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學史 · 第四章 清至現在的考古
一 考古人數及書籍之增加
清初對於考古並不注意，是以《四庫全書總目》，連同宋元明以至清中葉以前，關於金石的書籍，共計五十八種。清高宗以內府所藏古物甚多，仿宋徽宗《宣和博古圖》，命廷臣編《西清古鑒》四十卷於乾隆十四年編，十六年成書，內府刻本，卷首列有奉旨辦理諸臣，分為監理、編纂、摹篆、繪圖、繕書、校刊、監造七類，各類列辦理諸臣的職名，《寧壽鑑古》十六卷於乾隆十六年至四十年之間所編，民國二年涵芬樓縮印，《西清續鑒甲編》二十卷於乾隆四十五年編，至乾隆五十七年成書，宣統二年涵芬樓縮印，《西清續鑒乙編》二十卷亦乾隆四十五年，系據盛京所存的古物，北平古物陳列所存稿本。共八十種，四千零七十四器，其中有文字的一千二百九十器。
清政府既提倡於上，阮元等作《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於下，考古之風因而大盛，王靜安先生據錢坫、阮元、曹載奎、吳榮光、劉喜海、吳式芬、徐同柏、朱善斾、吳雲、潘祖蔭、吳大、劉心源、端方、羅振玉十四家，作《清朝金文著錄表》六卷，計得三代器二千六百三十五，秦器七十一，漢以後器五百五十八。共計三千三百六十四，除偽器外，得三千二百九十四器。
容媛的《金石書錄目》，依物的性質分為十類，茲為列表於下：
除日本、高麗外，共九百零六種，六千零零七卷。此外尚有《方誌中金石志目》，江蘇二十三種三十八卷，浙江五十二種一百二十八卷，安徽七種十一卷，江西十二種十二卷，福建八種三十八卷，廣東三十種八十四卷，廣西三種十八卷，湖南十四種六十五卷，湖北七種二十二卷，四川二十八種三十卷，貴州一種一卷，雲南三種六卷，吉林一種一卷，黑龍江一種一卷，河北十五種四十卷，河南二十六種七十八卷，山東三十二種五十七卷，山西十二種二十一卷，陝西十九種二十四卷，甘肅一種一卷，察哈爾一種二卷，新疆一種二卷。《方誌金石目》共二百九十七種，六百八十卷。連前約一千二百種，六千七百卷。尚有叢書十二種，多與前列重複，故不另計。依時代分，梁二人，唐二人，宋二十二人，元三人，明三十人，清三百三十三人，民國一百五十人，共計九百四十二人。而清至現在，書與人約占清以前百分之九十，但據宣哲的《金石學著述考》稿本存佚共約二千二百餘種。又依其《金石學人錄》除現在的人不計，及李遇孫的《金石學錄》及補並陸心源的補已有亦不計外，共得一千四百七十二人，三家合計共得二千三百六十人。茲將宣哲先生所列的表於下：
依三家合計，清以前為八百五十五人，清代為一千五百零五人，若再加上民國以來一百五十人，是清至現在考古的人數占以前的三分之二以上，可知其考古之盛了。
二 考古書籍分類敘述
一 金
考古學上所謂金石之金，並非金銀之金，乃是銅字古寫。
原始人類，在未發明金屬以前，射箭的箭頭，有用石做的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均有，有用骨做的新石器時代。但這些箭頭並不堅硬，待銅發明，用銅為箭頭，金字上的△即箭頭，其下⊥為箭干，其中為翎。箭射出去，只有前進而無後退，故晉字從二箭，金晉同音為一來源。另一民族用鳥前飛而不後退為進，襲用晉音。及發明煉銅以銅做樂器，擊之發出 聲，有於旁註童音為鍾，或注同音為銅。但銅字在晚周始有，故考古家用古寫的銅字為金。
