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 · 戴震傳[1]

戴先生震，字東原，安徽徽州府休寧縣人。生具異稟，十歲始能言，就傅讀書，過目成誦，日數千言不肯休。授《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節，問塾師曰：此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朱文公所述。即問朱文公何時人，曰：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時人？曰：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幾何時矣？曰：幾二千年矣。然則朱文公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識者，知其非常人。年十五普讀群經，每字必求其義，好漢許氏《說文解字》，盡得其節目。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傳注箋存於今者，參互考究，一字之義必本六書貫群經以為定詁，由是盡通前儒之說。年十七即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能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通其語言。宋儒譏訓詁之學，輕語言文字，是猶渡江河而棄舟楫，欲登高而無階梯也，故其言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道，乃能得之。是則先生之學以小學為入門，故所著之書亦以小學書為最先。 嘗作《六書論》三卷，謂轉注猶言互訓，許君以考、老示轉注之例，後人不得考、老之義，以字形左回右轉釋之，最為紕繆。其他或分形聲當之，或分假借當之，皆不可通。觀《說文》訓考為老，訓老為考，故《序》中論轉注舉之，大抵造字之始，事與形兩大端而已。文字既立，則聲寄於字，而字有可調之聲，意寄於字，而字有可通之義，是又文字之兩大端也。由是而推之於用，則數字共一用者曰轉注，一字具數用者曰假借，是又用文字者兩大端也。六者之次第，出於自然，其涯略見於《答江慎修書》（《六書論》今未見，今有《答江先生論小學書》一篇發明此義，江氏得其書，謂眾說紛紜，此為定論，誠無以易也）。又作《爾雅文字考》十卷，復以訓詁之學自《爾雅》外，惟《方言》。《說文》切於治經，曾以《方言》之字校《說文》，或以字為綱，以《方言》之字傳《說文》之字，或以訓為綱，以《方言》之訓傳《說文》之字，又或以聲為主，以《方言》同聲之字傳《說文》，可謂同條共貫之學矣。嗣又校正《方言》十三卷，正訛、補脫、疏通、證明，一仿邢氏疏《爾雅》例，即今聚珍殿所刊之本也。 然音韻之學較訓詁之學尤精，嘗以訓詁必出於聲音，當據聲音求訓詁。成《轉語》二十章，以為言出於口，聲音以成，而抑揚高下各不同。以喉、齒、唇、舌之音互相參伍，而聲之用蓋備，蓋即中國字母之濫觴也（先生成此書在二十五歲時，孔氏序《戴氏遺書》則雲未見，蓋此書失傳已久，惟自序一篇尚見文集中）。蓋先生深明音韻，其論韻之文有《書玉篇聲論反紐圖後》諸篇，又著《聲韻考》四卷，凡韻書之源流得失，皆櫽栝其間。時江慎修作《四聲切韻表》，細區今韻，歸之字母音等，又著《古韻標準》，囑先生商訂。先生舉艱、鰥二字，以證字從偏旁得聲。特江氏分古韻為十三部，嗣金壇段氏又分古韻為十七類，先生折衷其間，謂亭林作《音學五書》，於古音有草創之功，江、段之書皆因而加密，段氏分支、脂、之為三，自為卓識，然得失互見。乃作《聲類表》一書，析聲韻為九類，類各為卷。於今音古音無不兼綜，彼此相配，四聲一貫，而反切之學大明。其撰述大義，具見於與《段若膺論韻書》，小學家咸奉為圭臬雲。 繼潛心典章制度，擬作《學禮篇》，取六經禮制之糾紛者，事各為類，折衷眾說，萃為一編。雖所成僅十三篇（即冕服記、爵弁服記、朝服記、玄端記、深衣記、中衣裼衣襦褶之屬記、冕弁服記、冠衰記、括髮免記、絰帶記、繅藉記、捍決記是也。後段氏刊入《戴先生文集》之中），然銓釋禮制，以類相求，簡約詳明，遠駕江氏《禮書綱目》上。弟子興化任大椿本之，作為《釋繒》數篇，蓋用先生之例雲（先生所著之文，又有《春秋即位改元考》數篇，亦詳解古禮之文。見文集中）。先生說典制之書，復有《考工記圖注》，齊召南目為奇書。 先生治經之暇，兼留意天文、算法，先成《籌算》一卷，首列乘除，次列命分，次開平分，次列籌式，略舉經籍之資，於算者推衍成帙，以備治經之用。後更名《策算》。孔氏繼涵取以附《九章算術》，謂凡學《九章》者必發軔於此。又作《釋天》四篇，以《堯典》璇璣玉衡、中星，《周禮》土圭、《洪範》五紀命題，而天行之大致畢舉。曾以璇璣、玉衡乃古代觀天之器，漢後失傳，爰詳其制於《釋天》之末，復命工仿造，現藏曲阜孔氏家。繼作《勾股割圜記》三篇（嘗言精神好時，《勾股割圜記》三篇不必要注，就本文亦可瞭然），《釋准望》一篇，《迎日推策記》一篇，咸足裨疇人之用。後合九篇為《原象》，列為《七經小經》（按據《列傳》，《七經小經》應為《七經小記》）之一雲（秦蕙田輯《五禮通考》，於觀象授時一門，詳載先生之說）。其所校之書，復有《周髀算經》、《五經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張丘建算經》、《夏侯陽算經》、《五曹算經》。嘗謂《周髀算經》即古蓋天之法。自漢迄明，皆主渾天，惟歐羅巴人入中國，始稱別立新法。