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常識 · 第八編

吳晗《中國歷史常識》

新政預備立憲從義和團運動以後，一次新的革命高潮立即在醞釀著，各地農民的鬥爭此伏彼起，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革命運動也迅速地發展起來。在這樣的形勢下，清政府已經不能照舊地統治下去了。為了挽救它的反動統治，清政府在1901年就發布了個「變法」的通告，宣布要實行所謂「新政」。「練兵籌餉」是「新政」的主要內容。為了加強鎮壓人民的反動武裝，清政府在中央新設「練兵處」，在地方設立「督練公所」，編練新軍；並且設立「巡警部」，舉辦警政。為了搜刮錢財，清政府又增添了許多名目的捐稅，加緊敲詐和勒索人民——這是「籌餉」的唯一手段。為了討好帝國主義，清政府還把原來的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列為政府各部之首，並且頒布了一系列有關保護外國資本在華特權的章程，進一步出賣國家的主權。為了拉攏當時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清政府還採取了一些向民族資產階級讓步的措施，包括：設立商部、學部，制定實業章程，廢八股，停科舉，設學堂，派遣留學生等。從以上這些「新政」措施可以看出，清政府實行「新政」的目的，一則是做出姿態，表示自己要「革新政治」，企圖用這些辦法來欺騙人民，緩和人民的革命情緒，並拉攏民族資產階級；二則是為了討好帝國主義，通過實行「新政」和帝國主義進一步勾結起來；三則是想通過「新政」加強封建統治力量。可是，清政府的「新政」並不能挽救它的垂危命運。1903年後，宣傳革命的書報雜誌像雨後春筍一樣出現，革命團體也紛紛成立，各地人民的反抗鬥爭更是風起雲湧。清政府越來越深地陷入搖搖欲墜的境地。在革命運動蓬勃開展的同時，民族資產階級中一部分上層分子卻竭力要求清政府實行「立憲」，企圖用改良的辦法來對抗革命，以保存清朝統治，並使自己擠進這個政權中去。清政府為了抵製革命，拉攏資產階級上層，便又裝出一副準備實行「立憲」的姿態，想用這種辦法來逃脫革命風暴的襲擊。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清政府玩弄「立憲」的騙局，派遣親貴載澤等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但是人民早看穿了清政府的這一花招。革命志士吳樾就曾寫文章揭露「立憲」的陰謀，並在五大臣啟程的那天揣著炸彈到車站去炸他們，因炸彈爆炸過早，吳樾被捕犧牲。五大臣嚇破了膽，有兩個再也不敢出頭，清政府只得重新拼湊了五大臣出洋。1906年載澤等回國奏請立憲，說它可以固帝位、減外患、除內亂，還說，今天立憲只不過是「明示宗旨」，至於真正實行立憲的時間盡可推遲。清政府自然很中意，當年9月宣布「預備仿行立憲」。接著，一面下令在中央籌設「資政院」，並在各省設「咨議局」；一面卻以改革官制為立憲第一步的名義，積極推行由皇族獨攬大權的政策，還加緊編練新式軍隊，加強反動武裝力量。「預備立憲」的騙局耍開了。資產階級改良派全力擁護清政府的預備立憲，他們在江蘇、浙江、湖南、湖北、廣東等地籌備立憲機構，並向清政府請願要求早日召開國會；流亡海外的康有為、梁啓超等也聲嘶力竭地搖旗吶喊，請求立憲，因此，歷史上又稱他們是「立憲派」。這時，全國人民的反抗鬥爭和革命黨人的武裝起義更加發展了。清政府被迫在1908年8月又頒布了一個《欽定憲法大綱》，並宣布預備立憲期為九年。這個既是「欽定」又是「憲法」的非驢非馬的「大綱」，一共有二十三條，其中十四條規定皇帝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人民實際上得不到任何真正的權利。「立憲派」為了取得政治地位，在1910年2月到10月，由各省派代表到北京連續三次請求清政府開國會、組內閣。他們向封建朝廷叩頭請願，痛哭流涕，卻得不到清政府的半點憐憫。只是在國內革命形勢更加發展的壓力下，清政府才在1911年5月成立了一個內閣，因為主要閣員都是皇族，人們管它叫「皇族內閣」。不久，辛亥革命爆發，這場醜劇才沒有繼續演下去。（呂翼祖）派遣留學生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留學生是容閎，他於咸豐四年（1854）從美國耶魯大學畢業。不過，清政府正式派留學生到外國留學是從同治十一年（1872）開始的。 1840年以前，外強中乾的清朝統治，表面上還是一個強大的封建國家，但實際上十分衰弱，早已危機四伏了。清朝統治者一方面自以為是天朝上國，對當時已經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西方國家很看不起；另一方面又很害怕本國人民與外國接觸，深恐由此招來「內憂」「外患」，危害自己的統治。所以，它嚴格地採取了「閉關鎖國」的政策，也就是拒絕和外國往來的政策。鴉片戰爭爆發，西方國家對中國發動了武裝侵略，昏庸無能的清政府無力抵抗，「閉關政策」被「炮艦政策」衝破了。清朝統治者被洋槍洋炮嚇破了膽，變得卑躬屈節，對洋大人恭順起來，但同時他們也發現洋槍洋炮對鎮壓人民的反抗和維護封建統治大有用處。因此，便興辦軍火工廠，製造槍炮輪船，以加強統治力量。同時，為了學會這方面的本領，清政府決定派遣留學生出國留學。從1872年起，清政府每年派遣三十名十三歲至十五歲幼童去美國留學，四年之中，一共派出了一百二十名。原定留學期限是十五年，後來清朝統治者發現這些幼童受過幾年美國教育之後，舉止行動與中國封建統治階級的禮教習俗大相背離，感到大為不安。因此在1881年，又下令一律撤回。這樣，派遣留學生一事就中斷了一個時期。但不久由於培養封建統治工具的需要，又恢復了。清政府早期派遣的留學生的人數不多，主要派往歐美各國，學習軍火生產的技術和軍事。甲午戰爭以後，人數逐漸增多，學習的內容也從軍事擴大到農業、工業、商業和礦冶、鐵路工程等方面。派遣留學生的極盛時期是在義和團運動被鎮壓以後。當時清政府為挽救垂死的封建專制統治，實行了一套騙人的「新政」，並且為此向外國、特別是日本大批派遣留學生。全國廣大知識分子，這時基於對外國的侵略和清政府的統治的不滿，也紛紛自費出國留學，尋求救國的辦法。一時留學外國蔚為風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其中以去日本的為最多，在1906年達到了一萬二三千人，去歐美的也不下幾千人。帝國主義對中國實行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侵略的同時，也注重文化上的侵略。為了實現侵略的野心，它們很需要從精神方面毒害中國人民，很需要培養為它們服務的買辦奴才，因此，都加緊吸收中國留學生，其中以日本和美國尤為積極。在日本，不但為接納中國留學生設立了許多學校，而且還派了大批特務在留學生中大肆活動。後來，狡猾的美國強盜為了侵略的需要，裝出一副偽善面孔，從血腥鎮壓義和團而掠奪去的「庚子賠款」中，拿出一部分來，美其名曰「退還賠款」，用來作為培養留美學生的費用。但是，事情恰好走向帝國主義和清朝反動統治者所希望的反面。除了少數一部分人甘心替中外反動勢力服務，媚外賣國，成為毫無骨氣的民族敗類外，大部分留學生都是愛國的，不但不肯為中外反動派效力，而且為祖國的獨立和進步，作出了貢獻。許多留學生回國以後，致力於中國的社會改革，把西方文化介紹到中國來，如嚴復翻譯了許多資本主義社會學說的著作，並且參加了戊戌維新運動。還有許多人從事於祖國的建設事業，如第一批留美學生中的詹天佑，在中國鐵路建設上，創造了很大的成績，成為清末傑出的工程師。特別是在辛亥革命時期，大部分留日學生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成為辛亥革命的先鋒、骨幹或領導人物，對於推翻清朝統治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魯素）日俄戰爭義和團運動失敗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更加深入和劇烈了，中國的東北是它們爭奪得非常激烈的地區。帝國主義之間，明爭暗鬥，互不相讓，矛盾十分尖銳，後來發展到必須用武力來解決的程度，終於在1904年爆發了日俄戰爭。義和團運動期間，沙皇俄國以武力侵占了中國東北，直到日俄戰爭前，大部分東北地區，還處在沙皇俄國的軍事占領之下。日本對東北早有野心，力圖排擠沙俄，取代它在中國這個地區的侵略地位。美帝國主義企圖利用日本達到它插足東北的目的，英帝國主義害怕沙俄在中國勢力的發展，影響它在中國的侵略利益，也積極支持日本。1902年1月，英國和日本結成了反對俄國的軍事同盟。1904年2月7日，日本軍隊突然襲擊在旅順口的俄國艦隊，戰爭爆發了。日俄戰爭從開始到結束都是在中國領土上進行的，目的是搶奪中國的東北。腐朽透頂的清政府不但不採取任何保衛國家領土和主權的措施，反而宣布在戰爭中「嚴守中立」，把遼河以東的地區劃做戰場，聽憑日俄兩國軍隊在東北殘殺中國人民，劫掠財物，焚毀房屋，破壞生產，並且嚴令各地官吏加緊監視和鎮壓反抗的人民。這一場戰爭，打了將近一年零七個月，最後俄國被打敗了。 1905年9月，日俄兩國代表在美國的朴茨茅斯締結和約，這就是《朴茨茅斯條約》，條約的主要內容是沙皇政府同意把在中國東三省的一部分侵略權益轉讓給日本，其中包括旅（順）大（連）租借地，長春到大連的鐵路（所謂「南滿鐵路」），及與這些租借地和鐵路有關的一切權利。清政府不但不反對，並且還送給日本很多額外利益。（美珍）英國侵略西藏英國侵略者自從把印度變為殖民地後，就野心勃勃地企圖通過印度進占我國西南廣闊富饒的邊疆地區——西藏。19世紀60年代後，英國侵略者就從印度派遣了大批特務間諜扮作傳教士和商人，潛入西藏，搜集情報，做進攻西藏的準備。1888年，英國侵略者公然派出軍隊，向西藏實行武裝侵略，曾遭到西藏人民英勇的抗擊。 1903年12月，英國侵略者發動了大規模的新的武裝進攻。侵略軍一踏上西藏土地，立即遇到西藏軍民的英勇反擊。藏族人民不分男女老幼，拿起土槍、土炮、大刀、長矛，甚至「惡多」（這是平時打鳥、打牲口用的，為一包小石頭和一條繩子，用時把石頭用繩纏起用力甩出），奮勇戰鬥，誓死保衛祖國，保衛家園。江孜的保衛戰最為英勇壯烈。江孜是西藏中心拉薩的屏障，藏族人民在這裡布下了天羅地網，英勇阻擊敵人。進攻江孜的侵略軍被西藏人民和西藏地方軍隊包圍了兩個多月，最後，率領這支侵略軍的軍官只帶領了三四十個衛兵趁夜逃出重圍。 1904年6月中旬，英國重新拼湊的侵略軍，攜帶各種新式武器，再次向江孜進犯。守衛在江孜的西藏地方軍隊和藏族人民一道重新布置戰鬥，第一天就在乃尼寺把侵略軍打退。第二天，侵略軍用大炮把乃尼寺的圍牆轟倒，從缺口爬進寺內。寺內守軍，個個手持大刀，奮勇殺敵，經過兩小時的白刃戰，殺死敵人多名，後來因侵略軍愈聚愈多，才殺出重圍退出乃尼寺。他們退到江孜城內，和守衛在那裡的軍隊會合，利用江孜城內製高點的有利地勢，向進城的侵略軍英勇反擊。侵略軍用大炮、機槍幾次發動了猛攻，都失敗了。不幸，正在緊張戰鬥之時，軍隊的火藥庫突然失火爆炸，敵人趁機發動總攻。守在山上的軍隊在彈盡藥絕的情況下，用石頭堅持戰鬥，打退了敵人好幾次進攻，直到最後，才邊打邊撤。等敵人集中火力衝到山頂時，山上已空無一人了。江孜失守後，7月14日，英國侵略軍開始向拉薩進攻。這時，達賴十三世已經出走，而清政府駐藏大臣有泰又存心媚外，不支持抗戰，所以，雖然西藏的人民和士兵曾經英勇抵抗，但侵略軍很快就侵入了拉薩（8月3日）。侵略軍在西藏各地殺人放火，姦淫搶掠，破壞寺廟，無惡不作。藏民游擊隊不時出沒於拉薩城內和郊區，不斷地給敵人以意料不到的襲擊。侵略者飽嘗了藏族人民的鐵拳，知道不可能長期占領西藏土地，便急急忙忙逼迫西藏部分地方官吏簽訂所謂《拉薩條約》，匆匆退走。《拉薩條約》規定給英國侵略者在西藏保有極廣泛的經濟、政治特權，嚴重損害了中國主權，激起了全國人民，首先是西藏人民的堅決反對。清政府對此條約也不予承認。1906年中英雙方重訂條約，英國侵略者雖然取得了一些侵略利益，但它企圖分割中國領土西藏的陰謀終於遭到失敗。（美珍）中國同盟會中國同盟會（簡稱同盟會）是孫中山建立的革命組織。