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棉紡織史稿 · 第四章　中國近代棉紡織業資本主義生產的發生

（1890—1895年） 一　手工棉紡織業解體過程中資本主義生產的發生 前面說過，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棉紡織業的主要生產形態，是紡織結合、耕織結合的家庭手工業形式，這構成當時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結構的基礎；同時，也存在著少量的以紡織為事業的小商品生產和工場手工業形式。鴉片戰爭以後四十多年裡，這一切都受到外洋機制紗布的影響，不得不經歷著巨大的變化。在這裡，手紡業被洋紗強制割離了手織業，而手織業也同時被洋布或洋紗土布強制割離著農業。越來越少的勞動者自行紡紗織布了，更少的人能以紡紗維生了；同時，許許多多的人連手織機也丟棄了。許多向來自給衣料，或有剩餘出賣的人，如今則成為紗布的買主。這就是說，中國商品市場上，棉紗布的流通量擴大了；同時中國勞動力市場上，也必然出現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舊日的以紡織為生的小商品生產者和脫離紡織就不得不破產的農民。 毛主席指示我們說：「外國資本主義對於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又一方面，則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 「這些情形，不僅對中國封建經濟的基礎起了解體的作用，同時又給中國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造成了某些客觀的條件和可能。因為自然經濟的破壞，給資本主義造成了商品的市場，而大量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破產，又給資本主義造成了勞動力的市場。」（《毛澤東選集》，頁596—597）。 由於資本主義對中國棉紡織業所發生的分解作用而出現的商品市場，是可以用數字說明的。進口外洋棉紗布的銷量就是這種市場的一個指標。以1880—1890年這十年的情況而論，則進口棉紗值從3，648，112關兩直線上升，到1890年最高達19，391，696關兩；棉布進口值，始則在一千六百萬關兩以上，繼則超過兩千萬關兩，最高達30，941，793關兩；棉紗布兩項合計，以1890年為最高，凡45，020，302關兩。這恐怕是中國自有棉紡織業以來，最稱龐大的紗布流通量了。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樣龐大的紗布流通量首先是集中在少數都市然後發散出去的，此中尤以上海一處集散的數量最大。 就下表可知每年自外洋及各通商口岸匯聚於上海的棉貨總值，不斷增高，至1890年已達三千餘萬關兩。這些棉貨集中於上海以後，除一小部分留為本埠消費及再運外洋外，大部分皆向內地發散。上海於是逐漸成為長江流域各省棉貨需求的總供給地。這就是說，當洋貨以其低廉的市價將這些省份無數的手紡織業加以破壞之際，上海則以其特殊的地位，將這些省份無數小市場的供給線總攬於一處。上海既已獲得這樣的地位以後，由上海向內地散發的棉紗布是進口的外洋貨物，還是在上海製造的本國貨物，都是無所不可的。這就是說，洋紗布的流入上海，為上海資本主義生產的發生造成商品市場的客觀條件。 上海一埠集散外洋棉貨價值 資料來源：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Pt. II，Shanghai。 作者註：匯集數即外洋及通商口岸進口總數；運散數即出口至外洋及通商口岸總數。 由於資本主義對中國棉紡織業所發生的分解作用而形成的勞動力市場，是很難估計的。假定以1890年進口洋紗做推測的標準，那麼這年進口洋紗共1，082，000擔，合143，906，000斤。第二章里說過和農業相結合的家庭手紡業每人每10小時勞動日只能紡紗4兩，所以這143，906，000斤的洋紗就相當於五億七千六百多萬個勞動日的手紡車產量。棉布方面，這個時代最高進口量是1888年的18，664，000匹，洋布通常長40碼，寬1碼；又第二章所述舊式手織機每10小時勞動日能織寬1英尺的土布10碼。按這樣標準估計，則1888年進口洋布18，664，000匹便相當於兩億兩千四百多萬個勞動日的手織機產量。用這樣的方法計算被洋紗布剝離生產手段的勞動力數量，當然是很不科學的。但從此我們也可以推測，這個數量必然是很龐大的。事實上，如前所述，早在1831年廣州進口棉紗還不足一百萬磅時，其後果就已經引起廣州附近紡織勞動者的騷動了；又1846年，即上海開埠後的第三年，全國進口棉布不過值三百多萬兩，而松江太倉的紡織勞動者就已經因為「布市消減」而「生計路絀」了。到了九十年代，紗銷已達一億九千一百多萬磅，布銷已達四千九百多萬兩，那後果之嚴重，當然是不言而喻的。 被洋紗布剝離生產手段的舊日手紡織業者，不用說，就形成了勞動力市場，而給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了又一方面的客觀條件。 在上述情況下，中國棉紡織業里終必發生資本主義生產，當然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世界貿易在落後國家引起資本主義生產的發生程序是這樣的： 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愈是發展，那些主要以本人直接需用為目的，只把多餘生產物轉為商品的一切舊生產形態，就愈是不免受到破壞和解體的影響。資本主義生產，是以生產物的售賣為主要動機，在開始的時候，似乎對於生產方式本身無何等影響。資本主義世界貿易對中國、印度、阿剌伯那樣的國家的最初影響，就是如此。但在它立穩足跟的地方，它就會把一切以生產者自己的勞動為基礎，或只把多餘生產物當作商品出賣的商品生產形態，盡行破壞。它起初是使商品生產普遍化，然後逐步把一切商品生產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1) 所謂「逐步把一切商品生產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首先就表現為手工業生產關係的轉化。 事實上，當外洋紗布對中國古老的舊生產形態進行著紡織分離和耕織分離的分解作用時，中國手工棉織業里是不得不同時醞釀著生產關係的蛻變過程的。 廣大的耕織兼營的中國農民被迫放棄紡車織機以後，他們自然就成為棉布的買主。他們所消費的棉布一部分是由洋貨來供應的，一部分則由那些仍舊頑強地緊抓著織機的小農戶或城市手織業者來供應。廣大地區手織業的破壞，恰恰為少數地區造成了提高商品生產的條件。一般說，那些擁有長期的紡織傳統，紡織收入在農家總收入中的地位較高，在地域上接近於交通路線，在時間上接觸洋紗較早的地區，比較容易發展成這樣的區域。在初期，人們只看到向日紡紗以織布的農家，買取洋紗來織布，掌握生產資料的還是那個農民，從事勞動的還是那些農家婦女，唯一的新因素——洋紗，對於生產方式本身，正如馬克思所說，似乎並不發生影響。 但是市場的要求促進這樣的地區提高其商品生產的數量，於是以手織為副業的農家便更多地織造布匹，逐漸把副業提升為主業。這就是說，只把多餘生產物當作商品出賣的商品生產形態，逐漸轉變為以出賣為主要目的的商品生產形態。正在這個時期，生產關係就開始蛻變了。 手織業生產者取用洋紗織布，這意味著他們需要依靠商人供應原料；而手織業者以出賣為主要的生產目的，就意味著他們需要依靠商人推銷成品。這樣，手織業生產者就不得不陷入商人的羅網了。