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 · 國學今論[1]

鄧 實 鄧子曰：神州學術至於本朝，凡三變矣。順康之世，明季遺儒越在草莽，開門講學，懲明儒之空疏無用，其讀書以大義為先，惟求經世，不分漢、宋，此一變也；乾嘉之世，考據之風盛行，學者治經，以實事求是為鵠，鑽研訓詁，謹守家法，是曰漢學，方（苞）、姚（姬傳）之徒，治古文辭，自謂因文見道，屍程、朱之傳，是曰宋學，治漢學者詆宋，治宋學者亦詆漢，此再變也；道咸之世，常州學派興，專治今文，上追西漢，標微言大義之學，以為名高，此三變也。嗚呼，神州學術之變久矣。今日之變，則上古所未有也。春秋以降，鬼神術數之學，變為百家諸子，百家諸子，變而為儒，其變也，各自為宗，樹矛戟於道外；近世二百餘年，不分漢宋之學，變而為漢學、宋學，漢學、宋學變而為西漢今文之學，其變也，不離乎儒者近是，樹矛戟於道中。變之於道外，則各學分立，而學之途日爭而日進；變之於道中，則同室交鬨，而學之派愈趨而愈歧。鄧子曰：夫學之真，一而已矣，何為漢、何為宋、何為今文、何為古文哉，秦火之殘，諸經復出，漢儒治經，博綜群籍，銓明故訓，不為墨守，此漢學之真也。有宋諸子，生經學昌明之後，本之註疏，通夫訓詁，然後會同六經，權衡四書，發其精微，明其義理，此宋學之真也。西漢經師，承七十子微言大義，類能通經以致用，如《禹貢》行水、《春秋》折獄、《三百五篇》當諫書，此今文學之真也。東漢經師，發明古訓，實事求是，不立門戶，而人尚名節，成為學風，此古文學之真也。是故學之真，一而已。真者何？皆在孔子之術六藝之科而已，無漢宋、無今古也。學之分漢宋、分今古，其惟學術之衰乎。嗟乎，此君子所以嘆學術之盛衰與世運為升降也。順康之世，天下草創，方以收拾人心為務，文網未密，而明季二三有學君子，得以抱其不事二姓之節，講學授徒，風厲天下。流風所扇，人人知趨向實學，追漢采宋，不名一家，國家嘗收人材之實，故其時民風士習，皆有可觀，學術既盛，而世運亦隆。雍乾之世，天下既定，網羅日密，文字之獄屢起，嚴立會結社之禁，而晚明講學之風頓息，於是學者懷抱才慧，稍欲舒衒，舉足荊棘，無所於施，則遁於聲音訓詁無用之一途以自隱，而漢學之名以起。其有一二躁進之士，思獲時主之知遇，則效法程朱，博老成持謹之名，以愉祿仕，而宋學之名以起。自有漢學、宋學之名，而清學日衰，海內亦稍罷敝矣。道咸之世，外侮踵至，朝廷方殷外務，無暇緻密其文網，諸儒復得侈言經世，以西漢今文之學，頗切世用，易於附會，而公羊家言三世改制之說，尤與變法相吻合，故外托今文以自尊，而實則思假其術以干貴人、覬權位而已，故今文之學出，而神州益不可為矣。蓋今文學者，學術之末流，而今文學盛行之世，亦世運之末流也。吁可慨與，吁可慨與。吾請得綜有清二百餘年之學術而論列之。 順康之世：昔在明季，姚江之學風靡天下，而東林氣節之盛，蔚為史光，及其末流，入於禪學，空言心性，士皆以讀書為非，無應用之實學，故明之亡也忽焉。明既亡，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三先生興於南，孫夏峰、李二曲、顏習齋三先生興於北。梨洲集王學之大成，亭林以關學為依歸，船山奉關學為標準，夏峰、二曲融合朱、陸，習齋則上追周孔，此六先生學術之派別也。顧六先生之學派不同，而其以經世有用實學為宗則同，其讀書通大義，不分漢宋則同，其懷抱國讎，痛心種族，至死不悔則同。請言梨洲。梨洲之學受於蕺山，為姚江之正傳。