》、《七志》，而實質迥殊，數量亦僅僅十二卷，誠未堪比擬耳。分類則同一系統，且為《七林》、《隋志》之祖，請看《分類篇》。自此以後，梁元帝雖藏書十四萬卷，而未聞有校讎著錄之事。陳代則宣帝太建中嘗鈔寫古籍，而其規模則遠遜宋、梁矣。至於北朝，則魏、齊、周、隋皆嘗校書。魏孝文帝永明末，盧昶「轉秘書丞」，《魏書》卷四十七。宣武帝世宗「即位之後」，孫惠蔚「自冗從僕射遷秘書丞，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上疏曰：『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此種現象，劉向校書時當亦如此。臣請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並有無，校練句讀，以為定本，次第均寫，永為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詔許之。」《魏書》卷八十四。此次規模不小，惠蔚後又「遷秘書監，仍知史事」，同上。似其功可成，當有目錄，而史不之載。迨北齊「遷鄴，頗更鳩聚，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輟」。《隋志》。文宣帝天保七年，「詔令校定群書，供皇太子」。樊遜與高乾和「等十一人同被尚書召共刊定。時秘府書籍紕繆者多」，乃借書於邢子才、魏收等之家，「凡所得別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殆無遺闕」。《北齊書》卷四十五，《北史》卷八十三。魏齊二度，皆僅校經史而不及子集。北周則明帝即位後，嘗「集公卿已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周書》卷四。與其事者為元偉、蕭、韋孝寬、蕭大圜、宗懍、王褒、姚最、明克讓等。似亦僅有經史而無子集，但未可定。其故皆莫之知。其目錄亦不見於史。隋代則文帝「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道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隋志》。《開皇四年四部目錄》當即是時所作也。「及平陳以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為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霈、南陽杜等，於秘書內補續殘缺，為正副二本，藏於宮中，其餘以實秘書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隋志》。《開皇九年四部目錄》當即是時所作也。及十七年，「許善心除秘書丞。時秘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仿阮孝緒《七錄》，更制《七林》，各總敘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類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隋書》卷五十八，《北史》卷八十三。此則注重分類而無敘錄者也。「煬帝即位，秘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瑠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藏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有《大業正御書目錄》九卷）又聚魏已來古蹟名畫，於殿後起二台，東曰妙楷台，藏古蹟，西曰寶台，藏古畫。