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精神 · 第七講　中國歷史上的道德精神

一 我們可以說，近代的西方有三大精神： 一、個人自由主義精神，淵源於希臘，亦可稱為希臘精神。 二、團體組織精神，或叫做國家精神，淵源於羅馬，亦可稱為羅馬精神。 三、世界精神，或叫做宗教精神，亦可稱為希伯來精神。 此三種精神配合成為今天的西方。英國、美國以宗教精神調和國家組織與個人自由的衝突；蘇維埃只有一種國家精神，抹殺了個人自由，並將國家精神升化到帶有宗教的色彩。 至於科學則僅是一種方法，一種技能。雖說科學也另有一套尋求真理的精神，但其運用到實際人生方面來，則仍必依隨於上述三種精神之某一種或某兩種，才能決定其真實的態度與價值，故不得與上述三大精神有平等齊列之地位。 有人問中國的文化精神是什麼呢？我認為中國文化精神，應稱為「道德的精神」。中國歷史乃由道德精神所形成，中國文化亦然。這一種道德精神乃是中國人所內心追求的一種「做人」的理想標準。乃是中國人所向前積極爭取蘄向到達的一種「理想人格」。因此中國歷史上、社會上、多方面各色各類的人物，都由這種道德精神而形成。換言之，中國文化乃以此種道德精神為中心。中國歷史乃依此種道德精神而演進。正因為中國人物都由此種道德精神所陶鑄。即如我們上面所講，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教育的，各項事變乃及各種制度，以及主持此各項事變與創造此各種制度的各類人物，其所以到達此種境界者，完全必以這種道德精神為其最後的解釋。因此，我稱此種道德精神為「中國的歷史精神」。即是沒有了此種道德精神，也將不會有此種的歷史。 我們所謂的中國道德精神與西方宗教精神不盡同，也與他們的團體精神與個人自由精神不盡合。我們常覺得自己既沒有宗教，而在團體組織與個人自由兩方面，其表現的精神力量也都不如人。實際這種看法，只是忘記了自己所特有的一套，而把別人的尺度來衡量自己，自然要感到自己的一無是處了。中國的歷史、文化、民族，既是以這一種道德精神來奠定了最先的基礎，今天此一種精神墮落，自將顯得一切無辦法，在在都發生了困難。如果我們能再把為自己歷史、文化、民族作基礎的這一種道德精神「從新喚醒」，我想當前的很多問題，也都可以迎刃而解的。 我所講的道德精神，究竟指的是什麼樣的內容呢？我此刻暫不為此「道德」二字下定義，也暫不為此道德二字定內容，我姑先舉出兩項重要的道德觀念或道德理論來作具體的例子。第一個理論在孔子前，第二個理論在孔子後： 春秋時，魯國上卿叔孫豹出使晉國，會見晉國上卿范宣子，在正式的使命任務外，談到了一個哲學上的問題。范宣子問叔孫穆子說：「如何可以做到人生不朽？」叔孫暫不直答，卻反問說：「你如何看法呢？」范答：「我們范家，自堯、舜以來，經夏、商、周三代，直迄現在，相傳兩千餘年，如此的家世，亦可算不朽了吧？」我們只看范宣子這一說法，便可推想，中國人在那時，已不信人死後有靈魂之說，而完全是一種站在現世間的看法。叔孫卻告訴他說：「照我看，那只是世祿，不能謂之不朽。人生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立言。」這句話，二千多年來，深印在中國人心裡，成為一個最高的道德理論和人生信條。信耶穌的人說：「我們是活在上帝的心裡。」叔孫穆子的話，我們也可替他透進一層說：「人要活在別人的心裡。」