然梨洲講學，謂明人襲語祿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教學者必先窮經，而求事實於諸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多而不求諸心，則為俗儒。是先生之學，得王學自得之益（昔姚江謫龍場驛，憶其所讀書而皆有得。是姚江未嘗不讀書。讀書而得，是王學之至精者），而無其心學空虛之弊。其著《明夷待訪錄》，發明君臣之原理，以提倡民權；其著《宋元明儒學案》，為中國獨一之學史；其著《留書》，則王佐之略，而崑山顧氏所嘆為三代之治可復者也。此梨洲之學也。請言亭林。亭林之學，通儒之學也。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實錄奏報，手自抄節，驢書獨行，讀書旅舍，周覽郡國，留心風俗。今讀其《日知錄》、《菰中隨筆》、《天下郡國利病》等遺書，陳古諷今，規切時弊，其維禮教，持清議，復宗法，核名實，貴自治，務墾闢，一篇之中，反覆三嘆，先生之心如見矣。其生平論學曰：行己有恥，曰：博學於文，曰：經學即理學，曰：文不關於經術政理之大者不足為，皆至精之語。此亭林之學也。請言船山。船山講學，以漢儒為門戶，以宋五子為堂奧，而淵源所自，尤在《正蒙》一書。謂張子之學，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自以生當鼎革，茹種族之悲，則竄伏林莽，著書見志，以存大義於天壤，留正朔於空山。著《黃書》，溯黃帝為吾族之祖，於彝夏之辨，人禽之界，防之至嚴。其《噩夢》一書，指陳民生利弊，旦言夕行，所謂有王者起，必來取法者也。此船山之學也。請言夏峰。夏峰論學，自言從憂患困郁中，默識心性本原，生平得力實在此。其學以躬行有用為宗，而於人倫日用間，體認天理。嘗尊王守仁為有用道學，謂其以拔本塞源之力，奏掃蕩廓清之功。又言有用二字，乃孔門學旨，此其所以結茅雙峰，內敦詩書，外御盜寇，部署戰守，以儒而能兵也。此夏峰之學也。請言二曲。二曲論學，以悔過自新為始基，靜坐觀心為入手，謂必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過自新。嘗曰：天下之治亂，在乎政教之盛衰；政教之盛衰，在乎學術之邪正。學術不正，則政教無所施其權，而不至。率天下而充塞乎仁義者幾希矣。此先生所以起自孤童，上接關學六百年之統，饑寒困苦，耿光四出，毅然任斯道之重而不敢懈也。此二曲之學也。請言習齋。習齋講學，謂當復堯、舜、周孔、六府、三事、三物、四教之舊，以事物為歸，以躬行為主，不尚空言。其教學者習禮、樂、射、御、書、數、兵、農、水、火諸學，倡教漳南，於文事、經史外，兼習武備、藝能各科。先生自幼學兵法，善技擊，精陰陽象緯。嘗推論明制之得失所當因革者，為書曰《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舉而錯之耳。蓋先生之學，以用為體，即以用為學，實學實用，即體即用者也。此習齋之學也。鄧子曰：嗟乎，六先生之學，何其大也。是故南方之學，而黃、顧、王三先生為其大師；北方之學，而夏、李、顏三先生為其大師。翹然樹六大幟於神州之內，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謂有清一代學術，六先生開之可也。厥後梨洲之學，開出浙東學派。萬氏兄弟（斯大、斯同），一精經學，一精史學，皆自成一家言。以至全氏謝山興，而上接其傳，著書等身，汲汲於搜羅明末文獻，表彰節義，其學得於萬氏之史學為多。