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常識 · 第六編
中國近代史的開端
中國近代史是從1840年開始的，在這以前，中國社會是一個封建社會；在這以後，中國社會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一步一步地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1840年這一年，英國發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在這次戰爭以後，資本—帝國主義又接連不斷地發動了很多次侵略中國的戰爭，像1957年的英法聯軍戰爭，1884年的中法戰爭，1894年的中日戰爭，1900年的英、美、德、法、俄、日、意、奧八國聯軍對中國的戰爭，等等。這些侵略者在用戰爭打敗中國之後，強迫中國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侵占了中國許多領土，取得了很多經濟、政治和軍事的特權，任意在中國駐紮軍隊，開辦工廠、銀行，控制中國的海關、對外貿易、通商口岸，隨便傳教、辦報紙、辦學校以及進行其他文化侵略，等等。為了壓制中國人民的反抗，侵略者還和中國反動的封建統治者勾結起來，使中國的封建地主階級變為他們統治中國的支柱。就這樣，中國從一個獨立的國家，逐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一部中國近代史，也就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奴役中國人民的血腥歷史。
在中國的封建社會中，小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經濟占主要地位。那時，農民不但生產自己需要的農產品，而且生產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業品，商品經濟是不發達的。鴉片戰爭以後，封建經濟在外國資本主義的衝擊下，受到了破壞，農民和手工業者大批地破產，商品經濟有了發展；在封建經濟受到破壞的同時，又出現了一種新的經濟關係，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生和初步發展，中國社會裡除了原先的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外，又出現了兩個新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中國社會已經不是一個完整的封建社會，而是半封建社會了。可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變成一個殖民地，而不是要把中國變成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它們和封建勢力勾結在一起，極力壓迫和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這時在中國社會裡，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封建剝削仍然保存著，封建生產關係仍舊占著顯著的優勢。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雙重壓迫下，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始終得不到發展和進步，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一天天更加貧困。他們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政治上沒有絲毫的權利。
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就是這樣從一個獨立自主的封建國家，變成了中國封建勢力統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並且一天天走上了殖民地化的道路。
從外國侵略者向中國發動武裝進攻的時候起，英勇不屈的中國人民也就同時開始了反抗外國侵略者及封建勢力的鬥爭。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以及辛亥革命，都是中國近代史上反抗外國侵略的光輝鬥爭，表現了中國人民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鬥爭精神。所以，中國近代史，又是中國人民不屈不撓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主義統治的光輝歷史。
（汝豐）
鴉片戰爭
在19世紀初期，英國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資產階級不但剝削和壓迫本國人民，而且通過種種卑鄙惡毒的手段，剝削和壓迫經濟落後的國家的人民。他們占有很多殖民地，是殖民主義侵略強盜。
英國資本主義發展越快，它國內被剝削的廣大人民就越貧困。生產出來的大量商品賣不出去，經濟上就出現了危機。這種經濟危機，從1825年開始，幾乎每隔八年到十二年就要發生一次，這對英國資產階級是非常嚴重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迫切地需要在國外擴大商品推銷市場，掠奪新的殖民地。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中國，就成為英國侵略者眼中一塊鮮美的肥肉。
早在清朝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就曾經派了一個名叫馬戛爾尼的特使到中國來，他向中國政府提出了開放通商口岸、割讓島嶼、減低關稅等無理要求，企圖打開中國的大門，達到侵略中國的目的。這種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侵略要求遭到了拒絕。此後，在嘉慶二十一年（1816），英國又派了一個名叫阿美士德的人來到中國，重彈二十多年前馬戛爾尼的老調，也同樣被拒絕了。
英國侵略者耍「文」的花招沒有行通，又使出了「武」的手段。早在1808年，英國政府就曾經把它的十三艘兵艦開到我國廣東海面，劫掠澳門，闖入虎門，後來被中國水師擊退。阿美士德到中國來的時候，護送他的英國艦隊也曾經在廣東海面轟擊中國炮台和船隻。道光十二年（1832），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雇員、在中國刺探情報的傳教士郭士立，甚至狂妄地揚言「全中國的一千隻師船，不堪一隻兵艦的一擊」，氣焰十分囂張。到了1833年，英國派出的第一任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到達中國，他為了執行英國資產階級的侵略意志，竟指揮兵艦侵入虎門要塞，發炮攻擊，只是由於中國軍隊的反擊，才狼狽退出。這些例子都表明了英國侵略者處心積慮地企圖用一切手段打開中國門戶的野心。
各種各樣的辦法都試過了，但中國的門戶還沒有被打開。怎麼辦呢？英國資產階級最後竟然利用鴉片來作為掠奪和侵略中國的工具，把鴉片運到中國大量推銷。1800年，輸入中國的鴉片是4570箱，到了1838年，也就是鴉片戰爭爆發前兩年，已經激增到40200箱了。這樣，英國資產階級得到了驚人的暴利，而中國人民則嚴重地受到了鴉片帶來的禍害。
鴉片是一種毒品，俗名大煙，它含有大量嗎啡和尼古丁，毒性很強，會使吸食者受到嚴重的摧殘。吸食鴉片的人，中了毒以後，慢慢就變得身體虛弱，骨瘦如柴，精神萎靡；而且吸了就會上癮，一旦不吸，就渾身癱軟，涕淚橫流，像生了重病一樣。所以，英國資產階級在中國大量推銷鴉片，是非常卑鄙惡毒的，它利用這種毒品一方面殘害中國人民的身體健康；另一方面勾引吸食者上癮，不斷增大銷售量，來攫取暴利。結果，不但使得中國人民日益衰弱和貧困，城市工商業和農村生產力遭到很大的破壞，而且使中國的貨幣（白銀）大量地外流，國家的財政經濟也出現了嚴重的危機。這種情況，引起了廣大人民對鴉片貿易的激烈反對，清朝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封建統治利益，才被迫進行了反對鴉片的鬥爭。
1838年底，清朝政府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到廣州禁菸。林則徐禁菸十分堅決，他在人民的支持下，查繳和燒毀了運到中國的鴉片，並且要外國侵略者保證永遠不再販賣鴉片。禁菸鬥爭取得了很大的勝利。鴉片貿易是英國資產階級侵略中國的重要手段，又是英國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中國嚴禁鴉片，沉重地打擊了他們。他們不肯善罷甘休，在千方百計地破壞禁菸失敗後，就不顧一切地使用武力來實行侵略了。1840年6月，大批英國軍隊開到了中國，發動了武裝進攻。為了保衛國家民族利益，林則徐在人民群眾的支持下奮起抵抗，中英戰爭就這樣爆發了。這次戰爭從1840年6月開始，到1842年8月結束。因為戰爭的爆發是由鴉片問題直接引起的，所以叫作鴉片戰爭。
這次戰爭，中國進行的是反侵略的民族自衛正義戰爭，英國侵略者遭受到沉重的打擊。但是，當時的清朝封建統治者極端腐朽，他們被外國侵略者的洋槍大炮嚇破了膽，最後向外國侵略者投降求和，中國因此失敗了。清朝政府還和英國侵略者簽訂了屈辱的《南京條約》，出賣了國家民族的主權和利益。從此以後，中國人民在外國侵略者和本國封建勢力的雙重壓迫之下，災難更加深重了。
（汝豐）
林則徐 虎門銷煙
林則徐（1785—1850）是鴉片戰爭時期反抗外國侵略的民族英雄，一個偉大的愛國者。他是福建侯官（今閩侯）人，為官清廉，辦事公正認真，深得老百姓的愛戴。
1837年至1838年他擔任湖廣總督時（總督是清朝的地方政府最高長官。湖廣總督管轄湖北、湖南兩省），正是英國侵略者肆無忌憚地在中國販賣鴉片的時候，鴉片貿易不但遍及沿海各省，就是在湖北、湖南這樣的內地省份也非常猖獗。煙毒泛濫的禍害使人觸目驚心。當時廣大人民強烈地要求嚴禁鴉片，清朝政府中的一部分愛國官員，也紛紛提出禁菸的主張，林則徐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他在他所管轄的湖北、湖南兩省雷厲風行地實行禁菸，大大地打擊了吸毒者和販毒者，得到了老百姓的熱烈擁護。
但是，禁菸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這是一場尖銳複雜的反侵略鬥爭。它不僅受到英國侵略者的抗拒和破壞，而且還受到許多當權的大官僚的反對和阻撓。林則徐和許多主張禁菸的官員一起，與反對禁菸的反動官僚集團進行了鬥爭。他大聲疾呼：「如果不把鴉片嚴加禁絕，將來國家不但無人可以當兵，而且也將無錢維持財政開支。」林則徐是從維護封建統治利益出發而說這些話的；但禁菸的正義主張，反映了廣大人民的要求，符合民族的利益，因而深得人心。清朝皇帝也不能不考慮，如果不禁鴉片，那麼皇帝的寶座也將被鴉片衝垮，最後，不得不接受林則徐的主張，並且任命他為欽差大臣，到廣州禁菸。林則徐深知在滿朝貪污腐敗的一片黑暗之中，禁菸會遇到很大的困難，但他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勇敢地承擔了這一重大而艱巨的使命。他向自己的師友們表示：「禍福死生，早已置之度外」，定要盡一切努力，為國家除掉鴉片這一毒患。
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林則徐到達廣州，以禁菸為中心的反侵略鬥爭，從此進入了更加尖銳的新階段。
廣州是外國侵略者進行販毒活動的中心，人民群眾反對鴉片的鬥爭也最強烈。1838年底，廣州當局曾經處決了一個中國的鴉片販子，當時英美煙販竟糾眾阻攔，從事破壞，激起了群眾的憤怒，有一萬多人舉行了示威，並且用石塊把這些氣焰囂張的侵略分子趕走了。人民群眾高昂的反抗精神，對林則徐是巨大的鼓舞。他到了廣州後，莊嚴地向外國侵略者宣布了自己堅定不移的禁菸決心。他說：「鴉片一天不禁絕，我就一天不回去，一定要全始全終，決不半途而廢。」
在禁菸鬥爭中，林則徐做了很仔細的調查和準備工作。到廣州以前，他對廣東鴉片走私的地點及鴉片販子的姓名，都已大致調查清楚。到廣州後，他一面加緊整頓防務，一面嚴辦煙犯。他向外國煙販宣布，必須在三天內把鴉片全部交出，並且要寫下永遠不再販煙的書面保證，否則，查出來了，不但鴉片全部沒收，販毒者也要依法處死。這種嚴正不苟的態度，使外國侵略者十分害怕，但這些老奸巨猾的傢伙仍然想盡種種辦法，企圖狡賴頑抗。英國商務監督查理·義律還特別趕到廣州，親自策劃破壞。林則徐看穿了他們的陰謀，採取了斷然措施。他一方面立即把企圖潛逃的英國最大的鴉片販子顛地截回，另一方面又派兵把外國毒販的大本營——商館封鎖，把商館與海上的交通也截斷，還派水師在海面巡邏，嚴密監視外國船隻的行動。同時，他又嚴峻地宣布外國侵略者違抗了禁菸命令，再一次通知他們把鴉片全部交出，否則就立即依法懲辦。
