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 · 明末四先生學說（節選）[1]

鄧 實 序 有一代之變，即有一代救變之學，天下之變無窮，而天下之學亦無窮。學術者，所以通時變而為用者也。自夫三代以來，天下之變亦多矣，而皆有學以救之。東周之季，強凌弱，眾暴寡，天下脊脊大亂，乃有孔、墨、老、莊諸子之學，門戶分立，派別雖殊，而究之皆規切時弊，以致實用，多為途術而赴國家之急，而周祚之賴以綿延者二百餘年。秦並天下，重刑法，廢紀綱，四海驛騷，紛然淆亂，斬木揭竿，雲合響應，乃有西漢諸儒之學，抱遺經，傳正學，伏處草野，以口說相授受。及至漢興而天下統一，尊崇儒術，遂彬彬稱盛。王莽篡竊，漢祚中衰，頌功德者至十餘萬人，廉恥道盡，乃有東漢諸儒之學，重名節，持清議，風雨如晦，不已雞鳴，而東京風俗之純，上追三代，故至末造，能傾而未頹，決而未潰。晉室偏安，五胡云擾，中原塗炭，神州陸沉，乃有北魏、隋末諸儒之學，避地河西，守道不屈，河汾講道，門徒眾盛，而唐以興起，幾至於治。五代之亂極矣，弒、逆相尋，廉恥掃地，乃有有宋諸儒之學，安定、泰山，講經授徒，二程、朱子隱居讀書，而宋能久而後亡，其亡也，忠節相望。是故天下之變至無常矣。變無常而學有常，學有常而其變乃不至流而無終極。東周以降，中國之天下，事變迭出，而學術亦迭出，求之前史，未嘗不有焉。然則自古事變之來，安在非求有學以維繫之乎？雖然，天下之變，至於明而無所復變矣。奄宦柄國，太阿倒持，邊外防遼，江海防倭，練餉疊加，亂者四起，米賊一呼而屋明社。黃虎殺人六萬萬，魚爛中區，削盡元氣，號呼擾攘，束手無策，而卒以天下授之他人。此顧、黃、王、顏四先生之所以目擊心傷撫膺扼腕，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者也。不能自已，則既有一代之變，不能不為一代救變之學，四先生亦學焉而已矣。學經世救時實用之學，以維世變，以明大義，傳千秋之正誼，待一治於後王。固欲讀書報國，憂時講學，陳古諷今，著書見志，以救斯世之變，而使之不變者也。是故其言用，其學行，則用以救一時之變；其言不用，其學不行，則用以救萬世之變。顧亭林之為《日知錄》，曰：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黃梨洲之為《明夷待訪錄》，曰：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王船山之為《噩夢》，曰：吾老矣，惟此心在天壤間，誰為授此者。顏習齋之為《會典大政記》，曰：苟有用我，舉而措之耳。嗚呼，四先生之言何其相似也。夫四先生自信其學之必能用世，而祗以生當鼎革，不欲曲學以進身，乃以望之百世以後之王者，其志亦可悲矣。然四先生之學，雖不用，而四先生之艱貞大節，照耀人目。遺書晚出，大義日昌，而炎黃遺胄皆得食四先生學術之賜，其有功於神州，不亦大乎。實早歲讀經，即好涉獵四先生之學說，壯歲遠遊求學，乃得盡讀四先生之遺書。誦習既久，嘗作《四先生畫像記》，以志景仰。今別述四先生學術之大者，著為一編，朝夕服膺，守而勿失。庶幾愛吾學以愛吾國云爾，非敢雲救時也。 顧亭林先生學說 有明一代，其學術衰息之時乎。自太祖以制科取士，先以經義，士皆趨於帖括、聲律、點畫之學，向壁虛造，空疏亡具，固不足以言學。而以理學自詡者，亦多流於禪寂，空言著書，開門講學，風動天下，以為名高。及其季年，而心學之流弊，至率天下以不學。故《明史·儒林傳》謂：二百七十餘年間，未聞以專門經訓名家者。經學非漢唐之專精，性理襲宋元之糟粕，論者謂科舉盛而儒術微，殆其然乎。夫學術不盛，則人才不出，而夷狄、盜賊遂得以乘其虛以亡人國。故米賊以一屠沽兒而作亂至十七年，遼左用兵，茫無成算，以中原之大，而無一定傾禦侮之人，以莊烈之為君，勵精求治，至以身殉，而無救於宗社之傾覆，學術之於人國，顧不重哉。亭林生當晚季，目睹不學之患，故首以讀書哭告天下，力矯明儒之空疏無用，而以經世實用為宗，遂以開有清一代實事求是之學。至其致嘆風俗之盛衰，留心郡國之利病，其規畫深遠，有未敢為今人道者。吳江潘氏之言曰：先生非一世之人，先生之書非一世之書。王不庵之言曰：寧人身負沉痛，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訴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可謂知先生之所學、所志者矣。實嘗聞諸朱九江先生曰：顧亭林讀書亡明之際，抗節西山，《日知錄》遺書，繇體及用，簡其大法，當可行於天下，而先王之道必不衰。嗚呼，知人而論世，憂患以求學，舍先生其安歸。此余所以抱先生之遺書而莫置也。述亭林學說第一。 顧炎武，初名絳，字寧人，江蘇崑山人，學者稱為亭林先生。自其先世，家海上，世為儒，富於藏書，其先人類皆通經學古。本生祖紹芳，著有文集至數百篇。祖紹芾，好鈔書，日課數紙。嘗訓先生曰：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書，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先生十一歲，即授以溫公《資治通鑑》，曰：世人多習《綱目》，余所不取。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為自作也。班孟堅之改《史記》，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鑑》，必不如《通鑑》也。至於今代而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盜前人之書而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如得宋人書一卷也。年十四，為諸生，卓犖有大志，耿介絕俗，雙瞳子中白而邊黑，見者異之。少與同里歸莊、嘉定吳其沆相善，喜為古文辭，砥行立節，落落不苟於世，人以為狂。嘗共歸莊游復社，有歸奇顧怪之目，於書無所不窺，尤留心經世之學。崇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誌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為輿地之記，一為利病之書，旁推互證，務質之今日所可行，而不為泥古之空言。其別有一編，曰《肇域志》，則考索利病之餘，凡閱志書一千餘部，參互《一統志》、二十一史而成者。全書浩瀚，細字縱橫，其本行不盡，則注之旁，旁又不盡，則別為一集曰《備錄》。其遺稿鈔本，尚藏吾友劉君光漢處，當圖刊行雲。最精韻學，謂此道之亡二千有餘歲，潛心有年，既得《廣韻》之書，乃始發悟於中，而旁通其說。於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賾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為《音論》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為《詩本音》十卷；注《易》，為《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之，為《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為十部，為《古音表》二卷。統稱《音學五書》。由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自吳才老以下廓如也。性喜金石之文，謂其事與史書相證明，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不但詞翰之工而已。二十年間，週遊天下，所至名山、巨鎮、祠廟、伽藍之跡，無不尋求。其可讀者，必手自鈔錄，捫石履榛，懷毫舐墨，躑躅于山林猿鳥之間。得一文為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著有《金石文字記》、《求古錄》，抉剔史傳，發揮經典，有歐陽、趙氏二錄之所未具者。晚益篤志六經，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有書曰《下學指南》，取慈谿黃氏日鈔所摘謝氏、張氏、陸氏之言，以別其源流，而衷諸朱子之說，所以致慨於上蔡、橫浦、象山之學，謂其末流語錄，多淫於禪。言之甚切。尤留心明季史事，著有《聖安紀事》、《明季實錄》、《昭夏遺聲》三書，昭陽秋之直筆，傳信史於千秋。而於晚季門戶黨援之弊，士大夫反顏事仇之無恥，有餘痛焉。而《日知錄》三十卷，尤為先生終身精詣之書，積三十年之勤，乃成一編，凡經史之粹言具在焉。其自述之辭有曰：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又曰：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人道。又曰：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多寫之以贈人，庶不為惡其害己者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又曰：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于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某之為是書，早夜誦讀，反覆尋究，蓋庶幾采山之銅也。又曰：須俟絕筆之後，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觀先生之自述，然後知先生於是書致力之勤，用意之遠，為不可及也。今讀其書，有曰：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又曰：張子有雲，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又曰：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干戈至矣。