故浙東之學，言性命必究於史，如章氏實齋是也。亭林之學，開出浙西學派，與浙東並峙。雖其傳不大，然乾嘉間言漢學者，無不宗亭林。船山聲影不出林莽者四十年，遺書湮沒，後生小子，至不能舉其名姓，亦可哀已。然遺書一出，日月爭光，麟經大義，炳然天壤。船山之學，晚而愈彰。夏峰晚年講學蘇門，弟子極盛，而魏一鰲最為高弟。其後如高鎬、曹本榮、耿極、耿介之徒，皆導其流派者也。二曲崛起關中，以繼藍田之緒，由是關學復盛，與富平李因篤、縣李柏，稱關中三李。其門人王心敬，能大其學。習齋弟子，惟李剛主、王昆繩為著。後二百年，顏學始由北而南，德清戴望，承其絕學，編《顏氏學記》，而餘姚章氏亦推為荀卿後之大儒。蓋顏學與王（船山）學，皆及今而大顯雲。嗚呼，六先生以布衣講學，抗節西山，不肯受新朝之一絲一粟，而以傳正學、開來哲自任，申明大義，著書以告萬世，系天下之學於一線以至今。使微六先生，而神州天下之亡久矣。悲夫。鄧子曰：於順康之間，與六先生同時，而其學足以經世獨立，明大義者，余更得二人焉，曰唐先生鑄萬，曰陳先生言夏。鑄萬生於巴蜀之山谷，後旅吳中，著《潛書》數萬言。乃今讀其《存言篇》，傷海內之困窮，哀遺黎之無告，然後知其言實當時之信史；讀其《抑尊篇》，去君主之威嚴，發平等之公理，則與梨洲之《原君》、《原臣》並垂宇宙者也。言夏通全史，編為政、事、人、民四部，手自掌錄，習當世之務，妙技擊。嘗避兵至崑山蔚村，村田沮洳，用兵家束伍法，築圍岸御水，不日而成，蓋其學用之，皆有實效，而不為空言云。史言國初東南多隱君子，博達通世用，顧皆勵氣節，深晦匿以自隱，言夏其一也。嗚呼，亡國多材，豈不信歟。他若晚村以講學合群，口焦思，不忘故國；桴亭著《思辨錄》，教學者議禮讀律，通今知時；楊園身處草野，日抱嫠憂，惴惴念亂；蒿庵篤志厲行，獨精三禮，卓然自立，則皆守程朱之學而能致用者也。又其時匯、蒙吉，延東林學派一線之傳，潛齋、約齋，開仁和、南豐學派之始，而寅旭、定九導算學之先河，百詩、東樵為漢學之初祖，清學之初期，噫亦盛矣。雖然學則清學，而儒則明儒也。以明儒而冒以清學之名，是則余之過也夫。 乾嘉之世：自乾隆中葉，海內士夫爭言漢學，而吳、皖二派為至盛。吳派以惠定宇為其大師，皖派以戴東原為其大師，其弟子著學統者皆數百人，遍大江南北。大抵吳學一派，篤信好古，實事求是；皖學一派，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儀征劉氏說）。吳學好博而尊聞，皖學綜形名，任裁斷（餘杭章氏說），此兩派之所以異也。雖然，東原嘗執經問業於定宇，則吳、皖實同出一源，其治經皆謹守漢儒家法，不雜入宋元人語，則無有或異也。請言定宇。定宇承其祖元龍、父天牧之家學，益覃研精思，治漢《易》，撰次《周易述》一編，專宗虞仲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約其旨為注，演其說為疏。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燦然復章。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八卷、《說》二卷，申明明堂配天之義，又有《易漢學》七卷、《易例》二卷，皆推演古義。於《書》有《古文尚書考》二卷，明鄭康成所傳為孔壁真古文，辨今文《太誓》之非偽。於《春秋》有《左傳補註》，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於古今文之同異，辨之甚悉。