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 · 劉永澄傳[1]

劉永澄，字靜之，一字練江，揚州寶應人。年八歲讀《正氣歌》、《衣帶贊》，即立文公位，朝夕展拜，謂大丈夫當如是。年十九舉於鄉，飲酒有妓，不往。會試罷歸，築土室讀書，益刻苦奮勵，以古聖賢自期。凡古今人物，及朝廷典章、兵農錢穀、九邊要害，莫不窮究原委。萬曆二十九年成進士，補順天儒學教授（劉穎《職方公年譜》云：公先擬館選，會為有力者所奪，旁觀咸為不平，而公無幾微見顏色。謁選當得郡邑，自謂非病身所宜，改順天府儒學教授。往任是官者，期月輒遷，以故皆傳舍視之，公獨以興起人才為任雲）。以興起人才為己任，嚴程課，飭行檢，羔雉之質不及於門。北方學者稱為淮南夫子。 遷國子學正（華氏《東林書院志》云：公遷國子監學正，訓士如順天。又《年譜》云：時選司某猶子入太學，越次乞滿，竿牘至再，公堅持不可，最後以祭酒命臨之，公應曰：下官若有此例，一聽明公彈劾；明公若有此例，竟判允可也，何必下官。卒不能奪。文震孟所撰《行狀》同）。時雷震郊壇，先生上書李廷機（時李為禮部尚書，乃先生之座主也），規以開言路，語甚切直。謂災異求直言，自漢唐迄今未之有改，若一切報罷，塞諤諤之門，務庸庸之福，傳之史冊，尚謂朝廷有人乎。廷機得書默然。繼楚宗妖書京察諸事起，舉朝沸騰，先生擬具疏陳得失。會其父繼善至京，尼之不果上，遂泣，焚其草（復作《書懷詩》云：憂時無計叫天閶，諫草低徘且作藏。不畏九關多虎豹，應憐華發在高堂）。復作《甲乙雜誌》（此書未見）及《邸中雜記》（今集中有《邸中雜記序》，又有讀史數則，殆即《邸中雜記》雲），援古證今，見者咸側目，惟相國沈鯉重其行，咨以出處。先生上以書，略謂近日時事，非獨與古之治世異，即亂世亦異。蓋亂世不正則邪，不用君子則小人也，焉有君子小人各蘊蒙而不露，混擾而無別，可以成世界乎。且太阿之柄操於上則治，竊於下則亂。今既不在上，而下又無顯竊之跡，彈射之既無其的，尋求之莫得其倪。則膏肓無可施之功，叢神有不還之勢矣。永澄嘗讀《唐史》，蕭嵩引韓休為相，而心惡其直；盧杞引關播同升，而目懾其言，然休不以嫌逼而挫諤諤之鋒，播竟以避禍而甘靡靡之節。此二人者所操既殊，就名亦異，君子待小人之道，可見於此矣。又曰：君子處小人之道，莫備於《易》之：有以君子陽附小人而徐圖其後者，爻之若濡是也；有以君子顯斥小人而不避其害者，彖之揚庭是也。從前之道，為曲為隱，狄仁傑行之於昌宗輩；從後之道，為直為顯，張九齡行之於李林甫。二者操術不同，其為君子一也。夫君子豈不樂渾厚包容，以成無競之風，勢不可耳。故君子雖不逆小人之詐，而必不肯墮小人之奸；雖不屑悻悻以博名高，而亦不肯泯泯以晦己志。清議直筆，雖有俟於將來；心術隱微，自當白於天下。若徒泥用晦之志，期微罪之行，即乞休未必得，而天下萬世安能盡遺其跡而諒其心哉。然此時又非不欲去之患，不得去之患也；非勇退之難，退而不失其道之難也。我朝劉文靖、謝文正及近日王山陰，皆侃侃諤諤，退不逾時；趙蘭溪則病疏屢數十上而不獲請。豈前二君子見知之淺而蘭溪結主之深哉？三君子能苦口犯顏而蘭溪不能故也，進退之機，亦可見於此矣。顧大臣去就，又非可毛舉瑣細，當舉其大者、急者。若孫覺、呂獻可，當宋治平朝，言不用而欲去矣，乃曰：此小事，不足決去就。