在林則徐的堅決鬥爭下，外國侵略者的反抗和破壞被粉碎了！他們被迫交出了兩萬餘箱鴉片，一共重2376254斤。1839年6月3日，林則徐下令把這些鴉片集中在虎門海灘銷毀，一連燒了二十多天，才把所有的鴉片全部燒毀。這就是震驚世界，使外國侵略者膽寒的「虎門銷煙」。
「虎門銷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壯舉，它不僅是禁菸鬥爭的一個大勝利，也是中國人民反侵略鬥爭史上的第一個大勝利。它長了中國人民的革命鬥志，滅了敵人的侵略威風。猖狂一時的侵略者萬萬沒有想到會遭受這樣沉重的打擊，他們不得不暫時低下頭來。
但是，貪得無厭的英國強盜是絕不甘心失敗的。他們在進行了種種破壞和挑釁失敗後，就不顧一切地採取武裝侵略的手段了。
1840年6月，英國派出的艦隊到達廣州海面，向中國軍隊發動了進攻，鴉片戰爭爆發了。
在洋槍洋炮面前，林則徐承受著嚴峻的考驗。他並沒有被侵略者的武力嚇倒。在戰爭爆發前，他一直認真備戰，嚴密防守。這時，他又在各個要塞增添兵力，加強守衛，並且坐鎮虎門，親自指揮。他看到廣大人民反侵略的意志十分堅定，相信「民心可用」，因此，他不但把沿海村莊的老百姓組織起來，加以訓練，而且公開宣布，在外國侵略者進犯時，「准許人人持刀痛殺」，這就大大地鼓舞了廣大人民奮起抗戰的革命熱情，也使他自己得到了最廣泛、最有力的支持。
正是這樣，進犯廣東的英國侵略軍在愛國軍民的銅牆鐵壁面前，一點辦法也沒有，到處碰得頭破血流。特別是沿海漁民組成的突擊隊，常常趁月黑潮退，出其不意地乘著小船，用火箭、火罐、噴筒等火攻，使英國強盜吃盡了苦頭。他們只好每天東漂西泊，不定行蹤，夜裡也不敢停下來，恐怕被火船突然襲擊。最後，他們看到在廣東占不到便宜，只好放棄進攻廣東，而去侵犯福建、浙江。
可是，腐朽的清朝統治階級，不但不敢發動人民群眾，就對林則徐這樣的愛國者，也不加以信任和支持。當英國侵略軍沿海北上，一直打到天津海口後，他們被洋槍洋炮嚇破了膽，原來反對禁菸、主張妥協投降的那些反動大官僚又重新囂張起來，硬說英國侵略者的進攻，是林則徐禁菸闖下的大禍，說什麼只有懲辦林則徐，才能避免戰禍，等等。這時，昏庸無能的道光皇帝也嚇壞了，他竟不分青紅皂白，把林則徐的官職革掉，而把主張投降妥協最賣力氣的直隸（今河北省）總督琦善，派去代替林則徐。鴉片戰爭終於因為清朝政府的腐敗和妥協而失敗了！
（汝豐）
關天培 陳化成
關天培和陳化成都是當兵出身的清軍名將，在鴉片戰爭中，他們都在抵抗外國侵略者的戰爭中壯烈犧牲，在中國近代反侵略鬥爭中，用自己的鮮血，寫下了悲壯的一頁。
關天培是江蘇淮安府山陽縣（今江蘇淮安）人。1834年（道光十四年），他調任廣東水師提督（統轄全省海軍的長官）。當時，外國侵略者在廣東的挑釁活動日漸頻繁，中國已經面臨著日漸嚴重的武裝威脅。關天培知道自己的任務十分艱巨，臨行前，他先把妻子母親都送回故鄉，自己隻身赴任，決心應付任何事變。
到達廣州後，他便積極地整頓海防，加修工事，勤練士兵，從不鬆懈，廣東的防務大大加強了。在鴉片戰爭爆發前，英國侵略者屢次進行武裝挑釁，都遭到了有力的反擊，歸於失敗。
在抵抗外國侵略者的戰鬥中，關天培總是身先士卒，英勇奮戰。特別是在1839年11月3日的「穿鼻洋自衛反擊戰」中，英國軍艦集中火力向他的坐船轟擊，一時硝煙瀰漫，水浪如柱，但關天培毫不畏懼，仍然挺立桅前，揮刀督戰。甚至敵人的炮彈打壞了船桅，他被桅木的破片所傷，還是奮不顧身地指揮部下發炮還擊。經過兩小時的激烈戰鬥，打得敵人紛紛落水，裝有大炮二十尊的英艦「海阿新」號，也受了重傷，最後只好狼狽逃走。
鴉片戰爭開始時，林則徐、關天培等堅決抵抗，英國侵略軍在廣東的進攻並未得逞。但是後來浙江定海失陷，英艦北駛，清朝統治者害怕起來，走上了投降的道路。林則徐被革掉了職務，投降派的琦善反而得到了重用。自此以後，局勢就發生了變化。
琦善是徹徹底底的保守派，他以新任欽差大臣的身份到了廣州以後，一意主和。為了求和，他竟在軍事上實行撤防，把兵船裁減了三分之二，又把海口內的木排鐵鏈等防禦設備大部分拆除，至於招募來的漁民丁勇，他乾脆全部解散了。像虎門這樣的咽喉要地，則只留下了幾百人駐守。在這種情況下，廣東的形勢已是危如累卵，而琦善卻還以為只要答應割地賠款，就可以換來「太平統治」。
就在琦善做著「太平」夢的時候，英國的軍艦在1841年1月7日，突然進攻沙角、大角兩炮台。炮台守將陳連升等率領士兵英勇死戰，但琦善不發援兵，最後陳連升壯烈犧牲，炮台也落入了敵手。從此，虎門要塞洞開，英軍長驅直入。
1841年2月25日，英軍大舉進攻虎門。這時，虎門只有少數兵力分守各個炮台，防守力量不足。關天培一面堅守，一面派人到廣州向琦善痛哭求援，很多官員也都全力懇求，但琦善仍然無動於衷，完全不理。關天培在求援落空的情況下，自知寡不敵眾，於是，抱著必死決心，率領僅有的微弱兵力，頑強奮戰。第二天，英軍發動了更大規模的攻勢。他們集中了猛烈的炮火，瘋狂地向關天培坐鎮的靖遠炮台轟擊，戰鬥異常激烈。當天下午，琦善仍然不發援兵，關天培的部下大半都已經英勇犧牲了，他自己負傷十幾處，鮮血淋漓，連衣甲都已濕透，但他仍然激勵士兵，奮力苦戰，自己還親自發炮還擊。這時，英軍已經攻下另外兩座炮台，繞道由背面攻上來，他毫不退縮，拔出戰刀與敵人白刃相接，浴血死戰。最後，敵人的一枚炮彈打來，這位六十二歲的老英雄，在抗擊外國侵略者的英勇鬥爭中壯烈犧牲了。
陳化成也是清軍中英勇善戰的愛國老將，他是福建同安人。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時，他已經年近七十，從福建調任江南提督，駐防在上海附近的吳淞。他治軍很嚴，但對士兵非常愛護。他的作戰經驗很豐富，每戰必奮勇當先，對敵人毫不容情，所以敵人都很害怕他，把他看作「陳老虎」。
1842年5月，英軍攻陷浙江省的海防重鎮乍浦，吳淞受到嚴重威脅。陳化成召集部下宣布抗敵決心，他說：「我自從參軍入伍，已近五十年，出生入死，難以數計。人人都有一死，為國而死，死亦何妨？只要我們沒有怕死的心，那麼敵人就不能不被消滅。」他又說：「敵人依恃的不過是炮而已，但我們同樣可以用炮來制服他。西台發炮，東台響應，敵人顧此失彼，勝利必屬於我們。」將士們在他的激勵之下，一個個鬥志昂揚，決心誓死痛擊膽敢來犯的侵略強盜。
1842年6月上旬，英國大批軍艦集結吳淞口，準備發動大規模的進攻。這時，清朝另一個投降派兩江總督牛鑒非常害怕，竟親自去見陳化成，說英國軍隊銳不可當，不如準備財禮迎接犒賞，妥協了事。陳化成聽到這種無恥的投降論調，非常憤慨，他表示絕不放棄戰鬥。
6月16日，英國軍艦發起了猛烈的攻擊。陳化成親自駐守吳淞西炮台指揮戰鬥。戰鬥中，全體官兵英勇殺敵，擊毀了敵艦兩艘，狠狠地懲罰了侵略者。
就在這時，原來畏敵如虎的牛鑒知道打了勝仗，又耀武揚威地擺起全副儀仗出城觀戰，英軍發現目標，就用大炮猛轟，牛鑒一聽炮響，嚇得一溜煙兒地逃跑了。後來英軍打到南京，也正是他首先出面接洽投降，接著由耆（qí）英和伊里布接受了侵略者的全部條件，簽訂了屈辱的《南京條約》。
牛鑒的逃跑，嚴重地影響了軍心，駐守吳淞東炮台的指揮官也跟著逃跑了，陣地最終被敵人占領。陳化成失去了呼應，而敵人的炮火這時更加猛烈。但是，陳化成仍然堅守陣地，寸步不移。他手持紅旗，鎮靜如常地指揮守軍作戰，連續擊傷幾隻敵艦。英軍見久攻不下，改由側面攻擊，這時陳化成已經身受重傷，仍忍痛親自發炮轟擊敵人。等到側攻的英軍登上炮台，陳化成雖然中彈倒地，仍然奮起拔刀肉搏。但是，由於受傷太重，無力再戰，終於光榮地犧牲了。臨死之前，他還用微弱的氣力低聲叫著：「不要怕！發炮！」
（汝豐）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鬥爭
三元里前聲若雷，千眾萬眾同時來，
因義生憤憤生勇，眾民合力強敵摧。
家室田廬須保衛，不待鼓聲群作氣，
婦女齊心亦健兒，犁鋤在手皆兵器。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廣州附近以三元里為中心的一百零三鄉人民，對英國侵略軍進行了英勇的鬥爭，上面的詩，就是當時詩人張維屏對這次鬥爭的描寫和頌讚。
1841年5月（道光二十一年四月）英軍逼近廣州城，駐在廣州的靖逆將軍奕山，異常恐慌，派人出城向英軍接洽投降，英軍勒索了六百萬元贖城費，還逼迫清軍退出廣州六十里，才肯撤兵。奕山答應了侵略者的條件，訂立了投降條約。群眾對清朝官僚的無恥投降非常不滿，而英軍又在廣州城外恣意橫行，無惡不作，這就更加激起了群眾的憤怒。5月29日，英軍闖到三元里，搶掠耕牛，姦淫婦女。群眾奮起抗擊，消滅了十幾名侵略軍。次日，鬥爭進入高潮，三元里和附近各鄉群眾大約五六千人，拿著長矛大刀和農具，舉起三元古廟的三星旗，浩浩蕩蕩地向英軍占據的四方炮台進攻。這些侵略強盜完全沒有料到會受到赤手空拳的老百姓的攻擊，當他們被震天動地的怒吼驚醒，看到漫山遍野都是手持刀矛鋤耙的人群，才知道大事不好，嚇得不知所措，急急忙忙派出大隊人馬下山反撲。他們以為自己有洋槍大炮，只要衝了下來，就能把群眾嚇跑。但機智勇敢的三元里人民打了一陣以後，就邊戰邊走，把英國侵略軍引到三元里的牛欄崗一帶團團圍住。英軍看形勢不利，拔腳想跑。但是，鼓角齊鳴，殺聲震天，四面八方都是憤怒的中國人民，他們已經插翅難逃了。這時，聞聲趕來的群眾越聚越多，成千上萬人，難以計數，連婦女兒童也都出來參戰助威。中午，恰好雷雨大作，敵人的火藥完全淋濕，洋槍失去作用。這些強盜狼狽極了，他們被大雨淋得像落湯雞一樣，外邊有群眾的包圍，地下又滿是泥水，又餓又冷，進退不得。有的伏在瓜棚架下面，渾身發抖，有的丟下洋槍，叩頭流血求饒，「乞命之聲震山谷」。相反，三元里鄉民的鬥志更加激昂，情緒更加高漲，他們精神抖擻，越戰越勇。直到當天下午黃昏時分，雨越下越大，天也黑了，英國強盜才連爬帶滾，摸著黑逃了回去。這一天，三元里人民依靠原始的武器，打死了英國官兵二百多名，還繳獲了大批武器，取得了巨大的勝利。
牛欄崗的勝利，進一步鼓舞了人們的鬥志。第二天一清早，就有兩萬多人高舉著三星旗奔向四方炮台，把敵人密密麻麻地包圍起來。英國強盜知道突圍是沒有用的，只好向腐朽的清朝政府求救。果然，一求就靈，奕山正害怕人民群眾的鬥爭壞了他的投降大事，馬上派廣州知府余保純，前來替英軍解圍。余保純忘記了平日知府的威風，徒步到三元里，向群眾鞠躬作揖，替英軍討饒，忽而懇求，忽而恐嚇。但群眾仍堅持不散，余保純又去威脅參加鬥爭的士紳（舊社會稱地方上有勢力有名望的地主或退職的官僚為士紳），這些人在他的恐嚇下開始動搖，群眾的情緒受到影響，終於陸陸續續散開了。這一場轟轟烈烈的偉大鬥爭，不但得不到清朝統治者的支持，反而被他們破壞斷送了。
（魯素）
《南京條約》
1842年，英國艦隊開進長江，先後攻占吳淞、上海、鎮江，並進圍南京。清政府在侵略者的這種凶焰面前嚇破了膽，決心更加公開地走向同人民群眾的堅決抵抗相反的道路，向侵略者屈膝投降，並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江寧條約》。江寧就是現在的南京，所以《江寧條約》也叫《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共有十三款，主要有以下幾條：①中國割讓香港島。從此以後，香港就成為英國侵略中國的軍事和商業基地。②中國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在這些通商口岸，英國可以派駐領事等官。這樣，封建中國的門戶被打開了。③中國賠款兩千一百萬銀元。④中國抽收進出口貨的稅率，要「秉公議定」。這就是協定關稅的開始，有了協定關稅的特權，英國資本家可以在中國市場上大量出售商品，來排擠中國的手工業生產，控制中國的市場，並且可以從中國掠取大量廉價的原料。⑤英國商人在各口岸可以自由地和中國商人交易，不受任何限制。從此英國商人可以自由地和中國商人接觸，選擇和培養他們的代理人。
1843年英國政府又強迫清政府訂立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虎門條約》）作為《南京條約》的附約，其中除了具體地規定了《南京條約》的一些細則外，還增加了一些新條款，主要有：①領事裁判權，規定凡英國人和中國人交涉詞訟，「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國議定章程法律，發給管事官照辦」。這就是說英國人在中國犯罪，不受中國法律制裁，有這一條規定，侵略者就可以在中國領土上橫行無忌了。②片面的最惠國條款，規定中國政府「將來設有新恩施及各國，應准英人一體均沾」。根據這個條例，任何侵略者在中國獲得特權，英國同樣可以享受。
總之，《南京條約》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從此，中國喪失了獨立國家的地位，開始一步一步地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美珍）