早在同盟會成立以前，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革命活動，隨著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已日益活躍起來。他們組成了許多革命的小團體，分散於國內外。其中影響較大的有興中會、華興會和光復會。興中會是孫中山於1894年在檀香山創立的革命組織，曾在廣州和惠州組織起義，產生了不小的影響。華興會是黃興、陳天華、宋教仁等，於1904年在長沙建立的，聯絡湖南會黨，活動於湖南、湖北一帶。光復會是蔡元培、章炳麟、陶成章等，於1904年在上海組織的，活動於江蘇、浙江一帶。這些革命小團體，各自分散活動，行動互不一致。 1905年7月，孫中山從歐洲抵達日本。在全國革命日趨高漲的形勢下，孫中山感到各革命小團體的分散活動，不利於革命鬥爭的開展，有必要把它們統一起來，匯集成一股巨大的革命力量。8月20日，孫中山聯合各革命團體的領導人黃興、宋教仁等在東京集會，會上決定以興中會、華興會為基礎聯合光復會，成立一個統一的革命組織——中國同盟會。推孫中山為總理，並通過了孫中山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政治綱領。同盟會的成員比較複雜，它包括小資產階級（中小商人、留學生）、資產階級、工人和農民（主要是會黨中的成員）、華僑，以及地主階級中的反清分子。他們是在推翻清朝統治這一共同要求的基礎上聯合起來的，雖然暫時都表示承認同盟會的綱領，但在超出推翻清朝統治這一點以外，彼此在政治思想上便產生了分歧。同盟會成立後，創立了《民報》作為機關刊物，宣傳自己的政治綱領，同改良派進行了激烈的論戰。在國內各地也建立了組織，聯絡會黨與新軍，發動過多次武裝起義，一直到發動辛亥革命，用武裝力量推翻了清朝封建專制主義的反動統治。（馬汝珩）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是我國近代民主革命卓越的先行者孫中山提出的。孫中山（1866—1925），名文，號逸仙，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出生在一個農民家庭。他幼年就喜歡聽洪秀全、楊秀清的故事，嚮往太平天國革命。後來他依靠他的經營畜牧業發了家的哥哥生活，先後在檀香山和香港接受資產階級教育，耳濡目染，產生了憧憬西方資產階級「文明」的思想。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和我國人民波瀾壯闊的反抗鬥爭，激發了孫中山「傾覆清廷，創立民國」的志願。1894年，他到檀香山聯絡華僑，成立了革命團體興中會。次年2月他返回香港成立興中會，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綱領，開始為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理想而鬥爭。到了1904年前後，他又把這個綱領豐富和發展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四句口號。1905年，同盟會成立時，接受了這四句口號作為自己的綱領。孫中山把這個綱領稱為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孫中山倡導民族主義，是為了進行反對滿族貴族反動統治的民族革命。「驅除韃虜」並不是要驅逐滿族人民，而是要推翻以滿族貴族為最高統治者的清政府。孫中山雖然是一位真誠的愛國者，但是他所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使得他沒有能夠提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以實現民族的真正獨立的戰鬥口號，這成為他的民族主義的一個根本弱點。孫中山倡導民權主義，目的在於進行推翻「君主專制政體」，建立「民主立憲政體」的政治革命。孫中山認為，中國幾千年來的君主專制政體都不是「平等自由的」，都是「國民所不堪受的」，所以，只有民族革命還不行，必須同時進行政治革命，才能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理想。按照孫中山的想法，到了那個時候，凡國民都是平等的，都有參政權，議會由民選議員組成，總統由國民公選，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要求推翻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這在當時的政治思想中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是孫中山所嚮往的共和制度，其實只是資產階級的專政。在這種制度下，國家一切權力完全操縱在資產階級的手裡，廣大勞動人民則被剝奪了民主權利。即使真能實現，也決不能做到全體國民一律平等，人人都有政治權利。孫中山倡導民生主義，是因為看到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貧富懸殊和社會革命的興起，天真地以為只要「平均地權」，就可以使中國避免重蹈歐美的覆轍，預防將來發生社會主義革命。按照他的想法，所謂「平均地權」並非要從根本上觸動封建的土地制度，「奪富民之田為己有」，而只是由國家核實地價，原價仍歸原主，革命後因社會進步所增漲的地價，將通過徵收地價稅的方法收歸國有。這種做法正是為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創造了條件，因為這只能限制地主對土地價格的壟斷，使土地更適合於工商業的發展而已。孫中山在土地問題上不贊成農民「奪富民之田為己有」，實際上是懼怕農民群眾用革命暴力來摧毀封建統治的根基。上面介紹的，是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即舊三民主義。舊三民主義是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行動綱領，是團結當時一切反對清朝統治、反對外國侵略的人們為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而奮鬥的旗幟。辛亥革命就是在這個綱領的指導下爆發的，但是辛亥革命並沒有實現民主革命的目的。它的失敗表明：在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道路在中國是行不通的。1924年，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對三民主義重新做了解釋，獲得了新的歷史特點：民族主義以反對帝國主義為主要內容；民權主義主張民權「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義在主張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之外，還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張。這樣，舊三民主義就發展成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這表明孫中山當時已開始放棄舊的民主革命的綱領，而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新的民主革命的綱領。（苑書義）保皇會戊戌政變後，梁啓超、康有為先後逃到日本東京，他們並沒有從維新運動的失敗中吸取到教訓，在政治上仍然堅持鑽改良主義這條死胡同。那時，革命思想已經在國內外廣泛傳播，孫中山建立的革命團體興中會也有了發展。康有為、梁啓超等為了抵製革命的興起，就公開樹起保皇的旗幟，成立了保皇會。他們以擁戴光緒皇帝、反對慈禧太后、鼓吹君主立憲制度為宗旨，在日本、美洲、南洋各地的華僑中建立組織，進行活動。保皇會用詭辯的詞句把君主立憲的反動主張塗飾起來，說什麼「名為保皇，實則革命」，迷惑了不少愛國的青年知識分子，就是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團體興中會中也有不少會員受到欺騙，竟被拉到保皇會裡去了。保皇會還在海外各地大力發展組織、興辦報刊，專門搞宣傳保皇、吹捧立憲和破壞革命的勾當。其中，梁啓超在東京主辦的《新民叢報》是保皇會的喉舌，它的反動宣傳使不少人在思想上分不清改良和革命的界限，對革命思想的傳播起了極有害的作用。很顯然，如果不粉碎保皇會的反動宣傳，不戰勝《新民叢報》的反動影響，革命的發動就要受到極大的障礙，甚至一時成為不可能。因此，一場思想戰線上的大鬥爭，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 1905年8月，同盟會成立，接著出版了它的機關報——《民報》。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逐期在《民報》上發表論文，宣揚資產階級的革命道理，介紹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進步學說，同時也刊登揭穿改良派反動嘴臉的文章。這樣，革命派的同盟會跟改良派的保皇會就分別以《民報》和《新民叢報》為主要陣地，展開了要革命還是要改良的激烈論戰。論戰的主要問題有三個方面： 1.要不要革命。改良派是反對革命的，他們要保皇立憲，說革命會帶來「內亂」，招致列強瓜分，要愛國就不能革命。革命派認為要愛國就要革命，並且指出推翻清政府，正是為了救中國，拯救國家民族的危亡；清政府是賣國的政府，一日不打倒它，瓜分危機一日不除。還指出改良派嘴裡的愛國，就是愛充當「洋奴」的清政府。 2.要不要民主共和制度。改良派是反對民主共和制度的，他們極力主張君主立憲，說中國人惡劣，不配實行民主共和制度，只能請求皇帝實行君主立憲。革命派要民主共和，說中國人並不惡劣而是清政府惡劣，還揭露了改良派這種說法是給清政府的封建專制統治打掩護。他們用「中國之蟊賊」「國民之公敵」來聲討改良派。 3.要不要改變土地制度。改良派要維護封建土地制度，謾罵革命派的「平均地權」主張是為乞丐、流氓著想，是想煽動「下等社會」的人起來騷動，實行起來會破壞社會秩序。革命派要平均地權，說平均地權是為了追求革命的平等社會，不是破壞社會秩序。改良派維護封建剝削秩序和仇恨人民的反動面目在這一點上完全暴露了，他們的活動就遭到了更多人的反對。經過這一場大論戰，革命派在理論戰線上擊敗了改良派，使得革命思想大大地擴展開來，促進了革命形勢進一步的發展。（呂翼祖）《革命軍》《警世鐘》《猛回頭》《革命軍》為鄒容所著，《警世鐘》和《猛回頭》為陳天華所著。鄒容和陳天華都是清末著名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宣傳家。鄒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縣（今重慶）人，出身於商人家庭。1902年留學日本，並積極參加當時留學生的革命活動。1903年回國，與章太炎一道從事革命宣傳工作，後因著《革命軍》一書被捕入獄，1905年病死於獄中，年僅二十一歲。陳天華（1875—1905）字星台，號思黃，湖南新化人，出身於貧寒家庭。1903年留學日本，1904年與黃興等組織革命團體華興會。1905年，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在東京成立，陳天華是它的發起人之一，並參加書記部工作。《民報》創刊，他又參加了編輯工作，後因日本政府頒布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他憂憤交集，投海自殺，年僅三十一歲。鄒容在1903年5月寫成的《革命軍》一書中，用通俗的文字宣傳了革命的民主思想。在這本書里，他大膽揭露了清朝的封建專制統治是使中華民族陷入帝國主義瓜分危機的根源；並且指出革命是「世界之公理」，是順天應人，符合時代潮流的。他大聲疾呼，中國人民要想擺脫清朝封建統治的壓迫，在世界上取得獨立富強的地位，就必須起來革命。