又於內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錄。」《隋志》。參看《宗教目錄篇》及《專科目錄篇》。此種橫亘於四部書畫、佛道之大規模整理，實為梁武帝以後範圍最大之一次，前此惟漢成帝時可比，後此惟唐玄宗、宋仁宗、清高宗時可比。其餘皆不堪相擬焉。據上所述，則南朝之宋有二度，殷淳、王儉。梁有數處，秘閣、文德殿、華林園。（此外各代編目甚多，非大規模之整理，故不錄。）北朝則魏、齊、周各有一度，史惟載其一錄。隋獨有四度。其同一現象，在分類方面為多用李充「四部」而無小類，除《七志》、《七錄》、《七林》外。在編目方面為刪除敘錄而存書目，殷淳《大目》及《七志》除外。在目錄學史中，實上接兩晉而為最衰弱之一期焉。《七錄》分類之特色應除外。 唐代校書四次 唐初有一大事，為一般所不注意者，則魏徵嘗撰敘錄是也。《唐會要》：卷三十五。「武德五年，秘書監令狐德棻奏請購募遺書，重加錢帛，增置楷書，專令繕寫。」「至貞觀二年，秘書監魏徵以喪亂之後，典章紛雜，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唐書》卷七十一同。《唐書》：卷一百九十上。「太宗命秘書監魏徵寫四部群書，將進內貯庫，別置讎校二十人，書手一百人，徵改職之後，令虞世南、顏師古等續其事。至高宗初，其功未畢。顯慶中，罷讎校及御書手，令工書人繕寫，計直酬傭，擇散官隨番讎校。」《唐會要》：「乾封元年十月十四日，上以四部群書傳寫訛謬，並亦缺少，乃詔東台侍郎趙仁本、兼蘭台侍郎李懷儼、兼東台舍人張文瓘等，集儒學之士，刊正然後繕寫。」《唐書》卷一百九十上。《崔行功傳》：與李懷儼「等相次充使檢校，又置詳正學士以校理之。行功仍專知御集。遷蘭台侍郎。咸亨中，官名復舊，改為秘書少監。上元元年卒。」據上所引，則唐太宗、高宗二朝，自魏徵至崔行功，校書不絕，前後亘連，至少四十七年。上元以後或停頓。可謂久矣。舊、新《唐志》並未載徵等之目錄。然毋煚《古今書錄序》《舊唐志·序》引。攻擊《群書四錄》之五大罪狀，其一宗為「所用書序，或取魏文貞；所分書類，皆據《隋經籍志》」。考文貞為魏徵之諡，則魏徵校書，撰有序錄，確然無疑。世南、師古以下，踵其前規，想亦就其所校寫本各撰序錄。故開元時撰《群書四錄》，「四萬卷目，二千部書名目，首尾三年，便令終竟」，亦《古今書錄序》語。良由成例具在，鈔撮非難，故其所成之書多至二百卷，實為數十年來先哲漸積之功，非僅賴開元時代二十數人之力耳。開元校書撰錄之業，原由褚無量、馬懷素分職進行，只因馬、褚先後病卒，故由元行沖總代其職。舊、新《唐書》、《唐會要》及《玉海》記載此事，各有差誤，且甚混亂，讀者惑之。謹鉤稽考訂述之於次：「開元三年十月甲寅，以光祿卿馬懷素、左散騎常侍褚無量並充侍讀。」此一事也，見於《舊唐書》卷八《玄宗本紀》，《新唐書》不載。而於「左」字上衍一「為」字，文遂不通。考《褚無量傳》：《舊唐書》卷百二。「召拜左散騎常侍，復為侍讀」，而知左散騎常侍非懷素而是無量也。《唐會要》卷三十五乃誤左為右。《舊唐書》卷四十六。《經籍志》：「開元三年，左散騎常侍褚無量、馬懷素侍宴，言及經籍，《唐會要》作「言及內庫及秘書墳籍」。玄宗曰：『內庫皆是太宗、高宗先代舊書，常令宮人主掌，所有殘缺，未遑補緝，篇卷錯亂，難於檢閱，卿試為朕整比之。』」《唐會要》略同。此又一事也。考《玄宗本紀》，三年尚在京師，長安。未幸東都，洛陽。則其所言，當指京師內庫及秘書監之藏書，與後二年在東都乾元殿之寫書或為二事；如系一事，則「三」字當為「五」字之誤。而《舊唐書》及《唐會要》乃與七年借書之詔及百官入乾元殿觀書二事相屬為文，殊不知觀書乃在東都，借書之詔乃在馬、褚死後，絕無關係也。《玉海》卷五十二。引《集賢註記》：「五年於東京乾元殿寫四部書，無量充使檢校。」此又一事也。而《新唐書》卷五十七。