《望廈條約》
19世紀初期，美國的經濟發展雖然還遠遠不能和英國相比，甚至比法國也落後得多。但是，美國侵略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活動卻十分積極。
和英國侵略者一樣，美國早就把鴉片作為侵略和掠奪中國的主要工具。英國煙販在中國大規模販毒的同時，美國煙販的活動也十分猖獗。當時在廣州的美商，除了一家例外，其餘全部經營鴉片貿易。從嘉慶十一年到道光十四年（1806—1834），僅僅根據海關報告，美國煙販從土耳其運入廣州的鴉片就有8901箱。實際上，美國煙販販運鴉片主要是依靠走私，因此，他們運到中國的鴉片要比上述的數量多得多。只是由於英國壟斷了印度這樣一個鴉片的最大產地，所以美國當時在對華鴉片貿易中，才僅次於英國而居第二位。
在鴉片走私活動中，美國毒販的手段並不比英國遜色。美國煙販的販毒船隻，常常懸掛著美國國旗作為掩護，或者把大批鴉片裝到棺材裡，冒稱船上水手的死屍，抬到陸上發售。甚至特別製造一種船隻，叫作「鴉片飛剪號」，實行武裝走私。這種特製的走私船隻，行駛迅速，武裝齊全。有一個美國人描寫一隻叫作「安特洛甫號」的這種「飛剪號」船說：「每一邊裝置大炮兩座，船中裝置湯姆炮一座，船桅四面滿列長槍，船艙內有大箱，貯備大量手槍及刀劍。」當碰到中國的緝私船時，「鴉片飛剪號」就公開進行武裝對抗。
在鴉片戰爭時期，美國雖然由於力量不足，沒有直接參加武裝侵略，但是，從一開始，他們就和英國狼狽為奸，積極支持英國發動侵略戰爭，成為英國侵略者有力的幫凶。
還在鴉片戰爭爆發之前，美國商人就曾經積極幫助英國侵略者破壞中國的禁菸運動。英國商務監督查理·義律在虎門銷煙後敢於長期禁止英商具結進港，主要就是倚仗美國商人的幫助。當時美商代運、代銷、代購，包辦了英國在華的進出口商務，使得英國對華貿易並未因為拒絕進港而受到任何影響，因此義律才能有恃無恐，肆無忌憚地進行頑抗。他曾親自對美國旗昌洋行（當時美國煙販在中國最大的一個販毒組織）經理福士表示：如果沒有美國商人幫忙，他早就會為了貿易利益而具結進港了。
美國傳教士十分積極地參加了這場侵略活動，他們乘坐販運鴉片的「飛剪號」來到中國，胡說什麼「鴉片無害於中國人，像酒無害於美國人一樣」，把殺人不見血的毒品，說成就像在愉快的野餐中飲一杯甜酒一樣。其目的無非是要在鴉片的麻醉之外，再加上一種精神的麻醉。1839年，有一個在廣州活動的美國醫生彼得·巴駕還寫信給林則徐，勸林則徐「不要動武」，忘記「過去的一切仇恨」。鴉片戰爭爆發後，他們又極力為英國侵略者辯護，曾經擔任美國總統的亞當姆斯在1841年發表演說，認為英國發動侵略戰爭是完全正當的，而在中國的美國傳教士納維斯則更加狂熱地為這次侵略戰爭喝彩，他大叫大嚷：「不管正當不正當，這次戰爭是按照神意用以開創我們與這個廣大帝國關係的新紀元的。」
美國之所以極力充當英國的幫凶，根本目的是企圖通過這次戰爭，趁火打劫，攫取侵略特權。早在1839年5月，在廣州的美國商人看到英國發動侵略戰爭已不可避免，就曾經上書美國政府，要求立即聯合英、法等國採取行動，以便「中國如果有好處給了別國」時，「美國也可以同樣得到好處」。所以，《南京條約》簽訂後，美國看見英國得到了那麼多的利益，非常眼紅，立刻跟蹤而來，利用清朝政府戰敗的懼外心理，從事訛詐和勒索。
1843年5月，美國政府派顧盛為專使，統率戰艦三艘，前來脅迫中國訂約。1844年2月，顧盛到達澳門，就威脅說美國艦隊正源源而來，如果清政府不接受美國的要求，就「有使中國人民再嘗戰禍之必要」。清政府被美國的戰爭威脅所嚇倒，1844年7月3日，派耆英和顧盛在澳門附近的望廈村，簽訂了美國侵略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美《望廈條約》。
中美《望廈條約》共34款，除包括了中英《南京條約》所載的特權外，還增加了許多新條款，主要內容有下面四點：
1.肯定了「利益均沾」的原則。在《望廈條約》中規定，中國如果給其他侵略者任何特權和利益，美國要「一體均沾」，也就是說，美國也可以取得同樣的一份。這就等於從清政府手裡拿到了一張無限期出賣中國主權的支票，美國可以任意取得所有侵略者在中國所取得的特權和利益。此後，其他侵略者紛紛要求給予「利益均沾」的特權，「利益均沾」成為各國侵略者侵略中國的共同基礎，中國成為各國侵略者共同宰割的對象。
2.剝奪了中國的關稅主權。《南京條約》規定海關稅則由中英「秉公議定」，《望廈條約》就更進一步規定，中國海關稅則的改變，要得到美國領事的允許。從此，外國領事掌握了中國海關稅率改變的大權。正是這樣，整個19世紀，外國貨物進口，都按照值百抽五，或低於值百抽五的稅率納稅，一直沒有改變，大大有利於侵略者對中國人民的經濟掠奪。
3.徹底地破壞了中國司法主權。《望廈條約》把訂約國人不受中國法律制裁的領事裁判權的範圍，由刑事擴大到民事，由五口擴大到其他各地，由有約國人擴大到無約國人，徹底地破壞了中國的司法主權。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侵略分子，在領事庇護下，可以為所欲為，不受中國法律的制裁。
4.進一步地破壞了中國領海主權。《望廈條約》以前，只有外國兵艦可以在五個通商口岸停泊。《望廈條約》把商船也包括在內，從此，外國的兵艦、商船可以在中國的通商口岸橫衝直撞。
總之，《望廈條約》比《南京條約》更進一步地破壞了中國的主權和獨立，它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更深重的災難。
（楊遵道）
拜上帝會
「拜上帝會」是由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的傑出領袖洪秀全所創立的一個革命農民組織。這個組織，在宣傳革命思想、動員和團結農民革命群眾以及後來促進農民革命戰爭的發展方面，起了極其重大的作用。
早在鴉片戰爭以前，由於嚴重的土地兼併和貧富的日益懸殊，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間的矛盾就已相當尖銳。鴉片戰爭後，一方面，封建統治者為了支出大量戰費和賠款，大大加重了對於勞動人民的剝削；另一方面，外國侵略者利用特權，無情地吸吮著中國人民的膏血。勞動人民啼飢號寒，掙扎在死亡的邊緣。他們為了生存，就只有起來鬥爭，而鴉片戰爭中清朝所暴露出來的武裝力量的腐敗情形，又加強了勞動人民起來鬥爭的勇氣和信心。所以，鴉片戰爭後，全國各地的反封建鬥爭漸趨高漲。據不完全統計，在1843年到1850年間，規模較大的群眾起義和騷動事件，就有七十多起，幾乎遍及內地各省。特別是廣東、廣西、湖南一帶，由於受到鴉片戰爭的直接影響，社會動盪特別劇烈，所以階級鬥爭也最為尖銳。但是，遍布這些地區的農民鬥爭，由於缺乏嚴密的組織和統一的領導，各自為戰，所以往往是「隨起隨滅，隨滅隨起」。鬥爭的發展要求建立一個農民的革命組織，「拜上帝會」就在這種形勢下產生了。
「拜上帝會」的創始人洪秀全，是廣東花縣（今廣州花都區）人。1814年1月11日出生於一個中農的家庭，父兄都以耕田謀生。秀全七歲入私塾讀書，聰穎異常，五六年間，就能熟讀「四書」「五經」。後來又自讀中國史籍，但不久即因家境貧困而輟學，在家幫助父兄耕田。隨後他受聘為本村塾師。洪秀全自幼生長在農村，又直接參加過農業勞動，因而對農民的痛苦和要求有較多的了解。他從十六歲起，屢次赴廣州應試，都沒有考中，很受刺激；在鴉片戰爭中，他親眼看到清政府的腐朽無能和廣州人民英勇抗英的偉大力量。這一切，促使他逐漸產生了反清革命的思想。
1843年，洪秀全最後一次去廣州應試，又沒有考取。回家以後，他偶然翻看了一本前幾年去廣州應試時得到的書——《勸世良言》，在這本宣傳基督教的小冊子上，得到了啟示，他覺得可以利用其中所說的一些宗教形式來進行發動和組織群眾的工作，開展革命活動。於是，他自稱是天父耶和華之子，基督之弟，下凡拯救世人，創立了「拜上帝會」。
最早參加「拜上帝會」的是馮雲山，他是洪秀全的同鄉，是「拜上帝會」的得力的組織者和宣傳者。最初，他們兩人在家附近各村鎮間活動，吸收會眾。道光二十四年（1844）洪秀全和馮雲山遠出到廣西貴縣（今貴港市）傳教。不久，洪秀全回花縣，馮雲山繼續在廣西桂平縣（今桂平市）的紫荊山區進行艱苦的宣傳組織活動。回到花縣的洪秀全，在1845年至1847年間，著述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等作品，進一步闡述了「拜上帝會」的教義。在這些作品中洪秀全利用了基督教的一神教思想，宣布只有真神「皇上帝」是天下最高的主宰，而地主階級在精神上統治農民的一切神仙菩薩、妖魔鬼怪，都只是「閻羅妖」的化身。洪秀全號召人民獨拜真神皇上帝，擊滅閻羅妖。實際上這是用宗教的語言號召農民進行反對封建剝削和壓迫的鬥爭。洪秀全在作品中，還巧妙地把原始基督教義和中國農民樸素的平等、平均思想結合起來，提出了「天下多男子，儘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儘是姊妹之群」的樸素的平等主張。他宣布人們在上帝面前是一律平等的，號召人們去改變極不平等的現實世界，為實現「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會而鬥爭。洪秀全在宗教外衣下所提出的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在百餘年前，對長期受著殘酷的封建剝削和壓迫的中國農民來說，正是他們夢寐以求的理想，因此「拜上帝會」很快便成為組織農民進行反封建鬥爭的有力武器。當1847年洪秀全到達紫荊山區時，「拜上帝會」已擁有會員三千餘人。「拜上帝會」的群眾在洪秀全、馮雲山等領導下，同當地的地主武裝團練展開了鬥爭。1851年1月11日，終於爆發了金田起義，開始了偉大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
（馬汝珩）
金田起義
金田村位於廣西桂平縣紫荊山南麓，這個地方萬峰重疊，形勢險要。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就是在這兒爆發的。
洪秀全、馮雲山等在廣東花縣創立了拜上帝會之後，就致力於發動和團結群眾的工作。他們先後在廣東、廣西許多地方，特別是在紫荊山地區的農民和手工業工人中間，進行了長期而艱難的革命宣傳和組織活動。後來成為太平天國重要領袖的楊秀清、蕭朝貴、石達開等相繼加入，拜上帝會的革命力量迅速發展壯大。洪秀全等秘密地建立了軍隊，製造了軍械，籌備了軍費，規定了紀律，一支革命隊伍逐漸形成了，金田村成為鞏固的革命據點。
在這期間，拜上帝會與地主武裝——團練以及清軍屢次發生衝突。武裝起義已漸趨成熟，洪秀全就向各地拜上帝會群眾發布了向金田村團營（集中）的命令。先後到達金田的有一萬餘人，男女都有，其中以農民為最多，其次是手工業工人，也有一部分遊民、知識分子和個別的地主、商人。在這些革命群眾中，以漢族為多數，同時也包括不少壯族、瑤族、苗族等少數民族中的貧苦勞動者。這是一支以農民為主體的，有不同階層、不同民族參加的革命武裝。
當拜上帝會會眾向金田集中時，金田村的形勢十分緊張，拜上帝會和團練、清軍的衝突更加尖銳頻繁。洪秀全、馮雲山為了避免清軍的追蹤，躲到離金田百里以外的平南縣花洲胡以晃家中，不料被清方偵知，清朝軍隊包圍了花洲。團聚在金田村的拜上帝會會眾得訊，在楊秀清等率領下前往營救，一戰大敗清軍，迎接洪秀全等回到金田。於是就在洪秀全誕辰那天，即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正式宣布起義，建號太平天國，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金田起義。
金田起義後，太平軍在金田村附近勇猛頑強地戰鬥，屢次挫敗了在兵力上占優勢的清軍，於咸豐元年閏八月初一（1851年9月25日）占領了永安州城（今蒙山縣）。洪秀全在金田起義後不久已稱天王，攻下永安後，又封楊秀清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雲山為南王，韋昌輝為北王，石達開為翼王，太平天國建立了一個比較穩固的領導核心；同時又訂立了各種制度，揭發了暗藏在革命隊伍中的奸細，革命力量進一步鞏固了。
太平軍所發動的武裝鬥爭，在清廷方面引起了很大震動，他們調集了大批軍隊，對太平軍圍堵追襲，企圖儘早把它扼殺在搖籃之中。這些軍隊雖然兵員多、武器好、糧食足，但是士氣低落，紀律鬆弛，將帥間矛盾重重，戰鬥力很差。在團結一致、勇敢善戰的農民軍面前，可謂束手無策。
1852年4月初，太平軍又突破了清軍的包圍，長驅北上。6月克全州，入湖南。9月太平軍猛攻長沙不克，轉道益陽、岳州，向湖北挺進。1853年1月，太平軍占領了湖北省城武昌。
太平軍在湖南、湖北進軍途中，一方面和清軍進行殊死的戰鬥，另一方面殺逐官吏和土豪劣紳，焚毀田契債券，對封建統治秩序進行革命的掃蕩；同時把財物散給貧民。因此，各地貧苦群眾紛紛參軍，革命隊伍迅速擴大，太平軍剛進入湖南時，不過五六千人，但占領武昌後，太平軍的隊伍已增加了許多倍。可惜太平天國的兩個重要領導人——南王馮雲山和西王蕭朝貴先後在全州、長沙壯烈犧牲，這是太平天國革命的重大損失。
