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的看法 · 讀陳垣《史諱舉例》論漢諱諸條
我寫了《兩漢人臨文不諱考》，寄給王重民先生，請他用國會圖書館中藏書，代我一校：並請他把陳垣先生的《史諱舉例》寄給我重讀一遍。昨天收到《史諱舉例》，翻讀一遍，寫這篇札記。
此書第一章《避諱改字例》有足助證我說的材料甚多。如云：
張遷碑「詩云舊國，其命維新」。開母廟石闕以開為啟。則避諱改字之見於見存漢碑者。然《隸釋》引漢石經《尚書》殘碑，保字志字仍不避，其它東漢碑中之邦、盈、恆、啟等字尤數見。猶可謂建武以前親盡不諱也。今將建武以後諸諱字之見於見存諸碑者列下：
A建寧四年孔 碑「睿其玄秀」。光和四年逢盛碑「苗而不秀」。中平五年張納功德敘「旌甄秀異」。是不避秀。
B和平元年嚴 碑「兆自楚莊」。延熹三年孫叔敖碑「莊王置酒以為樂」。中平元年郭究碑「嚴莊可畏」。是不避莊。
C延熹六年薛君碑「我君肇祖」。建安十年樊敏碑「肇祖宓戲」。是不避肇。
D元嘉元年丁魴碑「隆平」。永壽二年韓 碑「袁隆」。光和二年華山亭碑「大華優隆」。是不避隆。
E建寧二年史晨奏銘「玄德煥炳」。是不避炳。
F熹平四年帝堯碑「纘堯之緒」。熹平六年尹宙碑「克纘祖業」。中平三年張遷碑「纘戎鴻緒」。是不避纘。
G建寧四年劉修碑「志曒拔葵」。熹平三年婁壽碑「岐嶷有志」。中平二年曹全碑「先意承志」。是不避志。
H建寧元年衡方碑「攬英接秀」「肇先蓋堯之苗」「□隆寬懍」「保障二城」。於秀、肇、隆、保四字皆不避。
則漢時避諱之法亦疏。六朝而後，始漸趨嚴密耳。
馬衡曰，「聞母廟闕，亦廟名因避諱而改，後人因之，非書碑者避諱改字也」。然則張遷碑之「詩云舊國」亦所據傳本如此，非書碑時避諱所改。
陳垣先生依據這些漢碑材料，也應該可以得到「兩漢人臨文不諱」的結論。有些時候，陳先生的結論與此甚相近，如云：
然《史記》《漢書》於諸帝諱，有避有不避。其不避固有由後人校改，然以見存東漢諸碑例之，則實有不盡避者。大約上書言事不得觸犯廟諱，當為通例；至若臨文不諱，詩書不諱，禮有明訓，漢時近古，宜尚自由，不能以後世之例繩之。（卷八頁八三）
又云：
漢宣帝元康二年詔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此上書不得觸諱之說也。靈帝時諸碑，遠不避光武諱，近不避桓帝諱。此臨文不諱之說也。（同上）
在這幾條里，陳先生的結論很近於我的結論。他用靈帝時諸碑作證，可與我用蔡邕碑文的諸例互相印證。他不完全主張漢人臨文不諱，但他承認「臨文不諱，詩書不諱，禮有明訓，漢時近古，宜尚自由，不能以後世之例繩之」。
陳先生深知古今避諱有寬嚴之別，故他主張「不得因有避諱字而遽下斷語」（頁八十）。例如洪邁《容齋隨筆》疑揚雄《方言》為偽書，其言曰：「雄答劉歆書，稱莊君平為嚴君平，漢諱『莊』，故改曰嚴。《法言》於『莊』不諱，此何獨諱」？陳先生引戴震《方言疏證》的話說：「洪邁不知本書不諱，而後人改之者多矣，此書下文『蜀人有楊莊者』，不改莊字，獨習熟於嚴君平之稱而妄改之」（頁八十），陳先生又引《四庫全書》《漢隸字原》考證，因武梁祠堂畫像有題「魯莊公」的，遂疑「此祠乃武梁先世，非武梁也」（武梁碑立於桓帝元嘉元年，四庫館臣疑祠畫像作於明帝以前）。陳先生說：
東漢碑不避「莊」字者多矣，因碑有「莊」字而疑為明帝以前所立，甚不穩也。（頁八一）
他這種結論，我完全贊同。
顧炎武《日知錄》（二十三）說：