殷墟發掘，石器多於銅器，是殷代為石器的末期，銅器的初期。而銅器有鼎、爵、刀、矛、戈、瞿、斧、矢等。分析其銅器，禮器含錫百分之十，刀含錫百分之十五，矢含錫百分之十七，句兵含錫百分之二十，余為黃銅，是含錫愈多其硬度愈大，在殷時已知合金之法。
銅器在殷為初期，在周為盛期，秦漢為衰期，六朝至今為末期。六朝以後銅器多為鏡子及造象等。鐵在周秦為初期，漢至清末為盛期，現在則為衰期。但在銅器時代，為中國史上缺乏史料的時代，故歷來考古家多注意於銅器。若鐵器本身上少有文字，而且使用鐵器濃盛之時，書籍甚廣，不借鐵器以補正史，故各家著錄者少。銅器的種類，據《小校經閣金文》，其類如下：
樂器——鍾、句鑃、錞於、鐃、鈴、磬、銅鼓等。
造飯器——鼎、鬲、甗、釜、鍪、等。
飲器及酒器——卣、罍、壺、尊、爵、觥、觚、觶、端、角、斝、舉、彝等。
盛飯器——敦、簠、簋、豆、盤、盆、盧、盦等。
溫器——斗等。
盛調和器——盉等。
運湯飯器——匕、勺、柶等。
洗臉盆——匜、洗等。
啖盂——盂。
燃火器——燈、熏爐等。
鏡子——鑒、鏡等。
度量衡——權、量、尺、甬、鍾等。
證器——符、印、買地券等。
兵器——戈、戟、句兵、矛、刀、瞿、劍、匕首、斧、鉞、鑿、削、鏃、弩機等。
其他如帶飾、門飾、車飾，以及農具、錢範、造象等。
專著錄銅器之書，在梁有《鼎錄》、《刀錄》，宋有《考古圖》、《續考古圖》、《博古圖錄》、《嘯堂集古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鐘鼎款識》、《紹興內府古器評》，明有《古器具名》、《宣德鼎彝譜》。清至現在，則以《西清古鑒》四十卷，《寧壽鑑古》十六卷，《西清續鑒甲編》二十卷清高宗敕編，以及曹載金的《懷米山房吉金圖》一卷，劉喜海的《長安獲古編》二卷，吳雲的《兩罍軒彝器圖釋》十二卷，吳大澂的《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一卷及《愙齋集古錄》二十六冊，吳榮光的《筠清館金文》五卷，徐同柏的《從古堂款識學》十六卷，孫詒讓的《古籀拾遺》及《餘論》各三卷，吳式芬的《攈古錄金文》三卷，劉心源的《奇觚室吉金文述》二十卷，米善的《敬吾心室彝器款識》二冊，陳介祺的《簠齋吉金錄》八卷為重要。
民國以來，有羅振玉的《內府藏器著錄表》二卷，《貞松堂吉金圖錄》三冊，《古鏡圖錄》三卷，《殷文存》二卷，羅福頤的《三代秦漢金文著錄表》八卷，關百益的《新鄭古器圖錄》二卷，劉節的《壽縣所出楚器圖釋》一卷，容庚的《寶樓彝器圖錄》一卷，《武英殿彝器圖錄》二冊，《金文編》及續編各十四卷，商承祚的《十二家吉金圖錄》三冊，郭沬若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二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二冊，《金文叢考》四冊，王辰的《續殷文存》二卷，鄒安的《周金文存》六卷，劉體智的《小校經閣金文》十八冊，吳其昌的《金文氏族譜》等為重要。
二 石
人類使用的工具，為石器、銅器、鐵器、鋼器各階段。石器自唐至明目為神物雷公斧，張鳳云為藥鏟及刻陶紋的工具，此種書籍僅有《甘肅考古紀》、《奉天錦西縣沙鍋屯洞穴層》、《西陰村史前的遺存》、《城子崖》等附帶的研究而已。此處之所謂石，既非石器，亦非石器時代巨石建築物之石，乃是在石板上雕刻文字或花紋的碑、造象、石畫、磨崖、墓誌、並硯而已。