其言皆規切時弊，深切著明，關於天下治亂之大，俟百世而不惑者也。又有《菰中隨筆》，論官人選士之法，所言皆國家大計，考辨精審，足輔《日知錄》而行。其他著作，有《左傳杜解補正》、《石經考》、《九經誤字》、《五經同異》、《韻補正》、《歷代帝王宅京記》、《營平二州地名記》、《昌平山水記》、《京東考古錄》、《山東考古錄》、《顧氏譜系考》、《譎觚》、《救文格論》、《亭林雜錄》、《亭林文集》、《亭林詩集》、《亭林余集》、《亭林佚詩》，皆已刊行。其未刊者，尚有《唐宋韻補異同》、《二十一史年表》、《熹廟諒陰記》、《十九陵圖志》、《營平二州史事》、《北平古今記》、《建康古今記》、《岱嶽記》、《萬歲山考證》、《海道經》、《官田始未（按未疑當為末之誤）考》、《下學指南》、《當務書》、《經世篇》、《錄》、《詩律蒙求》等，而何義門稱先生所著尚有《區言》五十卷，皆述治天下之要，可謂盛矣。蓋先生生平精力絕人，耳目至廣，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其學能舉大而不遺其細。自經史掌故，以至聲韻、金石、輿地、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源究委，條理燦然。其所著書，皆有裨於世風學術。其生平論學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予取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又曰：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為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致乎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不談，一切詩、賦、銘、頌、贊、、序、記之文，皆謂之巧言，而不以措筆。其於世儒盡性至命之說，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於空虛之論。仆之所以為學者如此。又曰：諸君關學之餘也，橫渠、藍田之教，以禮為先，孔子嘗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然則君子為學，舍禮何由。其論文曰：文不關於經術政理之大不足為也。又曰：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剿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至其概論時事，亦多精言，如曰：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然今日之事，興一利便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轉般，則河南必擾，開膠萊之運道，則山東必亂。又曰：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為不可缺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其《病起與薊門當事書》。有曰：天生豪傑，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於塗炭，為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嗚呼，先生此言，宋以後久無此言矣。蓋先生之學，貫通今古，不分漢宋，博大而盡精微，通達而切實用。生長世族，少負異資，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實錄奏報，手自抄節。自以生當晚季，目擊鼎革之變，而洞然於國家末流之禍，不禁痛心疾首，思欲盡反之，故周覽郡國，究其利弊，凡國家政治，大而典禮財賦，小而館舍郵亭，無不援據典籍，疏通其源流，而考論其得失。至於風俗之敗壞，世教之陵遲，則陳古諷今，尤三太息。然先生雖抱用世之略，只以故國之戚時時不忘，日茹□□之痛，不欲曲學以干進，故不得已蘊蓄其材而不用，而足跡周流半天下，則隨所至而小試之於度地懇田，故累致千金，隨寓饒足。嘗卜居陝之華陰，謂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他邦所少，而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勢。遂置田五十畝，而東西開懇所入，別貯之以備有事。觀此則先生之蓄所學，固欲待時而用，而未嘗一日忘乎光復之大計者也。方先生之出遊，常以二馬二騾，載書日隨，所至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發書而對勘之。或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默誦諸經註疏。有時旅居不出，則選門生四人，環坐朗誦十三經，先生端坐聽之，每年以為常。其好學不倦如此。至先生之生平大節，如少年嘗起義兵，奉母遺命不事二姓，六謁孝陵，六謁思陵，當事有欲薦先生者，則以死爭之。高風亮節，頑廉懦立，所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歟。其行事略見於先生之詩文集，及全謝山所為先生神道表，今不述，述其學術之大者。 一 經學 鄧實曰：先生之治經，以大義為先，不分漢宋者也。自乾嘉之際，士大夫盛言考據之學，乃尊漢而抑宋，而漢宋之途遂分。儀征阮氏，編《經解》，以漢學為宗，采先生之說，凡尊宋者殳焉（如《日知錄》於《易》謂：不有程傳，大義何由而明乎之類，今不採）。獻縣紀氏，為《四庫書目提要》，反謂潘氏盛稱其經濟，而以考據精詳為末務，殆非篤論。而近人論學之書，有以漢學專門經學家首列先生者，皆未知先生之學者也。夫先生之學，以實用為歸，故其說經，追漢采宋，不名一家，務通其大義而施之今日所可行者。不為叢脞煩碎之學，而於制度、名物，有關世故者，則考核引據，不厭其詳。蓋先生經世之學，一本原於經史。言漢學者徒以考據稱先生固非，而世之徒以經濟推先生者亦非也。阮氏晚年為先生《詞堂記》，謂先生之經濟皆學術為之，而欲論先生之經濟，舍經史末由。則其治學有得之言也。知乎此可與言先生之學矣。 《日知錄》 秦以焚書而五經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經亡，今之為科舉之學者，大率皆帖熟爛之言，不能通知大義者也（朱子《周易本義》）。 聖人設卦觀象而系之辭，若文王、周公是已。夫子作傳，傳中更無別象。其所言卦之本象，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外，惟頤中有物，本之卦名，有飛鳥之象，本之卦辭，而夫子未嘗增設一象也。荀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以同聲相應為震、巽，同氣相求為艮、兌，水流濕、火就燥為坎、離。雲從龍則曰乾為龍，風從虎則曰坤為虎；《十翼》之中，無語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豈知聖人立言取譬，固與後之文人同其體例，何嘗屑屑於象哉。王弼之注，雖涉於元虛，然已一掃《易》學之榛蕪，而開之大路矣。不有程子，大義何由而明乎（卦爻外無別象）。 《易》之互體卦變，《詩》之叶韻，《春秋》之例月日，經說之繚繞破碎於俗儒者多矣。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同上）。 其在政教，則不能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所司者籩豆之事。其在學術，則不能知類通達，以幾大學之道，而所習者佔畢之文。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屍；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小人則無咎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故君子為之則吝也（童觀）。有天下而欲厚民之生，正民之德，豈必自損以益人哉。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所謂弗損益之者也。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詩》曰：奏格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斧鉞，所謂弗損益之者也。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其道在是矣（上九弗損益之）。 國猶水也，民猶魚也，幽王之詩曰：魚在於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五行志》以為魚陰類，民之象也。逆流而上，言民不從君為逆行也。自人君有求多於物之心，於是魚亂於下，鳥亂於上，而人情之所向，必有起而收之者矣（包無魚）。 傅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武王之誥康叔：既乃文考，而又求之殷先哲王，又求之商耈成人，又別求之古先哲王。大保之戒成王：先之以稽我古人之德，而後進之以稽謀自天。及成王之作周官，亦曰：學古入官。曰：不學牆面。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聖后聖，其揆一也。不學古而欲稽天，豈非不耕而求獲乎（其稽我古人之德）。 國亂無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見理，於是不得不訴之於神，而詛盟之事起矣。