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 · 南北學派不同論·南北考證學不同論[1]

（近代之儒所長者，固不僅考證之學。然戴東原有云：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考證之學。則訓詁、典章之學，皆可以考證一字該之。袁子才分著作與考據為二，孫淵如作書辨之，謂著作必原於考據，則亦以考據該近代之學也。若目為經學，則近儒兼治子、史者多矣，故不若考證二字之該括也。） 宋元以降，士學空疏，其尋究古義者，宋有王伯厚，明有楊慎修、焦弱侯（皆南人而非北人）。伯厚博極群書，掇拾叢殘，實為清學之鼻祖（《玉海》一書特備應詞科之用，《困學紀聞》稍精，然語無裁斷，特足備博聞之助耳）。慎修、弱侯咸排斥宋儒，慎修通文字、地輿、譜牒之學，惟語多複雜，誼匪專門；弱侯觀書多卓識（與鄭漁仲相類），惟穿鑿不足觀。殆及明季，黃宗羲崛起浙東，稍治實學（通曆算、樂律之學，著書甚多）。其弟子萬斯大，推究禮經（作《學禮質疑》、《儀禮商》及《禮記偶箋》），以辯論擅長，然武斷無家法。時蕭山毛氏，黜宋崇漢，於五經咸有撰述（作《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書》、《易小帖》四書以說《易》，作《古文尚書冤詞》以說《尚書》，作《毛詩寫官記》、《詩札》以說《毛詩》，作《春秋傳》、《春秋簡書刊誤》、《春秋屬詞比事記》以說《春秋》，於《禮經》撰述尤多），牽合附會，務求詞勝。德清胡渭作《禹貢錐指》、《洪範正論》，精於象數（胡氏不信漢儒災異，亦不信宋儒先天後天圖）、輿圖之學，惟采掇未精。吳越之民聞風興起，治《禮經》者有蔡德晉（作《禮經禮傳本義》及《通禮》）、盛世佐（作《儀禮集編》）、任啟運（作《禮經章句》），治《毛詩》者有朱鶴齡（作《毛詩通義》，博採漢、宋之說，博而不純）、陳啟源（作《毛詩稽古篇》，亦無家法，惟詳於名物、典章），治《易》學者有吳鼎（作《易例舉要》、《易象集說》）、陳亦韓（多論《易》之文），治《春秋》者有俞汝言（作《春秋平義》、《四傳糾正》二書）、顧棟高（作《春秋大事表》，雖多善言，然體例未嚴，無家法可稱），咸雜糅眾說，不主一家，言淆雅俗，瑜不掩瑕，譬若鄉曲陋儒，冥行索途，未足與於經生之目，此南學之一派也（若當塗徐文靖以及桐城說經之士，皆此派之支流）。又東南人士喜為沈博之文，明季之時，文人墨客多以記誦擅長，或摘別群書，廣張條目，以供獺祭之需。秀水朱彝尊尤以博學著聞，雖學綜四部，然討史研經，尚無途轍。浙人承其學者自杭世駿（於兩漢書、《文選》皆有撰擇，亦稍治二禮，惟語無心得）、厲鶚（作《遼史拾遺》、《南宋雜事詩》，淹博而不通經術）、全祖望（學術出於黃梨洲，編《宋元學案》，尤熟於明末史事，而《經史問答》亦精），咸熟於瑣聞佚事，博學多聞，未能探賾索隱（惟祖望學有歸宿，余咸無倫次），口耳剽竊，多與說部相符，然皆以考古標其幟。 及經學稍昌，江南學者即本斯意以治經，由是有摭拾之學，復有校勘之學。摭拾之學掇次已佚之書，依類排列，單詞碎義，博採旁搜（出於王伯厚之《輯詩考》、《鄭氏易》）。校勘之學考訂異文，改易殊體，評量於字句之間，以折衷古本。