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常識 · 第七編

吳晗《中國歷史常識》

洋務運動在太平天國革命時期，封建統治階級中的一部分人，為了鎮壓農民革命，採用西方資本主義的一些技術製造槍炮，武裝反動軍隊。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後，這一部分統治者進一步認識到，為了要保持封建主義的統治，必須更多地學習一點西方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當時人們把這叫作「辦洋務」，而這一部分統治者也就被稱為「洋務派」。洋務派的主要人物，有奕、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他們實際上是地主階級當權派中最早帶有買辦傾向的一部分人。洋務派所進行的一些活動，在歷史上就叫作「洋務運動」。「洋務運動」的實質，是要求在舊的封建統治的基礎上，增加一些資本主義的皮毛，來穩定封建主義的統治地位，因此它的性質完全是反動的。「洋務運動」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864年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到19世紀70年代初。在這個階段，洋務的重點集中在軍事工業方面。洋務派先後辦了江南製造局、金陵機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等幾個軍事工廠，製造新式武器，以便繼續武裝反動軍隊，大力鎮壓當時尚在堅持鬥爭的捻軍和回民起義。但這些軍事工業從設計施工、機器裝備、生產技術一直到原料燃料的供應，完全都要依靠外國。而且經營管理混亂腐敗，生產成本十分昂貴，連李鴻章自己也說：「中國造船之銀，倍於外洋購船之價。」生產出來的武器軍艦，質量很壞，除了屠殺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之外，不可能用來應付任何外來侵略。從19世紀70年代初期到中法戰爭（1883—1885）是「洋務運動」的第二階段。這個時期外國侵略勢力加緊了對中國的進攻，日本、英國、沙皇俄國、法國紛紛侵占中國的邊疆地區。洋務派為了應付這種局勢，直接向外國購置了許多槍炮，並先後向英、德、美、法購買大小艦艇數十艘，建立了北洋艦隊。同時，為了籌集經費，培養洋務人才，還經營了一些採礦、運輸、電報、教育等事業。當然，這些事業在技術、裝備、原料等方面仍不能不依靠帝國主義。洋務派在進行這些活動時，標榜的口號是「求強」，但依靠帝國主義當然不可能真正使中國強盛起來。實際上，洋務派在對外交涉和對外戰爭中，一直採取妥協投降的方針，大量地出賣了中國的主權。「洋務運動」的第三個階段是從中法戰爭到中日甲午戰爭（1894）。在這個階段中，洋務派把重點從「求強」轉為「求富」。他們大力投資於紡織、鐵路、煉鋼等工業部門。李鴻章主辦的上海織布局、華盛紗廠、漠河金礦、津榆鐵路等，張之洞主辦的漢陽鐵廠、大冶鐵礦、馬鞍山煤礦等，都是在這個階段中先後開辦的主要企業。但也像「求強」的口號只是個虛假的幌子一樣，洋務派的「求富」也並不是真正的求國家之富，而是求他們個人之富。這些工礦企業成為洋務派官僚發財致富的利源。 1894年，爆發了中日甲午戰爭。在戰爭中，洋務派大力經營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沒。同時，他們經營的各種企業也因貪污腐敗而奄奄一息。洋務派散布的「求強」「求富」的神話幻滅了，他們的腐朽賣國的面目日益暴露，「洋務運動」也就此破產。（馬金科）天津教案外國侵略者在用軍事、政治、經濟等手段侵略中國的同時，為了麻醉中國人民的精神，摧毀中國人民的反抗意志，還加緊進行了文化侵略。「傳教」就是外國資本主義進行文化侵略的一個重要手段。侵略者派了很多「傳教士」，披著宗教外衣來到中國，一方面向中國人民灌輸奴化思想，愚弄和毒化中國人民，另一方面他們也搜集情報，收買賣國賊，甚至霸占田產，包攬詞訟，殘殺良善，任意欺壓中國人民。中國人民對於這些無惡不作的「傳教士」恨之入骨，在19世紀下半期，曾經掀起過許多次反洋教鬥爭，天津教案就是其中著名的一次。天津人民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曾遭到英法侵略聯軍的屠殺和蹂躪，戰後十年間，又受盡了外國侵略者的欺壓，新仇舊恨積壓在心頭。同治九年（1870），以教堂拐騙小孩為導火線，終於爆發了轟動中外的反侵略愛國鬥爭，一般稱為「天津教案」。 1870年，在天津破獲了許多起拐騙小孩的案件，都和法國天主堂育嬰堂有關。1870年6月21日，天津地方官到教堂查問拐騙小孩的罪犯王三，教堂中的法國侵略分子不僅隱藏罪犯，並向聚集教堂周圍的群眾挑釁，引起了衝突。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要求清朝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鎮壓，崇厚也已照辦，可是豐大業認為崇厚派兵太少，鎮壓不力，大為不滿，手執雙槍，怒氣沖沖地跑到崇厚衙門，一見崇厚就叫嚷說：「聽說老百姓想要我的命，你先給我死！」接著就舉槍向崇厚開火，未中，又在崇厚衙門大打出手。豐大業侮辱和槍擊中國官吏的消息很快傳開，幾千名憤怒的群眾聚集街頭。豐大業行兇未遂，在回領事館途中，十分驕橫囂張，他的秘書西蒙揮舞著利劍在前開路，向群眾挑釁。後來，當他們遇到天津縣官劉傑時，豐大業不分青紅皂白，開槍射擊，打死劉傑的隨從，西蒙也竟敢向群眾開火。這時，群眾已忍無可忍，一擁而上打死了豐大業和西蒙。接著鳴鑼聚眾，燒毀了法國在三岔河口的洋樓，即有名的「望海樓」，並打死無惡不作的法國教士十多人，其他國籍教士、商人七人。來勢迅猛的「天津教案」發生後，嚇得侵略者坐臥不安，惶惶不可終日。法、英、美、俄、德、比、西等七國，在中國人民反抗鬥爭的怒火面前，狼狽為奸，聯合一起，一面對清政府施加外交壓力，一面把英、美、法等國艦隊集中至煙臺與天津海口，對清政府進行戰爭恫嚇。法國趁機提出無理條件，聲稱清政府如不接受，就要把天津變成焦土，態度十分蠻橫。清政府在洋大人的壓力面前驚慌失措，立即派曾國藩到天津「查辦」，辦理結果還是向法國道歉、賠款，還把天津知府、知縣等官員二十五人充軍，並且隨隨便便把十六個無辜的老百姓處死，「以服洋人之心」。（楊遵道）中法戰爭侵占越南並且以越南作為基地入侵中國，這是近代歷史上法國歷屆資產階級政府的一貫政策。中越兩國人民間自古以來就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這種友誼，在法國侵略的威脅面前，在反侵略鬥爭的共同要求的基礎上，使中越兩國人民更加緊密地聯繫起來了。 19世紀60年代，法國侵占了越南南部後，馬上把侵略的矛頭指向越南北部和中國西南部。同治十二年（1873）底和光緒八年（1882）四月，法國對越南發動了兩次武裝進攻，妄想建立一個包括越南和中國西南地區的所謂「東方帝國」。英勇的越南人民對法國的武裝侵略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同時，劉永福率領的廣西農民起義軍——黑旗軍，應越南政府的要求，也和越南人民並肩作戰，堅決抗擊入侵的法軍。在越中人民的打擊下，法國的兩個侵略軍頭子安鄴和李維業在河內城邊先後被擊斃。法國侵略者不甘心於自己的失敗，蓄意擴大侵略戰爭，決心把戰火燒到中國境內。這時清朝政府應越南政府之請，也派兵到越南。1883年12月，法軍在越南山西向清軍和黑旗軍聯合防守的陣地發動進攻，開始了中法戰爭。戰爭進行了一年多，在越南戰場上，法國侵略軍受到越南人民和黑旗軍及清軍官兵的英勇抵抗。法國政府為了呼應越南的戰局，又派海軍在中國沿海進行海盜式的騷擾。到1885年3月底，越南戰場的法國侵略軍在越南和中國軍民英勇的抗擊之下，全線崩潰。在越南戰場的東線，清軍老將馮子材在鎮南關（今友誼關）和諒山大敗法軍，勢如破竹地節節勝利進軍。和東線大捷的同時，越南戰場的西線也頻傳捷報，黑旗軍等在臨洮痛打了法軍，尤其是越南各地人民的抗法起義，風起雲湧，更給法國侵略軍以沉重的打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有利形勢。就在前線勝利進軍聲中，賣國投降的清政府和法國政府加緊談判，最後竟在1885年6月9日簽訂了屈辱的投降條約。中法戰爭以後，中國的邊疆危機更加深了。為什麼這次戰爭前線打了勝仗反而簽訂了屈辱的條約呢？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清政府的反動和腐朽。當時，清政府的統治機構已腐朽透頂，政治上十分反動，經濟上百孔千瘡，軍事上也一團糟。1884年，在越南北寧、太原、興化的清軍不戰而逃；1884年7月，福建官吏不採取任何抵抗行動，就讓敵人的戰艦開進了閩江，使中國海軍遭到失敗；1885年2月，廣西巡撫潘鼎新在越南諒山的大潰退，幾乎使法軍長驅直入廣西。這些都是在清政府投降路線指導下發生的事情。當前線官兵違反投降派的意願，在中國和越南人民支持下英勇抵抗，大敗法軍，獲得鎮南關和諒山的輝煌勝利時，清政府不是去擴大戰果，反而把前線的勝利，作為投降的資本，他們匆匆忙忙「借諒山一勝之威」，和法國侵略者簽訂了屈辱的條約。前線官兵用鮮血換來的勝利果實，就這樣輕易地被葬送掉。在整個戰爭過程中，英、美等帝國主義一直沒有停止過誘降活動。他們一面裝作公正人進行「調停」，一面卻供給法軍燃料、軍火、糧食，替法國修理船艦，供給法軍軍事情報和領水人員，甚至英、美的國旗成了法軍的「遮凶布」，英、美等國的軍艦和商船成了法國艦隊的掩護物。