如果別人心裡常有你，便是你的人生不朽。如果別人心裡沒有你，你也就等於沒有活。正如兒子心裡沒有父親，那末這個父親等於沒有做父親。 孔子之後，孟子發明了「人性善」的理論。他說，每個人的天性都是向善的，「善」便是道德精神。我想我們可以用孟子的理論，來解釋叔孫穆子的「三不朽」說。一個人活在世上，為何要為別人立德、立功、立言呢？這已顯然不是一種個人主義了。但縱使別人心裡常有了你的德、功、言，這於你究有何關係呢？我們若用孟子的話來回答此問題，正為人的天性是向善的，他情願如此做，只有如此做了，他自己才感到快樂與滿足。而且向善既是人類的天性，你的善，便一定可以得到別人心裡的共鳴。你為人立德、立功、立言，別人必然會接受你、了解你，而且追隨你、模仿你。我們試問：除卻我們的行為，還在哪裡去找我們的生命呢？行為存在，便是生命的存在；行為消失了，便是生命沒有了。我們只有「向善」的行為，才能把握到人類「天性」之共同趨向，而可以長久地存在。我們也只有這一種生命，決不會白浪費、白犧牲，將會在別人的生命里永遠共鳴、永遠復活。身體不是我們的生命，身體只是拿來表現我們生命的一項工具。「身體」僅是一件東西，「生命」則是一些行為，行為一定要有目的，有對象。我們憑藉了身體這項工具，來表現行為，完成我們的生命。 譬如我現在在此講演，這是我的行為，也即是我的生命。行為必然由此向彼，有一到達點。此到達點，即是所謂「目的」與「對象」。若果講演沒有人聽，便等於沒有講，等於沒有這行為，亦即等於沒有了這一段的生命。所以我們的生命，一定要超出此生命所憑藉之工具身體，而到達另一心靈的世界。如講話則必求達到聽的人心裡。身體則只是一工具，只限制在物的世界裡。衣與食則僅是維持工具的一種手段，只是一種生活手段，卻不能說衣食即是生命。衣與食的對象，限制在自己的身體上。身體壞了，一百年八十年的謀求衣食，吃辛吃苦，全浪費，全犧牲了。所以為自己身體謀求衣食，這決無所謂道德精神。除非是以衣食為手段，而別有生命的期圖，這才說得上有道德的意味。 但如孟子說，人性既是共同向善的，社會上為什麼還有很多罪惡呢？據孟子意見，罪惡的來源，不外兩種原因：一是環境不好，一是教育不良。由這兩條路，陷人於罪惡。這只是外面的事勢逼迫人、引誘人，不是人天性愛好如此做。孟子之後有荀子，主張「人性惡」的理論，他說人的天性生來都是傾向於惡的，人類之所以能有善，由於師法教導和法制刑律的管束。倘使今天沒有學校和教育，沒有政府和法律，試問社會將變成什麼樣子？ 我們可以代表孟子來回答荀子這一個質問。人類在最先，本無學校和教育的，怎樣會產生學校和教育的呢？人類最先，也本無政府和法律的，又怎樣能產生有政府和法律的呢？人類從「無」教育變成「有」教育，從「無」政府「無」法律產生「有」政府、「有」法律。這即證明人性之「向善」。荀子說：教育和法律，都由聖人而產生的。但聖人也是人，人類中有聖人出現，便可證人性之向善。 根據上述，我將再一提掇，中國人傳統的兩個很重要的道德觀念和道德理論： 一、人無論對自己，對別人，都該信仰人的天性總是向善的。 二、人生不朽，只有在現實世界裡不朽，沒有超越了人世間的另一種不朽。換言之，人類只有憑藉此肉體所表現的生命，而沒有在肉體生命之外的另一種的靈魂生命。人類只有在此現實世界裡的一切行為和道德精神，才是他真實的生命。 西方人認為肉體和靈魂是兩種不同的生命，存在於兩個世界裡；而且又認為人類的天性，根本是罪惡。