太平軍占領武昌後，即乘勝前進，順長江東下，水陸並發，清軍望風披靡，不戰而潰。太平軍克九江，下安慶，取蕪湖，1853年3月19日，一舉攻克了江南第一大城市——南京。
太平天國在攻下南京以前，沒有固定的根據地，攻下南京後，正式在這裡定都，把南京改名為「天京」。從這個時候起，直到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止，這裡就一直成為太平天國的政治中心。
（張革非）
《天朝田畝制度》
太平天國在定都天京以後，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它是太平天國進行革命和建國的偉大綱領。
《天朝田畝制度》這個文件集中反映了中國封建時代廣大被壓迫被剝削的農民群眾的鬥爭要求。文件規定一切土地財產都不應該私有，在這個原則之下，地主階級的私有土地當然應該沒收，分配給農民耕種。文件規定：「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將所有土地按好壞和產量分為九等，按人口多寡和勞力強弱，平均分配。婦女也可以和男子一樣分到土地。
《天朝田畝制度》還規定，每家種桑織布，養雞養豬，每二十五家設置木匠、石匠等搞副業和手工業生產。每年全部收成除留給自用外，其餘都歸國庫，個人不得私有。婚喪嫁娶由國庫開支，老幼無依的人由國家撫養，豐荒相濟，彼此幫助，建立一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人間樂園。
《天朝田畝制度》又規定兵民合一的社會組織和守土鄉官制，它的內容是：以家庭為基本組織細胞，每二十五家為一個單位，設一兩司馬，四兩司馬設一卒長，五卒長設一旅帥，五旅帥設一師帥，五師帥設一軍帥，一軍共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家，每年每家出一人為伍卒，戰時殺敵，平時為農。軍帥以下稱鄉官，軍帥以上設監軍、總制，稱守土官。
按照這種組織制度，每二十五家自成一個獨立的政治、經濟的基層單位，統轄於兩司馬之下。兩司馬的權力很廣泛，從組織生產到居民消費，以及軍事、民政、財經、司法、教育、禮儀、宗教無所不管。其中特別規定：「力農者有賞，惰農者有罰」，獎勵好好生產和安定社會秩序。兩司馬的權力雖然很廣泛，但規定有嚴密的保舉升貶制度，以杜絕破壞分子從中弄權作惡。好官可以隨時提升，壞官也可以及時撤掉。
這些都是太平天國農民革命英雄們在《天朝田畝制度》中所規定的革命和建國的綱領。這個綱領有著徹底地反對封建制度的革命意義，它激發了廣大的農民群眾起來進行革命鬥爭。許多農民對地主不交租或少交地租，這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封建勢力，並使農民不同程度地得到了一些好處。但是《天朝田畝制度》企圖廢除私有財產，取消商品流通，這在當時生產力還很落後並且沒有無產階級進行領導的情況下，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空想，是不符合當時歷史發展要求的，因此也是行不通的。《天朝田畝制度》所規定的平分土地的辦法，在當時也沒有實行。
（張革非）
太平天國的北伐
咸豐三年四月（1853年5月）初，由李開芳、林鳳祥等率領的兩萬餘名太平軍從揚州出發，太平天國史上可歌可泣的北伐戰爭正式開始。
北伐軍在初期進軍非常順利，幾個月內，經安徽、進河南、渡黃河，轉入山西，折而進至直隸（河北），真是勢如破竹，銳不可當。可惜在渡黃河的時候，由於船少人多，一個星期才渡過一萬多人，還有三分之一的軍隊在南岸受到清軍阻擊，只得退回天京。北伐軍沒有全軍渡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戰鬥力量。
1853年10月底，北伐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克靜海、獨流，前鋒進抵天津西南數十里的楊柳青，北京大震。清朝皇帝把財物都運往熱河，準備逃跑。大小官員紛紛出城逃避，北京亂成一團。在這反動統治的生死存亡關頭，封建統治者調集了最精銳的軍隊，前往防堵北伐軍。天津地區的地主富商，也出於階級仇恨，自動組織起團練武裝，以阻擋北伐軍的進攻。這時正是隆冬季節，北方天寒地凍，太平軍缺乏寒衣糧草，給北伐軍增加了很大的困難。1854年年初，北伐軍進攻天津不下，便南下阜城，等待天京的援軍。
北伐軍在天津受挫的消息傳到天京，天京方面就積極抽調兵力，組織援軍。北伐援軍於1854年2月4日從安慶出發，3月在豐工搶渡黃河，進入山東境內。山東當時災情嚴重，饑民遍野，太平軍經過這裡，群眾紛紛參加進來，這就大大增強了北伐援軍的力量。4月間，他們就攻下了山東北部重鎮臨清州，這裡離阜城只有二百多里，兩軍的會師已是指日可望了。可惜援軍沒有能繼續北上和北伐軍會合。清軍撤出臨清時，燒毀了所有不能劫走的糧草，這時又包圍臨清，斷絕了城中的接濟。北伐援軍中新參加的群眾大都沒有受到嚴格的整頓訓練，更缺乏革命的教育和鍛煉。許多新兵到了臨清州，見到大軍糧草一時接濟不上，竟然動搖起來，紀律鬆弛，紛紛逃散。北伐援軍的領導和太平軍的老戰士屢加勸阻也約束無效，隊伍一時陷入紊亂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北伐援軍只好撤出臨清。在撤退的路上，援軍曾經一度打敗追擊的清軍，但是後來終於被清軍各個擊破。
當北伐援軍到達臨清州的消息傳來，李開芳、林鳳祥等非常高興。他們組織兵力於1854年5月初從阜城突圍到達直隸東光之東西連鎮，並決定由林鳳祥留守連鎮，李開芳率馬隊二千多人進入山東高唐州迎接援軍。李開芳到這裡才知道北伐援軍已經失敗。他們不但得不到支援，反而使林、李兩軍從此分開，各自孤軍作戰，力量更加單薄。但是林鳳祥仍然率領幾千太平軍和清軍展開無數次血戰，堅守連鎮十一個月。殘暴的清將僧格林沁在連鎮周圍四十里築圍牆，挖深壕，包圍連鎮，又挖開河水灌入城內。太平軍彈盡糧絕，最後以吃樹皮充飢。在這極端困苦的情況下，他們仍然堅貞不屈，戰鬥到底。1855年3月林鳳祥率餘部突圍，不幸被俘，被敵人用極刑殺害。臨刑時，他怒目看傷處，滿懷著對於反動統治者的深仇大恨，英勇就義。李開芳在高唐州也一直堅決抵抗清軍的圍攻，後來突圍到茌平縣的馮官屯。清軍在攻破連鎮後，便集中全力進攻馮官屯。僧格林沁又用老辦法引運河水灌入城內，李開芳在突圍中被捕，1855年6月在北京英勇就義。臨死之時，他「笑語如常，旁若無人」，異常從容鎮定。與此同時，北伐軍全體將士也都壯烈犧牲，北伐戰爭終於失敗了。
北伐軍經歷了江蘇、安徽、河南、山西、直隸、山東六省，在沒有根據地和缺乏糧食軍火的情況下，轉戰幾千里，連克州縣數十個，給清朝統治以嚴重打擊，也給長江流域太平軍的活動創造了有利條件。最後，北伐軍以極微薄的兵力，堅守孤城達一年之久，才在戰鬥到最後一人的情形下宣告失敗。
（美珍）
楊韋事件
咸豐六年（1856），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已經三年，這時期，太平軍一方面舉行了西征、北伐，把革命繼續向前推進；另一方面立法建制，安定社會秩序，鞏固革命政權，革命形勢是大好的。但是，農民階級的許多弱點在革命勝利時期也愈來愈顯露出來了，如保守、狹隘、自私等觀念反映到政治作風上，就發展為鬧宗派、鬧個人權威等不良傾向。同時，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有不少地主、商人等剝削階級分子被卷到革命隊伍中來，這些人有的是暗藏的反革命奸細；有的是政治野心家，投機分子，他們帶來的剝削階級意識嚴重地侵蝕著革命隊伍，有的則伺機從中破壞革命，奪取革命果實。太平天國領導者沒有能力解決這一系列問題，反而在革命大好時機，爆發了領導集團之間爭奪權力的派別鬥爭，這個鬥爭最後導致領導集團的公開分裂，這就是發生1856年9月的「楊韋事件」。
這時期太平天國的領導核心除了天王洪秀全外，還有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燕王秦日綱，豫王胡以晃等。他們在革命初起時，能團結一致，保持艱苦樸素、朝氣蓬勃的革命作風。但到天京後，就逐漸起了變化。天王洪秀全在革命發動時期，表現了偉大的毅力和創造精神，但後來就逐漸沉醉於豪華的宮廷生活，很少過問政事，軍政大權都掌握在東王楊秀清手中。楊秀清出身於極貧苦的僱工家庭，從小就成了孤兒，隨伯父在紫荊山區種山燒炭過日子，為人剛強有膽識，常常領導人們反抗貪官污吏的勒索，成為燒炭工人的領袖，後來參加了拜上帝會，共謀革命。楊秀清有著卓越的軍事和政治才能，他對於太平天國革命曾經有過很大的貢獻。自從他被封為東王后，他就成為實際領導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最高指揮。太平天國之所以能有那樣巨大的發展，楊秀清的領導曾經起過重大的作用。但是，農民、小手工業者的狹隘性和宗派傾向，使得即使像楊秀清這樣的英雄人物也難於擺脫這種階級的局限性。定都天京後，他逐漸驕傲自滿起來，看不起洪秀全，甚至假借天父下凡附在他身上的名義要杖責洪秀全，對其他各王也加以排擠，隨意斥責，對部下嚴刑苛罰，引起天王和許多將領的不滿。這些情形都被北王韋昌輝看在眼裡。韋昌輝出身於地主富商家庭，他在家鄉的時候，因受到當地大地主官吏的壓制排擠，無法立足，才參加了太平天國革命。這時，他表面上對楊秀清表示特別恭順，卻早已拉攏了一批不滿楊秀清的諸王和高級將領，密謀伺機殺死楊秀清，篡奪革命政權。
1856年夏天，正當革命在軍事上達到全盛的時候，楊秀清決定逼迫洪秀全讓位，要求洪秀全封他為「萬歲」。洪秀全表面上答應了，卻立即秘密派人召回在江西督師的韋昌輝、在武昌督師的石達開和在丹陽督師的秦日綱，準備對付楊秀清。韋昌輝一接到命令，認為時機已到，立即率心腹部隊三千人趕回天京。1856年9月2日深夜，韋昌輝到達天京，立即包圍了東王府，殺死了楊秀清及其全家。此後又借搜捕「東黨」為名，乘機擴大事變，繼續捕殺了兩萬多名優秀的革命幹部。天京城內人心惶惶，造成了一種恐怖局面。10月間，正在武昌督師的石達開聽到消息，連忙趕回天京，責備韋昌輝不該濫殺無辜。可是韋昌輝竟又想殺死石達開，石達開只好半夜縋城逃出天京，結果石達開在京的全家老小都被殺害了。韋昌輝這種極端陰險狠毒的殘暴行為，引起了太平軍全體官兵和百姓的憤慨。11月間，石達開在安慶起兵，要求洪秀全順從民意殺死韋昌輝。洪秀全被迫把韋昌輝殺死了，同時殺死了秦日綱、胡以晃等二百多人。韋昌輝在天京將近三個月的恐怖統治這才算結束了。
經過這場大屠殺，太平天國的許多優秀革命幹部犧牲了，太平軍的實力大受損傷，太平天國革命形勢從此逆轉，開始由勝利發展走向停滯和衰落了。
（美珍）
石達開
石達開（1830—1863），廣西貴縣（今貴港市）人。他很早就參加了拜上帝會，在貴縣地區積極開展革命宣傳和組織工作。金田起義時，他帶領一支擁有三千多名武裝齊全、訓練有素的隊伍加入了太平軍，成為太平軍的主力部隊。金田起義後，石達開一直和蕭朝貴帶領著先鋒隊在最前線作戰。兩個人都以勇猛無敵著稱，軍功卓著。天王洪秀全在永安封王時，年僅二十歲的石達開便被封為翼王，成為革命領袖之一。咸豐二年七月（1852年9月），蕭朝貴在戰鬥中不幸犧牲，從此先鋒隊的總指揮就由石達開擔任。他率領大軍沿江東下，破漢陽，下武昌，攻安慶，克南京，大小數百戰，每戰必勝，為全軍的勝利前進打開了通道。這些勝利的取得，根本原因固然是太平軍全體將士英勇奮戰的結果，但作為軍事指揮員的石達開在革命戰爭中所鍛煉出來的卓越的軍事才能，也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因素。石達開在指揮作戰的時候，善於審度軍情敵勢，正確制定作戰策略，採用機動靈活的戰術，避敵鋒芒，攻敵弱點，出奇制勝，所以戰果輝煌。
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石達開又親率大軍西征，西征的目的是收復太平軍在進攻南京時放棄的長江上游各地，以便擴展太平天國占領區，更好地鞏固天京。1854年，石達開帶領太平軍在安徽一舉克復了二十二個州縣，擴大了太平天國在安徽的地方政權。1855年1月，由曾國藩率領的反革命湘軍圍攻九江。為了和反革命爭奪長江上游，石達開又奉命率軍西上。石達開進駐湖口指揮時，先扼守據點，堅壁高壘，不和敵人決戰。一到晚上則虛聲恫嚇，騷擾敵人。如此月余，弄得湘軍求戰不得而又疲憊不堪。於是石達開故意撤開湖口守兵，把一部分湘軍水師誘入湖內，然後封鎖湖口。湘軍水師被截成兩段後，太平軍再用小船火攻外江的湘軍水師，取得了湖口九江大捷。石達開乘勝西進，又一次攻克了武漢。
1855年10月，湘軍兵力集中於武漢外圍，攻打武漢，江西敵人防守空虛。於是石達開採取了攻江西以救武昌的戰略，率大軍從湖北進入江西，連克袁州、瑞州、臨江、吉安等地，迫使曾國藩退入南昌困守。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餘州縣都落入了太平軍手中，圍困武昌的湘軍也不戰自潰了。
