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學史 · 第二章 東周至唐的考古學者
一 考古的起源
原始人類，只顧目前，不管過去。迨至人事日繁需要記憶而發明文字；為紀念前人的功德而敘述其事，敘述得久了成為歷史；但古人的歷史往往包括神話在內，欲求其所以然，不得不考古。
殷墟甲骨文有史字，其祭祖有自某某至某某順次排列的，是殷人已有簡單的歷史，但殷亡之後其史未留存下來。周興其史當詳，但平王東遷史籍未與俱行，其詳已不可得而聞。列國諸侯地居邊陲，社會的演進為晚，及至平王舍宗周而遷東周，同遷的人為謀地盤而發生戰爭，於是戰端大啟，各國諸侯為力謀整理內政處理外交而有史的產生，如：
「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史記·秦本紀》。而「《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史記·六國年表序》。
「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左傳》昭十五年。
「晉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史記·晉世家》。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當為平王使史魚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呂氏春秋·當染》。
秦文公十三年為周平王十八年，辛有為平王初年人見《左傳》僖二十二年，魯惠公亦在平王時，可知秦晉魯之有史在東周初年。其史有的不記日月，如《國語》、《左傳》《左傳》原同《國語》，系分國記事的段片史，有的記月日如《春秋》的簡單史。但有以史作鑑戒的，如：
楚申叔時對楚莊說：「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國語·楚語》。
司馬侯對晉悼公說：「『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善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國語·晉語》。
善於《春秋》的人可以為人師，而善於《春秋》莫如史官，史官有博學的，如楚靈王說左史倚相：
「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左傳》昭十二年。
但是楚子革說：
「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同上。
史官尚不能知遠，於是有借古物而考證的。初則引其銘文：
「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國語·晉語》。
「孔丘聖人之後也……其祖……正考父……故其鼎銘雲『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左傳》昭七年。
繼有對於古物有研究，真偽請其鑑別的：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為非，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為是，請因受之。』魯君請於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賂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真岑鼎往也。」《呂氏春秋·審己》。
再則因其博物，給鼎以獎其學的：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呂之二方鼎。」《左傳》昭七年。
二 孔子韓非及呂不韋的考古
春秋以前貴族方有入學校的權利，孔子本貴族之一，以其不用於魯，乃游於各國，將「有事……服其勞」的作為「弟子」，平民乃有求學的機會。老年歸魯，聲名大著，公然在杏壇設教授生，魯當局亦不加以干涉。孔子又本其「以吾從大夫之後」之力，向當局借得材料，編了一部近代史《春秋》作為教科書。但對於古史，魯國是沒有材料的，只得向各地去找：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時焉。吾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焉，吾得《坤乾》焉。』」《禮記·禮運》。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論語·八佾》。
「孔子升太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致者七十餘人。」《韓詩外傳》。
杞宋找不到夏殷的史料，乃在魯太廟中研究古物：
「子入太廟，每事問。」《論語·八佾》。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荀子·宥坐》。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孔子家語·觀周》。
