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目錄學史 · 溯源篇
上古典籍與目錄之體制為何如乎
此問題頗難解答。故一般敘次中國目錄源流者，多斷始於西漢末年之《別錄》與《七略》，反援今人之敘哲學史以自解，意謂古書多偽，未敢據以為說耳。此猶直認黃河出於積石，長江導於岷、沱，而不知其上流尚有更幽遠之淵源也；因噎而廢食，畫地以自限，詎足與議史學哉？竺舊之流，則又侈談羲、農，曲尊孔、孟，以謂古學尤盛於後世，《六藝》為百科之祖宗；此其泥古寡聞，弊深於懷疑派，更不可沿為記事之法。著者竊謂研究古史，宜取最真實而最清楚之某一事跡為根據點，用追問溯尋法向上循察，步步為營，逐一解決。蓋有已知之史事為嚮導，循其脈絡，鉤沉顯微，自易為力，可無埴索塗之苦。較之輕信成說，順敘古今，不復深究者，似覺稍妥。茲當推究中國目錄之起源，不能不連帶明瞭上古典籍之情狀。而前人成說，多不可靠。故拈取《別錄》、《七略》為追求之出發點，先領略其本身之一切，然後遍查現存古書，從字裡行間，拔識有關於典籍與目錄之記載，綜合比較，以解答所欲尋索之問題。即用問答式逐條論次，倒溯上去。首宜提問者：
（1）《錄》、《略》之前，有目錄乎？曰：有，有。《漢書·藝文志》簡稱《漢志》。有云：「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仆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據此，則任宏與劉向等校書以前，已有良、信校兵法，楊仆撰《兵錄》之事。《兵錄》之確為兵書目錄，望名可知。參看《敘論篇》。良、信之「序次」等於任宏之「論次」，亦有編次目錄之意。「刪取」之後，又有「定著」，則舊書新書殆各有目錄也。楊仆紀奏《兵錄》之時，當在元朔五年之後。蓋是年夏六月，武帝有「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之詔。見《漢書本紀》。「於是建臧同藏書之策同冊，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漢志》。楊仆既撰兵書目錄，則其他各種藏書之策亦或各有校書撰錄之事。蓋「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漢志》注引《七略》。藏書之府，多至六處，而謂其皆無目錄，其誰信之？何況在後之任宏論次兵書，同時有劉向、尹咸、李柱國等分校《六藝》、《諸子》、《詩賦》、《數術》、《方技》；在前之良、信序次兵法，同時有「蕭何次律令，張蒼為《漢書》作定。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史記·自序》末段。豈有中間之漢武帝獨令楊仆紀奏《兵錄》，而不更令他人校定所寫所藏之書乎？此蓋史文偶未及載耳。治史之法，固不可錯認不見史載之事便為並無其事也。至於「蕭何次律令」等事，《史記·自序》之於「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之後，與「韓信申軍法」相屬為文，足證其為同一目的，同一辦法，同因「圖籍散亂」而加以「序次」，「刪取要用」，「定著」為若干家，俾合當代政治上之實用。此種對古書下一番大規模之整理，在現存史料中實為最古之事實。考「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史記》本傳。張蒼「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明悉天下圖書計籍」。《史記》本傳。叔孫通「起朝儀」，「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史記》本傳。朝儀之外，必又定一切禮儀。此其人皆熟悉古書，故堪任序次定著之選。韓信被俘，叔孫起儀，皆為漢高帝六年之事。倘使彼等所序次之律令、軍法、章程、禮儀而各有目錄也，則目錄之產生距今已二一三八年矣。雖然，此僅就《史記》明白標舉者而推論之耳。若更追究之，則宜問曰：
（2）秦室藏書有目錄乎？曰：有，有：即從上引《史記·自序》所載可以知之。蓋「明堂、石室、金匱、玉版」之「圖籍」所以「散亂」，實因「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之「故」。《詩》、《書》為圖籍之一部分，既經抽出焚滅，故圖籍為之「散亂」耳。當未散亂時，其必有目錄為之綱紀亦在意中。況當秦始皇焚書時，李斯定其令曰：「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見《史記》卷六。夫其必焚與不必焚者既各有其類，而非不分皂白，倘欲臣民有所依循乎？其必有目錄以為標準，或列舉其書名，或約定其種類，庶使臣民不致無所措手足焉。史文貴簡，雖不暇記其目錄之體制如何，然即就此令分析之，則《秦紀》、法令及醫藥、卜筮、種樹五類之書不必燒，《詩》、《書》、百家語及《秦紀》以外之諸侯史記四類之書必須燒，其類別亦已儼然存在矣。
（3）然則戰國時代如何？曰：史料缺乏，不能確知矣。所可知者，（一）《墨子》稱「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見《天志上》。《莊子》稱「惠施多方，其書五車」，見《天下篇》。則私人已有藏書者矣。（二）《墨子》屢稱「尚觀於先王之書」，見《非命上》。「征以先王之書」，見《非命中》。「先王之書，子亦見之」，見《公孟篇》。又屢引「先王之書」《距年》、《呂刑》、《太誓》、《湯誓》、《仲虺》及《夏書》、《禹書》、《殷書》、《周書》、《周頌》之言，見《尚賢中、下》、《尚同中》、《非命中》、《七患》等篇。及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見《明鬼上》。《戰國策》稱蘇秦「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史記》作得周書《陰符》。《孟子》稱「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見《盡心下》。其他諸子亦多徵引古書篇名者，可見向來官府所守之典籍，至戰國時代已為民間通行之讀物，且皆有篇目矣。（三）司馬遷稱「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史記》卷六十二。「莊子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韓非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並見《史記》卷六十三。墨翟、孫卿著書亦有包含文義之篇目。惟《孟子》篇目無意義。可見戰國後期著述必命題目，其單篇亦能孤行也。《管》、《晏》、《墨子》之篇目，疑為後期所加，非春秋及戰國前期原有。觀乎《論語》《孟子》皆摘每篇首二三字為篇目，並無意義，則知含義之篇目應稍後出。（四）百家競出，各有異同。莊子嘗別當代諸子為（1）鄒魯之士，（2）墨翟、禽滑厘，（3）宋鈃、尹文，（4）彭蒙、田駢、慎到，（5）關尹、老聃，（6）惠施，（7）莊周七派，見《天下篇》。則當時藏百家語者，容有依思想之派別為書籍之分類者矣。看《分類篇》。（五）司馬遷又稱：「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史記》卷十五。由此又知周室藏書，至戰國猶然；《墨子》稱孔子如周，得百二十國寶書，誠不誣也。《史記》卷十四亦稱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綜此五例，則戰國時代，官私皆多藏書，著述各有篇目，蓋平民初得解放，學術遽然發達，書之數量增多，即目錄之需要益亟，今雖未得確證，亦不能武斷當時藏書必無目錄也。
