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精神 · 第六講　中國歷史上的地理與人物

一 我們若譬喻歷史是演戲，則地理就是舞台，人物就是角色。現在我們來講中國四千年第一本大戲中的舞台和角色。 西洋史很清楚，開始是希臘人有希臘史，以下是羅馬人有羅馬史，近代則各國有各國史，如英國、法國、德國史之類，亦即分別記述了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在英國、法國、德國土地上的表現。 講到中國，自古迄今，就是中國人在中國土地上表演，好像很單純。今天我們試拿讀西洋史的眼光來讀中國史，中國土地之大，即等於一個全歐洲。我們若分開地區來看，就會在歷史上發現很多新花樣。 最早的中國，並不和現在中國般，那時的活動範圍，只限在黃河流域一較狹小的地區。古史傳說中之神農氏，大概只在今河南省的西部，黃帝則像在今河南省東部，活動範圍都不大。唐堯、虞舜，便在今山西省南部，龍門下黃河南套的東北面，在同蒲鐵路的南端。夏，商，周三代的活動中心，也不過在今天河南、山東和陝西省東部，山西省南部，及河北省的一部分，最多達到漢水上流和淮水北部，要之是一個不完全的黃河流域。 中國史上擺開一個大規模局面，要從春秋時代起。那時一般的文化經濟，可以東西劃分。黃河流域上游，即西部（實在是中部，今陝西、河南一帶），則文化經濟較差。黃河下游東部，文化經濟較盛，都在今山東境。代表著西周新興的正統的，這一區以齊、魯為主，向西為宋、衛，在今河南省東部，還算像樣，這一半代表著殷商之舊傳統。再西為山西省南部的晉，河南省中部的鄭，文化經濟均已差。再向西到陝西，為文化經濟比較最落後的秦。向南為漢水流域的楚，這在春秋時期，還被視為蠻夷。至於長江流域的吳、越，直到春秋末期才突起，但到戰國時又沒落了。那時長江水道上下尚無交通，從吳到楚的交通線，並不是順江東下，而是經皖北沿大別山脈至河南信陽，再銜接到漢水中流的一條陸路。再看北方，戰國初期，燕、趙文化較落後，要到戰國中晚始像樣。所以黃河流域乃中國古代文化經濟最主要的中心。 秦代統一中國，轄地已同現在差不多，但其實際中心，仍在黃河流域。漢代繼續建都長安，因西方經濟不足維持一個中央政府的需要，常要從東方大批運糧接濟。那時的漕運，則全指的黃河而言。東漢建都洛陽，多半亦為遷就經濟現實問題，可以避免大量物資由東向西運轉上之耗損。洛陽和長安，始終成為古代中國的兩大中心。直到三國時代，長江流域才正式跑上中國歷史舞台。那時所謂魏、蜀、吳三國鼎立，吳、蜀地盤擴充到南方。但人才還都是北方人。即如劉備，諸葛亮，亦均為北人南遷。三國並於西晉。還是黃河統領了長江。 直到東晉南渡，建都金陵，長江流域始獲有中國歷史上的正統政府，但這是一個偏安的，不是一個統一的，而且仍是北人南移，不是由長江流域人所經營而建立。直從三國時代的吳，以至東晉、宋、齊、梁、陳，合稱為「六朝」，都建都南京，這是一個金粉朝廷，大體上只是北人到南方來偷安享樂。南北朝時代的北魏，稱為北朝，與南朝宋、齊、梁、陳對峙。當五胡時，洛陽已經殘破，人民都向四周移動。一部分南遷長江流域，另一大批東北逃出熱河山海關，移向遼東。又一大批西北遷避到黃河西岸甘肅、寧夏一帶（即當時的五涼）。以後此兩大支，又集合起來依附到北魏，奠都平城（在今山西之大同）。到魏孝文再遷洛陽，不久又分裂。長安與鄴（大名），分為東西兩魏，此後隋唐統一，才始恢復以長安、洛陽定為兩京的周、漢舊局面。長安因中央政府所在，戶口稠密，文武百官集中，關內糧食不夠供給，仍如西漢般由東部大量向西運輸。