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 · 第三章　朱王折衷派

第一節　孫夏峰 一　略傳及著書 凡是兩學派互相對立，必有第三之折衷派，出而調和之。清初宋明理學，既已衰頹，王學末流，尤為學者所棄。顧炎武以篤實之程朱學，矯正王學；黃宗羲則提倡真正之王學，排斥末流之狂禪。然顧黃二人，雖於理學有淵源，實不以理學名，而為清代樸學開宗之巨儒。若夫專以理學著稱者，程朱派有二陸，王學則無其人，折衷於朱王二派者，前有孫奇逢、李顒，後有曾國藩。諸人皆有氣節，人格為一世儀表，天下士風，為之敦厚，稱為命世大儒，亦不為過。著作雖缺少新說，然句句精純，俱是人格之表現。 孫奇逢，字啟泰，號夏峰，又號鍾元，直隸容城人。生於明神宗萬曆十二年（紀元一五八四），歿於清聖祖康熙十四年（紀元一六七五），年九十二歲。其一生活動，屬於明朝之時多；故黃宗羲收之於《明儒學案》中。但其教化，則多傳於清初學子，故普通又多敘於《清史》中。 奇逢事父母至孝，有氣節。崇禎九年，流賊圍容城，自示方略，與士民協力，卒將賊擊退。清聖祖聞其賢名，屢征之，不應，天下稱為孫徵君。後移家於衛之共城；辟兼山堂，講《易》其間；率子孫躬耕，簞瓢屢空，晏然自若。晚年，講學於夏峰，學者宗之。嘗言曰：「七十歲的工夫，較六十歲密；八十歲的工夫，較七十歲密；九十歲的工夫，較八十歲密」雲；可見其涵養之深，與體道之精也。著有《理學宗傳》二十六卷，《四書近指》二十卷，《理學傳心纂要》八卷，《讀易大旨》五卷，《夏峰先生集》六十卷。其中《宗傳》一書，是漢代以來，哲學家之學案，為彼最用心之著作，但材料之充實，究不如黃宗羲。 二　學說 奇逢之特長，在兼取諸家而不偏於一派之學。《理學宗傳》一書，即是本此意旨而作。書中自漢朝董仲舒起，至明末止，所有學者之傳記，都搜輯之。宋代舉周、邵、二程、朱、陸六家，明代則舉敬軒、陽明、念庵、憲成四家為正宗；如慈湖、龍溪出入老佛，則附之於後，以明儒家正統。然別無門戶偏見，故其門人湯潛庵說：「先生真能見道之大原，無建安，無青田，惟以庸德庸言，直證天命原初之體，可謂千聖同堂，與造化游者也。」（《徵君孫鍾元墓志銘》） 至其學問之要，則在於體認天理。嘗曰：「聖賢為天地而立心，為生民而立命，其心及今，尚為存在。」且解其理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失其為人，天地何以清寧。故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者，聖賢之事也。明王不作，聖人已遠，堯舜孔子之心，至今在此；非人也，天也。」（《語錄》） 意謂天地之心，雖即人心，然為人之師表，立心命之義者，乃為聖人之事，此與「我心即聖賢之心」之說，似稍不同；而於程朱「聖人體仁以為天下之儀表，故當以聖賢遺意為標的，窮理以進」之意，則頗相似。奇逢之意，蓋介於朱陸二子之間，試其調和折衷者也。彼謂「渾沌之初，一氣而已，其主宰處為理，其運旋處為氣。指而為二，不可也；渾而為一，亦不可也」。又謂「成缺在事不在心，榮辱在心不在事」。俱是折衷之意，欲合「實在論」、「唯心論」二者為一。世惟折衷者少創造，其功蓋全在於傳道也。 第二節　李顒 一　略傳及著書 李顒，字中孚，號二曲，西安盩厔人。生明天啟七年（一六二七），卒清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其父可從，慷慨有志略，善談兵，且以勇力著於鄉。從汪喬年軍討賊，崇禎十五年，與五千壯士，共戰死於襄陽城下，以殉國難。其時顒年僅十五歲也。（《李二曲全集》二十五卷《家乘》） 家貧不能入塾，有人勸其母，送入縣署為衙役，母不肯，教之習字，然具天稟異材，稍長，學即大進，家無藏書，借於親友，自經史子集以及老佛之書，無不遍讀。既而棄去，從事靜坐觀心，大有所得。顧炎武謂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蓋的評也。康熙四年，遭母喪。喪終，往襄陽憑弔乃父戰死之地。既而南下，入道南書院，發顧憲成、高攀龍諸子之遺書，為東林學徒講學，聽者雲集。繼又於無錫、江陰、靖江、武進、宜興等地講學。康熙初，陝撫以「山林隱逸」上疏薦之。特詔徵召，力辭而免。至十七年征「博學鴻儒」，諸人交薦，地方官強迫起行，顒絕粒六日，最後擬拔刀自刎，其議始止。彼覺虛名為累，遂閉戶不復接人。惟有顧炎武來訪，曾一度款待外，雖子弟亦不見面。後聖祖西巡，使陝督傳旨，必欲召見之；以廢疾堅辭，幸而獲免。特賜「關中大儒」四字以尊重之。 當時南有黃宗羲，北有孫奇逢，西有李顒，世稱三大儒。顒為學極博，無所不通，而著述則非其所志。嘗言曰：「著述一事，大抵古聖賢不得已而後作，非以立名也。故一言之出，炳若日星；萬世之下，飲食之而不盡。其次雖有編纂，亦非必誇詡於時人，或只以自怡；或藏諸名山，至其德成之後而後發；或既死之日，舉世思其餘風，想其為人，或訪諸其子孫，或求諸其門人，欲以得其平生一言為法訓。此時也，是惟不出，一出即使洛陽紙貴。」（《全集》十六《與友人》） 真是有道者之言。