他根據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政治學說，提出了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政治綱領，並把這個國家稱為「中華共和國」。他認為，這個國家應該是獨立和民主自由的國家，不許侵略者沾染中國絲毫的權利，永遠根絕封建主義君主專制制度。主張全國人民不分男女，都享有言論、思想、出版的自由以及選舉、被選舉的權利；同時也都負有納稅、服兵役和忠於建設新國家的義務。他還認為，新政府的任務就在於保護人民的權利，如果政府侵犯人民的權利，人民不僅有權利而且有義務立即起來革命，重建新政府。他號召人民為在中國建立這樣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而起來進行長期、艱苦的革命鬥爭。陳天華在1903年末撰寫的《警世鐘》和《猛回頭》中，運用了群眾喜聞樂見的說唱形式及淺顯的白話文，宣傳了激烈的反帝愛國的革命思想。在這兩本書里，他著重地指出由於帝國主義強盜對中國進行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已經使中國人民完全喪失了自由，人民處於被奴役的地位。為了改變這種悲慘的境遇，他大聲疾呼：「改條約，復政權，完全獨立」（《猛回頭》），並認為「須知事到如今，斷不能再講預備救中國了，只有死死苦戰，才能救得中國」（《警世鐘》）。因此他號召：「洋人若來，奉勸各人把膽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讀書的放了筆，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職業，做手藝的放了器具。齊把刀子磨快，子藥上足，同飲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萬眾直前，殺那洋鬼子，殺那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警世鐘》）他呼籲婦女要和男子一樣，為保衛祖國的獨立自由和捍衛民族的生存權利，對帝國主義進行頑強的戰鬥。他還指出清政府已經成為帝國主義馴服的工具，要想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就必須推翻清朝專制統治，「這中國，哪一點，還有我份！這朝廷，原是個，名存實亡。替洋人，做一個，守土官長；壓制我，眾漢人，拱手降洋。」（《猛回頭》）因此他號召人們革命到底，爭取獨立自由，「或排外，或革命，舍死做去；父而子，子而孫，永遠不忘。這目的，總有時，自然達到」（《猛回頭》）。鄒容著重地宣傳了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民主主義思想，而陳天華則著重地宣傳了反帝愛國的革命思想。雖然二者有所區別，但這三本書都充滿著愛國感情和不可屈服的革命意志，在辛亥革命時期都曾起過巨大的作用。（全國華）《蘇報》案「《蘇報》案」是1903年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形勢正日趨高漲的情況下發生的。義和團運動後，一方面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另一方面清政府的賣國面目徹底暴露，於是，革命形勢開始出現了新的高漲。這時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已經分成改良與革命兩個顯然不同的派別。到20世紀初，資產階級革命派逐漸成為一支影響較大的革命力量。許多革命志士在國內和國外成立了革命小團體，並紛紛出版書刊雜誌，宣傳和鼓動革命。《蘇報》，就是在上海發行的一個宣傳革命思想的報刊。《蘇報》的主辦人陳范，是清朝的退職官吏。《蘇報》最初標榜的是改良主義思想，後來在革命派的影響下，逐漸傾向革命，並且與當時的革命小團體——愛國學社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實際上成了愛國學社的機關報。愛國學社是1902年由蔡元培等在上海組成的，形式上類似學校，吸引許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青年知識分子入學，由當時著名的學者章太炎等做教員，實際上卻是用來宣傳革命思想，團結革命力量的一種組織形式。 1903年5月以後，《蘇報》陸續刊登了許多激烈地宣傳革命的文章，旗幟更為鮮明。當時，鄒容的《革命軍》在上海出版，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也公開發表。這兩篇極其犀利的革命文字問世之後，立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引起了清政府的敵視。接著，《蘇報》節錄了《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痛罵清朝統治者和揭露康有為改良主義的一段文字發表，並且發表文章，介紹《革命軍》的內容，向讀者推薦《革命軍》。這一些激烈的革命宣傳和它所產生的影響，使清政府感到極大的恐慌和震怒，便公然採取鎮壓手段，下令封閉《蘇報》，逮捕章太炎、鄒容等人。但是，《蘇報》社設在租界內，清政府不敢輕舉妄動，便請求帝國主義幫助鎮壓。1903年6月底，帝國主義的「工部局」封閉了《蘇報》，逮捕了章太炎；當天晚上，鄒容自動到「工部局」投案。他們被捕後，清政府曾要求帝國主義引渡，但是，由於帝國主義堅持自己在中國的特權，不同意引渡，結果就在租界的帝國主義的法庭（會審公廨）上開審。清政府在帝國主義的法庭上以原告的身份去控告革命黨人，這種情況徹底暴露了它的依附於帝國主義、和人民為敵的面目。當時章太炎就曾指出：「這次事件是清政府公開與四萬萬人民為敵的事件。」最後，租界法庭判決章太炎三年徒刑，鄒容兩年徒刑，並查封了《蘇報》。帝國主義還通知各地領事：禁止中國人在租界內辦報紙宣傳革命和出版革命書籍。章太炎、鄒容在帝國主義監獄中，仍然堅持鬥爭。章太炎在獄中寫了《答新聞報記者問》，在這篇文章中他滿懷信心地說：「四萬萬人民都會同情我們，而公理一定會戰勝的。」他在獄中還參與組織江浙革命組織「光復會」的籌劃工作。但是鄒容在帝國主義監獄生活的折磨下，於1905年4月3日病死在獄中，年僅二十一歲。這個年輕的革命活動家還沒有度完他的青春就被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摧殘了。1906年章太炎刑滿後出獄，便動身前往日本東京，參加了孫中山先生所組織的同盟會，主編《民報》。但後來他和孫中山意見不合，脫離了《民報》。辛亥革命以後，他對中國革命的前途逐漸喪失信心，思想消極退化，提倡復古，鑽研佛學。此後，逐漸從一個早期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者倒退為一個政治上、思想上極其保守的人物。「《蘇報》案」發生後，鄒容的《革命軍》風行國內外，發行數量達到了清末革命書刊發行的第一位，使革命思想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馬金科）秋瑾秋瑾（1875—1907）是清末有名的資產階級女革命家，字璇卿，別字競雄，又稱鑑湖女俠，浙江紹興人。她出身於封建官僚家庭，幼時讀書很聰明，能寫一手好詩文。二十二歲時，在家庭的包辦下，與湖南湘潭的封建官僚子弟王廷鈞結婚。秋瑾受到封建家庭的束縛，時常感到憤憤不平。後來看到清政府的腐朽賣國和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便逐漸產生了為婦女謀求解放和推翻清朝腐朽統治的宏大志願。1900年，她住在北京，親眼看到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無數暴行，更加強了從事革命的決心。她在《致某君書》里就堅決地說：「吾自庚子（指1900年帝國主義八國聯軍侵入北京事件）以來，已置吾生命於不顧，即不獲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可見這時她已下定了為革命情願犧牲自己生命的決心。在這種強烈的革命思想推動下，1904年，秋瑾毅然決然地衝破封建家庭的樊籠，離開了丈夫和子女，隻身去日本留學，開始踏上了革命生活的道路。在日本留學期間，秋瑾積極地進行革命活動，與革命黨人劉道一等組織了秘密團體「十人會」。1905年，孫中山由歐洲到日本，成立了同盟會，秋瑾立即加入，被推為評議部評議員和浙江省主盟人。她還聯絡當時留日的女同志，組織「共愛會」，自己擔任會長。清政府勾結日本政府，頒布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壓迫留日學生，秋瑾憤然返歸祖國，在上海創辦中國公學。1906年，由徐錫麟介紹，加入了光復會。和一些同志在上海設立革命機關，並主持了《中國女報》，進行革命宣傳活動。 1906年，同盟會發動了萍（鄉）瀏（陽）醴（陵）起義，全國革命形勢洶湧澎湃。這時秋瑾返回紹興，主持大通學堂。大通學堂原為徐錫麟、陶成章等創辦，是光復會訓練幹部、組織群眾的革命據點。在大通學堂，秋瑾為了進一步訓練革命力量，成立了「體育會」，招納會黨群眾和革命青年，進行軍事操練，並積極聯絡浙江各地的會黨，組成「光復軍」，推徐錫麟為首領，秋瑾任協領，積極地進行起義的籌備工作。 1907年5月間，徐錫麟準備在安慶起義，約秋瑾同期於浙江的金華、處州等地響應。但徐錫麟起義計劃先期泄露，7月6日，徐錫麟倉促地刺殺安徽巡撫恩銘，在安慶發動起義。由於準備不夠充分，起義很快失敗，徐錫麟也被捕犧牲了。安慶起義的失敗，使秋瑾主持的浙江地區起義計劃完全泄露，形勢十分危急。當時有人勸秋瑾暫時走避，秋瑾毅然地拒絕說：「我怕死就不會出來革命，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我決不離開紹興。」 1907年7月13日，清軍包圍大通學堂，經過一場激烈戰鬥，終因寡不敵眾，大通學堂學生的抵抗失敗了，清軍逮捕了秋瑾。審訊時，敵人雖用酷刑逼供，但秋瑾堅貞不屈，沒有吐露半點革命機密，只堅決回答清吏說：「革命黨的事，不必多問！」萬惡的清朝官吏只好偽造供詞，捏造罪證，草草結案。7月15日，秋瑾於紹興軒亭口英勇就義，死時年僅三十三歲。（馬汝珩）中國最早的鐵路中國最早的鐵路，是1881年修成的唐胥鐵路，從唐山到胥各莊，計十八里。修築的目的是便利開平煤礦向外運煤，把煤礦同運河銜接起來。以後，這段鐵路逐漸由兩端向東西延伸，斷斷續續地，到了1911年，京瀋鐵路才全部修通。在這以前，外國侵略者很早就想在中國修鐵路。他們知道，不僅鐵路本身可以營利，更重要的是鐵路可用來推銷他們的商品，掠奪中國的農產品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同時，築成鐵路對他們進一步擴大政治和軍事侵略，也將提供更為方便的條件。所以，在1864年，就有一個叫作史蒂芬生的英國人，做了一份中國鐵路系統計劃，送給清政府。這個鐵路計劃是：以漢口為中心，東至上海，通向太平洋，西經四川、雲南，通往英國當時的殖民地印度，大體上是沿著長江，用一條橫貫東西的鐵路，把中國納入英國的殖民體系中去。清政府拒絕了英國人的這份計劃，說如果要修鐵路，中國人會自己來修的。腐朽落後的清政府拒絕這份計劃的真正原因，並不是為了保衛國家主權，而是害怕帝國主義修了鐵路，危脅自己的封建統治。第二年，另一個叫作杜蘭德的英國人，在北京宣武門外，私自修起了一條一里左右的輕便鐵路，用來打動清政府。清政府不但不為所動，而且下令將之拆除。可是英國人並沒有死心，1876年，又在上海吳淞間，擅自修了一條淞滬輕便鐵路。清政府發覺後，非常生氣，提出強烈抗議，經過許多交涉，才用二十八萬五千兩銀子買了過來，全部拆除，把器材丟在海里。這樣，外國侵略者的目的沒有達到，清政府對這種新式交通工具，也沒有發生興趣。不過此後不久，在清政府內部，關於修鐵路的問題，卻發生了很大的爭論。這一爭論一直持續了近二十年。爭論的一方是守舊派官僚，他們從極其落後和自私的心理出發，擔心鐵路修成之後，原來的舊商路都要廢棄，商稅就要減少。他們還特別害怕鐵路修成以後，原來的船工車夫大批失業，這些人會起來造反，反對自己的統治。更可笑的是，他們還說：火車冒煙要燒壞莊稼，架橋樑，開山洞，移墳墓，會破壞風水，使祖宗之靈不安，山川之神不寧，等等。