先是，武進臧琳（當康熙時）作《經義雜記》，以為後儒注經疏於校讎，多訛文脫字，致失聖人之本經（閻百詩《經義雜記序》），於舊文之殊於今本者，必珍如秘笈，以正俗字之訛；於古義之殊於俗訓者，必曲為傅合，以證古訓之精。雖陳義淵雅，然迂僻固滯，適用者稀。東吳惠氏亦三世傳經，周惕、士奇雖宗漢詁，然間以空言（周惕作《詩說》、《易傳》，士奇作《易說》、《春秋說》，說多空衍，而采掇亦未純）說經，惠棟作《周易述》，並作《左傳補註》，執注說經，隨文演釋，富於引伸，寡於裁斷（此指《周易述》言），而扶植微學，亦有補苴罅漏之功（此指《左傳補註》言）。棟於說經之暇，復補註《後漢書》，兼為《精華錄》、《感應篇》作注（所撰筆記尤多），博覽眾說，融會群言，所學與朱、杭相近，而《九經古義》甄明佚詁，亦符臧氏之書。弟子余蕭客輯《古經解鉤沈》，網羅放失，掇次古誼，惟篤於信古，語鮮折衷，無一詞之贊。若錢大昕、王鳴盛之流，雖標漢學之幟，然雜治史乘，錢作《廿二史考異》，並擬補輯《元史》，王亦作《十七史商榷》，采掇舊聞，稽析異同，近於摭拾、校勘之學。惟大昕深於音韻、歷算學多心得（如論反切、七音，皆甚精卓）一洗雷同剿說之談（錢大昕亦治摭拾之學，所輯古書甚多，惟塘、坫之學稍精絕，塘精天算，坫精地輿，侗、繹以下無足觀矣）。鳴盛亦作《尚書後案》，排摘偽孔，扶翼馬、鄭，裁成損益，徵引博煩，惟膠執古訓，守一家之言而不能自出其性靈。江聲受業惠棟，作《尚書集注音疏》，其體例略同《後案》。王昶亦以經學鳴，略涉籬，未窺堂奧，惟金石之學稍深（作《金石萃編》，集金石學之大成，然亦摭拾、校勘之學）。若孫星衍、洪亮吉，咸以文士治經，學鮮根柢，惟記誦淵雅。星衍雜治諸子，精於校勘（曾刊刻《孫子》、《吳子》、《司馬法》、《六韜》、《穆天子傳》、《抱朴子》諸書，又為畢沅校《墨子》、《呂氏春秋》、《山海經》，明於古訓，解釋多精），亮吉旁治地輿，勤於摭拾（曾補輯《三國疆域志》、《晉齊梁疆域志》，即所輯漢、魏、晉，亦摭拾之學也）。亮吉作《左傳詁》，星衍作《尚書古今文註疏》，精校詳釋，皆有扶微佚之功。繼起之儒，咸為群經作疏，《爾雅》疏於邵晉涵，《國語》疏於董增祿（龔麗正亦為《國語》作疏），《毛詩》疏於陳奐，《左傳古注》輯於李貽德，大抵匯集古義，鮮下己見，義尚墨守，例不破注，遇有舛互，曲為彌縫，惟取精用弘，咸出舊疏之上，殆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與。與摭拾、校勘之學殊塗同歸（摭拾之學集古說成一書，而為義疏者亦引群書證一說；校勘之學校正文字之異同，為義疏者亦分析眾說之同義，特有拓充不拓充之殊耳）。而東南治校勘之學者，前有何焯、齊召南（皆文士也），後有盧文、顧千里（盧校諸子，顧校《毛詩》、《儀禮》最精，所校群書不下十餘種）、錢泰吉（所校《漢書》最精），雖別白精審，然執古改今，義多短拙（觀方氏《漢學商兌》所舉數條可見）。治摭拾之學者，以臧庸（輯《孝經考異》、《月令雜說》、《樂記注》、《子夏易傳》、《詩考異》、《韓詩異說》、《爾雅古注》、《說文古音考》、《廬植禮記解詁》、《蔡邕明堂月令章句》、《王肅禮記注》、《聖證論》、《帝王世紀》、《尸子》諸書）、洪頤煊（孫星衍之書多其手輯，余所輯甚多）為最著，雖抱殘守缺，然細大不捐，未能探悉其本義，或疲精殫思以應富貴有力者之求而資以餬口（如顧、臧、洪皆是也）。斯時吳中學者有沈彤、褚寅亮、紐樹玉，所著之書咸短促不能具大體。