而其《九經古義》一書，則討論古字古音，以糾紛正謬，校理秘文，尤為後儒所服習篤信，其有功於經籍甚大。蓋先生之學，精眇淵博，甄明古誼，不愧大師。錢氏竹汀為先生傳論曰：宋元以來，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蔑棄古訓，自誇心得，下者剿襲人言，以為己有，儒林之名，徒為空疏藏拙之地。獨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學，當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錢氏之論，可謂知言矣。請言東原。東原少受學於婺源江慎修，其論治經，以識字為始。謂由識字以通詞，由詞以通道。又雲治經之難，雖一事必綜其存以核之。其學長於考辨，立義多所創穫，及參互考之，確不可易。生平著述，以《孟子字義疏證》、《原善》二書，為最精深，本漢學之性理，易宋學之空言，詮明理欲之真，謂理在事情，不在意見。自宋儒舍情求理，至以意見當之，而生民遂受其禍無終極。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者，達之於上，上日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所言多發明公理，排斥專制，與近日哲儒所言平等、共和之說相合。其治經力求新理，獨有心得類如此。著書極博，於小學、禮經、算術、輿地，皆有撰述。江都汪容甫嘗擬作《六儒頌》，謂國朝經儒，亭林始開其端，河洛圖書，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閻氏，專治漢《易》者惠氏，及東原出而集大成焉。嗚呼，戴氏之學，其所以雄視一代，掩蔽天下者，豈無故哉。論者謂乾嘉上下百年間，為有清一代學術之中興，而惠、戴二大經師，實為其祭酒焉。其繼起者大抵皆吳、皖二派之支流余裔也。余聞餘杭章氏之言曰：惠棟弟子有江聲、余蕭客。聲為《尚書集注音疏》，蕭客為《古經解鉤沈》，大共篤於尊信，綴次古義，鮮下己見。而王鳴盛、錢大昕亦被其風，稍益發舒，教於揚州，則汪中、劉台拱、李惇、賈田祖以次興起。蕭客弟子甘泉江藩，復續《周易述》，皆陳義爾雅，淵乎古訓是則者也。戴震同學有金榜、程瑤田，後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珙、培也，皆善治《禮》，而瑤田兼通水地、聲律、工藝、穀食之學。震又教於京師，任大椿、盧文、孔廣森，皆從問業。弟子最知名者，金壇段玉裁、高郵王念孫。玉裁為《六書音韻表》，以解《說文》，《說文》明。念孫疏《廣雅》，以經傳諸子轉相證明，諸古書文義詰詘者，皆理解。子引之，為《經傳釋詞》，明三古辭氣，漢儒所不能理繹，其小學訓詁，自魏以來，未嘗有也。鄧子曰：章氏之言信哉，誠知夫學派之流別者矣。以余所聞，則歙縣有洪榜者，嘗從戴氏問學，生平服膺戴氏，戴氏所作《孟子字義疏證》，當時學者不能通其義，惟榜以為功不在禹下，撰《東原行狀》，載東原《答彭允初書》（其書證明《原善》、《孟子字義疏證》之說，與二書相為表里。今《行狀》不載此書，乃東原子中立所刪，失其意矣）。獨具特識，亦戴學之雲也。 自惠、戴以來，諸儒治經，各守其家法，別為義疏，其裒然成書，專門名家者，於《易》有惠棟《述》，江藩、李松林《述補》，於《書》有江聲《集注音疏》，孫星衍《今古文註疏》，王鳴盛《後案》，於《詩》有胡承珙《後箋》，陳奐《傳疏》，於《禮》有金榜《箋》，《儀禮》有胡培《正義》，於《春秋左氏》有劉文淇《正義》，《公羊傳》有陳立《義疏》，《梁》有鍾文蒸《經傳補註》，於《論語》有劉寶楠《正義》，於《孟子》有焦循《正義》，於《孝經》有阮福《義疏補註》，於《爾雅》有邵晉涵《正義》，郝懿行《義疏》，皆一代之絕作，曠古所僅見者也。