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 · 救學弊論[1]
士先志，不足以啟其志者，勿教焉可也；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不足以致高明光大者，勿學焉可也。末世綴學，不能使人人有志，然猶什而得一，及今則亡。諸學子之躁動者，以他人主使故然，非有特立獨行如陳東、歐陽澈者也。且學者皆趣側詭之道，內不充實，而外頗有聞，求其以序進者則無有，所謂高明光大者，亦殆於絕跡矣。
凡學先以識字，次以記誦，終以考辨，其步驟然也。今之學者能考辨者不皆能記誦，能記誦者不皆能識字，所謂無源之水，得盛雨為潢潦，其不可恃甚明。然亦不能盡責也。識字者古之小學，晚世雖大學或不知，此在宋時已然。以三代之學明人倫，則謂教字從孝，以《易》之四德元合於仁，則謂元亦從人從二，此又何責於今之人邪？若夫記誦之衰，仍世而益甚，則趣捷欲速為之。蓋學問不期於廣博，要以能讀常見書為務。宋人為學，自少習群經外，即誦荀、揚、老、莊之書。自明至清初，雖盛稱理學經學者，或於此未悉矣。
明徐階為聶豹弟子，自以為文成再傳，亦讀書為古文辭，非拘於王學者。然陳繼儒《見聞錄》載其事，曰：吾鄉徐文貞督學浙中，有秀才結題用顏苦孔之卓語。徐公批雲杜撰，後散卷時，秀才前對曰：此句出揚子《法言》。公即於台上應聲云：本道不幸科第早，未曾讀得書。是明之大儒未涉《法言》也。清胡渭與閻若璩齊名，於《易》知河洛先天之妄，於《書》明辨古今水道，卓然成家。然《尚書》蔡沈傳有雲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胡氏以為文義不通，不悟殂落而死語亦見《法言》。且揚子於《元後誄》亦云殂落而崩，以此知《法言》非有誤字，必以文義不通為詬，咎亦在揚子，不在蔡沈矣。是清初大儒未涉《法言》也。夫以宋世佔畢之士所知，而明、清大儒或不識，此可謂不讀常見書矣。自惠、戴而下，誦覽始精，有不記必審求之，然後諸考辨者無記誦脫失之過。顧自諸樸學外，粗略者尚時有。章學誠標舉《文史》、《校讎》諸義，陵厲無前，然於《漢·藝文志》儒家所列平原老七篇者誤仞為趙公子勝，於是發抒狂語，謂游食者依附為之，乃不悟班氏自註明雲朱建，疏略至是，亦何以為校讎之學邪？是亦可謂不讀常見書者矣。如右所列，皆廢其坦途，不以序進，失高明光大之道。然今之學者又不必以是責也。
吾嘗在京師，聞高等師範有地理師，見日本人書嚴州宋名睦州，因記方臘作亂事，其人誤以方臘為地名，遂比附希臘焉。而大學諸生有問朱元晦是否廣東人者，有問段氏《說文注》是否段祺瑞作者，此皆七八年前事，不知今日當稍進邪？抑轉劣於前邪？近在上海聞有中學教員問其弟子者，初雲孟子何代人，答言漢人，或言唐、宋、明、清人者殆半。次問何謂五常，又次問何謂五穀，則不能得者三分居二。中學弟子既然，懼大學過此亦無幾矣。
然余觀大學諸師，學問往往有成就者，其弟子高材勤業亦或能傳其學，顧以不及格者為眾，斯乃惡制陋習使然。制之惡者，期人速悟，而不尋其根柢，專重耳學，遺棄眼學，卒令學者所知，不能出於講義；習之陋者，積年既滿，無不與以卒業證書，與往時歲貢生等。故學者雖惰廢，不以試不中程為患。學則如此，雖仲尼、子輿為之師，亦不能使其博學詳說也。夫學之鄙，無害於心術，且陋者亦可轉為嫻也。適有佻巧之師，妄論諸子，冀以奇勝其儕偶，學者波靡，舍難而就易，持奇詭以文淺陋，於是圖書雖備，視若廢紙，而反以辨麗有稱於時。師以是授弟子，是謂誣徒，弟子以是為學，是謂欺世，斯去高明光大之風遠矣。其下者或以小說傳奇為教，導人以淫僻，誘人以傾險，猶曰足以改良社會，乃適得其反耳。苟征之以實，校之以所知之多寡，有能讀《三字經》者，必堪為文學士，有能記鮑東里《史鑑節要便讀》者，則比於景星出黃河清矣。