當帝國主義看到它們的誘降和對法援助並不能阻止中國人民的勝利時，在中國當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帝國主義分子赫德，就挺身而出，脅迫昏庸而腐敗的清政府對法妥協，造成了「中國不敗而敗，法國不勝而勝」的局面。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大規模的反帝鬥爭在1884年中法戰爭中，中國工人階級掀起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反帝鬥爭，這次鬥爭，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1884年正當中國人民反對法國侵略的鬥爭激烈進行的時候，英國侵略者和法國串通一氣，允許法國利用香港停泊和修理戰船，補充軍用物資。香港英國殖民當局這種袒護法國侵略者的罪惡活動，引起了中國人民的無比憤怒，在香港的中國工人尤其不能容忍。1884年9月3日，有一艘在侵略戰爭中受了傷的法國兵船「加利桑尼亞爾」號駛入香港船塢，打算進行修理。中國船舶修造工人堅決拒絕修理這艘屠殺中國人民的敵艦，並且立即舉行罷工，從而揭開了這次反帝鬥爭的序幕。9月14日，又有一艘法國水雷炮艇「阿塔蘭特」號開進香港，這一次工人群眾決定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乘機燒毀這艘強盜船隻，嚇得法國強盜連夜開船驚惶逃走。中國船舶修造工人的愛國行動，得到了香港其他各業工人的積極支持和熱烈響應，他們廣泛地展開了反對法國侵略者的鬥爭，搬運工人不給法國兵船運送燃料，民艇工人拒絕替法國商船起卸貨物，就是在法國輪船公司做工的華工，也紛紛辭職，團結一致，共同對敵。香港英國殖民當局無理逮捕了十一名拒運法貨的民艇工人，撤銷了許多民艇執照。反動派這種高壓手段，更加激起了工人的憤慨，罷工鬥爭越發如火燎原地擴大起來，到了10月3日，罷工鬥爭達到高潮，工人群眾舉行了一次規模空前的示威運動。這個時候，英國殖民當局，出動全副武裝的警察，向手無寸鐵的示威群眾開槍射擊，當場殺害了一名工人，大批工人被逮捕。但是，中國工人階級在敵人的進攻面前，沒有被嚇倒，沒有被壓服，他們繼續高舉反帝的旗幟，進行英勇不屈的鬥爭。10月5日，東區的碼頭工人又計劃舉行示威，10月7日，九龍區油麻地的工人進行示威運動，以支援香港地區工人的鬥爭。這一次香港工人的罷工鬥爭，從1884年9月3日開始一直堅持到10月7日，前後共計35天，使整個香港陷於癱瘓，最後迫使英國殖民當局不得不低下頭來，釋放被捕的工人，宣布不干涉工人「不裝法貨」的正義行動，鬥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林敦奎）甲午戰爭《馬關條約》「甲午戰爭」是日本在美英資本主義的支持下發動的一次侵略中國的戰爭。中國的東鄰日本，原先也是個封建國家，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1868年，日本發生了一場不徹底、不完全的資產階級改革——「明治維新」，建立了地主和資產階級的聯合統治。明治維新後，日本的資本主義得到了比較迅速的發展，但封建勢力並未徹底剷除，階級關係十分緊張，農民和工人不斷發動武裝起義和罷工鬥爭。日本的統治階級為了轉移國內鬥爭的視線，為了擴大商品市場、掠奪原料和資金，便把對外擴張定為國策，把中國和朝鮮作為它侵略的目標。這時，美國為了趁機在中國和朝鮮伸展自己的勢力，英國為了利用日本的力量牽制垂涎中國東北已久的沙皇俄國，都在暗中支持和幫助日本對朝鮮和中國的侵略。在這種情形下，日本政府千方百計地把自己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滲入朝鮮，同時積極尋找向中國挑釁的機會，以便掀起一場大規模的侵略戰爭。 1894年1月，朝鮮農民發動了大規模的武裝起義。朝鮮的封建統治者請求清政府出兵鎮壓。日本政府覺得這是趁機挑釁的大好機會，也假意竭力慫恿清政府出兵朝鮮。在清政府派葉志超率軍入朝以後，日本政府又馬上翻轉臉來，藉口清政府出兵，也派了許多軍隊侵入朝鮮，有意造成戰爭衝突的緊張局勢。清政府建議中日兩國軍隊同時撤出朝鮮，遭到日本的蠻橫拒絕。在這種情況下，中朝兩國人民一致要求出兵抵抗日本的侵略。但是，主持清政府外交的李鴻章對這些要求置之不理，而把希望寄託於英、俄等帝國主義的調停上，對日本步步退讓。7月25日，日本海軍突然襲擊護送陸軍去朝鮮的中國海軍。四天後，又向在朝鮮成歡驛的中國陸軍發動進攻，挑起了中日戰爭。1894年是舊曆甲午年，所以這次戰爭叫中日甲午戰爭。 9月12日，日本軍隊又進一步向朝鮮平壤發動了猛烈的攻擊。協助守城的清軍和朝鮮人民一道，進行了英勇的抵抗。防守北城玄武門的清將左寶貴戰死，清軍總指揮葉志超貪生怕死，命令他的軍隊從平壤撤退，並一口氣逃回了中國。接著在9月17日，清軍北洋艦隊在黃海海面上，與日本艦隊發生了一場激烈的海戰。戰鬥經歷了五個小時，中國的海軍士兵和一些愛國將領英勇奮戰，打傷日艦多艘，並使日旗艦「松島」號受了重傷，清軍戰艦損失四艘，最後日艦不敢戀戰，向南退走。 10月，日本侵略軍把戰火進一步燒向中國邊境。一路從朝鮮北部渡鴨綠江；另一路從遼東半島東岸登陸，進犯大連和旅順。11月7日，大連不戰而失。接著日本又於11月18日向旅順進兵。這裡的清軍守將接受了清政府的不抵抗命令，臨陣脫逃，一些愛國官兵雖然進行了抵抗，但因沒有後援，也失敗了。日本侵略軍進入中國領土後，瘋狂地殺害中國人民。旅順市軍民被殺得只剩下三十二人。侵略軍野蠻、殘暴的獸行，激起了遼東人民的極大憤怒，人民都起來和侵略軍展開鬥爭。他們在鬥爭中發出豪言壯語：「寧做中華斷頭鬼，不做倭寇屈膝人。」日本進攻遼東半島時，清政府仍不積極進行抵抗，卻在美國的指使下無恥地進行求和活動。1895年1月20日，日軍在山東半島登陸，先後攻下了威海衛南北兩岸的炮台，形成了從海、陸兩路對威海衛港內北洋艦隊的包圍。港內北洋艦隊的愛國官兵，曾經幾次要求出海抗敵，李鴻章為了保存他的實力，卻下令不許艦隻出港迎敵。艦隊受包圍時，官兵們不顧李鴻章的命令，進行了英勇的抵抗。但因力量薄弱以及艦上「洋員」和賣國分子的破壞，最後，北洋艦隊被日本殲滅了。中國人民和愛國士兵，在戰爭中進行了英勇的鬥爭，由於清政府採取了不抵抗的方針，致使中國的局勢無法挽回。1895年3月，清政府派李鴻章為代表，到日本馬關進行談判。4月17日，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這個條約規定了中國向日本賠款二億兩白銀；割讓中國大片領土，包括遼東半島、台灣和澎湖列島給日本；允許外國人在中國通商口岸自由開辦工廠；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等。後來，俄、法、德三國從自己的侵略利益出發，不甘心讓日本獨自占領遼東半島，進行干涉，結果，中國以白銀三千萬兩向日本「贖回」遼東半島。（余西文）鄧世昌中日甲午戰爭中，中國人民為了抗擊日本侵略者，曾經進行了英勇的鬥爭。廣大勞動人民和清軍士兵，以及一部分愛國將領，在兇惡殘暴的民族敵人面前，奮不顧身，頑強戰鬥，寫下了很多可歌可泣、氣壯山河的光輝篇章。鄧世昌就是在甲午戰爭中慷慨殉國的一位民族英雄。鄧世昌在1849年（一說1855年）出生在廣東省的番禺縣（今廣州市番禺區）。廣東是和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接觸最早的地區，也是中國人民最先進行反帝鬥爭的重要地區。年幼的鄧世昌，在這樣的環境裡生長，親眼看到了外國侵略者的強暴，國家民族的苦難，以及人民群眾英勇的反侵略鬥爭。所有這些，不但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使他從小便痛恨外國侵略者，萌生著愛國思想。鄧世昌剛滿十四歲，就抱著學好本領、反抗外國侵略的志願，考進了福州船政學堂。他發憤苦讀，成為這個學校成績優秀的學生。從福州船政學堂畢業後，鄧世昌在北洋水師的艦隊里工作，歷任「振威」「揚威」「致遠」等艦的管帶（艦長）。他治軍嚴整、辦事認真，並刻苦鑽研海軍業務，在當時腐敗的北洋水師中可以說是鳳毛麟角。1887年，鄧世昌奉派到英國接帶新艦「致遠」「靖遠」「經遠」「來遠」等回國。在歸航途中，他不畏險阻，不怕驚濤駭浪，抓緊時間，指揮這些新艦進行實地演習，使全體將士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鍛煉。 1894年，日本帝國主義在美國的支持下發動了侵略朝鮮和中國的戰爭，鄧世昌積極地投入反帝鬥爭的偉大行列，站在抗日戰爭的最前線，領導士兵，揮戈殺敵。 1894年9月17日，中國北洋艦隊在黃海突然遭到日本艦隊的襲擊，雙方展開了激烈的海戰。在敵人的進攻面前，中國艦隊的大部分官兵，臨危不懼，沉著應戰，狠狠地打擊敵人，使日本旗艦「松島」等三艘受了重傷。特別是在鄧世昌指揮下的「致遠」艦的全體官兵，在戰鬥中表現得格外英勇。「致遠」艦在幾小時的浴血苦戰中，不幸中彈受傷，船身傾斜，彈藥將盡。在這樣的情況下，鄧世昌激勵兵士，大聲疾呼：「我們從軍衛國，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現在情況十分危急，今天正是我們為祖國犧牲的時候了！我們雖然犧牲了，但可以壯國家的聲威，也就達到了報國的目的！」他看到全艦士兵都同心同德，就下令「致遠」艦開足馬力，向敵人最兇猛的先鋒艦「吉野」猛撞，準備和他們同歸於盡。