（4）春秋時代藏書之法如何？曰：典司之官，藏守之所，分類之名，皆昭昭可考也。（一）《春秋左氏》述周襄王詰籍談之言曰：「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昭公十五年，當公元前五二七年。又記「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氏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昭公二十六年。《史記》記「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自序》。《國語》述周靈王太子晉之言曰：「若啟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周語下》。讀此，則周室諸侯皆有專官以司典籍，故得「啟」而「省」之。（二）其藏典籍之所，則或曰盟府，或曰故府。諸侯稱周，則曰周府。大夫稱公，則曰公府。《春秋左氏》記：「虢仲、虢叔，為文王卿士，勛在王室，藏於盟府。」僖公五年。「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僖公二十六年。「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晉事，見襄公十一年。晉士彌牟不能解薛、宋之紛，因「薛征於人，宋征於鬼」，乃不得不征諸典籍，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定公元年，當公元前五〇九年。蔡、衛爭先，衛子魚曰：「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定公四年。杜洩反對不以卿禮葬叔孫，曰：「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昭公四年。魯昭公「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當公元前五四一年。據此，則周與晉、魯皆有藏書之府，且有大史氏「貳而藏之」。《周禮》。（三）魯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季桓子至……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亦見《左氏》。象魏為公布於府外之法令，御書、禮書為深藏於府內之典籍；觀三大夫之權衡輕重，各有所取，則平日庋藏原已分類，可想而知。（四）《國語》述申叔時對楚莊王貢獻教育太子之意見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國語·魯語上》「工史書世」，謂先王之世系也，如《世本》。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謂先王之官法時令也。或即如楚之令典一類。使訪物官。教之《語》，或即《國語》之類。《禮記》《樂記》嘗引牧野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見《楚語上》。其時約在公曆紀元前五百九十年。是九者，固當時習見日用之典籍之一部分，欲取以為教科書者，較諸後世所尊之《六藝》——《六經》，少《易》、《書》但故志或即書。《左氏》、《公羊》之「書」字，《穀梁》皆作「志」。而多《世》、《令》、《語》、《故志》、《訓典》。夫以開化未久之楚國已有如此繁多之典籍，則中原各國，藏書決不限於區區《六經》，亦可恍然矣。（五）《左氏》又述楚之左史猗相「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昭公十二年，當公元前五三〇年，孔丘已二十二歲。《正義》引孔安國《尚書序》及賈逵、張平子、馬融之異說，然「此諸家各以意言，無正驗」，杜預已不信之，故注云：「皆古書名。」亦《正義》語。著者則以為既有數字，必非書名而為類名，如後世之合稱《易》、《書》、《詩》、《禮》、《樂》、《春秋》為《六藝》、諸子為九流之例。倘此說不謬，則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為楚府藏書之分類名稱。觀乎楚靈王盛夸猗相之時，子革則稱其不知祭公謀父《祈招》之詩；足見《詩》為書目，包括在墳、典、索、丘之某一類內。觀乎《周禮》「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天官冢宰。《禮記》「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曲禮下》。《今文尚書》有所謂「慎徽五典，五典克從」，《舜典》。「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皋陶謨》。則古代確有所謂五典六典者，宜其可為藏書之類名。三墳、八索、九丘之義，雖難索解，當亦可據五典以推定之。此誠一最有趣味之問題也。
（5）孔丘以前有何典籍乎？二千年來，中國學術受漢武帝表章六藝之影響，抱殘守缺，進步極緩，有識者痛心焉。時至科學飛躍之今日，猶有人提倡讀經，而不知所謂五經者乃上古典籍千百中偶存之一二也。請先考出孔丘以前周、魯府藏有何典籍？然後辨明孔丘與六藝——五經有何關係？讀現存古籍，猶知上古最多者為史官所書之「書」。「書」字原系動詞，《頌鼎》作，《頌敦》作，象以手秉筆，象竹簡，中間各畫象刻簡作字之形，小點則其殘屑也。作書為史官之專技，故「史」字甲骨文作《殷虛書契前編》卷五頁三十九。《史彝》作，《史燕彝》作，《吳彝》作，《師酉敦》作，向來考釋字義者所見多誤，著者於六年前授《中國史學史》於國立暨南大學，即謂史字之甚長而貫穿手心，必為刻字之刀筆；則一般已承認為簡形；以手執簡秉筆，確為史官之專門職業。試求證據於古籍，則「史載筆」，見於《禮記·曲禮上》；董安於多「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立義於諸侯」，見於《國語·晉語》九；「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見於《左氏》襄公二十五年；「史由君右，執策命之」，見於《禮記·祭統》；「大史典禮，執簡記」，見於《禮記·王制》；「史為書」，見於《左氏》襄公十四年；「史不絕書」，見於同上二十九年；「史不失書」，見於《國語·楚語上》；「君舉必書」，見於《左氏》莊公二十三年及《國語·魯語上》；「史獻書」，見於《國語·周語上》；「史掌官書以贊治」，見於《周禮》天官冢宰。綜合上述諸義，比較之形，則史為秉筆執簡之人，書為史官秉筆刻簡之狀，當可瞭然。只因上古作書，平常則刻於竹簡木版，卜筮則刻於龜甲獸骨，欲傳久遠則「鏤於金石，琢於盤盂」，《墨子·兼愛下》。皆非常人所能勝任，故史官乃成專技。