《藝文志》乃誤記：「玄宗命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馬懷素為修圖書使，與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褚無量整比，會幸東都，乃就乾元殿東序檢校。」不知檢校乾元殿書乃無量專任之業，與懷素並無關係也。茲先述無量之事：《新唐書》卷二百。《褚無量傳》所載最詳：「初內府舊書，自高宗時藏宮中，甲乙叢倒，無量建請繕錄補第，以廣秘籍。天子詔於東都乾元殿東廂部匯整比，無量為之使。因表聞喜尉盧僎、《唐會要》僎作撰。江夏尉陸去泰、《唐會要》去作元。左監門率府胄參軍王擇從、武陟尉徐楚璧分部讎定。《唐會要》作分庫檢校。衛尉設次，光祿給食。又詔秘書省、司經局、昭文、崇文二館更相檢讎，采天下遺書，以益闕文。」《舊唐書》卷百二。《褚無量傳》則載：「無量以內庫舊書，自高宗代，即藏宮中，漸致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弘經籍之道。玄宗令於東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寫，廣采天下異本。」《通鑑》：「五年十二月詔訪逸書，於乾元殿編校。」《玉海》引《集賢註記》：「六年三月五日，學士以下始入乾元院。」又云：「六年八月十四日，整比四部書成，令百官入乾元殿東廊觀書，無不嘆駭。」據此，則無量擔任整比內庫之書，並訪求遺逸，補寫入藏，其助手為盧僎等。其時為六年，其地為乾元殿，昭昭甚明。而《舊唐志》及《唐會要》乃係百官觀書之事於七年之後，《會要》且誤百官為百姓官人。《舊唐書·褚無量傳》則又誤記：「數年間，四部充備，仍引公卿已下入殿前縱觀焉。」《新唐傳》之誤同。考《玄宗本紀》「六年十月丙申，車駕還京師」，七年並未東幸，則知整比完成，百官入觀，確為六年八月之事矣。《舊唐書·褚無量傳》：「開元六年，駕還，又敕無量於麗正殿以續前功。」《新唐書·褚無量傳》：「帝西還，徙書麗正殿，更以修書學士為麗正殿學士，比京官，預朝會。復詔無量就麗正纂續前功。」《唐會要》卷六十四：「六年，乾元院更號麗正修書院，以秘書監馬懷素、右散騎常侍褚無量充使。」此條有二誤。一、乾元在東都，麗正在京師，乃遷移，非更號。二、徙書麗正已在十月之後，而懷素已死於七月矣。此在京師之另一工作也。蓋於整比東都舊書之後，復有校寫新書之事。故《新唐傳》又載：「無量又言：『貞觀御書皆宰相署尾；臣位卑不足以辱，請與宰相聯名跋尾。』不從。」倘使不寫新書，何必跋尾？然《新唐傳》記此事於四庫完治之後，徙書麗正殿之前，殊失倫次。且其《藝文志》複述「無量建議：御書以宰相宋璟、蘇頲同署，如貞觀故事」，竟無「不從」字樣，尤乖真相。《唐會要》：卷六十四。「六年已後，秘書丞殷承業、右贊善大夫魏哲、通事舍人陸元悌、右率府兵曹參軍劉懷信、胡履虛、恭陵令陸紹伯、扶風縣丞馬利貞，並別敕入院。」又：卷三十五。「七年九月敕：『比來書籍缺亡及多錯亂，良由簿歷不明，綱維失錯，或須披閱，難可校尋。令麗正殿寫四庫書，各於本庫每部為目錄。據此一語，便知晉唐間之四部目錄乃是每庫藏一部之書，即每部自為目錄，以備入室取書之用。不必合訂一卷也。其有與四庫書名目不類者，依劉歆《七略》，排為《七志》。此語則當指馬懷素之業。其經、史、子、集及人文集，以時代為先後，以品秩為次第。其《三教珠英》，既有缺落，宜依舊目，隨文修補。』」《舊唐傳》：「明年八年無量病卒，年七十五，臨終遺言，以麗正寫書未畢為恨。」《舊唐紀》：「八年正月壬申，右散騎常侍舒國公褚無量卒。」《通鑑》作正月丙辰。據此聯想，則無量寫書於麗正殿，始自六年，至七年而始為《四庫目錄》，八年而無量卒。其業未畢，容於後文續述之。茲插述馬懷素之事：《新唐書》卷百九十九。《馬懷素傳》：「玄宗詔與褚無量同為侍讀，更日番入。……有詔句校秘書，是時文籍盈漫，皆炱朽蟫斷，籤幐紛舛。懷素建白：『願下紫微黃門，召宿學巨儒就校謬闕。』