但不幸的是，「致遠」中途被敵人的魚雷擊中，他們的壯志未遂，全艦二百五十人都壯烈地為國犧牲。據記載說，「致遠」沉船時，鄧世昌墜入水中，還大呼「殺敵」不絕。還有的記載說鄧世昌入水後，曾被他的一個隨從救了起來，但鄧世昌看到全船戰士都沉沒了，他自己也「義不獨生」，又重新跳入海中。（林敦奎）台灣人民的抗日鬥爭《馬關條約》簽訂後，割讓台灣的消息傳了出來。台灣人民，個個都非常悲憤。1895年4月20日（《馬關條約》簽訂後三天），台北人民鳴鑼罷市，表示反對日本侵占台灣和清政府的投降賣國。他們還發誓：「寧願人人戰死，也決不願意拱手把台灣讓給日本。」這時，台南的守將正是當年在中法戰爭中打敗過法國侵略軍的黑旗軍將領劉永福。他聽到清政府出賣祖國的領土後，非常氣憤，決心和台灣人民一道，奮起抵抗日本的侵略。台灣人民熱烈擁護劉永福領導抗日，他們在各地組織了許多支義軍隊伍，團結在劉永福周圍，並肩戰鬥。 5月底，日本侵略軍開始踏上台北土地，向南進攻。黑旗軍和以徐驤、吳湯興為首的台灣義軍充分利用了當地多山的地勢，把敵人引入深山密林中的包圍圈。侵略軍一進入圈套，他們就手持大刀、長矛和鳥槍，從四面八方向敵人殺來，把敵人打得落花流水。 8月，彰化和雲林先後失守，同時，義軍的糧食和彈藥日益不足。劉永福曾幾次派人到大陸求援，他們得到了大陸愛國人民的熱烈支持，不少人要求參加抗日鬥爭。但是，賣國的清政府卻下令軍民「不得絲毫接濟台灣」，還封鎖了大陸到台灣的航運。台灣軍民雖然遇到了許多困難，卻並沒有被困難嚇倒。雲林失守後，嘉義危急，劉永福調軍增援，黃榮邦、簡精華等率義民軍助戰，收復雲林一帶，軍威復振。侵台日軍遭到嚴重打擊，日本政府急派大軍來台。10月，在布袋、枋寮先後登陸，配合陸路南犯的日軍分三路進攻台南。黑旗軍和義軍在餉械極度困難的條件下仍堅持戰鬥到最後，義軍大部分戰死，徐驤也在一次激戰中英勇犧牲了。10月19日，劉永福被迫退回大陸，台灣被日本占領了。 1896年年初，台中義民柯鐵率領一部分抗日民眾，在嘉義東北大坪頂堅持鬥爭，不斷地給來犯敵人以打擊，贏得了「鐵虎」的稱號。同時，台北、台南人民也展開了攻打城市、襲擊官衙的鬥爭，此伏彼起地打擊著侵略者。此後，在漫長的半個世紀中，台灣人民反抗日本侵占台灣的鬥爭，始終沒有停止過。（余西文）帝國主義在中國劃分的勢力範圍甲午戰爭以後，日本通過《馬關條約》，不但取得了中國的大量賠款，侵占了中國的大塊土地，而且還得到了在中國直接投資設廠的特權，根據「利益均沾」的侵略原則，其他各國也同樣可以享受這個特權。過去列強就已在中國開辦了一些工廠，為什麼它們還要特別把這一點在條約中明文規定下來呢？原來，這裡反映著世界形勢的一個重要變化。 19世紀末期，世界上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已經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以前，資本主義國家對於中國的經濟侵略，以商品輸出為主。它們強迫中國開商埠，把持中國海關，奪取中國內河航行權，都是為了方便對中國輸出商品。到了帝國主義階段，它們的經濟侵略已從商品輸出為主改變為以資本輸出為主，《馬關條約》中明文規定外國可以隨意在中國通商口岸投資設廠，就是這個變化的一個反映。為了輸出資本，帝國主義不僅要在中國開設工廠，而且還要搶奪鐵路修築權，壟斷礦山開採權，並且進一步要求在中國劃定自己的勢力範圍。甲午戰爭以後，各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紛紛爭奪勢力範圍，使中國的民族危機達到空前嚴重的地步。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法國首先奪占中國雲南邊境上的一些地區，迫使清政府開放雲南的河口、思茅為商埠，並取得在廣東、廣西、雲南三省的開礦權。沙皇俄國在1896年，從清政府手中取得在黑龍江和吉林兩省境內修築中東鐵路的權利，並取得對鐵路沿線地區的管理權。英國在1897年，以「永租」的名義，強占了中國雲南的猛卯三角地區，並取得了在廣東西江航行權，還迫使清政府開放廣西梧州和廣東三水為商埠。法國在1897年，又迫使清政府宣布海南島不割讓給他國，實際上是把海南島作為它的勢力範圍。帝國主義各國對中國的這種侵略和掠奪，到了1897年年底，更加激烈起來。這年11月，德國藉口傳教士在山東曹州被殺，派軍隊強占了膠州灣，並取得在山東修築膠濟鐵路和在鐵路沿線開採礦山的權利，從此德國便把山東劃為自己的勢力範圍。在這以後，帝國主義各國更加緊了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的爭奪。沙皇俄國在1897年12月，藉口德國占據膠州灣，派軍艦侵占了旅順。1898年3月，迫使清政府把旅順和大連「租借」給沙皇俄國，並且取得了修築中東鐵路支線（哈爾濱至旅順）的權利。從此，沙皇俄國便以東三省（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和內蒙古為它的勢力範圍。法國在1898年4月，藉口沙皇俄國占據旅順、大連，強行「租借」了廣州灣，同時還取得了滇越鐵路的修築權，並迫使清政府宣布廣東、廣西、雲南「不割讓給他國」，實際上是把雲南和兩廣的一部分地區作為它的勢力範圍。英國在1898年6月，以法國占據廣州灣為藉口，強行「租借」了九龍半島。7月，又以俄國占據旅順、大連為藉口，租占威海衛，並且取得津浦鐵路南段（嶧縣至浦口）的修築權，同時還迫使清政府宣布長江流域各省及兩廣的一部分「不割讓給他國」，這一廣大地區便成為英國的勢力範圍。日本除了侵占了台灣以外，在1898年，又強迫清政府答應將福建省作為它的勢力範圍。 19世紀末，帝國主義各國在中國劃分了這麼多勢力範圍，把中國的大片領土作為它們的侵略根據地，搶奪了中國許多重要港口和鐵路、礦山，從而形成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險惡形勢。（榮國漢）門戶開放「門戶開放」政策是在光緒二十五年（1899）由美國政府以照會的形式提出來的。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國家利用《馬關條約》規定的種種特權，一個接一個地在「利益均沾」的藉口下，在中國領土上開設工廠，掠奪開礦和築路權，更在中國領土上強占「租借地」和劃分「勢力範圍」，等等。這時，只有美國，因為正忙於奪取西班牙殖民地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賓的侵略戰爭，沒有能夠抽出手來，在中國也撈上一把。1899年，當美國結束了對西班牙的戰爭後，已來晚了一步，中國沿海和西南一些地區都被其他帝國主義侵占了。美帝國主義決心改變這種局勢。當時的美國總統麥金萊露骨地說：「中國沿海土地有落入外人手中者，此種重要變局吾美不能袖手旁觀……苟欲不受占有中國土地之強國的排擠，非參與華事不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以便逐漸變各國勢力範圍為它獨占的勢力範圍，並最後完全奴役和統治中國，它在這一年9月，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這個政策的主要內容規定：各國互相承認在中國的「勢力範圍」「租借地」和通商口岸的既得利益，彼此不得干涉；在這些「勢力範圍」里，各國船隻的入港費和鐵路運費，都不得高於占有這些「勢力範圍」的國家的入港費和鐵路運費。也就是說，在「列強」的「勢力範圍」之內，美國應該取得「通商和航行」的「平等待遇」。很顯然，美帝提出的所謂「門戶開放」政策，就是要把中國的「門戶」向一切帝國主義國家都「開放」，這是因為美帝害怕把中國變為某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直接控制的地方，就妨礙或排擠了自己對中國的進一步侵略。因此，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是企圖通過這個政策，使美國插足到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勢力範圍」內，分享其他帝國主義的侵略利益；同時，更企圖憑著自己的經濟優勢，逐漸地排斥其他帝國主義，達到把中國變成它獨占的殖民地的目的。當時，英國、法國、俄國以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相互之間的矛盾很多、競爭很激烈。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為了調和彼此之間的矛盾，相繼接受了美國這個「門戶開放」的主張。美國所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使各個帝國主義國家結成了侵略中國的同盟，中國更加被推上遭受帝國主義瓜分的險惡處境了。（余西文）公車上書「公車上書」是指1895年康有為（1858—1927）領導的一次舉人上書皇帝的請願運動。光緒二十一年三月（1895年4月），腐朽的清政府準備和日本訂立《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當時各省的舉人正在北京參加會試，聽到了這個消息後，非常氣憤。特別是台灣籍的舉人，聽到自己的家鄉將被出賣，更是憤怒萬分。大家反侵略的情緒極為高漲。廣東舉人康有為，早在1888年，就曾經上書皇帝，請求變法，但受到了頑固派官僚的阻礙，沒有結果。這一次他看到群情激昂，正是鼓動上書的大好機會。