余讀諸經新疏，較之舊釋，蓋有進矣。諸儒之白首一經，辛勤補綴，其功亦烏可沒哉。雖然，未已也。清之經儒，其於義疏之外，有功於諸經及小學、古籍者，余復得其大功四，小功四。胡氏《易圖明辨》，辨河圖洛書、先天後天各圖，非《易》書本有。閻氏《古文尚書疏證》、惠氏《古文尚書考》，辨東晉晚出之古文孔傳為梅賾偽托。毛氏《詩傳詩說駁義》，辨子貢傳申培說為豐坊偽撰，是曰辨偽經，大功一。惠氏《周易本義辨證》，言《易經》二篇、《傳》十篇，本自別行，是為舊本。朱氏倡刊《說文》始一終亥之本，通志堂、抱經堂校刊《經典釋文》全書，而《大戴記》、《逸周書》、《荀子》、《方言》、《釋名》、《春秋繁露》、《白虎通》，抱經皆為定。是曰存古書，大功二。惠氏之《易漢學》、《周易述》，張氏之《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王氏之《廣雅疏證》，段氏之《說文注》，梅氏之本《周髀》、言天文，是曰發明微學，大功三。余氏之《古經解鉤沈》，任氏之《小學鉤沈》，邵氏之《韓詩內傳考》，洪氏之輯鄭、賈、服、諸家說為《左傳詁》，臧氏之輯《儀禮·喪服》馬王注、《禮記》盧植《解詁》、《月令》蔡邕《章句》、《爾雅古注》，是曰廣求遺說，大功四。江氏《深衣考誤》，辨深衣非六幅交解為十二幅，《鄉黨圖考》，辨治朝本無屋、無堂，戴氏《聲韻考》，以轉注為互訓，歷指前人解釋之誤，是曰駁正舊解，小功一。顧氏《音學五書》分十部，江氏《古韻標準》分十三部，段氏《六書音韻表》分十七部，以考古音，王氏《經傳釋詞》標舉一百六十字，以明經傳中語詞非實義，凌氏之《禮經釋例》，分通例、飲食例、賓客例、射例、變例、祭例、器服例、雜例，以言禮之節文等殺，是曰創通義例，小功二（以上采胡培之說）。《尚書歐陽夏侯遺說》、《三家詩遺說》、《齊詩翼氏學》，考證於陳氏，《逸周書》校釋於朱氏，《大戴禮記》補註於孔氏，《國語》疏於龔氏、董氏，《白虎通》疏證於陳氏，是曰綴拾叢殘，小功三。汪氏作《春秋左氏釋疑》，明《左氏傳》之非偽，作《周官徵文》，證《周官》經非晚出，是曰辨正訛誣，小功四。鄧子曰：諸儒之敏學好古，有功於經籍如此。然則今日吾輩之治經，制度、典章，聲音、訓詁，皆燦然大明，其受諸儒之賜，不已多乎。是故本朝之經學考據，浩博無涯，實足以自成其一種之科學，永壽於名山者也（近東瀛學人亦有一派，專研究漢學考據之學者）。若其末流之弊，穿鑿附會，獵文，蠹大誼，瓜剖析，誠有如魏源所譏，錮天下聰明智慧，使盡出於無用之一途者，是則由乎時君之抑揚，種族之觀念，運會之適然，其原因為甚繁矣。諸儒豈任過哉。 鄧子曰：於乾嘉之世，與惠、戴二派同時，而別樹一幟者，曰桐城。桐城尊宋學，惠、戴尊漢學；桐城好治文辭，惠、戴專治經訓。尊宋學者則譏漢學為破碎，尊漢學者則謂宋學為空疏；工文辭者不習經典，而研經訓者又不樂為文辭。二者交相非，而漢宋遂繇之分途，文士與經儒始交惡。桐城學派以方（苞）、姚（姬傳）為其大師。方氏為文，效法宋曾鞏、明歸有光，謹守繩度，謂之桐城義法，又熟治三《禮》，冀屍程朱為其後世，然所得至膚淺，無足重。姚氏慕其鄉方氏之所為，而受法於劉海峰，以私淑方氏，然其始嘗欲從戴東原問學，及戴謝之，始憾戴氏，而別標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以為宗，以與漢學自異。