足智多謀的石達開，就用這種靈活多變的指揮，給了反革命軍隊以沉重的打擊。敵人對石達開，真是聞風喪膽，畏忌異常。石達開不愧是太平天國的第一等軍事人才。
1856年9月間，「楊韋事件」發生，不久，洪秀全下令殺死了韋昌輝，石達開回到天京。當時「全朝同舉翼王提理政務」，並且「大家喜其義氣，推為義王」。石達開的輔政，深得全體軍民的衷心擁戴。可是洪秀全猜疑他，不肯信任他，並且封了自己的兄弟洪仁達、洪仁發為王來牽制他、排擠他。在這種情況下，石達開便於1857年5月負氣出走，離開天京，帶領了一大批軍隊，脫離太平天國的領導遠征四川去了。石達開的出走雖然起因於受到洪秀全的猜忌和排擠，但這種不顧大局、離心離德的行動，分散了革命力量，在群眾中造成很壞的影響，給革命帶來了巨大的損失。石達開雖然很有才幹，但一旦離開了革命中心，獨樹一幟，孤軍作戰，常常陷入糧彈不繼、軍心渙散的局面中，戰鬥也就難免常常失利。他的軍隊先後轉戰於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廣西、湖北、貴州等省，直到同治二年（1863）才到雲南邊境，折入四川。5月，石達開率軍到大渡河邊紫打地（今安順場），未及渡河，即為清軍圍住。這裡地勢險惡，前有大渡河，左有松林河。石達開的軍隊陷入了絕境，數次突圍，都未能成功，堅持了二十餘日，軍隊傷亡很重。在這種情況下，石達開竟幻想犧牲一己，換取封建統治者對於他部下將士的寬宥，便將自己捆綁起來，到清營中去。但反革命分子是非常狠毒的，他們決不放過任何殘殺革命力量的機會，終於卑鄙毒辣地將石達開軍隊兩千餘人全部殘殺了，石達開也於1863年6月25日在成都被殺害。
（美珍）
曾國藩 湘軍
太平天國以天京為中心，占領了長江流域許多重要城鎮和地區，摧毀了這些地區的封建政權，沉重地打擊了封建勢力，整個清朝的封建統治有搖搖欲墜之勢。在這尖銳的階級鬥爭的形勢下，整個地主階級都動員起來，一致對付革命農民。但是，原來主要是掌握在滿族地主手中的清朝常備軍——八旗軍和綠營兵，這時已腐朽不堪，幾乎完全喪失了戰鬥力，在太平軍鐵拳的打擊下，七零八落，屢戰屢敗。因此，清朝政府便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漢族地主的力量，號召各個地方的「士紳」，自行組織地主武裝——團練，就地抵抗農民革命軍。曾國藩就是在這種情勢下，以辦團練為名，得到了重用。
曾國藩（1811—1872），湖南湘鄉人。出身於地主家庭，從小深受封建教育。道光十八年（1838），他考中進士，後來拜在穆彰阿的門下，到道光末年已升官為禮部侍郎。咸豐三年（1853），曾國藩因喪母在家，這時正是太平軍出廣西經湖南、湖北向南京進軍的時候，清政府任命他幫助湖南巡撫督辦團練。曾國藩全力從事這項事業。在鎮壓農民起義中，因為他殺人殺得太多，像剃頭髮一樣，所以人們把他叫作「曾剃頭」。他自己也曾向皇帝表白說，為了反革命事業，即使「身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
曾國藩在團練的基礎上建立了「湘軍」。湘軍士兵以營官自招為原則，每個營只服從營官一人，全軍只服從曾國藩，就這樣形成了一種嚴密的隸屬關係。
1854年2月，湘軍練成了一支包括陸軍和水師的一萬七千餘人的隊伍。於是曾國藩便正式出師與太平軍作戰。他發布了「討粵匪檄文」，號召為保衛「孔孟聖道」、保衛清朝封建統治而戰。但缺乏戰鬥經驗的湘軍，在太平軍的打擊下，連遭慘敗。湘軍的重要將領塔齊布、羅澤南等先後被擊斃，水師戰船也不斷潰敗，損失極重。曾國藩又驚又急，曾三次要投水尋死，都被隨從救出。一直到太平天國發生內訌，力量削弱，湘軍才逃過覆滅的危險，獲得了重整力量的機會。
湘軍雖然一開始出師不利，但是曾國藩的立場卻毫不動搖。他重新整頓軍隊，繼續和太平軍進行戰鬥。
1860年，清朝政府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曾國藩得到了清朝政府的倚重，掌握了軍政大權，發揮了高超的才能，把國內封建勢力和外國勢力聯合起來，先後奪回了太平天國占領的長江流域的許多重要城市，最後終於在1864年攻陷了太平天國首都天京。天京陷落，素稱富庶的天京，變成了一片瓦礫。
（張革非）
陳玉成 李秀成
楊韋事件後，楊秀清被殺，石達開出走，一時形成了「朝中無將，國內無人」的危急局面。把革命危局支撐下來、擔負起太平天國後期的主要軍事重任的是兩個青年將領英王陳玉成（1837—1862）和忠王李秀成（1823—1864）。
陳玉成，廣西藤縣人，貧僱農出身。他十四歲跟隨叔父陳承到金田村參加了太平軍，十八歲就帶兵在前線作戰，勇猛善戰，為太平天國革命立過不少功勞。咸豐六年正月（1856年2月），鎮江被圍急，他被派去援救。他乘坐一條小船，衝破密密包圍的清軍水師，和鎮江守將吳如孝會合起來內外夾攻，把清軍打得大敗，解除了鎮江的危局。
楊韋事件後，陳玉成毅然承擔起革命的重擔。他聯合李秀成軍先後打垮了湘軍精銳李續賓部，擊潰了清朝江北、江南兩大營，穩定了長江上游的戰局，解除了天京的危機。1859年，天王因他戰功卓著，封他為英王。
1860年，曾國藩在做了長期的準備之後，調出他的主要兵力大舉進攻安慶。安慶是保衛天京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軍事據點。陳玉成為了打破湘軍對安慶的圍困，決定先進攻武昌，直搗湘軍的後方，以便迫使包圍安慶的湘軍回救武昌，使安慶之圍不攻自破。1861年陳玉成率大軍從安徽的霍山向湖北挺進，經過十二天的日夜行軍和戰鬥，迫近武昌。武昌城內反革命催促包圍安慶的湘軍回軍救援，陳玉成解救安慶的計劃即將實現。英國侵略者在這種形勢下竟然無恥地出面干涉，阻止太平軍進攻武昌。結果太平軍停止了向武昌的進軍，外國侵略者的干涉拯救了武昌的反革命，也幫助了包圍安慶的湘軍。安慶的形勢越來越緊張，湘軍日夜圍攻，陳玉成千里奔波，三次浴血苦戰，救援安慶，都因眾寡不敵，沒有成功。1861年9月初，安慶失守。陳玉成退守到壽州時，由於叛徒苗沛霖出賣，被捕。同治元年五月初八（1862年6月4日）他在河南延津被殺害，犧牲時才二十六歲。
李秀成和陳玉成同鄉，也是出生在一個極其貧苦的農民家庭，常常過著挨餓受凍的日子。1851年9月，太平軍路過藤縣時，他全家都參加了革命。李秀成是一位天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1853年秋天，他跟隨翼王石達開西征，在安徽根據地，他一面帶兵英勇作戰，取得很大勝利；一面輔佐石達開整頓地方政事，幫助人民恢復生產、安定生活，廣大群眾都很愛戴他。
楊韋事件以後，他和陳玉成共同擔負起革命重擔，成為太平天國後期的兩大軍事支柱。1857年後，他一直和陳玉成並肩作戰，奔走長江南北，狠狠打擊清軍，收復失地。1860年（咸豐十年）春，在攻破江南大營後，他乘勝率軍東進，連克常州、無錫、蘇州、嘉興，解放了江蘇省、浙江省的大部分地區，把這些地區變成支撐後期太平天國革命的主要根據地。李秀成又在各地建立地方政權，救濟難民；頒發田憑，把無主土地交給佃戶；減輕稅收，扶植工商業；鎮壓反革命叛亂，穩定地方秩序，這些措施得到了廣大人民的熱烈擁護。
1858年年底，滁州守將李昭壽和江浦守將薛之元相繼叛變投敵，天京受困。李秀成知道後，急忙趕回天京，鎮守浦口，他極力扼住天京北岸的門戶，防止敵人襲擊。叛徒李昭壽派人送信給李秀成，企圖誘使李秀成投降清朝，恰巧天王派侍衛查營，送信人被侍衛捕獲。天王見信，對李秀成產生了懷疑，下令斷絕天京和浦口間的交通，不准李秀成的官兵來往天京。李秀成保衛天京的決心並沒有因此動搖，他仍然堅守崗位，注視著敵人的動靜。經過二十多天的考察，天王終於認識到李秀成的忠誠，深受感動，就用黃緞親寫「萬古忠義」四字賜給李秀成，並封他為忠王。
1860年後，李秀成又親率大軍和英法美外國侵略軍展開多次的激烈戰鬥，每戰必勝，殺死殺傷大量敵人，繳獲大批洋槍洋炮，狠狠地教訓了外國侵略者。
陳玉成犧牲後，曾國荃的湘軍順江直下，包圍天京，外國侵略軍不斷增援幫助清軍，攻打江浙根據地。在中外反動勢力聯合進攻下，革命形勢急轉直下，江浙戰場相繼瓦解，李秀成雖然晝夜奔波，努力挽救，還是無力從根本上扭轉局勢。1864年6月洪秀全逝世，7月，天京陷落，李秀成辭別了老母妻兒，帶著洪秀全的兒子突圍出走，不幸在天京東南的荒山中，為清軍所俘。這年的同治三年（8月7日），李秀成被封建統治者殘忍地殺害了。
（美珍）
太平軍大敗「洋槍隊」
1860年（咸豐十年）5月，太平軍打破了清軍包圍天京的所謂「江南大營」，接著就乘勝東進。在傑出的軍事將領李秀成的指揮下，不到五十天的時間便攻克丹陽、常州、蘇州、嘉定、青浦等重要城鎮，兵鋒直指上海。這時防守上海的清軍只有兩千多人，太平軍大兵壓境，使得中外反動派大為恐慌。聚集在上海的地主、官僚、買辦們，通過上海地方的封建官吏，和外國侵略者勾結起來，共同對付農民革命軍。在美國駐上海領事的授意之下，以美國華爾為首，募集了一批包括美、英、法、德、意等國的士兵，組織了一支以中國的地主富商出錢、外國侵略者出槍出人的國際反革命武裝——「洋槍隊」。
「洋槍隊」組成以後，就立即向正往上海前進的太平軍進攻。1860年8月，華爾帶領「洋槍隊」進攻青浦的太平軍，但「第一仗就被太平軍打得大敗」。據李秀成敘述，這一仗「殺死鬼兵六七百人，得其洋槍二千餘條，得其大炮十餘條，得洋莊（一種舊式洋炮）一百餘口，得其舟只數百餘條」。華爾本人也受了重傷，只得狼狽地逃回上海。
外國侵略者並不甘心於失敗，他們又招募了一批中外亡命之徒，把「洋槍隊」擴大到五千餘人。1862年1月，李秀成第二次進攻上海，上海人民紛紛起來響應太平軍。這次，英國海軍司令何伯、法國海軍司令卜羅德公開出來組織侵略聯軍，並且把李鴻章的軍隊運到上海來配合「洋槍隊」向太平軍大舉反撲。在高橋一戰中，勇敢的太平軍將士們頑強地抗擊著強大的反革命武裝，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抱頭鼠竄，幾乎抓住了何伯和華爾。英國駐上海的領事麥華陀報告說：「幸而那個地方有一隻小船，他們得以乘船逃走，不然，一定被太平軍捉去了。」
外國侵略軍在太平軍面前屢戰屢敗，但在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面前，卻異常兇狠殘暴。據記載，高橋戰鬥時，「洋槍隊」「第一件事即縱兵搶劫」。這些侵略強盜「拿取銀子多到不能不拋棄一部分，士兵們拿取之物超過他們所能攜帶的」。他們還野蠻地燒殺姦淫，「洋槍隊」的頭子華爾就曾親手把捉到的太平軍「斬首開膛」，來滿足他的殘殺的獸慾。侵略強盜這樣放肆地欺負和屠殺中國人民，清朝封建統治者卻對他們感激涕零，竟賞華爾參將銜，並且把「洋槍隊」改名為「常勝軍」。
1862年5月，李秀成親率大軍第三次進攻上海。5月17日，太平軍與侵略軍會戰於太倉城下，當天未分勝負。第二天，又「開兵大戰」，結果又將侵略軍打得大敗。侵略軍被斬的有幾百人，逃走落水而死的有千餘人，被繳獲大炮洋槍不計其數。在戰鬥中，太平軍還活捉了華爾的副手法爾思德。太平軍愈戰愈強，大軍直抵上海城郊的徐家匯、虹橋、法華鎮等處。英法干涉軍從此龜縮在上海城內，不敢再出來迎戰。李秀成說：「那時洋鬼並不敢與我見仗，戰則即敗。」曾國藩在給皇帝奏摺中也不得不承認，「夷人之畏長毛（長毛是反動派對太平軍的侮稱）亦與我同，委而去之，真情畢露。」不久，在浙東戰場上，太平軍打死了這個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外國劊子手華爾。
手執土槍刀矛的太平軍英勇地抗擊裝備著最新式洋槍洋炮的外國侵略軍，並且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可惜當李秀成大敗「洋槍隊」，包圍了上海城的時候，天京正十分危急，李秀成不得不回援天京，侵略軍才得到死裡逃生的機會。
（美珍）
《資政新篇》
《資政新篇》是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的作品。洪仁玕（1822—1864）是洪秀全的族弟，他是拜上帝會最早的信徒之一。金田起義的時候，他來不及趕去參加，以後清政府要緝捕洪氏家族，他不能在原籍安居，遂逃往香港。在香港，他與外國傳教士有較多的接觸，受到了一些西方資本主義的思想影響。咸豐四年（1854），他跑到上海，企圖奔赴天京，因為蘇、常一帶道路被清軍阻隔，未能如願，只得又回到香港。1858年6月，他又喬裝成商人離開香港，從廣州經江西，於次年4月到達天京。洪秀全見到他非常高興，十分器重他，不久封他為干王，總理全國政事。