越中學者有丁傑、孫志祖、梁履繩，以一得自矜，支離破碎，然咸有存古之功。若袁枚、趙翼之流，不習經典，惟尋章摘句，自詡淹通，遠出孫、洪之下。此南學之又一派也。及惠、洪、顧、趙友教揚州，而南學漸輸於江北（如江藩為余氏弟子，汪中與孫、洪友善，而賈稻孫、李之流，咸與汪氏學派相近）。 時皖南學者亦以經學鳴於時。皖南多山，失交通之益，與江南殊，故所學亦與江南迥異。先是，宣城梅文鼎精推步之學，著書百餘萬言，足裨治歷明時之用。婺源汪紱，兼治漢學、宋學，又作《物詮》一書，善於即物窮理，故士學益趨於實用。江永崛起，窮陬深思，獨造於聲律、音韻、歷數、典禮之學，咸觀其會通，長於比勘，弟子十餘人，以休寧戴震為最著。戴氏之學，先立科條，以慎思明辨為歸，凡治一學立一說，必參互考驗，曲證旁通，以辨物正名為基；以同條共貫為緯，論歷算則淹貫中西（初治西法，後復考究古算經，通《九章》之學，所著以《勾股割圜記》為最精），論音韻則精窮聲紐（作《轉語》二十章，近於字母之學，而解字亦以聲為本），論地輿則考訂山川（戴氏考地輿皆以山川定城邑，見《水地記》），咸為前人所未發；而研求古籍，復能提要鉤玄，心知其意，凡古學之湮沒者，必發揮光大，使絕學復明（如校古算經之類是也），凡古義之鉤棘者，必反覆研尋，使疑文冰釋（如《春秋即位改元考》諸篇是），凡俗學之誤民者，必排擊防閒，使卮言日絕（如《孟子字義疏證》是）。且辨彰名物，以類相求，則近于歸納（如《學禮篇》考古代禮制，各自為篇是也），會通古說，匡違補缺（如《爾雅》、《說文》諸書皆不墨守），則異於拘墟，辨名析詞，以參為驗，則殊於棱模，實事求是，以適用為歸（觀《與是仲明書》可見，又作《璇璣玉衡圖》、《地輿圖》皆合於准望），則異於迂闊，而說經之書簡直明顯，尤近漢儒。戴氏既歿，皖南學者各得其性之所近，治數學者有汪萊（作《衡齋算學》），治韻學者有洪榜（作《示兒切語》，厥後汪有誥尤深韻學），治三禮者有金榜（作《禮箋》）、胡匡衷（作《儀禮釋官》），以凌廷堪（作《禮經釋例》）、胡培（作《儀禮正義》）為最深。歙人程瑤田亦深於三禮之學（作《宗法小記》諸書），作《考工創物小記》、《磬折古義》，以證工學必原數學，復作《水地小記》，多祖述上海徐氏之書，明於測量之法，而釋谷（作《九穀考》）、釋蟲尤足裨博物之用，可謂通儒之學矣。 戴氏弟子舍金壇段氏外（段氏治《說文》精銳明暢，於古本多所改易，則仍戴氏校定《毛詩》、《春秋經》之例也，《六書音韻表》亦由心得），以揚州為最盛。高郵王氏傳其形聲訓故之學，興化任氏傳其典章制度之學。王氏作《廣雅疏證》，其子引之申其義，作《經傳釋辭》、《經義述聞》，發明詞氣之學，於古書文義詘詰者各從條例，明析辨章，無所凝滯，於漢魏故訓多所竄更。任氏長於三禮，知全經浩博難罄，因依類稽求，博征其材，約守其例，以釋名物之糾紛，所著《深衣釋例》、《釋繒》諸篇，皆博綜群書，衷以己意，咸與戴氏學派相符。儀征阮氏友於王氏、任氏，復從凌氏（廷堪）、程氏（瑤田）問故，得其師說。阮氏之學主於表微，偶得一義，初若創穫，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貫纂群言，昭若發蒙，異於餖飣猥瑣之學。甘泉焦氏與阮氏切磋，其論學之旨謂不可以注為經，不可以疏為注，於近儒執一之弊排斥尤嚴（觀《理堂家訓》，以摭拾之學為拾骨學，以校勘之學為本子學，排斥甚力。