因共爭濮王事，不聽，遂爾決去。是不為苟去，大臣之準則也。又曰：自古豪傑做事，正於觸地掛閡之中，見斬釘截鐵之勇。若上下無迕，為所欲為，又何難焉。由是權貴益怒，與選司比思所以中傷先生，先生遂以奉母乞歸（《年譜》云：公在京師，數夢王太夫人病。三上大司成書，乞申烏鳥之私，情詞懇切。咸謂公瓜期及矣，盍少待。公曰：昔陽城為國師子，諸生中有三年不省親者，亟斥去之。京兆李諤宦遊，久不省歸，李皋劾奏，謂：無親之子，豈可與事君。吾今免於斥且劾幸矣，尚可䩄顏諸生之上耶。卒請歸養焉）。作《吾心亦涼》（《年譜》云：公於溽暑中，搜輯古人之放懷山水，寄情閒佚者凡三十人，則自為跋語）。又作《書懷詩》以見志（其詩有云：男兒三十修名立，況我行年復加一。只今出處兩寂寂，鄧禹笑人堪惴慄。其志如此）。 時無錫顧憲成講學東林，先生事以師禮。嘗偕劉宗周南遊，謁憲成於東林精舍，相與參性命微言（《年譜》云：先生三十一歲夏，過梁溪，訪顧文端公於東林，以師事之。三十六歲夏，復晤顧文端於東林。按：《文端年譜》載：辛亥四月，顧公方抱恙，聞劉永澄至，欣然倒屣。劉為寶應人，與吳門文文起、山陰劉起東皆公所謂世道寄之者也。他日起東誄，永澄曰：兄嘗邀余謁顧涇陽，余以病不果，後托兄介紹，行有日矣，而兄病且卒，涇陽亦卒。此一段師友淵源，天若有以限余，而余終自恨鞭策之不堪以負知己。是梁、蕺山兩學派，亦先生所聯合也）。復訪文震孟於蘇州（《年譜》云：先生三十一歲夏之吳門，訪文文肅公於竹塢。三十六歲夏，又訪文文肅公于山中，宿竹塢數夕），過高攀龍於錫山（《年譜》云：先生三十六歲夏，同文文肅公之錫山，過高忠憲公水居，復托信宿，題詩而別。案：詩載先生集中），晤劉宗周於西湖（《年譜》云：三十六歲夏六月，訪劉忠端於西湖。與忠端公論交際，則曰：餓死甚小，失節甚大。論出處，則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又共究求仁之旨，析主靜之說，辨修悟之異同。忠端公有所發抒，公聞之忻然拜服）。漸摩濡染，學益昌殖，尤嚴邪正之辨。嘗謂：善人在患弗救弗祥，惡人在位弗去亦弗祥。假善之人，事事可飾聖賢之跡，若逢忤時抗俗之事，便不肯為，非畏禍即畏損名耳。此其心仍出於私（書座右）。又謂：不愛財而愛官，不可謂之無所愛；不趨利而趨勢，不可謂之無所趨（《清謹篇》。其上文云：今有人焉，徒矜矜於簞食豆羹之義，竹頭木屑之能，至於攖小人之忌，觸當世之網，而上關國是，下關清議者，則惟恐犯手撩須，百不一發。雖事任在躬，亦不過調停兩家，以為持平之論。此何意哉，得失之念重耳）。聖賢只在好惡前討分曉，不在好惡時持兩端。如慮好惡未必的當，好不敢到十分好，惡不敢到十分惡，則子莫之中，鄉愿之善耳（《好惡篇》。又《答劉去非書》云：今之容容者勿論已，其以圭璧自持者，不過跳脫於是非之外，居無得無喪之地，此其狷直懲夫好名喜事者耳，而不知聖賢無兩處著腳之道也。夫聖賢只冷世味，不冷世務；只冷富貴利達之心，不冷親賢慕義之心。宜冷而熱，固是不肖；宜熱而冷，亦非君子。其語亦精）。天下豈有不為君子，不為小人，而中立一格者乎？（《答劉去非書》）故豪傑做事，能不任，受德，無能不任，受怨，怨付於不知己，其是非自伸於自己。行己在清濁之間，非能行己；任事在恩怨之外，非能任事（《與王茂才書》）。