洪仁玕在當時是個思想比較新穎、知識比較豐富的人物。他在總理太平天國政事後，勵精圖治，整頓綱紀，並向洪秀全提出了一個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革新政治、發展工商業的綱領，這就是《資政新篇》。其主要內容包括政治和經濟兩個方面：在政治方面，他提出加強統一領導，使「權歸於一」；興鄉官，設鄉兵，健全地方政權和地方武裝；開辦新聞事業，設立不受一般官吏節制的「新聞官」和意見箱藉以溝通群眾的意見，使「上下通情」；興辦醫院、跛盲聾啞院、鰥（guān）寡孤獨院等社會福利事業；成立士民公會以拯困扶危，以及辦理教育等主張。在經濟方面，他提出興辦近代工礦交通企業：開礦山，辦工廠，設郵局，開銀行，發行紙幣，仿造火輪車、輪船，獎勵創造發明等。此外，還主張與外國自由通商，平等往來。除這些建設性的主張之外，《資政新篇》還提出了一些革除弊政的方案，如反對貪污舞弊，取締迷信、溺嬰或販賣子女，禁止吸食鴉片和遊手好閒等。從《資政新篇》的內容中可以看出：洪仁玕想在太平天國農民革命中實行一些資本主義性質的措施，這對當時中國的封建社會來說，是有進步意義的。但是，一方面，由於洪仁玕長期脫離了革命的實踐，對農民群眾的強烈要求和革命鬥爭的迫切需要缺乏認識，所以《資政新篇》里根本沒有觸及土地問題這樣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另一方面，由於中國這時還沒有出現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還缺少實現《資政新篇》中提出的各種政策的社會條件和階級基礎。所以，這個文件就不能為農民群眾所接受，因此沒有也不可能產生什麼實際效果。
天京失陷時，洪仁玕正在安徽，在這裡，他會合了洪秀全之子，並前往浙江，1864年9月折往江西。10月9日，洪仁玕被清軍襲擊俘獲，11月23日在南昌英勇就義。死前，他慷慨地說：「得失生死，付之於天。文天祥就是我的榜樣！」
（美珍）
小刀會
以前，貧苦的勞動群眾為了反抗統治階級的壓迫，為了患難時的互相援助，常常進行秘密結社。小刀會就是秘密結社的一種，它是勢力很大的天地會的一個支派。據傳是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於廈門創立的，後來在廣州、上海、寧波等地發展組織，參加者大多是農民、手工業工人、水手、失業勞動者和遊民。
太平天國革命的勝利發展，鼓舞著各地人民的鬥爭。小刀會也在太平軍的影響下發動了武裝起義，其中規模最大、堅持最久的是上海的小刀會起義。
咸豐三年八月初五（1853年9月7日），在太平軍定都天京後不久，上海的小刀會在劉麗川的領導下發動了武裝起義。起義軍殺死了上海知縣袁祖德，活捉了上海道台吳健彰，迅速地占領了上海城。
這一次起義組織得很好。起義以後，小刀會立即發布告示，一面指斥清政府的罪惡，一面申明紀律，安定社會秩序。很多群眾熱烈地參加隊伍，沒有武器，就「削竹為槍，斬木為兵」，很快就發展到一萬多人。起義的第二天，上海附近青浦、嘉定等地的農民領袖周立春又帶領四千人趕來參加戰鬥，聲勢更為壯大。起義的群眾頭裹紅巾，身披紅帶，手執紅旗，上海變成了一個紅色城市。
上海小刀會起義給了清政府沉重的打擊，清政府只得從原來包圍天京的江南大營中抽調軍隊，前往鎮壓。但是，小刀會鬥爭得十分英勇。清軍包圍了上海城一年多，發動了無數次的攻城戰，都被起義軍堅決擊退了。後來起義軍糧盡彈絕，甚至「所有貓狗及昆蟲都被吃光」。清軍想趁此機會，引誘起義軍投降。小刀會殺死了前來誘降的奸細，堅持革命氣節，毫不妥協。
這時，外國侵略者便兇惡地對革命進行公開干涉。首先，法國領事荒謬地要求小刀會撤離上海。當這個無理要求被拒絕後，英、法、美三國便聯合起來，在上海城與租界之間，築造圍牆，以切斷小刀會的給養。最後，外國侵略者的軍隊更直接地以軍艦大炮向起義軍進攻。起義軍對付外國侵略者也像對付本國反動派一樣，給予堅決的回擊。在一次戰鬥中，「當場有法軍十三人陣亡，另有三十餘人受傷」。
小刀會的領導者劉麗川曾數次派人向太平天國報告起義經過，並表示願意接受太平天國的領導，共同作戰。但此時太平軍戰事緊張，沒有力量東顧，小刀會只能孤軍奮戰。1855年2月17日，這支英勇的起義軍終於在中外反動派的聯合武裝進攻下失敗。上海城失陷，劉麗川犧牲。小刀會的餘部在潘金珠率領下轉戰到達天京，參加了太平軍，繼續進行戰鬥。
除了上海以外，福建的小刀會也於1853年5月在黃位、黃得美等領導下發動了武裝鬥爭，並且曾占領了廈門等重要城市，直至1858年才被鎮壓下去。
（文海）
大成國
在太平天國革命發生後的第四年，即咸豐四年（1854），兩廣（廣東、廣西）地區的人民在天地會領導下發動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反清革命運動，建立了「大成國」。
「大成國」反清起義的火把最先從廣東佛山鎮燃起，不久便蔓延到兩廣各地，主要領袖是陳開和李文茂。陳開是廣東佛山鎮人，出身於貧苦家庭。他曾替人打工度日，又曾當過船工，是天地會的一名領袖。1854年7月，陳開和其他一些天地會領袖在佛山鎮率眾起義。起義群眾以「紅巾為識」，因此被反革命辱罵為「紅巾賊」或「紅頭賊」。起義發動後，很快就占據了佛山鎮，並得到了李文茂領導的另一支天地會起義軍的響應。
李文茂，廣東鶴山人，是當時粵劇的著名藝人，天地會中有名的拳師。陳開在佛山率眾起義後，李文茂便領導群眾在廣州的北郊佛領舉起了義旗，響應陳開起義軍。
起義的形勢發展得異常迅速，不到十天的時間，起義軍就打下了「西至梧州，北至韶州，東至惠、潮，南至高廉」的十幾個州縣。陳、李兩支起義軍圍攻廣州達半年之久，有力地打擊了廣州的反動勢力。但當時兩廣總督葉名琛在外國侵略者和當地地主階級的反動武裝——「團練」的資助下，集中了反革命力量，向起義軍進行反撲，因而使起義軍一時遭到挫敗，不得不由廣東轉入當時革命高漲的廣西地區。
陳開、李文茂率軍轉入廣西後，在肇慶會合了廣西天地會梁培友、伍百吉、吳超等部的起義軍，乘船沿西江西進，一路攻梧州，過藤縣，並進攻潯州府。經過三個月的「環攻」，起義軍終於攻克了潯州城，革命的力量又恢復壯大起來。
起義軍攻占潯州府城後，便建立起革命的政權，國號「大成」，並改潯州為「秀京」。起義領袖陳開自稱鎮南王，李文茂稱平靖王。又設官分職，蓄髮易服，頒布了一些保護人民利益的政策、法令，初步地組成了「大成國」的革命政權。從1856年至1857年間，「大成國」起義軍以潯州為中心，分路出征，向四周擴展：李文茂親率大軍北伐，攻占了柳州、羅城、融縣與慶遠等地，接著，又「掠清流，襲思管，屯太坪，柳、慶二府，蔓延殆遍」，使起義勢力得到迅速的發展；陳開也親率大軍東征，攻占了梧州；另有一軍西征，先後攻占了橫州、永淳、南寧等地；與此同時，早在1853年起義的壯族領袖黃鼎鳳，率領壯漢人民已攻占了上林、賓州等地，並接受了「大成國」隆國公的封號，率領部眾加入「大成國」，因而使起義勢力更加壯大。這時「大成國」的勢力範圍，已控制了東到梧州、西至南寧、南至容岑、北抵柳州的廣大地區，一時形成了廣西人民革命的高潮。
「大成國」起義的勝利發展，是同全國革命形勢的高漲分不開的。太平軍在金田起義後，於廣西各地轉戰，曾消滅了不少的清軍，太平軍離開廣西後，又吸住了大批的清軍。這就給起義軍的順利發展造成了有利的條件；同時在太平天國革命的鼓舞推動下，廣西壯漢人民又不斷掀起革命的浪潮。當時在廣西，除了「大成國」起義勢力以外，在廣西東北部有朱洪英領導的天地會起義軍，以灌陽為根據地，建立了「昇平天國」；在廣西的南部有陳金剛率領的廣東起義軍；在廣西的西部有壯族領袖吳凌雲、吳亞終父子領導的壯漢人民起義軍，以新寧、太平為根據地，建立起「延陵國」的起義政權。這些起義勢力無一不有力地打擊著反動勢力。特別是1859年石達開部太平軍返回廣西後，使廣西各地的起義軍更加活躍起來。這種高漲的革命形勢，也給「大成國」起義的勝利發展帶來了有利的客觀條件。
「大成國」和其他各支起義軍沒有很好地利用這種十分有利的革命形勢，協同作戰，共同對敵，而是「各自為部，不相援應」。太平軍石達開部返回廣西後，「大成國」也未能同太平軍很好地合作。就連「大成國」內部，也不夠團結，一些領袖，往往因個人利益的衝突而產生分裂。如和陳開在廣東共同起義的陳顯良，因「未得封王」「有不服之心」，後來竟脫離「大成國」返回廣東；再如，1858年定北王梁昌與平西王區潤不和，梁昌被逐，逃回廣東合浦，結果被當地團練逮捕殺害，區潤後來也因內部不和被其部下所殺。起義軍內部的這種不團結嚴重地削弱了起義軍的戰鬥力量。
1858年後，起義軍在清軍與團練的猛攻下，柳州等重要根據地相繼失守，李文茂率軍一度轉入貴州黎平府地區，但由於當地反革命勢力猖獗，又退返廣西。不久李文茂便敗死於懷遠山中。1861年，「大成國」多年經營的根據地潯州，被清軍攻陷，陳開逃出潯州不久，也被地主團練所殺害。至此「大成國」的轟轟烈烈的反清起義，終於失敗了。
（馬汝珩）
捻軍
「捻軍」是與太平天國同時的一支農民起義軍的名字。捻軍起義爆發在咸豐三年（1853），到同治七年（1868）失敗，前後與清軍相持達十六年之久。
捻軍最初的活動地區主要在安徽、河南一帶。早在19世紀初期，這個地區的飢餓貧困的農民和一些失業遊民，由於不堪封建政權的壓迫，便一股一股地聯合起來，打擊地主富戶。最初，人們稱他們為「捻子」。後來，參加的群眾越來越多，逐漸形成一種群眾性的組織，因此，就出現「捻黨」的名字，活動地區也逐漸擴展到山東、江蘇等地。這時捻黨組織很分散，「結則為捻，散則為民」，時分時合。太平天國革命發生後，大大地推動了各個地區的農民鬥爭，捻黨也迅速地發展起來，並逐漸形成了以張樂行、龔得樹等為領導的幾支主要力量。
1853年太平天國的大軍進入安徽，同年5月又舉行北伐，沿途大大打擊了長江以北各地清軍的勢力。在太平軍的掩護和影響下，安徽、河南、蘇北、山東等地捻黨紛紛起義，號為「捻軍」。起義之初，捻軍支派很多，力量分散，經常被清軍各個擊破。為了改變這種不利的情況，1855年各地捻黨首領大會於安徽雉河集（渦陽），推張樂行為盟主，稱「大漢明命王」，各地的捻軍都聽從他的指揮調遣。這次會議是捻軍起義的一個轉折點。從此，捻軍開始從分散作戰轉變為有統一指揮的聯合戰鬥。結果在戰鬥中取得很大勝利，初步建立起豫皖根據地，勢力波及整個淮河流域，人數發展到幾十萬。
1856年年底，捻軍在河南、安徽交界的三河尖地區與清軍作戰，而太平軍則正在淮河以南桐城、六安等地與清軍作戰。捻軍要鞏固豫皖根據地，太平軍要鞏固淮南地區。從當時的形勢看來，只有兩軍會合才能取得勝利，在這種情況下，張樂行採取了正確的軍事路線，毅然率軍南下，於1857年3月與太平軍在安徽霍邱會師。從此以後，捻軍與太平軍進入聯合作戰時期，張樂行正式接受太平天國的領導，太平天國封他為「征北主將」「沃王」。太平天國的後期將領陳玉成和李秀成與捻軍始終保持著密切的聯繫。這兩支旗幟不同的農民革命軍共同戰鬥，給了封建統治者以沉重的打擊。
1861年後，由於太平軍在安慶保衛戰中失敗，使淮南戰區處於極為不利的形勢，張樂行只得率領捻軍渡淮北上，重新回到雉河集，結束了與太平軍在淮南長達五年的聯合作戰時期。但在同治元年四月（1862年5月），張樂行還曾經準備在壽州攔截陳玉成的囚車，救出自己的戰友，結果沒有成功。由於捻軍失掉了太平軍的支援，從1862年後，鬥爭極為艱苦。清政府派僧格林沁率領著蒙古騎兵作為鎮壓捻軍的主力。1863年3月，捻軍的根據地雉河集被清軍占領，捻軍的領袖張樂行被僧格林沁殺害。捻軍雖然失去了根據地，失掉了領袖，但是，捻軍的鬥爭並沒有結束。張樂行的侄兒張宗禹又帶領隊伍重新收復了雉河集，團結捻軍餘部繼續與清軍戰鬥。
1864年太平天國首都天京失陷後，原被陳玉成派出遠征西北的一支太平軍，回師東下，與捻軍聯合。太平軍的將領賴文光被推為捻軍首領。這時期的捻軍與以前不同，它發展成了一支正規化的戰鬥部隊，有統一的領導，有獨立作戰的戰略方針，更重要的是，它在整個抗清鬥爭中，已經不是單純起著一種配合作用，而成了一支主力軍。捻軍為了反擊僧格林沁的騎兵，便「易步為騎」，以騎兵為主，轉戰於安徽、河南、山東、江蘇等地。1865年5月在山東菏澤徹底擊潰了僧格林沁的騎兵，屠殺人民的劊子手僧格林沁也死在捻軍的鐵拳之下。
從1864年到1866年，捻軍的戰果是輝煌的，對清政府的打擊是沉重的。可是儘管捻軍取得了如此重大的勝利，但太平天國革命已經失敗，全國的革命形勢漸趨低潮。反動派也得以集中力量專門對付捻軍了。在這種情形下，賴文光決定將捻軍分成兩支，以便互相呼應、互相聲援。1866年秋天，捻軍開始分為賴文光所領導的東捻和張宗禹所領導的西捻。但這樣分兵的結果，卻更加削弱了捻軍的力量。
東捻軍轉戰在山東、河南、湖北等地，計劃從湖北入四川。東捻軍曾經在湖北把李鴻章的淮軍打得狼狽不堪，在山東又攻破清軍與英法侵略軍的聯合防線。但是，由於他們東西奔馳，經常處在戰鬥中，力量不斷削弱卻又得不到支援與補充，終於在同治六年（1867）底在山東被擊敗。次年初，賴文光在江蘇被俘就義。
西捻軍於1866年進入陝西，計劃聯合西北回民起義軍，然後在川陝間與東捻軍會師。西捻軍轉戰於陝西、山西一帶，並曾長驅直入河北，引起清廷極大的震動。但是，自從東捻軍被鎮壓後，鎮壓農民起義的李鴻章、左宗棠與英法侵略軍聯合攻擊西捻軍，西捻軍在優勢敵人的圍攻下，屢戰不利。最後於1868年8月在山東茌平搶渡運河時被擊敗，許多捻軍將領都壯烈犧牲。
（馬金科）
張秀眉 杜文秀 李文學
太平天國革命時期，貴州、雲南的少數民族人民，曾經響應太平天國革命，掀起了許多次的反清起義鬥爭，其中以張秀眉領導的貴州苗民起義、杜文秀領導的雲南回民起義和李文學領導的哀牢山彝族人民起義為最大。
張秀眉，貴州台拱廳（台江）人，出身於苗族的貧苦農民家庭。咸豐五年（1855）領導當地苗族人民發動了反清起義，起義軍很快占領了凱里、施秉、都勻、黃平等城市，起義勢力震撼了整個苗疆。在起義軍控制的範圍內，苗族人民把清政府在苗區建立的用以鎮壓苗民的堡壘，全部平毀，並且奪回了過去被苗、漢地主階級霸占去的土地，分給農民耕種。起義軍還和漢族白蓮教系統的「號軍」聯合，共同抵抗清軍。1860年太平軍石達開部從湖南進入貴州，苗民起義軍也配合作戰，圍攻貴陽，有力地打擊了清軍，使革命形勢得到空前的發展。