其《贈錢獻之序》及《安慶重修儒學記》，為其生平論學大端，而皆排斥漢儒。迨東原之歿也，姚氏《致友人書》云：東原毀謗朱子，是以乏嗣。其斥東原可謂不遺餘力矣。姚氏晚主鐘山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稱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守其邑先正之法。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者，有新城魯仕驥非、宜興吳德旋仲倫，非之甥，為陳用光碩士。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群從，有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潢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啟瑞翰臣、馬平王錫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曾滌生《歐陽生文集序》）。當海峰之世，有錢伯魯思，從受其業，以師說稱頌於陽湖惲子居、武進張皋文，子居、皋文遂棄其聲韻考訂之學，而學古文，於是陽湖始有古文之學（陸祁孫《七家文鈔序》）。然溯其源皆出桐城，是當時桐城之學，幾於風靡天下，其流風餘韻，流被百年，下至道咸之世不絕。學者尋聲企景，所在響應，爭以宋學相尚，痛詆漢學，等之楊、墨、老、釋，毀為亂道。於是甘泉江鄭堂憫漢學之中絕，起而相爭，著《國朝漢學師承記》，獨尊漢儒，矜其家法，陰為抵制。而桐城方東樹則著《漢學商兌》以反擊之，思欲拔漢幟以樹宋幟，然肆口譏彈，文辨雖雄，而無實學真理以為佐證，故不足以折服學者。蓋桐城之學，其閎博精深，實非惠、戴之敵也。嗚呼，乾嘉之間，漢宋之爭亦烈矣。毛疵操戈，互相水火，以意見為是非，樹溝壘如大敵，神州自古學術之爭，未有甚於此者也。夫學者何？亦學孔子之學而已；漢學、宋學者何？亦不外乎孔子之術、六藝之科而已。未聞其能於儒學六藝之外，別有所學也。夫既不能越於儒學之道外，則必同居於儒學之道中，以道中之學而畛域橫分，矛戟森立，是亦不可以已乎。吾謂漢學、宋學，其於孔子之道各有所得。漢學好古而敏求，宋學慎思而明辨；漢學博學而篤志，宋學切問而近思。宋儒尊德性，漢儒道問學，其道不相為非。今欲尊漢而祧宋，則是聖人之道，有博而無約，有文章而無性道，有門廡而無堂奧矣；今欲尊宋而祧漢，則是聖人之道，有約而無博，有性道而無文章，有堂奧而無門廡矣。不亦慎乎。或曰：然則學者生古人後，學古人之學，不漢則宋，將奚適從？鄧子曰：漢學、宋學，皆有其真，得其真而用之，皆可救今日之中國。夫漢學解釋理欲，則發明公理，掇拾遺經，則保存國學。公理明則壓制之禍免，而民權日伸；國學存則愛國之心有以附屬，而神州或可再造。宋學嚴彝夏、內外之防，則有民族之思想，大死節復仇之義，則有尚武之風。民族主義立，尚武之風行，則中國或可不亡。雖亡而民心未死，終有復興之日。是則漢學、宋學之真也。學者荀捨短取長，闕疑信古，則古人之學皆可為用。孰與姝姝守一先生之說，而門戶自小。又孰與專務調停古人之遺說，而僕僕為人，毫無自得哉（晚近定海黃式三、番禺陳澧皆調和漢宋者，然摭合細微，比類附會，其學至無足觀。夫古人之學，各有所至，豈能強同。今必欲比而同之，則失古人之真，故爭漢、宋者非，而調和漢、宋者亦非也）。 