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 · 崔述傳[1]

崔述字武承，號東壁，初為直隸大名府魏縣人，後魏縣廢，併入大名，遂為大名縣人。父元森，治朱子之學。述幼承父學，父語之曰：爾知吾名汝之故乎？吾素有志於明道、經世，欲爾述吾志耳。年十四，即泛覽群書，里人驚為奇才。時漳決城壞，轉徙流連，衣敝糧罄，誦讀不輟。乾隆壬午舉於鄉，及嘉慶初選授福建羅源縣知縣。羅源近海而沖，號稱難治。述既蒞官，卯起亥休，日接士民，從人、胥吏無所容奸。有某弁誣良民為海盜，述持之急，且投牒大府，謂：卑職焉能殺人媚人。乃調署上杭縣。縣饒關稅，宦閩者視為利藪。及述為令，以關稅所餘數千金，解為洋面緝匪之用。日食蔬飲粥，人或笑其迂，自若也。繼復反任羅源，邑人迎者萬餘人。乃革弊俗，修文廟，課諸士講學，日昃不遑，閩人誦為文翁復生。然廉介自持，不騖聲氣，遂以老病乞休。時桐城汪志伊撫閩，重述為人，且惜其去，乃語之曰：好官，吾不能薦汝，吾愧汝。汝去，吾知汝不能逢時也。是為嘉慶六年事。述既去閩，乃往來河北，以著述自娛。 先是，述覽群書，篤信宋學，繼覺百家言多可疑，乃反而求之六經，以考古帝王、聖賢行事之實。以為周道既衰、楊、墨並起，欲絀聖人之道以伸其說，往往撰為禹、湯、文、武、孔子之事以誣之而絀之。其遊說諸侯者，又多嗜利無恥之徒，恐人之譏己也，則偽撰聖賢之事以自解說。其他權謀術數之家，欲斯世以取重，亦多托之於古聖人，而真偽遂並行於世。然當其初，猶各自為教，而不相雜。至秦、漢間，學者往往兼而好之，雜采其書以為傳記。其後復有讖緯之書繼出，而劉氏向、歆父子及鄭康成皆信之，復采其文以釋六經，兼以斷簡殘編，事多缺佚。釋經者強不知以為知，猜度附會，顛倒訛誤者，蓋亦不少。晉宋以降，復有妄庸之徒，偽造古書，以攻異己，亦往往采楊、墨之言以入《尚書》、《家語》，學者以為聖人之經固然，益莫敢議其失，而異端之說遂公行於天下矣。隋唐以後，學者惟重科目，故咸遵功令，尚排偶，於是《詩》自《毛傳》、《尚書》自偽《孔傳》、五經自孔氏《正義》以外，率視為無用之物，於前人相沿之訛，相率以為固然而不為意，甚或據漢、魏以後之曲解，駁周、秦以前之舊文。至宋，一二名儒迭出，別撰傳注，始頗抉摘其失，其沿舊說之誤而不覺者尚多不可數。其編纂古書者，則又喜陳雜家小說之言，以鳴其博，由是聖人之道遂與異說相雜，聖賢之誣遂萬古不能白矣。蓋嘗思之，古之異端在儒之外，後世之異端在儒之中，在外者距之、排之而已，在內者非疏而剔之不可。故居今日而欲考唐虞三代之事，是非必折衷於孔、孟，而真偽必取信於《詩》、《書》，然後聖人之真可見，而聖人之道亦可明。其所著書，有《考古提要》二卷、《上古考古錄》二卷、《唐虞考信錄》四卷、《夏商考信錄》各二卷、《豐鎬考信錄》八卷、《別錄》三卷、《洙泗考信錄》四卷、《余錄》三卷、《孟子事實錄》二卷、《考古續說》二卷、《附錄》二卷，是為《崔氏考信錄》。其與《考信錄》相輔者，別有《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讀風偶識》四卷、《尚書辨偽》二卷、《論語余說》一卷、《讀經餘論》二卷、《五服異同匯考》三卷、《易卦圖說》一卷、《與翼錄》十二卷，惟《春秋類編》四卷未成。其自敘《考信錄》曰：述自讀書以來，奉先人之教，不以傳注雜於經，不以諸子百家雜於經傳。久之，始覺傳注所言，有不盡合於經者；百家所言，往往有與經相背者。於是歷考其事，匯而編之，以經為主，傳注之與經合者則著之，不合者則辨之，而異端小說不經之言，則辟其謬而刪削之。題曰《考信錄》。然述書之凡例，咸見於《考古提要》中，述之言曰：漢初傳經，各有師承，傳聞異詞，不歸於一，於戰國處士說客之言，難於檢核，流傳既久，學者習熟見聞，不復考其所本，但以為漢儒近古，其言必有所本。近世諸儒，類多掇拾陳言，盛談心性，以為道學，而於唐虞三代之事，罕所究心。復參以禪學，自謂明心見性，反以經傳為膚末，而向來所沿之誤，遂莫復過問。而淺學之士，一語一言必據秦、漢之書，見有駁其失者，則攘臂而爭，但殉其名，莫窮其實，故舛誤乖剌，罔可詰窮。又謂：凡人多所見則少所誤，少所見則多所誤。