政府為要撙節此一部分運輸費用，採取移人就糧的辦法，一年中幾個月駐節長安，幾個月移居洛陽，這樣來遷就事實。 大家知道，隋煬帝開浚運河，自開封到徐州，再由徐州南下直到揚州，在先是軍事性質的由北侵南，在後則是經濟性質的由南養北。在開封以上到洛陽的一段，是和黃河並行的汴水，原來很早便有的。但開封以下的水道，也並非隋焬帝所鑿。三國時曹操率領水師攻東吳，即由洛陽到開封而至皖北，回師時繞道徐州，全路程都由舟船水道。魏孝文亦曾有心利用此一段水道來輸送軍糧，控制南方。隋煬帝不過把此一段連貫南北的原有水道加深加闊，重新整頓，使中原水師可以順流直下，徑抵江邊。在先是為了便利軍事，以後則轉落到經濟目的。南方漕運，即由此轉輸洛陽、長安，來給養這一個大一統的中央。 此下安、史倡亂，北方經濟開始崩潰，更須仰給南方。中國史上的經濟比重，實要到唐代安、史以後，才開始有南重北輕之勢。唐代漕運數字，歷史上均有詳細統計。那時每年運送中央的米糧，在玄宗天寶年間，以河南、河北為第一位，關西、河東（山西）為第二位，淮南、江南為第三位。自經安、史之亂，北方藩鎮星羅棋布，都要養兵十萬二十萬以上，軍隊要俸餉，裝配又講究，所有稅收，都被截留，不解中央。當時的中央政府遂不得不全靠江南稅收來維持。足見當時黃河流域的經濟也並未破產，只為各地軍閥全浪費在武裝上去了。 五代十國幾達一百年的長期擾亂，北方黃河流域才正式趨向衰落，南北經濟比重更見倒轉，此一大轉變，直到宋代始確定。宋代建都開封，其最大原因，也為便利江南米糧北運。若從開封再運洛陽，又要增加數百里水程，於是宋代政治中心，才始脫離了周、漢、隋、唐以長安、洛陽作為黃河流域一橢圓兩中心之舊形勢，而轉移到開封。開封是中國東部的南北中心，但地勢平坦，四周無險要屏障，乃一四戰地區，遷就了經濟打算，折損了國防計劃，所以宋朝始終成為一弱國。 元代建都北京，此系遼、金舊都，那時全部經濟更多取給於長江流域，遂開始採用海運，由天津入口，經白河，運北京。這海運的源頭，便是一條長江，江、浙是第一源，江西是第二源，兩湖是第三源，這是太湖、鄱陽湖、洞庭湖三大水庫之所鍾。大水庫四周，即是糧食盛產之所，亦即南方經濟命脈所在。元代在此三個湖區，所征糧食，幾占全國糧額三分之二。明代不用海運，又另闢一條運河，自揚州、徐州直北經山東、臨清而抵天津。這一運河開挖並不省力，所經地勢有如橋形，兩旁又沒有水源，水量多半要靠地下泉。水流要賴閘門開閉來調節，那是極費工程的。天然的憑藉少，人工的誘導多，那條運河工程之偉大，實不下於古代的萬里長城。 我們現在常說：長江下流太湖流域是中國經濟最富庶的地方，可是在歷史上，唐以前的經濟全在北方，六朝時代南京的食糧，還要靠武昌方面運來，軍隊大部駐紮在荊襄一帶，蘇南則還是漁澤之鄉。唐代財富逐漸轉移到江南，但更重要的是江南西道，而非江南東道。唐代分全國為十道，江南道又分為東、西，東道即現在之江浙，西道即現在之江西省。明代經濟中心，才再從江西移到江東。那時分為南糧、北糧，北糧只占全國五分之一，南糧卻占五分之四。其中蘇、松、常三府即占有三分之一，蘇州一府田賦超過浙江全省，松江一府已抵江西省之一半，常州一府即超過兩湖半數以上。 清代乾隆十八年的田糧統計，南糧占八分，北糧僅占二分。乾隆四十四年統計，南糧收入已達北糧之十倍。明清兩代屢為此種賦稅不平衡提出呼籲，直到曾國藩做兩江總督，李鴻章做江蘇巡撫，仍還上奏為蘇、松、太三府人民請求減租。這三府田租較元代增加三倍，較宋代增加了七倍。這三府田租也比常州府多三倍，比鎮江府多四倍，比其他各省多十倍數十倍不等。大概統計，明清兩代，蘇州一府的田租，比唐朝該增加了五十倍之多。 一面是賦稅偏重，另一方面則現出經濟偏枯。中國歷史上以漢、唐為最強最富時期，但那時卻全部靠黃河流域，不靠長江流域。