於是他和他的學生梁啓超等四處聯絡，約集十八省舉人，在松筠庵開會。開會那天，盛況空前，到會的有一千多人。個個情緒激憤，公推康有為起草奏疏。康有為趕了一天兩夜，寫成了給光緒皇帝的萬言書。在萬言書上簽名的，據說有一千三百多人。除了送給皇帝之外，還把這份萬言書，輾轉傳抄，很快傳播開來，轟動了北京。因為當時又把進京考試的舉人稱為「公車」（漢代地方上舉薦人才，由公家備車送往首都，後來就用「公車」來稱呼進京考試的舉人），所以這次上書就被稱作「公車上書」。在這份萬言書里，康有為慷慨陳詞，提出了「拒約、遷都、變法」等主張。他指出如果割讓台灣，就會引起英、俄、法等列強來瓜分中國，因此必須拒絕在條約上簽字。他要求皇帝親下詔書，檢討國家政策得失，提拔能幹的人才，鼓勵人民發奮圖強；遷都到長安；訓練一支強大的陸海軍，增強國防，準備長期抗戰。同時又強調指出，這些措施只不過是暫時應敵的辦法，如果要從根本上使國家富強起來，那就必須進行「變法」，也就是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的各項改革。康有為提出要從「富國、養民、教民」三方面著手。「富國、養民」就是發展經濟。一方面要清政府積極修築鐵路，開發礦山，製造機器輪船，獎勵創造發明，舉辦郵政，發行鈔票；另一方面要「務農、勸工、惠商」，也就是鼓勵人民去經營農、工、商業。「教民」是進行文化教育改革，要求開辦學堂，設立報館。他還強調指出，中國貧弱落後的重要根源是政治上君與臣隔絕，臣與民隔絕，上下不通氣，因此他提出要用「議郎」制度來改變這種情況。辦法是全國每十萬戶公舉一個博古通今、直言敢諫的人做「議郎」，作為皇帝的顧問，凡遇重大事情，由皇帝召集議郎會議於太和門，根據大多數意見做出決定，付諸實行。這個辦法，有一些模仿西方資產階級國家議會的意思。康有為提出的這些主張，實際上是一種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改良主義綱領，它反映了剛剛形成的資產階級和一些開明地主的要求。康有為以為，如果實行了這些主張，就可以既不用根本推翻封建統治制度，又可以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學習西方國家的一些長處，使中國發展資本主義，走上富強的道路。這種不根本推翻舊制度就想建立新社會的主張，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1895年5月2日，舉人們把這份萬言書送到都察院（清政府的最高監察機關），可是都察院卻推說皇帝已經在條約上蓋了印，拒絕把萬言書進呈給皇帝。「公車上書」雖然沒有能夠阻止《馬關條約》的簽訂，皇帝也沒有看到，但是它的全文，被輾轉傳誦，上海、廣州等地還特地刊行了《公車上書記》廣為宣傳。各省的舉人回去之後，也或多或少地傳播了這些主張。於是，「公車上書」所提出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政治改革要求，廣泛地傳播開來，康有為也成為全國矚目的改良派的領袖人物。（王德一）強學會保國會「公車上書」以後，康有為等覺得要繼續宣傳變法維新，開通風氣，推動改良主義的政治運動，就必須把人聯絡起來，並且建立一個比較固定的組織。因此，1895年8月，由康有為發起，在北京成立了「強學會」。參加強學會的有一千多人，聲勢盛大。強學會的宗旨是「求中國自強之學」。在康有為起草的強學會序文中，敘述了帝國主義虎視眈眈地想瓜分中國的危急情狀，要求培養人才，講求學業，以便禦侮圖強。強學會成立後，每十日集會一次，每次都有人演說。演說的內容也主要是敘說國家民族的危機，宣傳變法圖強的辦法。為了「推廣京師之會」，康有為等又到上海組織「強學分會」。上海強學分會在章程中規定主要辦四件事：①譯印圖書，②發行報紙，③開圖書館，④設博物院。分會成立後，出版了《強學報》，每日印一小冊，免費分發給讀者，宣傳變法維新。封建統治者一直是嚴格禁止人民集會結社的，他們當然不准許強學會的合法存在。這年冬天，李鴻章指使他的親家、御史楊崇伊參劾（檢舉告發）強學會，說是私立會黨，議論朝政，應該禁止。慈禧太后立即下令封閉北京強學會和上海強學分會。強學會雖被封禁，但它的影響卻很大。維新思想在很多知識分子和一部分官僚中很快傳播開來。在北京還有一些人暗暗地組織小的學會，幾天集會一次，進行活動。上海、廣東、湖南等地的維新活動也紛紛開展起來。全國各地瀰漫了變法維新空氣。康有為在強學會被禁後，就離開北京，回到了廣東老家講學，團聚維新人才。到了1897年冬，德國強占了膠州灣，接著其他各帝國主義也紛紛強占中國土地，民族危機達到空前嚴重的地步。康有為見此情形，立刻從廣東趕到北京，一方面繼續向皇帝上書請求變法，另一方面又在京城士大夫中間積極活動，準備重新組織學會。他先勸說各省旅京人士，組織地方性的學會，如由他自己發起組織了「粵學會」，由楊銳等發起組織了「蜀學會」，由楊深秀等發起組織了「陝學會」，由林旭等發起組織了「閩學會」等。在這些地方性學會的基礎上，康有為又籌劃組建了一個全國性的大會。這時剛好各省舉人又來到北京應試，康有為等便邀集各省舉人和北京的一些士大夫組織了「保國會」。 1898年4月，保國會正式成立。開成立大會時，樓上樓下都坐滿了人，康有為發表演說，慷慨激昂，聽的人很多都流下了眼淚。保國會先後開了三次會，影響越來越大，這就引起了封建頑固勢力的嫉恨。有些人特地印了「駁保國會」的小冊子；有些人故意製造謠言，攻擊保國會；有些守舊官僚就上奏章彈劾保國會；甚至有些頑固派專門組織了「非保國會」，和保國會對抗。在這種情形下，保國會的發起人之一、投機官僚李盛鐸見勢不妙，竟然自己上疏彈劾保國會。同時，守舊大臣剛毅等也極力主張查禁保國會。但這時，封建統治集團中以不當權的光緒皇帝為首的一派，表示支持維新運動，並且不顧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的反對，下令實行變法，施行新政，發動了「戊戌變法」（1898年是舊曆戊戌年）。查禁保國會的事也就擱置了下來。不過，保國會雖然沒有被正式查禁，在封建頑固勢力的竭力破壞下，也就此停止了活動，實際上等於在無形中解散了。（秦漢）《時務報》梁啓超（1873—1929）是康有為的學生，維新變法運動傑出的宣傳家。他所主編的《時務報》，是宣傳變法維新影響最大的一張報紙。當時維新派很注意組織學會、開辦學堂和出版報紙的工作。上海強學分會被封閉後，由汪康年等提議，以強學分會的餘款，籌辦《時務報》。1896年8月9日，《時務報》正式創刊，由汪康年任經理，梁啓超任主筆。每十日出版一冊，每冊二十餘頁，內容以宣傳「變法圖存」為宗旨。《時務報》出版後，接連地刊載了許多批評封建政治、鼓吹變法維新的文章。特別是梁啓超寫的一些論著，如著名的《變法通議》等，見解新穎，文字生動，很受讀者歡迎。幾月之間，竟行銷一萬七千多份，開中國有報紙以來的最高紀錄。一個反對維新運動的封建文人記載說：《時務報》上的文字，痛快淋漓，說出了好多人想說又不敢說的話，江淮河漢之間，很多人都喜歡它文字新奇，爭著傳誦。從這裡也可以見到《時務報》影響之大了。難怪有人說，維新派的議論得以盛行，是「始於《時務報》」。《時務報》既風行海內，主筆梁啓超也因之「名重一時」，人們談起變法維新，常常把康有為和梁啓超合稱「康梁」，梁啓超在宣傳康有為的變法維新思想中，的確有很大的功勞。但《時務報》在經濟上主要是靠洋務派官僚張之洞的捐助，張之洞對於《時務報》上的激烈言論，很不滿意，常常干涉《時務報》，甚至不准有些文章在《時務報》上發表。經理汪康年本來曾是張之洞的幕僚，他經常秉承張之洞的意志，因此和梁啓超發生意見分歧。1897年冬，梁啓超辭去《時務報》主筆職務，到湖南就任時務學堂總教習。《時務報》便由汪康年一人主持。不久，戊戌變法發生，《時務報》改為官報，官報還沒有辦起來，戊戌維新運動就失敗了。（葉黃）嚴復嚴復（1853—1921）字又陵，又字幾道，福建侯官人。1877年至1879年留學英國，學習海軍。他在留學期間，讀了許多西方資產階級哲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逐漸接受了資產階級民主思想。 19世紀末，帝國主義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面臨亡國的危機。在這種形勢的刺激下，嚴復主張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習，按照西方國家的模樣，來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以挽救中國的民族危亡，使中國富強起來。在戊戌變法時期，他參加了維新運動。當時他寫了不少提倡維新變法的文章，如《辟韓》和《原強》等。他在《辟韓》中，把封建社會裡神聖不可侵犯的君主，斥責為「大盜」，並且指出君主有絕對專制的權力，並不是什麼「承受天命」，而是「大盜竊國」。他在《原強》中，提出了廢除封建專制政治，實行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這些主張和要求在當時是有一定的進步意義的。嚴復認為要變法圖強，就必須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習，為此他翻譯了許多西方資產階級的著作，如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原富》和孟德斯鳩的《法意》等書。這些書比較系統地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哲學等方面的學說以及某些自然科學知識，成為當時中國新興資產階級跟封建專制主義進行鬥爭的重要思想武器。