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棉紡織史稿 · 第三章 中國手工棉紡織業的解體
（1840—1890年）
一 英、美、印度近代棉紡織工業的發展
和農業相結合的中國手工棉紡織業，到了鴉片戰爭以後，逐步解體；就是某些城市裡專業性的手紡織業，也多半衰落下去。這是中國棉紡織史上一次巨大的變化。變化的起點發自國外機制紗布的內銷。
最先銷到中國來的機制棉紡織品來自英國，後來美國和印度的產品也大量來銷，這三個國家銷來的機制紗布，是絞殺中國古老的手工棉紡織業的主要力量。三國近代棉紡織工業的發展可以簡單敘述如下。
事情首先發生在英國。1733年凱氏（John Kay）取得棉織機上的飛梭專利權。這種飛梭裝置增加布幅的寬度，提高織布效率，因而產生了舊式紡車的產紗能力和新式織機的消紗能力配合不上的問題。1735年魏亞特（John Wyatt）和保爾（Lewis Paul）兩人發明了羅拉紡織（Roller Spinning）。此機已經運用現代紡紗機的基本原理，乃是真正的紡紗「機器」，十八世紀棉紡業里的技術革命就此開始了。不過這種紡機仍然是家庭用手工紡機。
六十年代起，紡織兩業的技術革新，進展得都很快。1767年哈格里夫（James Hargreave）發明吉妮紡機（Spinning Jenny），為多錠結構開闢了途徑。1768年阿克拉特（Richard Arkwright）發明水力紡機，使人類開始有可能擺脫髮動紡機的體力勞動，同時也使多數紡工有集合在一個工作場所的必要。三年以後，阿克拉特便在克隆福（Cromford）開設了一個利用水力發動的紡紗工廠。1775年克隆普登（Samuel Crompton）發明走錠紡機（Mule Spindle），結合吉妮式和阿克拉特式的紡紗結構，提高了棉紗的品質。近代機器紡紗業至此便立下了基礎。
近代蒸汽動力的應用經瓦特（James Watt）1782年復動式（Double Action）蒸汽機的發明而臻於完善，這個發明立刻就被應用到紡紗方面去（1785年）。1803年哈洛克（William Harrocks）發明蒸汽力織機，三年後，英國便有使用蒸汽發動的織布工廠出現。至此，近代棉紡織工業機械化動力化的技術革新過程可說已經完成了。(1)
整個十九世紀裡，棉紡織生產技術是在不斷地改進革新之中的。紗錠的迴轉速度提高了，布機的打緯次數也增加了；隨著機器的革新，紡織工人的勞動強度也不得不加倍又加倍地增強起來。所有這一切都歸結為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下面一表，可以說明這種增加速率。
英國棉紡織工人平均每人產量增加率
資料來源：庫秦斯基：《1750年來大不列顛勞工狀況簡史》（Jürgen Kuczynski，A Short History of Labour Conditions in Great Britain，1750 to the Present Day，1947，London），頁49。
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自然就要形成生產費用的降低，這方面，我們只找到零碎的前期資料可以說明。在紡紗方面，1775年克隆普登所發明的走錠紡紗機就使棉紗的生產費用立刻降低，由最初的每磅10先令落為8先令，再落為6先令8便士；到了1790年再落為4先令；1792年，3先令1便士；1793年，2先令6便士。1795年機器經過一次改進，並且很快地被人普遍採用，於是在幾年之內，棉紗生產費用便從2先令6便士落到8便士，到了1826年則低至6½便士(2)。這樣看來，紡機的進步使得1775—1826年這五十年里，棉紗的生產費用由120便士跌到6½便士，就是說，跌落了94％還強。不用說，1826年後，紡紗機還在繼續改進著，棉紗的生產費用也還是會繼續跌落的。
織機的進步，遠不如紡機那樣的快，但有一個記載說，從1820到1830年這十年間，由於動力織機的使用，棉布的市價也跌落了一半左右。(3)另一個記載說，由於新型蒸汽織機的使用，使得布匹的織造費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時本為2先令9便士的，到了七十年代便減為5⅛便士。(4)
「勞動手段一經採取機器的形態，便成為勞動者自己的競爭者了。」(5)在英國，機器對手工的競爭，把手織工人每周的工資由1797—1804年間的26先令8便士，壓縮到1832—1834年間的5先令6便士，(6)是即在三十年左右壓低了97％還強。而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有許多則長期間每日以2½便士養活一家。所以，到了1838年，英國的手工棉織工人便最後消滅了。(7)
進步的機器到處被資本家傳播著，模仿著，最新式機器棉紡織工廠，不僅在英國的蘭開夏飛快地擴張起來，接著也在美國的麻薩諸塞州和印度的孟買飛快地建立起來。英、美、印、三國的棉紡織設備，大體有如下表：
英、美、印棉紡織工業的生產設備
資料來源：1832，1845，Transactions of the Manchester Statistical Society，Session 1876-1877，1877，pp. 232-233；1850-1890，英美數字見J. Conrad，Politische Oekonomie，Jena，1920，pp. 326，330；印度數字見A. S. Pearse，The Cotton Industry of India，manchester，1930，p. 22。
作者註：1860年英國紡機織機數字缺，以1861年數字代之。
1880年英國紡機織機數字缺，以1881年數字代之。
這許多紡織機里，有好些就是專門為中國市場而建設起來的。
二 中國市場的開放
1．兩次鴉片戰爭
資本主義棉紡織業的發展，當然不是為的衣被人民，而是為的給資本家賺取利潤。十九世紀初年動力織機出世以後，英國的手織工人在冷酷的機器競爭之下，苟延了三十多年，逐漸絕跡了。在這同時，英國的機制紗布也開始向世界各地泛濫。1815年以後，英國製品開始遇到了歐洲大陸和美洲同樣製品的競爭，三四十年代起，歐洲大部分國家都禁止或重稅英國紗布，(8)於是英國紗布主要的國外市場便轉向遠東來。
在印度，英國紡織機器對手織工人的競爭得到和在英國同樣徹底的勝利。1815年以前，英國對印度的貿易是由英國東印度公司專利的。這個公司只須向印度輸送海盜和軍火，就可以從印度運回大量的金銀財寶，因而它對於推銷英國貨物並沒有太大的興趣。這一點，英國日益強大的產業資本家和出口商人是不能容忍的。於是東印度公司的專利權廢止了。果然，從1814年到1835年這二十一年間，英國輸入印度的棉織品從不到100萬碼增加到5，100萬碼以上。從1818到1836年這十八年間，從英國輸入印度的棉紗也增加了5，200倍。(9)「棉織工人的白骨，把印度平原都漂白了。」(10)
英國東印度公司也專利英國的對華貿易。到了十八世紀末葉以至十九世紀，這個公司只消在印度種鴉片，再由別的所謂商人向中國運送鴉片，就可以換回大量的茶葉和生絲。不過在推銷英國棉紡織品方面，東印度公司確實也做過不少的嘗試。計算起來，從1786年起，中經1788，1790，1821，1826，1827，1828，以至1829年，前後曾八次推銷。(11)但是，這時英國私商要到中國來做生意，卻受到東印度公司的種種限制。這一切當然也是英國的產業資本家和海外商人所不能容忍的。於是從1829年起，曼徹斯特、利物浦、伯明罕、格拉斯哥和布列斯特爾等等城市製造家和商人就掀起一個大規模的反對東印度公司對華專利權的運動。(12)結果，專利權在1834年廢除了。在這次運動里，棉紡織工廠的廠主和棉貨商人是起著決定性作用的。
1834年後，英國輸至中國的棉紗棉布，也是增加得非常之快的。從下面一表可以看出，拿專利權廢止前的1833年和鴉片戰爭開始時的1840年比較，則平紋棉布增加了將近五倍，棉紗增加了八倍多。只是增加的趨勢不很穩定罷了。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對歐美的海上貿易，只開放廣州一口；並且還有滿清政府特許的行商壟斷進出口業務；廣州地方官吏的貪污勒索也很繁多。這一切都成為英國鴉片販子鼓動戰爭的藉口。
另一方面，就在英國棉紡織品以空前的速率銷入印度聲中，英國資本主義體系卻在1825年爆發其誕生以來第一次的周期性恐慌；五年後（1830年），大恐慌；又八年後（1838年），再度恐慌。對於英國資本主義體系里要求海外市場最為迫切的棉紡織資本家而言，印度手織工人的白骨顯然在擁有三億人口（當時英國商人相信中國人口數如此）的中華帝國畫出一幅極端美妙的圖景。於是，以他們為主的英國遠東利益群也就配合鴉片販子煽動侵略戰爭的活動，狂喊要用一切方法去除中國的「貿易障礙」。從1835年6月以後，曼徹斯特、格拉斯哥、利物浦、倫敦等等都市的產業家和商人就不斷地向英國的首相與外交大臣遞備忘錄，上請願書，呼籲行動。這裡面，以1840年3月曼徹斯特的紡織巨頭、曼徹斯特商會主席莫克·維卡（MacVicar）致外交大臣巴麥尊的私函最能表達英國紡織資本家的願望，莫克·維卡說：
英國機制棉紗布輸華數量
資料來源：英國下院藍皮書，《1847年小組委員會報告書》，卷1，頁145，147。
作者註：此表系利物浦商人勞生（C. Rawson）提交小組委員會的資料，勞生握有利物浦出口至華商船的每一船記錄，此表即系根據英國官方統計並補充他所搜集的資料編成。數字內容包括倫敦與利物浦兩港輸華量，基本上可以代表英本國全國輸華量。
