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精神 · 第五講　中國歷史上的教育

一 政治、經濟、國防，當然是三個很重要的部門，教育也許是更基本更重要的部門吧！ 「教育救國」，這是五十年前中國最流行的一句話。一般意見，幾乎都認為教育是救國的主要途徑。換言之，救國要從教育著手。可是此一觀念，在最近一二十年中，卻逐漸模糊低沉下去，好像今天的中國人，已經對「教育救國」失去信仰了。老實講，一般關心國事的人，目睹今天的學校、今天的青年、今天的教師，和一般教育的實際情況，不但不再信仰教育救國，抑且對之有反感，至少都加以輕視。這五十年來的中國教育，從某幾個角度看，實在是失敗了，至少沒有做到五十年前那些主張教育救國的人們所抱的希望與理想。 說來很慚愧，我從民國元年便開始教書生涯。我從事教育界的生命，便和中華民國的壽命一般長。至今回想這四十年中，我們從事教育工作的人，一些也不能達到當時主張教育救國、信仰教育救國者的理想與希望。而且這四十年來的教育情況，實在是愈後愈不如前了。這哪能不深感到一種慚愧呢？但我們也該深深的反省和檢討，這幾十年來中國教育界之失敗，其病根究竟在哪裡？ 我們講教育，應該從比較廣泛的看法來講，不要太狹義，不要以為學校教育已盡了全部教育之能事。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從小學直升到大學畢業，當然學校教育是一段重要的過程。但從人類、國家、社會各方面廣義的教育來看，我們決不能只以學校時代年輕的一段，作為教育功能之全體。我想我們幾十年來教育之失敗，便失敗在把教育看得太狹義了。 正為我們把教育看得太狹義，於是使教育與整個人生脫了節。一個大學剛畢業的青年，踏進了社會，便沒有教育了。學校和社會並不是一回事，而家庭和學校又不是一回事。在家裡並沒有教育，跑進社會，跑入政府，都沒有教育，只硬抽出中間一段來作為教育時期。青年一出學校，看到社會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他才感到須另求適應。至少我們今天的教育是和其他部門隔離的。學校和家庭不配合，和社會不配合；青年人和中年、老年人不配合，教育當然不能收到預期的功效。我這番意見，並不專針對今天我們的教育失敗而言，我卻是看了整個歷史上的教訓而才有所感的。總之，教育不該僅限於學校，學校教育也不該僅限於青年，這在中西雙方的歷史教訓里，一樣地真實的。 二 今天我講中國歷史上的教育，將從廣義的觀念上來講，同時也如講政治、經濟般，先將西洋歷史上的教育情形作一簡述，來相比照。 西方教育自希臘講起，那時希臘社會上有一批所謂「哲人」，也有人稱之為「詭辯家」，他們到處遊行，教導青年，作為講演及許多奇怪的辯論，造成當時希臘很壞的風氣。在這樣情形下產生了蘇格拉底，他旨在講述人生的共同真理，來挽救當時詭辯學派的流弊。但他實際上也卻仍舊沿用詭辯派的方式，換言之，他仍是用「言辨」方式來啟發思想，只重在求得一公認的結論而已。蘇格拉底大弟子柏拉圖，他有一本名著《理想國》，裡面有一節很詳細地闡述他理想國的教育制度。他說：「一個孩子生下地，就應該交給國家，由兒童公寓撫養，使他們認不得父母，這樣才能訓練成一個國家的公民。」柏拉圖的「理想國」，主張硬性把人分為截然的幾種，如哲學家、軍人、商人、農民之類。政府憑藉考試和測驗，來分別人的天性，從青年時便指派定造成絕對相異的人物。治國的領袖則歸諸哲學家，這國家便是一種哲學理想之實現。一切教育，配合到此哲學理想上。柏拉圖《理想國》里還講到共產主義，公妻制度。