李陵詩，「獨有盈尊酒」，枚乘《柳賦》，「盈玉縹之清酒」，又詩，「盈盈一水間」。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又可知其為後人之擬作，而不出於西京矣。
陳垣先生評此條云：
然以漢碑臨文不諱之例例之，不能遽斷為偽撰。（頁七七）
這也是我贊同的態度。
但陳垣先生不肯堅決的主張漢人臨文不諱的結論，故全書中對此點頗多矛盾的見解。例如他說：
六朝以前，避諱之例尚疏，故馬班之於漢諱，陳壽之於晉諱，有避有不避。然其間亦有後人回改者。
《史記·周本紀》「邦內甸服，邦外侯服」，《封禪書》「五嶽皆在天子之邦」，犯高帝諱。《殷本紀》「盈巨橋之粟」，《樂書》「盈而不持則傾」，犯惠帝諱。《封禪書》「北嶽，恆山也」，《田齊世家》「以為非恆人」，犯文帝諱。《夏本紀》及《殷本紀》《孝文本紀》《燕世家》等皆有啟字，犯景帝諱。此非避諱未盡，即後人以意改易者也。（頁五六）
他又說：
《史記·高祖紀》於孝惠不書名。《文帝紀》於景帝不書名。乃文帝名再見於高帝紀，一見於呂后紀。此必後人所加。《景帝紀》「四年立皇子徹為膠東王」「七年立膠東王為皇太子，名徹」。亦後人所加。（頁六九）
他提出的三項解釋，——①避諱未盡，②後人所加，③後人以意改易，——都得先假定司馬遷的《史記》確是有意避諱。但我們並不能成立司馬遷避諱的通則。陳先生舉的兩個例子，一為《高祖紀》稱孝惠而不書名，一為《文帝紀》於景帝不書名。試檢原文，《高祖紀》說：
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
下文說：
令（老父）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
下文說：
漢王……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為太子。
這些地方，文字上沒有單舉「子盈」，而不並舉魯元公主的名字的可能。史家既不知公主之名，故不能不並舉男女兩人的諡法了。這是文法上的需要，不是有意避諱。第二個例也不能證《文帝紀》是有意避景帝之名。原文是：
正月，有司言……請立太子。上曰，……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今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更議不宜。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
這是全載當時朝廷大臣的建議和文帝的答辭，所以我們不能依據「子某最長」一句直接引語，遂以為有意避諱。
前漢文字中不避帝諱的例子太多了。《史記》里不避邦字，盈字，恆字，啟字的例子也太多了，我們不能不承認《史記》「臨文不諱」是通則。
陳先生又舉了《漢書》犯帝諱的許多例子（頁五六）。其中關於不避前漢帝諱諸例，陳先生自己也曾說過「建武以前，親盡不諱」（頁一）；段玉裁也有這樣的說法，我們可以不必再討論了。《漢書》中不避東漢諸帝諱諸例，陳先生舉出這些：
《楚元王傳》，「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犯光武諱。《高帝紀》有莊賈，項莊；《地理志》「莊公破西戎」，《藝文志》有莊子、莊夫子、莊助、莊安、莊怱奇；《鄭當時傳》莊字三見；《南粵傳》莊字一見；《西南夷傳》莊字三見；《敘傳》莊字一見，犯明帝諱。非後人改易，即元文避諱有未盡。（頁五六，參看頁四十）
