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 · 汪紱傳[1]

汪，又名紱，字燦人，號雙池。初能言，母江氏口授四子書五經，八歲悉成誦。自是讀書稟母教，未嘗從師，而以五經四子書為師。母沒，聞父淹滯金陵，泣且往，勸父歸，父曰：吾無家，安歸。叱之返。歸葬母后，無以自活，為景德鎮畫碗傭，且傭且讀，旋教讀于楓嶺浦城。聞父卒，慟幾絕，扶柩而歸。先生二十以後，著書十餘萬言，旁及百氏九流，三十後盡燒之。自是凡有述作，息神莊坐，振筆直書。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元元本本，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為歸。六經皆有成書，下逮樂律、天文、地輿、陳法、術數，無不究暢，卓然可傳於世。所著《易經詮義》十五卷、《尚書詮義》十二卷、《詩經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或問》四卷、《參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一卷、《讀近思錄》一卷、《讀讀書錄》一卷、《先儒晤語》二卷、《山海經存》九卷、《理學逢原》十二卷、《詩韻析》六卷、《物詮》八卷、《芾略》四卷、《讀困知記》一卷、《讀問學錄》一卷、《琴譜》一卷、《醫林輯略探源》九卷、《戍笈談兵》若干卷、《六壬數論》若干卷、《大風集》四卷、《文集》六卷、《詩集》六卷。 先生著書博而用功專，不求人知而功愈嚴焉。其言致知也，曰：有志格物，無物無理，隨處目睹耳聞，手持足踐，皆吾窮理之學，豈獨經書。故朱子《補格物致知傳》曰：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一即字已吃緊教人矣。格物不只是格一物便可貫通，亦非謂必窮盡天下之理。積累既多，自能洞澈。蓋天下之理，同歸殊途，一致百慮。只學者事事尋向裡面去，由已然而想其當然，由當然而求其所以然，則源頭必有相合處。所以積累既多，自能洞徹。故朱子曰：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至於豁然貫通，則雖未格之物、未窮之理，亦可一以貫之矣。然格物之學，非有終窮，縱使可以會通，遇事物猶須印證。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格致亦終身焉已。又《中庸》言學問思辨皆弗得、弗措，程子曰：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所言並非不同，蓋《中庸》所言，困勉之用力宜如此也，程子所言，則為學之活法也。朱子《解學記》：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亦引此為說。謂心覺其難，不妨舍難而治易，易者既解，則難者亦因彼說印證參會。所謂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必寬以居之，而後仁以行之也。致知力行，道問學之事，存養者，尊德性之事。朱子以《存養》一卷，置於致知克治之間，為旨微矣，曰：一為要者。一即人生而靜之天也。無欲即無極，而太極之體也。主靜立極，使靜無一毫妄念參焉，故靜虛矣。靜虛則動直矣，未有靜不虛而能動直者也。靜虛，靜故靜也；動直，動亦靜也。靜而能虛，自無不明矣，明則無不照矣；動而能直，自無不公矣，公則無不及矣。此一字亦兼內外，該動靜，而靜為之主。無欲者亦自靜而動，皆無一毫私妄，是乃為純一之至。又曰：涵養者，如水之涵物，靜以養之，則樂在其中。若急迫監押，則是苦其心而已，豈涵養之謂哉。又曰：人間百事，須是人為，人有此心，所以應事。今試自家體驗，一念放逸，則一事過差，一事過差，則一物不得其所由。然人之有心，莫非得於天之實理。此心才放逸，則百邪攻之，天理不見，一檢束，則天理炯然自存。此固可驗之清夜之思、平旦之氣也。是閑邪，則誠自存，原非在外，亦非邪與誠不兩立也。閑邪而不存誠者，只欲杜絕外誘，而不求此心之安，則此杜絕外誘之心即為私心，而不足以見天理。故高者只如原思之克伐怨欲不行，下焉則入於佛氏之空寂，此不善閑邪者也。君子只是主一。主一者，外邊整齊嚴肅，即內之所以提攝此心。然整齊嚴肅悉由於靜，使此心既不之東，又不之西，是妄念不興，未發之中，無所偏倚，片時境界，天清地寧矣。及其動也，此心既不之彼，又不之此，是能因物付物，而由中達外，皆中其節，體信達順，老安少懷矣。是閑邪，則誠自存，蓋此心之理非從外得也。其言克治也，曰：乾乾力行之體，損益力行之用。忿則懲之，欲則窒之，善則遷之，過則改之，皆乾乾以實心行之，欲其純乎天而不雜以人也。人之行，不失之忿，則失之欲，不入於善，則出於過而已。不行不見，有得失一動於行，而得失見矣。損益之心不誠，損益之功不力，則凶害之悔且吝矣。故動不可不慎也。又曰：理、欲相為消長，欲消一分，則理長一分，欲盡而誠立矣。誠者，得於天之實理也。欲只是一欲，不外耳、目、口、鼻、四肢，動於欲，則為私慾，以流入於惡，有以節之，是之謂寡。咸歸於則，則可謂之無，聖人非無欲也，歸於天則，則不復謂之欲耳。又曰：己不外視、聽、言、動，禮亦不過此。視、聽、言、動之則，才出於禮，則謂之私。克去己私，則復貫通。