《禮記·王制》所謂「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司馬遷《與任少卿書》所謂「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皆足證史猶現代之書記員，故各種衙門皆有之。如《禮記》內則之州史閭史，《儀禮·既夕禮》之主人之史、公史，皆足證《周禮》有史數百人之並非虛設。惟大史所書者為國家之大事，故其書即以「書」為名而冠以國號。各種史官之分職，著者別有史學史以詳述之，此不贅陳。上古史書之名稱見引於現存古籍者，如《虞書》、見《左氏》文公十八年。《夏書》、《左氏》僖二十四，二十七，成十六，襄五，十四，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六，昭十四，十七，哀六，十八年。《墨子·七患》、《明鬼上》。《商書》、《左氏》文五，成六，襄三。《殷書》、《墨子·七患》。《周書》、《左氏》僖五，宣六，成二，襄三十一，昭八。《墨子·七患》。《鄭書》、《左氏》襄三十，昭二十八。《楚書》、《禮記·大學》。皆是類也。其書皆史官隨時所記，文體散漫，各篇獨立，無嚴密之結構。亦有散出單行者，如《距年》、《呂刑》、《秦誓》、《湯誓》、《仲虺》、《禹誓》、《官刑》、《湯說》、《武觀》、並見《墨子》。《盤庚》、《國語》。《尹吉》、《高宗》、《禮記》。《大戰》、《揜誥》、《多政》、《尚書大傳》。《大戊》、《史記》。《伯禽》、《康誥》等篇，皆是也。後來史官知識進步，以單篇獨立之「書」未能表現前後史事之關係，且文字繁蕪而不易省覽，故刪節文字，編次年月，通記古事為一篇。晉初出土之《竹書紀年》，「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厘王之二十二年。蓋魏國之史書」。見《晉書》卷五十一。漢司馬遷所讀之《牒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史記》卷十三。又名《春秋歷譜牒》。《史記》卷十四。蓋此種體制，由來頗遠，但至春秋時代始盛行於世，故今存之《春秋》斷始於魯隱公元年。當公元前七二二年。而舊式之「書」則漸漸顯新陳代謝之態，故《書》之最後一篇《秦誓》截止於魯僖公三十三年。當公元前六二七年。迨魯昭公二年，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大史氏」，所見者惟「《易象》與《魯春秋》」，當然尚有其他。史官不記其嘗見《魯書》，則《書》之體制，已為紀年式之《春秋》所代替，不為一般所重矣。故晉「羊舌肸習於《春秋》」，《國語·晉語》七。「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墨子嘗引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明鬼上》。及戰國時代，「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者，「不可勝紀」。不幸秦始皇「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遂不為後世所知。「獨有《秦紀》，文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史記》卷十五。凡此所述，皆《春秋》一體發展之跡，以見其名非今存《春秋》所可專有也。春秋時代，「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左氏》僖七。宋華耦謂「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左氏》文十五。衛寧殖謂其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左氏》襄二十。今存《春秋》襄十四。書「衛侯出奔齊」，果無「孫林父、寧殖出其君」之字樣，則以後寧殖之子遵父遺命而迎「衛侯復歸於衛」，襄二十六。故《春秋》原殖之過而「掩」之也。齊大史書「崔杼弒其君」，《左氏》襄二十五。今存《春秋》亦書「齊崔杼弒其君光」。晉大史書「趙盾弒其君」，《左氏》宣二。今存《春秋》亦書「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公羊傳》則晉史原文與此同。且《左氏》稱人，多以諡字，而今存《春秋》則直稱姓氏，不稱諡字。故知《春秋》為當年史官所書；今存《春秋》為《魯春秋》之舊，縱使曾經孔丘之筆削，大體亦無甚歧異，惟繁簡各殊耳。除《書》與《春秋》之外，孔丘以前，可考知之書名亦復不少。《事典》、《左氏》文六。《政典》、《古文尚書·胤征》。《祀典》、《禮記·祭法》。訓典、《左氏》文六，《楚語上》。令典、《左氏》宣十二。《周公之典》，《左氏》哀十一。皆以典名；《禮書》、《左氏》哀三。《刑書》、《今文尚書·呂刑》，《左氏昭六》。《丹書》、《左氏》襄二十三。《載書》、《左氏》十數見。《盟書》、《周禮·秋官》。《命書》、《左氏》定四。《璽書》，《左氏》襄二十九。最後四者，皆普通名詞，非成冊之書。皆以書名；《軍志》、《左氏》僖二十八。《前志》、《左氏》文六。《周志》、《左氏》文二。《史佚之志》、《左氏》成四。《仲虺之志》、《左氏》襄三十。《志》、《左氏》昭三。《故志》，《國語·楚語上》。皆以志名；《周文王之法》、《楚文王之法》、《左氏》昭七。《太公之法》，《國語·魯語上》。皆以法名；《商頌》、《左氏》襄二十六。《周頌》、《墨子·尚同》。《周文公之頌》，《國語·周語》。皆以頌名；《周詩》、《左氏》。《周文公之詩》，《周語》皆以詩名；注意雅頌皆不稱詩。此外復有《夏訓》、《左氏》襄四。《周易》、《左氏》。《周制》、《周語》。《周禮》、《左氏》。周諺、《周語》。大雅、《周語》。《牧野之語》。《樂記》。試遍查古籍，尚有出乎此文所舉者。一言以蔽之曰：春秋時代習見之典籍，決不僅僅限於《詩》、《書》、《易》、《禮》、《樂》、《春秋》所謂《六藝》也。
（6）然則孔丘與古代典籍有何關係乎？曰：當與韓信、張良之「序次兵法，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之事相仿。蓋傳寫古籍嫌其繁多，故「述而不作」與「信而好古」《論語·述而》。並行不悖也。孔丘之好古，可於《論語》征之。一則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為政》。再則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八佾》。孔丘之前，已有羊舌肸叔向、公孫僑子產能知「史莫之知」之事，故孔丘之「博學」並非空前。孔丘之前，已有「宋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國語》。故孔丘之「序書傳」等事亦非初創。孔丘之前，已有申叔時主張教太子以《春秋》、《世》、《詩》、《禮》、《樂》、《令》、《語》、《故志》、《訓典》。故孔丘之以典籍為教科書，早有先例。《左氏》、《國語》記時人對話，往往徵引《詩》、《書》之語，則《詩》、《書》之為通行讀物亦甚顯然。《左氏》引《書》，多稱「《周書》曰」、「《夏書》曰」，獨於《夏訓》、《康誥》、《太誓》、《伯禽》則稱篇名，而《太誓》且系左氏本人所引。似《周書》、《夏書》之類，原為整部大書，雖用絲編，而篇目不顯。