而凡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聖賢。至於貧富貴賤，南北水陸，通都僻壤，亦莫不在相度，往往徑庭懸隔，而其人終不自知，故以戰國、秦、漢之人，言唐虞三代之事，有移甲為乙者，有以今度古者。加以戰國之時，說客辨士往往借物以寓意，後世以虛言為實事，篤信不疑，故有古有是語未必有是事者，如《列女傳》采漆室之女是也。亦有古有是語而相沿失其真解者，如以羲和日馭為御車之御是也。非惟秦、漢之書述春秋之事多誤也，即近代之書述近代之事，其誤者亦復甚多。舉是以推，則古書所紀聖賢之事，其有年世不符者，均不可盡憑。又非惟漢儒多信戰國策士寓言也，即前人所言本系實事，而遞傳遞久，因以致誤。舉是以推，則古史既亡，若僅據傳記，古人之受誣者豈可勝道。蓋傳記之文，有傳聞異詞而致誤者，有記憶失真而致誤者，有兩人分言而不能悉符者，有數人遞傳而失其本意者，又有因傳聞異詞遂誤而兩載者。後人之書又往往因前人小失，巧為曲全，互相附會，以致大謬於事理。學者不察其致誤之由，遂信其說為固然，不敢少異，良可嘆也。又謂：二帝三王，去今甚遠，言語不同，名物各別。且易竹而紙，易篆而隸，遞相傳寫，豈能一一得其真。故漢人說經，多出於意度，漢代以後，兼從事於作偽，致帝王聖賢之行事為異說所淆誣，雖有聰明俊偉之才，亦俯首帖耳，莫敢異詞。故辨異端於戰國之時易，辨異端於兩漢之世難，辨異端於唐、宋之世，尤難中之難。蓋人之信偽也久矣，但震其名，而不復察其是非，此考信所由難也。復謂：經傳之文，賢哲之語，亦往往過其實，學者惟當求其意旨所在，不必泥詞而害意。況傳雖美不可合於經，記雖美不可齊於經，後世廢經而崇記，故古制雜亂不可考，本末顛倒，於斯而極。此皆闡前人未發之隱。及自述其著書之旨，則謂：古人之學貴精，後人之學貴博，故世益古則取捨益慎，世益晚則採擇益淆。而文人學士又好議論古人是非，而不復考其事之虛實，不知虛實既明，則得失是非昭然不爽。故今為《考信錄》，專以辨其虛實為先務。凡無從考證者，輒以不知置之，寧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若摘發古人之誤，則必抉其致誤之由，使經傳之文不致終晦。又曰：以予所見所聞，其人之僨事者，均由含糊輕信，不復深問，未有細為推求而憤事者。其語均前人所未發。 述卒於嘉慶二十一年，年七十有七。弟子滇南陳履書刻其遺書。當述之著書初成也，自為諧語以評之，曰：薄皮繭。蓋北方有諺，於人之科名不遂，僅以舉貢終身，與仕宦以州縣畢世者，皆稱薄皮繭。其意以為蠶有強弱，繭有厚薄，而人之樹立淺者，謂之無成不可，謂之有成又瑣屑不足道，故目為薄皮繭雲。崔氏既歿，其書不顯。近歲日人那珂通世復刊其遺書，閱者始稍眾。崔氏學術之不墮者，其以此夫。 論曰：近世考證學超越前代，其所以成立學派者，則以標例及徵實二端。標例則取捨極嚴而語無雜，徵實則實事求是而力矯虛誣。大抵漢代以後，為學之弊有二：一曰逞博，二曰篤信。逞博則不循規律，篤信則不求真知，此學術所由不進也。自毛奇齡之徒出，學者始悟篤信之非，然以不求真知之故，流於才辯。閻若璩之徒漸知從事於徵實，辨別偽真，折衷一是，惟未能確立科條，故其語多歧出。若臧琳、惠棟之流，嚴於取捨，立例以為標，然篤信好古，不求真知，則其弊也。惟江、戴、程、凌起於徽歙，所著之書均具條理界說，博征其材，約守其例，而所標之義，所析之詞，必融會貫通，以求其審，縝密嚴栗，略與晰種之科學相同。近儒考證之精，恃有此耳。述生乾、嘉間，未與江、戴、程、凌相接，而著書義例則殊途同歸。彼以百家之言古者，多有可疑，因疑而力求其是。淺識者流僅知其有功於考史，不知《考信錄》一書，自標界說，條理秩然，復援引證佐，以為符驗，於一言一事，必鉤稽參互，剖析疑似以求其真。使即其例以擴充之，則凡古今載籍均可折衷至當，以去偽而存誠。則述書之功，在於範圍謹嚴，而不在於逞奇炫博，雖有通蔽，然較之馬氏《繹史》，固有殊矣。近人於考證之學，多斥為煩蕪，若人人著書若崔述，彼繁蕪之弊又何自而生哉。 [1] 錄自《左盦外集》，卷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