蘇公遇暴公之譖，則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屈原遭子蘭之譖，則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繇而聽直。至於里巷之人，亦莫不然。而鬼神之往來於人間者，亦或著其靈爽，於是賞罰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常不如其畏鬼責矣。乃世之君子，猶有所取焉，以輔王政之窮。今日所傳地獄之說、感應之書，皆苗民詛盟之餘習也。明明棐常，鰥寡無蓋，則王政行於上，而人自不復有求於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謂絕地天通者，如此而已矣（罔中於信以覆詛盟）。 五經得於秦火之餘，其中固不能無錯誤。學者不幸而生乎二千餘載之後，信古而闕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說經者，莫病乎好異。以其說之異於人，而不足以取信，於是舍本經之訓詁，而求之諸子百家之書；猶未足也，則舍近代之文，而求之遠古；又不足，則舍中國之文，而求之四海之外。如豐熙之古書《世本》，尤可怪焉。夫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使果有殘編短簡，可以裨經文而助聖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無益於經，而徒為異以惑人，則其於學也，亦謂之異端而已。愚因嘆夫昔之君子，遵守經文，雖章句先後之間，猶不敢輒改，故元行沖奉明皇之旨，用魏徵所注《類禮》，為疏義，成書上進，而為張說所駁，謂：章句隔絕，有乖舊本，竟不得立於學官。夫《禮記》二戴所錄，非夫子所刪，況其篇目之次，元無深義。而魏徵所注，則又本之孫炎。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詔旨，而不能奪經生之所守。蓋唐人之於經傳，其嚴也如此。故啖助之於《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獨得，而史氏猶譏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謂：後生詭辯，為助所階。乃近代之人，其於讀經，鹵莽滅裂，不及昔人遠甚。又無先儒為之據依，而師心妄作，刊傳記未已也，進而議聖經矣。更章句未已也，進而改文字矣。此陸游所致慨於宋人（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允征》、《顧命》，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趙汝談至謂《洪範》非箕子之作），而今且彌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嗚呼，此學者所宜深戒。若豐熙之徒，又不足論也（豐熙偽《尚書》）。 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來，則其婦思之矣。朝出而晚歸，則其母望之矣。夜居於外，則其友吊之矣。於文日夕為退，是以樽罍無卜夜之賓，衢路有宵行之禁，故曰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至於酒德衰而酣身長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氣乖，而晦明之節亂矣（日之夕矣）。 天之方，無為誇毗。《釋訓》曰：誇毗，體柔也。天下惟體柔之人，常足以遺民憂而召天禍。夏侯湛有云：居位者以善身為靜，以寡交為慎，以弱斷為重，以怯言為信。白居易有云：以拱默保位者為明智，以柔順安身者為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為凝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浸而成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且慎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外；強毅果斷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謂率職而居正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是以殿最之文，雖書而不實；黜陟之典，雖備而不行。羅點有云：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眾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眾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觀三子之言，其於末俗之敝，可謂懇切而詳盡矣。至於佞諂日熾，剛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苟由其道，無變其俗，必將使一國之人皆化為巧言、令色、孔壬而後已。然則喪亂之所從生，豈不階於誇毗之輩乎。是以屈原疾楚國之士，謂之如脂如韋，而孔子亦云吾未見剛者（誇毗）。 威儀之不類，賢人之喪亡，婦寺之專橫，皆國之不祥。而日月之眚，山川之變，鳥獸草木之妖，其小者也。《傳》曰：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對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為俗之不祥。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勝殷，得二俘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俘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一俘對曰：此則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自余所逮見，五六十年國俗民情，舉如此矣。不教不學之徒滿於天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鄧析之流，是豈待三川竭而悲周，岷山崩而憂漢哉。《書》曰：習與性成。《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識時之士，所以引領於哲王，繫心於耈德也（不吊不祥）。 以格物為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末矣。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致知）。 治化之隆，則遺秉滯穗之利，及於寡婦；恩情之薄，則耰鋤箕帚之色，加於父母。故欲使民興孝興弟，莫急於生財。以好仁之君，用不畜聚斂之臣，財足而化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 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盪覆，宗社邱墟。昔王衍妙善元言，自比子貢，及為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乃積乃倉，乃裹餱糧，於槖於囊，國所以足食而不待豳土之行也。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國所以足兵而不待淮夷之役也。苟其事變之來，而有所不及備，則耰鋤、白梃可以為兵，而不可缺食以修兵矣；糠核草根可以為食，而不可棄信以求食矣。古之人有至於張空弮，羅雀鼠，而民無貳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結其心乎。此又權於緩急輕重之間，而為不得已之計也。明此義則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至於輿台牧圉之賤，莫不親其上死其長，所謂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豈非為政之要道乎？孟子言制挺以撻秦楚，亦是可以無待於兵之意（去食、去兵）。 好古敏求，多見而識，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進乎是者，六爻之義至賾也，而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三百之《詩》至泛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三千三百之儀至多也，而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十世之事至遠也，而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雖百世可知。百王之治至殊也，而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所謂予一以貫之者也。其教門人也，必先叩其兩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顏子則聞一以知十，而子貢切磋之言，子夏禮後之問，則皆善其可與言《詩》。豈非天下之理，殊塗而同歸，大人之學，舉本以該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觀其會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語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人之指矣（予一以貫之）。 