中國每年從印度輸入棉花二十五萬包，並出產大量棉花以供自己消費。所有這些棉花都經婦女紡成棉紗，不用任何機械去幫助體力勞動。紗布品質惡劣。儘管中國人勤勞耐苦，勞動價格低廉，其成本總遠在我們所能供應他們的成本之上，因為我們是用機械技巧幫助勞動的。……
在這次對華交涉中，……我迫切地懇求你……注意到將來（對華貿易）可能擴張的程度。中國那麼龐大的人口，並且一般也是穿得很好的人民，是能夠成為我們製造品之最最重要的大量消費者的。(13)
接著，莫克·維卡就提出建議要增開口岸、廢除行商、調整關稅、割取中國的廈門、福州或舟山作為侵略根據地，獲致其他便利貨物進口的種種條件等等。
1840年所發生的事情是盡人皆知的，那就是英國對中國發動了可恥的鴉片戰爭。這場戰爭的結果是，英國強迫滿清政府開闢了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五港，允許英國商船得至這五港自由航行通商；割香港給英國；廢除行商制度；成立協定關稅；給予英國片面最惠國待遇；確立領事裁判權原則；給予英國大量賠款等等。總之，原為鴉片販子所提出而又為英國遠東利益群所鼓吹的要求，幾乎樣樣都滿足了。這裡面，在協定關稅上替英國棉紡織品所削減的進口負擔如下。
鴉片戰爭前後進口棉紡織品的關稅稅率
資料來源：R. Thom，Foreign Trade of China，1844，見Sir Henry Pottinger to Earl of Aberdeen，1844，Feb. 16.英國外交部檔案，F. O. 228/32.稅率是編者根據Thom數字計算的。
這個時候，進口棉紡織品只有八種共值2，090，000元，這裡所列五種主要貨品值1，975，000元。所謂舊徵稅率是包括進口關稅、規費，以及一切額外勒索在內的。從此可知，在鴉片戰爭前夕，英國棉紡織品的最高負擔不過32.5％，經過一次戰爭，最高的只7％。英國紡織資本家在歐洲到處碰到禁止進入或被高額關稅所擋駕，在中國，憑一場齷齪戰爭，「自由」了。難怪親手結束這場戰爭簽訂條約的英國全權代表朴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回國以後，洋洋得意，公開告訴英國紡織資本家，說是英國已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任聽他們自由進入，而「這個國家異常龐大，傾所有蘭開夏紡織廠的出產，都不足供給她一省消費之用的。」(14)
美國現代棉紡織業的發展，遲於英國，但也在任何其他國家之上。本章第一節統計1832年美國有紗機120萬，1845年達250萬；（一說1840年美國紗錠設備已達228萬餘枚；）(15)1841—1845年間世界紡織工廠消棉量平均每年為九億四千餘萬磅，英國獨得五億二千餘萬磅，美國也達一億五千餘萬磅，而全部歐洲大陸也不過兩億六千餘萬磅，這說明美國紡織業具有世界第二的地位。(16)一說在1830年至1840年間美國輸華的棉紡織品曾增加了一倍以上，(17)但據東印度公司的記錄看來，則達三倍以上，其絕對數值且也並不低於英國。(18)因此，美國的資本家對於中國市場同樣也是抱著莫大希望的。
鴉片戰爭之後，美國資產階級趁火打劫，也迫使滿清政府和它簽訂了《望廈條約》（1844年）。這個條約除去為美國資產階級獲得了和英國的同等條件外，還增加了十六項以上的有利條款，更進一步明確協定關稅的原則，擴大領事裁判權的範圍，肯定所謂「利益均沾」的最惠國待遇和修約的固定年限，並創立洋貨轉口免稅制度等等。不用說，《望廈條約》又進一步打開中國的門戶了。
《望廈條約》以後不久，滿清政府還和法國、瑞典、挪威、帝俄等國訂過類似的條約，把中國市場向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全部開放。
鴉片戰爭既已打開了中國的門戶，資本主義各國機制棉紗布之向中國傾倒，乃是很自然的事情了。1840至1860年這二十年間，英貨輸華的情況如下。
數字說明一二兩次鴉片戰爭之間英國輸華貨值是增加得相當迅速的。拿這兩次戰爭爆發時的1840與1856年兩年相比，總值增加了將近四倍；來貨中棉紡織品經常占50％至81％，前後比較，增加四倍以上。但是，這和朴鼎查所描繪的圖景當然是相差得很遠很遠的。於是，以紡織利益為中心的英國對華利益群又不耐煩了。
英國資產階級，特別是紡織利益群對於中國市場擴張速度的不耐煩情緒是很容易理解的。十九世紀三十至七十年代之初，本是英國資本主義飛黃騰達地上升時代，馬克思曾經指出1833—1847年英國工業的進步，勝過採行工廠制度以後半個世紀的進步；而1848—1867年間的進步，則又勝過1833—1847年間很多。紡織中心的蘭開夏工廠數在1839—1850年間增加4％，在1850—1856年間增加19％，在1856—1862年間增加33％。(19)棉紡織品的輸出價值在1848年為兩千二百六十餘萬鎊，在1851年為三千萬鎊，在1860年則為五千二百萬鎊。這樣「巨大而迅速的工業發展，遠遠地超過了國外市場的擴大以及需要底增加」(20)，所以，經濟恐慌那個幽靈時時在英國紡織資本家的眼前擺動。就拿一二兩次鴉片戰爭期間來說罷：1842年以後不久，1846年便有了不祥的徵兆，到了1847年，終於又爆發了危機；1848年，還是不景氣，曼徹斯特要由軍隊保護；1851年物價下降，工資低，罷工頻仍；1852年，開始好轉，罷工繼續；1857年，又是危機。(21)
英聯合王國輸華貨物價值統計
資料來源：輸華貨物總值，B. B. P.，Accounts and Papers，1864，Vol. XIII，p. 23；輸華紗布值，1840—1846：B. B. P.，Accounts and Papers，1847，Vol. LX，pp. 12-13；1849-1857：Mischell's Report，F. O. 17/287。
以中國市場而論，鴉片戰爭後「1843年的條約，不曾擴大美國和英國對華的輸出，反而只是加速和加深了1847年的商業危機」(22)。但是，英國棉業資本家計算一下，中國有三億六千萬人口（這時英國商人相信中國人口數如此），1853年消費英國紡織品價值1，129，799鎊，平均每人合0.75個便士。於是他們找到了一個大發現：中國人民消費英國紡織品的價值低於小小的海地（每人1先令9.25便士），低於更小的厄瓜多（9.25便士），而只有一萬四千六百人的英屬宏都拉斯卻每人消費3鎊17先令10個半便士。(23)結論是很明顯的，「中國市場的遠景卻是廣闊的，將來它的銷量會比全歐洲還要多。」(24)對於這樣的遠景，幾乎全體英國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言人都確信無疑。
在這裡必須指出，第一次鴉片戰爭里，英國侵略者已經徹底把滿清統治者懾服了，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連碰都不敢碰到外國人」(25)。因而他們對於條約義務是忠實履行的，對於侵略者的任何非法行為都是不敢幹涉的。這一點，就是英國侵略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認。1847年英國下院特設的調查中英貿易情況的小組委員會就公開承認滿清政府是忠實履行條約義務的，英國某些商人說滿清政府在內地加重通過稅以阻止英國貨物的內銷是無稽的。(26)1852年香港總督府秘書密切爾（Mitchell）上英國政府的報告書，則根據過去21年的情況強調說：「內地通過稅問題，我是不相信此地某些人廣為傳播的那種說法的。在廈門與廣州或其附近，並沒有這種稅，這是確定的。我曾經就在運輸我們貨物的船上從廈門溯江北上，這條江是通到人口眾多的頭等城市漳州去的，我這樣走過六趟，我能保證，事實是，那條路一個小錢的稅也沒有徵過。」
另一方面；就是英國女王駐中國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認在華英商並不依照條約定章納稅，例如英國駐滿清公使卜魯斯（Sir Frederick Bruce）就承認上海海關在開埠後不久就因走私猖獗以致「海關稅則實質上已失其作用」(27)。1853年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H. S. Parkes）承認廣州的滿清海關「常常被迫經過第三者之手向外商接洽上稅，實際外商所納的稅餉只抵得上法定數額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28)。而先後擔任過廈門、福州、上海三處領事的阿禮國（A. Alcock）總吉他自己的經驗，則又「不得不承認……關於忠實徵收中國皇帝在對外貿易上應得的一切海關稅餉的事情，條約已無異於廢紙。……外國人隨時準備玩忽法令，以武力抵抗中國官員的干涉」(29)。這就是說，儘管鴉片戰爭替英國棉紡織品的關稅負擔減低到最重也不過是7％，但實際上英國侵略者連這點進口稅都是不納的。
但是，中國人民並沒有像印度人民那樣迅速地接受英國紗布，而經濟恐慌那個幽靈卻又是時時在英國紡織資本家眼前擺動的，怎麼辦呢？阿禮國說得很清楚：「戰爭（鴉片戰爭——著者）過去了，戰爭的時機又已到來了。現在我們又再度處在這樣的境地上：或者是承受已經擴張了的，但是還是有限度的利益作為最後的結果；或者是我們的政策就是面向那些必然引起改變現狀的糾紛，製造那些糾紛，從而試圖獲得更多的利益。」(30)
在中國的英國侵略者努力於「製造那些糾紛」，在本國的英國資本家就努力於利用那些糾紛，掀動戰爭。這一次，紡織利益群又是起著很大作用的。