可見古代歷史上的黃河，是中國之利，非中國之害。所以中國文化，大部分由黃河流域人創造建立；長江流域人，僅居承襲發展之功。平心而論，中國歷史宋以後，實不及宋以前。至少遼、金、元、清四個朝代打進了中國，即十足暴露了宋以後中國歷史之弱症。我曾到山東曲阜拜謁孔子廟，參觀碑林，所見是金、元、清三代皇帝的碑多，中國皇帝的碑少。孔廟是中國二千年傳統文化最可紀念的聖地，我們只一看那裡列代皇帝所立的石碑，便該有所感慨警惕了。 再以人物論，唐以前大皇帝、大政治家、大學問家、大軍事家、大文學家、大藝術家、一切有名領導人物，十九都是北方人。宋以後始有南方人跑上政治舞台，由南方人來領導中國。學術上的重心，也漸漸轉移到南方。然而宋以後的中國，便遠不如宋以前，這一層是研究中國歷史很值得注意的。 中國從古代起，經濟上很占地位的是養蠶繅絲。今天講蠶絲，大家很容易聯想到太湖流域，實際上唐以前中國的蠶絲事業，發達在黃河流域。唐代有一將軍率軍駐紮江蘇，他因南方人不懂栽桑養蠶，即募大批北方女眷配合駐軍，來指導江南人的絲織事業。五代十國時，石敬瑭割幽薊十六州，認契丹為父，每年送絹三十萬匹。石敬瑭當時所據地區，只限於黃河流域，但他還有力量年送絹三十萬匹之多。到元代，山東館陶縣蟲災。四十萬棵桑樹被害。也許當時植桑，用來取皮造紙的多，但館陶一縣即有桑四十萬棵，也可想見那時北方蠶絲事業尚未完全衰落。直到明清兩代，絲綢始全部盛產於南方。 另一件是陶瓷工業。大家知道中國磁器開始流傳到法國，幾乎和黃金比價。宋代最有名的磁，如定窯，在河北定縣燒鑄的。汝窯，柴窯，都產於河南省，那時江南有名的，只有浙江處州的龍泉窯、哥窯，江西景德窯還不發達，但是今天大家只知道景德窯。 主要的經濟轉移關鍵在農業，主要的農業轉移關鍵在水利。宋以前的江蘇省，從蘇州到崑山，還都是水澤，沒有陸路交通。宋朝有一位水利工程師，開始設計在蘇州、崑山間築成堤岸，這是歷史上有名的至和塘。在今京滬鐵路所過，蘇州、崑山一帶，在宋代還是一片汪洋。它的地理形勢，有些似西方的荷蘭，陸地比海面低。少水固是害，多水也一樣的受害。那一帶的水利興修，自五代十國的吳、越，開始急激猛進。從此江南的農業經濟，始煥然改觀。若我們在飛機上下瞰這一帶的河流排列，溝洫灌溉，極錯綜，又極整齊，那都是人力，非天然的。這一種的水利工程，很值得我們注意。 我們也盡有理由來推想，在古代的黃河流域，一定也相似於江蘇太湖流域般，水利發達，因此農業亦發達。後來水利逐漸衰敗了，河流都乾涸，農業逐步衰退。今天黃河成災，卻也是人為的。最近幾十年，長江流域也逐漸發生水災了，連太湖流域也時有災荒。如再繼續下去，水道不加疏浚，長江也可能為黃河之續，那亦將是中國之害了。 我們該知道，從來沒有一塊地，天然就只給人類以利的，都得經人為改造，才能日見其利。古代中國的經濟中心在北方，人才也在北方，所以北方地利有辦法；近代中國的經濟中心在南方，人才也在南方，因此南方的地利比較有辦法。今後假使我們不注意這些問題，長江流域也會變成沒辦法的。換言之，若使我們能注意到這些問題上，北方也依然有辦法。 二 我們再從經濟講到文化。 有些地方文化發達得早，有些地方文化發達得遲。譬如珠江流域廣東一省，在唐代只出了一個宰相張九齡（曲江人），福建省直到唐代韓愈時，始有第一個大學生進入大學，可見那時廣東、福建的文化，既不及長江流域，更不及黃河流域。宋明兩代文化學術最活躍的在江西，江西人掌握了全國政治文化上的最高地位。今天的湖南、四川人，很多由江西遷去。江西在宋以後，比較上是南方中國人文中樞。要到明代下半期，始是江浙人興起。到清代才有湖南，廣東、廣西，雲南西南地區人跑上政治舞台。 