《史記·孔子世家》所稱「序書傳……編次其事」，雖未必屬實；然既用以教弟子，則其刪取之篇，必顯其篇目，故《左氏》得而稱之耳。《史記》又稱：「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其合《韶》《武》《雅》《頌》之音。」觀乎《論語》有「《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等語，則孔丘刪《詩》之說，諒近真實。惟《雅》《頌》《國風》之分，每首各有名目，春秋已然，《左氏》不混稱為詩。孔丘或僅定其先後耳。今存《詩序》為後漢初衛宏所撰，見范曄《後漢書·儒林傳》。決非孔丘之作，已屬無疑。《書序》亦可作如是觀，看《新學偽經考》。不可依《隋書·經籍志》之說，便據以謂《書序》、《詩序》為目錄之祖也。至於《周易》，則向為卜筮之用，孔丘不過讀之「韋編三絕」而已，縱使有所解釋，《繫辭》亦已明白標出「子曰」，其《序卦》連續為文，乃經師說《易》之辭，亦非孔丘所作。《儀禮》則《周禮》之殘本，惟《士喪禮》出於孔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明見於《禮記·雜記》下。《禮記》為孔丘以後至漢代諸儒說《禮》之總集，混亂至不可厘別。《周禮》頗有適合事實者，當為漢人根據古籍，而發揮理想之政府組織法。《樂經》已亡，可不待論。所宜考者，惟《春秋》一書。自孟軻稱「孔子懼，作《春秋》」後，後世皆信之不疑。《左氏》則稱「《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成十四年。《公羊傳》且舉出「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如雨。』」莊七。《史記》亦稱孔丘「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卷四十七。似孔丘對於魯之《春秋》確嘗下一番選擇、筆則筆。刪削削則削。工夫。然《公羊傳》及《左氏春秋》所記「書」「不書」之理由，則未必全為孔丘之原意，或系經師故神其事以夸炫世俗耳。關於《五經》與孔丘之關係，著者嘗於《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中詳辯之。茲不復贅。此書筆記梁任公先生講辭而加以補充，因嘗略參同學筆記，故由三人具名附刊於《飲冰室專集》最後一冊。要之，孔丘之功，為用古代典籍以教弟子。其所用之教科書決不僅限於《六藝》，而《六藝》之書亦不僅限於今存殘本。蓋自經秦火後，真相已不能盡知；與其過而尊之，不如付之闕疑。吾人考查目錄之淵源，固不能曲援孔丘為其祖先也。今所殘留未問者：
（7）夏商亦有典籍與目錄否乎？曰：有，有。《今文尚書·多士》稱「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晉文公時約當公元前六三五年。陽人猶「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見《國語·晉語四》。《左氏》、《墨子》皆嘗引《夏書》、《殷書》。或《商書》。《竹書紀年》記夏以來事。《呂氏春秋》述「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而泣之……乃出奔如商。……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先識覽》。據此推測，則夏商之有典籍，似無疑矣。若謂古書所載，不盡可信，則甲骨文亦有冊字，作見《殷虛書契前編》卷四頁三十七。同上卷五頁十一。同上。同上卷七頁十二。同上頁三十九。鐘鼎文亦有冊字，作見《冊冊父乙觶》。見《庚丙冊》。見《冊卣》。見《頌鼎》。見《頌敦》。皆象以絲繩或皮革貫穿龜甲或簡牘為一束之形，與現代插架之圖書無異。典字，甲骨文作見《殷虛書契前編》卷四頁三十七。同上卷七頁六。則象以兩手捧冊之形，有典藏管理之義。冊字後來通作策字。《禮記》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中庸》。《儀禮》所謂「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聘禮》。皆可見古代之方策、典冊、典籍即後世所謂書籍也。自近代發現安陽小屯之殷墟甲骨文字後，益證殷代之典冊已甚繁富。尤以最近中央研究院發掘之三十六坑，竟儲有整齊之全年甲骨《卜辭》，毫無殘缺，更足證明當時典藏已有法則矣。董作賓在新獲《卜辭》中又發現其表面之一甲，尾尖有∧之文，稍上有孔，以為即「冊六」二字，猶之卷六，其孔即所以貫韋編冊者。又發現他甲尾尖有∧或∧之文，以為即「編六」二字，義與「冊六」正同。著者曩見庫方二氏甲骨文字，一七四二號下端有二字，下殘缺，即定為絲字之闕文，絲三雲者，即第三紮之謂也。今閱董君此說，先得我心。參以冊典二字之義，則知殷代大卜之官用完卜辭後，必將龜甲編穿成冊，每冊六甲，按月日之先後，捧而典藏之。大卜如此，則大史所書之簡牘亦必同樣編次典藏，特以簡牘成於竹木，朽腐極易，不似龜甲堅韌，歷劫不磨，故吾人今日所能見者，僅有殷人之《卜辭》而無殷人之史書耳。考目錄之淵源，至於斯而極矣。倘欲再有所發現乎？請待諸殷虛以前遺物之發現。此非不可能之事，惟在吾人努力發掘耳。
以上述《別錄》、《七略》以前之典籍目錄竟。下文將詳究《錄》、《略》之本身：
劉向等典校秘書之義例
自漢高帝、武帝時對藏書作二番之整理後，「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全漢文》卷四十一輯《七略》佚文。成帝河平三年《漢書》卷十。「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漢書》卷三十《藝文志》。茲從殘存敘錄鉤出其校書之義例如下：
（1）廣羅異本：《管子·敘錄》：「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以校。」《晏子·敘錄》：「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列子·敘錄》：「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鄧析·敘錄》：「中《鄧析書》四篇，臣敘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申子·敘錄》：「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讀此，因知向等校書之先，廣羅異本，以相校讎，不拘一家，擇善而從。