這真是一本奇怪的書。他只講理論，並不顧及人生個別的內心要求。但柏拉圖此書，對後代西方卻是影響甚深。 柏拉圖大弟子亞里士多德，他闡講教育，沒有像柏拉圖那般偏激。他認為一個國家的教育，要配合這國家的政治，以國家政體為重，而用教育來作為它的工具。亞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他說：「人類是一個政治性的動物。」人和其他動物之最大不同點，就因為人類懂得政治，要參加政治，所以教育也該配合國家政體。此話還是脫胎於柏拉圖，只沒有柏拉圖般講得具體。 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在當時，看到希臘盛行的詭辯學派和極端個人主義之流弊，他們想要起來補救，提出他們的一套教育理論，其用心未可厚非。但那時馬其頓已很快併吞了希臘，希臘人也沒有機會來實現他們古代西方最高最先的那番教育理論了。 到了中古時代，西方人的教育，完全掌握在基督教會的手裡。基督教是一種出世的宗教，抹殺了人世間的一切來祈禱於上帝與天國，那是有流弊的。直到他們脫離了漫長的中古時期，現代國家成立了，於是開始有國民教育之興起。這是近代國家的政府，在向教會爭取民眾的教育權。若我們顧名思義，真箇人類教育專以國家為前提，由各一國家的政府專為養成其所需要的國民而確定教育制度，決定教育方針，這一種教育，便很可能走上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理想。 普、法戰爭後，普魯士威廉大帝曾說：「毛奇將軍的貢獻，還不如我們的小學教師。」從這句話里，便可知道當時德國教育是如何地配合了他們政府的國策。因此，他們的小學教育，幾乎等於是軍事教育，國家是他們教育精神的最高目標。這一種教育，實在也可有極大的流弊。幸而他們這一種教育，還沒有發揮到最高點。但如後來的希脫勒，乃至今天的蘇維埃，他們的教育方針和教育制度，那即無異於真在實現柏拉圖的理想了。 西方人在「教會教育」與「國家教育」之外，還有一種「個人自由」與「現在享樂」主義的教育，那可以說是現代西方的大學教育的最高標準。這一種教育，專重在傳播知識，尋討真理，從智識真理落實到技術與職業。它所嚮往的終極目標，則為個人自由與現世享樂。然而這樣的教育宗旨與教育方法依然有流弊。「知識」和「職業」，根本上都有它先天的「不自由」和「不平等」。人生不能無智愚，有的是天才，有的是下愚，有的則是中乘之才。同時職業必帶有專門性，專門了便不自由。我今天決意做醫生，就不可能再想做律師。天給予人的稟賦不同，甲適宜於音樂，乙適宜於文學。社會環境，又如此般複雜。中國俗語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照理講，民主政治之下，每個人都可做大總統，但事實上，幾年內全國只得有一個大總統。數十萬軍人，只要你有才能，有功績，照理講，人人都可做大統帥，但事實上，也只有一個人可當大統帥。譬如賽跑，人人有跑第一的希望，實際上，不論多少人在跑，第一名只限有一個。那豈不其他許多人，全都為來造成這個人的獲得第一的麼？如果只讓他一人跑，也就無所謂第一了。 如果教育專講知識和職業，對社會必然會發生兩大影響： 一、是使人與人之間逐漸的分離。你學工，我學醫，他學法律，各不相關。 二、是叫人與人盡成為比賽。每一行業裡面都免不了有一個競爭，競爭中卻只許少數成為傑出的，其餘大多數全落後了。那麼人生究為的甚麼呢？是不是專為陪襯旁人做跑龍套，好來烘托出一兩個叫座的主角的呢？ 