他們越是提高產量，更多地依賴織布為生，他們就越是逃不了商人的掌握，越是更多地遭受商人的剝削。在商人剝削之下的手織業者，總是要消瘦下去的。於是他們始則偶或向商人賒購原料，終則經常向商人領紗織布，原料、成品兩項都不是自己掌握所有權的財產，而成為商人榨取剩餘價值的手段了。於是，手織業生產者就從一個獨立自主的小生產者，淪為一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下的工錢勞動者。 在手工業範圍內，上述蛻變過程的最高形態，是集合多數工錢勞動者在一個工作場所，而遭受一個資本所指揮剝削的工場手工業形態。 我們理解馬克思所說資本主義世界貿易破壞舊生產形態，而使一切商品生產逐步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的一種表現形式，基本上就是如此。當然，我們這裡所說的，遠不全面，有許多問題是沒有涉及到的。 有一件事實很值得注意。中國的土布輸出，自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起，本有衰落之象，這趨勢一直繼續著，到七十年代以後，卻又逐年增加起來。這就是說，正當資本主義進一步把中國捲入世界市場，大舉向中國廉價推銷機製品的時代，中國手織業卻也從衰落中復甦了。根據我們在第八章所做的估計，則1934—1935年間中國全國棉布生產量中還有61％是由手織機生產出來的。這就是說手織業不僅僅是短期的復甦，而且還長期地保有著廣大的活動領域。 中國土布出口統計 資料來源：海關報告冊，轉見方顯廷：《中國之棉紡織業》，頁328。 手織業衰而復甦和大量存在的理由，可留待第八章里去討論。這裡我們所注意的是手織業的生產關係問題。根據我們考察河北高陽與寶坻、山東濰縣和江蘇南通等等手織區域發展史的情況而論，可知手織業里自鄉村家庭副業以至城市工場手工業，各種過渡階段的生產形態是同時並存的。但是，如果那裡手織業是在提高商品生產的比重，長期地發展手織業，那裡就必然走上我們前面所說的發展路線——逐步轉化為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路線。 在目前所討論的時代里，有關手織業生產關係發展史的資料，我們幾乎連一個文件都沒有找到。所以我們不能肯定在那個區域已經進行著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從手織業的復甦現象和晚期資料推測，我們相信，在七十年代以前，資本主義綿紗布對中國舊式生產形態的作用，可能還是處在「似乎對於生產方式本身無何等影響的階段」。到了七十年代以後，當洋紗已經大量進口，已經在中國市場「立穩足跟」的時候，那麼，某些區域的手織業生產關係就必定走上「逐步」「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的階段了。 由此可見毛主席的指示說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分解作用的一個方面，是「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破壞了城市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絲毫不是說，棉織業里，城市手工業和農民家庭手工業是同時全面地破壞無遺的。不是的，許許多多的城市手織業和農民家庭手織業確實是破壞了，但某些地區的手織業卻還繼續保持著，繼續發展著。並且，正是因為如毛主席所說，自然經濟的破壞，給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造成某些客觀的條件和可能，所以那繼續保持著的農民家庭手織業就循著馬克思所說的道路逐步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 另一方面，在前述客觀條件和可能之下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形態，則是使用大機器生產的現代棉紡織工廠。 二　幾家棉紡織工廠的創立經過 1．上海機器織布局 中國第一家棉紡織工廠是1890年開車生產的「上海機器織布局」。這個廠最先是由一個姓彭的候補道在1878年呈請開設的，後來歷經鄭觀應、龔壽圖、龔彝圖諸人接辦，經營了十二年才部分開車。 上海機器織布局的最初創辦人彭某的事跡不詳，我們只知道他在1878年做四川候補道，1879年做湖北候補道。根據種種跡象推測，這彭某大約和上海英國商人很有關係，很可能是一個買辦，候補道的頭銜是納捐買來的。 1878年10月5日，彭某給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和南洋通商大臣兩江總督沈葆楨上過一個稟帖，請求李、沈兩人奏准他設立上海機器織布局；其後不久，彭又特別到天津去面謁李鴻章，並再上稟帖，說明設廠計劃。(2)這個計劃得到李鴻章的獎許以後，他就回到上海著手籌備了。 在兩次稟帖里，彭某說明他的設廠目的，為的是抵制洋貨。他說富強之道，不外兩件事，凡外國所需於中國的貨物，由中國人自己來販運；凡中國所需於外國的貨物，由中國人自己製造。這樣，中國就可以國富民豐，臻於強盛。中國所需自行製造的貨物，以毛織品和棉織品為最重要，二者在外國都是用機器製造的。如果要用機器製造棉織品，那麼，「再沒有比上海更方便的地方了」，因為上海「萬商雲集，百貨流通，實不愁行銷的太少，而只怕出產的不多」。本此，所以他計劃在上海設立一個機器棉紡織工廠。 彭某向李鴻章和沈葆禎提出八條設廠章程，並開列預算細目二十四項。按照這個計劃，則上海機器織布局將集資五十萬兩，成一軋花、紡紗、織布兼營的大廠，擁有布機800台，雇用英國工匠傳習紡織技藝。據他估計，全套機器，連同機價、運腳、保險各費，共需銀255，000兩：在上海買地基、建廠房、造碼頭以及支付資本利息等等共需銀65，000兩；另180，000兩則作為棉花、煤火、工貨以及其他各項雜支之用。將來工廠開工生產以後的第一年，工人技藝未熟，只可出布260，000匹；第二年，出至330，000匹；第三年，技藝完全熟練後，即可出布450，000匹。按照通行市價估計，450，000匹，可獲利150，000兩。這就是說，到達最高產量時，這個廠的「紅利」率將達30％。 廠既是為抵制洋貨而開的，所以設計當然以仿造洋貨為目標。彭某說這個廠將能織造任何式樣的洋式布匹，不論長寬、輕重、厚薄、精粗都和洋貨無殊。甚至在成本估計里，他還列上高嶺土、漿料達兩千擔，打算把當時英國織布廠所流行的織布摻雜辦法，也一模一樣地模仿過來。此外，既然為了抵制洋貨，那麼在稅捐方面自然也不能比洋貨為重，妨礙與洋貨競爭，因此他要求按照洋貨進口稅的稅則完納出廠稅，銷入內地時，則按洋貨子口稅辦法完納子口半稅，此外更不繳納任何厘捐。照此辦法，他認為在中國製造，就比洋貨省去運腳、保險等等開銷，布價就可以賣得比洋貨便宜而奪得洋貨市場。 資本的籌集方面，彭某說這個廠將採取股份公司的形式，按照輪船招商局的辦法集股。股票額定年利9.6％，遇有盈利，以60％留作擴充設備的準備金，以40％分派紅利。他說籌募股本，「困難不在積少成多，而在難以得到公眾的信任」。實際上，他說他的資本已經大部分籌集齊全了，完全不要官廳的幫助。至於資本的來源，則以得自湖南、廣東、直隸、山西者為多，得自浙江、江蘇者較少，安徽、湖北亦有少許。這大約是指出資人的籍貫而言的。我們細看彭某的集股辦法，實在並不像是用股票勸募股金，而是拿股票當作借據，進行借貸。這不僅表現在股票負有固定利息上，而且表現在股票的還本付息辦法上。據他說，「借款人出資必有時限」，「按年付息不難，還本卻不易。」他所定的還本辦法是：凡一萬兩以下者，三年還清；兩萬至五萬者，在第三、四、五各年分三次還清；五萬以上者，自第三年至第七年，分五次還清。