著有《全集》二十六卷（《四書反身錄》 八卷，亦收在內）及《十三經糾謬》、《二十一史糾謬》等；其中《反身錄》，為彼精力集中之作。 二　學說 李氏思想，亦如奇逢，取陸王程朱之長，不偏於一面。但傾向則趨於陸王。唐鑒《清儒學案小識》中，雖曾謂《二曲》「篤守程朱」，然清初一般學者，率以陸王為根柢，而又讚美朱子之好學，似此兩派折衷，故任從何方面解釋，均可成立。且清代無論「考證派」、「理學派」俱不樹黨派，爭出入，大都欲兼取他人之長，自己更立高處，想成一家。顒即其代表，嘗因門人問「朱陸異同」？答曰：「陸之教人，一洗支離錮蔽之陋，在儒教中最為儆切；使人言下爽暢醒豁，以自有所得。朱之教人也，循循有序，恪守洙泗家法，中正平實，極便初學。要之二先生，均於世教人心有大功，不可輕為低昂也。中於先入之言，抑彼取此，亦未可謂為善學也。」（《全集》卷四《靖江要注》） 正是其不偏不倚，而又能自立之處。又曰：「孔子以博文約禮之訓，上接虞廷精一之傳；千歲之下，淵源相承，確守不變。惟朱子為得其宗。生平自勵勵人，一以居敬窮理為主。窮理即孔門之博文，居敬即孔門之約禮，內外本末，一齊俱到，此正學也。故尊朱即所以尊孔也。然今人亦知辟象山，尊朱子，及考其所謂尊，則不過訓詁文義而已；至於朱子內外本末之兼詣，主敬禔躬實修之旨，則缺如，吾不知其如何也。況下學循序之功，象山雖疏於朱子，然其為學也，先立其大者，峻義利之防，亦自不可得而掩之也。今日尊朱者，能如是乎？不能如是，而徒以區區語言文字之末，辟陸尊朱，則多見其不知量也。」（《全集》十五《富平問答》） 此明說朱子之為學工夫實，陸子之直覺力量偉，朱子稍疏於心，象山則長於此。是故窮理而不居敬，則為俗學；居敬而不窮理，則為空疏無用之學，不能經世宰物，是腐儒也。故必二面兼施，方能精義入神，隨博隨約，當下事理洞明，不至支離，學業德業，兩者並進也。所謂知行合一，必內外本末，工夫一齊併到，始可以成。其兼取朱陸之長，於此可見。 顒之學說，植基於陸子，而兼取朱子之長，不偏於一派，由是產出自己之學說。但折衷者多乏創造，惟其主張反省事物之理，以直觀為主；又說心當保其平靜，恰與李延平同；其學自然傾於內省的。故曰：「學問之要，學問之得力，全在定心、靜而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猶如鏡之照，不迎不隨，此之謂能慮，此之謂得其所止。」（《反身錄》一） 故心之體，本虛，本明，本定，本靜，能虛明定靜，則情忘識泯，心亦不動，恰如鏡中之象。蓋靜中之靜易，動中之靜難，動時能靜，則靜時自能靜。其言定靜工夫，可謂詳密。 彼之學既以心德之涵養為主要，明明德止於至善為工夫，是即以致良知純天理為中心也。故於宇宙問題、心理問題，自不多及。所以門人問《易》時，告之曰： 今且不必求《易》於《易》，而且求《易》於己；人當未與物接，一念不起，即此便是無極而太極；及事至念起，惺惺處，即此便是太極之動而陽；一念知斂處，即此便是太極之靜而陰；無時無刻，而不以去欲存理為務，即此便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慾淨盡，而天理流行，即此便是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希顏之愚，效曾之魯，斂華就實，一味韜晦，即此便是歸藏於坤；親師取友，麗澤求益，見善則遷，如風之疾，有過則改，若雷之勇；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動靜不失其時，繼明以照四方，則兌、巽、震、艮、坎、離在己，而不在《易》矣。（《全集》五《錫山語要》） 蓋以為理即吾人之心理狀態，學者收斂其心，則《易》（理） 之變化，即在人之心中，故心中不可無主宰，不可不收斂，如四書中之言，看是易行，而反之於身，欲其體現，亦不易；何況《易》理，欲體用之，豈不更難耶？是故格物窮理之事，實有裨於修齊治平，而後可尊；苟徒博學，而反身不誠，畢竟是玩物喪志，距道愈遠。其《受授記要》有云：「重實行不尊見聞，論人品不論材藝，夫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原為畜德也。德既畜矣，推己及人，有補於世。若多聞多識，而不見諸實行，以畜其德，人品不足而材藝過人，擅美炫長，於世無補，徒以夸閭里而驕流俗，焉足齒於士君子之林乎！」蓋觀此可知顒之學風，始終以實踐倫理為重也。 第三節　曾國藩 一　略傳及著書 曾國藩，字滌生，湖南湘鄉人。生於清嘉慶十六年（紀元一八一一），卒於同治十一年（紀元一八七二）。道光年間，會試中式進士，授翰林院檢討。累官至禮部侍郎，丁憂回籍。會太平軍起，自廣西入湖南，銳不可當。在籍督辦團練，立湘軍；初不過保衛地方，後因屢挫太平軍，遂出境禦敵。爾時太平軍已建都金陵，國藩崎嶇戎馬，十餘年間，恢復沿江各省，卒破金陵，成清室中興之業。官至大學士，爵為毅勇侯。國藩居翰林時，即與羅羅山（澤南） 等，講程朱之學，各以學行相砥礪，卒以書生，成削平大難之業。當時湘軍名將，多數是平時講學之朋友及門生。