所以知識和職業教育，雖說給你平等機會自由競爭，實際上，成功的只限於少數人，失敗的必然是大多數。在失敗者的內心裡，一定會感到苦痛，而產生怨恨。由怨恨自己而怨恨家庭，怨恨社會，變成一種忌刻心理。你成功了，我打倒你。即使我沒有成功希望，也要打倒你才甘心。所以這種個人自由的教育，雖有極大貢獻，也有上面所講的病痛。西方人到今天尚不深切感到此種病痛，正為他們在個人自由教育之旁，還有「宗教教育」與「國民教育」之存在。 西方人脫離了學校，跑入社會，擔任一份職業，成立家庭，擔負一份生活費用。在社會上有成敗，有痛苦，有沉悶。可是一到禮拜天，進入教堂，則大家全一樣。上帝看人，是無分智愚、成敗一律平等的。人與人之間，在這時候，內心上是完全溝通了。由於此種宗教修養，無形中瀰漫到全部日常人生中，這在社會風氣，心理習慣上，影響是深微難言的。所以今天的西方，雖是科學極發達，總還離不了宗教。假使沒有宗教，就會單走上柏拉圖「理想國」的道路，不讓個人有自由，蘇維埃便是一好例。 由上所說，今天的西方教育，大別可分三大類： 一、宗教教育。 二、國民教育，或說國家教育。 三、個人自由的教育，即知識與職業的教育。 西方是在此三項教育之配合下，才發生了他們今天教育之功效。他們教育之成功，在這三方面之配合。他們的弊病，則在這三方面中間的磨擦。蘇維埃今天的教育，則專以其中的一項即「國家教育」為中心。個人的知識及職業，均須配合國家意旨，而宗教則根本不存在。若說他們有宗教，便是共產教，把馬克思、列寧來代替了耶穌。 三 倘使我們把西方現代教育如此般分析，再回頭來看中國的教育，則我們對近五十年來中國教育之失敗所在，將更易明了。第一是這五十年來的國家教育，沒有盡其很大的責任。這五十年來，不能說我們的小學、中學教育沒有相當的成績，但國家政治未上軌道，國家的信仰未能建立，法律制度天天在搖動。所以一個青年，在小學、中學裡有國家，出了大學進入社會，便不免以個人為重，國家為輕了。因此中國今天的教育風氣，小學生第一目標在進中學，中學生第一目標在進大學，大學生第一目標在獲得出國留學的機會，如此便成了一種賽跑式的教育，這是一種個人主義的機會比賽。 在今天，一百個中學畢業生，最多能有十人進大學，其餘九十人全失敗了。假使我們留心這九十人的心理，他們總覺得這是人生一憾事，而暗暗地在其內心郁存了一個沒有解開的結。他們對於成功者，從其內心裡並不感到佩服。認為這是機會，是幸運。即使留學生回國，也仍在機會的比賽中，真能找到適合理想工作的，亦還是鳳毛麟角，其餘也都失敗了。中國近五十年來的教育，就走上了這條路。於是一般青年，不是頹唐消極，便是過激破壞、種種不滿意。一個人不怕生長在窮苦的家庭里，最怕是生長在只有父親沒有母親，失了溫暖的家庭，容易造成他孤僻反抗，不近人情的脾氣。今天的中國青年，都像失掉了母親似的。難怪他們有許多壞脾氣。 西方社會的母親就是耶穌，耶穌能夠給他們溫暖，安慰。一逢禮拜天，進去教堂，人與人之間，從其內心深處，獲得了溝通。日常競賽的成敗優劣，在教堂里全停止消失了。每一人在晚上，還可以向上帝禱告，祈求上帝了解他，撫慰他，目前雖失敗，將來一樣可以進天國。所以說到西方最理想的個人自由，實在莫如信仰上帝。耶穌的十字架，便是西方社會個人自由的最高標記。縱使在當時，盡人認為耶穌可殺，但耶穌個人的自由精神，可以直接接觸到上帝，可以獲得上帝的愛與救。耶穌的內心，還是勝利，還是滿足了。 人生在世，國家有法律，社會有風俗，職業有固定，自由是有限的，平等則更有限。人人祈求向上，而人人不免落後。人世間不可能滿足每個人向上的希望與理想。人的智慧有愚智，體質有強弱，家庭經濟有貧富，投入社會又有多樣複雜的不同環境，人好像生來就不平等，不自由的。