若夫以軟熟之人，講中庸之道，只自賊而已矣（《讀史》。又《讀史》云：漢士明經術者不少，至元、成之間，帝喜經術文學，韋玄成、匡衡、孔光、張禹之徒，遂獲尊顯，寵極異數。當時無識者見之，豈不艷心，寧知其貽臭萬年，與莽、操等乎。仲翁之嗤抱關、桓榮之夸稽古，千里鄙人。又《書弟清之壁》云：梁鴻、管寧，雖貧賤，覺芳蘭竟體；孔光、張禹，雖貴顯，如糞壤充幃）。又謂：世無中行，全憑高世抗俗之人，砥柱頹波，而當事者多為假中庸所惑（《答笪我真書》），又不識清介廉潔四字，以逢迎世路之資，托中行通變之道（《與某茂才書》）。漢儒以大中訓極，而極之流，遂為苟容；自唐儒以博愛為仁，而仁之道，遂為小惠。自漢、晉以來，有恕己、恕人之說，而恕之弊，遂為姑息。聖人浸遠，道學無傳，於是漢人之中庸，唐人之模稜，皆足以自附於此三字之義（《恕齋說》）。使鄉愿冒時中之似，狂狷遺負俗之譏，茅靡波流，長此安極（《程朱藥言序》）。復推論鄉愿之流弊，謂謙謙在牧，由由與偕，在丑不爭，臨財無苟，如游雞群，鶴骨自在，此居鄉之利也；而耳習瑣尾之談，目存徵逐之行，以不分黑白為渾融，以不悖時情為忠厚，如入鮑魚，久與俱化，此居鄉之害也。夫惡人不可為，庸人又豈可為；惡人不當交，庸人又豈足交。故鄉人等之塗炭，清者非苛；古人遇之旦暮，狂者非矯（書座右）。又謂鄉人之好君子也，不甚其好小人也，亦不甚用情在好惡之間，故立身亦在君子小人之間。天下君子少，小人亦少，惟鄉人最多。小人害在一身，鄉人害在風俗（《交道篇》）。此等之人，大抵以脂韋為涵養，以模稜為渾厚；本畏禍而托之於明哲，本保奸而托之于謙讓；其貌托中庸無可非刺，而行真鄉愿貽害國家（《讀史》）。此則孔光、張禹之一流耳（又《雜說》云：大丈夫學可大也，賤丈夫即貴不足貴矣。至冠而妾婦，何以施鬚眉於人世。貞士羞與為友，異代子孫羞以為祖，人國豈有賴焉。而世之蹈其轍者不復少）。其持論急切類如此。 復推論國政之得失，以為天下者，人主與天下公共之器也。與天下公共者，謂之公；非天下公共而為主之所獨有者，謂之私。人主必不有其私，而後可以覆天下。若置其公共若附贅旒，而專恤其私，則天下將安所託（《王者以天下為家論》），故人主之患，莫大於喜總攬之名，杜臣下之紛，而紛者如故，抑庶司之專擅，而專擅者復如故。推偏信偏任之極，必致公卿知之而不言，台省言之而不盡。股肱之臣代持代行，而上不用其持行；耳目之臣代視代聽，而上不用其視聽。夫權也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天下公之則治，內秘之則亂。攬權者至使外不得爭，則語言傳奉之際，悉屬弊端，威福賞罰之用，悉為奸藪（《辛丑會試策》）。人臣之患，莫大乎喜同之名，而不究其實。同非人臣所諱，而所諱者在不同心而同跡。不同心而同跡，則專一之意見，於國家無尺寸補，而異同之辨、黑白之分，反有以備小人之口，修君子之隙，而國家坐收其紛紛呶呶之禍（《辛丑會試策》）。又謂：今之朝政，孰急於補言官、起放廢、罷采榷之三端（《三上歸德沈公書》）。論者謂先生所言，不在楊、左諸公下（又作《舉劾說》，謂撫按所劾者盡小官，而大官則不劾，公道奚得而不塞。又作《巧宦篇》，謂今之巧宦雖己之胥吏，亦不得稍失其意。又作《胥吏篇》，謂古之知在道德，今之知在文藝。又有《答文文起書》，謂今人卑卑碌碌，實是官情太濃，而其病根則在應舉時求第之心太急，故不能輕官爵）。