另一方主張修鐵路的開始只是少數人，主要是一些洋務派官僚。他們在內政外交上都很有勢力，是當時的實力派。他們認為，修鐵路既便於調運軍隊，又便於轉運糧食，對加強封建政府對人民的統治，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和必需的措施。同時，這些洋務派官僚知道，興辦鐵路不但可以為他們的外國主子效力，加強相互之間的勾結，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而且能夠從中漁利，大發橫財。因此，儘管朝廷內外輿論激烈反對，他們還是堅持要修。在這場統治階級的內部爭論中，清政府對修路的政策也反反覆覆，動搖不定。比如前面說到的唐胥鐵路的修築，起初本來批准了，但是還未動工，又改變主意，不許修建了。後來再次同意修建了，可是仍然不准使用機車。所以唐胥鐵路在開始的時候，竟出現了用騾馬拉著列車在軌道上行走的怪現象。經過洋務派的力爭，守舊派的阻撓逐漸被戰勝了，然而清政府籌不出資金，不能大舉興辦鐵路。主持修築鐵路的洋務派官僚非常腐敗，辦不好事情，已經修建的鐵路，效率很差。特別是外國侵略勢力，通過不平等條約和借款，攫取了在中國修築鐵路的特權，幾乎完全控制了鐵路的修造和經營管理，這就更加妨礙了中國鐵路事業的正常發展。所以在清末，中國自辦的鐵路，不但少得可憐，而且辦得很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鐵路都直接或間接落在帝國主義控制之下。（潘喆）保路運動保路運動又稱「鐵路風潮」，是廣東、湖南、湖北、四川等省人民反對清政府將民辦的川漢、粵漢鐵路（合稱為湖廣鐵路）出賣給帝國主義的群眾運動。帝國主義為了進一步奴役中國人民和掠奪中國財富，從19世紀末以來，便開始對中國進行鐵路投資，爭奪鐵路的修築權。粵漢、川漢鐵路是溝通南北和深入內地的兩條重要幹線，因而就成為帝國主義爭奪的目標。早在1898年，大買辦盛宣懷和美國就訂立合同，借美金四千萬元，把粵漢、川漢鐵路的修築權讓給美帝國主義。這個賣國行為立即遭到群眾的堅決反對。後來經過廣大人民，特別是廣東、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和紳商的長期鬥爭，才收歸自辦。當時，由於清政府缺乏財力，一般工商業者的經濟力量又很薄弱，無力籌劃築路經費，因此，便採用徵集「民股」的辦法，由地方政府在稅收項下附加租股、米捐股、鹽捐股來聚集資金。負擔最重的是廣大窮苦的勞動人民，他們掙扎在飢餓線上，還要在苛捐雜稅的重重剝削之外，勉力繳納「股金」，甚至為此賣兒賣女。當時四川有一首歌謠里說：「最可憐的是莊稼漢，一兩糧食就要出這項錢」，正是當時情況的真實反映。經過幾年的籌集，鐵路股本已收集了不少，四川、廣東收到一半以上，粵漢鐵路已開始修築，川漢鐵路從宜昌到萬縣的一段也已動工，從當時實際情況來看，這兩條鐵路是可以自力修成的。但是，帝國主義不肯讓中國自己修成鐵路，它們利用清政府財政困難進行要挾。1911年1月，清政府在大買辦盛宣懷的「利用外資開發實業」的建議下，又大借外債，和美、英、法、德組成的四國銀行團訂立了鐵路借款合同，宣布鐵路幹線國有政策。根據借款合同，美、英、法、德等帝國主義不但掌握了路權，而且還要以湖南、湖北兩省的鹽稅厘金作為抵押，所以，所謂鐵路「國有」，不但剝奪了中國人自辦鐵路的主權，而且實際上是把全部川漢、粵漢鐵路完全拍賣給帝國主義了！廣大人民在兩路籌辦的時期內，吃盡了苦頭，現在看到清政府公然出賣路權，更加憤恨；許多紳商也因鐵路國有損害了他們的利益，非常不滿，於是，一個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爆發了。保路運動是由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代表立憲派發起的。他們叩頭請願，向清政府請求「收回成命」。湖南的紳商，聚集於咨議局開會，散發傳單，指責鐵路國有政策。湖北紳商派代表去北京請願。廣東也召開粵漢路股東會議，要求維持商辦。四川成都的立憲派要市民供奉光緒帝神位，並從光緒帝的立憲論旨中摘出「庶政公諸輿論」「鐵路准歸商辦」兩句話作為口號，表示他們不反對朝廷，只為「爭路」的政治態度。在各省紳商向清政府請願的同時，各省的廣大人民突破請願運動的限制，掀起了激烈的反抗鬥爭。四川各府州縣遍設保路同志會，參加者數十萬人；萬餘湖南長沙、株洲工人舉行了罷工示威，湖南學生也舉行罷課；數千湖北宜昌築路工人與清軍發生了武裝衝突；留日學生也聲援保路運動，提出「路存與存，路亡與亡」的口號；旅美的廣東華僑也集會反對，決議：「粵路股銀，皆人民血汗……有劫奪商路者，格殺勿論。」這時，革命黨人乘機展開活動，湖北詹大悲在《大江報》上發表文章，鼓吹革命；同盟會員陳少白在香港主辦的《中國日報》及其他港報，都刊載了反對鐵路國有的言論，抨擊清政府。在保路運動中，以四川人民的反抗最為激烈。工人、農民、學生、市民紛紛投身到運動中來。在四川總督趙爾豐用武力血腥鎮壓成都請願市民而造成「成都慘案」之後，四川人民更被激怒了，保路運動很快發展成為聲勢浩大的武裝起義。同盟會積極地展開了革命活動。同盟會員龍鳴劍、王天傑等人聯合哥老會，組成保路同志軍，占據了一些州縣，圍攻成都，鄰近各州縣的農民也紛起響應。當時，回到四川工作的同盟會員吳永珊（玉章）也於榮縣組織起義，而且一度宣布獨立，建立革命政權。這樣，就更促進了革命形勢的高漲。就在四川人民展開聲勢浩大的武裝鬥爭，而清政府加緊鎮壓的時候，1911年10月，湖北新軍中的革命黨人（文學社、共進會）發動了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爆發了。（馬汝珩）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同盟會成立以後，曾多次發動武裝起義，結果都失敗了。到1910年春，部分革命領導者如黃興等，對革命前途產生了悲觀失望的情緒。為了鼓舞士氣，準備再舉，孫中山召集他們在馬來西亞的檳榔嶼開會。孫中山鼓勵大家說：「今日革命風潮已盛，民心歸向我們，只要我們意志不衰，困難是擋不住我們前進的！」經過討論，大家決定：1911年春在廣州集合各省革命之精華，發動大規模起義，先占廣州，再由黃興統率一軍出湖南湖北，由趙聲帶領一軍出江西攻南京，兩軍會師長江，然後長驅北上直搗北京，傾覆清廷。會後，一部分革命黨人就到南洋和歐美各地，向華僑募集革命經費，經過革命黨人的宣傳鼓動，各地愛國僑胞，都積極捐款相助，有的人甚至變賣家產以相捐助。這次捐款共得十幾萬元，經費問題基本解決。1910年底，黃興、趙聲等返回香港，著手籌備起義，成立了領導機關——「統籌部」，黃興任部長，趙聲為副部長，統一領導起義的準備工作。接著，革命黨人紛紛潛入廣州，熟悉環境，刺探敵情，還設立了許多秘密機關。為了轉運軍火，他們常常將女同志打扮成新娘，利用花轎來抬運槍支、炸彈。經過幾個月的籌劃，準備工作大體上就緒，革命黨人摩拳擦掌，只等一聲號令，就發動起義。起義的日期原定在1911年4月13日，不料在4月8日發生了革命黨人溫生才刺殺廣州將軍孚琦的事件（他本來計劃刺殺水師提督李准，結果刺中的是孚琦），反革命立即加強了戒備，廣州戒嚴，並且到處搜捕革命黨人。這樣，原定的起義計劃受到了影響。以後，形勢日有變化，起義日期幾次改變，最後確定在4月27日發動起義。 4月27日下午，黃興在小東營住所召集了隊伍，每人發給白毛巾一塊，纏在左臂作為標誌。許多革命黨人抱定為革命犧牲的決心，事先寫好了絕命書，如林覺民給他父親寫的絕筆信說：「兒死矣！唯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補於全國同胞也。」起義即將發動，白髮蒼蒼的譚人鳳趕到，要求加入，黃興婉言拒絕說：「先生年老，後方尚需人照料，這是決死隊，望老先生不要去。」譚人鳳很生氣地說：「你們不怕犧牲，難道唯獨我怕死嗎？」黃興等很受感動，只好發給他兩支手槍。下午五點半鐘，螺號齊鳴，起義的時間到了。革命隊伍人人精神抖擻，鬥志昂揚。黃興率領先鋒隊直撲總督衙門，兩廣總督張鳴岐聞風逃跑，黃興等找不到張鳴岐，就放起火來，當他們退出衙門的時候，碰到了敵人的大隊人馬。林時爽誤信其中有革命黨人，便挺身向前，企圖曉以大義，不幸，話未說完，便中彈犧牲了。接著，激烈的戰鬥開始了。革命黨人數雖少，但人人奮勇當先，十分英勇，給敵人很大打擊。如喻雲紀等一路，先由後面進攻總督衙門。後又攻打督練公所，喻雲紀胸前掛著滿滿一筐炸彈，所向披靡，敵人十分害怕。革命黨人雖然英勇，但他們沒有發動廣大群眾參加鬥爭，仍然以單純的軍事行動為主，結果，在寡不敵眾的情況下，犧牲很大，不得不退出戰鬥，起義終於又告失敗。這次起義，因為是在陰曆三月二十九日發動的，所以叫作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在這次起義中，許多革命黨人壯烈犧牲，一部分人被捕後英勇就義。後來廣州人民收得屍體七十二具，合葬於黃花崗。因此，這次起義又稱作「黃花崗起義」。（胡俊明）文學社共進會文學社和共進會是兩個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團體，是武昌起義的發動者。文學社，1911年1月成立於武昌，它是同盟會在湖北新軍中的革命團體（新軍是清政府採用新式武器裝備的，以「西法」編練起來的一支近代化的軍隊），領導人蔣翊武（社長，同盟會員）、王憲章（副社長）、劉堯澂（評議部長，同盟會員）等都是貧寒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他們投身行伍，在新軍士兵中進行了艱苦的革命宣傳和組織工作，同時還出版《大江報》，公開宣傳民主革命思想，他們曾以「大亂者救中國之藥石也」「亡中國者和平也」等為題發表評論，猛烈地抨擊清政府，熱情地讚美革命。文學社的這些活動大大加強了新軍士兵的革命情緒，不到半年，參加文學社的便從八百餘人驟增至五千人以上。共進會於1907年秋成立於日本東京，組織者是同盟會內一部分和會黨有聯繫的會員，如四川張伯祥，湖北劉公、孫武，湖南焦達峰等。他們希望藉此改變同盟會與會黨隔絕的局面，把全國所有的會黨通通聯合起來。共進會的入會誓詞與同盟會相同，其中只有「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當時的解釋是：「滿人壓迫漢人，人權不平均，所以要平均人權。」其實當時壓迫「漢人」和其他各族人民的，除了以滿族貴族為首的反動統治者以外，還有帝國主義。1908年秋，共進會著手派人回國，「運動軍隊，運動會黨」。第二年春天，孫武回到武漢，創立了共進會鄂部總會，以孫中山名義相號召，積極開展活動。他們聯絡會黨群眾秘密編成五鎮（一鎮相當於一師）軍隊，準備待機起事。但因會黨不受約束，編制未成，起義計劃即遭破壞。從此共進會鄂部總會便將工作重心從會黨轉向新軍，希望依靠新軍為主力，以會黨做補充，爭取武裝起義的勝利。文學社和共進會的基本成員都是新軍士兵。當時湖北新軍共約一萬六千人，參加文學社的有五千多人，有兩千多人參加了共進會；文學社和共進會在各標、營、隊都建立了比較嚴密的代表制度，因而在事實上已經控制了湖北的新軍。這就為武昌起義的迅速勝利創造了條件。文學社和共進會本來是各自為政、不相統屬的。同盟會領導人譚人鳳曾經勸導他們要「和衷共濟，相輔而行」。加上革命形勢的突飛猛進，客觀上也要求他們儘快聯合起來。因而他們幾經磋商，終於在1911年8月建立了暫時的聯盟，成立了臨時組織，劉公任總理部總理，孫武、蔣翊武分任軍務部正副部長，並組成總指揮部，蔣翊武任總司令，孫武為參謀長，統一領導起義的準備工作。武昌起義就是依靠這個聯盟發動的。武昌起義後，文學社社員全體加入同盟會，共進會會員有的參加了同盟會，有的另組民社，和同盟會相對抗。（苑書義）武昌起義武昌起義發生在1911年10月10日。這次起義是中國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廣大的人民群眾，為反對帝國主義的走狗——清朝封建政權而掀起的革命鬥爭，是在同盟會的影響和湖北革命團體文學社、共進會的直接組織領導下進行的。自1905年孫中山領導組織了同盟會以後，中國革命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到了1911年，革命高潮已經到來。