中國最古的碑，傳為夏禹的《岣嶁碑》宋嘉定五年何致於南嶽祝融峰下發現，近人已考其偽，即使非偽，其字近于越人的鳥篆，或為苗民的文字而非禹物。次為周穆王的「吉日癸巳」，按此系後人依《穆天子傳》以周穆王曾至其地，故目為周穆王物，但《穆天子傳》系戰國時中山人作，與穆王無干，故不可據。其次為石鼓，舊說為周宣王時物亦有言周成王及六朝宇文周時物，近人考為秦襄公時物，但其字近大篆，與《泰山刻石》類似，宋鄭樵以為系秦物為是。次為《咒楚文》，但恐非真物。再次則為秦始皇及其二世的頌功德刻石，今只存泰山上十個大字。西漢碑今存者不過十種，東漢以後則漸多。
記石刻最早之書，為管子言泰山封禪有七十二家，次為《呂氏春秋·安死》，言墓上立石，再次為《史記·秦本紀》，言武王伐紂，飛廉至霍泰山得石棺銘，以及《始皇本紀》錄《琅琊》等石刻。魏晉學者已有據碑證史的，如張晏注《漢書·儒林傳》，案碑知伏生名滕；晉灼注《漢書·地理志》，據碑知黎陽之取名，由於在黎水之陽。到了梁元帝著《碑英》一百二十卷，為著錄石刻專書之始，惜其書已佚。後魏時劉芳對於《石經》，音義明辨，時人號「劉石經」。酈道元注《水經》，楊衒之著《洛陽伽藍記》，魏收撰《魏書》，顏之推撰《家訓》，均據碑為證。唐初魏徵曾收聚《石經》。及至石鼓發現，蘇勗、韓愈為之記頌。到了宋代，則有《集古錄目錄》、《輿地碑紀目》、《寶刻類編》、《寶刻叢編》、《隸釋》、《隸續》。元有《金石例》，並有訪碑使。明有《金薤琳琅》、《石墨鐫華》、《金石史》、《墓銘舉例》為要。
清代以孫星衍的《寰宇訪碑錄》十二卷，趙之謙補五卷，魏錫曾的《續語堂碑錄》，趙烈文的《石鼓文纂釋》一卷，桂馥的《歷代石經略》二卷，阮元的《華山碑考》四卷，王澍的《虛舟題跋》十卷，洪頤煊的《平津讀碑記》八卷，王念孫的《漢隸拾遺》一卷，顧靄吉的《隸辨》八卷，邢澍的《金石文字辨異》十二卷，吳鎬的《漢魏六朝志墓金石例》三卷，瞿中溶的《漢武梁祠畫象考》六卷，葉昌熾的《語石》十卷。民國以來，方若的《校碑隨筆》六卷，羅振玉的《六朝墓誌菁英》二編，朱楔的《建康蘭陵六朝陵墓圖考》一冊。
此外尚有玉，在新石器時代因其美觀，已有琢磨為環及小鏟的。到了銅器時代因沿用石之習，故以玉多用為殉葬及裝飾之物，如圭、璧、琮、璜、琥等，少有文字而花紋尚為精緻。此種著錄，元朱德潤有《古玉圖》二卷，清則以吳大的《古玉圖考》為精。
三 陶瓷
原始人類用蚌殼做飲具，到了新石器時代，以籠筐上貼泥被燒硬後，可以盛水，於是發明陶器。因用筐、席、布做范，上印有筐紋、席紋、繩紋。有的磨光而刻花紋，有的於紅底上用黑色或白色或深紅色畫各種花紋。到了銅器時代，這些陶器及其花紋均退步。此時陶器，均為器具，只房屋上的瓦，在甲骨文雖有高字如屋形，但在殷墟未發現瓦。山西汾城的晉文公都城遺址有瓦，瓦當為雲頭紋。燕下都的瓦上有貼上的花紋，瓦當有饕餮及獸的花紋。至秦漢的瓦當已有文字，多吉利語如「長樂未央」「長生無極」等。瓦上有麻布印紋，至六朝尚然。磚在燕都尚未發現，漢汾陰后土祠已有，但薄而大，上有花紋及「千秋萬歲」字樣，類似現在的瓷磚，專為裝飾牆壁之用。不過在漢汾陰后土祠遺址中有磚坯北方名為土基，現在尚用發現，為磚的初形。南京棲霞山發掘，墓磚有「大泉五百」錢紋，是在三國時已有大形的磚。此外有一種寬過一尺，厚過五寸，長逾五尺的大磚，中空而面上有花紋，花紋有極細的，有人物鳥獸車馬，名此為琴磚，以為彈琴的台架，時代在秦漢，產地於河南、陝西、山西為多。余在山西見有數十，詢之從墓中出，一墓有如此多，或非專為琴用。明建都南京及北京，由各地貢磚，磚上各地官史監造字樣，磚甚重大。而普通所用的磚，小於一半或四分之一。