這些書中，《天演論》在當時的影響最大。赫胥黎在這本書中把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關於生物進化的學說，用來解釋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認為人類社會也像生物界一樣，適合「物競天擇」和「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規律，這就是說，人類相互之間存在生存競爭，在競爭中，只有能適應時勢的，才可以生存下去。嚴復發揮了這個論點，認為國家與國家之間也是一個競爭的局面，在競爭中誰最強硬有力，誰就能獲得優勝，就可以生存下去；否則就要遭到強者的吞併，以至滅亡。他認為當時中國正處在和其他國家爭生存的環境之中，如果中國不努力爭取自己的生存，就要永遠淪為西方國家的奴隸。他呼籲中國要想自強，就只有趕快起來，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實行維新變法。嚴復在19世紀末中國民族危亡的嚴重關頭，翻譯了《天演論》，並藉此大聲疾呼變法圖強，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著一定的積極作用，它使人們感到必須努力奮發圖強，中國才能得救。戊戌變法失敗後，事實證明改良主義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是走不通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開始了革命活動，但是嚴復仍堅持改良，反對革命。辛亥革命後他投靠竊國大盜袁世凱，甚至為袁世凱的稱帝捧場效勞。在五四運動時期他又提倡復古「尊孔」，反對新文化運動。這些都說明，戊戌變法後的嚴復沒有跟上時代的腳步，而逐漸變成落後和思想腐朽的人物了。（榮國漢）百日維新「百日維新」又稱「戊戌變法」，是1898年（舊曆戊戌年）發生的一次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治運動。「公車上書」以後，康有為等維新派到處組織學會，創辦報紙，宣傳變法主張。改良主義運動有了很大發展，贊成變法的人越來越多，1898年時，全國有學會、學堂、報館三百多所。這時候，中國被帝國主義瓜分的危險更加迫近。這年二月，康有為從廣州趕到北京，第五次向光緒皇帝上書，懇切地說，如果再不變法，不但國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普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這時清政府內部分成了兩派：一派是「後黨」，就是以慈禧太后（西太后）為首，掌握著實權的頑固派和洋務派大官僚集團。他們在勾結外國侵略強盜鎮壓太平天國革命，以及後來的一系列政治活動中，得出了一條反革命經驗，就是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鎮壓人民，一心一意投靠帝國主義以維持封建統治。只要保住他們對於中國人民的統治地位，他們哪管國家的存亡、人民的死活？所以這些人堅決反對一切政治上的革新。另一派是以光緒皇帝和他的老師翁同龢為首的少數官僚集團，稱為「帝黨」。原來同治皇帝在1875年死去之後，慈禧太后選中同治的一個年僅四歲的堂弟繼承皇位，改年號為光緒，自己再一次「垂簾聽政」，獨攬大權。1889年，光緒已經十八歲，慈禧在表面上宣布由光緒「親政」，但實際上她仍舊牢牢地控制著朝廷的一切權力，光緒依舊只是一個傀儡皇帝。光緒對慈禧太后獨攬大權十分不滿，也不甘心看著後黨賣國，斷送清朝江山，使自己做「亡國之君」，所以希望經過變法，引進新人來奪取實權，排斥後黨，救亡圖存。因此，康有為的話深深打動了光緒，他決心支持維新派的變法活動。接著，康有為又上了一個全面籌劃變法步驟的奏摺，進一步要求光緒立即向群臣表明變法決心，吸收維新派人士參加政權，大力改革政治機構，實行君主立憲。光緒也親自召見了康有為，詳細傾聽了他的變法意見。到了6月11日，光緒正式下令宣布變法。在維新派的影響和直接參加下，從6月11日到9月21日，光緒皇帝一連下了幾十道實行新政的命令，對封建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進行改革。這些改革的主要內容是：經濟方面，在中央設立礦務鐵路總局、農工商總局，各省設商務局；提倡設農會、商會等民間團體；保護和獎勵農工商業等。政治方面，鼓勵人民創辦報紙，給予一定的言論、出版自由；裁撤一部分無用的衙門和官員。文教方面，廢除八股，改革考試制度；在北京設立大學堂，各地設立中小學堂；設立譯書局，獎勵科學著作和發明。軍事方面，裁減舊式軍隊，訓練新式的陸海軍，加強國防，等等。這些命令雪片似的頒布下去，在全國引起很大震動。支持的人固然不少，可是反對的人更占優勢。除了中央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反動集團之外，在各省的地方大吏絕大部分也都是守舊官僚，他們仗著慈禧太后為靠山，根本就不理睬這些改革命令。加上那成千上萬的盼著「金榜題名」來升官發財的秀才、舉人，那遍布全國反對一切新事物的地主士紳，那被裁撤的衙門的大小官吏等一切舊勢力，都極力反對變法。各色各樣的頑固守舊的勢力結成了一個反維新的聯合陣線。但維新派除了擁有一個毫無實權的名義上的皇帝之外，絲毫沒有與頑固派較量的實際力量。他們既不敢依靠人民群眾，自己手裡又不掌握著軍隊。因此，維新運動雖然表面上轟轟烈烈，其實卻隨時有被頑固派扼殺的可能。果然到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把光緒囚在中南海四面環水的瀛台，廢除了一切新政法令，殺害了一些維新人士。維新派最重要的人物康有為、梁啓超逃亡國外。這次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政治改革只進行了一百零三天，就在舊勢力的反攻下失敗了，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百日維新」。（王德一）戊戌六君子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屠殺了積極參與維新運動的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楊深秀和康廣仁。歷史上把他們叫作「戊戌六君子」。在這六個人中間，譚嗣同是一個最傑出的人物，他的思想最為激進。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同治四年（1865）出生在北京。他的青年時代，正當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的時候。特別是中日甲午戰爭以後，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維新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很多愛國知識分子紛紛要求變法圖存。譚嗣同也積極主張變法維新，在湖南瀏陽發起設立學會，集合維新志士講求變法救亡的道理。後來他到了南京，和在上海主辦《時務報》鼓吹變法的梁啓超取得密切聯繫，經常為《時務報》撰稿。 1897年他寫成了代表他的社會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的名著——《仁學》。在這本書里，他尖銳地抨擊了封建君主專制統治，熱烈要求進行資本主義的政治改革，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同時，他還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的倫理道德觀念，大膽地發出了衝決封建網羅的號召。當然，在這本著作里也表露了他想不根本推翻封建制度而發展資本主義的改良主義幻想。就在這一年，他回到維新運動已經發展起來的湖南長沙，參加維新活動，和梁啓超、唐才常等共同主辦「時務學堂」，並擔任《湘報》主編，在報紙上宣傳變法理論，抨擊清廷暴政。 1898年6月，在維新浪潮的推動下，光緒帝正式下令實行變法。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都被任命為軍機處的「章京」（「軍機處」是清代專門秉承皇帝意旨，處理軍國要政的中央最高權力機構。「章京」是一種負責具體工作的較低級的官職），專門幫助光緒皇帝推行新政，負責批閱奏摺，草擬詔書等工作。頑固派不能容忍變法維新運動的進一步發展，慈禧太后等正在積極籌劃政變。維新派深感局勢嚴重，推舉譚嗣同去遊說握有重兵的袁世凱，以武力保衛光緒帝，粉碎頑固派的陰謀。但是，袁世凱卻向頑固派告密，出賣了維新派。慈禧太后立即發動了政變，一面囚禁光緒帝，一面搜捕維新派。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先後被捕。後來，慈禧太后就把這六個人殺害了。譚嗣同臨死時，神色自若，慷慨從容。並且留下了十六個字的臨終語：「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有心殺賊」道出了他反抗黑暗的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決心，「無力回天」反映了他走改良主義道路所造成的悲劇命運，後面兩句話，表明了他為爭取祖國進步而奮鬥的不怕流血犧牲的英雄氣概。