德國史學家斯賓格勒氏嘗說：「文化發展到某一階段的最高峰，必然會衰落。」若把歐洲看，希臘轉向羅馬，再由羅馬轉向英、法諸邦，今天英、法諸邦又開始轉向衰落，似乎斯賓格勒的話證驗了。但中國則不然。中國地方大，因於文字統一，語言也比較統一，思想文化亦隨之統一，此與歐洲不同。因此，黃河流域衰了，轉向長江流域繼起新生，只成為內部變動，大傳統還是個中國。所以我們覺得歐洲史變化大，中國史變化小，這由我們的祖先，替我們先建立了一個大一統的版圖，不像西洋各國此起彼落，都侷促在小圈子裡。一個國家強盛興旺了幾百年，盛極必衰，必然要起變化，好像是自然安排給人生的悲劇。正如一個人到了四五十歲以上，學問深湛了，經驗豐富了，意志也堅強了，可是身體卻衰退了。一個社會安定了好些年，也同樣的一定要動搖，要發生變化。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衰亂的時代，一大批人移居到長江流域，一大批人去到遼東，一大批人分散至河西，文化政治傳統中心的洛陽，正如一陣颶風的漩渦中心，空了。馴至銅駝荊棘，瘡痍滿目。但向四外奔逃出去的人，卻在新環境裡獲得了新生命，慢慢轉回來，再凝結，便形成隋唐的統一。 這種中國歷史里的新生機運，專治西洋史的人，不易了解。因為他們是多元的小單位，而我們則是一元的大單位。若說希臘完了來羅馬，羅馬完了來近代西洋。他們的文化也還是不斷新生，那是無所用其悲觀的。但從小單位看，我們單看希臘、單看羅馬、單看現代的英法，便不免要有斯賓格勒的悲觀意想。但我們若把斯賓格勒的悲觀來看中國的前途，那又錯了。 中國各地區的文化興衰，也時時在轉動，比較上最能長期穩定的應該首推山東省。若把代表中國正統文化的，譬之如西方的希臘，則在中國首先要推山東人。自古迄今，山東人比較上最有做中國標準人的資格。他們最強韌，最活躍，大聖人、大文學家、大軍事家、大政治家，各種偉大典型人物都有。既能平均發展，還能長時期維持不墜。第二才推河南、陝西、山西、河北人。至於江、浙、閩、粵人，大體上說，氣魄不夠雄偉，僅賴北方中國祖先餘蔭，實不足代表中國人的標準風格。目前的中國文化，則都集中在東北從遼東以迄西南達廣東的沿海一條狹邊上，愈向內，愈黯澹，直到西北邊寧夏、蒙古、新疆、西康、西藏，至滇、緬邊境，我們一概置之度外，不加理會。如一個大瓜，腐爛了大半個，只剩沿海一線，則只是一層薄皮了。 西方文化，從歷史轉動趨向言，先由希臘轉到羅馬，再從義大利移向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比利時、法蘭西、英吉利、德意志，而到今天的蘇維埃，大致是由小地面移向大地面，由溫帶移向寒帶，由低處向高爬。希臘是小區域的溫暖地帶，德意志、蘇維埃是大面積的高寒地帶，這是西方文化的地面動態。在中國呢？這一趨向卻恰相反。從黃河流域，以長安、洛陽為中心的漸漸移到長江，再由江浙移趨閩粵，正是由大地面移向小地面，由高寒地帶向低暖地帶滑下。西方如逆流而上，中國則順流而下。這一對比是極可注意的。 只為中國地方大，經一次大變亂，人便向四面跑，舊文化移殖到新園地上，又產生出新生命。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大亂，同時總留有幾塊乾淨土，留作新文化的處女地。讓舊的人才移殖，讓新的生機萌動。你若遊歷全國各城市，各鄉村，各名勝，到處有歷史遺蹟，到處有文化紀念。即如山西大同，在南北朝北魏時候，那裡是政治文化中心，曾集結了很多人物，軍人、學者、政客、僧侶，都有出色人。這些地方在今日，是荒涼不堪了，僅作為我們憑弔之區。若大同是單獨的一個國家，單獨的一種文化，那是斯賓勒格的話確實有驗了。