這顯然是一種借貸了。 彭某的設廠計劃，說明他是懂得不少資本主義新鮮事物的，也說明他和上海的英國商人有著密切的聯繫。他說他購買機器是和「經手並作保」的洋行訂有合同的，當機器在英國製造時，就有「我們在英國的代表（Legation）派人」去監視製造，以防偷工減料；各套機器都是「最新式、最靈巧、最堅固、最合用的」，不如約，則經手洋行即受重罰。又英國工匠五人，負責教習中國工人技藝，訂有合同；若三年內還不能使中國工人完全熟習紡織技藝，也將受罰。據他說，「知名的外國工匠已經找到了。這種人，在英國商人中要多少就有多少。」這些說法，表現彭某很像是一個買辦，因為一個和英商完全沒有聯繫的商人，則不獨彼此不能信任，訂不了合同，就連訂什麼機器，請什麼工匠也都是茫然的。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彭某八條章程的頭一條就說，設立上海機器織布局是一項開創性的事業，事關中外利益，「未經皇上恩准，不有官委經理，則盡責無權，盡心無保障」，所以他要求李鴻章委派一個官員和他以及他的三位同道共同經理上海織布局。 李鴻章對於彭某的設廠計劃，非常欣賞，他說：「上海是一個龐大的商業中心，通聯江浙諸省，無所不到。而織布局所出布匹尚不敵進口洋布的十分之一，所以必將隨產隨銷，逐步擴充」，「本大臣與沈大臣將保障你不受任何方面的干阻。」至於委派官員，李鴻章即指派候補道鄭觀應充任其事，說鄭乃是「久已獲得中外各方信任」的人物。 在創辦上海機器織布局的十來個人中間，惟有對於鄭觀應，我們知道得比較詳細。而鄭觀應的事跡，恰好也正可以當做研究的典型。 鄭觀應，廣東香山縣人，大約出身於一個相當大的地主家庭，但1860年以後，就已「棄舉事，學西人語言文字，隱於商」了。據1892年他自己所說，他所「隱」的商是「總理寶順及太古輪船公司事務，嗣又與洋人創辦公正輪船公司及各口攬傤行」凡「三十餘載」。(3)這就是說，當買辦。太古輪船公司毋須介紹，寶順洋行就是英商「Dent &Co.」，乃是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僅次於怡和洋行的一家最大的鴉片公司。鄭觀應長久地「總理」這兩家洋行的生意，不僅賺得相當雄厚的資財，也在和外國人的接觸中得到不少資本主義新鮮事物的知識，使他成為名噪一時的洋務通。他所著《盛世危言》一書的初版，早在七十年代初頭就已經流傳到日本和朝鮮去，到後來則和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與湯壽潛的《危言》齊名，同為當時講究「洋務」者必讀之書。 憑著有些資財，鄭觀應在1869、1870、1878各年先後三次捐買官銜，由員外郎而郎中而候選道。1878—1879年因為經辦山西賑捐得到李鴻章的賞識，曾經李特別在慈禧面前保舉過，也就在這個時候，李鴻章委他和彭某共同經理上海機器織布局。1869年以後，鄭觀應成為當時封建統治頭目里熱中洋務的人爭相羅致的紅人，總計先後給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劉坤一、盛宣懷、彭玉麟乃至醇親王奕經辦過上海電報局、輪船招商局、上海漢口電線、開平礦務局、漢陽鐵廠、鐵路公司、江西萍鄉和安徽宣城煤礦、吉林三姓礦務局、上海醫局、粵漢鐵路；中法戰爭時，且曾到暹羅去做過軍事活動，在香港與廈門辦過援台事宜，至於代各方在上海採辦軍械軍火，尤其幹得長久。(4)凡此種種，又說明鄭觀應不單單長於當買辦，和外國人拉關係，並且也長於跑衙門，和封建統治階級的大頭目拉關係。 上海機器織布局的建廠工程，在1878年就已開始了。(5)1879年春天，最初創辦人中間起了分裂，(6)從此再也聽不到彭某的姓氏，全廠的擘畫主要地依靠鄭觀應經手。 鄭觀應在籌建上海機器織布局事務上，遠比彭某老練得多。為了要使紡織機器能夠採用中國棉花做原料，鄭觀應首先致函當時駐在美國的香山人容閎，聘請一個紡織工程師到上海來進行實地考察。這個紡織工程師丹科（A. D. Danforth）(7)在上海研究結果，認為中國棉花纖維較短，恐怕和現成的外國紡織機器不合；於是鄭觀應就派翻譯員梁子石攜棉花數十擔隨丹科一同到美國去試織。後來試織布樣寄回上海，鄭等認為和洋布一模一樣，於是決定仍請丹科到上海主持選訂機器，規劃廠房諸事。計劃中，擬先定織機二百台，俟人手嫻熟以後，再增機擴充。同時，鄭觀應並令翻譯梁子石繼續留在美國學習紡織技術和植棉方法，為上海機器織布局的將來發展作長久打算。 1880年夏秋之間，丹科再度來華，主持建廠；11月李鴻章即奏上「試辦機器織布局以擴利源而敵洋產折」(8)，為織布局請得優厚的特權。李鴻章說：「溯自各國通商以來，進口洋貨日增月盛，核計近年銷數價值，已至七千九百餘萬兩之多。出口土貨，年減一年，往往不能相敵。推原其故，由於各國製造均用機器，較中國土貨成於人工者，省費倍蓰，售價既謙，行銷愈廣，自非逐漸設法仿造，自為運銷，不足以分其利權。蓋土貨多銷一分，即洋貨少銷一分，庶漏卮可期漸塞。查進口洋貨，以洋布為大宗，近年各口銷數至二千二三百萬餘兩。洋布為日用所必需，其價又較土布為廉，民間爭相購用，而中國銀錢耗入外洋者，實已不少。臣擬遴派紳商在上海購買機器，設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查泰西通例，凡新創一業為本國所未有者，例得畀以若干年限。該局用機器織布，事屬創舉，自應酌定十年以內，只准華商附股搭辦，不准另行設局；其應完稅厘一節，該局甫經倡辦，銷路能否倡旺，尚難預計，自應酌輕成本，俾得踴躍試行，免為洋商排擠。擬俟布匹織成後，如在上海本地零星銷售，應照中西通例，免完稅厘；如由上海徑運內地及運通商地口轉入內地，應照洋布花色，均在上海新關完一正稅，概免內地沿途稅厘，以示體恤。」 李鴻章為上海機器織布局所邀得的特權，非常優厚。照此辦法，則織布局將獲得專利十年，其出品在上海零星銷售，不負任何稅厘，是即比洋貨少負5％的進口稅；銷入內地時，只完一正稅，又比洋貨少負2.5％的子口稅。對於和洋貨競爭而言，織布局在負稅上是處在優勢地位了。但這裡我們不可忘記，手織土布並不享受任何免稅減厘待遇，那是要逢關納稅，遇卡抽厘，背負著遠超過7.5％的沉重負擔的。 就在同一封奏摺里，李鴻章還給上海機器織布局委派了六個經理人員。這六人的職務是，三品銜候選道鄭觀應，專辦「商務」，三品銜江蘇補用道龔壽圖專辦「官務」，編修戴恆、郎中蔡鴻儀、主事經元善和道員李培松則會同鄭龔兩人籌辦。這六個人都是上海機器織布局的投資人，沒有一個不戴著官銜的。儘管官銜並不代表實際官職，但是這是需要的。惟有戴著這些頭銜的人，才有方便跑衙門，進行「官務」活動。當然這些頭銜同時也就足以表示這些人物和當時的封建統治政權保有某種聯繫。 1881年12月的消息說，上海機器織布局的股本已經招足了。(9)查股本總額，初按鄭觀應的計劃，定為四十萬兩，後因不夠周轉，又續招十萬兩，共五十萬兩。此中鄭觀應一人所招的最多，所以局中銀錢賬目也就歸他一人獨攬，不料鄭觀應卻就借這個機會做起自己的買賣來。據說當時五十萬股本中，鄭觀應所收現銀凡352，800兩，餘147，200兩則「全系股票存局作為押據」。這三十五萬兩的現銀，「不數年間，除付機器、基地、棧房、碼頭價值銀兩（209，000兩）外，其餘盡變為各項股票及借紙押據（143，000兩）」(10)。於是物議沸騰，有人說任事人買空賣空，(11)鄭觀應辦事不實；(12)同時也有人說任事人「任意揮霍，局事未完，而用途已至四萬餘兩」，(13)這顯然是指「專辦官務」，「辦事不妥」(14)的龔壽圖而言的。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買辦和官僚經辦新式企業的某些作風，這當然是和他們的出身有密切聯繫的。 織布局所訂的機器，在1883年運到上海，(15)同年，鄭觀應脫離織布局。其後主要負責人由龔壽圖一變為郎中龔彝圖，再變為海關道盛宣懷，三變為經元善，最後又變為龔壽圖、龔彝圖兄弟。