然其言地圜，即所謂地法覆，滂沱四而下也。其言南北里差，即所謂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是為寒暑推移，隨南北不同之故也。其言東西里差，即所謂東方日中，西方夜半；西方日中，東方夜半。晝夜易處，如四時相反，是為節氣合朔加時，早晚隨東西不同之故也。新法曆書述第谷以前西法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每四歲之小余成一日，即所謂三百六十五日者三，三百六十六日者一也。西法出於《周髀》，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者歟。而皇古數學自此大明（先生又作《歷問》一卷，《古歷考》一卷，《洪氏行狀》曾載之，今未見刊本，故不復錄）。 然先生之論地學也，亦發前人所未發。蓋近儒言地理者，有顧景范、顧亭林、胡明、閻百詩、錢竹汀，然皆以郡國為主而求其山川，先生則以山川為主而求其郡國。其敘《水經注》云：因川源之派別，定山勢之逶迤，高高下下，不失地防。又為《汾州府志》發凡曰：以水辨山之脈絡，而汾之東西山為干，為支，為來，為去，俾井井就序。水則以經水統枝水，因而編及澤泊、堤堰、井泉，令眾山如一山，群川如一川，府境雖廣，山川雖繁，按文而稽，各歸條貫。又推其例作《水地記》，欲合天下之山為一山，合天下之川為一川，以山川為綱，凡古今郡國之地望，悉依山川而定。雖僅成一卷（自崑崙起，至太行山止。孔氏刻之叢書中），然以山川定郡邑，則固地學之精言也。又校勘《水經志》一書，謂《水經注》向無善本，乃改正經、注互淆者，使經必統注，注必統於經，以正經、注之互訛，亦為先生之卓識。別著《幾輔安瀾志》，以大川統小川，以今水證古水，其體例一仿《水經》（別修《汾州府志》及《壽陽縣誌》）。又手制地圖，畫方計里，用晉裴秀法，以里數之遠近定北極之高下。惜書本失傳。則先生研精地學，乃地理家致用之學也。 殆及晚年，窮究性理之本原，先著《原善》三篇，以性為主，以仁、義、禮為性所生，顯之為天，明之為命，實之為化，順之為道，循之有常曰理，合此數端斯名曰善。又由性生材，因材施教，亦成為善人。性既善，則得於心者為誠信，應於事者為道德。又作《孟子字義疏證》，以為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誠、言權、言仁義禮智，皆非六經、孔孟之言，而以異學之言糅之。故就《孟子》字義開示來學，謂區而別之是謂理，血氣心知是為性，智能所別是為才，人倫日用是為道，生生之德是謂仁。義、禮該於仁，智該於仁、義、禮。據真實而言則曰誠，就輕事而言則曰權。字各為篇，篇各數千言，然其辨析最精者，則天理、人慾之說也。自宋儒講學，以為天理與人慾不兩立，惟人慾淨盡，斯天理流行。先生力斥其非，謂古人所謂天理，不外民之求，遂民之欲，必求之人情而無憾，然後即安。理也者，即情慾之不爽失者也，故理即寓於欲中，蓋一人之欲，即千萬人所同欲也。自宋儒以意見為理，舍是非而論順逆，然後以空理禍斯民，故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嗚乎，此可以知先生之學矣。別有《答彭進士允升書》，以證宋儒之學出於釋、老，與儒家之言不同，使陸、王不得冒程、朱，釋氏不得冒孔、孟。又作《大學中庸補註》，皆存鄭注而補之，與《原善》、《疏證》二書互相印證，而格物、親民、中和諸說，尤足補先儒所未言。則先生之言性理，殆所謂特立成一家言者與。 蓋先生之學，先立科條，以慎思明辨為歸。凡治一學、著一書，必參互考驗，曲證旁通，博征其材，約守其例，復能好學深思，實事求是，會通古說，不尚墨守。而說經之書，厚積薄發，純樸高古，雅近漢儒。先生初謂天下有義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吾於三者，庶得其源。既而悔曰：義理即考核、文章之源也，義理又何源哉（又《答方原書》曰：好道而肆力古文，必先求其本。求其本，更有所謂大本者。大本既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如馬、班、韓、柳之文，烏睹其非藝歟）？先生有言：學貴精不貴博，吾之學不務博也。故凡守一說之確者，當終身不易。又曰：讀書當識其正面、背面，好學當得其條理，得其條理則由合而分，由分而合，無不可為。蓋先生治學之功胥於斯乎。 在先生少貧，以課徒為業，繼乃橐筆傭書，往來燕、晉、閩、越間，數更府主，卒以供職四庫館之故，官翰林院庶吉士。生於雍正元年，卒於乾隆四十二年，年僅五十有五。先生既歿，段玉裁匯其學行，輯為《戴氏年譜》。謂先生合義理、考核、文章為一事，浩氣同盛於孟子，精義上駕乎鄭、朱，修詞俯視乎韓、歐。識者以為知言。其所著書尚有《屈原賦注》、《詩補註》及文集若干卷。子一，名中立。 劉光漢曰：戴先生之學出於婺源江氏，特由博反約與江氏稍殊。厥後訓詁之學傳之高郵王引之，典章之學傳之興化任大椿，而義理之學則江都焦循能擴之。故先生之學，惟揚州之儒得其傳，則發揮光大，固吾郡學者之責也。方先生之歿也，京師人士共制輓詞，謂：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孟子之功，不在禹下。雖譽或過失，然探賾索隱，提要鉤玄，鄭、朱以還，一人而已。自桐城姚鼐以宋學鳴於時，為先生所峻拒，因集矢漢學，桐城文士多和之，致毀失其真。嗚乎，夫亦不自量之甚矣。 [1] 錄自《左盦外集》，卷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