棉紡織中心曼徹斯特的資本家，從1845年起就對中國市場的銷售情況感到不耐煩了。起初他們還只是要求英國政府減低茶葉進口稅，企圖從擴大茶葉消費量，藉以提高中國購買力這樣的途徑去推廣英國紗布的銷華量。1845、1846、1847年三年，他們就曾幾次向首相和外交大臣發出這樣的呼籲。(31)經過1847年的經濟危機，他們的腔調改變了。他們還是不斷地向首相、外交大臣提備忘錄，上請願書，但是卻捏造起種種謠言來。1848年他們說「人們疑心除去在口岸徵收的關稅而外，在通到內地去的路上還強征一種內地稅」，所以，「解救之道，無疑地，乃是進一步深入內地的權利」(32)。1849年他們說「對華商務發展不健全的真正原因」在於「中國政府……努力用秘密的間接的方法蠱惑土人猜忌，庇護土人排外」，解決的辦法也是「取得深入這個國家的更大自由」。(33)1850年他們說：「廣州對茶葉的國內外貿易採取了管理辦法，而這辦法，本質上……是間接和條約相牴觸的。」(34)1851年他們要求英國政府「注意中國官方的排外態度。」(35)1852年他們曾把寧波土布四十種各標市價，在曼徹斯特公開展覽，以便紡織資本家研究土布的市場競爭力；(36)1854年他們又曾把五個通商口岸的土布樣品和各種染色顏料在曼徹斯特、格拉斯哥等地展覽，以便更多的資本家做更進一步的研究。(37)但是，經過研究，他們仍然發現「英國製造品之向內地運銷是被不知名的、無限制的內地課稅陰險地阻擋住的」(38)。當1856年英軍炮轟廣州城的消息傳到曼徹斯特的時候，曼徹斯特商會主席特奈爾（J. A. Turner）在商會年會上大喊「教訓中國人」，他說「我相信，雖然引起最近衝突的事件本身殊不必小題大做，採取如此嚴厲的手段，然而，情況是到了這樣地步，必須教訓中國人，要他們尊重條約的時候已經到了。……而除去用強硬手段以外，好像再也沒有其他的辦法可以教訓他們了。」(39)
於是，1857年，就在這英國資本主義體系再次爆發周期性恐慌的年頭，英國資產階級再次大規模地進行了可恥的侵華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結果是，滿清政府被迫和英國及其幫凶（法）分別簽訂了《天津條約》、《北京條約》。根據這些條約的規定，中國增闢牛莊、登州、台灣府、淡水、汕頭、瓊州、鎮江、南京、漢口、九江、天津等十一個口岸，而外船為運輸貨物，得自長江內駛，直達漢口，則又開內河航權喪失之始。關稅方面，自然仍舊維持協定的原則，並明定修改稅則的限期為十年，「期滿須於六個月之前，先行知照，酌量更改，若彼此未曾先期聲明更改，則稅課仍照前章完納，復俟十年再行更改，以後均照此式此限辦理，永行弗替」(40)。這就是說如果資本主義侵略國不願修改稅則，那麼他可以在滿期的六個月之前不去「先行知照」，也不同意滿清政府的知照，於是舊稅則就自動生效另一個十年限期。事實上，這次所訂稅則就是照「此式此限」一再自動生效了四次，經過四十四年，直延至1902年才被修改的。
這份長壽的海關稅則，名義上是按值百抽五的原則擬定的。實際上英國代表在議定稅則時，壓低市價，減低稅則，滿清政府則唯命是從，原封接受，所以結果是不足百分之五的。這可以從下表看得很清楚。
下表是用英國和議代表報告英國政府的各貨市價，分別按照1843年和1858年兩次協定的進口稅則結算所得的進口稅率。從此可以看出經過第二次鴉片戰爭，棉紡織品的進口關稅負擔又減輕了。除去斜紋布一種新稅率為5.05％而外，其他各種都不足5％。此中負擔減輕得最多的是印花布，計自14.25％減至4.98％。
進口棉紡織品新舊關稅稅率之比較
資料來源：B. P. P.，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1857-1859，pp. 418-423。
這樣的低率進口稅，不用說，對於英國紡織品之銷入中國市場是毫無阻擋能力的。
但是英國紡織品跨過中國的海關，並不等於就可以自由進入中國的腹地——農村，中國政府仍舊有可能對洋貨徵收通過稅或其他稅課來阻止洋貨的內銷的。這項主權掌握在中國政府手裡，對洋貨總是一種可能的阻礙。所以侵略者還需要更進一步。
這個關係英國貨物「進一步深入內地」的問題，在子口稅制度上獲得了徹底的解決。依照《天津條約》的規定，洋貨內銷可以在口岸一次繳納值百抽二點五的子口稅，此後即任憑銷至中國的任何角落，都不再繳納任何的稅。土貨出口，也可在首次經過的子口繳納同等子口稅後，享受同等待遇。這樣的規定，破壞了中國的內國稅制度，損害了中國的主權，使洋商販運貨物，不論進口出口，少則只納一次海關正稅，多亦不過加納子口半稅，便可通行無阻。後來為了使子口稅制度推行得更加徹底，英國侵略者又在1872年逼迫滿清承認中國商人販賣洋貨，也得享受子口稅的保護，免予重征其他任何的稅。於是創立了一種制度，為洋貨內銷提供了無所不至的保護條件。而另一方面當土貨在國內銷售時，反而逢關納稅，遇卡抽厘。這就形成了土貨負稅反較洋貨為重的奇異現象。
必須說明美國也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一個兇手。
棉紡織業是美國資本主義體系里發展得極其迅速的部門，因而也是要求海外市場特別迫切的部門。美國棉紡業消棉量在1841—1845年間是152，000，000磅，到1856—1860年間是358，800，000磅，(41)十幾年內增加了135％，這當然並不是為的給美國人民消費的。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美國棉紡織品也進一步向中國市場傾倒。我們所找到的數字說明1850至1853年四年里，美國棉布輸華值從1，203，000美元升至2，801，000美元。棉布的價值在美國本國一切輸華貨物總值中占到81％至89％。輸華棉布值在美國棉布出口總值中也占到32％至40％的地位。(42)無疑地，棉紡織品是美國急於向中國推銷的最重要商品，而中國也正是美國紡織品最大的國外市場。美國駐華專使馬沙利（H. Marshall）認為中國乃是「美國企業的一個廣大領域，美國商業的一個無涯市場」(43)。因此，我們就聽到了美國侵略者唱著和英國侵略者同樣的腔調：進入中國內地。所以馬沙利的繼任人麥蓮（R. M. Mclane）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就大喊：「只要整個內地都開放，中國就會成為美國工業產品之最有價值的市場。其價值大於美國現時所能進入的全世界一切市場之總和。」(44)當時所謂工業產品，基本上就只是棉紡織品。
就是為了這樣的侵略目的，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美國強盜便積極地和英法合作，也在1858年脅迫滿清政府和他簽訂了《天津條約》。這份條約同樣含有片面最惠國條款，不用說，英法所享受到的一切便利侵略的條件，美國也同樣地享受無缺了。
2．棉紗布市場的開闢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直到中國第一家棉紡織工廠開始運轉的1890年，這三十年間是國際資本主義機制紗布開闢中國市場的奠基時期。在這以前，外洋紗布銷入中國，是受到中國那古老的手工紡織業的堅強抵抗的；到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機制紗布在低率關稅和子口稅的保護之下，逐步由通商口岸深入腹地，由城市深入農村，由少數市民偶一服用的消費物變為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必需品，同時，舊式手工棉紡織業的衰退現象也一天比一天顯著，經過了三十年外洋紗布狂潮的襲擊，中國手工紡織業必歸破滅的命運是最後地確定無疑了。
在打破滿清政府閉關政策上，兩次鴉片戰爭已經完成了奠基的任務。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三十年里，滿清政府又曾被逼與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簽訂了幾十份的不平等條約，基本上都是擴大兩次鴉片戰爭所已經失去的主權，進一步便利資本主義的對華侵略的，這裡我們就不去細述了。
另一方面，在國際資本主義體系里卻發生了一連串的重大事件，對於中國市場產生深刻而長遠的影響。
首先，1857年經濟恐慌以後，英國棉紡織工業的發展至1860年達到繁榮的頂點。1861年，起初還是繁榮的，但不久美國內戰就造成了棉花荒，到1862，1863兩年，就完全崩潰了。(45)美棉荒延長了五年，就不得不使英國紡織廠向印度和埃及去搜集原料，同時，也刺激資本家進一步改進設備，提高生產效率。(46)
英國廠家收購印度棉花，抬高了印度棉價。這一方面就使一向以中國為主要國外銷場的印度棉花轉向到歐洲去，因而減低了中國手紡織業的原料。另一方面，則替孟買的棉商造成空前的良機，使他們大大地賺取了戰時利潤，形成了第一批發展孟買棉紡織廠的資本積累。(47)而這些紡織廠里，有許多卻是專門以中國市場為銷售對象的。
關於英國廠家受原棉荒的刺激而提高生產效率的事實，馬克思曾經特別提出來分析過，他說「自1861至1868年間，有338個棉工廠消滅了，……。蒸汽織機減少了20，663架，但同時期蒸汽織機的生產物反而增加了，可知改良織機比舊織機是更有效率的。紗錠數增加了1，612，541個，職工數則減少50，505名」(48)。提高了生產效率，當然同時就降低了生產費用，增強了對中國手工製品的競爭能力，這對於我們當前的問題，意義是非常重大的。第一節里，我們曾表列英、美、印三國生產設備的統計和英國紡織工人生產效率統計，從馬克思的分析來看這些資料，就可知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三十年里，銷入中國市場的機制紗布，一直是在降低生產費用、提高競爭能力的。