「維時洋匠羈留日久，購存外洋機器及應付薪資延不付價，勢將興訟。」(16)到了1887年終於不得不重訂章程，革新局務。按照新章程，舊股百兩者，限三個月內續交三十兩，換髮新股票百兩，(17)這就是說，機器尚未安裝，原來資本已經虧折了30％。 上海織布局的廠址設在楊樹浦臨江地方，是由鄭觀應和丹科勘定的，共占地三百餘畝，每畝價銀50元。(18)織布局機器包括軋花、紡紗、織布各機全套，大約是依照紡機35，000錠，布機530台(19)配製的。輥軸式軋機和織機為英國製品，環錠紡機和五百匹馬力的汽爐則為美國所造。廠房為一長550英尺，寬80英尺的三層樓房，至1891年尚未全部竣工，(20)但一部分已裝機器則於1890年便已開車生產。(21) 上海機器織布局各項機器本是按需要配製的，不知何故，開車後卻又需要添購機器。有一個消息說，1891年春織布局曾由李鴻章作保，向滙豐銀行借債一百萬兩，向英美訂購新機價值750，000兩。(22)但到了6月，又感資本不足。李鴻章「欲在津籌借，但人皆不信」(23)。織布局擬在上海舉借，德華銀行可借十萬兩，索息七厘；錢莊可借十萬，索息在一分以上。(24) 織布局開車後，營業非常興盛，紡紗的利潤尤高。到了1893年的夏天，李鴻章為大利所誘，決定大規模擴充紡紗，致電出使英國大臣薛福成購置能造14支、15支紗的紡機百部，每日夜可出紗50包，說是此舉是「為國家商務興大利」(25)，要薛福成速辦。不料新紗機尚未訂購，織布局忽於1893年10月因清花間起火，全部延燒。當時租界會審堂蔡某曾要求租界當局飭令水龍馳救，而外人竟坐視不救，以致除監工女監房屋外，全廠房屋貨物用具等等，靡有孑遺。(26)事後清查該局官私股本及債款約一百一十萬兩上下，(27)所余磚石、鍋爐、機器、煙囪、房屋並地基等等值銀十萬兩，(28)所存花布等項合銀三十餘萬兩，(29)兩相抵除，估計損失不下七十餘萬兩。 上海機器織布局被焚後，其優厚利潤誘使李鴻章不獨急圖恢復舊廠，而且急圖全面開設紡織廠。就在1893年的11月，李鴻章便調天津海關道盛宣懷會同上海海關道聶緝規負責規復織布局，說是「此事斷難中止，亦難緩圖」，立意在上海設一個機器「紡織總廠」，籌集款項，「官督商辦」，而由華商多設分廠，「力保中國商民自有之利權」。(30)這個自保利權的總分廠全面計劃，除總廠外，擬另在上海、寧波、鎮江等處設十個分廠，加上當時還在籌建中的湖北紗布官局，共有紡機40萬錠，布機5千台。「如果紗布暢銷，機器全行開辦，約計每日夜可出紗一千包，出布一萬匹；每紗一包，通扯售銀六十兩，每年約得紗價銀一千八百萬兩；每布一匹，通扯售銀二兩五錢，每年約得布價銀七百五十萬兩。……每年所出紗數，較之近年進口數已得十之八九，所出粗布、斜紋布二項較多（於進口之數）。而外洋紗布仍不能不入內地互爭銷售；況洋布各色，除粗布、斜紋布之外，中國棉花尚不合用，若不酌示限制，則跌價傾擠，華商資本有限，虧折堪虞。應請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立案，合中國各口綜計，無論官辦商辦，即以現辦紗機四十萬錠子，布機五千張為額，十年之內，不准續添，俾免壅滯。」(31)至各廠納稅免厘章程，則仍照上海機器織布局舊案辦理。不過上海機器織布局商股554，900兩，因火災損失十分之八，則歸以後各廠每出紗一包，提銀一兩，陸續歸還。 上海織布局的規復，進行得異常順利，至1894年便已部分開車，計紡機64，556錠，布機750台，廠名則依李鴻章之意，改為「華盛紡織總廠」(32)。 中國第一家棉紡織工廠的簡單歷史就是如此。有一點應該說明，上海機器織布局原來純粹是商辦的，大約就在1887年那次整頓以後，李鴻章曾指撥了若干「官款」和商股合辦。從此，這個廠及其後身的華盛紡織總廠的資本就官私糾纏不清了。並且李鴻章直接委派總辦人員，掌握全廠的管理大權，直是把廠看作自己私產一樣擺布的。 2．湖北紗布官局 1888年上海機器織布局尚未開車，兩廣總督張之洞也起意創辦紡織廠。他說：「洋布銷流日多，年中以千餘萬計，大利所在，漏卮宜防。粵擬設織布紡紗官局，工價賤，運費省，應可與洋貨頡頏，固有之利，允宜振新。」(33)又說：「自中外通商以來，中國之財溢於外洋者，洋藥而外，莫如洋布、洋紗。……今既不能禁其不來，惟有購備機器，紡花織布，自擴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權。」(34)是張之洞的建廠動機，也為的是抵制洋貨，挽回利權。 光緒十四年十一月（1888年，陰曆，下同）即電請出使英國大使劉瑞芬代為籌劃。(35)廠既為抵制洋貨而設，則其設計目標，很自然地便落到織布上去。張氏考察當時廣東銷售狀況，謂以原色扣布（T. Cloths）、原色布（Grey Shirtings）上次兩等、白色布（White Shirtings）上次兩等、竹布（Linen）、斜紋布（Drills）和提花色布（Dyed Brocade）六種為最通行。遂即將這些布樣與中國棉花寄英試織。諸凡各布長寬尺寸與重量磅份，全以洋布為標準，不過另印特殊商標，示為國產。(36)次年六月，英廠試製結果謂中國棉花只能紡20支至25支之紗，可織原色扣布、斜紋布及原色次等布三種；若織原色上等布、白色上次兩等布，則紗縷稍粗，斤量亦重，不能如洋布之紗細而輕，因此三種皆用30支至34支紗所織，至提花布用紗為36支，自更不能織。不過若將中棉與美棉各半攙紡，則紗支可細至36支，各布即全可織造，(37)張之洞以為「中國棉花縷粗質重，布可耐久，甚合銷，宜多織，應占六成；參用洋花，出布可多四種，計亦合算，應占四成」(38)，故十五年七月立約訂機時即決定機器配製應能織原色扣布、斜紋布及原色次等布各二成，能織其餘諸布者各一成。建廠規模，定為布機千台，軋花、紡紗、鍋爐、水管各依布機千台(39)需數配製。紗機大約是30，440錠。(40)廠址擇定於廣州河南，用棉則擬運取南通、嘉定、南翔、松江、寧波一帶的出產，與一部分美棉。(41)於此我們可見張之洞之建廠，純以織布為設計中心，這在他既以抵制洋貨為目標，則特重當時進口價值較多之布匹，原是很自然的事情。 張之洞建廠之心，異常堅決殷切，困難卻在資本之籌集上。最初計劃：機器價值英金84，832鎊，(42)加上運腳保險，約須銀四十餘萬兩；廠基的購置填築須銀數萬兩；廠房工料須銀十萬餘兩；即將開車後的流通資金不計，至少亦須銀六十萬兩。在「成本甚重，商股既不易集；庫款支絀，官本亦屬難籌」(43)的情況下，張之洞所采的辦法是向「闈姓」(44)派捐。計派定光緒十五年份（1889年）者四十萬兩，作為機價；派定十六年份者五十六萬兩，作為開辦費用及經常開支。至捐款未到，訂機須款二十二萬九千餘兩，則由庫款暫為墊支。如此辦法，張之洞名之為「官為商倡」。 光緒十五年十月，張之洞調任兩湖總督。於是棉紡織廠也跟著張之洞調到了湖北，其資本的籌集還是同樣的困難。張離粵時本與繼任人李瀚章面約，將闈姓捐款亦移鄂應用，作為粵鄂合辦，獲利兩省均分；(45)待張去鄂以後，李瀚章卻只交出十五年之四十萬兩，對於十六年之五十六萬兩，則藉故推辭。(46)後張之洞自動減為十六萬兩，並允作為粵方股本，六厘起息，開辦後獲利則按股於息外分贏，虧折則由鄂方獨任，於粵款利息絕不短少，(47)始獲允准。此款其後曾否付息付利，現無可考。 闈姓捐款既不能全數撥用，鄂廠經費自須另行籌措。光緒十六年三月又自廣東撥借山西善後局借款二十萬兩。(48)這筆借款，負年息達九厘之重，(49)此後即成為鄂局大累。就在這個時期，張之洞看到上海軋花業獲利極厚，便要將原按布機千台配製的軋花機器增加一倍，使鄂局於織布之外，更營軋花副業；(50)後來又看到「中國棉紗銷流最廣，利亦最厚」，而「前定布機紡紗，僅供織布之用」，於是更「擬添紡紗機一倍，另軋花機爐全副，足供舊定及新添紡紗機之用」(51)，這就是使鄂局於織布之外，再兼營紡紗，當然也使鄂局資本的籌集更加困難。 增購機器是按紗機10，152錠配製的，(52)要到光緒二十一年才能裝竣開車。