這兩點，恰和中國人觀念正相反。 我此下再將根據上述兩點，來解釋中國的道德精神。 二 今天共產主義最重要理論之一，便是要推翻「唯心論」，來建立他們的「唯物論」。「唯心論」是西方哲學思想中一派別，它的產生，在求彌補宗教上信仰之搖動與缺陷。自從哥伯尼的天文學，達爾文的生物學，連接著近代種種新科學的發現，把宗教傳說里上帝創世的舊信心動搖了。但在西方世界裡沒有了上帝，全部人生將沒有一歸宿，於是乃有近代「唯心」哲學之產生。他們大多認為世間一切現象之形成與主宰者是人的「心」。進一步，則認為此宇宙之最先創始，亦是先有了心，然後再有物。馬克思則不認此說，以為這只是一種形上學的玄想。換言之，則是一種不合科學的空論。世界最先只是物質的，並無一個先於物而存在的心，所以說「存在先於意識」。馬克思實是站在一種唯物哲學的立場而來提出他的「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的理論的。馬克思不信有上帝創世，也不說有另一種先於物或外於物的心或精神之存在。所以他自己說，他的歷史觀，是一種「科學的歷史觀」。 至於十九世紀西方其他的科學家，亦大都抱有唯物的觀念，他們大體也都抱一種反宗教的無神的主張。直到近三十年來，西方物理學家又發現了新的希望。他們研究物質，分析物質，到最後發現了原子能，他們對物質經過了長時期的嚴密考查之後，終於感到是沒有物質那樣東西之存在。於是又回頭來想重新創造一種新神學，認為這個世界在其最後的本質上，或是最先創始的過程上，還是有一個非物質的神之存在。最近西方有很多物理學家、天文學家，依然不斷努力在研究此一問題之可能的進展。所以在他們的思想界，舊的唯心論，所謂上帝創造人類之舊迷信，已為科學所動搖。而新的唯心論，今天的科學界，還正在想創造。這是西方思想上一個大問題。 可是我們站在中國立場來講，則問題並不在此。縱使新的宇宙原始的心發現了，這還是宇宙之心，並非我們所要講的「人之心」，二者之間還是相去十萬八千里。我所指出的中國歷史上的所謂道德精神，則並不要討論世界究從何處來？世界一切物質的最後本質是什麼？這些全屬宇宙問題，而非人生問題。道德精神則在人生問題中出現。它單要研究如何拿我們人類自己的心，來拯救我們的世界和人類的一切災難，而努力領導此整個人世界得以不斷的上進。 因此中國的「人性論」，根本和西方哲學上的「唯心」「唯物」之爭辯無關。中國人只信仰或主張，人之生性都可以向善的路上跑。證據何在呢？能近取譬，只在人之心。人心最大要求是「愛」和「敬」實際上二即是一，愛的中間包有敬，敬的中間包有愛。人生的最高滿足，並不是錦衣玉食底一切物質享受，而在享受到人心之愛與敬。此又包括著兩面，一是人愛我，人敬我。又一是我愛人，我敬人。應知此二者是同樣能使我們感到最高快樂和滿足的。這不是科學問題，也不是哲學問題，僅是人的生活上一種實際經驗，人人皆知，毫不用得辯論。 任何一人從小到老，只有這「愛」與「敬」的心地，無論是你對人，或是人對你，只此最易使你感到滿足。為何呢？正為愛與敬是一種人心的表現，這一種表現，不論是人對己或己對人，境界總是一樣，總是使你親自跑進這愛與敬的圈子，而感到一種「實獲吾心」的無上快樂與滿足。但我們要獲得人家對我之愛敬，這好像不容易。若我們自己肯發心去愛人敬人，則其權操在我，並不困難。人愛我，固使我進入愛的境界，感到愛的享受。其實我愛人，何嘗不是使我進入了愛的境界，感到了愛的享受呢？