美國內戰以後，英國曾在1866年發生金融恐慌，結果使上海十一家外商銀行中有五家倒閉，(49)這當然影響到英國紗布的對華輸出。但這次挫折延續的時間不久，市場景氣很快就恢復了。到了1869—1873年又連續發生了以下幾項事件。
1869年11月17日溝通地中海與印度洋的蘇彝士運河正式開始通航。這條運河不僅縮短了中英之間的海程28％，因而降低了英國貨物來華的運輸成本；而且因為帆船通過運河必須用人力背牽，所以間接地也大大促進了遠東航線上輪船的使用。
到了1871年4月，上海香港間和同年6月香港倫敦間的海底電線又接通了。「交通的迅捷減少了獲取大筆利潤的機會，但也減少了嚴重損失的危險」(50)，所以上海外商一致歡迎這種發展。
1869和1871兩年所發生的事情，意味著古老的手工業的中國，更進一步地捲入了資本主義的世界市場。「機器生產物的便宜，與變革了的運輸方法、交通方法，……是征服外國市場的武器。」(51)從此，上海的行情將不得不緊隨著倫敦行情的波動而波動，而中國經濟也就逐步走上為資本主義經濟服務的道路了。
時間到了七十年代，世界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到了頂點，開始走上了壟斷的、腐朽的、垂死的道路——帝國主義道路了。1873年世界資本主義爆發了空前大危機，從那以後，資本主義就害上了長期蕭條的病症，達22年之久，只在八十年代之初稍有間斷和1889—1890年有過短期高漲而已。(52)
長期蕭條，決不會阻止資本主義世界向中國傾倒過剩商品，相反地，那更其逼使資本主義拚命地向中國傾銷。在降低了生產費用和運輸費用的條件之下，資本主義各國在這次長期蕭條中長期地降低紗布市價，推廣鈔布銷路。這情況有下列數字可作證明。
物價統計，非常難得，下表是根據香港通行市價計算的結果。我們以為香港行情，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國行情。這裡，數字表現得最為驚人的是棉紗，自從大恐慌以後，幾乎每年都在跌價，和大恐慌前一年（1872年）相比，最低時曾跌去三分之一以上（1886年）。
與跌價相應的就是進口棉紗量之不斷地提高，1872—1890年這十八年里竟增加了2，064％！棉布方面，價格指數所用本色市布、標布和粗斜紋布三種都是當時銷路最廣的布匹，這個指數所表示的趨勢和棉紗相像，其跌落的程度尤有過之。但是用各種棉布進口總匹數所計算出來的指數，則顯然不如棉紗增加得迅速。增加得最多的一年（1889年），也不過提高了66.2％。這個現象且留待下節去說明。
進口棉紗布價格指數及其進口量指數
資料來源：價格見The Chinese Manitime Customs，Decennial Reports，1882-1892，appendix，p. XX；進口量見Decennial Reports，1922-1931，Vol. I，pp. 113，182。
作者註：價格為香港市價；棉布價格指數系由本色市布、標布、粗斜紋布三種市價結算而得。
三 中國手工棉紡織業的解體
在資本主義機制紗布長期跌價的競爭之下，中國那古老的手工棉紡織業的解體乃是很自然的。但這個解體過程也是相當曲折的。
在第二章里我們曾經說明鴉片戰爭前，分布得最廣，在衣料供應上占著最大比重的棉紡織業生產形態是和農業相結合的家庭手工業。這種耕織結合的小農經濟是一種浪費人類勞動以維持其極端堅韌的生存力的小生產單位。鴉片戰爭以後，正是這種和農業相結合的手工棉紡織業，給予機制紗布以極端堅韌的抵抗。對於「窮年仡仡而不贍其口」的小農而言，是自己紡織衣料，還是購買外洋紗布，幾乎是一個關係全家人生存的嚴重問題。農民是必須拿出一切力量來抵抗外洋紗布的侵襲的。
英國紗布輸入中國，和輸入印度有所不同。英國資產階級是印度人民政治上的主宰，但是他們在中國卻沒「直接的政治權力」來幫助他們推銷貨物。於是，「由農業與製造業直接結合引起的巨大經濟和時間節省，在這裡，對於大工業的生產物，提出了極頑強的反抗」(53)。馬克思曾經一再指出這種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部堅固性和結構，阻礙了資本主義商業對中國經濟的分解作用。馬克思所摘引過的1852年「密切爾報告書」是這樣寫著的：
當1842年新貿易開始的時候，我們應該牢記在心的頭一件事情是，我們即將和世界上最大的從事製造的民族開始競爭了。遠在西方各國還披著羊皮的時代，這個民族已經自行織造布匹了。……（中國）每消費我們的棉布四十碼，必然是我們的布正好代替土製棉布四十碼。……這個國家十分之九的人都穿這種自織的布匹，其品質從最粗到最細的，通統都是農舍里生產出來的，其成本真正地並不在原料價值以上。……
中國每個小康之家都有織布機，這或許要算是世界各國中獨一無二的特殊國家了。別的國家裡，人們只是清棉、紡紗，而把紗送到職業織工那兒去織成布匹，中國則自清、自紡、自織，並且很少光是為自己家庭需要而生產的，而且把這項生產當作季節活動的主要勞作，為供給鄰近城市與水上船戶而生產一定量的布匹。就這樣，福建的農民不獨是一個農民，而且還是農藝家製造家合而為一的人物。在莊稼收割以後，在下雨天，在田地無工可做或不能做戶外勞作的時候，總之，在全年中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閒時間裡，這些農夫就動員自己的妻子兒女乃至僱工在家從事紡織。一位曼徹斯特的製造家看到農舍里那種原始的布機及其笨重的零件是會發笑的，可是這種布機完成了工作。而這個民族之不息的勞動則代替了蒸汽動力，他們人數龐大，因而他們就勝過蒸汽動力。(54)
在初期，中國農舍所出產的土布對於英國機器製品的抵抗，表現為非常曲折的現象，迷惑過許多人。例如人們常常看到這樣的說法，洋布質地輕薄，不如土布厚重耐穿，所以人們喜愛土布而拒絕洋布。密切爾就是把這種表面現象看作是最後原因的一個。據他說，「沒有一個從事勞動的中國人願意做一件經不起頂粗的粗工磨上三年的新衣服的。而像那樣一件衣服，和我們出口到中國來的最重的貨物比較起來，其所織進去的棉花，至少要重上三倍。」「對於要求新衣服頂頂耐穿的階級，不論他們的職業如何輕鬆不費力氣，誰也不穿我們的洋布。你永遠遇不上一個中國人會承認我們的料子是和他們的一樣好的，而就我對於衣料的知識而言，他這種偏見卻也是對的。」(55)1886年英國外交部曾通令駐在中國各口岸的領事收集土布樣品，調查洋土布競銷情況，各領事多半也作同樣的觀察。例如廈門代理領事霍布金斯（L. C. Hopkins）的報告就說，如果問一個中國人何以他不穿洋布而穿土布，那麼他的回答就會說是因為土布「比洋布耐穿三倍、四倍或五倍」，因為土布「在冬天暖和得多」。至於土布何以比洋布暖和，則是因為土布所用的紗「和洋布大為不同，天性就暖和」(56)。上海代理總領事阿拉巴斯特（Alabaster）也作同樣的說明。(57)甚至遲至1896—1897年英國一個考察團到四川、雲南、貴州去調查時，也到處聽到同樣的說法。(58)
洋布不如土布耐穿而溫暖，用洋紗織成的土布自然表現同樣的缺點，同樣的為勞動人民所不樂服用。據說「下江民間……洋紗初來之時，民間並不喜用。間有摻用者，布莊收買後致銷路濡滯，於是莊家必格外挑剔，不收洋紗之布，民間遂亦不敢以洋紗摻用」(59)。這種現象一直到了1892年還有些地方存在，「其時（南通縣）布商收布，凡見摻用洋紗者，必剔去不收」(60)。
洋布或洋紗布不如土布與土紗布的耐穿溫暖因而遭到人民的摒斥，都是事實。但是這現象所反映的，既不是蘭開夏的機器不能織造厚重的布匹，也不是中國人民存有任何偏見，不過說明和農業相結合的中國手紡織業實現了「巨大的經濟和時間節省」，因而能在市價上能對洋紗布作「頑強的反抗」罷了。
大體說來，外洋機制紗布對於中國手工紡織業的分解作用，就是以低廉價格為武器去進行的，其總的過程則經過這樣兩個步驟：首先是洋紗代替了土紗，把手紡業強制割離手織業；其次是洋布代替了土布，把手織業又強制割離了農業。具體的歷史實際是非常分歧曲折的。大體在沿海、沿江和交通沿線的地區和城市附近，紡織分離和耕織分離的過程完成得最早最快，在交通不便的山區或偏僻鄉村，這過程進行得最晚最慢。當然，這並不是說手紡織業在大都市就一定會根本絕跡。須知時至1935—1937年，上海開埠已將近一百年，然而上海近郊還有大量手紡車在紡紗，而公共租界也還有手織機八九千架之多的。(61)
機制棉紗代替手紡棉紡的具體過程，一般都是機紗首先代替土紗用作經線，然後再用作緯線。這顯然是機紗遠比土紗堅韌，當紗支同等粗細時，機紗更適於用作經線的原故。這種現象，早在鴉片戰爭前的1828年就已經有人指出過。據說當時「中國人自紡的棉紗不如我們（英商）從英國進口的便宜，只是他們很難用它做緯紗，通常都是用來做經紗。然而時間會克服這種困難的，果爾，那麼消費量必然會大大增加的」(62)。可是就在這只用作經紗的初期階段，機紗對於中國手紡業的破壞作用，已經顯示出來了。當1829年進口棉紗達50萬磅時，廣州附近的手紡業已經部分地停止紡紗，致使為供應手紡業做原料的印度棉花銷路停滯。這一年廣州英國東印度公司大班的報告說：「目前廣州市場上，棉花幾等於死貨；有幾個行商手上還存有兩年前買進的棉花沒有賣出。據我們所知，外國棉花主要是在廣東消費的，從大不列顛進口來的棉織品與棉紗，對於（廣州）市場的影響當然很大。」(63)