陳先生在別處（頁四十）也說：
蓋莊為漢諱，故列傳改作嚴助、嚴安，嚴怱奇、嚴奇，志之或莊或嚴，則錄自《七略》，避改有未盡，或後人回改也。
陳先生又指出：
《漢書·敘傳》稱莊子為嚴子，又稱「老嚴之術」，蓋避漢明帝諱。（頁二四）
我們看《漢書》列傳把莊助改作嚴助，莊安改作嚴安；又看《敘傳》里稱「嚴子」「老嚴之術」；又看《王莽傳》始終稱劉歆，而不稱劉秀。這都可表示班固作《漢書》時確曾有意避東漢的帝諱。這是《漢書》與《史記》不同之處。但《漢書》避諱與不避諱的諸例也正可以證明當時「臨文不諱」的自由：他們可以自由避諱，也可以自由不避諱。例如《楚王傳》尾說劉歆改名劉秀，此處非直用「秀」字不可，故有意不避諱。《王莽傳》記西門君惠一案，其關鍵正在「劉秀作天子」的讖記，但傳文記君惠的話，只說「劉氏當復興，國師公主名是也」。前者是有意不避諱，後者是有意避諱。《漢書·鄭當時傳》更可以證明這一點。鄭當時字莊。《漢書》此傳全鈔《史記》文，大可以全刪「莊」字。然而《史記》此傳用「莊」字十六次，其中十三處，班固都改了「當時」，為什麼他偏偏留下三處「莊」字不改呢？這三個「莊」字不是「避諱有未盡」，也不是「後人改易」，都是有意的不改：
鄭當時，字莊。
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
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
諸公敬重他，故稱他的字「鄭莊」；甚至於皇帝也知道外邊有「鄭莊行千里不齎糧」的口號（莊糧為韻）。這兩處都根據於他「字莊」一點。故《漢書》改了《史記》此傳的十三個「莊」字，卻不能不留這三個「莊」字。這是有意的避諱，也正是有意的不避諱，更可注意的是《漢書·敘傳》上文明明改莊子為嚴子，改老莊為老嚴，而下文敘《鄭當時傳》，又說：
莊之推賢，於茲為德。
莊子改嚴子是有意的避諱，而敘鄭當時仍稱「莊」，又是有意的不避諱。
我們必須明白，這些有意不避諱的地方正是當時文人史家可以「臨文不諱」的鐵證。這些例子都以使我們明白當時臨文不諱的自由的性質。因為臨文不諱，故有意的避諱只是特別表示敬意，而有意的不避諱才是實行這不諱的自由。故陳先生列舉的三項解釋都不夠說明這些例子。
關於兩漢文獻的避諱問題，我們可以確定的，有這幾點：
① 兩漢人確能「臨文不諱，詩書不諱」。
② 兩漢人確能「不諱嫌名」。
③ 所謂不諱，謂「不諱見在之廟」。
④ 所謂不諱，並包見在的君主。
但「言事不諱」一項，似乎有前漢與後漢不同的制度，宣帝元康二年詔曰：「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宣帝原名病已，是兩個最普通的字，故改名。大概當時不行「二名不偏諱」之說，故多觸諱犯罪的）。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陳先生因此說：「大約上書言事不得觸犯廟諱，當為通例。」（適按，宣帝詔書似指他本人之名，似不當解作「廟諱」。否則自己改名並不足解除困難。）總之，那時曾有上書不得觸諱的禁令，並且曾有上書觸諱而犯罪的許多人，這是無可疑的。那麼，王肅何以敢說「案漢氏不名諱，常曰，臣妾不得以為名字，其言事不諱」呢？王肅和他父親王朗都是經學大師，他自己更是禮學專家。他生在漢獻帝初年，死在魏甘露元年（西曆 256），去漢亡（220）不過三十多年。