這一年春天，緊接在全國各地爆發的搶米、抗捐、抗稅的鬥爭之後，又爆發了轟轟烈烈的廣州（黃花崗）起義，接著，兩湖、四川、廣東等地人民又掀起了洶湧澎湃的保路運動。清朝反動統治好比一所即將倒塌的破屋，完全呈現出土崩瓦解之勢。湖北在中國近代史上歷來是一個重要的革命地區。武漢素稱九省通衢，既是反革命統治的心腹要地，也是革命勢力活動的中心之一。在這裡，早在1904年便成立了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以後又有日知會、共進會等革命團體的建立。同盟會成立後，曾經派人到這裡成立湖北分會，與日知會建立了聯繫。日知會很重視革命的宣傳組織工作，他們在當地的新軍中曾經做了許多深入、細緻的工作。以後成立的軍隊同盟會、群治學社、振武學社、文學社等，幾乎都是新軍中的革命組織。文學社繼承著日知會的傳統，他們不但在新軍中發展了很多革命同志，而且培養了一批骨幹力量。當時湖北新軍約有一萬六千人，參加文學社的就有五千多人，還有許多參加了共進會。共進會主要在會黨中做工作，在下層群眾中很有影響。由於這兩個革命團體的積極努力，湖北地區的革命運動獲得了深厚的群眾基礎和良好的條件。「保路運動」爆發以後，文學社和共進會認為發動起義的時機已經成熟，便於八月間組成湖北革命軍總指揮部，推定文學社負責人蔣翊武為總司令，共進會負責人孫武為參謀長，劉堯澂、彭楚藩等為軍事籌備員，籌划起義工作，並定於中秋節（10月6日）起義。後因準備不及，又決定將起義日期推後十天。 10月9日孫武等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十四號製造炸彈，不慎失事，彈藥爆炸。孫武頭部受傷被送入醫院，其餘各人被迫倉促轉移。該處所藏準備起義的旗幟、符號、文告、印信等物，為聞聲趕來的軍警搜去，起義領導機關及其主要人物因此暴露。清政府立即派軍警四處搜捕。蔣翊武看到事機危迫，發出緊急命令，決定當晚十二時舉行起義。規定由南湖炮隊在晚間十二時鳴炮為號，城內外新軍各標營聽到炮聲一齊動作。這時，劉堯澂、彭楚藩、楊洪勝等先後被捕，形勢已十分緊張，但起義命令沒有送到、信炮未發，各標營還在等待觀望。劉堯澂、彭楚藩、楊洪勝被捕後，表現了革命英雄堅貞不屈的高貴品質。他們在敵人的酷刑之下，毫不動搖，直到10月10日清晨湖廣總督瑞澂下令殺害他們，仍然堅定不移，高呼革命口號，從容就義。三烈士被害後，瑞澂等一面繼續搜捕革命黨人，一面嚴禁新軍各標各營互相往來，情況更加緊急。反動派以為恐怖的屠殺足以遏制革命的爆發，然而事實恰好相反，革命熱情高漲的廣大新軍士兵，懷著滿腔憤怒，自發地起來進行武裝反抗。當天晚上（10月10日），駐武昌城內黃土坡的第八鎮所屬工程第八營，革命黨人熊秉坤、金兆龍等打響了第一槍，轟轟烈烈的武昌起義，就這樣開始了。起義發動以後，熊秉坤等率眾直奔楚望台軍械局。把守軍械局的工程營士兵紛紛加入起義隊伍，大大加強了起義士兵的戰鬥力和信心。駐守軍械局的工程營左隊隊官吳兆麟，曾經參加過革命團體日知會，被推為臨時總指揮，帶領隊伍往攻總督衙門。這時各標營新軍革命士兵聽到槍炮聲和工程第八營起義的消息後，也都紛紛起義，聲勢更加浩大。在猛烈的攻擊下，瑞澂破牆而逃，跑到停泊在長江的楚豫兵艦上躲了起來。第八鎮統制張彪聞變後也逃往漢口劉家廟。經過一夜戰鬥，到11日拂曉，武昌就被革命軍全部占領了。起義取得了第一步的巨大勝利後，如何建立一個革命的政權，就成為刻不容緩的大事。然而，起義的士兵在當時還不能認識到由自己掌握政權的重大意義。在他們看來，新的革命政權的領導者，應該是社會上有聲望的人物。當時，孫中山還在國外，起義前原推定的總司令蔣翊武因機關破壞逃亡在外，孫武又因製造炸彈受傷，還在醫院治療，各標營代表資歷較淺，而且各不相下。怎麼辦呢？一時都拿不出主意。這時立憲黨人就乘虛而入，他們推薦了曾經殺害起義士兵的原清軍協統（相當於旅長）黎元洪，認為他是最合適的人選。當天午後就在立憲派首領湯化龍主持之下，開會決定成立湖北軍政府，以黎元洪為都督，湯化龍為民政總長。這樣，起義後第一個建立起來的革命政權，就被封建官僚和立憲派分子竊據了重要的職位。但在廣大人民的響應和支持下，革命形勢在全國範圍內迅猛地向前發展，到了11月下旬，全國二十四個省區，已經有十四個省先後宣布獨立。腐敗不堪的賣國的清政府，終於被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也從此結束。（應清）中華民國的成立武昌起義以後，各省紛紛響應。到11月間，全國絕大多數省份都已宣告獨立，與清政府斷絕關係。清政府陷入土崩瓦解的局面。客觀形勢要求有一個統一的領導機構，作為革命的領導中心。 11月初，宣告獨立的各省的代表開始商討組織臨時中央政府。12月29日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宣告成立臨時中央政府，中華民國正式誕生。中華民國的誕生不僅宣布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死刑，而且在廣大群眾面前樹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具體形象，從而使民主共和國的觀念深入人心。但是中華民國並不是在徹底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辛亥革命並沒有觸動舊的封建的、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經濟和政治制度，而且領導這次革命的資產階級既沒有掌握一支革命武裝作為支柱，又不能充分發動群眾，尤其是以農民群眾來作為自己依靠的力量。因此，中華民國雖宣告成立，但是它如同建築在沙灘上的房屋一樣，沒有什麼基礎，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反擊之下，很快就只剩下一個空名，而實際上仍為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統治的國家。從中華民國的誕生開始，帝國主義便採取了種種卑劣手段，力圖絞殺它。在經濟上，一方面扣留革命勢力管轄地區的全部海關收入，另一方面對北洋軍閥的頭子、大地主、大買辦的代表人物袁世凱給予大量的經濟援助。在外交上，一方面拒絕承認中華民國，另一方面極力扶持袁世凱竊奪政權。不僅如此，帝國主義還以軍事行動恫嚇革命派，長江上集中著英、日、美、德各國的軍艦，日、俄兩國還把軍隊直接開入東北，企圖乘機打劫。袁世凱由於得到了帝國主義的支持，便肆無忌憚地對革命派實行一打一拉的狡猾伎倆，向革命猖狂進攻。混入革命的立憲派則聯合資產階級右派（妥協派）逼迫孫中山向袁世凱妥協，叫嚷如果不向袁世凱讓步，就有亡國的危險。孫中山在中外反革命勢力的夾攻和妥協派的壓力下，表示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凱宣布贊成共和，誓守參議院所定的《臨時約法》，即選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便抓住機會，逼迫清帝於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並致電南京政府聲明擁護共和。南京參議院這時只好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被迫與袁世凱妥協，但對袁世凱是存有戒心的。因此，在辭去臨時大總統的職位時，就提出了一些條件來束縛袁世凱。但是因為沒有實力做後盾，這些條件不但沒有什麼約束的力量，而且很快就被袁世凱用狡猾手段破壞了。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4月5日參議院又議決將臨時政府遷到北京。中國人民經過長期努力而爭得的革命果實，就這樣被大地主、大買辦的代表人物袁世凱所篡奪，辛亥革命失敗了。（全國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以下簡稱《臨時約法》）是在1912年3月，經南京臨時參議院制定，由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頒布的一部法律。這是一部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法律。《臨時約法》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清朝末年，中國人民為了爭取國家的獨立和民主，進行了不懈的鬥爭。以康有為為首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發動了著名的戊戌變法運動，幻想在保持清朝統治的基礎上，實行君主立憲，結果，遭到了清政府的鎮壓而失敗了，改良主義的道路沒有走通。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改良派不同，他們的理想是從根本上推翻清朝的統治和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在中國實行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因此他們採取了革命的手段，屢蹶屢起地進行了武裝鬥爭，終於推動了辛亥革命的爆發。這次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封建帝制，產生了中華民國和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的南京臨時政府。有了這個勝利，資產階級革命派才能把自己的理想製成法律，並且把它頒布出來。因此，《臨時約法》是革命鬥爭的產物。《臨時約法》一共七章五十六條，主要內容可以分成三個方面：第一，規定了國家的政權性質。約法明確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宣布了中國已不再是皇帝或少數人壟斷的專制國家，而是「國民全體」的民主的國家。第二，規定了國民的民主權利。約法寫下了國民有言論、著作、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權，有保有財產和營業的自由權，有選舉和被選舉權等。第三，規定了國家的政治制度。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為了防止專制獨裁的再現，採取了內閣制。約法規定由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國務員和法院行使國家的統治權，對臨時大總統的權力做了限制。臨時大總統不但要執行參議院的決議，而且還要受國務員的制約。參議院是國家的立法機關，由各省選派的議員組成，有權議決一切法律，決定國家大政。臨時大總統由參議院選舉產生，代表臨時政府，總攬一切政務。但臨時大總統在制定官制官規、任命國務員和外交使節、宣戰媾和、締結條約以及宣告大赦等問題上，都必須取得參議院的同意。國務總理和各部總長都稱為國務員，國務員輔佐臨時大總統擔當政府工作。臨時大總統在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和發布命令時，需要由國務員副署，表明國務員也要負其責任。臨時大總統和國務員的這種關係，就是內閣制的體現。《臨時約法》並沒有得到實現。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徹底的革命，革命的果實不久就被帝國主義的走狗和封建勢力的代表袁世凱竊奪了。袁世凱竊取政權之後，為了恢復封建的獨裁統治，立即破壞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的原則，撕毀了《臨時約法》，把中華民國變成一塊空招牌。《臨時約法》是一部資產階級的法律，它所標榜的民主是為了實現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民主。這種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民主是根本不同的。即使實現了，也只有資產階級能享受民主權利，而廣大工農群眾仍然是得不到什麼民主與自由的。