1830年廣州英商報告說：「織造家之間，對於（英國）棉紗的評價日益增高。」(64)很可能，就在這初期階段，英國機制綿紗已經部分地代替土紗被用為緯線了。如本章第二節統計所示，1831年，英紗輸入廣州量為955，000磅，廣州附近手紡業所受的打擊就更加嚴重了。英國東印度公司大班報告本年廣州發生的一次騷動就是這樣引起的。據奧伯（P. Auber）記載說：「中國人，特別是沿海居民，是樂於發展對外貿易的；不過同時他們對於國外貿易之可能損及他們自己利益的事物，也十分敏感。這一點在1831年就已表現出來了。該年從英國輸入的棉紗大為增加，大班報告（倫敦）董事會說，進口棉紗在廣州近郊的兩處和距廣州二十里的一處地方居民中間引起了非常嚴重的騷動。他們家裡的婦女兒童過去是從事紡紗的，這次他們大事埋怨進口棉紗剝奪了他們婦女兒童的生計。他們決計不用進口棉紗上機織布，並且宣布決定，要燒毀進入他們村莊的任何進口棉紗。這些地方人口眾多，其人也和一般中國人同樣的勤勞。——這次騷動是英國機器戰勝（中國手工）的一個證明。同時，這也表示，這種成功在其他工藝國家的工人階級中，亦如其在英國一樣，也會造成同樣的不滿情緒的。」(65)從史料推測，這次可能是一種手織業者的集體行動，這樣的集體行動只有在手紡織業比較集中的區域才會發生。在我們所見的史料里，這是中國手工紡織業勞動者反抗機制貨物的很少見的一次集體行動。當然，這種行動可能暫時發生一定的效果，例如1832年廣州進口英國棉紗就落為三十多萬磅。但是，長期說來，手工業勞動者總是要失敗的。從第二節統計里，我們清楚地看到1832年後進口英國棉紗幾乎每年都有增加，到了1842年便高達450萬磅左右了。
經過了兩次鴉片戰爭，特別是到了七十年代以後，機紗代替土紗的過程就在各個通商口岸及其鄰近腹地猛烈地展開了。單純從機紗土紗市價的對比上，人們已經很明確地可以判斷這種代替過程的必然性。例如1887年有人報告洋土紗在牛莊的售價，就是每包300斤的洋紗售價銀57兩，而同量土紗卻要售銀87兩左右，價格懸殊如此之大，當然土紗是無力和紗洋競爭的。(66)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必須把棉花的市價和棉花的對外貿易情況，也一併考慮在內。有不少的人看到這樣的現象，就是某地進口洋紗布的數量，常隨該地棉收的豐歉而漲落。(67)有人甚至得出這樣的結論：「事實上，我們在此似乎可對中國紡織品貿易得出一個顯著的特徵，即中國原棉的價格若廉，在中國廣大民眾的日常衣著上，我們與土製品的競爭是不可能的。」(68)棉花是手紡業原料，它的價格漲落當然是決定手紡業命運的重要因素。
從這方面考察，則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的情況說明中國手紡業的命運是極端悽慘的。
前面曾經說過，美國內戰期間，一向以中國為主要國外銷場的印度棉花不復銷入中國而轉銷到英國去。戰後印棉這種西方銷路還部分地繼續保持著；同時印度紡織業也大為擴張，大量消費印棉，所以印棉銷入中國市場的數量，也就繼續減少。另一方面，自六十年代以後，日本也發展起紡織業來，開始吸收中國棉花做原料；就是西歐國家，也間或有採購中國棉花的。凡此都說明中國市場上，棉花的國外來源減低了，而國外銷場卻增加了。(69)這結果，在棉花的對外貿易方面就形成這樣一種趨勢：進口日少，出口日多，入超漸少，逐漸形成出超。在棉花市價方面，如果不是抬高，至少也維持一定程度的穩定。自1867至1891年間的統計數字也確切地證明這種長期的、相當一貫的發展趨勢。
棉花進出口量與棉花市價
資料來源：棉花進出口量見歷年海關報告冊，棉花市價為香港市孟加拉棉價，見Decennial Reports，1882-1891，appendix，p. XX。
*四年平均。
前面我們曾經指出七十年代以後洋紗的市價變動是一貫下落的，而且下落得極其猛烈。如果在這同時，棉花的市價變動卻是提高或維持穩定的，那麼，這就對於中國的手紡業形成了一種長期的剪刀攻勢了。有許多記載，正面地說明了這種剪刀形夾擊正是毀滅中國手紡業的致命性打擊。
1868年廈門的海關報告說：「從前棉花是本口主要進口貨，和1867年相比，本年進口不到一半。這主要是因為棉花價格並無變動，而用棉花紡成的棉紗市價，卻每包幾乎跌去五十元之多。所以人們把棉花紡成棉紗，就無利可圖了。」(70)這裡清楚地可以看出土紗跌價而棉花價格穩定，其結果就使手紡業無利可圖。土紗跌價當然是受洋紗排擠造成的。1890年宜昌的海關報告寫得更清楚，進口洋紗「激增的原因，是由於四川必須依賴東部諸省供給棉花，而現時印度棉紗和（東部諸省來的）棉花的零售價格，相差無幾，所以買進棉花再來紡紗，反而比直接使用洋紗更貴」(71)。1882—1891年間海南島文昌縣手紡業就因為同樣的原故幾乎全部停了業。海關報告說：「隨著洋紗之大量進口，土紗的紡制業幾乎完全停業了。孟買紗的質地本較土紗為劣，但價格上，土紗卻不能與孟買紗競爭。土紡業的停歇，使棉花的進口也終止了。」(72)這一切都說明中國手紡業在洋紗跌價競爭和棉花相對昂貴的夾攻之下，不得不放棄紡車的必然性。中國手工棉紡業具體的解體過程就是這樣。如果從事手紡業的勞動者原是農民家庭里的婦女兒童，紡紗以自織，那麼他們的紡業就這樣被強制地剝離了農業，從而不得不買進洋紗來織布；如果手紡業勞動者原是城市裡依賴紡紗為生的獨立生產者，那麼他們自然就成為被強制地剝離生產手段的勞動力了。
洋紗是憑藉低廉的價格滲入中國社會的，洋布也走著同樣的道路。但是洋布代替土布的過程，比起洋紗代替土紗來，卻是緩慢得多的。
洋布銷入中國，最先成為城市裡某些市民的消費對象。前引「密切爾報告書」說：「沿海城市裡一部分富裕階級穿用我們的布匹，在夏天，為的節省絲綢與縐紗；在冬天，則加上棉絮，節省皮衣和厚重的緞子。商店的賬房先生和店員穿用我們的布匹也相當普遍。洋布比同等的土布好染色而顯得光彩。……富裕階級之所以穿洋布，也不是因為洋布好，而是因為做起所需衣服來，碰巧洋布比他們土布便宜罷了。」(73)
洋布「碰巧」比土布便宜時，城市富裕市民舍土布採用洋布了。當洋布賤於土布的差價擴大時，捨棄耐穿的土布而服用便宜的洋布的消費者自也必然跟著擴大起來。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英商對於中國市場抱著莫大的野心，運囤太多，造成呆滯，終於不得不虧本推銷，結果遂使土布遭受沉重的打擊，1846年，有人記述手織業素稱繁盛的松江太倉情況說，「木棉梭木，東南杼軸之利甲天下，……今則洋布盛行，價當梭布而寬則三倍，是以布市消減，……商賈不行，生計路絀」(74)。又說「近日洋布大行，價當梭布三之一，吾村專以紡織為業，近聞已無紗可紡。松太布市，消減大半」(75)。這裡我們看不到洋布輕薄不如土布耐穿溫暖的問題。起著決定作用的是洋布「價當梭布三之一」。七十年代初頭海關報告說明寧波進口本色市布的增加理由時這樣講：「中下層階級的人，從前是偏愛他們自己土布的，因為土布比洋布便宜而又耐穿，如今這第一層理由可說是不存在了。」(76)
1881年鎮江的報告也說：「儘管人們已經發現洋布不如土製品的耐穿，但是因為洋布便宜，所以還是多買洋布。」(77)事情甚至演變到這樣程度，勞動人民本來是因為土布耐穿而寧穿土布不穿洋布的，如今則因為土布太貴而必須穿著洋布了。1884年九江的海關報告就有這樣一段：「手工織品要出較高的價錢，這種情況常常使得比較窮苦階級的人必須買用那比較起來並不耐穿的進口貨。」(78)事情就是這樣明顯，洋布正是憑藉低廉的價格代替了土布的。
在後果上，洋布代替土布和洋紗代替土紗有某些類似之處。那就是說，如果因為洋布的競爭而放棄織機的生產者原是農民家庭里的任何成員，織布以自給，或有剩餘以出賣，那麼，他們的手織業就是這樣強制地被剝離了農業，從而使他們不獨無以自給，無剩餘可賣，亦且不得不成為棉布的買主，如果他們原是城市裡依賴織布以維生的獨立生產者，那麼他們也就成為被強制地剝離生產手段的勞動力了。
但是，在這裡，我們必須認識洋布代替土布的具體過程和後果，畢竟是和洋紗代替土紗有所不同。
前面說過，在1872—1890年這十八年里，進口洋紗增加了2，064％，而進口洋布最多也只增加了66％。
就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機器代替手工，絲毫不是沒有限度的事情。資本家所關心的，決不是機器能夠節省多少人類勞動力的消耗，而是機器能夠為他節省多少勞動力價值的支出。資本家是否採用機器代替手工，要看機器價值能夠為他代替多少勞動力價值而定。(79)在我們的問題上，紡機和織機所代替的勞動力價值是有極大的差別的。這方面，我們找不到英美直接的數字，可是據我們根據中國資料所做的估計，可知一個機紡工人的出紗能力約相當於一個手紡工人的出紗能力的80倍，而一個機織工人的出布能力只相當於一個手織工人的出布能力的4倍。(80)從此不難推斷，紡紗機器為資本家所節省的工資開銷是遠大於織布機器的。因此，紡織兩業的發展速度必然產生了差異。人們可以翻遍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現代棉紡織工業的發展史，要想找到織業的發展速度能夠和紡業相一致，而不是落後於紡業，就連一個例子也是很難發現的。(81)這種紡織兩業發展速率上的差異說明十九世紀銷入中國市場的洋紗和洋布，其本身對中國土貨的競爭潛力就是不相同的。
進一步說，中國人民對於洋紗和洋布，也必然要採取不同的態度。
1887年芝罘的海關報告說，山東的「土紗紡制業幾乎全部停頓了，因為紡工每天只能得到二十個制錢的工資，而他們如果打草帽緶，卻能得到加倍的，甚至是更多的工資」(82)。這就是說，紡工轉入和紡織無關的其他行業了。1882—1891年海南島文昌縣的紡紗女工也放棄紡車了，但是她們都「轉移她們的力量於織布，以為補償」(83)。這就是說，紡工專力織布了。
馬克思指出：「勞動者階級中間因機器而被轉化為過剩人口（即在資本價值增殖上不復被直接需要的人口）的部分，一方面，是在舊式手工業經營和手工製造業經營對機器經營的不平衡的鬥爭中消滅掉了，一方面，是泛濫入各種比較容易接近的產業部門，擁擠在勞動市場內，從而使勞動力的價格低於它的價值。」(84)又說：「在舊的發展的國家，機器在若干產業部門被使用時，會在其他部門生出這樣的勞動過剩，以致在其他各部門，工資跌到勞動力的價值以下，從而妨礙機器的採用，使其採用，從資本的立場說，成為不必要，乃至不可能的。」(85)