文集 是故盡天下之書，皆可以注《易》，而盡天下注《易》之書，不能以盡《易》，此聖人所以立象以盡意。而夫子作大象，多於卦爻之辭之外，別起一義，以示學者，使觸類而通，此即舉隅之說也。天下之變無窮，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亦無窮，若但解其文義而已，韋編何待於三絕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之文，無一而非《易》也。下而至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秦漢以下史書，百代存亡之跡，有一不該於《易》者乎。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愚嘗勸人以學《易》之方，必先之以《詩》、《書》、執禮，而《易》之為用，存乎其中。然後觀其象而玩其辭，則道不虛行，而聖人之意可識矣（與友人論《易》書）。《記》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者本於人心之節文，以為自治治人之具。是以孔子之聖，猶問禮於老聃，而其與弟子答問之言，雖節目之微，無不備悉。語其子伯魚曰：不學禮，無以立。《鄉黨》一篇，皆動容周旋中禮之效。然則周公之所以為治，孔子之所以為教，舍禮其何以焉（《儀禮鄭注句讀》序）。 二 史學 先生以老遺民，具良史才。自其幼年，從祖父受《資治通鑑》。後即日讀邸報，手錄成巨帙數十，故其於有明季年朝章國故，無不洞悉原委，而於國論之是非，尤能持清議。至其表彰節義，闡揚幽隱，則慨然於人心風俗之所系，每三致意焉。觀其所為《聖安紀事》、《明季實錄》、《三朝紀事闕文》諸書，隱然有國史之志，以存一代之直筆，然生值忌諱，是時東南史獄方數起，乃不克竟其志。然而先生所作之文，皆史也（如《書吳、潘二子事》）。先生之詩，亦史也（如《羌胡引》之類）。學者讀先生之遺書，即以為讀晚明之信史可耳。 日知錄 漢時天子所藏之書，皆令人臣得觀之。故劉歆謂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而司馬遷為太史令，石室金匱之書；劉向、揚雄校書天祿閣，班斿進讀群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東京則班固、傅毅，為蘭台令史，並典校書；曹褎於東觀次禮事。而安帝永初中，詔謁者劉珍及博士議郎四府椽史五十餘人，詣東觀校定五經、諸子、傳記。竇章之被薦，黃香之受詔，亦得至焉。晉宋以下，此典不廢。左思、王儉、張纘之流，咸讀秘書，載之史傳，而柳世隆至借給二千卷。唐則魏徵、虞世南、岑文本、褚遂良、顏師古，皆為秘書監，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手書繕寫，藏於內庫。而元宗命宏文館學士元行沖，通古今書目，名為《群書四錄》。以陽城之好學，至求為集賢院吏，乃得讀之。宋有史館、昭文館、集賢院，謂之三館。太宗別建崇文院，中為秘閣，藏三館真本書籍萬餘卷，置直閣校理。仁宗復命繕寫校勘，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書成藏於太清樓，而范仲淹等，嘗為提舉。且求書之詔，無代不下，故民間之書，得上之天子，而天子之書，亦往往傳之士大夫。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來舊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無人得見。而昔時取士一史、三史之枓，又皆停廢，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古，司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干寶之《晉書》、柳芳之《唐歷》、吳競之《唐春秋》、李燾之《宋長編》，並以當時流布。至於會要、日曆之類，南渡以來，士大夫家亦多有之，未嘗禁止。今則實錄之進，焚草於太液池，藏真於皇史宬。在朝之臣，非預纂修，皆不得見，而野史家傳，遂得以孤行於世，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今。是雖以夫子之聖，起於今世，學夏、殷禮而無從，學周禮而又無從也，況其下焉者乎。豈非密于禁史，而疏於作人；工於藏書，而拙於敷教者邪？遂使帷囊同毀，空聞《七略》之名；冢壁皆殘，不睹六經之字。嗚呼矣（秘書國史）。 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塗，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國不易明，故曰東、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以關塞江河為一方界限，故於項羽則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曰羽遂引東欲渡烏江；於高帝則曰出成皐玉門，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也（《史記》、《通鑑》兵事）。 司馬溫公《通鑑》，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載兵法甚詳。凡亡國之臣，盜賊之佐，苟有一策，亦具錄之。朱子《綱目》，大半削去，似未達溫公之意（同上）。 臣祖年七十餘矣，然猶日夜念廟堂不置，閱邸報手錄成帙，皆細字草書，一紙至二千餘字，共二十五帙。臣伏念國史未成，記注不存，為海內臣子所痛心。而臣祖二十年抄錄之勤，不忍令其漫滅，以負先人之志，於是旁搜斷爛之文，采而補之，書其大略，其不得者，則闕之，以備遺忘而已（《三朝紀事闕文》序）。 三 文學 鄧實曰：有有用之文，有無用之文。先生之文，非猶乎後世文人之文也。先生之文，以明道，以救世，以維風俗，以正政教，以表彰節義，皆有用之文也。後世文人之文，則琱琢其辭，藻繪其語，以注蟲魚命草木而已，不則吚唔蔓衍，唱嘆不急，以為干祿之文而已，皆無用者也。是故其文有用，則奉天草詔，遂動勤王之兵；其文無用，則玉樹後庭，徒留亡國之恨。嗚呼，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風雨如晦，而雞鳴不已。先生以勝國之遺黎，居草野之下位，不能救民以事，而只欲救民以言，先生之志亦可哀矣。然至以言救民，而言且不用，鳳鳥不至，河清無期，此則讀先生之遺書者不能不掩卷三嘆者耳。雖然，自古獨立不懼之君子，本其大義，發為公言，百世之後，大義明而其言亦於以見用。言豈必在一時哉功？豈必在一世哉？ 日知錄 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於其傳末，每雲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則以多為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於世，其不傳宜矣。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漢言之，東都之文多於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於六經，而文衰矣。《記》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文不貴多）。子書自《孟》、《荀》之外，如《老》、《莊》、《管》、《商》、《申》、《韓》，皆自成一家言，至《呂氏春秋》、《淮南子》，則不能自成。故取諸子之言，匯而為書，此子書之一變也。今人書集，一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呂覽》、《淮南》之類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為之庶乎其傳也歟。宋人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鑑》、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後人之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故也。伊川先生晚年作《易傳》成，門人請授，先生曰：更俟學有所進。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著書之難）。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矣，故《盤庚》之誥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國有大疑，卜諸庶民之從逆。子產不毀鄉校，漢文止輦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猶存，魯山令元德秀，遣樂工數人，連袂歌於，元宗為之感動；白居易為盩厔尉，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憲宗召入翰林。亦近於陳列國之風，聽輿人之誦者矣。孔稚圭《北山移文》，明斥周容；劉孝標《廣絕交論》，陰譏到溉；袁楚客規魏元忠，有十失之書；韓退之諷陽城，作爭臣之論。此皆古人風俗之厚（直言）。 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時，而其效見於數十百年之後者。《魏志》司馬朗有復井田之議，至易代而後行；元虞集創京東水利之策，至異世而見用。（節文）是皆立議之人所不及見。而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時，固不以望之魯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獨以告顏淵。