所得到的都是在同一境界中，都是人生最高的愉快，無上的滿足。 我們此刻可不必接受耶穌教上帝創世的理論，但同樣可以來體認耶穌釘死在十字架時的內心境界，確為耶穌生命上一種至高無上的滿足。因為在那時，他的心已深入了「愛」的境界，獲得了最高的享受。無論如何，他是在博愛人類而犧牲了自己。耶穌這一段生命，這一剎那時的生命，便可以「永世不朽」。所以耶教傳說認為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之後，忽然又復活了。這一復活，照中國觀點看，是耶穌精神永遠存留在世界上，復活在別人的心裡。耶穌精神就是上述的那種愛的精神，也就是中國人觀念中的「道德」精神。耶穌的信仰，人生根本是罪惡，人類的祖先犯了罪，才始墮落到人間，耶穌代表著上帝意旨降生到世間來傳道，他對人類一切的愛，莫非是上帝的意志。這些意見，在不信耶穌的人，可以不接受。但耶穌那一段真實人生，尤其是他最後十字架上的一段生命，卻十足象徵了中國觀念中所謂道德精神之表現。所以在道德精神里，可以欣賞到宗教精神，也可以包容有宗教精神。 人生問題里，人人都感到急要解決的，卻是一個「人死」問題。因為死了，一切人生都完了。宗教里的上帝和天堂既不可恃，只有中國觀念，認為人生仍可以「不朽」，可以永活在別人的心裡。這不需宗教信仰來支撐，而近代科學的新發現，也並不能把這一觀念推翻了。這是中國道德精神價值的高卓精深處。 三 以上述說了兩個論點，「不朽論」和「性善論」，此兩論題互相配合，才能發揮出中國道德精神之最高的涵義，這實在是中國思想對整個人類社會的最大貢獻。我們必從此兩理論出發，乃能把握到中國道德精神最深沉的淵泉。道德並非由外面給我們束縛，而是人類自己的內心要求。我們的天性，自要向那裡發展，這是人類的最高自由。 孔子、孟子均教人孝，這不是孔孟存心要把「孝」的道德來束縛人，孝亦只是人心一種自然的要求。父母感受到兒子的孝，固是一種快樂；兒子發心孝父母，在兒子本身，同樣是一種快樂。惟其如此，所以欲罷不能。父母生前要孝他，死後依然要孝他。葬祭之禮，並不站在人死有鬼的信仰上，亦非由風俗強制人，這還是人類「孝心」一種自然的要求，自然的趨向。古代人死了，並不懂得有葬禮，只把死屍扔棄野外即完了。有一天，偶有一人跑到郊外，忽然看見野狗在咬死屍的骨骼，蠅蚋在咕吸死屍的血，仔細一看，這屍卻正是他的父母，這人不禁額上泚出了幾滴汗。這幾滴汗，並不是怕人家罵他不孝或是不道德，那時根本也還不懂有孝和道德呀！這幾滴汗，正是證實了人類內心有此「向善」之天性。整個人類文化，便從這幾滴汗中產生。他才立刻回家，取了一把鋤頭，再來死屍處，挖開土，把屍埋了，這即是古代葬禮的開始。決不是憑空來一個聖人，無端定下葬禮，來對他說服。也不是忽地來一個專制皇帝，定下一條法律，來加以限制。 即此一例，可證若非人類「天性」，決不會結出種種文化的美果。只要看人類社會上有善，便知是人類天性中有善；只要見人類文化中有愛，便知是人類天性中有愛。我們既喜歡此「善」與「愛」，便該把此善與愛儘量發展。這在西方是宗教。他們說：「上帝要我們善與愛，我們故該善與愛。」中國人卻說：「你不是喜歡善與愛嗎？我儘量教你善與愛。而且我自己也喜歡善與愛，我情願對你善與愛，我不在求得你任何報酬，縱使對我有絕大犧牲也情願。」這不就是一種宗教精神嗎？故我說：中國文化中雖不創生宗教，卻有一種最高的宗教精神。我無以名之，姑名之曰「人文教」，這是人類信仰人類自己天性的宗教。 