孔子對於玉器、石器均有認識：
「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魚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說文》玉部璠字條下引。而與《論語》的有美玉於斯，亦可參考。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各使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政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國語·魯語》。
孔子的孫子子思也是考古的：
「子思游齊，與陳莊伯登泰山而觀天子之銘焉，遂告以聖帝明王巡狩祭祀黜祀之典。」《孔叢子》。
韓非之書列為法家，以其最尚實際，故對於古史多為懷疑，如有《顯學》篇云：
「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其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
他在《十過》云：
「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禹做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殷人……食器雕琢，觴酌刻鏤。」
韓非自韓入秦是沿隴海路而西的，其處正是多古物之區，他看見古址出土的銅器或陶器而有雕琢或刻鏤的花紋，他在周代以為這遺址是前代的，故說這雕刻的古物是殷人的。又看見別處土中有許多紅底黑花的彩陶，他認為畫的比刻的時代古，向前一個朝代說是禹的古物。但遺址中尚有未畫未刻的粗陶，他認為這更古，再向前推，說是堯的古物。
他說堯為某器，禹為某器，殷為某器，這話未必是，但他以器物的花紋有無及精粗劃分時代是很對的。況他說「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這確是新石器時代的紅底黑花的彩陶，他看見過新石器時代遺址是無疑的。他以彩陶為「祭器」，是他的考古眼光已很正確。我在荊村的發掘，可證明其說不誤。
呂不韋集其門下著《呂氏春秋》，他對於周鼎有下列的記載：
「周鼎著象，為其理之通也。」《慎勢》。
「周鼎著倕，而齕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離謂》。
「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達郁》。
「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先識》。
「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適威》。
《慎勢》乃係空洞之詞，《離謂》、《達郁》所言，是否有其形狀不得而知。
《先識》所言饕餮乃係古凶人之名，見於《左傳》文十八年，其「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乃印度神話，他混而為一。宋以來所謂饕餮紋，實即雞羊，取吉祥之義。正面為羊頭，羊頭兩面的為側面雞形。後來鑄銅器的對於花紋的來源不明，將羊的角變曲了，眉變長了，眼珠及嘴均大了，側面的雞變成如草蔓如龍如蛇，與原形大異，乃目為怪物，而名為饕餮。原其用羊，以羊為良好的食品，故美字善字從羊，以得羊為祥，故甲骨文祥字不從示為羊。甲骨文有「羊」「勿羊」「弗羊」之習語。雞因其按時鳴以報時，故人愛之。但夏人姞方以於穴前樹直木畫圖騰於其上，甲骨吉寫為 ，下為穴，上為直木柱，以門前有此為吉利。殷人以有雞為吉利，故用殷人呼雞之音，用夏人畫木之形，而名為吉。
《適威》所言，是回紋亦即雷紋。此紋原由水浪形而成。因原始無舟，涉水在深處滅頂，故以水無浪的系淺水，水有浪處為深水。我於二十年在山西萬泉縣荊村瓦渣斜發掘新石器時代遺址，其彩陶上有一個畫格子形，但格子形的他一部分畫為水浪形，可知水浪紋畫得簡單了就成了格子紋。這種花紋變分兩途，在文字方面，炎字在甲骨文寫 ，即災字的巛，後又作為 ，兩邊兩直為河岸，中一直指河中心的水，中直中的三角，指其處為最深處，小心滅頂之災。後以災在其中，故去邊兩直留中心的 為在。花紋由水浪變成雷紋回紋，飾其沿邊一周，故曲狀甚長。
呂不韋之徒多受黃老的影響，黃老之學是不注重考古的，如《莊子》《列子》言古書不宜讀，古事不足征。是以《呂氏春秋》一書，言周鼎有五處，但皆錯誤。
三 兩漢人的考古
西漢的學術空氣太不濃厚，而且被陰陽五行所籠罩，以今古文之微異，而成立兩大派之爭，是未注意於考古之故。
《淮南子·本經訓》：「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道應訓》云：「故周鼎著倕而使齕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這完全是抄《呂氏春秋·離謂》的，而是同樣的不知考古。但方士亦有知古物的，如「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史記·封禪書》。