但在中國，各地區的盛衰興落，無害於大系統的文化之貞下起元，層出翻新。因此中國文化是勁氣內轉的，它能單獨跳出了斯賓格勒文化悲觀論的圈子外，而繼續生長，欣欣向榮，機運不絕。但從大局面上，中國文化之從大處高處冷處轉動到小處低處溫暖處，常是順溜的滑下，不能奮力的翻上，那卻是中國文化演進值得悲觀，至少是值得警惕呀！ 三 我在對日抗戰期間，曾為此意，寫過兩篇文章，主張抗戰勝利後，國都決不可再設在南京。江浙沿海一帶，雖是今天經濟文化之重要地區，一切人才集中，然而像一樹繁花，已經開發到爛漫極盛之時，快該凋謝了。我們從歷史教訓上，早宜積極尋找新生命，誘導成新力量，決不當苟安姑息，只顧目前。而且一個國家，也斷不能使其內部顯然有兩種形態之對立。民國二十六年我由洛陽而長安，遊覽西北，一路看到許多農村社會的生活情況，已覺得中國大亂之將至。正如天空的氣候，一邊太熱，一邊太冷，雙方醞釀，一接觸後必然會發生大旋風。中國的內地西北和東南沿海，在同一國家之內，卻存在有兩個絕不同的社會，經濟文化太過懸殊，這真是一大問題。 近代中國人只知沿著順勢，向東南沿海跑，這因東南沿海有許多引誘我們的東西。可是黃河中上游，大陸西北，荒蕪已久。但那地方人民的血液，還是我們古代漢、唐的遺傳，本質上並不比東南沿海的人差，或許會更好些。若我們能從經濟文化上再加培植，再加開發，一定仍能到處發揚我們北方祖先寬宏的氣魄，雄偉的精神。這是找尋我們歷史文化新生命的主要路向。我們的文化新生，決然當由我們內部自身來，不可能從外國西洋來，這是很顯然的。 當時我第一篇文章，[1]即主張抗戰勝利後應建都西安。我認為一個國家的立國精神，應該走逆勢，不可走順勢。正如個人般，應努力向上，不該順勢滑下。中央政府在南京，全國知識分子經濟力量都集中向東南，西北本已荒廢，再加東南引誘力一拉，將更沒有辦法。在先是半身不遂，若不根治，到後必然會全體麻木。假使建都西安，由中央政府的領導，知識分子、經濟力量，便可倒拉向那一邊，逐漸移回一部分，好讓兩邊逐漸得平衡。漢、唐立國，便是如此般由東向西倒拖的，此刻則當由南向北地逆轉。我寫此文後不久，美國華萊士來中國，他自新疆入境，他遇見中國歡迎使節，發表談話說：「別人認為我從中國的後門進，實在我是從中國的大門進的呀！我經過了你們河西蘭州一帶，便想像到我們美國當年西部的開發。」不錯，華萊士這番話，我實在非常贊同。 不久有一位朋友提醒我說，你主張建都西安，孫中山先生早曾提過了。在章太炎先生的《文集》里，有一篇記載著孫先生與章先生的一夕談，文中記明談話的年月日。當時孫先生說：「我們革命的首都應在武漢，此乃內陸中心，一呼百應。建國的首都應在西安，這是中國全國中心。將來要做一個亞洲的中國，則應該建都在伊犁。」孫先生這番話，實在有氣魄，有遠見。從他話里，可以指導我們有一百年以上的興奮和努力。我們統治著偌大一個中國，總不該專門注意在天津、青島、上海、杭州、福州、廣州那些專供外國人吸血的新都市。應該同樣注意到察哈爾、綏遠、寧夏、新疆、青海、西藏以及滇西一帶廣漠區域。不該對這些大地面視若無睹，認為無足輕重。我因此便寫了第二篇文章，再來強調我移都西北的主張。[2] 我認為中央政府是一國的頭腦指導中心，頭腦該擺在冷的地方，要曝露在外，要擺在大門口，擺在前面。頭腦所在，全部血液都向那裡輸送，全部神經都向那裡會合。頭腦不能安放在胸腹安逸處。太溫暖是不行的。假使像宋朝般建都開封，開封如人體的腹部，頭腦放在腹里便昏昏然，血液也停滯了，不流通。這樣便會生機窒塞。北京是契丹、金、元、滿州建都所在，就他們講，也是站在最前線，用來控制整個中國的。明朝建都北京，因為剛打掉蒙古人，也是針對著敵人的最前線。