道咸之世：自漢學之焰極盛，海內望風景附，家賈馬而戶許鄭，經師如鯽，說經之書汗牛充棟。後起之儒，於漢學位置已難占勝，而其業繁博，尤為難治，學者窮老盡氣，不能卒業，稍稍厭倦。又其學樸質不便文士，於是有西漢今文之學興，是曰常州學派。其學以西京十四博士所傳今文為宗，謂晚出古文為偽，尊今文而黜古文。今文者，《易》施氏、梁邱氏、京氐，《尚書》伏生、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三家，《春秋》公羊，而詆斥《周官》、《毛詩》、費氏《易》、《左氏春秋》、馬、鄭《尚書》，而其大體要以公羊為主。謂孔子之道在六經，六經之作惟《春秋》，《春秋》之傳在公羊，公羊親受子夏口說之傳，得聞聖人之微言大義。自武進莊方耕始治《公羊》，作《春秋正辭》，其學能通於經之大誼，不落東漢以下，其徒陽湖劉申受傳其學，為《公羊何氏釋例》，始專主董仲舒、李育，以明三科九旨之例。凡張三世，存三統，新周故宋，以春秋當興王，而托王於魯諸義，皆燦然昭著，由是今文之學大昌。仁和龔定庵，從申受受公羊《春秋》之學，著《春秋決事比》，又撰《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以推闡三世之說。定庵之學極博雜，其小學六書得於其外祖段懋堂，而能以字說經，又以經說字，其史學溯源章實齋，言六經皆史，發明治學合一，官師合一之旨，其輿地精於西北，其佛學通陀羅尼八震旦六妙門，雖不專守《公羊》家說，而大旨要不能外。今讀其文，恢詭連，援證古誼，諷切時弊，眇思譚說，每有新理遠識，皆得於公羊《春秋》為多。與定庵為友者有邵陽魏默深。默深少好言經世，晚乃治經，嘗熟聞定庵所言今文學，熹其易治，可為名高，乃著《書古微》、《詩古微》、《董子春秋發微》，皆主今文，而詆斥馬、鄭、毛公甚力。其先言今文者，獨治公羊《春秋》，至是而及於《詩》、《書》。與默深同時，有長洲宋於庭、陽湖李申耆、仁和邵位西，皆治今文學。位西為《禮經通論》，指《逸禮》三十九篇為劉歆偽造，至是言今文乃及於《禮》。晚乃有德清戴子高，以《公羊》注《論語》，湘潭王壬秋，以《公羊》並注五經，而今文之學愈光大。蓋今文者，發源於莊、劉，浸盛於龔、魏，而集其大成者王氏。王氏有弟子曰井研廖季平，季平著書最多，乃及百種，餘杭章氏稱其時有新義，而未見其書也。自今文學派盛行，學者治經，遂欲尊今文而廢古文，右西漢而睥睨東漢，其學風所扇，當時著述多本其家法。於是而朱右曾有《尚書歐陽大小夏侯遺說考》，陳喬樅有《今文尚書經說考》、《三家詩遺說考》、《齊詩翼氏學疏證》，陳立有《公羊正義》、《白虎通疏證》。凡西漢博士所傳之遺說，雖殘編斷柬，皆奉為瑰寶；而東京以下，賈、馬、許、鄭之學，乃視如土苴。由是而惠、戴學派大受攻擊，治者浸微，而常州學派遂奪吳、皖之席，赫然稱海內經師矣。夫常州今文之學，其所以風動一時者，是蓋有數故焉。惠、戴之學，治經必先識字，而六書、音韻之學，非盡畢生之精力，不能得其要領，不若微言大義之學，可以涉獵口耳而得，其故一。惠、戴釋經，不過援引古訓，證明經義而止，不為風議，故樸質無文采，而今文則詞義瑰瑋，盪逸華妙，為文士所，故治今文者無不工文辭，如申受、於庭、定庵、默深其最也，其故二。道、咸時海內漸多故，漢學方以破碎無用見譏於時，而今文則出自西漢諸儒，類能通經以致用，學者得藉以詡言經世，其故三。本朝學風，以說經為最高尚，諸文士挾其詩歌、詞賦之長，不習經典，則以為大恥，而今文則上追七十子微言大義，視許、鄭之學尤高，依附其說，足以自矜，其故四。有此四故，此常州今文所以能以後起之學派，越惠、戴而上之，其勢力乃以掩被本朝下半期之學界，以至於今也。