及漢武帝太初之元，幾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顏淵，告漢武也。孟子之欲用齊也，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若滕則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嘗貶於齊、梁，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嗚呼，天下之事，有其識者不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然則開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朱子作《詩傳》，至於秦《黃鳥》之篇，謂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嘆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歷代相沿，至先朝英廟，始革千古之弊。伏讀正統四年六月乙酉書與祥符王有爝曰：周王薨逝，深切痛悼，其存日嘗奏葬擇近地，從儉約以省民力，自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各遣歸其家。蓋上御極之初，即有感於憲王之奏，而亦朱子《詩傳》有以發其天聰也。嗚呼仁哉（立言不為一時）。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為文人者矣。韓文公《符讀書城南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而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於世，焉足重哉，此揚子云所謂摭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黃魯直言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本朝嘉靖以來，亦有此風，而陸文裕所記劉文靖告吉士之言，空同大以為不平矣。《宋史》言歐陽永叔與學者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文人之多 實按：有用之文以紀政事，以察民隱，則文章亦可以及物）。 《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巧言亂德。夫巧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以為通人，夫惟能之而不為，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為近仁，學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巧言）。 古來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次則王維。靈運身為元勛之後，襲封國公，宋氏革命，不能與徐廣、陶潛為林泉之侶，既為宋臣，又與廬陵王義真款密，至元嘉之際，累遷侍中，自以名流，應參時政，文帝惟以文義接之，以致觖望，又上書勸伐河北，至屢嬰罪劾，興兵拒捕，乃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及其臨刑，又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若謂欲效忠於晉者，何先後之矛楯乎。史臣書之以逆，不為奇矣。王維為給事中，安祿山陷兩都，拘於普施寺，迫以偽署，祿山宴其徒於凝碧池，維作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裡，凝碧池頭奏管弦。賊平下獄，或以詩聞於行在，其弟刑部侍郎縉，請削官以贖兄罪，肅宗乃特宥之，授太子中允。襄王僭號，逼李拯為翰林學士，拯既許偽署，心不自安，時朱玫秉政，百揆無敘，拯嘗朝退，駐馬國門，為詩曰：紫宸朝罷綴鵷鸞，丹鳳樓前立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殺朱玫，襄王出奔，拯為亂兵所殺。二人之詩同也，一死一不死，而文墨交遊之士，多護王維，如杜甫謂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而仕賊者乎？今有顛沛之餘，投身異姓，至擯斥不容，而後發為忠憤之論，與夫名污偽籍，而自托乃心比於康樂、右丞之輩，吾見其愈下矣。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慚，固有朝賦《採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偽，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復，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為言者偽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錟。夫鏡情偽，屏盜言，君子之道，興王之事，莫先乎此（文辭欺人）。 典謨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聞性與天道，譬猶築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為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於下學之初，即談性道，乃以文章為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楊用修曰：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言離矣（修辭）。 《元史》姚燧以文就正於許衡，衡戒之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吾觀前代馬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徐廣為祠部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台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並執下官禮，廣常為愧恨。陸游晚年再生，為韓侂胄《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朱文公嘗言其能太高，跡太近，恐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是皆非其人而與之者也。夫禍患之來，輕於恥辱，必不得已，與其與也寧拒，至乃儉德含章，其用有先乎此者，則又貴知微之君子矣（文非其人）。 陸機《辨亡論》，其稱晉軍，上篇謂之王師，下篇謂之強寇。文信國《指南錄序》中北字，皆虜字也，後人不知其意，不能改之。謝皋羽《西台慟哭記》，本當雲文信公，而謬雲顏魯公，本當雲季宋，而雲季漢。凡此皆有待於後人之改正者也。胡身之注《通鑑》，至二百八十卷，石敬塘以山後十六州賂契丹之事，而雲自是之後，遼滅晉，金破宋，其下闕文一行，謂蒙古滅金取宋，一統天下，而諱之不書，此有待於後人之補完者也。漢人言《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者，其事皆見於書，故定、哀之間，多微辭矣，況於易姓改物，制有華夏者乎。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習其讀而不知，無為貴君子矣（古文未正之隱）。 舜曰：詩言志。此詩之本也；《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此詩之用也；《荀子》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故詩者王者之跡也。建安以下，洎乎齊梁，所謂辭人之賦麗以淫，而於作詩之旨，失之遠矣。晉葛洪《抱朴子》曰：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傳虛譽，故有損而賤（作詩之旨）。 文集 孔子之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而既以明道救人，則於當今之所通患而未嘗專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與人書二）。 《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仆自一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氣識，而不墮於文人也。懸牌在室，以拒來請，人所共見，足下尚不知耶？抑將謂隨俗為之，而無傷於器識耶。中孚為其先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為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為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猶未敢許也，此非仆之言，當日劉乂已譏之（與人書十八）。 能文不為文人，能講不為講師。吾見近日之為文人、為講師者，其意皆欲以文名以講名者也。子不云乎：是聞也，非達也，默而識之。愚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與人書二十三）。 