今天中國的敵人已非日本，而是蘇聯。照對外形勢講是如此，就對內實情說，中國所面對的問題，也是西北重於東南，內陸重於沿海。我們該將中國經濟文化來一個大對流，南方人該儘量向北方搬，三五十年後，中國自然有辦法。 現在的中國，是血脈不流通，神經不健全，營養和神智，都堆積在一個角落裡，臃腫了，偏枯了。要使人才移流，中央政府要領頭向前跑，政府更該要接近國內大多數想接近政府而無法接近的民眾，卻不必刻意專接近蘇、浙、閩、粵沿海一帶人。他們自身有能力，自會向政府接近。目前西北是太落後了，政府又遠離他們，他們也沒有力量來接近政府，那終非好現象，終非好辦法。 我們應該知道，北方人還有潛力存在。拳匪之亂發生于山東、河北，今天的共產黨，也是到了延安後，把種子散布到北方農村，才始壯大起來的。今天的東北人，也大都是山東人移去，他們都是強韌能動，有活力。北方人本質上哪裡會差過南方人，只是文化經濟環境埋沒了他們，壓抑了他們。 從前唐朝時，江西人開始興起，那時期從北方到廣東，都經由江西贛江流域。廣東為沿海大口岸，江西是一條南北交通要道，行人往返不絕。我們讀王勃《滕王閣序》，直到韓愈的《滕王閣記》，便可想見當時之盛。文化隨物質文明而提高，江西文化之提高，也是有它的背景的。但物質文明發展到一相當階段，文化便不再在此地滋長。所以成為政治中心如北平，商業中心如上海，在那裡便不大產生人才，僅只是各地的人才匯向政治商業的中心跑。其地成了中心，便不再出人才。即小可以見大，可見一地區發展到某一階段便易停滯不前。人才也萎靡了，機運也窒塞了。 又如，一個人總不可住在十字街口衝要去處。理想的居住地應在郊區。交通要便利，容易去熱鬧處，而回來又有安靜環境休歇，如此可以刺激見聞，創辟事業。若住得太僻了，和繁盛地區遠隔了，往返不便，即成孤陋寡聞，也不行。唐代的江西，便是退可安、進可動的好環境。黃巢造反，也是走這條大道，直去廣州。直到五代，中國亂，四方人士逃避上廬山的很多，正因其在鬧中取靜，近交通大道而又僻陋可安，一時廬山成為避難的文化中心，影響到北宋。清代去廣東的南北通道，不再經江西，而轉由湖南，於是湘江流域變成交通要道，這樣，在那邊又產生了不少人物。 據此一例，可見地靈則人傑，文化和人物興起是有它的外在條件的。今天的西北大陸，只是地理上的氣運變了，不是在那邊人的本質上有何弱點。地理氣運是人事形成的，不是先天命定的。一個民族，最重要的是求其能「動」又能「安」。今天中國，全為西方商業吸引，大家都跑向海邊。但一到海邊，便沒有地方可走，粵人便向南洋海外跑。這亦是一種開創精神，對國內經濟並有甚大助益。但究竟在外國境，非自己的殖民地，政府不能好好護養培植，如是則不免把民族精力在許多處浪擲了。許多天生的人才也白費了。 實在今天的中國人，應該拉過頭來，向內地跑，跑向內地，一樣有發展，而內地人連帶興起刺激。而且中國人今天向內陸跑是主動的，向海邊跑是被動的。在國家的立場，至少該用些力量，引導文化經濟逆轉的跑回黃河流域，由此繼續向西北前進。在這裡，我們一定可以得到新刺激，一定可以產生新力量，並使國內各方面發展平衡，而得到竟體壯健的現象。 清朝到末年，西洋勢力已侵入沿海一帶，所以在國內平衡上還沒有出大弊病，還是依賴當時的考試制度。例如甘肅省，每年仍有十五至三十個進士定額，配給他們參加政府，這樣還可維繫當時甘肅人在全國的比重。民國肇建，孫中山先生雖亦提倡考試制度，實際此制度已不復存在。於是文化愈落後的地區，愈不出人才；人才愈不出，文化愈落後。而那些地區的經濟也遂更無辦法。人才、經濟均集中東南一角，於是中國的真病，乃逐漸由遠離東南的西北地區暗滋漸長，由甘肅蔓延向陝西、河南，而逐步侵蝕皖南，到蘇北，像一個箭頭，由西北大陸向東南沿海發射。