又言：『自齊以前舊籍，王儉《七志》已詳。請采近書篇目及前志遺者，續儉《志》以藏秘府。』詔可。即拜懷素秘書監。乃詔國子博士尹知章、四門助教王直、直國子監趙玄黓、陸渾丞吳綽、桑泉尉韋述、扶風丞馬利徵、湖州司功參軍劉彥直、臨汝丞宋辭玉、恭陵丞陸紹伯、新鄭尉李子釗、杭州參軍殷踐猷、梓潼尉解崇質、四門直講余欽、進士王愜、劉仲丘、右威衛參軍侯行果、邢州司戶參軍袁暉、海州錄事參軍晁良、右率府胄曹參軍毋煚、滎陽主簿王灣、太常寺太祝鄭良金等，分別撰次。踐猷從弟秘書丞承業、武陟尉徐楚璧是正文字。懷素奏秘書少監盧俌、崔沔為修圖書副使，秘書郎田可封、康子元為判官。」《舊唐書》卷百一。《馬懷素傳》：「是時秘書省典籍散落，條疏無敘。懷素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辯淄澠。望檢括近書篇目，並前志所遺者，續王儉《七志》，藏之秘府。』上於是召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錄，並刊正經史。」《韋述傳》：「開元五年為櫟陽尉，秘書監馬懷素受詔編入圖書，乃奏用左散騎常侍元行沖、左庶子齊澣、秘書少監王珣、衛尉少卿吳兢，並述等二十六人，同於秘閣詳錄四部書。」但元行沖似於懷素死後始任此職，《韋述傳》必有誤。由此所載，則懷素在秘書省續《七志》，與無量之在乾元殿整比舊書，完全異趨。所同者惟皆是開元五年開始耳。不知《新唐志》何以又牽涉二事為一也？《資治通鑑》亦誤記二事為一。「然懷素不善著述，未能有所緒別」。《新唐傳》。「六年秋七月己未」，病卒。《舊唐書》卷八。「懷素卒後，詔秘書官並號修書學士，草定四部。人人意自出，無所統一，逾年不成。有司疲於供擬。太僕卿王毛仲奏罷內料。又詔右常侍褚無量、大理卿元行沖考絀不應選者。無量等奏修撰有條，宜得大儒綜治。詔委行沖」。《新唐書·馬懷素傳》。「於是行沖表請通撰古今書目，名為《群書四錄》」。《舊唐書·元行沖傳》。「乃令煚、述、欽總緝部分，踐猷、愜治經，述、欽治史，煚、彥直治子，灣、仲丘治集」。《新唐書·馬懷素傳》。接事之始，當在七年。據《馬傳》之「逾年不成」，《古今書錄序》之「首尾三年」。「至九年冬十一月丙辰，左散騎常侍元行衝上《群書目錄》二百卷，藏之內府」。據《舊唐書》卷八。但《新唐書·馬懷素傳》誤作八年。（新、舊《唐志》俱作《群書四錄》，但《舊唐志序》衍一部字。）此錄「所用書序或取魏文貞，所分書類皆據《隋經籍志》」。「有書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萬八千一百六十九卷」。《玉海》卷五十二引《會要》。在過去一切目錄中，龐大無比。即在後世，亦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差堪比擬。然此則專錄存書，彼則兼收存目。部卷之數，此雖僅及彼之半，而敘錄之詳，彼實有遜於此。其劣點在材料方面則為「秘書省經書實多亡闕；諸司墳籍，不暇討論」。「新集記貞觀之前，永徽已來不取；近書采長安之上，神龍已來未錄」。在體例方面則為「或不詳名氏，或未知部伍」。「書多闕目，空張第數」。此毋煚《古今書錄序》所指摘者也。自馬懷素建議續《七志》，至元行沖變計改撰《群書四錄》，前後凡五年。故《韋述傳》云：「五年而成其總目二百卷。」此事雖嘗經褚無量考核一次，然前由懷素創辦，後有行沖主持，實際與無量無關。只因無量病卒後數日，玄宗即「命右散騎常侍元行沖整比群書」。《通鑑》。故《舊唐書》卷百二。《元行沖傳》：「秘書監馬懷素集學者續王儉今書《七志》，左散騎常侍褚無量於麗正殿寫四部書，事未就而懷素、無量卒，詔行沖總代其職。」雖時次不明，固顯然有分別也。行沖既「知麗正院，又奏紹伯、利徵、彥直、踐猷、行果、子釗、直、煚、述、灣、玄黓、欽、良金與朝邑丞馮朝隱、冠氏尉權寅獻、秘書省校書郎孟曉、揚州兵曹參軍韓覃、王嗣琳、福昌令張悱、進士崔藏之，入校麗正書。