四 政治學 先生之學，以經世為主，通經皆以致用，所謂坐而言即可起而行者也。故其論政，必本原經史，於古今治亂興廢得失之故，皆洞悉胸中，而後規切時弊，筆之於書，以待後王之作。今讀其遺書，簡其大法，皆可行於天下，百世而無弊者也。或以先生好綜核名實，頗雜申韓之學，謂其言幸而不用，使其言用，亦不能無弊。嗚呼，其不知先生之所學所處者矣。先生生於明季，當是時朝廷之紀綱已墜地，國家之法令如弁髦，外訌內叛，元氣久虛，四方鼎沸，勢成魚爛，故以莊烈之好剛任察，而《明史》稱其賞罰太明，而至於不能賞罰，制馭過嚴，而至於不能制馭者，則其時之病入膏肓無可救藥可知矣。先生目擊明政寬弛之弊，至於末流，遂以亡國，故思欲矯之以名實之治，而於崇禎晚年之事，則不禁再三太息，引為大鑒，使後之有天下者，毋再蹈其覆轍。先生之心如見矣。夫先生之學，固非一於名法者也。觀其於人心風俗之間，立法、用人、吏治財賦，尤三致意。寓封建於郡縣，務去專制束濕之治，而一反之於斯民之自為，不欲使其權盡歸於人主，可謂有民政之精神矣。 日知錄 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眾治之而刑措矣。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窮天下之民也。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間，宗子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於閨門之內，而猶有不帥教者，然後歸之士師，然則人君之所治者約矣。然後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夫然刑罰焉得而不中乎？是故宗法立而刑清。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輔人君之治，罔攸兼於庶獄，而民自不犯於有司。風俗之醇，科條之簡，有自來矣。《詩》曰：君之宗之。吾是以知宗子之次於君道也（愛百姓故刑罰中）。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貧有富。貧者至於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為吝嗇之計，於是乎有爭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貧而患不均。夫維收族之法行，而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義。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而鄉三物之所興者，六行之條，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此所謂均無貧者，而財用有不足乎。至於《葛藟》之刺興，《角弓》之賦作，九族乃離，一方相怨，而瓶罍交恥，泉池並竭，然後知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養人之欲，而給人之求，為周且豫矣（庶民安故財用足）。 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爵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之下矣（周室班爵祿）。 《漢書·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高帝紀》二年二月，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者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此其制不始於秦漢也，自諸侯兼併之始，而管中敖子產之倫，所以治其國者，莫不皆然。而《周禮·地官》，自州長以下，有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自縣正以下，有鄙師、長、里宰、鄰長。則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越乎此也。夫惟於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詳，然後天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至於今日，一切蕩然，無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設之監司；監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積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無與分其職者。雖得公廉勤干之吏，猶不能以為治，而況托之非人者乎？後魏太和中給事中李衝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鄉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余若民。三載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孝文從之，詔曰：鄰野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干之總條，然後口算平均，義興訟息。史言立法之初，多稱不便，及事既施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後周蘇綽作《六條詔書》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隋文帝師心變古，開皇十五年，始盡罷州郡鄉官。而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由此論之，則天下之治，始於里胥，終於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興亡之途，罔不由此（鄉亭之職）。常熟陳梅曰：《周禮》五家為比，比有長，五比為閭，閭有胥，四閭為族，族有師，五族為黨，黨有正，五黨為州，州有長，五州為鄉，鄉有大夫。其間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綱舉目張，周詳細密，無以加矣。而要之自上而下，所治皆不過五人，蓋於詳密之中，而得易簡之意，此周家一代良法美意也。後世人才遠不如古，乃欲以縣令一人之身，坐理數萬戶口賦稅，色目繁猥，又倍於昔人，雖欲不叢脞，其可得乎？愚故為之說曰：以縣治鄉，以鄉治保，以保治甲，視所謂不過五人者而加倍焉，亦自詳密，亦自易簡，此斟酌古今之一端也。又曰：一鄉幾保不妨多少，何也？因民居也，法用圓；十甲千戶不得增損，何也？稽成數也，法用方。（里甲） 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人其代之。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已。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國與役處。吁其可懼乎？秦以任刀筆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驗也（吏胥）。 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廢，而非所以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風俗而已。故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周公作《立政》之書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又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其丁寧後人之意，可謂至矣。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於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然則法禁之多，乃所以為趣亡之具，而愚暗之君，猶以為未至也。杜子美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又曰：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其切中近朝之事乎。漢文帝詔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而擬於成康之盛也。前人立法之初，不能究詳事勢，豫為變通之地，後人承其已弊，拘於舊章，不能更革，而復立一法以救之，於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於叢脞。其究也，眊而不行，上下相蒙，以為無失祖制而已，此莫甚於有明之世。如勾軍、行鈔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終不善者也（法制）。 宋葉適言：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縛，至不可動，而人之智慮，自不能出於繩約之內，故人材亦以不振。今與人稍談及度外之事，輒搖手而不敢為。夫以漢之能盡人材，陳湯猶扼腕於文墨吏，而況於今日乎？宜乎豪傑之士，無以自奮，而同歸於庸懦也（人材）。 