依此一條線，再向兩旁推廣，愈推愈廣，幾乎布滿了中國整個的大陸內地。國家從不注意這現象，這趨勢，不想法使西北與東南發生對流，力求平衡。文化、經濟都隨著呆定，無法通流。一個舞台已崩倒了半個，在那半個舞台上酣歌醉舞的，卻不知快要整個的垮台了，那真是怪事！ 近代歐洲人，正為發現了新大陸，不斷向外跑，天天有新刺激，所以天天發生新力量，到今天全地球各地區都給他們跑遍了。歐洲人從發現新大陸以來的這一股力量，現在也慢慢兒要衰頹了。今天中國積衰積弱，不可能向國外跑，中國的將來，決不可能追隨己往的西洋成為一向外侵略的帝國主義。中國的新天地，就在中國之本身內部，回過頭來，向內地跑，不僅如華萊士所說的像美國人開發西部般，我們卻還兼帶了恢復歷史上漢唐精神的一種更要的意義。那是迎接中國文化新生一條唯一可走的路。 長江一帶，尤其是長江下游，氣候暖，地方小，人口多，那是今天我們的十字街頭，一切像在動、在亂、在擁擠、在衝撞，已像無轉身餘地，不容易再產生大氣魄、大力量的人。只是開著窗口，接受一些外面空氣是適合的，卻沒有元氣淋漓。不能希望在此地區來旋乾轉坤，挽回氣運。我們該再來復興北方，重新開闢黃河水利，來解除今日黃河的災害，黃河就可重成為中國之大利。北方人便可再跑上舞台扮演新腳色。 再舉一例言，黃河在包頭的一段，很早便是中國人的活動區。秦時包頭附近，便辟有四十三個新縣，大量移民，引水灌田。上流的水利用了，下流的災害也自然減少了。以後中國歷史上，很可以看得出，包頭在中國人掌握中，黃河的水害就小；包頭在匈奴乃至蒙古人掌握中，黃河的水害就比較大。這原因不難想像。長江所以沒有大災害，因為四川是一個農業區，四面引水灌田，水在上流即疏散了。逮其過三峽後，又有洞庭、鄱陽等水庫存儲，泛濫自少。此刻試問，目前的包頭，何嘗不可大大振發呢？ 再如經徐州到開封，今天是一片荒涼，從前卻很繁盛，這是隋唐運河的經流地帶。這一地帶從古出過許多的奇才異能，大哲學家莊周、老子，大政治家張良、謝安之類，這是無人不知的，其他的例很多。正為古代在這一帶是湖澤水流，交錯歷落的。黃河、淮水，都可藉以蓄泄。現在則乾枯了，再不是文化人才的理想園地了。但試問目前的這一帶，又何嘗不可大大地振興呢？今天的中國，如此般荒蕪的何啻一大半。長江、珠江流域的人，素質上實不及較古的黃河流域，無論體魄毅力均遜。近代的中國，由南方人沿海人領導，至少該使北方人內陸人追隨。到得他們追上了，那就是中國之又一度的文化新生，那即是新中國新生命之再度成長，至少也是為目前中國弭息災亂急需注意的現實問題。 所以今天而後，中國只要上軌道，中國人一定該把力量推向落後的內地去。如孫中山先生的預言：從武漢到西安，再從西安到伊犁，必須解決此北方西北方落後的問題。唐代的敦煌文物，不是我們現在仍在向世界誇耀嗎？魏晉南北朝時西域出了幾許佛學大師名德高僧，可見新疆人也不是沒有出息的。若我們自己在鄙視自己人，中國將永不得安寧。縱使沒有外患，依然仍會有內憂。中國的現實問題，主要的顯然在內地，不在外國。中國的歷史教訓，主要的也同樣在內地不在國外。大家往內地跑，文化可以流動，個人精力也可以發泄。在文化集中地區，每個人重現實，少想像，不大會引生大理想。到一個落後新地區去，才有想像，才能創造，才能發展。今天的中國，實在是只有沿海一圈，沿江一帶。田園將蕪胡不歸，讓我們自己認識了自己的舞台，再來扮演自己的腳色吧！ * * * [1]簡體版編者註：即一九四二年所著《戰後新首都問題》一文，已收入《政學私言》中。 [2]簡體版編者註：即一九四五所著《論首都》一文，已收入《政學私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