又以執一之學足以塞性靈，文集中斥之屢矣），所著《周易通釋》，掇刺卦爻之文，以字類相屬，通以六書九數之義，復作《易圖略》、《易詁》（惟《易章句》體例仿虞注，無甚精義），發明大義，條理深密，雖立說間鄰穿鑿，然時出新說，秩然可觀，亦戴學之嫡派也（焦氏《論語通釋》出於戴氏《孟子字義疏證》）。 自阮氏以學古躋顯位，風聲所樹，專門並興，揚州以經學鳴者凡七八家，是為江氏之再傳。黃承吉研治小學，以聲為綱，其精微之說與高郵王氏相符。凌曙治《董子春秋》、《鄭氏禮》，以禮為標，縷析條分，亦與任氏之書相近（時寶應劉台拱治學亦靜精微）。先曾祖孟瞻先生受經凌氏，與寶應劉寶楠切至深，淮東有二劉之目，治《左氏春秋》，而寶應劉氏亦作《論語疏證》。並世治經者又五六家，是為江氏之三傳。蓋乾、嘉、道、咸之朝，揚州經學之盛，自蘇、常外，東南郡邑莫之與京焉，遂集北學之大成。 江淮以北，當康、雍之交，有山陽閻若璩（閻氏雖籍太原，實寄居山陽），灼見古書之偽，開惠、江、王、孫之先。別有濟陽張爾岐，作《儀禮鄭注句讀》，依經為訓，章別句從。鄒平馬，作《左傳事緯》、《繹史》，博引古籍，惟考訂多疏。自是厥後，治算學者有淄川薛鳳祚，其精密略遜梅氏，治小學金石學者有山陽吳玉（作《金石存》、《說文引經考》及《別雅》）、萊陽趙曾（深於金石）、偃師武億（作有《經讀考異義證》、《偃師金石考》），咸有發疑正讀之功。曲阜孔氏得戴氏之傳，治《公羊春秋》，嚴於擇別，於《何氏解詁》時有微詞，與株守之學不同（時山東學者有周昌年、孔繼涵，李文藻，不若巽軒之精）。而曲阜桂氏、棲霞郝氏咸守儀征阮氏之傳，探究《爾雅》（郝氏作《爾雅正義》）、《說文》（桂氏作《說文義疏》），解釋物類咸以得之目驗者為憑（桂氏治《說文》，往往引現今物類以解之，于山東、雲南之草木鳥獸徵引尤多，可謂博物之學矣。郝氏《爾雅》亦引今證古，得之目驗，與剿襲陳言舊說者不同也），桂氏詮釋許書雖稍凝滯，而郝氏潛心雅學，注有回穴，輒為理董，與孔氏治《公羊春秋》相同（郝氏又治《山海經》）。又大名崔述，長於考辨，訂正古史，辨析精微，善於懷疑而言皆有物，咸與江北學派相似，而齊、魯、幽、豫之間，遂為北學盛行之地矣。 要而論之，吳中學派傳播越中，於緯書咸加崇信（惠棟治《易》雜引緯書，且信納甲爻辰之說，其證一也；張惠言治《虞氏易》，亦信緯學，其證二也；王昶《孔廟禮器碑跋》謂緯書足以證經，其證三也；孫星衍作《歲陰歲陽考》，諸篇雜引緯書，其證四也；王鳴盛引緯書以申鄭學，其證五也；嘉興沈濤以五緯配五經，且多引緯書證經，其證六也。余證甚多），而北方學者鮮信緯書（惟旌德姚配中作《周易姚氏學》頗信讖緯，余未有信緯書者，江北學者亦然）。徽州學派傳播揚州，於禮學咸有專書（如江永作《禮經綱目》、《周禮疑義舉要》、《禮記訓義擇言》、《釋宮補》，戴震作《考工記圖》，而金、胡、程、凌於《禮經》咸有著述，此徽州學者通三禮之證也。任大椿作《釋繒》、《弁服釋例》，阮元作《車制考》、朱彬作《禮記訓纂》，此江北學者通三禮之證也。而孔廣森亦作《大戴禮補註》），而南方學者鮮精禮學（如惠棟《明堂大道錄》、《說》，皆信緯書，惠士奇《禮說》亦多空論，若沈彤《儀禮小疏》、褚寅亮《儀禮管見》、齊召南《周官祿田考》、王鳴盛《周禮軍賦說》，咸擇言短促，秦蕙田《五禮通考》亦多江、戴之緒言，惟張惠言《儀禮圖》頗精，然張氏之學亦受金榜之傳，仍徽州學派也）。