貴州苗民起義以後不久，1856年雲南各地的回族人民也舉行了大規模的反清運動。其中以杜文秀領導的一支起義軍最為強大，他們以大理為中心，活動於雲南西部。杜文秀在大理建立了元帥府，被推為兵馬大元帥，設立了文武官職，成立了與清政府相對抗的起義政權。大理政權在杜文秀領導下，實行了聯合漢族及其他各族的改善民族關係的政策，同時還進行了一系列恢復社會生產和減輕人民負擔的措施：如減輕賦稅、取消地方苛派、嚴格吏治軍紀、鼓動手工業和發展貿易等，因而博得滇西各族人民的支持。到同治六年（1867）杜文秀大舉東征昆明前，起義軍已占領了五十餘座城池，控制了雲南大半個省份。
差不多和杜文秀領導雲南回民起義同時，出身於彝族僱農的李文學，1856年5月在哀牢山區的天生營，率領彝、漢各族人民起義。起義軍提出「剷除贓官、殺絕莊主」的口號，表現了哀牢山彝、漢各族農民反抗清朝封建統治的決心。起義群眾共推李文學為「彝家兵馬大元帥」，在密滴村設立了帥府，作為領導起義的中心。起義軍在李文學的領導下，同當地的封建勢力展開了堅決的鬥爭，實行了「庶民原耕莊主之田，悉歸庶民所有」的革命措施，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並有力地配合了雲南回民起義軍抗擊清軍，因而使革命勢力不斷擴大，到1868年起義軍已控制了哀牢山北部的廣大地區。
1864年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國內革命形勢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清政府在帝國主義進一步的援助下，調集了大批清軍，鎮壓貴州與雲南的少數民族起義運動。苗民起義軍在清軍的血腥鎮壓下，1872年最後失敗，張秀眉被俘犧牲。雲南回民起義軍於1869年東征昆明失敗後，起義勢力一蹶不振，1872年也被清軍鎮壓下去，杜文秀服毒自殺。1872年李文學率領彝族起義軍援救杜文秀，不幸兵敗被俘，1874年遇害。同年，清軍攻陷彝族起義中心——密滴村，哀牢山彝族起義最後也失敗了。
（馬汝珩）
宋景詩
宋景詩是山東堂邑人，他家幾代以來，都是貧農。咸豐四年（1854），宋景詩三十歲的時候，曾和許多農民一起，到離家鄉十餘里的冠縣迎接過太平天國的北伐軍。很多農民投入了太平軍，跟著北上了。宋景詩帶著對革命的嚮往和對地主滿腔仇恨的心情，回到了家鄉。
他的家鄉和當時中國的其他農村一樣，充滿著貧困、飢餓、災荒，造成這種災難的主要原因是地主、官府的殘酷壓榨。因此，他的家鄉的農民也和其他各地的農民一樣，具有反抗、鬥爭、革命的要求。這種要求，在太平天國和捻軍鬥爭的鼓舞下，更加強烈了。
1860年，農民們因為連年災荒，連吃糠咽菜都很困難，官府卻還要增收農民的賦稅。於是，山東各地農民到處掀起了抗糧運動。堂邑周圍的農民群眾在宋景詩的領導下，集合了萬餘人進行反抗。
1861年3月29日，宋景詩帶領群眾打進了冠縣縣城，焚燒衙署，劫放獄囚，開倉取粟，救濟窮民，正式舉起了武裝起義的旗幟，這支起義軍叫作「黑旗軍」。
和黑旗軍同時起義的，還有屬於白蓮教系統的黃旗軍、紅旗軍、白旗軍、綠旗軍等，宋景詩與他們聯絡配合得很好。他們提出了「替天行道」「劫富濟貧」的口號，到處受到貧苦農民的擁護和支持。因此，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各支起義軍先後攻占了山東西北部的十三個縣城，聲勢盛大。
反動統治階級見起義軍發展迅速，起義地區又靠近京城，十分害怕，便趕快調集了數萬大軍，兵分三路，想用壓倒性的優勢兵力撲滅革命力量。在這種情形下，起義軍遭到了暫時的挫折。
同治元年（1863），宋景詩重整旗鼓，帶著隊伍回到了家鄉附近的臨清。
在家鄉等著他們的，不僅有清政府的官軍，而且還有當地地主階級自己組織起來的反動武裝——「團練」。這些團練武裝，都是由當地的惡霸土豪所掌握，對革命農民抱著很深的階級仇恨，其中尤以楊鳴謙領導的「柳林團」和王二香領導的「岡屯團」最為兇狠毒辣。黑旗軍對這兩個「民團」「白天打，黑夜打，見天兒打」，打得這兩個兇狠的地主武裝，龜縮在圩（wéi）子裡不敢伸頭，楊鳴謙和王二香也被宋景詩用計殺死。從此以後，黑旗軍又連續戰勝了清軍的多次進攻，取得了很大的勝利。
黑旗軍的紀律是很好的。他們規定：不許敲詐民財，不許占住民宅，不許奸盜邪淫。走路行軍絕對不踩莊稼，到一個地方只在野外紮營，不進村莊。黑旗軍每到一處，都先出告示安民，公賣公買，不賒不拿，並把反動及逃亡地主的土地和糧食，分給貧苦農民耕種、食用。所以，人民群眾對於黑旗軍愛護備至：婦女們為黑旗軍巡風；小孩們為黑旗軍遛馬；打仗時，農民們揚土助陣。正因為如此，後來黑旗軍雖只剩兩千多人，仍然能屢次打退三四萬反動武裝的攻擊。
清朝統治者為了拔去這個眼中釘，最後調動了它的王牌軍——僧格林沁的隊伍和直隸總督劉長佑的隊伍，聯合起來向黑旗軍進攻。1863年9月21日，兩軍會戰。反動派的優勢兵力逼使黑旗軍不得不撤退。撤退時，宋景詩叫人在圩子上遍插旌旗，鑼鼓不停。第二天僧格林沁撲進圩子，只見綿羊倒懸，羊蹄擊鼓，老牛曳車，車插旌旗，而起義軍卻早已不見了。
可惜從此以後，起義軍就兵分四散，有一部分被清軍擊敗；另一部分人，在宋景詩率領下，和捻軍會合起來，繼續戰鬥。
（宮明）
第二次鴉片戰爭
在咸豐六年到十年（1856—1860），英、法侵略者向中國發動了一次侵略戰爭。由於這次戰爭發生的原因和性質都和第一次鴉片戰爭相同，所以叫作第二次鴉片戰爭。
通過第一次鴉片戰爭，外國侵略者雖然打開了中國閉關自守的門戶，取得了一定的侵略權利，但由於當時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破壞得比較緩慢，外國商品對中國輸入的增加速度，遠不能使外國侵略者滿意。清政府雖然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被打敗並且簽訂了屈辱的條約，但它為了維護「天朝」的體面和減少人民的反抗，還不敢公開地站到侵略者方面去，因而和外國侵略者仍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偉大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也使侵略者感到有喪失在華既得權益的可能。為了進一步擴大在中國的侵略權益，使清政府百依百順地為自己的侵略政策服務，外國侵略者便決定再一次向清政府動用武力，通過一打一拉的方式，達到上述侵略目的。
第二次鴉片戰爭是由英國侵略者製造「亞羅」號事件直接引起的。1856年10月，廣州水師在廣州附近停泊的中國船「亞羅」號上逮捕海盜，這本是中國的內政，但是，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卻以該船曾在香港登記（事實上登記證已過期），應受英國保護為藉口，硬說中國水師在搜船時侮辱了英國國旗，向兩廣總督葉名琛提出釋放全部水手、賠禮道歉並允許英國人進入廣州等無理要求，蓄意發動武裝挑釁，最後終於爆發了戰爭。
1857年7月，英國全權大臣額爾金率領一支海陸軍到香港。法國也以「西林教案」（1853年，法國天主教神甫馬賴在廣西西林縣進行侵略活動。1856年，西林知縣迫於人民公憤，依法將馬賴處死）為藉口，命葛羅為全權大臣率軍來華。美、俄兩國也派公使和英國聯繫，表示支持英、法兩國，以便趁火打劫。
1857年12月，由於葉名琛不修戰備，英法聯軍攻陷了廣州，葉名琛被俘，但英法侵略聯軍立即遭到廣州人民和團練的反抗。1858年4月，英、法、美、俄四國使臣北上至大沽口外和清政府代表談判。英、法兩國在談判中故意製造問題，使談判破裂。5月英、法侵略者攻陷大沽炮台，直撲天津。清政府忙派桂良、花沙納為欽差大臣去天津議和，與侵略者訂立了《天津條約》。1859年6月，英、法侵略者藉口交換條約批准書，又率軍艦到大沽口外，拒絕清政府指定的由北塘登陸的路線，炮轟大沽炮台。守軍奮起抵抗，擊沉英、法兵船十餘只。侵略軍退回上海，經過一番休整之後，於1860年8月再度攻陷大沽、天津，直逼北京。咸豐帝倉皇逃往熱河。侵略軍攻占圓明園，園內金銀珠寶和珍貴文物被掠奪一空，隨後他們又縱火焚燒，使這座瑰麗的園林化為一堆瓦礫。侵略軍焚毀圓明園後，跟著進占北京，恭親王奕代表清政府和英、法議和，接受了侵略者的一切要求，於1860年10月簽訂了《北京條約》。《北京條約》和《天津條約》主要規定：①外國得派公使駐北京。②增闢牛莊（營口）、登州（煙臺）、台南、淡水、潮州（汕頭）、瓊州、漢口、九江、南京、鎮江、天津等口岸。③割九龍給英國。④賠英、法軍費各白銀八百萬兩。⑤准許外國人在內地自由傳教，等等。
美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始終是英、法侵略者的幫凶。當「亞羅」號事件發生後，美國公使巴駕對英國的侵略行為表示「完全熱忱地贊成」，而且保證要和英國「行動一致」，積極支持英國發動戰爭挑釁。英國海軍開始進攻廣州，美國海軍也馬上尾隨而來。美國三艘軍艦藉口護僑，在駛向廣州途中竟發炮攻擊獵德炮台。巴駕自己承認，這種行動是「幫助英國」的。但是，當戰爭已經擴大之後，美國一方面繼續對英、法表示堅決的支持和合作，另一方面卻又向清朝政府唱起和平的調子，表示友誼，以一個和事佬的假面目出現。實際上，美國已經看準了腐朽的清朝統治者不堪一擊，所以樂得借刀殺人，等著坐收漁利。1857年春，美國派列衛廉為駐華公使，他帶著美國政府關於聯合英、法行動，逼迫清政府修約的訓令，一方面鼓勵英、法打，另一方面又威逼清朝和，使出了最陰險毒辣的兩面手法，最後終於在《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中，「分沾」了「利益」。曾經是美國國務院歷史顧問的德涅特也不能不供認說：「美國代表在國際政治中從來沒有扮演過比這更無恥的角色了。」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美國侵略者雖然想盡辦法，要把自己打扮得像一個和平天使，但是它的雙手沾滿了殺人的鮮血，這是永遠也洗不掉的。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不僅外國侵略者擴大了在中國的侵略權益；而且由於外國公使駐京，侵略者與清統治者開始直接接觸，使清政府越來越受外國勢力的控制，成為外國侵略者統治中國的馴服工具，從而進一步加深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
（馬汝珩）
圓明園
北京西郊，從西苑到西山一帶，風景非常秀麗。遠在八百年前，封建的王侯世家便在這裡營建起行宮別苑，作為他們行樂的場所。清朝雍正皇帝即位，正式決定把這一帶定為夏宮所在，擴建了不少避暑宮殿。到了乾隆皇帝時，更大集全國名匠，從事興建。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就沒有一天停止過營建。清政府向人民盡情勒索，花費了數以億萬計的錢財，驅使著千百萬民工日夜地勞動，終於建成了一座世界上少有的宏偉美麗的人工宮苑（從前把帝王的花園叫作苑），這就是圓明園。
圓明園包括最主要的三個園：圓明園、萬春園和長春園，所以也叫圓明三園，其中以圓明園為最大。此外還有很多屬園，散布在圓明園的東、西、南三面，其中有香山的靜宜園，玉泉山的靜明園、清漪園（後來的頤和園就是在這基礎上建築起來的）、近春園、熙春園（清華園內）和勺園、蔚秀園等。這些園以圓明園為中心，連綿二十多里，在這一帶地方，舉目所見，一片山水林園，殿閣亭台，非常壯麗。
圓明園是中國勞動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結晶，是中國園林藝術的典範。園中有莊嚴宏偉的殿堂，也有玲瓏輕巧的樓閣亭台、曲徑迴廊；有象徵熱鬧街市的「買賣街」，也有象徵農村景色的「山村」。園中有很多景物是仿照各地的名勝，如杭州西湖的平湖秋月、雷峰夕照，海寧的安瀾園，蘇州的獅子林等著名園景建造的。漫步園中，有如遊歷在祖國的天南地北。園中還有很多景物是仿照古代詩人畫家的詩情畫意建造的。如蓬萊瑤台、武陵春色等，使人置身其中，仿佛進入了那些詩人畫家的幻想境界。所有的景物都是依著自然的湖山精心設計的，整個布局非常和諧。
圓明園不但建築宏麗，而且還收藏著無數珍貴的歷史文物，上自先秦時代的鼎彝禮器，下至唐、宋、元、明、清的歷代名人書畫，所以也可以說是當時世界上一個宏大的博物館。
可是，我國千萬勞動人民憑血汗修造起來的這座傑出的建築精華，卻慘遭那些自稱為「歐洲文明者」的徹底破壞。
1860年，英、法侵略者打到北京城，強盜們進入圓明園以後，大肆搶劫。每個強盜都腰囊累累，滿載出園。當強盜們搶走了所能搶走的東西，破壞了所能破壞的東西以後，為了掩飾這個罪惡野蠻的行為，強盜頭子便下令燒毀全園，一時煙霧瀰漫，火光沖天，火勢歷三晝夜不熄。這個世界上的名園，就這樣在侵略者的野蠻焚掠下，化為焦土。圓明園的毀滅是中國文化史上無可估量的損失，也是人類文化史上無可估量的損失。