（2）互相補充，除去復重：異本既備，篇章必有彼此復重，或此無彼有。況古書皆簡書而絲編，絲斷則簡亂。故第二步之工作為整理錯亂，除去復重，互相補充，定著篇章。例如《戰國策·敘錄》：「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余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管子·敘錄》：「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晏子·敘錄》：「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孫卿·敘錄》：「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已定。」《列子·敘錄》：「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鄧析·書錄》：「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為一篇，皆未定。」此外，如《易傳·古五子》、《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莫不除去復重。而《易經》則「臣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此與《戰國策書》之互相補充者無異，蓋與除去重複同為一時並重之工作也。
（3）條別篇章，定著目次：古書每篇獨立，不相聯繫，既或無篇目，亦無一定之次序。故第三步之工作為將不分類之零篇分類，各標以篇目，並編定其先後次序。例如《說苑·敘錄》：「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其事類眾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為百家後，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說苑》與《新序》、《列女傳》皆經向改造，「一一條別篇目」，「種類相從」，猶可謂事所當然。然於其他各書，殆亦無不經過如此手續。例如《禮經》十七篇，定著《士冠禮》第一，至《少牢下篇》第十七。《禮記》二十三篇，定著《樂本》第一，至《竇公》第二十三。《晏子》八篇，定著《內篇諫上》第一，至《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孫卿》三十二篇，定著《勸學篇》第一，至《賦篇》第三十二。《列子》八卷，定著《天瑞》第一，至《說符》第八。其篇目次序，今猶可見。據此，並參《戰國策·敘錄》推之，則凡古書有不分篇章，原無一定目次者，至向等始依類分篇，如標篇目，確定次序。又有原有篇章目次而不甚合理者，至向等始整理刪定，使有倫理，而免凌亂。此種化零為整，分疆劃域之工作，實使流動不居，增減不常之古書，凝固為一定之形態。
（4）讎校說文脫簡，寫定正本：《文選·魏都賦》注引《別錄》：「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繆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太平御覽》引作讀析。若怨家相對，故曰讎也。」上文已述《易經》「唯《費氏經》與《古文》書同」，「《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而《尚書》「臣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此脫簡之由讎校發見，得以補足之例也。尚書「古文，或誤以見為典，以陶為陰，如此類多」。《戰國策》「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晏子》「中書以夭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如此類者多」。《列子》「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眾。及在新書，有棧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可繕寫」。此訛字之由讎校發見，得以改正之例也。訛脫既已訂補，篇章目次又已編定，然後以「殺青，簡書，可繕寫」，以青絲或縹絲繩編之，而書本之形態成立矣。
（5）命定書名：中秘所藏策書，錯亂相糅莒，有無書名者，有性質相同而名稱雜出者，向等輒命以新書名。例如「中《戰國策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又如「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晉書·陸喜傳》。向又改造「所校中書《說苑雜事》……號曰《新苑》」。《列女傳》亦然。昔雖有簡策，而無書名，至向等始定著而命以嘉號耳。
上列五項工作，雖略有先後，而皆為讎校紛亂之古書所應有之事；在搜羅遺書之後，編定目錄之前，非經此項讎校工夫，則雖有書而不能取讀，欲編目而無從著手。蓋上古書籍，多以簡策書寫，簡重絲細，日久易散；而各篇單行，分合自由，非若後世之緊結固定。當劉向等校書之時，對彼實數雖僅一萬三千三百餘篇而容量積如丘山之簡策，實痛感整理編定之不易。故父子世業，專家分工，歷二十餘年，始克寫定各書，編定目錄。由是言之：此五項工作，雖純屬校讎學之範圍，而實為目錄學開天闢地時所不可少之過程，亦即目錄學史所應大書特書者也。
劉向等寫定敘錄之義例
校讎工夫既畢，紛亂無序之簡策始固定為有系統且有組織之書本，學者循序誦讀，得以了解書本之內容，尋繹著者之思想，因而溯沿學術之源流，推求事實之得失，至是而書本之功用始克表現，而校書之勞力始不為枉費矣。然書本羅列，繽紛滿目，選擇既已絕難，尋取亦復不易。如是，則有書而無書之用，而目錄學不可不亟亟講求焉。故劉向等校書，「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漢志》。其義例如下：
（1）著錄書名與篇目：今存古籍，惟《荀子》即孫卿。目錄尚保存劉向原編狀態，卷末列全書篇目，篇目各有第一第二字樣，然後接寫「撮其指意」之文章。
（2）敘述讎校之原委：將版本之同異，篇數之多少，文字之訛謬，簡策之脫略，書名之異稱，舉凡一切有關讎校之原委，與校書人之姓名及上書之年月，無不備著於錄，使學者得悉一書寫定之經過。
（3）介紹著者之生平與思想：例如《雅琴趙氏敘錄》介紹著者云：「趙氏者，勃海人趙定也。宣帝時，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召入見溫室，使鼓琴，待詔。定為人尚清靜，少言語，善鼓琴，時閒燕為《散操》，多為之泣涕者。」有此一段，則學者知《雅琴趙氏》之著者為一鼓琴專家，其書當甚有價值，為治音樂者所宜參考也。又如《晏子·敘錄》介紹著者云：「晏子名嬰，諡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強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行正，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於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眾。晏子衣苴布之衣，糜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似此綜述著者生平梗概，語簡而意賅。著者精神既能活躍於紙上，學者於其所著之書自有不得不看之勢。他如《孫卿·敘錄》、《管子·敘錄》之類，介紹著者，尤為詳盡。餘書之敘錄雖多亡佚，然輯其佚文猶多介紹著者之辭，殆於無書不述著者矣。至於不知著者為誰，則又有不知則闕疑之例，如於《內業》、《讕言》、《功議》、《儒家言》、《衛侯官》、《雜陰陽》、《燕十事》、《法家言》、《雜家言》，皆云：「不知作者」；於《宰氏》、《尹都尉》、《趙氏》、《王氏》，皆云：「不知何世。」亦不強不知以為知也。