由是秘書省罷撰輯，而學士皆在麗正矣」。《新唐書·馬懷素傳》。後來行沖「以老罷麗正校書事」，《新唐書·元行沖傳》。而十三年夏四月丁巳改麗正殿書院為集賢殿書院，《舊唐書》卷八。以中書令張說充學士，知院事，《唐會要》卷六十四。代行沖。《舊唐書·百官志》注。至「十九年冬，車駕發京時，集賢院四庫書總八萬九千卷」。雖「其中雜有梁、陳、齊、周、隋代古書，貞觀、永徽、乾封、總章、咸亨舊本」。《玉海》引《會要》。雖多複本，亦可謂富矣。然毋煚以《群書四錄》「知有未愜，追怨良深」，「其後周覽人間，頗睹闕文」。「乃與類同契，積思潛心，審正舊疑，詳開新制。永徽新集，神龍近書，則釋而附也。未詳名氏，不知部伍，則論而補也。空張之目，則檢獲便增。未允之序，則詳宜別作。紕繆咸正，混雜必刊。改舊傳之失者三百餘條，加新書之目者六千餘卷」。《舊唐志》引《古今書錄序》。將《群書四錄》「略為四十卷，名為《古今書錄》」。《舊唐志》。其分量為五與一之比。異點為何，極堪考索。除正誤，補闕，拾遺，改作書序，增加書類，已經煚序明言外。《舊唐志》又言：「煚等四部目及釋道目並有小序及注撰人姓氏。」煚序又言對於釋道之書「亦具翻譯名氏，序述指歸。又勒成目錄十卷，名曰《開元內外經錄》」。則煚錄並未刪除「序述指歸」之書序，與《群書四錄》實同一體制，何以又僅有其五分之一乎？由《舊唐志》之「略」而聯想及《七略》之略，《七略》與《別錄》至煚時猶存，《七略》亦有序述。指歸之敘錄，不過較《別錄》為略耳。然則《古今書錄》之所異於《群書四錄》者，殆亦僅在敘錄較略之一點耳。蓋《四錄》出於眾修，或全抄各書序跋及篇目，頗似後來之《經義考》，但《經義考》不列篇目，而《四錄》或不引他書考證語。及前此之《別錄》；但《別錄》或無各類小序。而《書錄》則加以剪裁修正，節略繁雜之各書序跋為「小序」耳。《舊唐志》所謂「小序」殆非各類說明分類理由及敘述學術源流之小序，如《漢志》例。而指各書條目後之簡略序錄也。總之，《四錄》之成，「學士無賞擢者」。《玉海》卷五十二。而《書錄》「奏上，賜銀絹二百」，同上引《唐會要》。則毋煚所撰猶之王儉《七志》，雖出私人之手，亦食秘府校讎之果矣。自此以後，德宗貞元二年七月，秘書監劉太真請擇儒者詳校《九經》於秘書省，從之。三年八月又請添寫史書，從之。《唐會要》卷六十五。秘書少監陳京「凡四命為集賢學士，在集賢奏秘書官六員隸殿內，而刊校益理，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藝文新志》，名曰《貞元御府群書新錄》」。見《柳柳州集·陳京行狀》。「文宗時，鄭覃侍講禁中，以經籍道喪，屢以為言。詔令秘閣搜訪遺文，日令添寫。開成初，四部書至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見《舊唐志》。「於是四庫之書復全，分藏於十二庫」。《新唐志》。總上所述，則李唐一代，四度校書。第一期自太宗貞觀初至高宗永元元年。第二期自玄宗開元五年至天寶十四載。《玉海》引《唐會要》。第三期為德宗貞元年代。第四期為文宗開成年代。 宋代校書五次 北宋館閣藏書，最多複本。五代原有所謂三館，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始於乾元殿東改建，三年二月賜名崇文院。院之東廡為昭文書庫，南廡為集賢書庫，西廡有四庫，分四部，為史館書庫。凡六庫，書籍正副本八萬卷。九年搜訪闕書。端拱元年又建秘閣於崇文院中堂，分內庫書籍四萬卷藏之。真宗咸平元年十一月，以三館秘閣書籍歲久不治，詔朱昂、杜鎬與劉承珪整比，著為目錄。二年閏三月，詔三館寫四部書來上，當置禁中太清樓及龍圖閣。三年，咸平館閣書目告成。五年，以龍圖閣及太清樓藏書尚有舛誤，而未讎對者猶二萬卷，於是令劉均、聶震等七人就崇文院校勘。次年，真宗謂龍圖閣書屢經校讎，最為精詳，分為經典、史傳、子書、文集、天文、圖畫六閣。