當斯時，閹官柄政，方正莫容，先生斷斷力持，仗義糾彈，為清流標鵠。嘗謂漢代家家講義，故義之所在無不趨，故黨禍之起，宗親殄滅，郡縣殘破，不復畏死而愛生（《雜說》）。雖無救於一時之危亡，猶足以維萬世之名節，其身可殺，其志不殞，所補於名教者甚大（《寄弟書》）。今也風會日趨，俯仰成習，繞指者譽，強項者擯（《讀史》）。又謂：士氣之不振，由於言路之不開。大臣持祿妒賢，惟恐人之其短；小臣養交避世，惟恐害之及其身。由是摧折言路，排斥忠良，杜塞於未言之先；消磨於未用之日。以犯顏敢諫者為生事，以脂韋唯諾者為賢臣（《答文文起書》）。以慷慨任事者為浮躁，以軟美噤緘者為有養（《與喬靜士書》曰：今也喜軟熟惡剛直，喜惡謇諤，間有一二慷慨任事、抗道敢言之士，非得罪於朝廷而褫斥，即得罪於大老而排去。又曰：凡忠讜之倫，被以喜事浮躁之名，謂此輩皆無實用，徒釣虛譽，不當令一日在朝廷之上。不思自古仗節死難之士，皆於平時犯顏敢諫中得之。如士必軟美噤緘而為有養，則滿朝皆有養士也，皆大聖大賢也，而何紀綱日以頹，政事日以蠹，時勢極重而難挽乎。持論亦切），故言路已絕，而當塗所最忌者人言；善類甚少，而當塗所欲盡鋤者善類（《與田平野書》）。雖有有志之士，如獨秀於顛風之中，持之愈堅，其折愈速，安能有成（《與丁長孺書》）。夫變急激之局易，變之局難（《與孫拱陽書》。又謂：今則陽設陰施，乍明乍滅，攻之則善逃，執之則無跡，雖有勁矢，不能作穿絮。其此之謂乎），況以是為非，將醉為醒，倒置已極，安得平盪？正人君子欲救其弊，不得不矯枉，呶呶別白，未免抑揚低昂之分。蓋以不平求平，正深於平者也（《王道篇》）。其誌哀，其言切，志潔行芳，同夫屈子。故先生之注《離騷》，於此三致意焉（先生作有《離騷經纂注》，今有傳本）。 蓋先生之學，以刻苦自勵為歸，以裨益身心世道為驗，動必以古人自師。嘗謂士不立志，如樹無根，如舟無舵（《答笪我真書》）。又謂利根不斷，漫說斷名，恐名根念死，利根轉活。不好名三字，乃恣情縱慾之先聲（《書座右》）。又書薛西原語於座右，云：雖小事，不可為人囑託，自損廉恥。當銘之於心，誓之以死。當居鄉時，同年生有為司理者，憫其清貧，會幕官有得金入差例，命齎金，叩謝再三，益峻卻，曰：如某應差，何以金為？如不應差而以金構，吾又可構耶？君真所謂不知故人者。其他事每類此。及里中有冤抑不平事，則攘臂裂，不啻若身受。義所獨斷，往往不避形跡。至舉世非之不顧。邑人某以戇得罪於令，令必欲置之死，闔境不知所措，先生終夕不寢，且為令白某冤狀。令曰：吾自蒞事來，未受劉公隻字，此何可拂？某得無死，又村氓殷法，以誣殺人訟系，先生察其冤，力言於御史恤刑使者。事在郡則謁諸郡，在旁邑則謁諸旁邑。必白其誣乃已。孝廉桑明楨為豪家所中，死，先生為之抗言，旁觀齧指，曰：如蟲百足，何不虞肆螫耶？先生不為動。四方賢士大夫乃益頌先生高誼。先生居，恆慨然稱百年易盡，榮名不朽，眼前朱轂，身後青蠅，富厚貴顯，於人何系毫髮。嘗題《文信國年譜》云：彭殤盡，芝棘共殞，所不與千秋俱磨者，獨此耿耿者在耳。故譜丞相者，生前之年也；丞相之為可譜者，生後之年也。生前之年，年之小；身後之年，年之大。又謂：文震孟曰：余輩若幸入仕版四三年，無稍建立，碌碌猶夫人者，便須割席絕交。故生平誓不依勢近利（當先生居焦山時，相國葉向高過揚州，冠蓋麟集。