（4）說明書名之含義，著書之原委，及書之性質：例如《易傳·古五子敘錄》：「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於壬子，凡五子，故號曰《五子》。」《易傳·淮南道訓敘錄》：「淮南王聘善為《易》者九人，從之採獲，故中書署曰：《淮南九師書》。」《神輸敘錄》：「神輸者，王道失則災害生，得則四海輸之祥瑞。」《周書·敘錄》：「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世本·敘錄》：「古史官明於古事者之所記也。錄黃帝已來諸侯及卿大夫系諡名號，凡十五篇，與《左氏》合也。」《戰國策·敘錄》：「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迄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似此將一書主旨，扼要表出，使學者一望而知其書之性質，從而判別應讀與否，此項工作效率之偉大，實超過其他各項工作一倍。無其他各項工作，固不能使此事臻於完善；然使徒有其他各項而少此一著，是猶畫龍而不點睛也。
（5）辨別書之真偽：古書失傳，往往有偽本冒替；後人著作，有時亦依託古人。向等校書，竟已先見及此。如《神農·敘錄》「疑李悝及商君所說」，不信為上古神農之書。又如《黃帝泰素·敘錄》「或言韓諸公孫之所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為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不信為黃帝之書。《周訓·敘錄》「人間小書，其言俗薄」，不信為周代之官書。又如《晏子·敘錄》：「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複列以為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辨士所為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為一篇。凡八篇。」同在一書之中，一部分與其他大部分之意旨或文辭有異，尚且別為外篇，不與內篇相混，其慎審可謂極矣。乃至《漢書·藝文志》所載辨偽之注，於《封胡》、《風后》、《力牧》、《鬼容區》諸書，皆云：「黃帝臣，依託也。」於《伊尹說》，則云：「其語淺薄，似依託也。」於《鬻子說》則云：「後世所加。」於《師曠》則云：「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托也。」於《務成子》則云：「稱堯問，非古語。」於《天乙》則云：「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於《黃帝說》則云：「迂誕，依託。」於《大》則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於《黃帝君臣》則云：「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諸如此類，實皆向等校書敘錄之辭，《漢志》從而節取之，使學者洞悉各書之真偽，不為偽書所欺。其功大矣。
（6）評論思想或史事之是非：向等校書，非特介紹著者之思想與書之內容而已，對於思想之價值或其書所載之史事，輒加以主觀之批判。如《戰國策·敘錄》，論「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卒致之刑錯……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湣然道德絕矣。……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卒致］天下大潰，［皆］詐偽之弊也。……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此評論史事之例也。如《孫卿·敘錄》謂：「唯孟軻、孫卿能尊仲尼……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賈誼·敘錄》謂：「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大。」此評論思想之例也。至如《列子·敘錄》分析各篇思想之異同而指出其矛盾，尤為書評最佳之模範。略云：「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揚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
（7）敘述學術源流：荀悅《漢紀》稱「劉向典校經傳，考異集同」。因述「《易》始自魯商瞿、子木受於孔子」。以下云云，並與《漢書·儒林傳》、《經典釋文敘錄》相同，而與劉向所奏各書敘錄之文頗不相合。姚振宗斷為《別錄》中《輯略》之文。殊不知《別錄》不必有輯略，而每書敘錄中固有此種敘述學術之語句。試以《列子·敘錄》備述「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之例推之，便知「《易》始自魯商瞿、子木受於孔子」一段文字必系「《易揚氏》二篇」之敘錄無疑。蓋欲論一家思想之是非，非推究其思想之淵源，比較其與各家思想之同異不可。舉凡《漢紀》所引，姚振宗所認為《別錄》之《輯略》，例如「《尚書》本自濟南伏生」，「《詩》始自魯申公作《古訓》」，「《禮》始於魯高堂生傳《士禮》十八篇」，皆各書敘錄之原文也。
（8）判定書之價值：《戰國策·敘錄》謂其書「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晏子·敘錄》謂「其［內篇］六篇可常置旁御觀」。《孫卿·敘錄》謂「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為法」。《管子敘錄》謂「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此皆為「錄而奏之」之辭，旨在對皇帝貢獻，故偏於政治。其結論雖未必全是，要之，此種判定一書價值之語，在敘錄中要不可缺。如其或缺，則於學者擇書殊少幫助也。
經此八項工作，合其所得為一篇文章，是名「敘錄」，載在本書。書既有錄，學者可一覽而得其指歸，然後因錄以求書，因書而研究學術，無茫然不知所從之苦，無浪費精神之弊。而目錄之學亦已由校讎之學蛻化而形成一部分矣。
《別錄》與《七略》之體制不同
有校讎之功，然後一書之篇目定，形態成。有敘錄之作，然後一書之內容明，價值顯。此皆目錄學之前事；然其對象僅為一書之本身而非群書之總體；其所定著者為每書之次序而不及群書之次序；其所研究者為著者思想之價值而不及學術源流之關係。且書籍既多，部別不分則尋求不易；學科既多，門類不明則研究為難。故匯集各書之敘錄，依學術之歧異而分別部類，既可准其論次而安排書籍，以便尋檢，又可綜合研究而辨章學術，考求源流；此實為校讎完畢，各書敘錄寫定後之必然趨勢。