大中祥符三年，又命王欽若選官詳校《道藏經》。九年奏上。八年，崇文院火，太宗、真宗二代藏書大半煨燼矣。乃命王欽若提點寫校館閣書籍，陳彭年副之，借太清樓本補寫。仁宗天聖九年，新作崇文院，增募書吏，專事補輯。景祐元年閏六月，以三館秘閣所藏有繆濫不全之書，命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祁，將館閣正副本書看詳，定其存廢，訛謬重複，並從刪去，內有差漏者，令補寫校對。仿《開元四部錄》，約《國史藝文志》，著為目錄，仍令翰林學士盛度等看詳。三年，補寫四部書告成。寶曆元年，翰林學士王堯臣等上新修《崇文總目》六十卷，分十九部，有書三萬六十九卷。同功撰集者為聶冠卿、郭稹、呂公綽、王洙、歐陽修、張觀、宋庠等。嘉祐四年，秘閣校理吳及以「近年用內臣監館圖書庫，久不更，借出書籍，亡失已多。又簡編脫落，書史補寫不精。請選館職三兩人，分館閣吏人編寫書籍」。二月丁酉，遂置館閣編定書籍官。以秘閣校理蔡抗、陳襄，集賢校理蘇頌，館閣校勘陳繹，分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秘閣而編定之。不兼他局，二年一代。用黃紙寫印正本，以防蠹敗。又廣開獻書之路。七年三月，又詔參知政事歐陽修提舉三館秘閣寫校書籍。先是，修請降舊本補寫，嘗詔龍圖、天章、寶文閣、太清樓管掌內臣檢所缺書錄上，於門下省謄寫。至是年六月丁亥，秘閣上補寫御覽書籍。於《崇文總目》之外，定著一千四百七十四部，八千四百九十四卷。以校勘功畢，明年遂罷局。此北宋第二次之大整理也。徽宗崇寧初，秘閣補寫黃本。政和七年，校書郎孫覿及著作郎倪濤、校書汪藻、劉彥適撰次《秘書總目》，較《崇文總目》多數百家，幾萬餘卷。宣和四年，建補緝校正文籍所。館閣之儲，為部六千七百有五，為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此北宋第三次之大整理也。南宋則有二次：高宗紹興十四年五月，秘書省復置補寫所，又迭次求書州郡。至孝宗淳熙五年，秘書少監陳騤上《中興館閣書目》七十卷，為一大結束。凡五十二門，計見在書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較《崇文總目》所收多一萬三千八百十七卷。寧宗嘉定十三年，秘書丞張攀續之，又得書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本章所述，多據《玉海》，《宋會要稿》，及《宋志》。詳明出處見拙著《中國目錄學年表》。以上所述，皆館閣對於一切書籍之整理。此外，北宋自太宗至仁宗校刊十七史及醫書，則純屬於校勘學之大工作也。 元明二代不校書 元代雖有秘書監及翰林國史院，又有所謂經籍所，編修所，興文署，而皆不校書。明代則只於翰林國史院後去國史二字。設典籍二人後去一人。以掌經籍。秘書監嘗設而即罷。成祖遷都北京，藏書於文淵閣，亦嘗求遺書。英宗正統六年，大學士楊士奇嘗令人編成《文淵閣書目》十四卷。據《千頃堂書目》。凡四萬三千二百餘冊，而皇史宬所藏之《永樂大典》及列朝寶訓實錄二三萬卷尚不與焉。神宗萬曆三十三年，內閣敕房辦事孫能傳、張萱等又撰為《內閣書目》四卷。較之正統時，十僅存二三。此二次皆未有校讎之事，其書亦由徵集而來，未經繕寫。至於成祖之命解縉等撰《永樂大典》，只是類抄古書，雖嘗經校讎，而拆散原書，依韻分部，故與目錄學雖有關係而非嫡系，不必詳述。 清代校寫《四庫全書》 清高宗之命文臣纂集《四庫全書》也，其原料來路有二：一為令各省訪求遺書，一為派官采輯《永樂大典》中之古籍，恢復其原狀。其目的有二：一為博好古右文之美名，二為絕反清復明之根株。其辦法為（1）中選之書，照鈔為一律格式，名曰《四庫全書》。（2）內有近似反清之語，任意刪改。（3）不中選之書，存其目錄，不鈔入全書。（4）反清最烈之書，一律焚毀查禁。