學校教育若僅是鼓勵個人上進，僅注意到讓每一人都接受知識和職業技能，而沒有注意到每一人的「可能的失敗」，及其內心情緒上的「真實苦悶」，這單方面的教育，又何能達到其理想的效能？ 倘使此五十年來，中國政治上軌道，經濟有基礎，在這樣的單注重個人自由競賽的教育風氣之培植下，中國也一定會走上近代西方帝國主義的途徑。大家的競賽精神，沒有痛快發泄，便鼓著向外沖。日本便是一好例。若無向外沖的可能，則必回頭向里，便易造成社會內部的鬥爭情緒。今天共產主義在中國抓到一般青年之追隨，便是這一股情緒在作梗。並不是馬克思的理論，真能引導著他們。情緒到了需要發泄的時候，是不問理論的。我們該注意疏導時代的情緒，這就應該注意到廣義的、多方面的、全人生的教育。 中國今天還是只知有單型的一條線的短暫時期中的教育。在政府的意想中，只知有國民教育的重要。但在社會人心的實際反映上，卻是一種個人主義自由競賽的機會教育在鼓盪。中國人進小學，進中學，都是別有用心，都想借了國家教育的機會，來爬上他們個人自由教育的前程，趨向求知識謀職業的道路去各自奔競。如是則使人生只有鬥爭，只有分離。而社會上也只有聰明強壯的成功，不管愚笨病弱的失敗。盡他們痛苦，怨恨，忌刻，和反抗，教育是不負責任的。於是中國的現代教育，不僅不見有成效，還更發生了許多反作用。 四 現在我們再回頭來，從中國歷史上，看中國自己傳統下的「廣義」的教育吧！中國文化，是一向看重「人文精神」的。世界上任何一民族，沒有把教育看得比中國更重。中國任何一派學術思想，莫不以教育哲學為其最高的核心。中國任何一學者，幾乎全是個教育家。尤其是儒家，尤其是孔子。孔子和儒家所盡力發揮提倡的一種教育思想，和上述西方三大教育派別各不同。孔子和儒家，是最看重「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的。他們創造了中國社會裡「士君子」的教育。「士」指受教育者而言，「君子」則指從教育陶冶中所完成的理想的道德人格而言。 這一種教育之內里，便包含著一種宗教精神。而這種宗教精神，和西方的宗教精神又不同。儒家不主張教人出世，而教人即在此世做一個聖賢人。所以說這是道德的、人格的、文化的。「人皆可以為堯舜」，這是中國儒家傳統教育精神之最高理想，與最高信念。即此便足給予每個人以莫大的鼓勵。多方面的人，在各自一條生活線上，同時有成功，也有失敗。但儒家這一理論，即道德人格之尊嚴，使每個人感覺到都站在平等地位上，都儘自由地可能有成功，可能得滿足。這一精神，在中國社會有其極大的功效。它可使人人內心同樣得到安慰與滿足。 西方社會最尊的是牧師，是耶穌。中國社會最尊的是「先生」即師，是「聖人」。孔子則被尊為「至聖先師」。耶穌的背後是上帝，孔子的背後則是中國人所謂的道。因此中國人常說「尊師重道」，歷史上從來都如此。道寄托在師，在先生，在士君子的身上。西方人的道，是耶穌出世之道，由上帝那邊來。中國人的道，是現世眼前的道，由孔子來。也可說是從人人「天性」中來。中國人罵人說「你這個人不講道理」，這在中國人認為是對人最侮辱的話。中國人看「道」，是高於一切的。因此從「道」來看世界，則一切無分高下，都屬平等。雖高貴如皇帝，亦要尊師重道。在孔子廟堂里，在孔子教訓下，皇帝和百姓都平等了。故說儒家教育，其精神和效用，實可比擬西方的宗教。 西方人因有他們的宗教，故可推行他們近代的國家教育，而不致有甚麼流弊。我們沒有像西方般的宗教，如果抹殺孔子，專講國家教育，則皇帝大總統便成至高無上。人無疑都是一樣的，相差不過在「權」與「位」，權與位由競賽而得，得到的必然是少數，得不到的必然是多數。