他的《諱議》作於魏明帝景初三年（239），去漢亡不過二十年。他說漢朝的制度，夠得上做一個當時的證人，應該比較可信。況且他說的「詩書臨文廟中不諱」，我們研究《史記》《漢書》，西漢韋孟的詩，東漢王充的《論衡》，許慎的《說文》，漢靈帝時的許多碑文，都已得著無疑的證明了。所以我疑心王肅說的「漢氏不名諱（這是說，不用諱字為名），常曰，臣妾不得以為名字，其言事不諱」，大概真是敘述後漢的法令，不過我們現在沒有別種文獻可以依據，只能承認王肅的話是一個「當時證人」的話，相當可以信任的了。
王肅的話如果可以代表後漢的法令，那麼「言事不諱」一項也就不算是和宣帝元康二年的詔書相衝突了。那麼後漢的書卷碑版里那樣完全不避諱的自由，我們也更可以充分了解了。
陳先生這書里論漢諱的各節，還有幾個小點，似乎可以修正。
① 他接受段玉裁的說法，說《說文》於光武，明帝，章帝，和帝，安帝五個名字，皆「注曰上諱，空其字不注」（頁二），這一點我曾說過，是不可通的。《說文》原文並不是「空其字」，只是單舉篆文，稱「上諱」而已。最有力的反證是《說文》禾部艸部各字用的許多「秀」字，這些「秀」字決沒有「空其字」的道理。
② 他據《隸釋》所引漢石經殘碑的《論語》《尚書》的邦字多改為國，說是避漢諱（頁十三）。石經成於熹平時，其時無仍避高祖名諱的風氣，這是《漢書》《說文》和現存漢碑都能證明的。石經的改邦為國，正如《張遷碑》的「詩云舊國」，正是陳先生說的「亦所據傳本如此，非書碑時避諱所改」（頁二）。陳先生批評顧炎武論「前代諱」一條，也曾說：
今考蜀石經《毛詩》殘本，……皆仍開成石經元文，未及改正，不足為「忠厚」之證。善於王肅之言曰，「漢元後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至今遂以省中為稱，非能為元後諱，徒以名遂行故也」。今俗書玄弘寧貯等字，猶多缺筆，豈為清諱？因仍習慣，視為固然，忘其起於避諱矣。（頁五一——五二）
蜀石經如此，熹平石經也是如此。經文改邦為國，其始固起於避諱，後來因襲為固然，並非蔡邕諸人在東漢之末仍避高祖諱也。
③ 陳先生曾指出（頁十八）《史記·李斯傳》有韓談，《滑稽傳》有「談言微中」，《司馬相如傳》有「因斯以談」，皆不諱「談」字。但他仍信舊說，說太史公父名談，故《史記·趙世家》改張孟談為張孟同，《佞幸傳》改趙談為趙同（頁十七）。其實前者正足以證明後者是後人妄說，談之作同，正如《莊子·天下》篇的桓團在《列子·仲尼》篇成了韓檀，不足為司馬遷避家諱之證。漢代文人並無臨文避諱的風氣。班固《敘傳》直稱班彪，正是明證。
④ 最後，陳先生論「非避諱而以為避諱」一章，引沈兼士先生說云：
考兩漢諸帝避諱所改之字，皆為同義互訓，而無一音近相轉者，《古今注》謂殤帝諱隆之字曰盛，是也，《漢書·地理志》，隆盧，應劭注，避殤帝改名林慮。疑非事實。蓋隆慮之作林慮，亦猶《毛詩》隆衡之作臨衡，皆是雙聲轉語，恐無關於避諱也。（頁六五）
沈先生之說，如果是確的，也可以助證上條「談」改為「同」不是避諱。但沈先生論林慮一條似不確，他只檢《地理志》，而未檢《後漢書·郡國志》。《郡國志》明說，「林慮，故隆慮，殤帝改」。《郡國志》的底本是順帝時的官書，故戶口數以順帝永和五年的戶口為準，而郡國縣邑的分置，也僅「至於孝順」。其時去殤帝時甚近，似是可信。應劭注前書，似是依據當時官書也。
卅二，七，卅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