（5）從全書中另選一部分要籍，名曰《四庫全書薈要》，但各書皆仍保存原文。（6）《四庫全書》重鈔複本七份，分藏七處，半供公開閱覽之用。除鈔成一律格式及重鈔複本二例為漢、隋、唐、宋四代之成規外，其餘各點皆為前代所無。向來校書，皆無總括之名，惟《四庫全書》獨另起稱號。蓋有叢書之實而仿類書之名也。其事始於乾隆三十八年，建議者為安徽學政朱筠。《薈要》成於四十四年，《全書》成於四十七年。然補鈔重校，又十年而未輟。七閣藏書，亦互有出入。每書首頁皆有提要，然又與刊版單行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互有詳略。提要之撰，經過幾番之周折。乾隆三十八年，朱筠奏請每書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敘於本書卷首。清帝猶不贊成，謂「若欲悉仿劉向校書序錄成規，未免過於繁冗。但向閱內府所貯康熙年間舊藏書籍，多有摘敘簡明略節，附夾本書之內者，於檢查洵為有益。應俟移取各省購書全到時，即令承辦各員將書中要旨檃括，總敘厓略，粘開卷副頁右方」。然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四庫全書處進呈《總目》，於經史子集內分晰應刻應鈔及應存書目三項，各條下俱經撰有提要，將一書原委，撮舉大凡，並詳著書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覽瞭然。較之《崇文總目》，搜羅既廣，體例加詳。清帝以為「自應如此辦理」。又謂「現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卷帙甚繁，將來鈔刻成書，翻閱已頗為不易，自應於《提要》之外，另刊《簡明書目》一編，只載某書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則篇目不繁而檢查較易，俾學者由《書目》而尋《提要》，由《提要》而得《全書》」。四十一年九月，又令將諸書校訂之語另為編次，刊為《四庫全書考證》一書。《全書》及《提要》於四十六七年先後告成。《提要》多至二百卷，事實上較劉向《別錄》增大至十倍，出乎清帝初意之外。各書《提要》全仿《別錄》之例，其優點為能考出撰人之生平，著書之大旨，劣點則為好作苛論，未能持平。近人論之者甚多，惟任松如訐之最力，其言曰：「吾國王者專斷，以乾隆為極致。其於《四庫書》，直以天祿石渠為腹誹偶語者之死所。不僅欲以天子黜陟生殺之權，行仲尼褒貶筆削之事已也。刪改之橫，製作之濫，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誘惑之巧，搜索之嚴，焚毀之繁多，誅戮之慘酷，鏟毀鑿仆之殆遍，摧殘文獻，皆振古所絕無。雖其工程之大，著錄之富，足與長城運河方駕，迄不能償其罪也」。《四庫全書答問序》。而楊家駱撰《四庫大辭典》，以撰人、書名為條目，節《提要》之略以為解題，且述其編校之經過，甚便參考，亦目錄學之似因實創之作也。 私家校讎 以上所述皆為秘閣藏書之校讎，僅擇其最顯著者略事提挈，至於詳情，著者別有《目錄學年表》以記之。私家校讎則有異於秘閣，其功不在於整理而在於搜羅與比勘，搜羅之富，比勘之精亦有遠勝於秘閣之敷衍了事者。漢儒注經，頗重校讎。而「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繁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後漢書》本傳。校讎之脫離目錄而別成為註解學，自此始也。《梁書》卷十四。稱「任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私家藏書之多於秘閣且有目錄，自此始也。《唐書》卷百一。