然軋紡機及廠屋鐵料暨運腳保險等費，須銀三十餘萬兩，卻要先行支付。這時布廠已動工而資本無著，於是不得不向各方羅掘，除向商號暫借及挪借善後局閒款墊用外，把湖北藩司善局向來存當生息的「善舉」公款十萬兩也自各當店提來。(53)其負息之重，自更不堪聞問。抑尤有進者，李瀚章所允撥之闈姓捐款十六萬兩，須至十六年冬始能繳納，粵省不肯先行墊付，而張之洞迫不及待，故在十六年四月間遂向洋商求援：即以此項捐款為擔保，由廣東善後局向滙豐銀行息借十萬兩，認息五厘。(54)這十萬兩匯到後不久即盡；故拖延至八月間又以同樣方法向滙豐續借六萬兩。(55)如今我們看到，外商資本對於華商紗廠的侵蝕，遠在中國第一家紡織廠甫經運轉的光緒十六年（1890年）便已開始了。 鄂廠機器訂購之初，本約定分五次運粵，十二個月在倫敦交清的，(56)可是資金難集，廠房之建築遲延，直到十八年底，始在武昌文昌門外臨江地方建成廠屋，開始運轉，這就是湖北織布官局。計自訂機至開車，費時約三年有半，時間不為不長，惟到了實行開車，卻又發現送棉、通氣、噴水、救火各機還不夠用，而隨機雇來的洋匠也不敷分配，以致於「停機待匠」！(57) 湖北織布官局自始便靠高利貸資本來扶持，開車以後，很有盈利，但張之洞不談抵制洋貨了，他要用布局的盈利來挹注他所辦鐵廠與槍炮廠的不足。早在光緒十九年（1893年）的二月，他便上奏章說：「臣所設織布廠現已告成，陸續加工開織，機勢似甚順利，明年當有盈餘，亦可酌量撥補鐵廠之費。……總之以湖北所設鐵廠、槍炮廠、織布局自相挹注，此三廠聯為一氣，通盤籌劃，隨時斟酌，互相協助，必能三事並舉，各睹成功，以後斷不致再請部款。」(58)果然，此後織布局的資本始終和鐵廠、槍炮廠糾纏不清。現在我們僅知截至光緒二十四年（1899年）閏三月間，鐵廠確曾撥用織布局股本34萬兩，布局也曾賴鐵廠代付機器運腳保險及機價，兩相抵除，鐵廠尚淨欠布局278，762兩之多。(59)同時，織布局所欠山西的二十萬九厘債款，卻總是給付利息而不還本，計至光緒二十二年為止，便付了138，000兩，足當本金四分之三。到了二十四年前後，織布局終於因棉花歲歉價昂，紗布洋貨爭利，臨到了「每年應付官息商息，入不敷出」的絕境。(60) 光緒十九年（1893年）秋冬之間，張之洞所創織布局已在高利貸的重累之下，新添之一萬餘紗機尚未裝置，他所創鐵廠、槍炮廠，則需款孔亟，艱於籌措，於是當時紡紗厚利乃再度引起他的設廠狂熱，要大規模增建紡紗廠。據他自己所說，這回建廠的目的，「原為協濟鐵廠之用」(61)；「既能輔佐布局之不逮，兼可協助鐵廠之需要」(62)，而當時鐵廠經費無著，他以為也「惟有擴充布局紗廠，以其盈餘，添補鐵廠經費之一著」(63)。 新紗廠動意之初，便打算借貸度日。十九年七、八月間，張之洞電請出使英國大臣薛福成與英廠交涉購機，希望能辦到分期付款，願負利息。他說「鄂省布局開織以來，銷售甚暢，獲利頗豐。……再添紗廠，利息尤厚。按期付價，斷不含糊。但得公九鼎一言，或即以布局作保，該廠必可照辦。儻必須現銀，則此事即不能辦，實為可惜」(64)。至於對方索息七厘，他以為並不為多，(65)況「紗利甚厚，重息無妨」(66)。這樣到了九月間，便把訂機合同簽定了。其條件大約是訂約時，交付定價四分之一，其餘由湖北織布局作保，分三年六次撥還，自立約後每半年付款一次；交貨後按六厘起息；機器分二年交清。(67) 新廠規模宏大，計照湖北棉花配製能紡10支至16支紗之紡機九萬七百餘錠，連同全副配件，價值當在二十萬鎊以上。當時官庫既絕對無力，故「詳加籌劃，惟有招商助官之一法。……大率系官商合辦，將來視官款商款之多少，以為等差；或官二商一，或官一商二，或官商各半，均無不可。官款取給於紗布之餘利，或由局自向銀號通挪；商款出之於股票。如官款猝難多籌，即全行交商承辦，但令按紗每一包從豐抽繳捐款若干，以助布局，統由該局隨時體察情形，酌量辦理。……目前機器尚未運到，所收股票之款，即可暫撥充鐵局槍炮局之用」(68)。這樣，張之洞創辦紡織廠的真正目的，便逐步暴露了。 新廠機器太多，預計在布局之旁興建南北兩廠，南廠即歸織布局原委湖北試用道趙濱彥兼管；北廠則委江漢關道署理臬司瞿某為督辦，委知府盛春頤為總辦。(69)北廠裝機50，064枚，(70)於光緒二十三年（1898年）完工開車，(71)是即湖北紡紗官局。 湖北紡紗局開車時，原是官商各出資三十萬兩合辦的，惟工竣之初，張之洞於原委督辦總辦之外，更奏調廣東候補道王某常川駐局督辦廠務。如此督辦總辦，商股以為掣肘必多，難以合作，於是張之洞乃想把全廠推給商辦，條件是「官未便再添股本，只能就已撥之三十萬兩按年取息，不問盈虧」。這等於要商人借債辦廠，自然更非商股所願，所以最後乃不得不全部收歸官辦。(72) 張之洞所購南紗局機器在湖北始終沒有建成，最後是由張謇領去辦了南通大生紗廠的。張謇創辦大生紗廠的經過，詳見他自己的著作，這裡就不去細述了。 三　近代棉紡織廠萌芽階段的簡單總結 以上我們敘述了幾家棉紡織工廠的創設經過，這是我們知道得比較詳細的幾家，此外，在甲午戰爭以前，還有幾家的簡單情況如下。 當上海織布局開始運轉的次年，上海道台唐松岩所主持由軋花廠改組而成的華新紡織局也完工開車。(73)這顯然是和李鴻章只許附股搭辦上海織布局，不准另行設局的奏定章程相違的，其創立經過已不能詳，或許是以其規模之小（初設紗機7，008錠）(74)而被允許的。當其初成的二三年內，這兩個廠都能獲得很高的利益，或謂上海織布局在光緒十九年（？）獲紅利達25％之多。「這自然就吸引資本投向這個工業部門上來。」(75)於是光緒二十年，上海又開了一家裕源紗廠，次年更開了裕晉、大純兩廠。(76)這樣截至光緒二十一年為止，中國全國已完成棉紡織廠七家，另在籌建中者兩家，集股創辦終未完成者三家。(77)已開各廠設備如下： 華商各廠機數及歷年全國累積機數表 （1890—1895年） 假定我們把甲午以前的歷史當作現代中國棉紡織工業的萌芽階段，那麼1895年前已開車生產的共七個廠，紡織174，564錠，布機1，800台；已在籌建中而到1895年後開車的共三個廠，紡機88，614錠。現在我們試對這萌芽階段的歷史做一個簡單總結。 在本章第一節里，我們曾經說明外國資本主義機制棉紗布的內銷，對中國手工棉紡織業產生了分解作用，造成了數量龐大的紗布商品市場和低價的勞動力市場，這就給中國資本主義生產的發生造成了一些客觀條件和可能。 前面所述幾家棉紡織廠的創立經過，很清楚地說明了紗布商品市場和廉價勞動力市場的存在，如何成為資本主義棉紡織工廠的發生條件。 如前所述，創立棉紡織工廠的發起人或主持人，幾乎異口同聲地都說明他們的建廠目的，是在抵制洋貨、挽回利權。正是為了抵制洋貨，所以工廠的設計目標就集中於仿造洋貨，並且重點在於仿造當時內銷價值較大的洋布，而不在進口增加速率較快的洋紗。李鴻章起初是按照當時進口紗布價值來預測上海織布局的成敗的，說是「織布局所出布匹尚不敵進口洋布的十分之一，所以必將隨產隨銷，逐步擴充」；後來則完全按照進口紗布數量來設計他的全國紗錠布機數的總分廠計劃了。張之洞在廣東訂購紡織機器，乾脆把「最為通行」的六種英制棉布樣品再送回英國去，照樣仿造，依式配置機器。最突出的是首創上海織布局的彭道台，按照他的計劃，則連英國流行的棉布摻雜辦法也都模仿過來了。 我們當然不可被抵制洋貨、挽回利權這些動聽的說詞所迷惑。抵制洋貨，其實並不說明工廠創建人就是在為民族利益作打算，那不過說明紗布市場的存在為紡織工廠的建立提供了一方面的客觀條件罷了。 上海機器織布局的主要創建人鄭觀應是一個買辦，也是大聲疾呼，主張設立紡織工廠的人。他說他看到了「通商大埠及內地市鎮城鄉衣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因而「銀錢外流，華民失業」，於是他就大為慨嘆，曰：「嗚呼，洋貨銷流日廣，土產運售日艱，有心人能不惄然憂哉！」因而他說不能「坐視土布失業」，「籌一暗收利權之策」，就是要「設洋布廠」。(78)這樣說來，好像設洋布廠並不會令「土布失業」，倒反而會使土布就業了。 