但在當時，《臨時約法》的頒布，還是有進步作用的。（潘喆）宋教仁宋教仁是辛亥革命時期的一個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 1904年，宋教仁和黃興等一起在長沙創立了革命團體「華興會」。這個革命團體成立以後，就決定在這一年陰曆十月清朝執政者慈禧太后的生日那天，在湖南發動起義。但是，由於計劃被泄露，起義沒有成功。參加起義的革命者被清政府到處追捕，宋教仁在國內無法存身，只好逃亡日本。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聯合「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組織「同盟會」，宋教仁是其中一個積極的參加者。 1912年，袁世凱竊取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以後，宋教仁和當時許多同盟會會員一樣，並不認為把革命的政權交給袁世凱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他反而認為民國已經建立，革命就算成功了，於是就沉浸在建設這個空有其名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夢幻之中。袁世凱所要的不是什麼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而是代表舊勢力的反動獨裁統治。他上台以後，就開始集中權力，排擠革命勢力，逐漸暴露出他的猙獰面目。當時迫切的問題是通過革命手段與這個反動派進行鬥爭，把革命果實奪回來。但是，作為同盟會實際負責人之一的宋教仁，放棄了革命的主張，仍然力謀和袁世凱妥協。他提出了「新舊合作」「朝野合作」的口號，幻想通過所謂資產階級的「政黨政治」來限制和約束袁世凱。他特別熱衷於選舉活動，親自遊說各地，宣傳說：「世界上的民主國家，政治的權威是集中於國會的，在國會裡頭，占得大多數議席的黨，才是有政治權威的黨，所以我們要致力於選舉運動……」當時的宋教仁，十分迷戀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政治，以為只要通過政黨的「合法」活動，就可以掌握到實際權力。為了爭取在國會中占到絕對的優勢，實現所謂「政黨政治」，宋教仁把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不加區別地濫肆吸收黨員，把許許多多投機政客、封建舊官僚，以及向來與革命為敵的立憲派分子都拉進國民黨。這樣一來，本來就十分鬆懈的同盟會，完全變成了一個七拼八湊的爛攤子，很難發揮什麼戰鬥力了。在國會選舉中，國民黨人多勢大，果然表面上獲得了壓倒多數的勝利。於是，國民黨人大為歡欣，並且宣稱要以多數黨的資格，成立一黨內閣，而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的呼聲，也在這一片選舉的勝利聲中越來越高。這時的宋教仁，滿以為經過議會鬥爭完全可以取得勝利，對資產階級議會的幻想達到了頂點。宋教仁的這些活動，對袁世凱實行專制獨裁的野心是很大的妨礙，早就引起袁世凱的注意。袁世凱在他以金錢誘惑宋教仁，遭到了拒絕以後，就決心用毒辣的手段拔掉這顆眼中釘。當宋教仁遊說各地的時候，袁世凱派遣暗探，隨時密報宋教仁的行動。當他看到宋教仁的活動已經日益嚴重地威脅著自己的統治地位，就通過他的爪牙——內閣總理趙秉鈞和國務秘書洪述祖，秘密安排了刺殺宋教仁的陰謀。這時，宋教仁正風雲一時，沿著京漢路南下，到湖南、湖北、安徽、南京、上海等地，到處發表演說，批評時政，抒發抱負，滿以為勝利在望。1913年3月20日，他正準備結束南下的宣傳活動返回北京，就在上海車站被袁世凱派出的特務暗殺了。他臨死以前，還留下一個遺電給袁世凱，對袁抱著殷切的希望說：「望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會確立不拔之憲法，則仁雖死猶生。」他哪裡知道，殺死他的正是他所殷切期望的「袁大總統」呢！在暗殺宋教仁以後，袁世凱發動反革命內戰，打敗了南方革命勢力的反抗，最後乾脆把國會也解散了。至此，宋教仁一心為之勞碌奔波、極力宣傳的議會內閣制也就結束了。（汝豐）二次革命「二次革命」發生在宋教仁被袁世凱暗殺以後，是孫中山企圖挽回辛亥革命的失敗而發動的一次革命鬥爭，目的是要推翻袁世凱，重新恢復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領導權。宋教仁被暗殺以後，袁世凱為掩蓋全國耳目，還裝腔作態，命令江蘇地方當局，要「窮究主名，務得確情，按法嚴辦」。但「窮究」結果，從捕獲的兇手和搜到的密電、密信等一切罪證證實，謀殺的主使人就是大總統袁世凱自己。真相大白，全國輿論譁然。這時，孫中山從日本回到上海，他看清了袁世凱的反動面目，認識到「非去袁不可」，極力主張出兵討袁，發動二次革命。本來，暗殺宋教仁只不過是袁世凱徹底鎮壓革命力量的信號。袁世凱左手拿著槍，右手也拿著槍，只有照他那樣也拿起槍來反抗，才是辦法。但是，在國民黨領導人之間，孫中山的主張，除了擔任江西都督的李烈鈞和其他的一些人積極支持外，很多人都不同意。黃興、陳其美等，認為武裝反抗的條件還不成熟，主張等待法律解決；在北京的國民黨議員，大唱「法律倒袁」的高調，仍舊在那裡做著合法鬥爭的迷夢；國民黨在南方握有一些實力的其他幾個都督。各有打算，也不積極。這樣，組織渙散，意見分歧，二次革命遲遲不能發動。政權掌握在袁世凱手裡，所謂「法律解決」自然只是一種空想。實際上，當謀殺宋教仁的真相敗露以後，袁世凱已經決心進一步用武力來徹底消滅國民黨的反抗。他一面向帝國主義借錢求援，一面秘密地調兵遣將，積極準備發動反革命內戰。帝國主義知道袁世凱要鎮壓革命，就積極出來支持。1913年4月，英、法、德、日、俄五國，聯合借給了袁世凱二千五百萬英鎊（這就是所謂的「善後大借款」），同時，各帝國主義都紛紛表示，將正式承認袁世凱反動政權，從政治上給袁世凱撐腰。他們說：「承認袁世凱政權，不僅意味著袁世凱權力實際增加，而且將相當加強其反對中國南部分裂運動的地位。」美帝國主義最積極了，它一馬當先，於1913年5月2日，首先承認了袁世凱政權。有了帝國主義的支持，袁世凱膽子更大了。5月24日，他殺氣騰騰地說：「現在看透孫（中山）、黃（興），除搗亂外無本領……彼等若敢另行組織政府，我即舉兵討伐之。」接著就在6月里先後撤銷江西李烈鈞、廣東胡漢民、安徽柏文蔚的都督職位，同時命令事先已經集結在九江、南京附近的軍隊發動進攻。於是，李烈鈞於7月12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獨立，發表討袁通電，起兵討袁。黃興也在15日趕到南京響應。其餘安徽、廣東、福建、湖南、四川及上海等地也先後宣布獨立。至此，討袁戰爭爆發，孫中山號召的「二次革命」，在十分倉促的被動局面下開始了。這時，帝國主義強盜又直接或間接地在軍事上給了袁世凱很多援助，德國還派了軍官，出動了軍艦，幫助袁世凱軍隊作戰。1913年7月30日，德國外交大臣曾說：「德國因為它的重大經濟利益，不得不要求立即撲滅革命。」「二次革命」的領導者沒有發動廣大的人民群眾參加討袁鬥爭，宣布獨立的各省之間又缺乏統一指揮，因此，袁世凱在帝國主義支持下，以優勢的武力，很快就把討袁軍打敗。8月18日，南昌落入敵手，9月1日，南京又被攻占，原來宣布獨立的各省，在戰爭失利的情況下，先後撤銷獨立。二次革命就這樣在不到兩個月的短時間內失敗了。領導這次革命的孫中山，又一次被迫逃亡日本，重新組織力量，準備發動新的革命鬥爭。（汝豐）袁世凱的皇帝夢護國運動袁世凱盜竊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以後，立即著手鞏固和加強他的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反動專政。他表面上口口聲聲民主共和，實際上實行獨裁專制。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是不容許中國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的。袁世凱不但是民主政治的死對頭，而且是一個永不滿足的野心家。他暗殺了宋教仁、鎮壓了二次革命之後，又玩弄權術，當上了正式大總統。到1914年1月，他就下令解散了國會；5月，又宣布廢除了《臨時約法》，把辛亥革命奠立的最後一點民主原則全部破壞。這時，他把自己的權力擴大到了最大限度，但還不滿足，決心要去掉「民國」這塊空招牌，恢復封建帝制，來一個黃袍加身，由他來當袁氏朝廷的始皇帝。他在廢除了《臨時約法》後所頒布的新《約法》中，把責任內閣制改為總統制，規定的總統權力和世襲皇帝相差無幾；把國務院改為政事堂；內閣總理改為職位和名義都與封建朝廷的宰相相仿的國務卿；各省都督也改稱將軍，民政長則改稱為巡按使……一切都按封建帝王的老辦法來做，恢復帝制的陰謀活動，在「民國總統」的外衣的掩蓋之下，越來越積極，越來越露骨了！辛亥革命雖然把封建帝制摧毀了，但是對封建帝制的根子——封建土地制度，連一根毫毛也沒有動。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反動勢力在這個基礎上照舊進行統治，袁世凱也在這個基礎上大做皇帝夢。帝國主義為了擴大它在中國的侵略權利，積極支持袁世凱恢復帝制的陰謀活動，以便趁機多撈一把。袁世凱的顧問、美國人古德諾寫了《共和與君主論》一文，為袁世凱恢復帝制鼓吹，文中胡說八道，誣衊中國民智低下，不適於共和制度，只適於君主制度。甚至威脅中國人民說：「如果不採君主制，將會引起外國的武裝干涉。」德皇威廉二世接見袁世凱的大兒子袁克定時就露骨地表示：「……革命分子勢力甚脆弱」，要袁世凱「挾大總統之威權，一變中華民國為帝國皇帝」。還說：「我德誓以全力贊助……」英國也不落後，駐中國公使朱爾典就曾經多次向袁世凱表示極力贊成帝制。但是，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爆發，袁世凱看到這些國家無力東顧，最有力量的還是日本，因此極力討好日本，乞求支持。日本當時想乘機獨霸中國，於是提出了極為苛刻的「二十一條」，作為支持帝制的交換條件，表示只要袁世凱承認了，就可以請「貴大總統再高升一步」。「二十一條」的內容實際等於滅亡中國，但袁世凱為了實現他的皇帝夢，竟不顧中國人民的反對，喪心病狂地簽字接受了。有了帝國主義的支持，帝制活動逐漸走向高潮。各種反動勢力，牛鬼蛇神都忙碌起來了。以楊度為首的擁戴和鼓吹帝制的「籌安會」出現了，接著各式各樣的支持帝制的「請願團」也出現了。這些請願團，名目繁多，不但有所謂「乞丐請願團」，還有所謂「妓女請願團」，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分散在中央和地方的袁世凱的走狗嘍囉們，這時又是通電，又是公函，紛紛「勸進」，說什麼「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並以國家最上完全主權奉之於皇帝，承天建極，傳之萬世」。到了1915年12月，袁世凱迫不及待地要參政會出面，召集了所謂國民代表大會，進行所謂國體投票。在開會期間，袁世凱又是武力威脅，又是金錢收買，各省投票結果，全部同意改行君主政體，推戴袁世凱為皇帝。12月11日，參政院以代表民意的資格，上書勸進，袁世凱還假惺惺地表示謙遜，退還了推戴書。參政院於是再次開會，在十五分鐘之內完成了第二次推戴書，當晚再度送去。第二天，袁世凱裝成不得已的樣子，正式接受了帝位，第三天，袁世凱就在居仁堂受百官朝賀，並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宣布將民國五年改為「洪憲」元年，積極準備登基做洪憲皇帝了。但是，就在袁世凱揚揚得意，準備登上皇帝寶座的時候，反袁的烽火已經燃燒起來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是反袁最堅決的力量，他們在各地組織暴動，策划起義。可是由於他們沒有發動廣大群眾，停留在單純的軍事冒險上，因此不斷失敗。然而，反袁的火種既已點燃，就難以撲滅，人民群眾是絕不容許封建帝制再現於中國的。 