《司馬遷》作《史記》，他是採取書本與訪問古蹟的：
他采的書是《夏小正》《夏本紀》，《頌》《殷本紀》，《歷譜諜終始五德》及《五帝系諜》、《尚書集世紀》《三代世表》，《春秋歷譜諜》、《春秋國語》《十二諸侯年表》，《秦記》《六國年表》，《秦楚之際》《秦楚之際月表》，《春秋尚書》《高祖功臣年表》，《列封》《惠景間侯者年表》，《虞書》《樂書》，《史記》《天官書》，《春秋古文》《吳世家》，《世家》《衛世家》，《管氏》及《晏子春秋》《管晏列傳》，《司馬兵法》《司馬穰苴傳》，《孫子》《孫子吳起列傳》，《論語·弟子問》《仲尼弟子列傳》，《商君》《商君列傳》，《孟子》《孟子荀卿列傳》，《離騷》……《屈原賈生列傳》，《新語》《酈生陸賈列傳》，《功令》《儒林傳》，《禹本紀》《山海經》《大宛列傳》。
他到的地方，北至察綏，東北至山東，東至徐州，東南至江浙，南至湖南，西南至四川雲貴，西至甘肅，中至河南。他所訪的古蹟，登箕山訪許由冢《伯夷列傳》，到楚觀春申君故城《春申君傳》，到長沙看屈原沉淵《屈原賈生列傳》，適北邊看蒙恬所築的長城《蒙恬列傳》，到淮陰看韓信母冢《淮陰列傳》，適澧沛看蕭曹樊噲滕公冢《樊酈滕灌列傳》，上會稽探禹穴《自序》，上姑蘇望五湖《河渠書》。
他以「余以為其人張良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留侯世家》，「吾適大梁梁虛，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地也」《信陵君傳》。看圖而校正其理想，訪問而知其所以，是司馬遷雖未據古物而依古蹟，亦為考古之一道。
戴聖的考古「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撰其先祖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一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宮於宗周，奔走無射，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突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禮記·祭統》。而《大學》中又引湯之《盤銘》。
張敞的考古，當漢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於斄，公劉發跡於豳，太王建國於梁，文武興於酆鄗。由此言之，則梁酆鄗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祠之藏。今鼎出於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旗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跡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揚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於宮廟也』。」《漢書·郊祀志》。
此外，《漢書·藝文志》有《黃帝銘》六篇《道家》，《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雜家》，其書不存，是否為敘述古物書，不得而知。
袁康的考古，袁康除將吳越以前、吳越及吳越以後的吳越兩地古蹟記述外，他在《越絕書》卷十一記《寶劍篇》以工具劃分時代：
「時各有使然：
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斷樹木為宮室，死而龍藏。夫神聖主使然。
至黃帝之時，以玉為兵，以伐樹木為宮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藏。
禹宂之時，以銅為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平，治為宮室，豈非聖主之力哉。
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
他用工具分的階段為「石兵……玉兵……銅兵……鐵兵」，這與一八三二年丹麥皇家博物院院長湯姆生（C.J.Thomsen）分為石器時代（Steinzeit）、青銅器時代（Bronzezeit）、鐵器時代（Eisenzeit），至十九世紀中勒波克（J.Lubbock）又分石器為舊石器（Palaeolithic）、新石器（Neolithic）劃分的階段同。
他對於用途，石兵以為斷樹木治宮室用的，玉兵除為斷樹木治宮室，加「鑿地」二字，以開山通道非用銅兵不可，非石兵、玉兵所能勝任的。以威服天下，是要用鐵兵的。工具愈利而收穫愈多，這也是合乎科學的。猶以玉兵為鑿地一解可貴。玉兵即新石器，新石器是磨光的，而潤滑如玉，甚至新石器已有用玉製造的。石器之所以磨光，為鑿地種植，以泥土沾貼在工具上易於取掉的。是新石器為農業而發明，即新石器時代已有農業。