（美珍）
北京政變
咸豐十一年（1861），清朝貴族統治者內部發生了一次爭奪權力的鬥爭。以慈禧太后為首的貴族集團在這次鬥爭中獲勝，奪得了清朝最高統治權力，這就是「北京政變」。政變以後，中國最腐朽的封建統治勢力和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勾結起來，組成了反革命的同盟，並且聯合鎮壓了偉大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把中國進一步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
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以後，腐朽的清朝軍隊被英、法侵略軍打得丟盔卸甲，節節潰敗。1860年8月，駐守大沽的清軍主帥僧格林沁不戰而逃，侵略軍不費吹灰之力就占領了天津，到了9月底，侵略軍逼近北京。這時，清朝統治者亂成一團，咸豐皇帝也嚇得喪魂失魄，急急忙忙帶著他的寵妃葉赫那拉氏（慈禧太后），率領著一班親信大臣逃到熱河躲了起來。咸豐的弟弟恭親王奕受命留在北京觀看風色，進行求降乞和的卑鄙勾當，最後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北京條約》，徹底地向外國侵略者投降。
《北京條約》簽訂後，外國侵略者得到了比第一次鴉片戰爭還多得多的特權，他們對奕在訂約過程中「有求必應」的奴才相十分讚賞，不斷地加以扶植。奕也以深得外國主子的歡心為榮，更是百般恭順，甘心做外國侵略者最馴順的工具。當時太平天國正在轟轟烈烈地進行著革命鬥爭，這不但對腐朽的清朝封建統治是致命的危險，而且對外國侵略者已經取得的特權利益也是嚴重的威脅，因此，這些侵略強盜為了要保住這個已經屈服了的反動政權，以便利用它來奴役和剝削中國人民，就決心要消滅中國人民的革命。《北京條約》剛一簽訂，他們就迫不及待地立刻表示願意出兵幫助清朝鎮壓太平天國革命，侵略者的這個表示受到奕的熱烈歡迎。
當時清朝的實權主要掌握在跟著咸豐皇帝逃到熱河去的載垣、端華、肅順等人手中，這些人在鎮壓革命這一點上，和外國侵略者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但他們對外國侵略勢力還很不放心，唯恐外國侵略者藉機改變清朝的封建統治，所以不敢輕易地「借師助剿」。這樣，他們就在中外反動勢力合作的道路上，成為外國侵略者最討厭的障礙。當時的英國駐華公使甚至說：「只消朝廷不在北京，怡親王（載垣）、端華、肅順繼續掌政，我們就不能說中國人民已確實承受了條約（指《北京條約》）。」因此，他們極力尋找機會扶持最忠實的走狗來掌握政權。
1861年8月，咸豐皇帝在熱河病死，他的兒子載淳當了皇帝（同治皇帝）。這個皇帝當時年僅六歲，他的母親慈禧太后，有很強烈的權力欲望，很想利用皇帝年幼的機會，奪取清朝的最高統治權力。她先授意一些支持她的官僚，建議由她「垂簾聽政」，也就是說由她來實際掌握政權。但載垣等人以清朝從來還沒有太后垂簾聽政的例子為理由，極力反對。慈禧的野心未能實現，懷恨在心，就暗地裡與奕建立了聯繫，陰謀發動政變，宮廷中的矛盾鬥爭日益尖銳。外國侵略者認為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極力支持奕去慫恿慈禧回到北京製造政變，並且保證回來後絕不對她有任何刁難。
10月，奕從北京到熱河，與慈禧密商政變，並且拉攏了在北京、天津掌握兵權的兵部侍郎勝保同謀。一切準備就緒，11月1日，慈禧回到了北京。第二天，政變就發生了。他們將載垣、端華、肅順等逮捕起來，處以死刑，同時宣布擁護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從此，慈禧登上了清朝最高統治者的寶座，奕也被任命為議政王大臣輔政事，發動政變有功的桂良、文祥等人，也都做了軍機大臣。政變成功，以慈禧太后為首，一個更腐朽、更黑暗的封建反動統治政權建立起來了。
外國侵略者對「北京政變」早就抱有希望，美國公使曾經說：「我們應以溫和協調的態度獲致恭親王及其同僚的信任，消除他們的驚恐，希望遲早總會發生變動，使最高權力落到他們手裡去。」現在，他們對政變的成功當然更加高興。這位公使興高采烈地說「這個令人感覺滿意的結果，全是幾個月來私人交際所造成的」，毫不掩飾地承認這次政變是在他們支持下搞成的。
通過「北京政變」，中外反革命勢力開始結合起來了。1862年年初，清朝統治者決定向英、法等國「借師助剿」，公開勾結外國侵略勢力來鎮壓革命。
（汝豐）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為了適應外國侵略者的需要，設立了「五口通商大臣」這個新職位，辦理對外交涉事務，先後由兩廣總督和兩江總督兼任。一直到1860年，清政府沒有設立和外國侵略者辦理外交和商務的專門機構。
1860年以後，中外反革命勢力為了共同鎮壓太平天國革命而勾結起來。外國侵略者派遣了公使、領事、傳教士到中國，加強了對清政府的控制，並且在清政府內部培養了奕等代理人。這時外國侵略者發現，還缺少一個更加得力的機構來貫徹它們的侵略意圖。
最會看洋人臉色辦事的恭親王奕，為了投合外國主子的心意，主動地奏准設立「專一其事」地辦理外交和通商事務的機構。1861年1月20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成立。
總理衙門成立之初，只管外交、商務，後來隨著外國侵略勢力的擴大，它的權力也一天天擴大，逐漸總攬了財政、軍事、教育、礦務、交通等方面的大權，並且由奕等這樣顯要的滿洲貴族親自主持，實際上總理衙門已發展成為清政府的「內閣」。
總理衙門的經費幾乎完全靠洋人控制的海關供給，總理衙門的人員升官快、待遇高、地位突出。這種特殊現象，曾引起別的衙門的不滿。最後，連皇帝也不得不出來為總理衙門辯護解釋，皇帝的辯解很乾脆，他說：「總理衙門，辦理的都是外國事情，自然和別的衙門不同。」辦理外國事情的衙門就可以與眾不同，這種不同，恰恰表現了這個機構的半殖民地的性質。
清政府專門成立一個高級機構來處理與侵略者利益相關的問題，並且通過這個機構來滿足侵略者的要求和貫徹侵略者的意志，這當然使外國侵略者稱心如意。英、法公使在聽到這個消息後，就「欣喜非常」，認為這是「數十年求之不得」的，他們大為讚賞奕想出來的聯合中外勢力的「最妙良法」。
總理衙門是中外勢力結合的產物，它的成立是清政府統治機構半殖民地化的一個明顯標誌。從1861年總理衙門成立，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改為外務部，在這四十年間，它始終是聯合中外勢力的總機構，是清政府進行賣國活動的場所。
（楊遵道）
租界
外國侵略者為了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曾經對中國發動許多次侵略戰爭，強迫中國訂立了許多不平等條約。根據這些不平等條約，它們控制了中國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並把許多通商口岸劃出一部分土地作為它們直接管理的地方——這些地方就成了所謂的「租界」。
英國首先引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0月）中英《虎門條約》關於外國人在各通商口岸租地建屋的規定，在1845年年底誘騙上海官吏公布了《上海土地章程》，確定了英國人租地辦法，在中國神聖的領土上建立了第一個租界。當時根據土地章程規定，土地主權仍然屬於中國，中國業主可以收取一定租金，中國政府有干預租界內行政的權力。到了19世紀50年代以後，外國侵略者得寸進尺，進一步排斥了中國政府在上海租界內行使行政、司法、警察和收稅的權力，在租界內建立了一套殖民地的管理制度。上海租界儼然成為一個「國中之國」。
隨著外國侵略勢力的擴張，租界界址不斷擴大，租界的數目日益增多。英、美、德、法、俄、日等國，曾先後在上海、廣州、廈門、福州、天津、鎮江、漢口、九江、蕪湖、重慶、杭州、蘇州、沙市、鼓浪嶼、長沙等地設立了租界。
外國侵略者把租界作為走私偷運、販賣毒品、殘害和掠奪中國人民的基地。租界內煙窟、妓院、賭場林立，例如1856年上海法租界的預算中，煙窟、妓院、賭場的執照收入，占全部預算收入的一半。
租界是外國人在華投資的集中地，1894年前，外國侵略者在中國非法設立的工廠、船塢、銀行等大都集中在租界區，租界成為控制中國金融財政，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和原料，直接剝削中國勞動人民，榨取中國人民脂膏的罪惡場所。
租界是中外反革命勢力勾結的橋樑，外國侵略者把租界作為培養買辦勢力，勾結中國反動統治階級的根據地，還把租界作為干涉中國內政，鎮壓中國人民革命的據點。
租界又是外國侵略者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的大本營。在租界內，外國侵略者設教堂、辦醫院、設學校、辦報紙，妄圖從思想上解除中國人民的武裝，達到愚弄廣大中國人民的目的。
總之，租界是外國侵略者從事罪惡勾當，在經濟上盤剝中國人民，在政治上奴役中國人民，在思想意識上麻醉和毒害中國人民的反動堡壘。在租界內，外國侵略者為非作歹，為所欲為，形成一個個「國家中的國家」。
中國人民一直反對外國侵略者在中國設立租界。早在1927年，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英勇地驅逐外國侵略者，收回了漢口、九江的租界，開始了收回租界運動。同一年，國民黨反動派叛變了革命，成為帝國主義的走狗，因此，有些租界在形式上是收回了，但實際上沒有改變租界的性質。直到1949年，隨著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租界才被徹底清除。
（楊遵道）
中國海關
海關是國家對於進出國境的一切貨物進行監督檢查、徵收關稅並執行查禁走私任務的國家行政管理機關。一個國家的海關，好像是這個國家的大門。海關的管理權，好像是大門的鑰匙。大門的鑰匙怎能由外國侵略者掌管呢？可是近代中國大門的鑰匙，長期以來掌握在英國侵略者手裡。那麼，中國的海關管理權是怎樣落入外國侵略者手裡的呢？
早在1842年的中英《南京條約》里就規定，英國商人應納進出口的貨稅，要「秉公議定」。這個規定已經開始破壞了中國海關的主權。
1853年上海小刀會起義，占領上海縣城，駐上海的英、美、法三國領事，趁機派兵侵占了設在上海租界內的中國海關，奪取了中國海關的行政權。為了控制中國海關，英、美之間發生了尖銳的鬥爭。最後，英、美、法在共同控制中國海關這一點上達成妥協，並聯合一致對上海地方政府進行威脅、利誘，迫使上海官吏接受英、美、法三國領事各派一個稅務司管理上海海關，主持稅收工作的要求。1854年6月29日，英、美、法三國領事和上海道吳健彰訂立了有關上海海關的協定。7月12日，根據協定，由英、美、法各派一個侵略分子組成三人關稅管理委員會，霸占了上海海關的稅收工作，侵略者就這樣輕易地攫取了上海海關的行政管理權。此後，外國侵略者積極活動，企圖把上海半殖民地的海關制度推廣到各通商口岸。
1859年，野心勃勃的英國稅務司李泰國，經過上海道買辦官僚薛煥的保舉，被兩江總督任命為總稅務司，並得到了選募各通商口岸稅務司的權力。這樣李泰國抓到海關的用人大權，確立了英國人在海關中的統治地位，並在廣州建立了由英國人控制的海關制度。
同治二年（1863），英國人赫德繼李泰國為總稅務司。赫德是一個八面玲瓏、陰險狡猾的侵略分子。他一方面在保持英國對中國海關領導權的條件下，按各國在華勢力的大小，任用了其他各國的稅務司，對中國海關實行共管，緩和了各侵略者之間的矛盾，取得了其他侵略者的支持；另一方面，在清政府財政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他又把海關收入的一部分交給清政府，用來延續清政府的統治，鎮壓中國人民的起義，從而贏得了清政府對他的寵愛和信任。在中外反革命勢力的支持下，赫德成為一個不倒翁，連續把持中國海關管理權達四十多年之久。在他的任期內，赫德一手制定了一套半殖民地的海關制度，並把這種制度推廣到其他通商口岸。
外國侵略者把持了中國海關的管理權，掌握了中國大門的鑰匙，這不僅大大地便利了外國侵略者對中國實行經濟侵略，而且總稅務司和稅務司們的地位很特殊，一方面是「洋人」，是帝國主義的代表，另一方面又算是清政府雇用的人員，這種地位使他們既為清朝官僚所畏懼，而又容易取得官僚們的信任。因此他們比起外交官、傳教士有著更合適的身份來參與和支配中國的政治和外交。在19世紀末，這些掌握中國海關管理權的洋員，任意控制中國的內政外交，包攬其他權利，他們對於推行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促使清政權的半殖民化起了重大的作用。
（楊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