然劉向校書之功，終身未畢；雖有分工合作之界域，而分類編目之書，殆未及為。梁阮孝緒《七錄序》云：「昔劉向校書，輒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眾錄，謂之《別錄》；即今之《別錄》是也。」所謂《別錄》者，不過將各書之敘錄另寫一份，集為一書，謂之《別錄》而已。其書今雖不傳，然由《七錄序》「別集眾錄」一語推之，《別錄》必系各書敘錄之總集。而姚振宗乃雲劉向「典校既未及竣事，則《別錄》亦無由成書。相傳二十卷，殆子駿奏進《七略》之時勒成之。其曰『七略別錄』者，謂《七略》之外，別有此一錄也。」《七略別錄佚文》。殊不知《七錄序》已謂「時」又別集眾錄，顯系劉向等寫敘錄於各本書時，同時又別寫一份，集為一書，隨時增益，即隨時皆可謂為已經成書；非至劉歆奏進《七略》時，始於《七略》之外，別著此書也。觀乎清代之輯校《四庫全書》，雖告成於乾隆四十七年，而至五十七年猶未校訂完畢。至於《總目提要》，則三十八年即已進呈，撰述者且蒙優異之賞，全部告成，亦先於全書一年。十個足月。參看《通紀篇》。而書成目成之後，校錄之功，猶未停止。《四庫全書》書上之提要有於乾隆五十一二年進呈者。則知《別錄》之成書，不必待劉歆校畢之後。時人急於先睹為快，早已隨時傳錄，流行於外矣。故《七錄序》所謂「別集眾錄」者，乃指於「載在本書」之「錄」外，「別」集合為一書；非謂於「《七略》之外，別有此一錄」也。據此，則《別錄》乃係各書敘錄之「別」錄，非《七略》之「別」錄，可無疑矣。而《隋志》乃以「七略」二字加於「別錄」之上，蓋與稱《太史公書》為《史記》，同屬習俗流傳之訛，不得據以為辯也。《禮記正義》、《儀禮疏》、《詩大雅疏》、《尚書疏》、《周禮疏》、《史記集解》、《史記索隱》、《兩漢書注》，諸書並引「劉向別錄」，絕不加「七略」於其上，足證吾說之不誣。
然則《七略》何以名略歟？斯可引古義以明之。《公羊傳》隱公十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於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公羊傳》之意，蓋謂《春秋》記國內之事較詳細而記國外之事則較簡單也。《七略》較簡，故名略；《別錄》較詳，故名錄。先有《別錄》而後有《七略》，《七略》乃摘取《別錄》以為書，故《別錄》詳而《七略》略也。《隋志》著錄《七略》僅七卷，《別錄》則有二十卷之多，即其明證。
然則何以又謂《七略》為分類之書而《別錄》則否歟？吾由《漢書》卷三十六所載劉歆「復領『五經』，卒父前業，乃集『六藝』群書，種別為《七略》」之「種別」二字而知之。蓋所謂種別者，即依書之種類而分別之，明乎「時又別集眾錄，謂之《別錄》」，並未分類，至《七略》始分類編目也。《七錄序》載「會向亡，哀帝使歆嗣其前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群篇，奏其《七略》」。《隋志》略同。溫室之中書何以須徙於天祿閣上？蓋溫室為校讎之地，取便學者坐論，不便庋藏書籍。故校讎既畢，乃庋藏之於天祿閣也。書須插架，自不能雜亂無章，故稍依昔日向等分工合作之界域，再分為若干種即類，遂成《七略》，而准以為插架之次序。在未徙書天祿閣以前，縱使因校書人之分工而隱約分部，亦未編為固定之目錄。故至劉歆然後「種別」為《七略》也。《漢志》載「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而篇中所引，僅有六略而無《輯略》，故後人咸不知《輯略》之內容如何，而馬國翰、姚振宗等輯古佚文，皆謂《別錄》亦有《輯略》。著者既於上文略陳其謬矣。茲更從《七錄序》所謂「其一篇即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略》為名」一語推之，因知《輯略》即六略之總序及總目，並非分別敘述各科學術源流之文也。試取隋法經《眾經目錄》較之，書共七卷，前六卷為各書目錄，第七卷獨名《眾經總錄》，只有總序一篇說明撰錄之緣起及分類之理由。序後則總錄部類名稱及各部類所收書籍之部數卷數，最後復有總合全錄之部卷數。再取隋費長房之《開皇三寶錄》觀之，其第十五卷亦惟錄上書表序及各種經錄之總目。隋時《七略》未亡，法經、費長房之書必有所取法。揆以劉向校書敘錄，每書必有篇目及敘錄之例，則《七略》於六略分別著錄各書目之外，亦必另有總目總序以總括六略，其體例蓋與法經、費長房同，故彼等得取以為法也。《別錄》既不分類，且非有組織之書，書名又無略字，更何從有輯略乎？故知《輯略》為《七略》所獨有，而區區一卷，原為劉歆上書時之表序及六略之總目，故班固刪入《漢書》，絕無轉載之必要，因是而獨失傳也。
說者又謂《漢志》每類目錄後之小序即《輯略》之原文，由班固拆散轉錄者，是亦不確之論也。試取梁僧祐《出三藏記集》或唐道宣《大唐內典錄》與《漢志》參證，即知僧祐之例仿自《七略》，與《漢志》正出一系，《漢志》之小序實即《七略》原有之小序也。彼二書者，於每一類前，必有小序以說明此類之內容及此學之源流，然後列舉各家書之目錄。每列一家書目畢，必總計部卷之數，略述其人譯經本事。《漢志》則先列書目，再計卷數，然後於小序中兼述此類內容，此學源流，及各家要旨而略批評之。其間差異不能以發。彼釋氏者方援劉向校書已見佛經以自重，例如《法經總序》，其說實不可靠。則《別錄》與《七略》之為其所研習而模仿也，亦不足怪。《廣弘明集》收及《七錄》，可以為證。故著者以謂《漢志》之與《七略》中之後六略，只有簡繁之別，並無體例之歧。證據雖頗薄弱，幸而尚無有力之反證，姑備此說，以俟匡正。
上述諸說如能成立，則《別錄》、《七略》與《漢志》三者之關係可得而言：《別錄》者，劉向等校書，「論其指歸，辨其訛謬」之錄，別集而成者也。《七略》者，劉歆取《別錄》所載，「總括群篇」，「撮其指要」，「種別」而成者也。《漢志》者，班固取《七略》，「刪其要」而成者也。班固對於《七略》，只下「刪其要」之工夫，縱有差異，亦不過「出幾家，入幾家」而已，自注甚明，別無增改也。故由《漢志》可以想見《七略》之原狀，由《戰國策》、《孫卿書》等書之敘錄可以想見《別錄》之原狀。明乎《漢志》之小序即《七略》之小序，《輯略》為《七略》所有而《別錄》所無，則《錄》、《略》之別灼灼然矣。
劉歆分類編目之義例
有此論定，然後可據《漢志》以測《七略》。《七略》分篇為七，當較一卷之《漢志》為詳。所詳何物？可據馬、姚諸家所輯佚文知之。蓋對於每一書皆有簡略之說明，性質同於《別錄》，惟較略耳。《漢志》既刪為一篇，自不能保存其說明；故於毫無疑問，一般習知者，不復注釋。僅於不甚著名之撰人、同名、特異，或依託之書，加以極簡括之注，以免混淆。今請視《漢志》即《七略》之縮影，而推定劉歆等分類編目之義例如後：
（1）依學術之性質分類：先將書籍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六略。即類。每大類復分為若干種。即小類。即所謂「剖析條流，各有其部」之工作也。其略種系統如下：
《六藝略》分《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九種。
《諸子略》分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十種。
《詩賦略》分賦、屈原等。賦、陸賈等。賦、孫卿等。雜賦、歌詩五種。
《兵書略》分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四種。
《術數略》分天文、歷數、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六種。