其為人公忠朴誠，言行一致，治軍居官，未嘗一日離開學問，粹然有儒者氣象，當時風氣，為之一變。其論學不主一派，於考證家之詆斥宋學，固不以為然，而於漢學，亦極推段、王、江、戴諸公。所為詩文，亦不主一家，精深博大，卓絕一代。卒年六十二。諡文正。所著書，詩、文、奏議、書札、日記及經史百家雜鈔共百數十卷。門人輯而刻之，曰：《曾文正公全集》。 二　學行 自漢學極盛，攻擊宋學，不留餘地，門戶之見至深。乾隆以來，宋學二字，幾為學人所不道。但漢學大家，如戴震等，不特學術超越前古，即人格亦足為一世模範，故能壓倒宋學。至其末流，則考證之途，已達於止境；學者支離破碎，徒以辨析名物為事，而薄視躬行實踐。於是浮薄之士，樂其無所拘束，率以漢學家自命，漸惹人心之厭惡，爾時老成賢達之士，遂欲和會漢宋，力矯輕浮之弊習，曾國藩即為折衷派之領袖；彼支持清末數十年之學風，孜孜為學，終身不倦，雖未嘗有特創之學說，然其宗旨，本在調和漢宋，且極重實踐，乃兼容並包之折衷派也。 其治學之宗旨，略見於其所著之《聖哲畫像記》，有云：「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為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閎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前賢，別立徽志，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術，以為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為破碎害道；齗齗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說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何可屏棄群言以自隘乎！」而其《致劉孟容書》（孟容名蓉亦湘鄉人） 、《覆夏弢甫書》（弢甫名炘安徽當塗人，著有《述朱質疑》等書） ，亦皆反覆陳明此旨。（具見《文集》） 可見其兼采漢宋之長，以成文質得中之學派，不以當時之門戶攻擊為然，確為包容眾流之大家也。且不獨對於漢宋之爭主調和，於程朱陸王之爭，亦主調和。是時唐鑒（字鏡海） 著《國朝學案小識》，尊程朱而排陸王，國藩嘗從鑒問學，而於鑒之主張，則非之。嘗云：「朱子主道問學，何嘗不洞達本原？陸子主尊德性，何嘗不實征踐履？姚江宗陸，當湖宗朱（當湖指陸隴其） ，而當湖排擊姚江，不遺餘力；當湖學派極正，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廢之流」（《覆夏弢甫書》） ，此蓋與小儒拘守門戶之見，截然不同者也。其博採眾長之處，且不限於儒學。其《日記》中有云：「以莊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為聞道之君子乎！」又曰：「以禹墨之勤儉，兼老莊之靜虛，庶於修己治人之術，兩得之矣」；又曰：「周末諸子，各有極至之詣，其所以不及孔子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獨缺，亦猶夷惠之不及孔氏耳。若游心能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師，不可棄也。」於此可見其博大；其身心實踐，亦悉與以上所言相合；且每日必靜坐數息百入，則又採用道家功夫者也。 國藩生平，極服膺桐城姚姬傳鼐，故《聖哲畫像記》，並尊顧、秦、姚、王，顧即崑山顧亭林，秦則無錫秦蕙田，王則高郵王念孫父子也。然姬傳稱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考據、詞章；義理指宋學，考據指漢學。而國藩則云：「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即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為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為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為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即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為文學之科。此四者闕一不可。」（見《日記》） 惟其局量廣大，故其門下，才智畢集，一藝一長，靡所不攬。學識則廣於程朱，事功則越乎陽明，偉成中興之業，決非偶然。以現在眼光批評，一若以漢人輔佐滿清，殺戮同胞，為大不道，其實時勢使然，不足以損其學問人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