北人重經術而略文辭（徽州學派無一工文之人，江北學者亦然，與江南殊），南人飾文詞以輔經術（如孫、洪皆文士，錢、王亦文人，盧、顧亦精於文辭，此其證也），此則南、北學派之不同者也。昔《隋書·儒林傳》之論南、北學也，謂南人簡約得其菁英，北人深蕪窮其支葉。今觀於近儒之學派，則吳、越之儒功在考古，精於校讎，以博聞為主，乃深蕪而窮其支葉者也；徽、揚之儒功在知新，精於考核，以窮理為歸，乃簡約而得其菁英者也。南、北學派與昔迥殊，此固彰彰可考者矣。 自是以後，江北、皖南雖多綴學方聞之彥（皖南學者，如俞正燮之淹博，貫穿群言，包世榮之精純，研治《詩》、《禮》，皆頗可觀。江北學者，如汪喜荀之學近於焦、阮，薛傳鈞深明小學，沈齡作《方言疏》，陳逢衡治《佚周書》、《竹書紀年》、《山海經》，梅毓治《梁》，薛壽治《說文》、《文選》，亦足與前儒競長。若夫丹徒汪芷治《鄭氏詩》，丹徒柳興宗治《范氏榖梁》，句容陳立治《何氏公羊》，山陽丁晏遍治群經，海州許桂林通曆算，為甘泉羅士林之師，然皆得江北經儒之傳授者也），然精華既竭，泄發無餘，鮮深識玄解，未能競勝前儒。江淮以北治小學者，有安丘王筠（著《說文釋例》、《說文句讀》）、河間苗夔（精聲韻學）、日照許瀚、商城楊鐸（治小學、金石學），治地學者有大興徐松（作《漢書西域傳補註》諸書）、平定張穆（作《蒙古遊牧記》諸書），咸沈潛篤實，所著之書亦大抵條舉貫系，剖析毫芒，惟朴蹇，質略無文。江南學者仍守摭拾、校勘之學，揭《說文》以為標，攘袂掉臂以為說經之正宗（如湖州姚文田、嚴章甫、嚴徐卿、姚諶、程慶余，上虞朱芹仁和邵友蓮，咸治小學，若趙一清之流亦精校勘之學，惟張履治三禮，汪日禎治曆法，而朱駿聲治《說文》，皆有心得，稍有可觀），然違於別擇，昧厥源流，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詁訓，摘其章句，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用中論語）。雖依傍門戶，有搜亡補佚之功，然輾轉稗販，語無歸宿，甚至輕易古書，因訛襲謬而顛倒減省，離析合併一憑臆斷，且累言數百，易蹈辭費之譏，碎細卑狹，文采黯然。承學之士漸事鄙夷，由是有常州今文之學。 先是常州之地有孫（洪）、黃（仲則）、趙（味辛）諸子，工於詩詞駢儷之文，而李兆洛、張琦復侈言經世之術，又慮擇術之不高也，乃雜治西漢今文學，以與惠、戴競長。武進莊存與喜治《公羊春秋》，作《春秋正辭》，於六藝咸有撰述（有《易說》、《八卦觀象》、《繫辭傳論》、《尚書既見》、《毛詩說》、《周官記》、《周官說》、《樂說》，以《周官記》為最精深），大抵依經立誼，旁推交通，間引史事說經，一洗章句訓詁之習，深美閎約，雅近《淮南》，則工於立言，重言申明，引古匡今（如《春秋正辭》楚殺宛一條是），則近於致用，故常州學者咸便之。然存與雜治古文（如治《毛詩》、《周官》經是），不執守今文之說（如衛輒一條則斥《公羊》），其兄子莊述祖亦遍治群經（作有《尚書今古文考證》、《毛詩口義》、《詩記長編》、《樂記廣義》、《左傳補註》、《五經疑義》、《論語別記》），發明夏時《歸藏》之義（作《夏小正經傳考釋》，以發明改元郊之義），以為《說文》始一終亥，即古《歸藏》為六書條例所從出，複雜引古籀遺文，分別部居（作《古文甲乙篇》、《說文古籀疏證》），以蔓衍炫俗。