1893年上海織布局被焚後，李鴻章說是「多銷一分之洋貨，即少銷一分之土貨，小民生計日艱，隱患實在於此」(79)，因此他強烈地主張開辦織布局的事情「斷難中止，亦難緩圖」。可是他前後兩次為他庇護下的織布局請求專利十年，並請得止納海關正稅，免除子口稅和一切厘捐雜派的優厚待遇。早在1894年就已經有人指出，「民間土貨則逢關納稅，遇卡抽厘，其數尚不止此（指海關正稅）。此項土布，出自窮鄉婦女，機杼寒燈，厘稅重則成本多，成本多則貨價貴，以故銷路愈滯，杼軸多停，謀食愈艱，生計益蹙，李鴻章為局商計，未為小民計」(80)。這樣說來，李鴻章熱中於紡織工廠，結果是必得使小民更加「生計日艱」的。 其實「土布失業」與「小民生計日艱」都是事實，不過這並不意味著買辦如鄭觀應和封建統治階級大頭目如李鴻章真的因此就「惄然憂哉」。這不過反映當時中國已經存在著低廉的勞動力市場，具備了興辦紡織工廠的又一方面的客觀條件罷了。用張之洞的話說，就是「工價賤」！ 1890年有人估計在孟買開設紡紗廠，把棉紗運銷到中國市場上來，可以獲得利潤13.33％；如果在上海開設同樣的紗廠，只是因為節省了運費和煤火費兩項開支，利潤率就可以提高到24.44％。(81)實際上，有人說1893年上海織布局的利潤率為25％；而據這個廠的發起人彭某的計算，則分派了9.6％的官息以後，還可以獲利30％。揭穿來看，挽回利權者，獲取利潤罷了。 前述各廠的創辦經過也充分說明了，儘管創辦人以抵制洋貨相號召，可是他們還是不得不和洋貨洋人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繫。大約許多創辦人之中，誰都沒有見過紡織機器是甚麼樣子。因而，中國棉花能織何種布匹，就需要洋廠代為試驗；工廠裝配何種機器，也需要洋工程師代為設計；不用說，機器是必須到外洋去買的；技工也是必須到外洋去請的。總之，紡織工廠是一套完全陌生的事物，那裡面有關技術設備的種種，都必須依賴洋人，缺一不可。那怕就是工廠已經建成，機器已經安妥，就像湖北織布局那樣，只是因為隨機而來的洋匠人手不足，也不得不「停機待匠」。 正因為辦廠和洋貨洋人必須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以洋務通的姿態出現的買辦就身價百倍。這方面，我們只找到上海織布局鄭觀應一個人的資料，我們相信其他各廠，也多半會有同類的人物主持其事的，只不過一時難以查考他們的身世罷了。 如果在這個時代，誰要創辦紡織工廠，他就不得不和洋貨洋人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繫，那麼，他和封建統治政權尤其不得不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鄭觀應可以作為中國現代工廠開創時期典型的代表人物看待，他是買辦——和洋貨洋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又一而再，再而三地用金錢去捐買官銜，奔走於各大封建統治頭目的門下——和封建政權保持千絲萬縷的聯繫。這一洋一土的聯繫，缺一不可。上海機器織布局雖不成於鄭觀應之手，但是經營擘畫基礎是鄭觀應建立的，惟有多少具備鄭觀應這樣條件的人，才最適於創辦現代工廠。 創辦現代工廠之必須和封建政權保持聯繫，首先是因為那是工廠必須通過的一個關口。彭道台發起創辦上海機器織布局，再三強調他已經籌足了資本，不需要官款協助，但是他所擬的八條創辦章程的頭一條，就說明這個廠必須要奏請詔准，由官廳委派一個官員和他共同經理，否則他就「盡責無權，盡心無保障」。後來上海織布局的股本，主要地依靠前述那六個人籌措，那六人無一不戴官銜，固不用說，就是他們之經辦這個廠，也是要經過李鴻章委派的。六人之中，鄭觀應「專辦商務」，另外卻又有龔壽圖「專辦官務」。由此可見「官務」之重要。 1878年李鴻章接見了上海織布局發起人彭道台以後，答應他將和沈葆楨「保障」彭某「不受任何方面的干阻」。這句話透露了「官務」的內容，那就是工廠需要某種權勢的支持庇護。南通大生紗廠創辦人張謇總吉他和衙門打交道的經驗說：「官場積習，通一語，須錢也；行一牘，須錢也；求一見，亦須錢也。」(82)在那個必須通過的關口，無往而不須錢；可以想見，某種權勢的庇護，對於擁有數十萬資金的現代工廠該是何等的重要。 同光之際，有不少的封建統治大頭目依靠辦「洋務」起家。辦工廠，開礦山，架電線，築鐵路，李鴻章搞一套，張之洞也搞一套。這些顯赫一時的奴隸總管都靠「洋務」一箭雙鵰：一則拿「洋務」當政治資本，依以自重；一則拿「洋務」當營私窟穴，裝填自己的荷包。棉紡織廠也是「洋務」之一，他們之熱中於棉紡織廠，也正為此。李鴻章身在北洋，但是他的「洋務」根據地則在江寧、上海，所以有人在上海創辦紡織廠，南洋大臣兩江總督沈葆楨做不了主，彭道台需要到天津向李鴻章去求助，而李鴻章也就樂於包攬這個工廠，支持庇護這個工廠。張之洞原是用廣東的資金在廣州辦廠的，可是當他調任兩湖時，廠也就跟他搬到了武昌，一部分資金卻還在廣東籌捐。湖北織布局開車以後，張之洞再不談抵制洋貨了，始則要用布局的盈餘撥補鐵廠經費，使布廠、鐵廠、槍炮廠「聯成一氣」，繼則大規模籌建新紗廠，「原為協濟鐵廠之用」，最後則乾脆把新廠股票撥交鐵廠、槍炮廠應用。誰都知道，鐵廠、槍炮廠乃是張之洞的政治資本，三廠「聯成一氣」，棉紡織廠者，張之洞政治資本中的一筆罷了。 李鴻章、張之洞怎樣用「洋務」裝填自己的荷包，當然沒有人可以查賬，但是這幾乎也是一件無須證明的事情。 現代工廠必須通過封建衙門這個關口，這個關口是由一系列的大小封建頭目把守著的。張謇的經驗已經證明了這道關口的「須錢」。「須錢」當然不分官辦私辦，不過突出的表現是任「官」對於私營各廠的侵吞上。 上海織布局本來是純粹商辦的，在開車以前，「專辦官務」的龔壽圖就「任意揮霍」，「辦事不實」，所以在還沒賺到那30％的紅利時，就已先虧折了30％的資本。1887年李鴻章進一步插手織布局以後，由他指撥加入的官款不足全廠資本的一半，但他所委派的經理人員卻掌握了全廠的管理大權，稱為「督辦」。1890年開車以後，本有極高的利潤，但是直到被焚的時候為止，股東卻絲毫未分得紅利。(83) 上海織布局被焚以後，李鴻章擬定了更大的計劃，開辦一個華盛紡織「總廠」，把上海完全商辦的裕晉、大純諸廠強收為「分廠」；更開設一個紡織稽查公所，委派「提調」一員，常川駐所，專門向各分廠去勒索捐款，每紗一包，提銀一兩，用來抵補上海織布局的火災損失。這就叫做「官督商辦」。這個紡織稽查公所，後來還是因為外籍紗廠抗不納捐才壽終正寢的。(84)至於華盛總廠，則由盛宣懷一手包辦，據他所說，不獨無利，且歷年虧折。到了光緒二十七年另行招商頂替時，竟虧銀達十六萬多兩。(85)但我們確知，所謂招商頂替，實是盛宣懷把官廠變為私廠的一套詭計，股票始終還是握在盛家手裡的。到了民國以後，這個官廠果然成了盛家私產，為了掩人耳目，乃屢屢更改廠名，並雇用英人出名向香港政府註冊，而英旗也就飄揚廠室了。(86) 湖北織布本來是純粹官辦的，既成以後，招商股以濟官力之窮，然其經營管理卻始終握在官府手裡，其資本也始終和官辦的鐵廠糾纏不清。湖北紡紗官局，初議本是官商合辦的，既成之後，就是因為與商人爭奪管理權而逼得商人退股。我們又知道紡紗官局的北廠，營私舞弊的事情很多，(87)拖延到光緒二十八年便失敗出租了；(88)其南廠籌辦不成，並所招商股也沒有著落。(89)蘇州還有一個蘇綸紗廠，是蘇州商務局所集商股創辦的。按光緒命令，商務局只是「官為設局，一切仍聽商辦」，可是初建人是在籍的前國子監祭酒陸潤庠，開車後第三年（1898年），陸潤庠復職，這個廠也就因而出租。承租人是候選郎中祝承桂，並舉在籍的廣東候補知府吳景萱為總董，另由翰林院修撰費念慈，內閣中書潘祖謙為理事，遇事則由江蘇藩司會同商務局督察商辦。(90)又是一群戴著各色官銜的人物。所以在出租時，契約本規定不論營業損益，必付股東官利的，而實際上，股東也還是得不到股息。