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 · 近儒之《論語》學

（附《孟子》、《學》、《庸》）[1] 國初之儒，治《論語》者咸宗朱注空言義理，及劉台拱（作《論語駢枝》）、方觀旭（作《論語偶記》）、錢坫（作《論語後錄》）、包慎言（作《論語溫故錄》），始宗漢注治《論語》。而劉寶楠《論語正義》，以何晏《集解》為主，集眾說之大成。後劉逢祿（作《論語述何》）、宋翔鳳（作《論語發微》）、戴望（作《論語注》），咸以《公羊》述《論語》，別成一家言，而焦循《論語通釋》，析理尤精，江永《鄉黨圖考》，亦究心名物、制度。繼起之書有黃式三《論語後案》，力持漢、宋之平，時有善言。近儒治《孟子》者，亦空言性、理，惟黃宗羲《孟子師說》為稍優，若焦循《孟子正義》，折衷趙注，廣博精深，而戴震《孟子字義疏證》，解析義理，黜宋崇漢，亦近代之奇書也。 國初治《學》、《庸》者，亦從朱子定本，自毛奇齡（作《大學證文》）、李塨（《大學辨業》），始排斥朱注，而李光地治《大學》，亦主復古本，惟所作《中庸章段》，仍空言義理。乾、嘉以後，治漢學者則反《學》、《庸》於《禮記》，而汪中《大學評議》，尤為正本清源之論。若惠棟（《易大義》）、魏源（《易庸通義》），則以《周易》述《中庸》，宋翔鳳、包慎言則以《公羊》述《中庸》，別為一派。 近儒雖多宗漢學，然以《學》、《庸》、《論》、《孟》為四書，仍多沿宋儒之號。毛奇齡作《四書改錯》，排斥朱注不遺餘力，而閻若璩《四書釋地》、翟灝《四書考異》、凌曙《四書典故》，考證亦精，皆宗漢注而排斥宋注者也。 [1] 錄自《劉申叔先生遺書·經學教科書》，第一冊第三十五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