研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經濟發展史，永遠不該忘記馬克思這種分析，這是了解近代中國經濟發展史上許多現象的鑰匙。儘管在中國造成過剩勞動力的是資本主義的機制商品，而不必是中國境內的現代工廠；儘管這些過剩勞動力所將泛濫進去的也不必是現代工廠，而是各種手工業部門，然而，根本原則都是一樣：過剩的勞動力，寧願以低於價值的價格出賣的勞動力泛濫著。
在我們的具體問題上，英國的機制棉紗棉布同時銷入中國市場，人們對於紗布所採取的態度卻是大有差異的。人們迅速地接受了棉紗，但是卻緩慢地接受棉布，或根本拒絕接受棉布。這絲毫不是因為洋布不耐穿，而是因為英國的紡紗機代替了中國的手紡車，造成了大批的過剩勞動力。這些過剩勞動力寧願以低於價值的價格出賣自己，尋求任何勞動生存的機會（如果他們原來是以紡業為生的話）；或者，他們就寧願降低生活水平以從事某種副業性的家庭手工業（如果他們原來是以農業而兼事紡紗的話）。山東的紡工放棄紡車以後變為草帽緶的編織者，文昌的紡工則變為土布的手織勞動者。事實上，中國手紡業者放棄紡車以後，很多是轉入「比較容易接近的產業部門」，轉入洋紗土布的織造業去了。這就是說，中國人民在外洋機制紗布的侵襲之下，一部分固然是把手中的紡車和織機一併放棄了，一部分卻僅僅放棄紡織業的一半工序——紡紗，同時又抓緊了另一半工序——織布。這就等於說，中國人民就利用了輸入的機制洋沙來抵抗輸入的機制洋布了。這就是為什麼進口洋紗的數量增漲得遠比洋布迅速的理由。
以上所述，就是兩次鴉片戰爭以後直到九十年代這期間內，資本主義機制紗布對於中國那古老的棉紡織業所發生的分解作用。這一過程，在九十年代以後，還是繼續深入擴大的，但就這三四十年的歷史已經足夠給我們得出結論說，在機制紗布的分解作用之下，中國固有的手工棉紡織業之必歸解體的命運是確定不移的了。
四 洋貨對中國棉貨市場的爭奪
隨著中國棉貨市場的開闢，進口洋貨彼此之間在這塊新市場上的競爭，也就必然不可避免了。
最先把棉貨向中國市場推銷的是蘭開夏的資本家。惟中國市場的開闢，除十九世紀的開首幾年外，卻從不曾由他們單獨霸占過。當英國初次的武裝侵華還沒有發動的時候——十九世紀的三十年代，我們便已開始消費美國棉布了。六十年代後英美棉布的競爭未已，印度的棉紡業又接踵而起，於是英紗在中國市場的銷路又遭到了猛烈的競爭。這種英美棉布與英印棉紗的競爭局面，到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告一段落，即是英美兩國分別在粗布、細布兩個領域裡各占優勢，而棉紗市場，則為印度所獨占。
1．英、印棉紗
印度機紗業的發展，開始於1856年，(86)1861—1865年美國內戰期間，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同時，也就乘著英國無暇東顧的機會，在他們的出產還不足自給的時候，便開始把棉紗向中國市場推銷。1871年後，印度紗廠的創設與擴充異常迅速，而其中有許多紗廠的經營，卻本著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忽視國內市場，專為中國市場的消費而生產。(87)事實上，中國也就成為印紗之唯一的國外市場，其詳有如下表：
印度棉紗輸華量及輸出總量
資料來源：Report of the Indian Tariff Board，1927，p. 94；Vakil，Bose，and Deolalkar，Growth of the Trade and Industry of Modern India，Calcutta，1931，p. 120。
為說明印紗來華如此迅速增長，及其擊敗英紗的原因，可先從中國市場的需求入手。
中國手織業所銷棉紗，一向就限於24支以下各級粗紗。(88)而蘭開夏機紡業的發展，卻集中於24支以上的細紗，所以英國的生產和中國的消費，本是不相為謀的。1887年（同治十三年），有人向某中國商人探問，何以他偏愛孟買紗而不喜曼徹斯特出品，回答說是「孟買紗較曼徹斯特紗便宜得多，也強韌得多。孟買紗只織造下層階級所用粗布，除卻它的價格低廉而外，它確能做成堅牢的日常衣料。至於曼徹斯特紗，則太細；若論細布，那我們寧用我們自己的手紡紗而不用機紗，因為我們自己的貨色更耐穿。」(89)這是華南的情形。「英紗輸入無進展；因為它的支質太細，不合織造西部各省所需用的布匹。」(90)這又是華西的情形。此外，許多口岸的海關報告冊也都說到類似的情況。例如1872年廈門報告說該區「主要消費16至24支，也用28至32支，但很少很少」(91)；1887年九江報告說江西全省最需要的是16支和20支；(92)1882—1891年瓊州報告海南島所銷的是16支、20支和24支；(93)同時期龍州報告所銷洋紗16支、20支和32支；(94)而蒙自則說10支是進口大宗。(95)總之，中國市場所需要的以24支以下粗紗為主，全國各地莫不如此。
細紗既不合中國市場的需要，競爭就只限於粗紗方面。成本的差異自然是決定的因素。英印兩國生產條件的對比，最要者，莫如印度特富棉產，而英國則需自國外運入原料一點，這種對照，常使英國處於不利的地位。若以向中國市場推銷而言，則孟買距香港只有3，525浬，而倫敦至香港則有9，799浬。(96)路程的遼遠，必然也加重英紗的運銷成本。況且「中國總是一個用銀國，中印之間的匯兌既以銀計，便能穩定。反之，中英間之匯兌，正也和英印間一樣，逐漸變得於英不利。除地理上的鄰近而外，此層對印度（棉）工業也給與特殊的利益」(97)。有了這些優越的條件，雖則當時印度創設紗廠的資本須為蘭開夏的兩倍半，(98)雖則印度工人的生產效率特低，致使工資費用比蘭開夏特高，(99)然24支及其以下各級粗紗就是在印度市場上，英貨也不能和印貨競爭。(100)因此，印紗終能在中國市場上排擠英紗，乃是必然的趨勢。
具體地說，紗支之粗細，成本之高低，終會使英印紗在中國市場上售價懸殊。1884年，瓊州稅務司的觀察謂：「此地需要幾盡限於孟買紗，和英貨相較，這種紗之低廉的售價，實是它獲得穩定市場的主要原因。」(101)或謂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英印紗價格貴賤之差，每擔約達一兩至二兩。(102)各地確數雖未必皆然；要之，英紗遠較印紗為貴，確是普遍的現象。(103)當時輸入洋紗既以織造下層階級所消費的棉布為主，則這種價格之差自有決定的意義。所以在印度棉紡業興起之前，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英紗尚能獨占中國市場；(104)八十年代起，中國各通商口岸的銷量，便無不以印紗為主了。(105)
2．英、美棉布
十九世紀中，印度機紡工業雖有急迅的進步，機織業方面卻並未能作比例的發展。印度棉布縱有輸出，一向也以印度洋沿岸各地為主，像紡界之專為中國市場而設廠的事情，在織界是始終不曾發生過的。因此，依當時各國棉業發展情勢看來，有力與英國爭奪中國棉布市場者，主要的只剩下了美國一國。事實上，美國棉工業的發展，雖頗迅速，但美國從不曾以棉紗努力向中國推銷，反之，棉布方面，中國則常是她的大主顧。
十九世紀的三十年代，中國已開始銷用美國棉布。其後美布來華，進展頗速。不過就輸華棉布總值論，美國還是遠在英國之後的。1860—1865年，美國商船毀於內戰，美布來華，一時遭受很大的打擊。但這次內戰所給與英國棉工業的打擊，也頗為深重。十九世紀常為聚訟中心的英布摻雜問題，就是從這時開始的。(106)七十年代起，美布輸華，逐漸恢復其原有的數量，(107)其對英貨的威脅，也逐漸嚴重。
要說明七十年代以後英美勢力在中國市場上的消長，須先明了兩國棉布的生產條件和中國市場的需要。
英美兩國生產條件，最易使人想到的，莫如兩國棉產貧富的差異。但十九世紀後半葉，美國若干種輸華棉布所以壓倒英國棉布，並非因為美國自產原料。(108)據1902年曼徹斯特商會秘書楊氏（T. M. Young）的實地觀察，美國具有三個優越條件：第一，美國南部各廠的勞工，均來自附近小農家，求工人數眾多，致使工資特別低廉；第二，自紐約至中國的運費較自英國口岸至中國者更為低廉；第三，美國各廠，普遍地採用自動織機，英國則尚未推行此機。(109)這雖是二十世紀初年的觀察，無疑地也可以說明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實情。(110)
況且，美國所產市布、標布和斜紋布在國內有最好的市場，只有剩餘才運到中國來，所以他們能夠而且常常是按照成本輸出，以控制國外市場。反之，英國出產市布和斜紋布完全是為的輸出，國內市場很少，甚至全不銷用；所以國外貿易的呆滯便逼迫英國製造家囤積製品，以待將來，或是根本停止機器的運轉，任何辦法，都使他們負擔利息的損失，彌補利息的損失便須抬高售價。(111)
不過若就棉紡織技術發展的歷史，以及工人的熟練程度說，英國也有優於美國的地方，這種優越之處，只有在細質貨品的生產上，才能充分地表現出來。可是當時美國努力輸華與英競爭者，卻以粗布為主。
中國市場對於輸入棉布的需要，也正和棉紗一樣，大都以粗貨為主。長江流域及東南沿海一帶，城市較發達，間有充足資力，可以銷用細布者，主要地都是中產以上人家及城市居民，若論農民大眾，莫不以粗布為衣著原料。至華北、東北兩區，尤其不是細布的銷場。