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其執大權奈何，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而權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後世有不善治者出焉，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而萬幾之廣，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權乃移於法，於是多為之法以禁防之。雖大奸有所不能逾，而賢智之臣，亦無能效尺寸於法之外。相與兢兢奉法，以求無過而已。於是天子之權，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親民之官。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於令守。守令無權，而民之疾苦不聞於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命乎？《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蓋至於守令日輕，而胥史日重，則天子之權已奪，而國非具國矣，尚何政令之可言耶？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必得其人而與之以權，庶乎守令賢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務也（守令）。 財聚於上，是謂國之不祥。不幸而有此，與其聚於人主，無寧聚於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總於貨寶，貪濁之風，亦已甚矣。有一盤庚出焉，遂變而成中興之治。及紂之身，用乂讐斂，鹿台之錢，鉅橋之粟，聚於人主，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禍至矣。故堯之禪舜，猶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周公之系《易》曰：渙王居無咎。《管子》曰：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嗚呼，崇禎末年之事可為永鑒也已。後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 五 風俗學 鄧實曰：天下之學術有三焉。一曰君學，一曰國學，一曰群學。為君之學，其功在一人；為國之學，其功在一國；為群之學，其功在天下（群學一曰社會學，即風俗學也）。先生之學，則為群者也。當其往來南北，周曆齊、秦、晉、豫、燕、薊之野，每至一處，則詢其故老，考其志乘，披其金石，而證以平日所讀之書，務求得民生郡國利病之所在，而知一國之興亡，罔不由於風俗，而風俗之成，則本於人心一念之微。復太息痛恨於晚季之學士大夫，寡廉鮮恥，不獨亡其國，而至於亡天下。夫至天下既亡，則衣冠禽獸，狗彘食人，而人類之一息絕矣。此則先生之所大痛也。 日知錄 《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又十四平（年），為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於有山氏，《左傳》以是終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又五十二年，顯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為從長。自此之後，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考古者為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並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馴至西漢，此風未改，故劉向謂其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貪饕險詖，不閒義理。觀夫史之所錄，無非功名勢利之人，筆札喉舌之輩，而如董生之言正誼明道者，不一二見也。蓋自春秋之後至東京，而其風俗稍復於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變齊至魯之功，而惜其未純乎道也。自斯以降，則宋慶曆、元之間為優矣。嗟乎，論世而不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未（「未」當為「末」之訛）而進東京，亦春秋之意也（周末風俗）。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遍於天下。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為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捨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故范曄之論，以為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所以傾而未頹，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為。可謂知言者矣。使後代之主，循而弗革，即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跅弛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於是權詐迭進，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己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求利為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為之一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兩漢風俗）。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昔者嵇紹之父康，被殺於晉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時，而山濤薦之入仕，紹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一時傳誦，以為名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於率天下而無父者也。夫紹之於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死三十餘年之間，為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盪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豈知必有乘輿敗績之事，而可樹其忠名以蓋於晚也？自正始以來，而大義之不明，遍於天下。如山濤者，既為邪說之魁，遂使嵇紹之賢，且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容兩立，使謂紹為忠，則必謂王裒為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於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正始）。 《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錫、王禹、范仲淹、歐陽、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為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為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為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剝》上九之言碩果也，陽窮乎上，則復生於下矣（宋世風俗）。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於有位矣。而又為之立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移之郊遂，載在禮經，殊厥井疆，稱於畢命。兩漢以來，猶循此制。鄉舉里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君子有懷刑之懼，小人存恥格之風，教成於下而上不嚴，論定於鄉而己不犯。降及魏晉，而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即廢棄終身，同之禁錮。至宋武帝篡位，乃詔有犯鄉論清議贓污淫盜，一皆蕩滌洗除，與之更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並有此語。《小雅》廢而中國微，風俗衰而叛亂作矣。然鄉論之污，至煩詔書為之洗刷，豈非三代之直道尚在於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猶見於變風之日乎？予聞在下有鰥，所以登庸，以比三凶；不才所以投畀，雖二帝之舉錯，亦未嘗不詢於芻堯。然則崇月旦以佐秋官，進鄉評以扶國是，儻亦四聰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闕也。 