氏族社會俘人為奴，酋長死了殺奴為殉，以便奴隨酋至陰府中為侍。至春秋時人道主義發生，乃舍人為殉，用陶人替代名俑。秦漢時俑小而皆陶質本色，六朝至唐，因北部落後民族移居中原，尚存迷信，故俑大而塗色。時有以崑以西之人為奴，名崑奴，俑仿其形，故有高鼻深目，西裝革履，儼似歐洲人者。宋元以後俑漸少，而用紙糊成人馬狀，於殯時焚燒。此外有墓誌，系記載及頌揚死者，富用石刻，已列入石類，而貧者用磚刻或磚寫的，由六朝至明為多。
瓷與陶之分，在質與釉。金山奄城等處新石器遺址幾何花紋陶器上已塗有薄釉，殷墟陶器已有薄釉。山西出土漢虎口銜環陶器上亦有薄釉，但已加入綠色。南京棲霞山吳墓中，掘得完整的瓷數件現存南京古物保存所中，質白而堅，上有淺綠色釉，其坯上先刻有花紋後塗釉的。陳萬里在杭州得的晉瓷亦精。廈門大學在廈門發掘唐貞觀三年墓，得瓷器多種，質釉亦好。餘姚出土的「太平戊寅」北宋初年瓷及杭州鳳凰山的官窯瓷甚精。南京明故宮發掘出永樂瓷亦好，時亦有五彩瓷，繪畫人物，書「長命富貴」字樣。
著錄陶器的書，在宋時瓦當已為著錄，其專書自清始，其要者如嚴福基的《嚴氏古磚存》二冊，吳廷康的《慕陶軒古磚圖錄》四冊，陸心源的《千甓亭古磚圖釋》二十卷，程敦的《秦漢瓦當文字》二卷續一卷，王福田的《竹里瓦當文存》不分卷，劉鶚的《鐵雲藏陶》四冊，宋經畬的《磚文考略》四卷。民國以來有鄒安的《廣倉專錄》三集，羅振玉的《古明器圖錄》四卷，黃文弼的《高昌陶集》一冊，陳志良、金祖同的《奄城金山訪古紀》一冊。
瓷的著錄，在明有袁宏道的《瓶史》一卷，周高起的《陽羨茗壺系》一卷，清至現在以米琰的《陶說》六卷，程哲的《窯器說》一卷，藍浦的《景德陶錄》十卷，寂園叟的《陶雅》二卷為重要。
四 錢幣
古代是以物易物，時陶器尚未發明，以貝殼為飲具，故以貝為交易物。迨陶器發明貝殼失其效用，但因習慣已久，故擇貝中名貝子的，先穿其洞，斷磨平其背以為貨幣。後用蚌或骨仿刻，用銅仿鑄，而齒紋尚存。後用銅鑄蟻鼻錢《抱朴子》以蟻鼻義為小。新石器時代以石鏟為農具，後為交換物，銅鏟用時亦然，後用銅仿銅鏟鑄成空首布，後變為方足布、尖足布、圓足布。殷人用銅鑄之刀名削，用以刻甲骨，周人用以刮削木簡，秦漢時名為刀筆，士人用以交換，齊趙等地鑄為貨幣名為刀。新石器時代已發明紡織，用石或陶為紡織輪，後用銅為之，婦女以之交換，名為環錢，因內外皆圓。至戰國時，因環錢易轉，互為磨擦，減輕其量，故為孔方，塞以木柱，以一百或五十為一鋌。
這些古幣，幣面先鑄鑄地的地名，如「晉陽」，後加法定價值，如「安邑化一金」，即值一金。至秦統一乃廢刀、布、蟻鼻而用環錢王莽雖曾復用，但不久又廢，只鑄法定價值，為「半兩」，漢至隋多用「五銖」，六朝時已用紀年，唐以後為盛，宋以後每代必鑄錢，清末則有無孔的當十銅元。
金在戰國時已為貨幣，約為圓餅，上蓋有印，如「郢爰」之類。爰同選，而選同萬，是一爰等於一萬，而梁正幣當爰與安邑貨一金，均當一金之用，因鑄有地名，尚可作兌現金之用。以至蟻鼻錢上鑄有「十化」字，當作十金，則為法幣了。漢以後稱為金餅，唐以後使用漸少。銀在漢已為貨幣，後稱銀餅，元時鑄成大塊名為錠，後名為元寶。明清以銀為本位，銅錢為輔幣。清康熙及乾隆征服新疆，因其地已與歐人通商，鑄成重一兩如大洋形之貨幣，上有回漢二種文字。道光時各地行墨西哥大洋，因鑄七錢二分之銀幣，並鑄兩角之銀輔幣。去年實行法幣，現銀歸為國有。輔幣有用鎳鑄二角，一角五分，銅鑄一分半分的。此外則有用鐵或鉛鑄錢的，但為數不多。
軟幣在周至西漢用皮幣，東漢用布幣，唐宋用紙幣，元金明幾舍銅錢而全用紙幣，清除順治及咸豐外，未發行紙幣，但各處商人仍發行其兌換券。清末設立銀行，乃發行紙幣，去年實行法幣，則紙幣通行。