沒有宗教教育而專來推行國家教育，其勢必走上極權政治，其勢必引起普遍的不滿情緒。 中國自古以來，政治所代表的是「法統」，教育所代表的是「道統」，道統遠超乎法統之上。政府官吏是「遵守法統」的，士君子是「宣揚道統」的，而「士」則由儒家精神中培植而來。孟子有一天要去拜訪齊宣王，恰巧齊宣王也有事要找孟子，派了一個人來請。孟子說：他適有病不能去。孟子隨即故意出外訪友。門弟子詢問孟子：「先生本有意訪王，何以王來請，卻又推病不往。既推病，卻又仍出訪友？」孟子說：「人生有位、有德、有壽。齊王位高於我，德未必若我，年齡又低於我，我不能受其召而往。」孟子是要保持道統尊嚴，不屈抑於法統之下。漢高祖統一了中國，路經山東，首先到曲阜拜謁孔廟。東漢章帝為太子時，張輔為太傅。後來帝即位，巡狩泰山，路出東郡，當時張輔為東郡太守。帝到，太守自當迎接。章帝說：「今天我們相見，應先行師弟子之禮。」於是張輔上坐，帝下坐，執書請教。然後再改行君臣之禮，帝上坐，太守謁見，報告政事。這是代表法統尊嚴的皇帝，自己屈抑在代表道統的師之面前的隨手偶拾的兩個例。像此類事，充滿在中國全部歷史中，只是說皇帝要做人，也要講道德，也要尊崇人格尊嚴，就也得要尊師。 漢末佛教傳入中國，那時孔子之道便衰了，宗教精神凌駕在教育精神之上。東晉南北朝時，又引起一新爭端，爭的是究竟「沙門該不該拜王者」，這仍是「道統」與「法統」之爭。和尚（沙門）是傳道的，並非皇帝下屬，故不該拜王者。逐漸地王者亦信受其道，轉變成王者要拜沙門。梁武帝不必說，即如唐太宗，也要禮拜玄奘法師，尊為國師。玄奘是傳道的，玄奘便該為師。唐太宗僅是一王者，王者僅是守法的，哪得兼為人師呢？哪得與師比尊呢？因此遂激起韓退之「闢佛」「尊師」的諍議。他說：「師者，傳道授業解惑者也。」授業、解惑，是指智識教育、職業技能教育而言。傳道才更是師之真職分。韓愈所爭的是道在孔子，不在釋迦、老子。釋迦、老子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道不在，因此亦不得為人師。 那時佛教也另有一套理論，他們說「人人可以成佛」，正如中國儒家所說「人皆可以為堯舜」一樣，故中國人較易接受。可見中國人傳統的道統觀念是人文精神的，因其是人人有份，所以才是道。尊道崇道，只是尊崇人。人的尊嚴，在道德人格上具體呈露了。在師的位分下具體代表了。耶穌教來中國，便不易如佛教般容易為中國人接受。因上帝只此一位，耶穌也只此一位，並非人人皆可為上帝，皆可為耶穌。耶穌教人獲得滿足的在出世，在身後，人人可登天堂，可接近上帝。而中國人教人獲得滿足的即在現在，在當生，即在其本身之現實生活上。故說中國文化是重人文精神的。因其看重人文精神，故必說人皆可以為堯舜，佛教僧徒改口說人人皆可當身成佛，不必再待出世與來生，這才變成了中國化的佛教，這是中西雙方宗教精神和教育精神之相異點。 一到宋代，佛教衰微了，又是儒家精神士君子精神之復活時代。那時的中國人，不再想做佛菩薩，仍想做士君子、做聖賢了。這時期最偉大的人物，首先允推范仲淹范文正公。當他為秀才時，他並沒有擔當得國家大任，但已經在其內心以天下為己任。他曾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正充分表示出士君子的傳道精神與宗教精神。即是道德人格之真實尊嚴。後來範文正率軍到陝西，有一位十八歲青年張橫渠先生，上他一本有關軍事計劃的萬言書。範文正立刻召見，勉慰有加地說：「你正當青年，應該多讀書求道。這些事暫不要理會。」因贈與《中庸》一冊，這是先秦儒家講人生最高哲理的書。張橫渠經此鼓勵，從此閉門折節求學，卒成一代大儒。