人類的自然生命，只有幾十年，最多百年上下，死了便完了。在這種人文宗教的精神之下，人類可從幾十年的「自然生命」，轉進為綿歷千萬年的「歷史生命」，和「文化生命」。這幾十年的自然生命，僅如一隻船，或是一座橋，用來渡過這條洶湧河流而進入不朽的生命。所以我們在此短短几十年的自然生命中，應該好好利用，使它達到這「渡」的功能。不朽的生命，不單是大聖大賢可以獲得，人人都可得。孟子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最高的人生，誰都可得。人性最高的表現，無非在「愛」和「敬」。人心最高的要求，也無非是愛和敬。愛和敬是人人心中所有，也是人人心中所能。我們要達到這人生的最高理想和最高境界，只須從自己心上表現。 人類社會，常有兩種行為相對立：一為自動性的「感」，一為被動性的「應」，人生要常能自動地感，不要儘是被動的應。小孩子打架，說他先罵了我，我才罵他；他先打我，我再打他，好像這是理該的。如此引伸，他今天偷了你東西，難道你也該偷他東西嗎？如此做人，一切權都操在別人手裡。要你罵人，要你做賊，都可以。可見人生真理，不能說人家怎樣做，我便怎樣「應」，必須自己開始發心去「感」。譬如你發心孝父母，父母卻對你冷淡，你就覺得我已盡心盡力去孝，父母對我不歡，以後也莫怪我，我也只得不孝了。可見你的孝與不孝，你的人格，其權不在你，而操在你的父母。你做了不孝之子，你再想諉過於父母，其實是你丟棄了自己的人格。父母是父母的事，你是你的事。這正如射箭，一箭射去不中，是你射的技術差了呢？還是箭垛安放得不合你所射的去處呢？很多人都怪對面不好，卻不自己反省，這是我做得不夠，不到家。這決不是道德精神。 我們該有勇氣做一個主動的「感」的人。君子以自強不息，國家亂，我們還得忠，要使它不亂。不能說我已經努力了，可是國家仍亂，那只有待換一個國家再忠吧！道德在我身上，在我心裡，不能說道德在環境中。我們需憑道德精神來創造環境，不該由環境來排布生命，決定人格。道德就是我們的生命，就是我們的人格。這是人生真性情的流露，它有一個最高意志的要求，再加上方法技巧，便可以完成最高的理想。 再進一步言，完成不完成是另外一件事，只你在這樣做，這便是你的生命你的人格了。我愛你，我敬你，你如何反應，這是另外一件事。耶穌縱上了十字架，耶穌還是敬天愛人。人生必該有一要求，沒了要求，就沒了人生。要求即是我們的生命，人類的最高要求在愛和敬。你說你要滿屋的黃金，其實你還是在要求愛與敬。你只誤會了黃金便可以獲得愛與敬。你自不知道，愛與敬才是你的真要求，才是你的真生命。但這並非甚深妙理，大家可以自己了解，不煩詳細講。 今天我們似乎太重視了物質方面的一切，認為知識即系權力，認為知識與權力勝過了一切，其實知識只是生命使用的工具，權力也是生命使用的工具。為了要求生命滿足，才使用知識和權力。生命所使用的，都只是外物，不是生命之本身。生命不能拿知識權力來衡量，只有人的行為和品格，道德精神，才是真生命。好在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即是我，我即是人。就生命言，實是融成一片的。所以有人誤會了，還是有人不誤會。有人放棄了，還是有人不放棄。這一種道德精神，永遠會在人生界發揚光采。而中國人則明白提倡此一道德精神而確然成為中國的歷史精神了，這是中國歷史精神之最可寶貴處。 四 我今天想特舉兩個中國近代的聖人來證實我上文之所講。 