(91) 當時人對於官吏侵奪紡織工廠，曾有這樣的觀察：「中國之紡紗織布局，若雲官辦，則實招商股；若雲商辦，則有總辦、幫辦、提調名目。……商人雖經入股，不啻路人，即歲終分利，亦無非仰他人鼻息。而局費之當裁與否，司事之當用與否，皆不得過問。雖年終議事，亦仿泰西之例，而股商與總辦分隔雲泥，亦第君所曰可，據亦曰可；君所曰否，據亦曰否耳。且商人惟利是趨，不待官之督責而始知求利也。一自官為督責，則所用司事皆官場（引）薦之人，情面太多，必有履滿之患；商人沾染官氣，則凡達官過境，下臨布局，亦多方酬應，獻媚取憐，而局用浩繁矣。」(92)並且「司賬又由總辦延聘，只有隨聲附和，誰敢發伏摘奸？」(93)就是滿清政府的商部也不得不承認，「不肖官吏或且牽掣抑勒，甚至報關完稅，多所需索；商船驗放，到處留難；遇有詞訟，不能速為斷結，辦理不得其平」(94)。所以御史蔣式理也說：「商民愈涉疑懼，一聞官辦，動輒蹙額，視為畏途。」(95)所謂「排調恢張，員司充補，視為大眾分利之藪，全無專勤負責之人；卒之糜費不貲，考成不及，於財政上有徒然增預算溢出之嫌，於實業上不能收商賈同等之利，名為提倡，實則沮之。」(96) 凡此種種，又說明辦工廠，不得不和封建統治政權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繫；然而既經有了這樣的聯繫，也就不得不受到封建官僚千方百計的勒索侵吞。這就是中國現代棉紡織廠萌芽時代的又一方面的情況。 ———————————————————— (1) 《資本論》，卷2，頁19—20。 (2) 彭某上李、沈稟帖有兩次，一次在1878年10月5日，一次日期不詳，稟帖原文及李、沈批示均見North China Herald，1879，Feb. 21，pp. 168-171。 (3) 鄭觀應：《盛世危言》，卷3，商務，附錄「論招商局及肇興公司事略」。 (4) 吳尹全撰：《鶴山人事略》，見佚名輯印：《羅浮鶴山人節略》，光緒排印本。 (5) 「工廠建設工程約在二年前即已開始」，China Maritime Custom，Trade Report，1880，p. 7。 (6) North China Herald, 1879, Apr. 4, p. 319. (7) 中文史料稱丹科，西文原名見Decennial Reports. 1892-1901，Vol. I，P. 514。 (8) 吳汝綸編：《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43載此折日期在光緒八年（1882年）三月六日，據前引《羅浮鶴山人節略》為光緒六年十一月。 (9) North China Herald, 1881, Dec. 6, p. 596. (10) 曾國荃：「光緒十五年十月二日查復織布局務疏」，《曾忠襄公全書·奏議》，卷31。 (11) 徐蔚南：《上海織布局的始末》，《上海研究資料續集》，頁306。 (12) 「光緒十四年十一月四日李鴻章致張之洞電」，《張文襄公電稿》，卷10。 (13) 徐蔚南：《上海織布局的始末》，《上海研究資料續集》，頁306。 (14) 龔壽圖「辦事不妥」，見左宗棠「與蘇松太道邵小林觀察書」，「與李少荃傅相書」，（均見《左文襄公全書·書牘》，卷26，光緒八年作）；又李鴻章「致左相書」，「復左相書」，均見《李文忠公明僚函稿》，卷20，光緒八年時作。 (15) North China Herald, 1883, Sept. 28, p. 388. (16) 曾國荃：「光緒十五年十月二日查復織布局務疏」，《曾忠襄公全書·奏議》，卷31。 (17) 章程見光緒十三年六月七日《申報》。 (18) 鄭觀應：《盛世危言》，卷3，《紡織》篇，附記。 (19) 徐蔚南：《上海織布局的始末》。 (20) "Cotton Cloth Manufacture at Shanghai," North China Herald, 1891, Apr. 10. pp. 443-444. (21) Decennial Reports, 1892-1901, Vol. I, p. 513. (22) North China Herald, 1891, May 22, p. 619. (23) 「光緒十七年五月二九日李鴻章復滬局馬道」，《李文忠公電稿》，卷13。 (24) 「光緒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馬道來電」，《李文忠公電稿》，卷13。 (25) 「光緒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寄倫敦薛使」，《李文忠公電稿》，卷14。 (26) 「光緒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寄江海關聶道、招商局沈道電」，《李文忠公電稿》，卷15；又徐蔚南，前引文。 (27) 盛宣懷：《規復織布局稟稿》，見《新輯時務匯通》，卷83；又薛福成：《出使日記續刻》，卷9，光緒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記。 (28) 薛福成：《出使日記續刻》，卷9，光緒十九年十一月十日記。 (29) 參看薛福成前引日記，盛宣懷前引稟稿，又「光緒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李鴻章推廣機器織布局折」，《李文忠公奏稿》，卷78。 (30) 「光緒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李鴻章重整上海織布局片」，《李文忠公奏稿》，卷77。 (31) 前引「李鴻章推廣機器織布局折」。 (32) Decennial Reports，1892-1901，Vol. pp. 513-514.棉業統制委員會編：《華商棉紡織廠統計資料匯編》，頁1。按華盛開辦得如此迅速，似乎不很可能。作者疑華盛機器久已訂購，原來準備為擴充上海織布局之用，後上海織布局被焚，遂即另立名目，稱為華盛。 (33) 「光緒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張之洞致天津李中堂電」，許同華編：《張文襄公全集·電稿》，卷10。 (34) 「光緒十五年八月六日張之洞擬設織布局折」，《張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7。 (35) 「光緒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張之洞致倫敦劉欽差電」，《電稿》，卷10。 (36) 「光緒十五年三月初七日張之洞致倫敦劉欽差電」，《電稿》，卷10。 (37) 「光緒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劉欽差來電」，《電稿》，卷10。 (38) 「光緒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張之洞致倫敦劉欽差電」，《電稿》，卷10。 (39) Decennial Reports, 1892-1901, Vol. I. p. 305. (40) 《全國華商棉紡織廠統計資料匯編》，頁3。 (41) 前引「張之洞擬設織布局折」。 (42) 此據「張之洞擬設織布局折」；另一說謂價值84，388鎊11先令11便士，已付定銀28，129鎊10先令7便士，見「光緒十五年十月十八日劉使致譯署電」，《李文忠公電稿》，卷11。 (43) 「光緒十六年二月四日張之洞粵省訂購織布機器移鄂籌辦折」，《張文襄公奏稿》，卷19。 (44) 廣東每於鄉會試或歲科試時，盛行一種賭博：博者預卜得中人姓名，各入資若干，各指定若干姓，榜發後，視所卜中者之多寡，定所得之厚薄，是謂之「闈姓」。