（方攸翰）《大同書》《大同書》是康有為所寫的一本書。在這本書里，康有為精心地設計了一個未來美好社會的藍圖——「大同世界」。康有為的「大同世界」只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大同書》一共分十部（也就是十章）。在第一章里，康有為詳細地描寫了人世間的種種苦難，揭露了現實生活的種種黑暗和不合理。這些描寫和揭露，一方面表現了康有為對於勞苦大眾的深切同情，譬如他說：「農民們一年到頭，辛苦勞作，但是全家人卻饑寒交迫。」又說：「每逢荒年，農民們收成很少，地主還要追討租米，交不上租就要被關進監牢。」但另外一方面，他又大肆宣傳富人、貴人也有各種苦難，用這種宣傳來抹煞階級對立，掩蓋造成勞動人民痛苦的社會根源。康有為宣傳男女老幼、富貴貧賤都逃不脫各種各樣的苦難，目的是要說明，只有實行了他的「大同世界」的方案，才能使人人幸福。在其餘的九章里，康有為向人們詳細地展示了「大同世界」的美妙前景。根據他的描寫，在大同世界裡，人人都只有歡樂，沒有憂愁。農工商業都歸公有，再也沒有個人的私產。生產力高度發展，每個人一天只要勞動三四個小時甚至一二個小時就可以生產出充足的東西，其餘的時間，都可以用來「遊樂讀書」。一個人從誕生起，就由社會撫育，長到六歲就上學讀書，二十歲以後就工作勞動，年老了進養老院享福。到那個時候，人人相親相愛，再沒有互相欺壓、互相仇恨…… 康有為說，「大同世界」的到來，不必經過階級鬥爭，不必經過革命。因為在他看來，階級鬥爭和革命要流血，要破壞，是很可怕的。最好的辦法是，由一些聰明的「仁人」廣泛地宣傳大同世界的好處，吸引人心，「大勢既倡，人望之如流水之就下」，等到大家都贊成「大同」了，大同世界就自然會到來。因為要經過慢慢地宣傳，要等所有的人都贊成，所以他說，大同世界的到來得等到千年之後。在階級社會裡，剝削階級決不會經過「宣傳」就放棄剝削，反動的統治階級決不會經過「宣傳」就自動退出歷史舞台。因此，康有為的大同世界是永遠也實現不了的。（秦漢）義和團運動神助拳，義和團，只因鬼子鬧中原…… 兵法藝，都學全，要平鬼子不費難。拆鐵道，拔電杆，緊接毀壞火輪船。大法國，心膽寒，英美德俄勢蕭然。這是光緒二十六年（1900）義和團運動時廣泛流傳的歌謠，它表達了中國人民起來驅除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堅強意志。義和團原名義和拳，是白蓮教的一個支派，主要在山東西部秘密流傳，信神練功。到19世紀末葉，廣大人民日益高漲的反帝鬥爭，就通過義和團這一組織形式開展起來。義和團先在山東開始鬥爭，打敗了前來鎮壓的清朝官兵，迫使山東巡撫毓賢承認了義和團的合法地位，並提出「扶清滅洋」的口號，把鬥爭矛頭主要指向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指使清政府改派練有新式陸軍的袁世凱做山東巡撫，以便通過袁世凱鎮壓人民的反帝鬥爭。這個賣國軍閥果然遵從帝國主義的吩咐，對義和團進行了殘酷的鎮壓。1900年春天，義和團從山東逐漸擴展到直隸（今河北省）一帶。廣大鄉村的貧苦農民、運河沿岸的失業工人和京津等地的城市勞動者踴躍參加，婦女群眾也積極組織起來。同時，山西、內蒙古和東北各地也都紛紛建立了義和團的組織，南方各省也有許多地方起來響應。英勇的中國人民衝破了帝國主義和清朝封建統治者的壓制和破壞，迅速地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帝愛國運動。他們到處焚燒洋教堂，破壞鐵道和電線。面對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帝國主義立即露出了它的猙獰面目，公然派兵進行武裝干涉。在這種情形下，義和團群眾也就更大規模地動員起來，進一步發展為反抗帝國主義的武裝鬥爭。手執戈矛的革命人民鬥爭得很英勇，英國海軍提督西摩爾率領侵略軍從天津向北京進犯，只到達廊坊，便被義和團團民打得狼狽逃回。成千上萬的團民趕往天津，在張德成、曹福田等的領導下，與各帝國主義派來的侵略軍進行了英勇的鬥爭。同時北京的團民也向帝國主義侵略分子的集中地——東交民巷外國公使館和西什庫教堂發動了進攻。廣大群眾送水備飯，給予了熱烈的支持。清政府的部分愛國官兵也和團民一起參加了戰鬥。中國人民的反帝怒火，在北方大半個中國，熊熊地燃燒起來。清政府是不敢開罪帝國主義的，對於從農民中自發興起的義和團，一開始即視為「亂民」，誣作「拳匪」，一再下令「剿辦」。但是義和團衝破了清政府的鎮壓，迅速發展起來。以暴風驟雨一般的浩大聲勢，壓倒了清政府的反動氣焰，勝利地進入了北京和天津，控制了清朝的心臟地區，甚至在皇宮禁地也要進去搜查「二毛子」（指依附帝國主義的中國敗類）。這使得清政府驚惶失措，感到若不從表面改變態度，避開義和團運動的打擊鋒芒，那麼自己首先就有被推翻的危險。於是它暫時收起了鎮壓政策，轉而採取了欺騙和利用的陰險手法，虛偽地宣稱義和團是義民，並且被迫在這年的6月21日對帝國主義「宣戰」。但在幾天以後便又偷偷地電令駐在外國的使臣向各帝國主義解釋「苦衷」，請求諒解，並保證對於這些堅決反帝的「亂民」還是要想辦法「懲辦」的。以後，英、美、法、德、俄、日、奧、意八個帝國主義國家派來了侵略軍，大舉向中國人民進攻。慈禧太后的本來面目也跟著顯露出來，她在逃往西安的路上大罵義和團是「拳匪」，並命令清政府的官兵協助帝國主義侵略軍「剿辦」義和團。在內外反動派的聯合屠殺之下，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失敗了。義和團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偉大的農民武裝反帝愛國運動，但是那時還得不到無產階級的正確領導，所以還不可能打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聯合鎮壓。（張守常）八國聯軍帝國主義歷來仇視各國人民的革命運動。反帝愛國的義和團運動爆發後，帝國主義更加咬牙切齒，由英、美、德、日、俄、法、意、奧八個帝國主義國家組成了「八國聯軍」進行公開的武裝干涉。1900年（舊曆庚子年）8月13日晚上，侵略軍闖到北京城下。14日，中國的部分愛國軍隊依託城牆，在北京城東面的齊化門（朝陽門）—東直門一線，和日、俄侵略軍苦戰了一天，殺傷敵人近五百人。這一天下午，英國侵略軍從防備空虛的廣渠門攻入北京外城，並進入了內城的使館區（天安門的左前方東交民巷一帶），15日，北京城裡部分軍隊和義和團仍在繼續巷戰，但已不能挽救北京城的陷落。一貫欺內媚外的封建統治者慈禧太后，根本沒有抵抗的決心，到了這時，丟下了北京的人民，化裝成農婦從西直門逃走了。平日作威作福的官吏，有的早已逃散；沒有逃散成的，也只顧自己身家，想方設法弄了洋文護照作保命符；還有一班更加無恥的傢伙，幫著侵略者欺負人民。從北京陷落的那一天起，全城就陷入了極度恐怖的境地。這群自誇為「文明人」的侵略強盜，在北京城裡干下了世界近代歷史上罕見的野蠻行為。侵略者一進北京，就放縱軍隊公開大搶三天，三天過後，搶劫仍沒有停止。人們家裡的金銀、首飾、糧食和一切值錢的東西，都被搶光，搬不動的家具則被劈為柴火燒掉。在各國使館和軍營里，搶劫的東西堆積如山，侵略強盜都搶著進行分贓和買賣贓物。皇宮府庫里保存的許多珍貴文物也紛紛被劫運到國外。靠近英國使館的翰林院，保存著我國大量的珍貴歷史文獻，不少被放火燒掉，剩下來的也被帝國主義各國囊括而去。直到現在，美國的紐約、英國的倫敦和法國的巴黎仍收存著這些贓物。此外，政府機關的錢財、倉庫的糧食，更是被洗劫一空。這群強盜在大肆搶劫的同時，又瘋狂地進行屠殺，姦污婦女。它們公開命令：作戰時，如果碰到中國人，無論男女老幼，一律「格殺勿論」。進入北京以後，看到行跡稍有可疑的就指為義和團，立刻加以殺害。這些獸軍到處擄掠和姦淫婦女，連老嫗幼女也不能免。所有這些血腥的罪行，說明自命「文明」的帝國主義強盜，是何等的兇殘、野蠻和下流！（章明）《辛丑條約》帝國主義國家在鎮壓義和團運動之後，強迫清政府簽訂了《辛丑條約》。這是帝國主義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又一條沉重的鎖鏈。清政府在義和團的巨大壓力下，表面上向帝國主義各國「宣戰」，暗地裡卻千方百計地破壞義和團運動，積極向帝國主義謀求妥協。1900年7月14日，天津失陷以後，清政府更加慌了手腳，於8月7日任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正式向帝國主義乞和。帝國主義各國本來想用武力直接瓜分中國，但中國人民頑強英勇的鬥爭，教訓了它們，迫使它們不敢動手。同時，這伙心懷鬼胎的強盜，彼此各有打算，互不相讓，矛盾重重，這也使得它們需要繼續利用和維持清朝政府，並通過這個聽話的傀儡，間接地統治中國人民。 1900年12月，帝國主義各國（除了出兵的英、美、法、德、日、俄、意、奧八國之外，又加上比利時、荷蘭、西班牙三國）向清政府提出《議和大綱》十二條，以後又根據這個大綱訂立詳細條款，於1901年9月7日在北京正式簽字。1901年這一年是舊曆辛丑年，所以這個條約又叫《辛丑條約》。《辛丑條約》全文共十二款（另有附件十九件），主要內容有： 1.懲辦「得罪」帝國主義的官員，上自親王下至府縣地方官，被監禁、流放、處死的有一百多人。同時還要派親王、大臣到德國、日本去道歉賠罪。 2.清政府明令禁止中國人民建立和參加抵抗帝國主義的各種組織。各地方官對於人民的反抗外國侵略的活動，如不立時鎮壓，即時撤職查辦。 3.