一是一百年前山東的武訓，武訓只是一乞丐，自己感到沒受過教育，總希望別人家小孩子們都能受教育，不惜把行乞所得，節約復節約，積累復積累，傾其畢生行乞所得來捐辦學校，並跪請當地有名的先生來為他學校教書。這種行為，便是一種道德精神的表現，便是中國的歷史精神在武訓身上之表現。 我這次到台灣，又新知道了中國近代第二位聖人，兩百年前的吳鳳。吳鳳是台灣嘉義人，他原籍福建，跟隨父親來台，在阿里山高山族裡做買賣，貿易度生。當吳鳳二十餘歲時，便做了高山族的通事，代表政府管理高山族。高山族人受他人格感染，都很敬愛他。高山族向例每年要殺一個人，環繞著人頭來跳舞祭神。吳鳳勸他們不要再殺人，高山族人說：「你吳鳳是好人，你的話我們都肯聽，但這件事卻不能聽。此乃我們祖先所遺，每年必須殺一個人，環繞著這人頭跳舞祭神，否則一族都會要遭殃。」吳鳳說：「你們去年與人家大械鬥，殺了幾十人，你們盡可拿那些被殺的頭顱保留，逐年用一個上祭，不好嗎？」高山族人聽了他的話，大概過了三四十年，保存的死人頭都用完了，又向吳鳳說：「我們今年只得開始殺人了。」吳鳳那時也已七十上下的年紀了，他說：「你們停了幾十年不殺人，不是很好嗎？我盼你們永遠停止殺人祭神吧。」勸講再三，終於無效。吳鳳說：「你們定要殺人，我沒法勸阻，但也不可亂殺，讓我今年送一個人給你們，你們在某一天去某地看見有人頭上披紅巾的，你們殺他吧！」高山族答應了。吳鳳回家安排後事，並囑咐家人對高山族必須循循善誘，不該憑勢欺負他們，也萬不可報仇尋冤。那天到了，吳鳳自己頭上披了紅巾，走到他所指定的那條路上去，高山族就用箭把來人射死，前往戮首，一看卻是幾十年來崇敬愛護的吳鳳。於是才明白他因一再勸說無效，不得已親以身殉。從此高山族人為所感動，也永不殺人了。自此以後，高山族與平地人相處融洽，雙方皆崇奉吳鳳為當地神聖，立廟敬事。即在日治時代，日本人也屢次為他建新廟宇，重立碑文，對吳鳳道德人格一樣推崇備至。 吳鳳僅是一小小通譯。殺人是高山族自古相傳的風俗，吳鳳既已再三勸說無效，已屬盡心盡力，儻不身殉，亦並非吳鳳之不道德，並無損於吳鳳平日之人格，而吳鳳卻這樣做，這全是吳鳳的道德精神發自內心，並不在顧忌社會旁人批評，也並不想死後有何報酬。吳鳳的內心希望，只盼感化到高山族從此不殺人，吳鳳內心也享受到他一種高度的滿足了。這不正像耶穌的十字架精神嗎？耶穌復活了，吳鳳一樣復活了。耶穌永生了，吳鳳也一樣永生了。只要此地仍有人類，有文化，吳鳳的生命，是始終活著不朽的。何以故？以人類同有像吳鳳般的善心故。 上述的武訓與吳鳳，都不是受過高深教育的人，何以有如此偉大的道德精神之表現？這不十足證明我上述中國觀念人性善的理論嗎？武訓終身是一乞丐，吳鳳終身是一高山族的通事，並沒有其他了不得，何以今天講到此兩人，大家依然會肅然起敬，油然生愛，好像武訓、吳鳳立在我們面前，鑽入我們心裡的呢？這不十足證明我上述中國觀念不朽的理論嗎？中國這兩百年來，是天地閉賢人隱的衰亂之世，何以在窮鄉僻壤，忽然降生此兩大聖人，這不十足證明我上述中國歷史是一部道德精神的歷史的理論嗎？ 今天我們因為環境關係，教育關係，以及其他種種的關係，大家感到生活不舒適，不痛快。但我想，我們終有一天可以過得極舒服極痛快，那就是發揚我們歷史相傳道德精神的時候。諸位試想！吳鳳那天，披了紅巾，走去他指定的路上，那時吳鳳心裡，我想是他一生生命中最痛快最高潮的時候吧！一個人在其遭遇生命之最痛苦最沒有辦法的時候，往往自殺了之，這也是他認為最痛快的。