他對於石兵、玉兵說是「死而龍藏」的，龍為丘隴的隴，即為殉葬物。銅兵、鐵兵不言「死而龍藏」，是在他當時，銅兵、鐵兵尚在使用著。是石兵、玉兵，是他自古墓中發掘出來的。袁康可算是世界上最古的考古學者。
許慎的考古：
秦統一中國，因各國的文字不同而令「書同文」，廢古代的文字，而用新創隸書的今文，許慎生當東漢，以古文已廢，而古書難讀，乃作《說文》，以探求其字源，而明其意義。於是有參考古物上刻文的必要，他在《說文序》中云：
「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書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
又如王肅「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詩·魯頌·宮》疏引。此外如張晏《漢書·儒林傳》注，按碑知伏生名勝，孟康《漢書·律曆志》注以章帝時人於舜祠下得白玉管，以玉作管，不但竹也。此皆應用考古而研究學問的。
四 晉唐人的考古
束晳整理古物與考古：「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王冢，得竹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其《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卦下易經》一篇……《公孫》二篇……《國語》三篇……《名》三篇……《師春》一篇……《瑣語》十一篇……《梁丘藏》一篇……《繳書》二篇……《生封》一篇……《大曆》二篇……《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雜書》十九篇……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銓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晳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時有人於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科斗書，侍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晳，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晉書·束晳傳》。
梁代學術發達，考古學者輩出：
劉杳「嘗於約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為畫鳳凰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尊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頃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為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為然」。《梁書·劉杳傳》。
顧烜著有《錢譜》一卷《隋書·經籍志》，已逸。其存者有：
虞荔的《鼎錄》一卷，除第一鼎為皇帝黃帝外，而錄自漢景帝至王羲之共七十二器。
陶宏景有《古今刀劍錄》一卷，自夏啟至梁武帝共七十九器，但以夏孔甲鑄劍，不知夏代尚未發明鐵，當系根據《禹貢》、《山海經》等書而言的。
劉顯善為鑑別，「魏人獻古物，有隱起字，無能識者，顯按文讀之，無有滯擬，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梁武帝甚嘉焉」。《梁書·劉顯傳》。
劉之遴富於收藏，「之遴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梁書·劉之遴傳》。
時對於古物浮雕發明一種拓印法。先於此者，有漢蔡倫於漢和帝時發明造紙：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後漢書·蔡倫傳》。
余在南京古物保存所時，因古物保存所在明故宮，所內後院有故宮的石池，余養魚於其中，雨時後院之水皆流入池中，而雨時將草木葉及莖上的纖微物洗刷混入水中而存於池，故在雨後天晴數日內，池水浮起一層綠沫，以其有遮日光，水不易熱而魚不易長，故用杆挑之，其沫成絲狀而有黏性。有一次差人挑其沬拋在池邊石上，其沫干後成白色，余取而視之，因沬被拋在石上，石為光面，沫貼石的面亦成平面，與紙極同，試以筆寫亦不異。因悟蔡倫發明造紙，本於此耳。
其次則有漢熹平《石經》之立：
「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奚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廟門外，於是後儒晚學，皆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後漢書·蔡邕傳》。