司馬遷作《史記·貨殖傳》，謂自廊廟朝廷岩穴之士，無不歸於富厚；等而下之，至於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而仲長敖《核性賦》，謂倮蟲三百，人最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偽，迭相嚼齧等；而下之，至於台隸僮豎，唯盜唯竊。乃以今觀之，則無官不賂遺，而人人皆吏士之為矣。自其束髮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鍾粟、黃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不可複製。後之為治者，宜何術之操？曰唯名可以勝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即不無一二偽矯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為利者。《南史》有云：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為利，而猶使之以名為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洿之俗矣。 漢人以名為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為治，故人材衰（名教）。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哉。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吾觀三代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凋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云：齊朝一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能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為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閹然媚於世者，能無愧哉（廉恥）。讀屈子《離騷》之篇，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則謂之耿介，反是謂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堯桀之分，必在乎此（耿介）。 老氏之學，所以異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塵，此所謂似是而非也。《卜居》、《漁父》之篇盡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從也，而義有所不當為也。子云而知此義也，《反離騷》其可不作矣。尋其大旨，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為莽大夫與。《卜居》、《漁父》，法語之言也；《離騷》、《九歌》，放言也（鄉原）。 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彌謙彌偽，彌親彌泛，彌奢彌吝（三反）。 巧召殺，忮召殺，吝召殺（召殺）。 江南之士，輕薄奢靡，梁陳諸帝之遺風也；河北之人，斗很劫殺，安史諸凶之餘化也（南北風化之失）。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日北方之學者是也；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日南方之學者是也（南北學者之病）。 《記》言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入。《說苑》言楚伐陳，陳西門燔，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戰國策》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下及漢魏，而馬日䃅、于禁之流，至於嘔血而終，不敢於人世。時之風尚，從可知矣。後世不知此義，而文章之士，多護李陵智計之家，或稱譙叟，此說行，則國無守臣，人無植節，反顏事讎，行若狗彘而不之愧也。何怪乎五代之長樂老，序平生以為榮，滅廉恥而不顧者乎？《春秋》僖十七年，齊人殲於遂。《梁傳》曰：無遂則何以言遂，其猶存遂也。故王蠋死而田單復齊，宏演亡而桓公救衛。此足以樹人臣之鵠，而降城亡子，不齒人類矣（降臣）。 文集 《莊子》有言，子不聞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日，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余嘗覽于山之東西，河之南北，二十餘年，而其人益以不似，及問之大江以南，昔時所稱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換骨，學為不似之人。而朱君乃為此書，以存人類於天下（廣宋遺民錄序）。 予讀《唐書》韋雲起之疏曰：山東人自作門戶，更相談薦，附下罔上。袁術之答張沛曰：山東人但求祿利，見危授命，則曠代無人。竊怪其當日之風，即已異於漢時。而歷數近世人材，如琅邪、北海、東萊，皆漢以來大儒所生之地，且千有餘年，而無一學者見稱於時，何古今之殊絕也。至其官於此者，則無不變色咋舌，稱以為難治之國，謂其齊民之俗有三：一曰逋稅，二曰劫殺，三曰訐奏。而余往來山東者十餘年，則見夫巨室之日以微，而世族之日以散，貨賄之日以乏，科名之日以衰，而人心之日以澆且偽，盜誣其主人，而奴訐其長，日趨於禍敗而莫知其所終。余行天下，見好逋者必貧，好訟者必負，少陵長、小加大，則不旋踵而禍隨之（萊州任氏族譜序）。 彈琵琶侑酒，此倡女之所為，其職則然也。苟欲請良家女子出而為之，則艴然而怒矣，何以異於是（與人書十九）。 嗚呼，自治道愈下，而國無強宗。無強宗是以無立國，無立國是以內潰外畔而卒至於亡。然則宗法之存，所以扶人紀而張國勢者乎？（中略）近古氏族之盛，莫過於唐，而河中為唐近畿地，其地重而族厚。若解之柳，聞喜之裴，皆歷任數百年，冠裳不絕；汾陰之薛，憑河自保，於石虎、苻堅割據之際，而未嘗一仕其朝；猗氏之樊王，舉義兵以抗高歡之眾。此非三代之法猶存，而其人之賢者，又率之以保家亢宗之道，胡以能久而不衰若是？自唐之亡，而譜牒與之俱盡，然而裴樞輩六七人，猶為全忠所忌，必待殺之白馬驛而後篡唐。氏族之有關於人國也如此。至於五代之季，天地幾如奕碁，而大族高門，降為皂隸；靖康之變，無一家能相統率以自保者。夏縣之司馬氏，舉宗南渡，而反其里者，未百年也。嗚呼，此治道之所以日趨於下，而一旦有變，人主無可仗之大臣，國人無可依之巨室，相率奔竄，以求苟免，是非其必至之勢也歟。是以唐之天子，貴士族而厚門蔭，蓋知封建之不可復，而寓其意於士大夫，以自衛於一旦倉皇之際，固非後之人主所能知也。予嘗歷覽山東、河北，自兵興以來，州縣之能不至殘破者，多得之豪宗大姓之力，而不盡恃乎其長吏。及至河東，問賊李自成所以長驅而下三晉之故。慨焉傷之（裴村記）。 是故有人倫然後有風俗，有風俗然後有政事，有政事然後有國家。（中略）自三代以下，人主之於民，賦斂之而已爾，役使之而已爾，凡所以為厚生正德之事，一切置之不理，而聽民之所自為，於是乎教化之權常不在上而在下。兩漢以來，儒者之效，亦可得而考矣。自二戴之傳、二鄭之注，專門之學，以禮為宗，歷三國、兩晉、南北、五季干戈分裂之際，而未嘗絕也。至宋程朱諸子，卓然有見於遺經，而金元之代，有志者多求其說於南方，以授學者。及乎有明之初，風俗淳厚，而愛親敬長之道，達諸天下，其能以宗法訓其家人而立廟以祀，或累世同居稱之為義門者，亦往往而有，十室之忠信，比肩而接踵。夫其處乎雜亂偏方閏位之日，而守之不變，孰勸帥之而然哉。國亂於上而教明於下，《易》曰：改邑不改井。言經常之道，賴君子而存也。嗚呼，至於今日而先王之所以為教，賢者之所以為俗，殆澌滅而無餘矣。列在紳，而家無主佑；非寒食野祭，則不復薦其先人；期功之慘，遂不制服；而父母之喪，多留任而不去；同姓通宗而不限於奴僕；女嫁死而無出，則償其所遣之財；昏媾異類，而脅持其鄉里；利之所在，則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於是機詐之變日深，而廉恥道盡，其不至於率獸食人而人相食者幾希矣（華陰王氏宗祠記）。 君謂芳績曰：士不幸而際此，當長為農夫以沒世。一經之外，或習醫卜，慎無仕宦。嗟乎，可謂賢矣。余出遊四方，嘗本其說以告今之人，謂生子不能讀書，寧為商賈、百工、技藝食力之流，而不可求仕；猶之生女不得嫁名門舊族，寧為賣菜傭婦，而不可為目挑心招，不擇老少之倫，而滔滔者天下皆是。求一人焉如陳君，與之論心述古，而不可得。蓋三十年之間，而世道彌衰，人品彌下，使君而及見此，其將噭然而哭，如許伯子之悲世者矣（常熟陳君墓志銘）。 鄧實曰：先生之學，其犖犖大者，五者而已。至其音韻之學，發二千餘年古人未發之微；金石之學，揚幽闡微，有舊國故都之想；地理之學，究郡國之利病，對山川而流涕。其學皆卓然特立，獨造其微，而具有深意，非下士之所能知矣。惜乎其徒著書而不講學，故門人寥落，無有一能傳其學者。即以其亡友潘力田之弟，如次耕者，於先生有腑肺之愛，屢書規誨，亦顏失節，有負師門。以視黃梨洲之有二萬（斯大、斯同）、顏習齋之有李（剛主）、王（昆繩）能光大其學者，蓋有間矣。然而遺書猶在，私淑有人，閱百餘年，乃以開浙西實事求是之學，而論近三百年學術者，必推先生為一代儒林之首。自江永傳其學，而戴震學於江氏，遂翹然為漢學之大師。晚近復有包世臣者，以經濟之學見稱於時，皆私淑先生之學者也。 [1] 錄自《國粹學報》第二年丙午第三、四、五、十三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