而昔之所難者，亦解意通之矣。然則非弗得便措也，正欲其有相說以解時耳。若於蔽著時勉強去思，則反恐有牽強意見助長之病矣，且以類而推者，因其已知之理而又窮之也。如既識此字，復細玩此字之筆畫，細辨此字之聲音，又求解此字之字義，又推想此字何以一字數用，而音義各有不同，又窮究古人所以制此字之意義，所謂益窮之也。又古人言一草木皆須察，察得來皆有用處，且無非性命。只要會心，鄉里若鄉外，則只求多識，無當身心。如大軍游騎，遠而失所歸矣。日讀書不會疑，便是不會讀，疑而不能悟，亦是不會讀，總是未嘗用心尋求。 先生又曰：格物之格訓至，自程子始，然格字本有至到之訓，如《書》言格於上下、格於皇天、格於上帝，皆至到之義。又如有苗來格、祖考來格，則又來字之義也。物如何格，《詩》雲有物有則，上文致知，致字為推致之義甚明，則格物為窮至物理亦甚明矣。凡物雖在外，而萬物之理則本皆備於吾心，但吾心之知虛，而在物之理實，故欲極推吾心之知，必須實靠事物上，逐件印證。所格之物，原是吾心本具之理。凡可學而知者，即皆吾心所固有之知，而陸、王家反疑其不當，求之在外，不亦異乎。又曰：學者於物、怪、神、奸，既惑而不能不信，然又不敢全信，故只得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然疑念既生，終被神怪牽惑，謂之不敢全信，已是深信之矣。故人貴窮理。窮理者，非窮此神怪有無之理，只是窮究自己身心性命之理。身心性命之理，果能真知其本源，則神怪自不足惑。若鄉神怪，窮究其有無，則終身只是惑也。 其論漢學曰：漢儒說經，於義之本，淺者鑿之使深，最為說經大病。漢儒說《詩》、說《春秋》，往往如是。其論《詩經》曰：《詩經》本不難解，只須依字句吟詠，久之意味自出，不必向字句外別尋事跡，以穿鑿附會也。《雅》、《頌》則義蘊稍深，然風神自和，若得其風神，則義蘊亦久之自見。蓋以性情會之，不是以死字句解之也。以死字句解之，則必失詩人言外之意矣。又《詩》自有韻，讀《詩》者不可不知叶韻，既得聲韻調洽，則詩之段落明白，而吟詠之際，亦意趣愈長。《書》經雖稍難解，然且反身切己視之，如精一執中，不必在帝王事。其《曆象》、《禹貢》、《洪範》等項，亦不可畏難，須著力去考，都是經濟，但不可勉強求合，致生誕妄。 其言存養也，曰：人非能涵養，亦無以致知。然既能致知，則涵養之功宜益加密，天理也。心與物接，視為最先，故言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聽則無形，而以知被誘，故言知誘物化，遂亡其正。視自外，故制之於外；知內動，故欲知其止有定，然亦相通也。或曰：節之九二，何以不取其剛中。曰：卦既名節，則宜一於正。卦惟二三不正，剛則節非所節，柔則不能節也。或曰：克伐怨欲不行，不得為仁，何以能斬絕病根，使之無欲。曰：中有主，則病根除矣，復於禮，則中有主矣。或又曰：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亦偏言之耳。能明理，則能檢七情之失，能克己，則能得七情之正矣。曰：己非私也，而私生於有己。人慾之私，雖曰後起，亦從氣質有偏處帶來。唯氣質有偏頗處，而後物慾乘之，故變化氣質，即克己之事。張子言人氣欲剛，言須剛以自勝也；又言人心欲柔，言須柔以受人也。先生之立說如此。 蓋先生之學，體勘精密，貫徹內外，毫釐必析，由不欺以至於至誠。偶設一喻，能使盲者察、愚者明，說者以為朱子後第一人。先生沒後，門人余元遴刊其書，而其學稍稍行於世，然尊先生之學者，至今未一睹也。 劉光漢曰：昔朱子有言，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語最精。蓋宋儒多尚空談，唯朱子則多務實。格物者，實驗之學也；致知者，窮理之學也。唯能實驗，然後乃能窮理。中儒往往以格物致知之學皆歸之窮理，而實驗之派亡，此陽明所以訓格物為格外物也。若朱子之學，則與倍根、笛卡兒相近。格物之義既與倍根實驗之義同，而窮理之義亦與笛卡兒懷疑之說相似也。朱子又曰：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案此即實驗之說。蓋誠字之精義在於真實無妄，妄之生也，由於虛，虛之生也，由於誕，此妄誕不經之說所由屢見於史冊也。觀於史志五行傳，詳變異妄誕之說，即此可窺。若西國格致之精為世界冠，無非不誠無物之說有以開之耳。《大學》言物格而後致知，致知而後意誠，蓋以實驗之學明，則一切虛妄之念不生耳。特考之名學家言，以物之所具者，為物之德。吾心之所以感物，而物之所以與吾心相接者為覺。蓋物者，形也；德者，象也。近人不知此理，往往誤象為形，不知象也者，只物之所以感吾心者也。物自有形，吾所知者唯象耳。譬如於鏡觀花，於水觀日，豈花與日之真形哉，不過月之象由水而見，花之象由鏡而見耳。德儒污德之言曰：自吾人有生之後，常為氣質所拘，於物之本體，斷無有接而知之之理。英儒罕木勒登之言曰：人心一切之知，主於所發見之形表。由是而觀，則吾人之所見者，唯物之色相，而非物之本體明矣。佛書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此之謂乎。雙池先生明於心物二元之說，故物理、心理均窺其深，殆能守朱子之學者。故即先生之說申論之。 [1] 錄自《左盦外集》，卷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