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從1902年1月1日算起，分三十九年還清。加上利息，共九億八千多萬兩白銀。 4.在北京東交民巷一帶設使館區，帝國主義各國可以在使館區駐兵。中國人不准在使館區內居住。 5.大沽炮台以及北京到天津海口的各個炮台一律拆毀。 6.北京到山海關間鐵路沿線十二處，各國可以駐兵。（章明）東南互保「東南互保」，是義和團運動期間，東南各省的軍閥官僚勾結帝國主義鎮壓中國人民反帝運動的一項罪惡活動。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期間，清朝中央政權在人民鬥爭的強大壓力下，為了保持自己的統治地位，不得不在表面上向帝國主義各國「宣戰」。在北方幾省義和團運動的推動下，南方各省人民也在醞釀著大規模的反帝鬥爭。這時，一直把長江流域看作自己勢力範圍的英國，為了保持它在這個地區的侵略利益，不使反帝運動在這個地區發展起來，決定勾結長江流域的軍閥官僚共同行動。6月中旬，英國政府向兩江總督劉坤一和湖廣總督張之洞表示願意以武力支持他們「維持長江秩序」。劉坤一和張之洞得到了英國的支持，膽子壯了起來，他們根本不理會清朝中央政權的「宣戰」命令，於6月26日由大買辦盛宣懷出面，與上海的帝國主義各國領事商定了所謂的《東南互保章程》。章程規定「上海租界歸各國共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均歸各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以保全中外商人生命產業為主」。根據這個章程，另外還擬定了《保護上海租界城廂內外章程》，規定「租界內華人以及產業應由各國巡防保護，租界外洋人教堂教民，應由中國官妥為巡防保護」，對於「聚眾滋事」的人，要「一體嚴拿，交地方官從重嚴辦」。根據《東南互保章程》，在兩江總督所轄的江蘇、江西、安徽和湖廣總督所轄的湖北、湖南等東南地區的五個省份內，中外反動勢力勾結起來，共同鎮壓中國人民反帝運動，實行所謂「互保」。後來，兩廣總督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騤和山東巡撫袁世凱等軍閥官僚，也都表示和東南各省採取一致態度，在他們所轄的地區內也像兩江、兩湖一樣和帝國主義勾結起來，加強了對中國人民反帝運動的鎮壓。「互保」的局面，在義和團運動期間在東南各省一直保持著。在這期間，英國曾陸續派遣軍艦開往上海、南京和漢口等沿江口岸，幫助當地軍閥官僚鎮壓人民的反帝運動。「東南互保」的實行，使東南各省人民的反帝運動受到了嚴重的壓制和阻礙，沒有能夠發展成為大規模的反抗鬥爭。這項罪惡活動，在當時起了保護東南各省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的反動利益，穩定這一地區半殖民地統治秩序的作用。（榮國漢）頤和園頤和園是在北京西北近郊區的一所大型園林建築。園內以萬壽山和昆明湖為主，在湖山之間建有各式各樣的樓台殿閣、亭榭橋廊，再點綴上松柏花木，使自然山水與人工布置結合得極為諧和，氣象壯麗而境界幽美，體現了我國園林藝術家和建築工人的高度智慧和傑出技能。這裡原名清漪園，是1750年清朝的乾隆皇帝下令修建的。這年，他為了給他的母親慶祝六十歲「萬壽」，在這裡的瓮山上修建大報恩延壽寺，改瓮山名為萬壽山。在山前的湖水東岸築堤蓄水，使湖增大，模仿漢武帝在長安鑿昆明池練水軍的故事，也在這裡觀看水操，並命名為昆明湖。這一處湖山，從此便成了圓明園附近的又一所禁苑。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侵入北京，焚毀圓明園，清漪園也同時被毀。十幾年以後，慈禧太后想修復圓明園，供她遊樂，但因需款太大，未能進行。又過了十幾年，慈禧太后在建立海軍以加強國防的名義下，責成各省年年撥解巨款，而暗地從中提取經費，於1888年重修清漪園，作為她「頤養天年」的地方，園名也改為頤和園。她搜颳了人民大量的膏脂血汗，修成了這個華美壯麗的庭園，供她一人享受遊樂。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李鴻章負責經營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中國海陸軍大敗。第二年簽訂《馬關條約》，割地賠款，喪權辱國，全國人民正悲憤莫名的時候，慈禧太后卻仍舊安然地在頤和園避暑度夏。當時民間曾傳述一副對聯來表達他們的滿腔憤懣：台灣島已割日本頤和園又搭天棚 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頤和園又遭到侵略軍的破壞，慈禧太后從西安回來之後再予修整。清政府被推翻後，頤和園於1924年被闢為公園。但在北洋軍閥、國民黨和日偽統治時期，管理不善，日漸殘破。新中國成立後，這所園林回到了人民手中。為了保護這一所大型園林建築遺產，經過大力修整，頤和園面貌煥然一新。頤和園經過園林建築藝術家和能工巧匠的精心創造後，獲得了新的青春生命，每日以清爽愉快的風貌接待著成千上萬的遊人。（張守常）慈禧太后慈禧太后（1834—1908）出身於滿族貴族家庭，稱葉赫那拉氏。咸豐元年（1851）她十七歲時，被選進皇宮，成為清朝咸豐皇帝的嬪妃。初封「懿貴人」，是嬪妃的第五級。後來晉封為「懿嬪」。1856年時，她生了兒子載淳，隨即晉封為「懿妃」。第二年又晉封為「懿貴妃」，僅次於一級的「皇貴妃」，列為宮廷中嬪妃的第二級了。她的「地位」扶搖直上，使她有機會參與政事，並產生了掌握統治權力的欲望。1861年咸豐皇帝死去，她的兒子載淳才六歲，便繼承了帝位，這就是同治皇帝。同治皇帝的年齡很小，不能掌管國家政事，她就以皇太后的身份，打破清朝成例，實行「垂簾聽政」，稱為慈禧太后（或稱西太后）。從此，慈禧就正式地爬上了統治中國的政治「寶座」，成為中國近代歷史上最黑暗、最腐敗、最反動的封建統治勢力的代表，並且充當起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最得心應手的工具。慈禧太后為了鞏固她的統治地位，頭一件事就是聯絡奕等洋務派勢力，取得帝國主義的同情與支持，用陰謀手段發動了1861年的「北京政變」，把當時掌握清朝政府中央實權的滿族親貴載垣、端華、肅順等「議政王大臣」處死，消滅了她的政敵。接著，又使用各種手段，培植她的黨羽爪牙，在她周圍形成了一個由許多滿族親貴和一部分漢族地主官僚組成的「慈禧集團」。慈禧太后剛剛打倒了她的政敵，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地位，就立刻把大屠殺的刀鋒指向了正在轟轟烈烈展開鬥爭的太平天國和捻軍，她十分明確地宣稱，這些革命農民是她的「心腹之害」。她迫不及待地和英法侵略者勾結起來，讓那些火燒圓明園、搶劫京津、屠殺中國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侵略軍隊，來鎮壓中國人民。在慈禧的主持下，中外反革命勢力對太平天國革命運動進行了聯合進攻，終於在1864年將太平天國革命鎮壓下去了。不久以後，又血腥地鎮壓了捻軍以及各地的人民起義。慈禧太后就這樣扼殺了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次革命高潮，取得了封建統治的暫時穩定。慈禧太后勾結外國侵略者鎮壓了人民起義以後，就一方面儘量地宣揚她鎮壓人民的「功勳」，掛出一面「同治中興」的招牌；另一方面極力鋪張揮霍，追逐驕奢淫逸的生活。她最寵愛的太監，先有安德海，後有李蓮英，「招權納賄」，肆行搜刮，以供揮霍，把宮廷弄得烏煙瘴氣。今日宴會，明日賞賜，「天天過年，夜夜元宵」。除了宮廷靡費之外，她進一步大興土木，勞民傷財。例如，修建頤和園，據說，「土木之費，幾七千萬，窮極奢侈」。其實修建頤和園的花費，遠遠超過此數。因為除挪用了「籌設海軍經費」三千六百萬兩之外，還得加上各地官僚從人民身上搜刮來向她「報效」的許多銀錢。1894年，慈禧太后為了慶祝她自己的六十歲生日，下令各省準備景物「點景」。從紫禁城到頤和園的路上，各省分布「點景」，實際成了一次鋪張浪費的大比賽。慈禧太后整日生活在驕奢淫逸之中，對於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根本不聞不問，相反地，她還常常把外國侵略勢力當作保護她統治地位的靠山。因此，她對外政策的原則就是屈辱投降，賣國求榮。她和她的集團曾經公開說過，他們對於外國侵略者的方針是：「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這兩句話確實是慈禧和她的集團奴才嘴臉的最好的自我寫照，是他們賣國求榮的反動本質的深刻的自我揭露。慈禧太后在處理所有對外交涉事件中，都是按照這個原則辦事的。例如，1885年，中國軍民在抗擊法國侵略的戰爭中，和越南人民一道，在鎮南關（今友誼關）一帶打退了敵人的進攻，並且乘勝追擊逃敵，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但是以慈禧為首的清朝統治集團卻把勝利作為議和的階梯，提出「乘勝即收」的投降賣國論調，立即結束戰爭，並和法國簽訂和約，使中國喪失了大量主權利益。在中日甲午戰爭中，中國進行的是正義的民族自衛戰爭，而且軍事力量並不弱於日本，但是慈禧太后及其統治集團執行賣國投降的政策，始終對戰爭抱著消極態度，不做戰爭準備，卻把希望寄托在別國的干涉和調解上，到處求人。結果戰機全失，海陸軍遭到慘敗，還簽訂了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使中國又喪失了大量的主權利益。