參看冼寶干纂：《佛山忠義鄉志》，民國十二年印，卷4，《輿地略三》，「風俗」。 (45) 「光緒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張之洞致廣州李制台電」；又「光緒十六年正月初七日張之洞致李制台電」，《電稿》，卷12。 (46) 「光緒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李制台來電」；又「光緒十六年正月初十日李制台來電」，《電稿》，卷12。 (47) 「光緒十六年正月初七日張之洞致李制台電」；又「正月初十日致廣州王藩台電」；又「正月十六日致李制台電」；又「閏二月二十四日致李制台電」，均見《張文襄公全集·電稿》，卷12。 (48) 「光緒十六年正月初十日李制台來電」；又同日「致廣州王藩台電」；又「正月十六日致李制台電」；又「閏二月初八日致李制台王藩台電」，《電稿》，卷12。 (49) 前引「張之洞粵省訂購織布機器移鄂籌辦折」。 (50) 「光緒十六年三月十三日致倫敦薛欽差電」，《電稿》，卷12。 (51) 「光緒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致倫敦薛欽差電」，《電稿》，卷12。 (52) 除上引致倫敦薛欽差一電外，張之洞未再言及增購紗機事，惟吾人根據下舉各理由，相信此次確曾增購紗機。1．張之洞在「光緒十九年六月初四日籌撥織布局官本折」（《奏稿》，卷21）中稱「後又添購軋花機器及廠屋鐵料，暨外洋運腳保險等費，增款銀三十餘萬兩」，舊購機器不過四十萬兩，此次若只增軋花機而無紡紗機，價值絕不能如是之多。當時已有人詆張氏好糜費（參看「光緒十六年閏二月二十四日致李制台電」，《電稿》，卷12），於舊廠尚未開工時再購新紗機，自更招人物議，故張於奏稿中只言增購軋花機及鐵料，可指為舊廠需用以為搪塞，於新添紗廠則不敢明言，而用款實已計算在內。2．據棉業統制委員會之調查，湖北織布官局有紗機兩種，一為Platt Brothers廠所造，計30，440錠，系1891、1892兩年所設；一為Asa Leas廠所造，系1898年所設，計10，152錠（《全國華商棉紡織廠統計資料匯編》，頁3），不論就製造廠家或設置年份論，此兩種紗機顯系兩批，而非一批訂購者。3．按紡織機生產能力，紗機30，440錠之產紗已足供布機千台之所需，故其餘之10，152錠顯非原計劃內之紗機。 (53) 「光緒十九年六月初四日張之洞籌撥織布局官本折」，《奏稿》，卷21；又薛福成：《出使日記》，卷6，「光緒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日記」。 (54) 「光緒十六年四月十一日致廣州王藩台電」；「四月十五日致廣州李制台王藩台電」，《電稿》，卷12。 (55) 「光緒十六年八月一日致廣州王藩台電」，「八月初十日王藩台來電」，《電稿》，卷13。 (56) 前引張之洞「擬設織布局折」。 (57) 「光緒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致倫敦薛欽差電」，《電稿》，14；又薛福成：《出使日記》，卷6，「光緒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日記」。 (58) 「光緒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豫籌鐵局成本折」，《奏稿》，卷21。 (59) 「光緒二十年十月初二日鐵廠擬開兩爐請飭廣東借撥經費折」，《奏稿》，卷22；又「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十三日查明煉鐵廠用款咨部立案折」，《奏稿》，卷29。 (60) 「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初七日致太原胡撫台俞藩台電」，又同月十七日「致太原胡撫台電」，《電稿》，卷30，又「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札織布局查復借用款案據」，《公牘稿》，卷14。 (61) 前引「鐵廠擬開兩爐飭廣東借撥經費折」。 (62) 「光緒二十年十月初三日增設紡紗廠折」，《奏稿》，卷22。 (63) 「光緒十九年八月十七日致倫敦薛欽差電」，《電稿》，卷14。 (64) 同上。 (65) 同上。 (66) 「光緒十九年八月初一日致倫敦薛欽差電」，《電稿》，卷14。 (67) 「光緒十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薛欽差來電」，《電稿》，卷14。 (68) 「光緒二十年十月初三日增設紡紗廠折」，《奏稿》，卷22。 (69) 前引「增設紡紗廠折」。 (70) 《全國棉紡紗廠統計資料匯編》，頁3。 (71) 「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札紡紗局改歸官辦」，《公牘稿》，卷12。 (72) 《全國棉紡紗廠統計資料匯編》，頁3。 (73) 本書附錄，「中國紗廠沿革年表」，「1891年」條。 (74) 《全國棉紡紗廠統計資料匯編》，頁2。 (75) Decennial Reports, 1892-1901, Vol. I, p. 513. (76) 本書附錄，「中國紗廠沿革年表」，「1894年」，「1895年」條。 (77) 一為1888年福州擬設之廠，經過見Decennial Reports，1892-1901，Vol. II，Foochow，p. 95；二為1893年天津擬設之廠，見薛福成：「強鄰環伺謹陳愚見疏」，《庸盦全集·海外文編》；三為1893年重慶擬設之廠，見Decennial Reports，1892-1901，Vol. I. Chungking，p. 135。 (78) 鄭觀應：《盛世危言》，卷3，《紡織》篇。 (79) 前引李鴻章「推廣機器織布局折」。 (80) 劉岳云：《農曹案匯》，「布棉稅厘」文引「光緒二十年御史楊農奏」。 (81) North China Herald, 1890, July, 11. (82) 張謇：「答南皮書論興商務改厘捐開銀行用人才變習氣要旨」，《張季子九錄·實業錄》，卷4。 (83) 「光緒十九年十月十九日盛宣懷規復織布稟稿」，《新輯時務匯通》，卷83。 (84) Decennial Reports, 1893-1901, Vol. I, p. 514. (85)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十九日張之洞查明盛宣懷等參款折」，《張文襄公奏稿》，卷36。 (86) 《紡織時報》，第782期，頁663。 (87) 張謇：「致王雪澄函」，光緒二十四年作，《張季子九錄·文錄》，卷11。 (88) 《時選采新匯選》，光緒三十年，第4卷。 (89) 《張總長季直經理大生紗廠十二年之歷史》。 (90)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日，劉坤一：「繅紡兩廠承租包辦折」，《論折匯存》。 (91) 張謇：「承辦通州紗廠節略」，《張季子九錄·實業錄》，卷1。 (92) 吳佐清：《紡織》篇，《皇朝經世文編》，卷105。 (93) 張駿聲：《紡織》篇，《皇朝經世文編》，卷105。 (94) 「光緒二十九年九月商部奏」，《東華續錄》，卷183。 (95) 「光緒三十年三月蔣式理奏」，《東華續錄》，卷185。 (96) 張謇：《宣布就任時之政策》，《張季子九錄·政聞錄》，卷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