故常州學者說經必宗西漢，解字必宗籀文，摧拉舊說，以微言大義相矜。莊氏之甥有武進劉逢祿、長州宋翔鳳，咸傳莊氏之學。劉氏作《公羊何氏釋例》（並作《解詁箋》及《答難》），理完密，又推原《左氏》、《梁》之得失，難鄭申何，復作《論語述何》、《夏時經傳箋》、《中庸崇禮論》、《議禮決獄》，皆比傅《公羊》之義，由《董生春秋》以窺六經家法。又謂《虞易》罕通大義（作有《虞氏變動表》、《六爻發揮旁通表》、《卦象陰陽大義》、《虞氏易言補》，皆申明虞注，則以虞注為全書也），《毛詩》頗略微言（初尚毛學，後改治三家詩），馬、鄭注書頗多訛謬（作《尚書古今集解》，頗匡馬、鄭），《左傳》別行，不傳《春秋》（作《左氏春秋考證》），別作《緯略》一書，稍鄰恢詭。宋氏之學與何氏略同，作《擬漢博士答劉歆書》，又作《漢學今文古文考》，謂《毛詩》、《周官》、《左氏傳》咸非西漢博士所傳，而杜、賈、馬、鄭、許、服諸儒，皆治古文，與博士師承迥別，而今文、古文之派別，至此大明。又以《公羊》義說群經（如《論語發微》之類是），以古籀證群籍，以為微言之存非一事可該，大義所著非一端足竟，會通眾家，自辟蹊徑，且崇信讖緯，兼治子書，發為綿渺之文，以虛聲相煽，東南文士多便之。別有邵陽魏源、仁和龔自珍，皆私淑莊氏之學，從劉逢祿問故。源作《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其大旨與宋氏同（謂西漢之學勝於東漢，東漢之學興而西漢博士之家法亡矣），謂西漢微言大義之學隳於東京，且排斥許、鄭，並作《董子春秋發微》，復有《詩古微》。說《書》宗《史記》、《大傳》，上溯西漢今文家言，以馬、鄭之學出於杜林《漆書》，並疑《漆書》為偽作，雖排擊馬、鄭，亦時有善言；說《詩》恪宗三家，特斥《毛詩》，然擇術至淆，以穿穴擅長，凌雜無序，易蹈截趾適履之譏（如《書古微》，以言《禹貢》數篇為最精。至於信黃石齋之《洪範》，改易經文，於《梓材》增入伯禽，增妄說也。《詩古微》不知韓、齊、魯師說各自不同，並舉齊觀，此其大失）。鄒漢勛與源同里，治經亦時出新義（惟不恪信《公羊》，韻論歷考最精，余亦樸實敦確，惜多缺佚）。湘潭王運亦治《公羊春秋》，復以《公羊》義說五經，長於《詩》、《書》，絀於《易》、《禮》。其弟子以資州廖平為最著，亦著書數十種。其學輸入嶺南，而今文學派大昌。此一派也。自珍亦治《公羊》，篤信張三世之例，作《五經大義終始論》，雜引《洪範》、《禮運》、《周詩》，咸通以三世之義（又作《五經大義答問》，以主張三世之義），說《詩》頗信魏說，非毛非鄭，並斥序文（又有陳喬樅作《三家詩遺說》、《齊詩翼氏說疏證》），又喜治《尚書》，作《太誓答問》，以今文《太誓》為偽書，雖解說乖違，然博辯不窮，濟以才藻，殊足名家，而《左傳》、《周官》亦以己意抉真偽。其子龔澄復重訂《詩經》，排黜《書序》，並改訂各字書，尤點竄無倫緒。仁和邵懿辰，初治桐城古文，繼作《禮經通論》，以《禮經》十七篇為完書，以《佚禮》為偽作，又作《尚書大意》，以馬、鄭所傳逸書為偽撰，轉信偽古文為真書，可謂顛倒是非者矣。惟德清戴望，受業宋氏之門，祖述劉、宋二家之意，以《公羊》證《論語》，作《論語注》二十卷，欲以《論語》統群經，精詣深造，與不純師法者不同。此別一派也（別有仁和曹籀、譚獻等，皆篤信龔氏學）。 