熹平《石經》立，只知「摹寫」而不知拓。是其時拓的技術尚未發明。按《隋書·經籍志》在經部末有石經，其文如下：
一字石經周易一卷梁有三卷
一字石經尚書六卷梁有今字石經鄭氏尚書八卷亡
一字石經魯詩六卷梁有毛詩二卷亡
一字石經春秋一卷梁有一卷
一字石經論語一卷梁有二卷
三字石經尚書九卷梁有十三卷
三字石經春秋三卷梁有十二卷
這石經是抄本？拓本？余以為是拓本。按《隋書·經籍志》載，「周易二卷梁六卷」，「古文尚書十三卷」，「今字尚書十四卷」，「春秋經十三卷」，「論語十卷梁有古文論語十卷」。而石經的卷數均較寫本的卷數為少，這當是石經以一碑為一卷，或碑有殘缺《後漢書·蔡邕傳》注引《洛陽記》雲石經有「毀」的，有「悉崩壞」的，以數碑為一卷。
梁《石經》的卷數多於《隋書·經籍志》石經的卷數，由於在梁時碑尚完整者多，故以一碑為一卷。在唐作《隋書·經籍志》時，碑已毀壞甚多，殘缺的合併為一，故卷數少。《洛陽記》雲「《論語》二碑，一碑毀」了據劉敞注，是梁據原二碑為二卷，隋為一卷，是在「一碑毀」以後。梁元帝有《碑英》一百二十卷。據此梁時已會拓碑了。
南京棲霞山附近，及丹陽多梁代的陵墓，其陵墓上的華表，常刻有五寸見方大小的字，其字系反刻反讀，可謂石刻中之別開生面者。
它為什麼是反書而又倒讀呢？是它初發明拓碑時，不會用紙平鋪在碑上，紙上墊布，用木槌輕在所墊的布上打擊，使紙柔軟而壓入刻縫中，墊布取開，用細綢內包絲綿成袍形，面抹以新墨汁，將此已抹墨汁的絲綿袍，輕打於碑的紙上，貼在碑平面的紙著為黑色，字畫中壓下的紙因低凹墨拓不著而為白色，此為打拓法。在初發明拓碑，不知使用此法，乃於碑面抹墨汁後，將紙鋪在已抹墨汁的碑面上，用笤箒掃紙，則黑白俱分，如印木刻版的書情形一樣，此為掃拓法。故用反刻倒讀文字，拓下來自然成了正書順讀了。若用正書順讀，拓下來反成了反書倒讀。梁欲廣博宣傳其死的功德，或為答謝送儀，故發明拓碑，每人送一份。但以此法拓漢熹平時所立的石經，則不能用，於是進一步研究，而發明如現在的拓碑法拓熹平石經，故《隋書·經籍志》末言梁石經為反文倒讀。
梁時初發明掃拓法即拓反書倒讀之字，其反書倒讀之發明者，疑為貝義淵。因伊曾創有這種反書字體，於考古上無大補益，但影響於雕刻印刷的發明《歷代三寶記》謂隋代已有雕版，當系承梁的掃拓法而來，其功甚偉。及至研究出打拓法，在未發明照相機以前，其浮雕賴此而行，於考古上幫助不少。
其在北朝，酈道元作《水經注》，其中將古蹟古物引漢碑百，魏碑二十，晉宋及北魏碑稱是，調查得很多。又如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引碑誌約二十餘條。顏之推《家訓·書證篇》據秦權漢碑正俗字俗名，均可謂為考古學者。
隋之何稠既博識古物，又可仿造：
「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時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措意，稠以綠瓷為之，與真無異。」《隋書·何稠傳》。
唐人的考古，封演有《續錢譜》六卷，吳協有《三代鼎器錄》，徐浩的《古蹟記》，鄭承規的《碧落碑釋文》，均為專著。而貞觀時在陝西發現的石鼓，多為頌詠。如李吉甫的《元和郡縣誌》卷二云：「石鼓文在縣天興縣南二十里許，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畋獵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跡也。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勗記其事雲『虞虞世南褚褚遂良歐陽歐陽詢共稱古妙，雖歲久訛缺，遺蹟尚有可觀。而歷代紀地理志者，不存記錄，尤可嘆惜。』」
竇蒙的《述書賦注》：「史籀周宣王時史官，著大篆，教學童。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並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打本，吏部侍郎蘇勗敘記卷首雲『世咸言筆跡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跡，近在關中』，即其文也。」
李嗣真的《書後品贊》：「史籀煙滅，陳倉借甚。」《法書要錄》。
張懷瑾的《書斷》：「其跡有石鼓文存焉，蓋諷宣王畋獵之所作，今在陳倉。」《法書要錄》。
杜甫的《李潮八分小篆歌》：「陳倉石鼓文已訛。」《杜工部集》卷一六。
韋應物的《石鼓歌》：「周宣大獵兮岐山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訛苔蘇澀。」《韋蘇州集》卷九。
韓愈亦有《石鼓歌》《昌黎文集》卷五，以石鼓為周宣王時物固非，而能把石鼓從草原運於都中，以打本流傳，學者歌詠，是唐代對於考古，亦有相當熱心的。
此外如司馬貞於《史記·高祖本紀》的《索隱》，據班固《泗上亭長碑》，知母媼當作母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