由其智識不夠，遂出此下策。他不懂得只要我們一旦道德精神發揚，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什麼困難艱險都可以感到舒適與痛快。 我常聽中國人在說甘地是近代東方的聖人，這不錯。其實武訓、吳鳳，何嘗不是近代東方聖人呢？或謂武訓、吳鳳所幹事業，遠不如甘地，不能相提並論。這又錯了，聖人不從事業論。事業要看機會，哪能每個人都有機會成大事業的呢？哪能每個人都著書立說成大學者的呢？所以中國觀念中之立德、立功、立言，「德」為首，「功」「言」次之。陸象山先生曾說：「我雖不識一個字，也要堂堂地做一個人。」怎樣才是堂堂地一個人呢？吳鳳、武訓才算是堂堂地一個人，但他們識字多少呢？我今天說他們是聖人，他們實在當之無愧的。將來的歷史上一定要把武訓、吳鳳大書而特書的。 現在我們再講一個歷史人物，而為今天的中國人所大家知道，而且也奉之為神聖的。不僅中國大陸如此，我最近來台灣，也是如此。我從前去安南，也是如此。這是什麼人呢？我所要講的，是三國時代的關羽。關羽為什麼遭受中國人如此般地崇拜呢？正因為關羽有他的道德精神。關羽跟從劉備，當時劉備不過是一個光棍軍人，無地盤，無軍隊。同時的曹操則聲勢浩大，卻又愛才如命。關羽是當時能文能武了不起的人物，曹操得到關羽，愛之殊深，錫以高爵，優禮備至。但關羽仍舊不忘情於劉備。曹操知道了，派關羽好友張遼去看他，探其意向。關羽說：「曹公待我厚，我豈不知？但劉備是我患難弟兄，我何能棄之。」遼又問他什麼時候才走呢？他說：「我必有以報曹公，等我有機會報答了他就走。」張遼據實轉告曹操，操嘆曰：「是義士也，人各為其主，我不能強。」其後關羽殺了袁紹大將顏良，曹操憶及張遼之言，心知關羽要走，更加厚賜，但關羽卒封金掛印而去。曹操手下人說關羽無理，請派兵追拿，曹操卒止之不聽。關羽後來為東吳呂蒙所殺，事業未成，而且失敗了，但無損其道德精神之長存千古。中國一般老百姓，崇拜關公，直到今天。其實在中國歷史上，如我所稱，合於道德精神的人物，合於道德精神的故事，舉不勝舉，講不勝講。所以我說，中國的歷史文化精神，是一種道德的精神。 五 人總有一死，在此短短數十年間，總盼有能感到痛快舒服的一段。這決不是知識，也不是權力，又不是經濟，又不是環境，而是將我內心中所蘊蓄的最高要求，能發揮出來，而成為道德精神的，這決然是人生中最舒服最痛快的一段。道德精神是無條件的，在任何環境下，都可以發揮。因為，我們只有講道德，才能使每個人發揮其最大的力量，盡其最大的責任，而享受到生命之最高快樂與滿足。 救世界、救國家，不是幾個人幹的事，要大家干。如何能使大家來干呢？就要發揚道德精神。因為只有道德精神，是人人所具有，而又是人人所喜歡的。只要能道德精神發揮，一方面便完成了大家最大的責任，同時也滿足了大家最高的要求。 中國民族經過千辛萬苦，綿歷四五千年的歷史生命，直到現在，始終存在著，就是依靠這一種道德精神。世界上任何一民族，沒有能像中國這樣大，這樣久，這因中國往往在最艱苦的時候，能發揮出它的道德精神來，挽救危機，這應即是我們的宗教。中國以往文化精神正在此，以後的光明前途也在此。 完了，謝謝諸位，風雨無阻，不厭不倦地，在公務百忙中，抽出這夜間唯一可供休息的寶貴光陰，來繼續不斷地聽完我這七次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