關於研究貨幣之書，梁有顧烜《錢譜》一卷，唐有封演《續錢譜》六卷。今存者為宋洪遵的《泉志》十五卷，明有《錢通》三十二卷，清則以金嘉采的《泉志校誤》四卷，朱楓的《吉金待問錄》四卷，初尚齡的《吉金所見錄》十六卷，倪模的《古今錢略》三十四卷，戴熙的《古泉叢話》三卷，馬昂的《貨布文字考》四卷，唐與昆的《制錢通考》四卷，李佐賢的《古泉匯》及續補九十六卷，《續泉說》一卷，鮑康的《大錢圖錄》一卷，《觀古閣泉說》一卷。民國以來，以方若的《藥雨古化雜詠》二冊，宗惟恭的《癖泉室所藏泉幣書目》一卷，羅振玉的《四朝鈔幣圖錄》一卷，張家驤的《中華幣制史》一冊為重要。研究中國附近各民族的錢，《史記》《漢書》已言西域的錢為鑄王面，《泉志》等已附錄各外國品，只清陳其鑣譯述英文本而為《蒙古西域諸國錢譜》四卷。而西北科學考察團在新疆得西域古錢甚多，但未公布！
中國現藏古錢最富的，北方為方若，南方為張乃驥，本年二月上海有古泉學會的成立，以丁福保、張乃驥為正副會長，吳稚暉、葉玉甫、衛聚賢等為評議，有《古泉學》刊物出版，現出至第四期。
五 印璽
氏族社會是團體的舉動，到了封建社會，因將一部分封於邊地，彼此之間遣使往來，執符節以為信。但彼此有秘密事件而不能面議時，用書信往還，中途恐有泄露，乃將木簡捆在一起，於結繩處，用含膠質地泥封住，泥上由封者簽名，輕輕以火使硬如現在的火漆。但簽名者的字跡此次與彼次的大小不能相同，受者常有所疑，封者乃將簽字刻為印章，蓋在泥封上，使每次簽名的字跡相同，彼此為信。迨紙發明，公文信件可用紙的封套，封口用朱泥蓋印，公文之公布亦蓋印章以取信。六朝至隋唐舍泥封而用蠟封，公文用印，金大定二年已有。是印章在未有紙以前為封泥用，有紙以後泥封廢而印章用途遂廣。今者重在簽字，將來恐多用指紋。印質有銅有石有玉有木的不同。
印的著錄，據羅福頤的《印譜考》，列宋人如《宣和印譜》等四種，元人如《印史》等七種，明人如《集古印譜》等二十一種。清除由政府敕撰的《金薤留珍》二十五冊，毓慶宮藏《漢銅印譜》一冊外，私人著作在順治時一種，康熙時二種，乾隆時十五種，嘉慶時十九種，道光時十六種，咸豐時一種，同治時六種，光緒時十八種，宣統時三十四種，清共一百一十二種，依《金石書目錄》民國二十五種，共一百六十九種。
其重要的著作，如明《集古印譜》六卷，清以程從龍的《程荔江印譜》二冊，陳介祺的《十鐘山房印舉》十二冊，吳式芬的《雙虞壼齋印存》八卷，吳大澂的《十六金符齋印存》三十冊，高慶齡的《齊魯古印攈》及續五卷，郭裕之的續十六卷，瞿中溶的《集古官印考》十七卷，桂馥的《繆篆分韻》及補十卷。民國以陳寶琛的《澂秋館藏印》十冊，陳漢第的《伏廬藏印》十二卷，續十冊，附印榘二冊，羅振玉的《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一卷，《西夏官印集存》一卷，羅福頤的《印譜考》四卷。
泥封在清以吳式芬的《封泥考略》十卷，民國周明泰有續十卷，羅振玉有《齊魯封泥集存》一卷，陳寶琛有《秋館藏古封泥》五冊。
六 木簡及絹紙
古人寫字，除占卜因神秘的關係寫刻在龜甲獸骨，因流傳久遠而鑄刻在銅石外，大半寫在木簡上，在殷時已然。後因文字冗繁，長篇大著則寫在絹上，造紙發明，將貴重的絹笨重簡棄而不用，但邊地因造紙不易，至六朝時尚有沿用的。