當此之時，江北學者亦見異思遷，涇縣包慎言（慎言生居揚州）作《公羊歷譜》，又以《中庸》為《春秋》綱領，欲以《公羊》義疏證《中庸》，未有成書。寶應劉恭冕初治《論語》（寶楠作義疏未成，恭冕續成之），繼作《何休注論語述》，掇刺解詁，引《論語》者以解釋《公羊》，復作《春秋說》一書，亦頗信三科之義。丹徒莊（亦生長揚州）作《大圜通義》，組合《周易》、《公羊》之義，匯為一編，體例略師《繁露》，自矜通悟，然誕妄愚誣，於說經之書為最劣，拾常州學派之唾餘以趨時俗之好尚，此南方學派輸入江北者也。而江北之學亦有輸入南方者，一曰閩中學派，一曰浙中學派。閩中士學疏陋，自陳壽祺得阮氏之傳，殫深三禮疏證、五經異義，條鬯朴純，里人陳金城、陳慶鏞、王捷南傳其學，後起之士有林鑒堂（作《孔子世家補訂》、《孟子列傳纂》，諸書刻有《竹柏堂叢書》）、劉端。端於禮學為尤精，是為閩中之正傳。浙中自阮氏提倡後，有臨海金鶚，作《求古齋禮說》，其精審亞於江、戴。定海黃式三遍治群經，作《論語後案》，其子以周亦作《經訓比義》，雖時雜宋儒之說，然解釋義理多與戴、阮相符（與陳澧稍別），以周又作《禮書通故》，集三禮之大成。瑞安孫貽讓深於訓詁典章之學，作《周官正義》，亦集《周官》學之大成。別有德清俞樾，以小學為綱，疏理群籍，恪宗高郵二王之學，援順經文之詞氣，曲為理繹，喜更易傳注，間以臆見改本經，精者略與王氏符，雖說多鑿空，然言必有驗，迥異浮談。即錢唐諸可寶、黃岩王，解經亦宗古訓，不惑於今文流言，是為浙學之別派。此皆江北學派輸入南方者也。 然嶺南、黔中仍沿摭拾、校勘之學。嶺南之士列阮氏門籍者，雖有侯康、曾釗、林伯桐，然以番禺陳澧為最著。澧學鉤通漢、宋，以為漢儒不廢義理，宋儒兼精考證，惟掇引類似之言曲加附合，究其意旨，仍與摭拾之學相同，然抉擇至精，便於學童。若桂林龍翰臣（以韻學為最精）、朱琦，南海朱次琦，咸學兼漢、宋，與澧差同，而陳澧、朱次琦各以其學授鄉里，弟子咸數十人，至今未絕。此嶺南學派之大略也。黔中之學始於遵義，鄭珍校定《汗簡》諸書，復作《說文新附考》、《說文逸字》，長於校勘，亦兼治《儀禮》，其子小尹，亦長小學。獨山莫猶人精六書形聲之學，其子友芝善鑑別宋本古籍，作《唐說文木部箋異》，以考二徐未改之書，章疏句櫛，有補掇之功。遵義黎庶昌，近承鄭氏、莫氏之學，曾乘軺日本，搜討秘籍，刻《古佚叢書》，使亡書復顯（貴陽陳矩亦於日本得古書多種，刊以行世），此黔中學派之大略也。 要而論之，南方學派析為三：炫博騁詞者為一派（如萬斯大、毛奇齡之類是），摭拾校勘者為一派，昌微言大義者為一派。北方學派析為二：辨物正名者為一派，格物窮理（格物者，格物類也；窮理者，窮實理也。與宋、明虛言格物窮物者不同）者為一派（惟徽州之儒於正名辨物外，兼能格物窮理，若江北及北方之儒，則大抵僅能正名辨物而已，然咸精當）。雖學術交通，北學或由北而輸南，南學亦由南而輸北，然學派起源夫固彰彰可證者也，黃、惠、江、莊謂非儒術之導師歟？且南、北學派雖殊，然研覃古訓，咸為有功於群經（惟陰陽災異之學最為無稽，摭拾、校勘之學雖無傷於大道，然亦廢時玩日之一端也）。此近儒考據之精所由，非漢、魏以下所能及也（惟有私學無官學，有家學無國學）。豈不盛哉！ [1] 錄自《國粹學報》第一年乙巳第七號，《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