英國製造家既受過分的運費擔負，又沒有國內市場以資調節，更在工資成本的計算上遠不如人，所以他們便不得不使用劣等棉花作原料以減輕成本。(112)劣棉紡紗需要加上很重的漿料才能織布；中國市場需要粗重的布匹，他們必然地、也是有意地在布匹上加上很重的漿料和其他雜質，以求迎合中國消費者的嗜好。於是1863年美國內戰時所出現的摻雜工作，到平時也就繼續下來。(113)英國製造家們常常實行摻雜，中國市場上的英貨，也就常常發現霉爛。1879年輸入汕頭的一部分漂白細布，其摻用堊粉（Chalk）、麵粉和膠料等雜物的重量，竟有達布重的25％者，因此不能做成普通衣著，差不多全部銷出去用作喪服之用。(114)這可謂摻雜風氣的極至。
英國輸華棉布摻雜風氣之盛，正表示英國在輸華棉布之生產條件方面，不若美國之優越，也正表示在中國市場之爭奪上，英不如美。有些人以為中國下層階級無力購買品質較好的布匹，他們雖明知英貨摻雜，但仍不得不購用。(115)這種意見在某地發生水旱災荒時或相當正確。一般的，英制粗布的銷路，受摻雜的影響是很大的。(116)它的售價誠較美貨為廉，但中國消費者總是愛好堅牢的美貨，而吐棄英制假貨。(117)當時英美競爭的主要貨品是斜紋布、市布諸種粗布，大約自1875年後，華北、東北兩大市場上，美貨便已壓倒英貨而占絕對的優勢了。(118)華中、華南方面，粗布的銷路既不若華北、東北之大，英美的競爭，自亦不若華北、東北之猛烈。總之，在粗貨方面，或則英貨不斷地下落，美貨不斷地上升；或則美貨增漲的趨勢較英貨為速；或則短時期內美貨不若英貨銷數之大，不數年間，美貨即進而獨占市場。(119)英美粗布生產條件之優劣，最遲至八十年代，就是在華中、華南市場上也充分地反映出來了。
關於英美兩國棉布輸華數量沒有詳細的統計數字可查。大體說來，十九世紀的八九十年代中，英貨輸華總值較美貨為多，增加較緩；美貨總值雖較小，增加的速度則較快。粗布方面，以美貨占絕對優勢，細布及雜類布方面，英又占統制的地位。美貨以華北、東北為主要的銷售區域，英貨則獨占華中與華南市場。美貨既以下層階級為銷售對象，則中國農產之豐歉及布匹價格之升降極易影響其銷售數量，故歷年輸入量之變動甚大；反之英貨皆供中產以上之人或城市市民消費，英商又能維持價格不使有劇烈的起落，故歷年輸入量之變動自較美貨為小。英、美兩國製品而外，當時中國市場亦銷荷制布匹，但為數甚少，不足以言競爭。英、美、荷三國在粗細棉布上的勢力分配可從下表中看出。
英、美、荷三國三種棉布輸華淨數百分比
資料來源：海關貿易報告第二部。
作者註：粗、細斜紋布均以英、美、荷三國合計數為100％；粗市布以英美合計數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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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上參考A. P. Wordsworth and J. de L. Mann, The Cotton Trade and Industrial Lancashire, 1600-1780, Manchester 1931, Ch. 21-23；L. C. A. Knowles,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Great Britain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47, London, pp. 47-55。
(2)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9th ed. Vol. 6, p. 499.
(3) 英國下院藍皮書，《1830年小組委員報告書》，卷5，頁188。
(4) 《資本論》，卷1，頁506。
(5) 同上書，頁523。
(6) L. C. A. Knowles, op. cit., p. 119.
(7) 《資本論》，卷1，頁524。
(8) Chapham,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Vol. I, pp. 479-482.
(9) 杜德：《今日印度》，上冊，頁106。
(10) 《資本論》，卷1，頁525。
(11)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Vol. II, pp. 120, 152, 179-180, Vol. IV, pp. 1, 124-125, 146, 186-187.
(12) Arthur Redford, Manchester Merchants and Foreign Trade, 1794-1858, Manchester, 1934, pp. 116-118.
(13) 1840年3月18日莫克·維卡致巴麥尊，英國外交部檔案，F. O. 17/41。
(14) B. B. P.,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 1857-1859, p. 244.
(15) 美國第六次統計結果，轉見卿汝楫：《美國侵華史》，頁50。
(16) Joseph Spencer, "The Growth of the Cotton Trade in Great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Continent of Europe. during the Half Century End with the Year 1875,"Transactions of the Manchester Statistical Society, Session 1876-1877, 1877, p. 232.
(17) 波加特等編著：《美國經濟史資料》，頁283。
(18) H. B. Morse, Chronicles, Vol. II-IV.
(19) 《資本論》，卷1，頁507。
(20)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序言》，中國人民大學《世界通史參考資料》（近代史部分第一輯），頁13。
(21) 《資本論》，卷1，頁554。
(22) 《馬恩論中國》，解放社版，頁90。
(23) "34th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at www.diancang.xyz Manchester for the year 1854," Appendix.
(24) Note on Our Present Position and the State of Our Relations with China, by Consul Alcock, Jan. 19, 1849, Michie, An Englishman in China, Vol. I, p. 422.
(25) 1861, May 30th, Sir F. Bruce to Lord John Russell, F. O. 17/352.
(26) Report from Committees, 1847, Vol. I,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China," pp. VIII-VX.
(27) 1860, Oct. 26th, Bruce to Lord John Russell,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Affairs in China, 1859-1860, p. 248.
(28) 1853, Aug. 9th, Bonham to Lord Clarendon, F. O. 228/151.
(29) 1854, Apr. 10th, Alcock to Bonham, F. O. 97/99.
(30) 1849, Jan. 19th, Alcock to Banham, Michie, op. cit., p. 421.
(31)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Manchester Commercial Association, 1845, p. 11; 1846, p. 7; 1847, p. 1.
(32)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Manchester, 1848, p. 16.
(33)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Manchester, 1849, pp. 18-20.
(34) Ibid, Annual Report, 1850, p. 15.
(35) Ibid, Annual Report, 1851, p. 5.
(36) Ibid, Annual Report, 1853, p. 20.
(37) Ibid, Annual Report, 1855, p. 10.
(38) Ibid, Annual Report, 1855, p. 6.
(39) Report of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Manchester Commercial Association held Jan. 19th, 1857, p. 4.
(40) 中英《天津條約》第二十七款。
(41) Joseph Spancer, op. cit.