1915年12月25日，雲南宣布獨立，爆發了護國起義，組織護國軍分兵北上。護國軍的力量並不大，但由於反袁是人心所向，所以很快就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擁護和支持。隨著護國軍的勝利，1916年1月，貴州宣布了獨立，接著廣西也宣布獨立，四川、湖南、廣東等省，形勢也十分緊張。帝國主義這時害怕反袁的怒火燒到自己身上，也來了一個向後轉，拒絕繼續支持袁世凱稱帝。袁世凱開始感到大事不好，在3月22日被迫宣布撤銷帝制，還想繼續當大總統。但護國軍不答應，他們聲明袁世凱是叛國的罪人，不能再當總統，要他辭職。形勢急轉直下，對袁世凱越來越不利，4、5月間，廣東、浙江、陝西等省又先後宣布獨立，最後連袁世凱最忠實的走狗控制的四川、湖南兩省在廣大人民的壓力下，也宣布了獨立。眾叛親離，袁世凱走到了絕境。6月6日，這個竊國大盜在全國人民的唾罵聲中死去了！（魯素）張勳復辟「張勳復辟」發生在1917年7月。提起這件事來，還得從張勳頭上的「辮子」以及他率領的「辮子軍」說起，因為張勳和他率領的軍隊，在民國建立以後，是以留辮子出名的。把頭上四周的頭髮剃掉，在中間留起一條辮子垂在背後，這是從前滿族人的習俗。滿族貴族建立了清朝政權以後，強迫其他各族人民也遵照這種習俗。無論是誰，都必須剃去頭髮，留起辮子，不這樣，就是謀反，就要砍頭。這就是所謂的「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成千上萬的漢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因為反抗清朝統治者這一野蠻殘酷的壓迫措施，遭到了殘酷的屠殺。在遭受剝削和壓迫的廣大人民心目中，辮子便成了清朝反動統治的標記。那些依附清朝統治者的忠實奴才，則把留起辮子當作投靠滿族貴族，感恩獻媚的手段。張勳就是這樣的奴才，他做過清朝署理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江南提督等要職，一貫善於壓榨和迫害廣大人民，對清朝皇帝則十分忠心。在清朝統治之下，他對那根奴才的辮子視同珍寶是十分自然的。到了辛亥革命之後，清朝皇帝已經被推翻了，全國人民都興高采烈地剪掉了辮子。但是，已經換上了民國衣冠的張勳，不但自己捨不得剪掉那根辮子，他的軍隊，也都仍然留著辮子。因此，他的軍隊被稱作「辮子軍」，他自己也得到了「辮帥」的徽號。張勳為什麼要留著辮子呢？用意非常清楚。他雖然被迫歸順了民國，但無時無刻不在夢想復辟。復辟，在當時就是要恢復封建皇帝的專制統治。因此，張勳為了表示自己曾是大清的忠臣和對皇帝的懷戀，一句話，為了復辟，就把辮子保留著。這個頑固透頂的反動軍閥，對清朝封建帝制的覆滅是不甘心的，對革命抱有刻骨的仇恨。武昌起義時，他率領軍隊盤踞南京，與革命軍頑抗；袁世凱竊國後，他拖著辮子做了民國的大官，但仍然企圖恢復清朝帝制。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他最為賣力。「辮子軍」攻下南京，他下令放假三日，任憑他們殺人放火，姦淫搶掠，使南京人民遭受了劫難。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清朝統治下的孤臣遺老、皇親貴族無一不想捲土重來。儘管他們頭上的辮子被迫剪掉了，但心裡的辮子牢固地存在著。一旦機會到來，他們就要復辟。袁世凱就是辛亥革命後第一個企圖復辟的人物，不過他是把原先的清朝皇帝撂在一邊，而夢想自己登上皇帝的寶座罷了。袁世凱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夢就倒台了，接著而來的就是張勳。他自知力量遠遠不如袁世凱，還不敢夢想自己做皇帝，但是他夢寐以求的是擁護清朝廢帝重掌江山，做一個復國元勛。到了1917年，民國的總統黎元洪和國務總理段祺瑞爭權奪利，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張勳看到有機可乘，就擁兵北上，演出了復辟的醜劇。段祺瑞是北洋軍閥中皖系的首領，很有實力。黎元洪雖然是總統，但政府的實權操縱在段祺瑞手中，他等於是一個傀儡。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段祺瑞在日本的支持下，以參戰為藉口，企圖驅逐黎元洪。但黎元洪得到美國的支持，反對參戰，極力向段反擊。後來段祺瑞跑到天津以辭職相威脅，黎元洪就以罷免段祺瑞的國務總理職務相報復。雙方的矛盾達到了不可調和的程度。這時，段祺瑞決心以武力來對付黎元洪，在他的唆使下，北洋軍閥皖系、直系督軍紛紛宣布獨立，準備進兵北京。久謀復辟的張勳就利用這個機會，一面通電要求黎元洪退職，以此討好段祺瑞；另一面又表示願意入京調停黎段之爭，為擁兵復辟設下圈套。段祺瑞為了利用張勳推翻黎元洪，極力慫恿他來北京，甚至暗中表示支持復辟。黎元洪正在四面楚歌之中，見有非皖系的張勳出來調停，想借張以對抗段祺瑞，因而也表示接受張勳的調停。1917年6月，張勳就打著調停的旗號率軍北上。到天津後，這個以調停為名、復闢為實的「辮帥」就改了腔調，發出通電，威逼黎元洪解散國會，否則就不負調停之責。黎元洪知道上了大當，但已經無力挽救，被迫於6月13日宣布解散國會，張勳隨即進入北京，著手復辟。張勳入京後，頭一件大事就是到紫禁城向清朝廢帝溥儀（宣統皇帝）叩頭請安。清朝皇室和那些貴族王公早就盼望有死灰復燃的一天，這時，他們從張勳身上又找到了希望。一時之間，什麼「恢復祖業」啦！「光復舊物」啦！「還政於清」啦！這些奇聲怪調立即囂張起來。保皇黨的首領康有為也趕來北京，為張勳出謀獻計。復辟的活動進入了高潮。 1917年7月1日，經過一番倉促的準備，張勳正式宣布清帝溥儀復辟，恢復清朝舊制。同時還頒布了許多上諭：改民國六年為宣統九年，封黎元洪為一等公爵，馮國璋（原副總統）為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張勳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各省督軍改稱巡撫，等等。這時，北京街頭龍旗飄揚，多年不見的清朝袍服也重新出現，那些曾經被迫剪掉辮子的封建餘孽，用假辮子拖在腦後，搖頭擺尾地慶賀大清一統重建，十分得意。張勳宣布復辟，黎元洪逃到東交民巷日本使館，一面通電由馮國璋代行總統職務，一面被迫重新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段祺瑞見解散國會和驅逐黎元洪的目的都已達到，又看到復辟非常不得人心，就乘機而起，宣布反對復辟，自任「討逆軍」總司令，在天津馬廠誓師，北上討伐張勳。「討逆軍」於7月12日攻進北京，張勳慌忙逃到外國使館避難。這時，先前那一切烏七八糟的景象，又煙消雲散了。大街小巷，到處都是辮子軍逃命時剪下來的辮子，復辟的醜劇，前後只演了十一天！此後，段祺瑞重新掌握了軍政大權，民國有名無實依然如故，但是中國人民反抗軍閥的鬥爭越來越發展了！（魯素）北洋軍閥「北洋軍閥」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一支反動勢力，它們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擁有以新式武器裝備的軍隊，控制著北京政權，代表帝國主義和中國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利益，對廣大人民實行黑暗而殘酷的統治。在辛亥革命後的十多年中，中國社會一直處在北洋軍閥反動勢力的統治之下。中日甲午戰爭後，清政府在1895年開始編練新軍。袁世凱被派在小站（天津附近）編練「新建陸軍」，他把原來淮系官僚胡燏棻（yù fēn）所練「定武軍」四千七百五十人接收過來，並擴充到七千人，這就是後來「北洋軍閥」武裝的基礎。以後北洋軍各派系的首領如段祺瑞、馮國璋、曹錕、王士珍等，當時都在袁世凱手下當軍官，後來都是隨著這支反動武裝的發展而爬上去的。 1898年後，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和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同屬清政府反動首腦之一的北洋大臣榮祿統率，並稱「北洋三軍」。「北洋」的名稱自此開始。在「戊戌變法」運動中，袁世凱用出賣維新派的卑劣手段，得到了反動頭子慈禧太后的信任。到1899年，「新建陸軍」改編為「武衛右軍」（「武衛軍」分左、右、中、前、後五軍），編制達萬人左右，歸武衛軍統領、大學士榮祿節制。在義和團運動期間，袁世凱積極鎮壓人民的反帝鬥爭，表現了忠於帝國主義的奴才本質，得到了帝國主義的賞識。1901年李鴻章死後，在中外反動派的共同支持下，袁世凱繼任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這時的北洋「武衛軍」中的其他四軍都在八國聯軍的進攻下潰散了，只有袁世凱的右軍因隨他到山東屠殺義和團群眾而保存下來。這支反動武裝以後不斷擴充，並改名「北洋常備軍」，幾乎完全由袁世凱一人控制。到辛亥革命前，北洋軍的勢力由直隸擴展到了山東、河南、江蘇及東三省等地。依靠這支反動武裝和帝國主義的支持，袁世凱成了清廷中「舉足輕重」的人物。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利用這種地位和實力，對抗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勢力，竊奪了革命果實，自己當大總統，開始了以他為首的「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袁世凱大量地出賣民族利益，換取各帝國主義對他的支持，成為各帝國主義共同統治中國的總工具。因此，在他死前，「北洋軍閥」集團尚能維持表面的「統一」。他死了以後，「北洋軍閥」在帝國主義強盜分別收買和互相爭奪之下，開始分裂，在分裂的各派軍閥中，比較大的是直系、皖系和奉系。直系軍閥的首領是馮國璋、曹錕和吳佩孚等，他們主要投靠英、美帝國主義，是英、美侵略中國的工具。皖系首領是段祺瑞、徐樹錚等，他們和直系的首領原來都是袁世凱手下的重要角色。袁死後，兩系間爭權奪利的鬥爭特別厲害。奉系首領是張作霖，盤踞在東北地區。皖系和奉系都是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的，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工具。此外還有很多大小不同的軍閥派系，各自占據一塊地盤，掌握一部分武裝，投靠一定的帝國主義。這些軍閥為了爭權奪利，經常互相發生衝突，形成了連年不斷的軍閥混戰局面。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大總統，直系馮國璋任副總統，皖系段祺瑞任國務總理，掌握實權。為了對付非北洋系的黎元洪，直、皖系曾暫時合作，但由於投靠的帝國主義不同，互相間的利害衝突和矛盾還是很大的。1917年，馮、段終於借「張勳復辟」事件，擠走了黎元洪。接著，馮國璋當了大總統，段祺瑞仍做國務總理，他們變本加厲地出賣民族利益，繼續北洋軍閥的專制統治。不久，馮、段之間為了擴充勢力、搶占地盤，矛盾逐漸尖銳起來。1920年7月，直系聯合奉系打皖系，皖系戰敗，中央政權開始由直、奉兩系聯合控制。直、奉軍閥也只是暫時的聯合，因為它們投靠的帝國主義不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必然影響它們之間的利害關係。1922年4月終於又爆發了直奉戰爭，結果奉系戰敗，退出關外，中央政權由直系全部控制。奉系軍閥不甘失敗，1924年9月又挑起了第二次直奉戰爭，這次奉系取得了勝利，皖系段祺瑞也乘機攫取了北京「臨時執政」的地位，在奉系卵翼下重新把持中央政權。「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和它們之間的混戰，給全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苦難。富有優良革命傳統的中國人民，曾經進行了多次的反軍閥鬥爭。