稱韋述「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鉛槧，雖御府不逮也」。校讎之道，固有待於專家，非可漫責之於文吏耳。北宋初，宋綬「藏書過秘府，章獻明肅太后稱制，未有故實，於其家討論，盡得之」。此事見於《孫公談圃》。綬「常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猶脫繆」。此語見於《夢溪筆談》。綬子敏求「藏書皆校三五遍，世之蓄書，以宋為善本」。此事見於《曲洧舊聞》。故《葉氏過庭錄》、陸游《跋京本家語》咸推宋氏書「校讎精審勝諸家」。同時有王洙及其子欽臣藏書，尤富且精。《宋史》稱欽臣「手自讎正，世稱善本」。徐度《卻掃編》稱：「予所見藏書之富，莫如南都王仲至即欽臣。侍郎家，其目至四萬三千卷，而類書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廣記》之類皆不在其間。聞之其子彥朝云：『先人每得一書，必以廢紙草傳之，又求別本參校，至無差誤，乃繕寫之。必以鄂州蒲圻縣紙為冊，以其緊慢厚薄得中也。每冊不過三四十葉，恐其厚而易壞也。此本傳以借人及子弟觀之。又別寫一本，尤精好，以絹素背之，號「鎮庫書」，非己不得見也。』『鎮庫書』不能盡有，才五千餘卷。蓋嘗與宋次道即敏求。相約傳書，互置目錄一本，遇所闕即寫寄，故能致多如此。」古今藏校之精，莫過欽臣此法矣。雖漢劉向之「以殺青簡書」，北宋館閣之黃本，清文淵閣之《四庫全書》，其精美亦不能超越欽臣之書也。北宋之末，則趙明誠、李清照夫婦「每獲一書，即同共校勘，整集簽題」。《金石錄後序》。賀鑄「手自校讎，無一字脫誤」。葉夢得《建康集》。南宋初，則晁公武「躬以朱黃讎校舛誤」。《郡齋讀書志序》。岳珂「刊九經三傳，以家塾所藏諸刻，並興國於氏，建安余仁仲本，凡二十本，又以越中舊本註疏，建本有音釋註疏，蜀註疏，合二十三本，專屬本經名士反覆參訂，始命良工入梓。其所撰《相台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於書本字畫注文音釋句讀脫簡考異，皆羅列條目，詳審精確」。見陳鱣《曝書雜記》。校勘學、狹義校讎學。版本學、刊刻學之確立，自茲始也。其後賈似道刊《九經》，亦以數十種版本比校，雇百餘人任校正之事。然獨刪落註疏，不及岳珂遠矣。元明校書之風稍衰，然精者亦頗不少。清代諸儒最重考據，對於古書字句之校勘，幾成為每一學者必備之常識，必做之工作。其尤精者，為乾隆時代之盧文弨，及王念孫引之父子。清末則有俞樾。嚴元照《書盧抱經先生札記後》。稱文弨「喜校書，自經傳子史，下逮說部詩文集，凡經披覽，無不丹黃，即無別本可勘同異，必為之釐正字畫，然後快。嗜之至老愈篤，自笑如猩猩之見酒也」。錢大昕《盧氏群書拾補序》。稱其「精研經訓，自通籍以至歸田，鉛槧未嘗一日去手。家藏圖籍數萬卷，手自校勘，精審無誤。自宋次道敏求劉原父恕諸公皆莫能及也」。文弨撰《群書拾補》，念孫撰《讀書雜誌》，引之撰《經義述聞》，俞樾撰《古書疑義舉例》。皆對於古書字句之脫誤疑難，校讎極精，為考證學奠定極堅固之基礎。自是以來，真正之校讎（校勘）學遂成為有方法有理論之科學，非複目錄學或考證學之枝節矣。晚近一般圖書館之藏書，以形式固定，無整理之必要。而字句之脫誤，在讀者自讎之，圖書館員亦不復引為己任。校讎之與目錄，遂如湘漓之分流，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矣。今人胡樸安及其侄道靜撰《校讎學》，蔣元卿撰《校讎學史》，述此學之源流，並牽涉目錄學，不能細為厘別。而劉咸炘撰《校讎述林》、《續校讎通義》，則上承宋鄭樵《校讎略》、清章學誠《校讎通義》之緒，而衍陳目錄分類之理論，非復狹義之校讎（校勘）學所能範圍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