(42) Shü-Lun Pan, The Trade of United States with China, 1927, p. 206.
(43) 美國眾院檔案，第123號，頁208—209，轉見卿汝楫：前引書，頁118。
(44) 美國參院檔案，1858—1859年，頁55。
(45) 《資本論》，卷1，頁554—555。
(46) 同上書，頁528—529。
(47) H. J. Day, The Indian Tariff Problem, London, 1933, p. 91.
(48) 《資本論》，卷1，頁529。
(49) "History of External Trade, 1834-1881,"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Decennial Reports, 1922-1931, Vol. I, p. 63.
(50) North China Herald, Restropect, 1868-1872, p. 138.
(51) 《資本論》，卷1，頁549。
(52)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文選》（兩卷集），卷1，頁931—932。
(53) 《資本論》，卷3，頁413。
(54) Mitchell Report, Lord Elgin to Clarendon, 1858, Mar. 31, F. O. 17/287.
(55) Mitchell Report, Lord Elgin to Clarendon, 1858, Mar. 31, F. O. 17/287.
(56) Acting Consul L. C. Hopkins, to the Earl of Iddelsleigh, Report on the Native Cloth in Use in the Amoy Consular Districts, 1886, Foreign Office, Miscellaneous serics, No. 19, 1886, p. 4.
(57) Acting Consul-General Alabaster, to the Earl of Iddelsleigh, Foreign Office, Miscellaneous series, No. 20, 1886, p. 2.
(58) Report of the Mission to China of the Blackburn Chamber of Commerce, 1896-1897, Blackburn 1898, p. 256.
(59) 《皇朝經世文四編》，卷42，「利用宜廣製造論」。
(60) 葛淵如：《江蘇省紡織業狀況》，附錄，「張總長季直經理大生紗廠十二年之歷史」。
(61) 詳第八章。
(62) M.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 Cambridge, 1951, p. 101.
(63)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Vol. IV. p. 186.
(64) M. Greenberg, op. cit., p. 102.
(65) Peter Auber, China, London, 1834, pp. 63-64.
(66) Chinese Martime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Part II, 1887, Newchwang, p. 2.
(67) 例如上海，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Pt. II. 1878, Shanghai, p. 123。
(68) A. G. Sargent, Anglo-Chinese Commerce and Diplomacy, Oxford, 1907, p. 205.
(69) Vakil, Bose and Deolalkar, Growth of Trade and Industry in Modern India, 1931, p. 105, C. F. Remer, The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p. 94.
(70)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Pt. II, Amoy 1869, pp. 70-71.
(71) Decennial Reports, 1882-1891, Ichang, pp. 131-132.
(72) Decennial Reports, 1882-1891, Kiungchow, pp. 620-621.
(73) Mitchell Report, Lord Elgin to Clarendon, 1858, Mar. 31, F. O. 17/287.
(74) 包世臣：《致前大司馬許太常書》，見包世臣：《齊民四術》，卷1。
(75) 包世臣：《答族子孟開書》，《齊民四術》，卷1。
(76)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871-1872, Ningpo, p. 133.
(77)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881, Chinkiang, p. 14.
(78)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884, Kiukiang, p. 107.
(79) 參看《資本論》，卷1，頁474。
(80) 詳第八章。
(81) 1934-1935年中國全國棉布產量中有61％是手織的，手紡紗則極少。詳第八章附錄。
(82)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887, Chefoo, p. 42.
(83) Decennial Reports, 1882-1891, pp. 620-621.
(84) 《資本論》，卷1，頁523—524。
(85) 同上書，頁475。
(86) M. P. Gandhi, The Indian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pp. 53，56.
(87) Vakil, Bose, and Deolalkar, Growth of the Trade and Industry of Modern India, p. 128.
(88) 遲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仍然如此，詳後。
(89) Trade Reports, Pt. II, 1887, Pakhoi, p. 463.
(90) Decennial Reports, 1882-1891, Ichang, pp. 131-132.
(91) Trade Reports, Pt. II, 1872, Amoy, p. 174.
(92) Trade Reports, Pt. II, 1887, Kiukiang, p. 115.
(93) Decennial Reports, 1882-1891, Kiungchow, p. 620.
(94) Decennial Reports, 1882-1891, Lungchow, p. 654.
(95) Decennial Reports, 1882-1891, Mentsz, p. 456.
(96) Journal of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887, p. 526.
(97) Vakil, Bose, and Deolalkar, op. cit., p. 130.
(98) G. M. Broughton, Labour in Indian Industries, 1924, p. 23.
(99) "The labour cost of production in Indian mills, …was in 1888 far higher even for the coarser counts than the labour cost in Lancashire." S. J. Chapman, Work and Wages, Pt. I, p. 151; cf. M. P. Gandhi, op. cit., p. 75.
(100) M. P. Gandhi, op. cit., p. 64.
(101) Trade Reports, Pt. II, 1884, Kiungchow, p. 358.
(102) Decennial Reports, 1882-1891, Chefoo, pp. 43-44.
(103) 關於英印紗價對比，無統計數字可查，零星記載則甚多，如：Decennial Reports，1882-1891，Swatow，p. 526；Kiungchow，pp. 620-621；Canton，p. 549；Trade Reports，Pt. II，1886，Swatow，p. 331等。
(104) 此點無統計數字可資證明，零細記載則不少，如：Trade Reports，Pt. I，1870，Amoy，p. 174；1872，Amoy，p. 174等。
(105) 中國海關報告冊自1889年起始將英印棉紗分別記載，前此各年印紗代替英紗之文字敘述甚多，如：Decennial Reports，1882-1891，Kiungchow，p. 620；Lungchow，p. 654；又中文海關貿易統計及報告，1884，汕頭，頁312；瓊州，頁358；1886，汕頭，頁331；1887，芝罘，頁43；九江，頁115；九龍，頁402；上海，頁183；1888，汕頭，頁360；廣州，頁380；瓊州，頁470；北海，頁484；九江，頁124；上海，頁188；等等。
(106) 美國內戰所引起之原棉恐慌，使英國棉工業於1861年4月開始其不景氣。英國廠主們為減低生產成本，乃削減棉布用紗量，而以膠質物（glue）以維持棉布原重量。據1863年10月的工廠檢查報告所述，一匹八磅重的細市布（shirting），計摻塗膠質物二磅。若干他種棉布，膠質物且常占棉布總重量的50％（《資本論》，卷3，頁139）。今日棉布的漿紗用物，本有達100％的可能，並不致損毀布質；但當時漿紗技術尚未發達，這些加重膠料的棉布運到中國時，即不免霉爛。故1865年上海進口英國本色細市布竟有15％業已霉爛（Trade Reports，Pt. II，1865，Shanghai，p. 124.）
(107) S. L. Pan, op. cit., p. 206.
(108) "Mr. Young found that the cost of bringing raw cotton to the mills of New Englang was practically the same as that of conveying it to the Lancashire spinner. In the South, no doubt, some advantage is gained by the saving of carriage, yet even there the advantage is not considerable." T. M. Young, The American Cotton Industry, New York, 1903, p. XII.
(109) T. M. Young, op. cit., pp. XIII-XV.
(110) 中國方面的記載謂：「同樣貨品來自紐約的運費常較來自英國者每噸低20先令。美國製造家已使用諾蘇普（Northop）自動織機有年，此機每人可管20台。然蘭開夏普通工廠中，每人只能管理織機4台。故美國製造家與其英國敵手競爭時，每運轉織機20台，即可節省四個工人的工資成本。」Decennial Reports，1892-1901，Vol. II，Tientsin，pp. 533-534.
(111) Decennial Reports, 1892-1901, Vol. II, Tientsin, pp. 533-535.
(112) Decennial Reports, 1892-1901, Vol. II, Tientsin, p. 534.
(113) "As regards the adulteration of British cotton manufactures with starch , clay, barytes and other substances, thereby render them excessively liable to mildew and rot, Mr. W. Thompson , F. C. S., in a lecture upon the 『Sizing of Cotton Cloth', given before the Society of Arts in London, enumerated the materials used in the adulteration, and said that, 『as a general rule the whole margin of the manufacturers' profits lies within the size used.'" Reports on Trade, 1878, Newchwang, p. 4.
(114) Reports on Trade, 1879, Swatow, p. 212.
(115) United States Commercial Relations, 1878, p. 212, Report of the American Consul at Shanghai; Reports on Trade, 1879, Hangkow, p. 27; Shanghai, p. 104.
(116) Reports on Trade, 1878, Newchwang, pp. 4-5; Chefoo, p. 19; Shanghai, p. 124; 1879, Tientsin, p. 232.
(117) Decennial Reports, 1882-91, Ningpo, p. 352.
(118) Reports on Trade, 1878, Newchwang, pp. 4-5; Chefoo, p. 19; 1879, Tientsin, pp. 261-262; Newchwang, p. 2; Trade Reports, Pt. II, 1886, Newchwang, p. 16; Tientsin, p. 36; Chefoo, p. 54; 1887, Newchwang, p. 1; etc.
(119) Reports on Trade, 1878, Hangkow, p. 38; Wuhu, p. 96; Shanghai, p. 123; Ningpo, p. 135; Wenchow, p. 167; Foochow, p. 199; 1879, Chinkiang, p. 81; Shanghai, pp. 105-106; Foochow, p. 156; Trade Reports, Pt. II, 1884, Wuhu, p. 138; Chinkiang, p. 143; Wenchow, p. 222; Amoy, p. 305; 1886; Shanghai, p. 166; Decennial Reports, 1882-1891; Chingkiang, p. 295; Ningpo, p. 352; e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