嗚呼，可謂盛矣。雖然，今文日興則古文日廢，神州古學，其摧滅散佚而僅存於今者，亦既只有此數矣。古文雖晚出於東京，而前聖之微言大義，亦往往有存者，且其發明古訓，亦大有功於經籍，安可廢乎。論者又謂西漢之學有用，東漢之學無用。雖然，論者其亦聞高密鄭君之風乎？比牒併名，早為宰相，鄭君之素風無失。而東漢學者，皆以獨立名節相高，是以桓靈之朝局，能傾而未頹，決而未潰，此東漢經學之用也。其視西漢利祿之途何如哉？嗚呼，漢宋學之爭也，猶有漢與宋朝代之分；而今古文之爭也，則同一漢代而已。漢宋學之爭也，猶有文士與經儒之別；而今古文之爭，則同一經儒而已。夫同一漢代之學，同一經儒之名，而今文家則必曰西京之學勝東京，西京微言大義之學，承七十子；古文家則必曰東漢之學勝西漢，東漢許、鄭之學綜六經。各持一說，幾同冰炭，乃至相視如仇仇，不亦隘乎。吾聞漢世通儒，治經不立門戶，多有雜治今古文者，何後儒之不一思也。 綜觀本朝二百餘年之學派，其飈動雲涌，霞鮮霧采，三色而為，五色而成文，可謂神州學術之中興矣。經學邁漢唐，性理越宋元，辭章駕魏晉。其著作等身，褒然成家，著錄於國史《儒林》、《文苑傳》者，以數十百計焉，前代所未有也。斯其故何歟？鄧子曰：蓋自乾嘉之世，天下大定，海內無事，學者無所用其才智，身心暇逸，故得從容以講求其學問。又功令方以點畫聲病之學取士，士之得祿也難，故賢智之士，在野者多，不至以其精力銷磨於從政，而得以專注於學問。然求學問則必知今古，知今古則議論，而或且以文字得禍，則相與輻輳於說經。經之大義多言經世，則又恐涉於國是，以自取，則說經又相與舍其大義，而但摭細微，苟以耗日力紓死免禍而已。餘杭章氏謂清世經儒，大體與漢儒絕異，不以經術明治亂，故短於風議，不以陰陽斷人事，故長於求是。然則其異同長短之間，夫豈無故而然哉。此漢學考據所以經乎天演淘汰，而於清世為最適者也。及夫習之既久，成為風氣，學者非以治經不能邀名譽於社會，而非守漢學家法，亦不足號經師。其徒黨日眾，則聲氣標榜，位置自高，而幾忘其初故矣。是故漢學者，能使才智之士得藉以自隱，而收明哲保身之譽，而人主有所舉措，亦毋慮一二迂儒，指天畫地，以掣肘其國是，此其學派所以稱極盛也。鄧子又曰：本朝學術，實以經學為最盛，而其餘諸學皆由經學而出。學者窮經必先識字，故有訓詁之學；識字必先審音，故有音韻之學；今本經文，其字體、音義與古本不合，故有校勘之學；校理經文，近世字書不足據，則必求之漢以上之文字，故有金石之學。又以諸子之書，時足證明經義，於是由經學而兼及子學；以經之傳授源流詳於史，於是由經學而兼及史學；以釋經必明古地理，於是由經學而兼及地理學；以曆法出於古經，於是由經學而兼及天文學；以古人習經先學書計，於是由經學而兼及算學。是故經學者，本朝一代學術之宗主，而訓詁、聲音、金石、校勘、子、史、地理、天文、算學，皆經學之支流余裔也。鄧子又曰：余敘述一代學術，而不及在高位者，如宋學一派，則二魏（象樞、裔介）、湯斌、李光地，漢學一派，則徐乾學、紀昀、阮元、畢沅，皆以大人先生，執學界之牛耳，然而無取焉者，一則偽名道學，以腴媚時君，一則著述雖富，或假手於其食客，是故清學而有此巨之蟊賊，而清學亦衰矣。鄧子又曰：本朝學術，曰漢學，曰宋學，曰今文學，其範圍仍不外儒學與六經而已，未有能出乎孔子六藝之外而更立一學派也。有之自今日之周秦學派始（余別著有《古學復興論》，當於下期刊之）。 [1] 錄自《國粹學報》第一年乙巳第四、五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