向高曰：今朝良會，獨少劉靜之。或以輕舟迎之，謝以河魚腹疾，卒不往。又督漕侍郎李三才雅慕東林諸公，每過寶應，必詣先生門，先生婉轉謝之。三才性豪侈，聞先生至，盡撒其供帳）。 講學之餘，尤喜觀史。嘗謂自幼讀書，見前史所載公卿閥閱之榮，文章翰墨之業，都不關意，惟名節行誼振絕古今，則心艷神往，恨不能執鞭以從（語文震孟）。故讀書根極底奧，不為浮沉。涉獵於古人一言一行，必評註得失。兩漢人物，咸有定品，每觀往事，如身臨其際。嘗謂：千古而上，有某人某事，今為劉靜之摘其瑕焉；知千載以下，無摘劉靜之之瑕者。嗚乎，此可謂慎獨之學矣。 先生歸里三年，復入都候選，補戶部主事，旋以丁艱返里。後養疴焦山，確乎有終焉之志。繼補兵部職方司主事，中朝賢者咸慶得朋，有李綱不入，不成朝廷等語。咸以先生行藏，卜世運消長。乃命甫下而先生卒（先是，先生閱邸鈔，見南中一疏，有感時事，撫膺扼腕，嘔血不止，病遂日劇。將卒之時，啟其弟曰：今衣襟不正，豈吾生平欲正而今忘之耶？徐整襟曰：死生之際，可以觀人。遂瞑目而逝。事見《年譜》）。生於萬曆四年，卒於萬曆四十年，年僅三十有七。學者諡為貞修先生，文震孟為之狀，高攀龍志其墓，劉宗周為之請諡，復作《淮南賦》以吊之。高攀龍曰：靜之官不過七品，其志以為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聖賢吾君？若何而聖賢吾相？若何而聖賢吾百司庶職？年不及強仕，而其志以為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吾前者若何揚揭之，生當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吾後者若何矜式之？丁元薦曰：靜之力學苦行，思以其道掃氛翳而揭日月，不惜以然之身，抵金之口。熱腸苦心，歲寒愈篤。劉宗周曰：昔人稱陳孝廉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陳白沙稱陳文毅，以為君子心事，如青天白日，近世士大夫，惟永澄足以當之。黃宗羲亦曰：永澄天性過於學問，故其疾惡之嚴，如以利刃腐朽。觀諸公所言，則先生之為人可知矣。所著之書，尚有《禮記刪注》、《兩漢人物纂》、《家塾緒言》、《詩筒遺草》。今所存者，惟《練江先生集八卷》（即《家塾緒言》、《詩筒遺草》合刊之本）。 劉光漢曰：予讀《練江先生集》，知東林學派與空言講學者不同。昔《中庸》以智、仁、勇為達德，而《孟子》並言仁義。今東林諸公之講學，大抵貴勇而賤智，先義而後仁，故矜氣節，重聲譽，高風亮節，砥柱頹波。而先生所言，較高、顧諸公尤為嚴密。先生之言曰說心、說性、說玄、說妙，咸為口頭禪，惟孟子集義二字，可以檢束身心。觀於此言，可以知先生學術所從入矣。厥後先生子心學著《四朝大政錄》，明於君子小人之辨，而裔孫台拱亦潛心理學，修身勵行，殆守先生之遺訓者歟。又邑人朱止陶，亦師淑東林學派，後起之士，又有王茂。朱氏之學，近於導虛，而王學則稍趨平實，頗與先生學術稍殊。然射陽白馬之間，講壇林立，則固先生開其先也。嗚乎遠矣。 [1] 錄自《左盦外集》，卷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