他後來嘗說：一個人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我們細細體會範文正和張橫渠兩人的話，我們可以想見中國人之所謂「道」，不是為自己打算，而是為別人、為大眾、為天下，乃至為後世打算。所以說它是「人文精神」。抱負這種精神的，先該犧牲著為個人自己的打算，所以說它具有「宗教精神」。因其不主張出世，所以不全是宗教；因其不主張為自己打算，所以說它有宗教精神。這是中國傳統教育精神之最高意義，在宋代士君子身上又具體復活了。 王荊公名滿天下，宋朝皇帝請他教讀，王荊公要求自己坐講，皇帝立聽。人問之，對曰：「我坐而講，皇帝立而聽，我並不是要皇帝尊重我個人，是要皇帝尊重我所講的道。」中國人講的道是代表現世大眾，天下人類的，皇帝哪得不重道？師代表著道，所以要「重道」，必得要「尊師」。此後程伊川做經筵講官，也是要坐而講，皇帝立而聽。這些事，依然是中國人在力爭「道統應該尊過法統」的傳統意見。 但我為什麼要不憚煩地來反覆講述這些事呢？這些事，現在說來，似乎與時代隔遠了，或許我們聽了會不感得興趣。但我們該知道，任何一個社會，定要有大家「共同尊崇」的一些對象，這社會才能團結存在。這大家共同尊崇的對象，才是教育的最高精神所寄託，所憑依。 西方人大家敬重耶穌；蘇維埃大家敬重馬克思、列寧；現在中國，這五十年來，卻缺乏一個大家敬重的共同對象與共同中心。於是在銀行服務的只知敬重銀行行長，在醫院服務的只知敬重醫院院長，這社會自然會四分五裂，必然會引起派系爭端。中國這五十年來的教育，似乎只是教小孩子讀書識字，教青年人謀求職業，不是在教整個的人生，不感得需要一個超乎一切的最高中心，共同尊崇的最高對象。如此般的社會，哪能不各有距離，又哪能從其內心深處獲得互相溝通？試問這樣一個分崩離析的社會，又如何得團結凝聚？ 我們必得要求有一個最高中心，為大家共同尊崇的最高目標與最高對象。這一個對象，為人人所共同情願向之低頭而受教的。但這個中心與對象，卻不該把政治上的最高權威來充當。同時這一個最高的目標與對象，又須人人可以走得到，人人可以爬得上，否則豈不變成了一個專用來壓迫人的東西嗎？此在中國，便是「人皆可以為聖人」的道理。聖人只是一種人格尊嚴，而這一種人格，又並不是什麼難做的，卻是人人能做的。我做一件事，若讓旁人做，也只能如我般，不能比我做得更好些；即使聖人來，也只便如此，那我便即是聖人，就是第一等人，就獲得了我的人格尊嚴。這不從智識講，不從才能講，只從「心地」講，只從「道德」講。只有如此，才能人人自由，人人平等。設使叫我做一個數十萬大軍的統帥，我才力智謀有不能，那是無可勉強的。但如我做一小兵，我勇敢地服從命令，忠誠地犧牲生命，那在我是沒有什麼不能的。然而我已盡了我的責任。就小兵論小兵，也有這小兵的人格尊嚴，那小兵便是一聖人。因為任何聖人來當此小兵，也只能如此小兵般當，聖人不能比我當小兵更當得好些。當小兵是我的職分，如何當卻是我的道德人格。聖人只論人格高卑，不論職分大小。天地間只要不能沒有小兵的職分，那如何說當小兵的便不能就是聖人，就是第一等的人呢？明代王陽明先生，發揮「良知之學」，後來說成「滿街都是聖人」，簡言之便是此理。 中國人崇拜道德，崇拜聖人，連皇帝在內，也該同樣的向聖人和道德人格崇拜。因此有時，皇帝該崇拜一小吏，大統帥該崇拜一小卒。滿洲人進中國，是極端專制的，但也不敢違背此理。他們一面崇拜孔子，一面又崇拜喇嘛。拜孔子，用來拉攏漢人；拜喇嘛，可以拉攏蒙、藏民族。若只教崇拜滿洲皇帝，他們也不能維持兩百餘年的政權。