五四運動以後，中國人民革命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時期，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特別是從1921年起，由於有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革命的面目煥然一新，反軍閥的鬥爭迅速向前發展。1926—1927年，在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廣東的革命政府舉行了「北伐戰爭」。在全國人民的積極支援下，終於摧毀了「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但是，隱藏在革命內部的反革命頭子蔣介石，在帝國主義的收買和支持下，發動反革命政變，竊奪了革命的勝利果實。代替「北洋軍閥」統治的是國民黨新軍閥的黑暗統治，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了。（劉守詒）護法運動 1916年袁世凱死後，北京反動政府的政權落在另一個北洋軍閥親日派段祺瑞的手裡。段祺瑞想獨攬大權，但1912年公布的《臨時約法》，對他實行獨裁統治是不利的，因此他解散了舊國會和廢除了《臨時約法》。當時的很多資產階級革命家是把1912年的《臨時約法》和國會作為共和國的象徵的。堅持民主主義革命的孫中山便起來號召保護約法，召集舊國會。1916年7月，孫中山到達廣州，大部分國會議員也跟著南下。海軍受了革命影響，也宣布「擁護約法，恢復國會」，並且將艦隊開到廣州。當時，盤踞在兩廣的桂系軍閥陸榮廷和稱霸雲南的滇系軍閥唐繼堯在爭權奪利上和段祺瑞的矛盾很大，又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想利用孫中山的名義來對抗段祺瑞，於是假意地也表示擁護約法。9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集了非常國會，組成了護法軍政府，孫中山為大元帥，陸榮廷、唐繼堯為元帥，和段祺瑞的北京政府相對立。北洋軍閥中，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和以馮國璋為首的直系之間，也存在很深的矛盾。當時段祺瑞決心「武力統一」中國，派直系軍隊進入湖南攻打護法軍。馮國璋卻企圖勾結西南軍閥，排擠段祺瑞，因此，指示他的軍隊採取消極態度，並提出了「和平統一」的口號，對護法軍政府表示讓步。以政治投機為目的的陸榮廷、唐繼堯這時也大肆活動，拉攏國會議員，共同排斥孫中山，破壞護法運動。1918年2月擁護孫中山的軍政府海軍總長程璧光被人暗殺，甚至孫中山招募的衛隊也被反動派捕殺。反動派在解除了孫中山控制下的軍事力量以後，接著又進一步改組軍政府，取消大元帥制，改為七總裁制，由老官僚岑春煊當主席總裁，把孫中山變為一個毫無實際權力的七總裁之一。孫中山見護法運動毫無進展，在廣州也無法立足，就在1918年5月離開廣州去上海。離開廣州時發表宣言說：「南北軍閥都是一丘之貉。」他開始了解到依靠這些人是不能護法的。孫中山離開廣州以後，軍政府便完全操縱在桂系軍閥的手中。後來南方和北方進行和平談判，護法運動就這樣不了了之地失敗了。（魯素）京劇提起京劇的歷史，有近兩百年了。如果從它的前身徽戲說起，那還要早個四五十年。安徽戲班從乾隆五十五年（1790）開始，先後有三慶、四喜、春台、和春等班，來到北京，被稱作四大徽班。他們豐富多彩的演出，和一些思想內容較好的劇目，受到北京觀眾的歡迎，逐漸地取代了本來在北京流行的崑曲、京腔、秦腔等劇種的地位，成為北京劇壇的主力。徽戲的唱腔以二黃調為主。到了道光年間（1821—1850），湖北的湖廣調（楚調，也就是漢劇）也進入北京，帶來了西皮調的唱腔。這兩個本來有著血統關係的姊妹劇種，很快地結合起來，使西皮調和二黃調在北京同台演唱。以這兩種唱腔為主，然後又吸收融化了崑曲、京腔、秦腔等劇種的精華部分，構成了本身唱（歌唱）、念（說白）、做（身段動作）、打（武打）一套完整的體系，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的戲曲，人們把它叫作京調或皮黃，也就是今天的京劇。到了同治、光緒年間（1862—1908），京劇進一步發展，不僅出現了許多優秀演員，同時逐步地向外發展，較大的都市如天津、上海、漢口、長沙，都先後有京劇班子演出。京劇的表演（包括唱、念、做、打），無論生、旦、淨、丑，都有一定的程式，但在京劇的發展過程中，不少傑出的表演藝術家在傳統程式的基礎上，經過自己的藝術實踐，不斷地豐富和創造，形成了各種不同流派的藝術風格。沒有一種藝術能夠超越於時代之外。京劇和許多別的藝術一樣，有著自己的戰鬥歷程。辛亥革命前後，有許多京劇藝人基於祖國的危亡，曾經演出了不少適應當時政治形勢要求的劇目，有些愛國藝人還直接參加了當時的革命鬥爭。他們當中，如汪笑儂，不但是一位傑出的表演藝術家，而且是一位愛國志士。袁世凱竊國後，他編演了《黨人碑》，諷刺這個專制獨裁者。劉藝舟編演的《皇帝夢》，把袁世凱的奸相和醜態，演得淋漓盡致，儘管當時袁世凱已經死了，但對於北洋軍閥的醜惡本質，仍然是有力的揭露和抨擊。在抗日戰爭時期，梅蘭芳、程硯秋、歐陽予倩等，都編演了一些具有愛國主義思想的劇目。如梅蘭芳的《抗金兵》《生死恨》，程硯秋的《亡蜀鑒》《荒山淚》，歐陽予倩的《梁紅玉》《木蘭從軍》等。由此可見，京劇在它的歷史發展中，有著戰鬥的優秀傳統，這是非常可貴的。然而，京劇的發展也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它曾經遭受過反動勢力的摧殘和踐踏，有過自己的盛衰興敗。在清朝統治時期，它一度被皇帝、貴族、官僚所「賞識」，成為宮廷里的消遣品，被利用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一些充滿封建毒素的環境，如《四郎探母》和《彭公案》《施公案》之類，大都是這個時期編演的，這就使它脫離了廣大群眾。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之下，京劇遭到的摧殘更是十分嚴重，一些庸俗下流、迷信荒誕，甚至極其醜惡淫穢的劇目，曾經風行一時。反動派把藝術糟蹋得不像樣子，許多藝人窮困潦倒，過著辛酸的血淚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曾經產生了如《三打祝家莊》《將相和》等富有思想性的優秀劇目。1964年舉行的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是京劇藝術史上的一場大革命。這次觀摩演出的許多優秀劇目，不僅具有很高的思想性，熱烈地反映了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時代，而且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成功地塑造了許多革命的英雄形象，受到了廣大觀眾的熱烈歡迎，衷心讚賞。這次觀摩演出大會宣告：社會主義的新京劇誕生了。（龔書鐸）現代話劇中國傳統戲曲著重唱、做、念、打。除了唱和做屬於歌唱和舞蹈外，念和打可以說是語言和動作，這已經包含現代話劇的因素。所以，中國現代話劇在古典戲曲中就可以找到它的基礎。但是，完全以語言和動作為主要表演手段，採用分幕分場的近代編劇方法和寫實的化妝、服裝、裝置、照明，以及表現當代的生活鬥爭和歷史故事的現代話劇，只有五十多年的歷史。它是20世紀初期中國社會激烈動盪的產物。 20世紀初期的中國，已經處於辛亥革命的前夜，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十分尖銳。當時，許多愛國青年看到國家民族的危亡，紛紛到外國留學，渴望從國外找到救國救民的好辦法，找到使國家獨立富強的出路。日本是中國留學生最多最集中的地方，留學生中的革命活動和革命宣傳也最活躍。他們有的直接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組織同盟會；有的翻譯介紹歐美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進步著作；有的則通過文學藝術的武器，創作通俗的詩歌、鼓詞等，宣傳救亡圖存的道理，鼓吹革命。中國現代話劇就是在這樣蓬勃發展的革命潮流中產生髮展起來的。 1907年2月，留日學生曾孝谷、李息霜等受日本新派劇的影響，組織了一個演劇團體，叫「春柳社」。後來曾孝谷還把林紓、魏易翻譯的小說《黑奴籲天錄》改編為五幕話劇，並於這一年6月初，在日本東京正式公演。著名的戲劇家歐陽予倩就是在這時加入春柳社的，並且參加了這一次演出。《黑奴籲天錄》的演出獲得了很大的成功。演員們的出色表演和話劇這一新穎的藝術形式大大地吸引了觀眾，當時看過這次演出的日本著名戲劇家也給了很高的評價。尤其是劇中所揭示的反對帝國主義壓迫黑人的主題思想，對於長期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中國人，可謂引起了強烈的同情和共鳴，這就更使這次演出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小說《黑奴籲天錄》原名《湯姆叔叔的小屋》，原作者是19世紀50年代美國進步作家斯托夫人，這是一部揭露和反對美國資本家虐待黑人的作品。由於作者對萬惡的資本主義制度沒有本質的認識，加上作者出身於基督教家庭，深受宗教思想的影響，所以，這部小說不但沒有能夠指出種族歧視和壓迫來源於資本主義剝削制度，而且宣揚了基督教聽天由命、逆來順受的宿命論觀點，使小說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作者以深刻有力的筆觸，描繪了美國黑人所遭受的駭人聽聞的奴役和虐待，揭露了美國統治階級和奴隸主迫害黑人的滔天罪行，在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翻譯者的意圖也就是要藉此警醒中國人民。林紓在為譯本所寫的序言、跋文和譯例中曾經一再強調翻譯這本書的目的是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日益加深，「不能不為大眾一號」，激發國人「振作志氣」。他不但反覆表示了對帝國主義者殘酷壓迫的憤慨，警告中國人民必須獨立自強，而且指出美帝國主義虐待在美國的華工也一樣殘酷，華工比起美國黑人的遭遇只有過之而無不及，批評了那種認為帝國主義也能寬待殖民地人民的謬論。從這裡可以看出，春柳社當時選擇了這一小說編為劇本，是適應客觀形勢的要求，用來表達他們的愛國主義的思想感情和激發群眾的民族意識。話劇《黑奴籲天錄》雖然是由翻譯小說改編的，但在此以前，中國還沒有過自己編寫的如此完整的多幕話劇，因此可以說，《黑奴籲天錄》不但是中國現代話劇最早的一次演出，而且是中國最早創作的一個話劇劇本。春柳社為中國現代話劇的開創做了許多工作，可說是中國最早的話劇團。它在中國現代話劇事業上邁出了第一步後，影響很快就擴大到國內。1907年，王鐘聲在上海創立了「春陽社」，第一次演出也是《黑奴籲天錄》。1910年，春柳社員任天知又組織了「進化團」。在此期內，宣傳革命、鼓吹進步的劇團風起雲湧。辛亥革命後，春柳社員陸鏡若在1912年又成立了「新劇同志會」（春柳劇場），接著歐陽予倩等許多春柳舊人回國，也都加入演出，形成了中國現代話劇創始期的熱潮。所以，1907年「春柳」的《黑奴籲天錄》，可說是我國現代話劇的起點。很有意義的是，《黑奴籲天錄》在1957年由當時參加演出的歐陽予倩重新改編，以《黑奴恨》的劇名再次上演。這時，中國現代話劇已經走過了五十年的戰鬥途程；中國人民已經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獲得了解放；全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奴役和壓迫的革命鬥爭正在洶湧澎湃，不可阻擋。《黑奴恨》以嶄新的姿態出現，它克服了《黑奴籲天錄》當年的種種局限，強烈地反對美帝國主義對黑人的殘酷虐待和迫害，反映了種族鬥爭實質上是階級鬥爭的偉大真理。（汝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