在義和團反抗八國聯軍的戰爭中，慈禧太后統治集團害怕義和團強大的反帝反封建拳頭，打到自己身上。他們一面假意表示支持義和團的反帝鬥爭，企圖利用帝國主義達到消滅義和團的目的，另一面卻又積極準備投降帝國主義。八國聯軍打到北京，慈禧太后立即逃往西安，她在逃跑的路上下令清軍配合帝國主義屠殺義和團，完全公開地和外國侵略者結合起來。李鴻章、奕劻執行著慈禧太后的對外方針，於1901年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徹底地出賣中國、出賣人民。慈禧太后就這樣陰險狠毒地反對和破壞民族自衛戰爭，又一次撲滅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二次革命高潮。中日甲午戰爭後，中國面臨著被瓜分的危機。代表中國資產階級要求的知識分子和一部分中小士大夫，掀起1898年的戊戌變法運動。企圖通過自上而下的改良主義的變法道路，使中國擺脫被瓜分的危機，走上獨立富強的道路。戊戌變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具有進步性。但慈禧太后統治集團，根本拒絕和害怕在政治上做任何改革。她糾合封建頑固勢力，反對變法，反對進步，並暗中布置力量，又一次採取宮廷政變的手段，把光緒皇帝囚禁起來，廢除維新政令，大肆捕殺戊戌變法的志士，扼殺了維新運動。義和團運動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迅速地發展起來，形成了中國近代歷史上的第三次革命高潮。反動的慈禧太后竭盡一切力量，想撲滅這次革命的火焰，破壞和鎮壓革命。但是，她的反革命事業並沒有成功。1911年，終於爆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而慈禧太后比那個封建朝廷更早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在1908年就在革命高漲的形勢下死去了。（袁定中）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設的銀行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設銀行，是它們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和政治侵略的重要手段。最早在中國開設銀行的是英國。鴉片戰爭以後，英國資本主義把大量的紡織品、鴉片煙和其他商品運入中國，又從中國掠取絲、茶運回本國，他們通過這種掠奪性貿易獲取暴利，剝削中國人民。為了辦理大量款項的匯兌和周轉，以便進行這樣的貿易，他們便開始在中國籌設銀行。1848年，他們在上海設立了第一家外國銀行——東方銀行的分行，中文名字叫作「麗如銀行」。 1854年，英國又設立了「有利銀行」，1857年設立了「麥加利銀行」。後來，麥加利銀行又在漢口、天津、廣東、福州、青島等地先後設立了分行。這些銀行成立後，營業很興盛，獲得了高額的利潤。特別是麥加利銀行，更成為英國在中國最老的金融侵略機構。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英、法等資本主義國家取得了更多的侵略特權，接著，英、美、法等國又幫助清朝封建政權鎮壓了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在這種形勢下，侵略強盜們準備對中國進行更大規模的經濟侵略活動。1867年，在香港的英國資本家聯合了當地一部分德國、美國商人，共同創立了「滙豐銀行」，次年還在上海設立了分行。後來，滙豐銀行就逐步發展成為英國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的大本營。據一個外國人的統計，英國銀行「在中國支店的數目，1870年有十七個，1880年有十九個，1890年有三十個；它們的聯合資本，在1880年時達一千六百八十一萬英鎊」。在這些銀行中，勢力最大的是滙豐銀行，「它為了英國人的利益而用不正當的手段操縱貿易」，而且成了「壓倒一切的財政勢力」。與此同時，其他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也不甘落後，紛紛在中國開設銀行。如：1863年前後，法國的法蘭西銀行在香港和上海設立了分行；1872年，德國的德意志銀行也在上海設立了分行；1889年，德國十三家銀行合資在上海創設了「德華銀行」，資本達白銀五百萬兩。到了19世紀末期，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後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它們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已不只是商品輸出，而日益注重於資本輸出了。各帝國主義國家更加積極地在中國開設銀行。銀行的作用也根本改變了，它的主要任務已不是一般的為商品輸出服務，而成為帝國主義壟斷資本輸出的指揮機構和執行機構了。 1893年，日本的橫濱正金銀行在上海開設了分行。1895年，沙皇俄國成立了華俄道勝銀行。1899年，法國的東方匯理銀行在上海成立分行。1902年，美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的大本營——花旗銀行的上海分行正式開業。這些銀行成立之後，不但經營一般的銀行業務，而且壟斷了中國的財政金融。它們掌握了清朝政府的借款（甲午戰後，清政府為償付巨額賠款，向外國大舉借債，各帝國主義國家在借款給清政府時取得很多權益），投資於鐵路和礦山，發行紙幣，操縱市場。例如，華俄道勝銀行在章程中擅自規定：「在中國境內承包稅收；經營有關中國國庫的各項業務；在中國政府授權之下，發行貨幣，償付中國政府所負的債息；修建中國境內的鐵路及安裝電線」等。據統計，一直至新中國成立之前，帝國主義在中國先後設立過的銀行共有八十多家。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帝國主義壟斷中國財政金融的狀況才被消滅。（任紅）退款興學 1901年，帝國主義強盜在鎮壓了中國人民偉大的反帝愛國運動——義和團運動以後，強迫清朝政府訂立了《辛丑條約》。帝國主義強盜向中國勒索了大批「賠款」。這批「賠款」就是歷史上所說的「庚子賠款」。同其他帝國主義一樣，美帝國主義在鎮壓義和團運動的血泊中，也撈得一筆為數不小的賠款。 1909年，美國資產階級政府，把從中國掠奪去的「庚子賠款」的一部分，用來在中國興辦學校，「培養」中國的留學生，「教育」中國學生。這就是所謂的「退款興學」。一貫處心積慮侵略中國的美帝國主義，為什麼這時居然大發「善心」，竟「幫助」中國發展教育事業呢？原來美帝國主義在實行「退款興學」手法的後面，隱藏著一個巨大的侵略陰謀。 1900年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沉重地打擊了外國侵略者。同其他帝國主義一樣，美國侵略者發覺單靠武力是不能征服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中國人民的，他們決定配合使用武裝侵略和精神侵略這兩種不同的侵略方式。於是就開始醞釀「退款興學」的侵略方案，企圖用這種辦法達到在政治上、思想上麻醉和俘虜中國人民的目的。1905年，由於美國虐待華工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反美愛國運動，中國人民以抵制美貨和經濟絕交手段，給了美帝國主義重大的打擊。1907年，一個長期在中國傳教的美國侵略分子明恩溥出版了《今日的中國與美國》一書，積極鼓吹「退款興學」的主張。他在這本書里還轉引了1906年美國伊里諾州大學校長詹姆士給美國總統的《備忘錄》。詹姆士在《備忘錄》里毫不隱諱地道出了「退款興學」方案的侵略目的，他說：「哪一個國家能做到教育這一代的青年中國人，哪一個國家就將由於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道義的、智力的和商業的影響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穫。如果美國在三十五年前已經做到把中國學生的潮流引向這一個國家來，並能使這個潮流繼續擴大，那麼，我們現在一定能夠使用最圓滿和最巧妙的方式，來控制中國的發展——這就是說，通過那從智力上與精神上支配中國的領袖的方式。」接著，他更加露骨地說：「為了擴張精神上的影響而花一些錢，即使從純粹物質意義上來說，也能夠比別的方法收穫得更多。商業追隨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隨軍旗更可靠的。」詹姆士的言論，已把美國「退款興學」的陰謀實質，不打自招地供認出來了。可見，美國侵略者「退還庚子賠款」的目的不是別的，而是為了對中國實行更為陰險毒辣的精神與文化上的侵略政策。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精神侵略，不止於在中國辦學校，同時還擴及精神、文化領域的各個方面，「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馬汝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