但畢竟中國的聖人高過了蒙、藏人崇拜的喇嘛，因為聖人是一種人格尊嚴，人人可做，那才是最自由、最平等、最博愛的，有當於人心所共同要求的；可崇拜、可敬仰、可奉為教育最高理想的合理的對象。 五 今天的中國人，連當年滿洲人的智識也沒有。今天中國教育精神上所最缺乏的，若比擬西方來說，不是國家教育，也不是個人自由的知識職業教育，今天中國僅缺少了宗教教育。中國原有一個孔子之道，今天的中國人，一定要推翻自己的，抄襲別人的，我們偏要高呼「打倒孔家店」，高呼「全盤西化」，但又不能誠心接受耶穌教，於是進來了共產主義，叫人共同來崇拜馬克思。 說到這裡，我還有一個意見該陳述。我們總該以「文化來領導政治」，不該以政治來領導文化。教育是代表文化的，不是代表政治的。 或許有人說，此後中國的教育，應該積極提倡個人自由，但個人自由該有限度，否則必出大毛病。西方人講個人自由，有兩大限度。一是不超過國家和民族，一是不超過上帝和耶穌。因此他們講自由，可以沒有大毛病。 也有人說，此後中國的教育，應該以國家民族為前提。但國家民族是空洞的一句話，誰真代表著這國家與民族呢？若把政府來代表，這便要走上極權。理論盡高的是柏拉圖，當前最具體的是列寧和史太林。若說代表國家民族的是平民大眾，我們正為要教育平民大眾，又誰是代表此平民大眾呢？ 說到這裡，只有這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與文化，此即中國人之所謂「道」，才是真代表了國家和民族的。中國此後的教育最高精神，必然要向自己國家民族的傳統歷史文化中找求，這是無可懷疑的。今天的中國人，往往不探本而求其末，所以要在小節處吹毛求疵，打倒歷史、打倒文化、打倒一切傳統。教育的大綱領、大精神，永遠沒有能提出來，那確是一件最大危險的事。知識愈發達，人生相互間的距離愈遠；競爭愈烈，則人生之痛苦愈深；個人愈自由，將愈不平等，社會將日見其不穩。中國人所講的道，便是穩定社會的基礎。中國社會今天正缺乏此一穩定基礎，而僅知專從教育制度或教科用書上求改進，拚命抄襲西方，那是緣木求魚。 當前的最大問題，仍在如何重建這一個「道」，即重新發揚我們的歷史文化。重新提示出我們一向所看重的「人格尊嚴」和「道德精神」。 這事並不需得我們來悲觀。唐末藩鎮割據，接著五代十國，在中國歷史上，是一段最黑暗的時期。宋初建國，未到百年，便出了兩個大人物，範文正和胡安定。範文正是中國一偉大的政治家，胡安定是中國一偉大的教育家。範文正幼年喪父，其母再嫁，他借讀僧寺，窮無以生，但仍毅然以天下為己任。其人格精神，可謂崇高偉大。胡安定江蘇人，曾在泰山半山腰一個道士廟裡讀書，他每逢接到家書，上有「平安」二字，即棄投澗水，恐開讀了亂其向學之心。他在寺讀書十年，才從黑暗中獲得了光明。範文正聘其辦學，不數十年，中國新時代降臨了。此下宋代的風氣和人才，便由他兩人提倡培植起來。這比西方中古黑暗時期的一輩基督教會的教士，所對人類歷史文化的貢獻，是有勝無愧的。這是我們今天的榜樣。 好了，讓我總結這一次的講演吧！總之，一國家、一社會，必須具有一共同信仰、共同敬重的「道」，而此道又必是整個人生的「道」，既不偏政治，也不偏科學，也不是偏在人生中某一部分的。若今天有人能發明這個「道」，其人便是新孔子、新耶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人自會崇奉他，信仰他。若果今天沒人發明得新的，從前孔子講的道，在我們中國講來並不錯，我們不該輕易喊打倒。空喊也沒用。我們該回過頭來，細心體味，再五體投地的崇拜奉行，如此才始談得到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