《方技略》分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種。
（2）同類之書約略依時代之先後為次：例如雜家，雖知「孔甲」、「盤盂」似非黃帝之史，亦必列於篇首。余皆以次順列，最後始為漢代之書。然其例並不純，例如道家中之鄭長者，以六國時人而列於漢武帝時人之後。
（3）書少不能成一類者，附入性質相近之類：例如《春秋》家之後，附錄《國語》二十一篇，《新國語》五十四篇，《世本》十五篇，《戰國策》三十三篇，《奏事》二十篇，《楚漢春秋》九篇，《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太古以來年紀》二篇，《漢著記》百九十卷，《漢大年紀》五篇。此等史書未必概為《春秋》家學，亦非皆為編年體裁。蓋以秦火之後，諸侯史記多掃地以盡，向、歆校書時，史書甚少；因其性質近似《春秋》，故附列入《春秋》家之後耳。
（4）學術性質相同者，再依思想之派別，或體裁之歧異分類：例如《賦》分三類，《屈原》等二十家為一類，《陸賈》等二十一家為一類，《孫卿》等二十五家又為一類，此必三家思想不同，或體裁有異，故分歧為三，以相同者為一類也。此外又有《雜賦》、《歌詩》二類，亦皆以體裁不同而分類耳。
（5）一書可入二類者，互見於二類：章學誠謂「《七略》於《兵書·權謀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漢書》作《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九家之書，而《儒家》復有《荀卿子》、《陸賈》二家之書，《道家》復有《伊尹》、《太公》、《管子》、《鶡冠子》四家之書，《縱橫家》復有《蘇子》、《蒯通》二家之書，《雜家》復有《淮南王》一家之書。《兵書·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復有《墨子》之書。惜此外之重複互見者，不盡見於著錄，容有散逸失傳之文。然即此十家之一書兩載，則古人之申明流別，獨重家學，而不避重複著明矣。」又謂：「今觀劉《略》重複之書僅止十家，皆出《兵書略》，他部絕無其例，是則互注之法，劉氏具未能深究，僅因任宏而稍存其意耳。」並見《校讎通義》。《七略》是否原有此例，尚為疑問。或因校讎者既非一人，無意中致有復見二類而不及刪正，亦未可知。班固所以刪去此十家，即因其重複。
（6）一書中有一篇可入他類者得裁篇別出：章學誠又謂「《管子》，道家之言也，劉歆裁其《弟子職》篇入《小學》。《七十子所記》百三十一篇，《禮經》所部也，劉歆裁其《三朝記》篇入《論語》。蓋古人著書，有採取成說，襲用故事者，如《弟子職》必非管子自撰，《月令》必非呂不韋自撰，皆所謂採取成說也。其所采之書別有本旨，或歷時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於全書之內，自為一類者，並得裁其篇章，補苴部次，別出門類，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書篇次具存，無所更易，隸於本類，亦自兩不相妨。蓋權於賓主重輕之間知其無庸互見者，而始有裁篇別出之法耳。」《七略》是否原有此例，亦為疑問。或在當時，《弟子職》原不在《管子》之內，《三朝記》原不在《大戴禮》之內，後來始並為一書耳。
（7）摘錄敘錄之綱要：各書敘錄備述一切，已見上節；《七略》以略為名，所以備覽者循目求書，自不能如《別錄》之總集眾錄。故各輯本所得及《漢志》所存，皆戔戔數語，不過注出作者之姓名、略歷及書之內容梗概、著作年月而已。一望書名而知義者，則《漢志》並小注而無之。《七略》容或每書各有較詳細之說明，不似《漢志》之尤為節略也。試舉佚文為例。「馮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能屬文，後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漢志》注及《漢書·張湯傳》注引。此對作者之說明也。「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此對書之內容之說明也。「《甘泉賦》，永始三年，待詔臣雄上。」《文選·甘泉賦》注引。此對著作年月之說明也。「孝武皇帝末，有人得《泰誓》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贊說之，因傳以教。今《泰誓》是也。」《文選》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注引。按《尚書正義》引作《別錄》。此對於書之來歷之說明也。雖不能知其全豹如何，但既較《別錄》為略，而又有解題，則其解題必從《別錄》摘取綱要，並非有意見之不同也。
（8）有書目而無篇目：《別錄》詳而《七略》略，除刪節敘錄外，殆又略去篇目，否則不能縮二十卷為七卷也。其書目當如《漢志》之式，首以書名為綱，隨以篇數系之。然後註解題於後為目。詳細篇目及詳目敘錄則諉諸《別錄》與各書本身，《七略》不暇為盡載矣。
（9）每種書目之後有小序，每略有總序：《六藝略》諸種小序皆偏重敘述經師傳授。例如《論語》各家書目之後，先總計「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次系小序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漢志》。《諸子略》諸小序則偏重於其思想之優劣，例如「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藝》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為最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亦見《漢志》。《詩賦略》雖分五種，獨無小序，僅有總序一篇。《兵書略》之小序最簡，只說明類名之意義，例如「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勞，包陰陽，用技巧者也」。《術數》、《方技》二略則近似《諸子略》，評騭是非而已，對於學術源流，學者傳授，不復說明。六略小序之內容參差如是。至於總序，則每略皆有一篇，其前亦有該略書目總計，例如「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歧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為四種。」此篇最略，餘六篇則多綜述古學而總評之。
統察《七略》之體制，殆完全相當於後世之《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其與《別錄》相同處為皆有解題，異處為獨有分類。分類之法，並不精密。《諸子略》以思想系統分，《六藝略》以古書對象分，《詩賦略》以體裁分，《兵書略》以作用分，《術數略》以職業分，《方技略》則兼采體裁作用，其標準已絕對不一，未能採用純粹之學術分類法。以致學術混沌不明，貽害千載。後世目錄之分類，無論正統派或別派，無不深受《七略》之影響，百變不離其宗。此固政治力量束縛思想自由有以致然，而《七略》之始作俑亦不能無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