木簡的發現，第一次為晉太康二年西曆二八〇年在汲郡魏襄王墓中，發現木簡書多種，如《穆天子傳》、《紀年》等，見於《晉書·束晳傳》、《荀勗傳》、《衛恆傳》、《王接傳》等。第二次亦於晉時在嵩山下發現漢明帝時木簡一枚，見於《文選》任昉《薦士表注》。第三次於齊建元元年，在襄陽楚王墓中得木簡，見於《齊書·文惠太子傳》。第四次於宋政和中在陝西發現漢永初二年木簡，見於《東觀餘論》《困學紀聞》。
清光緒三十四年，英人斯坦因（M.Aural Stein）在新疆甘肅得木簡數百枚，羅振玉據以印為《流沙墜簡》四卷，法人在新疆所得，張鳳據以印為《漢晉西陲木簡匯編》二編。敦煌石室中，多魏晉至唐用絹及紙寫繪的書三萬餘卷，惜多被外人所有！而西北科學考察團在新疆得木簡及絹紙甚多，但至今尚未印出！
字畫的著錄，宋有《宣和書畫譜》，清有康熙時敕撰的《佩文齋書畫譜》一百卷，卞永譽的《式古堂書畫考》六十卷，方濬頤的《夢園書畫錄》二十四卷，現在以余紹宋的《書畫書目解題》六卷為重要。
除紙絹而外，尚六朝至唐宋的壁畫，新疆、甘肅、山西古廟中多有。
有金石等雜有的重要著作，不列於上列各類，如宋的《金石錄》，《金石略》，《集古錄跋尾》，《東觀餘論》，《廣川書跋》。清以吳式芬的《攈古錄》二十卷，繆荃孫的《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翁方綱的《兩漢金石記》二十二卷，王昶的《金石萃編》百六十卷，陸耀遹的《金石續編》二十一卷，陸增祥的《八瓊室金石補正》等一百三十九卷，顧炎武的《金石文字記》六卷，江潘來的《金石文字記補遺》一卷，朱彝尊的《曝書亭金石文字跋尾》六卷，武億的《金石跋》二十四卷，錢大昕的《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及續二十八卷，嚴可均的《鐵橋金石跋》四卷，張廷濟的《清儀閣金石題識》四卷，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十五卷，鄭業的《獨笑齋金石文考》十三卷。
以地域分類的，清則嚴觀的《江寧金石待訪目》二卷，程祖慶的《吳郡金石目》一卷，孫星衍的《京畿金石考》二卷，楊鐸的《中州金石目錄》八卷，段松苓的《山左碑目》四卷，《益都金石記》六卷，法偉堂的《山左訪碑錄》十三卷，夏寶晉的《山右金石錄》二卷，胡聘之的《山右石刻叢編》四十卷，阮元的《兩浙金石志》十八卷，杜春山的《越中金石記》十二卷，黃瑞的《台州金石錄》等二十二卷，戴咸弼的《東甌金石志》十二卷，李遇孫的《括倉金石志》十六卷，鄒柏森補四卷，趙紹祖的《安徽金石略》十卷，馮登府的《閩中金石志》十四卷，翁方綱的《粵東金石略》等十二卷，謝啟昆的《粵西金石略》十五卷，陳詩的《湖北金石存佚考》二十二卷，沈濤的《常山貞石志》二十四卷，畢沅的《中州金石記》五卷，《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武億的《安陽縣金石錄》十二卷，《偃師金石遺文補錄》十六卷，熊象階的《濬縣金石錄》二卷，馮雲鵷的《濟南金石志》四卷，徐宗幹的《濟州金石志》八卷，毛鳳枝的《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十二卷，段嘉謨的《金石一隅錄》一卷，王森文的《石門碑釋》一卷，蔣光煦補一卷，李文田的《和林金石錄》一卷，劉喜海的《海東金石苑》八卷。民國則以葉昌熾的《邠州石室錄》三卷，羅振玉的《昭陵碑錄》四卷，關百益的《河南金石志圖》第一集一冊，顧燮光的《河朔新碑目》三卷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