老氏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夫學者之循大道亦易矣，始驅之於側詭之徑者，其翁同、潘祖蔭邪？二子以膏粱餘蔭，入翰林為達官，其中實無有。翁喜談《公羊》，而忘其他經史。潘好銅器款識，而排《說文》，蓋經史當博習，而《說文》有檢柙，不可以虛言偽辭說也。以二子當路，能富貴人，新進附之如蟻，遂悍然自名為漢學宗。其流漸盛。康有為起，又益加厲。謂群經皆新莽妄改，謂諸史為二十四部家譜。既而改設學校，經史於是乎為廢書，轉益無賴，乃以《墨子·經說》欺人，後之為是，亦誠翁、潘所不意，要之始禍者必翁、潘也。
他且勿問，正以漢學言之。漢人不盡能博習，然約之則以《論語》、《孝經》為主，未聞以《公羊》為主也。始教兒童皆用《倉頡篇》，其後雖廢，亦習當時隸書，如近代之誦《千字文》然，未聞以銅器款識為教也。蓋為約之道，期於平易近人，不期於弔詭遠人。今既不能淹貫群籍，而又以《論語》、《孝經》、《千字文》為盡人所知，不足以為名高，於是務為恢詭，居之不疑，異乎吾所聞之漢學也。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為文學之宗，患人不能博習群經，或博習而不能見諸躬行，於是專取四事為主。漢世蓋猶用其術。降及明代，王汝止為王門高弟，常稱見龍在田，其實於諸經未嘗窺也。然其所務在於躬行，其言學是學此樂，樂是樂此學者，為能上窺孔顏微旨。借使其人獲用，亦足以開物成務，不必由講習得之。所謂操之至約，其用至博也。誠能如是，雖無識字、記誦、考辨之功何害？是故漢、宋雖異門，以漢人之專習《孝經》、《論語》者與王氏之學相校，則亦非有殊趣也。
徐階政事才雖高，躬行不逮王門耆舊遠甚，即不敢以王學文其陋之過。且其職在督學，督學之教人，正應使人讀常見書，己不能讀而諸生知之，於是痛自克責，是亦不失為高明光大也。若翁、潘之守《公羊》執銅器，其於躬行何如？今之束書不觀，而以哲學墨辨相尚者，其於躬行復何如？前者既不得以漢學自飾，後者亦不得以王學自文，則謂之誑世盜名之術而已矣。是故高明光大之風，由翁、潘始絕之也。
夫翁、潘以奇詭眇小為學，其弊也先使人狂，後使人陋。盡天下為陋儒，亦猶盡天下為帖括之士，而其害視帖括轉甚。則帖括之士不敢自矜，翁、潘之末流敢自矜也。張之洞之持論，蹈乎大方，與翁、潘不相中，然終之不能使人無陋，而又使人失其志，則何也？凡學者貴其攻苦食淡，然後能任艱難之事，而德操亦固，漢、宋之學者皆然。明雖少異，然涉艱處困之事，文儒能坦然任之。其在官也，雖智略絕人，退則家無餘財，行其素而不以釣名，見於史傳者多矣。
張之洞少而驕蹇，弱冠為勝保客，習其汰肆，故在官喜自尊，而亦務為豪舉，以其豪舉施於學子，必優其居處，厚其資用，其志固以勸人入學，不知適足以為病也。自湖北始設學校，其後他省效之，講堂齋廡備極嚴麗，若前世之崇建佛寺然，學子家居無是也；僕從周備，起居便安，學子家居無是也。久之政府不能任其費，而更使其家任之，學子既以紛華變其血氣，又求報償，如商人之責子母者，則趣於營利轉甚。其後學者益崇遠西之學，其師或自遠西歸，稱其宮室輿馬衣食之美，以導誘學子。學子慕之，惟恐不得當，則益與之俱化。以是為學，雖學術有造，欲其歸處田野，則不能一日安已。自是惰游之士遍於都邑，唯祿利是務，惡衣惡食是恥，微特遺大投艱有所不可，即其稠處恆人之間，與齊民已截然成階級矣。向之父母妻子，猶是里巷翁媼與作苦之婦也。自以階級與之殊絕，則遺其尊親，棄其伉儷者，所在皆是。人紀之薄，實以學校居養移其氣體使然。
觀今學者競言優秀，優秀者何？則失其勇氣，離其淳樸是已。雖然，吾所憂者不止於庸行，懼國性亦自此滅也。夫國無論文野，要能守其國性，則可以不殆。金與清皆自塞外勝中國者也，以好慕中國文化，失其朴勁風，比及國亡，求遺種而不得焉。上溯元魏，其致亡之道亦然。蒙古起於沙漠，入主中夏，不便安其俗，言辭了戾，不能成漢語（觀元時詔書令旨可知），起居亦不與漢同化，其君每歲必出居上都，及為明所覆，猶能還其沙漠，與明相爭且三百年。清時蒙古已弱，而今喀爾喀猶獨立也。匈奴與中國並起，中行說告以勿慕漢俗，是故匈奴雖為竇憲所逐，其遺種存者猶有突厥、回紇橫於隋唐之間，其遷居秦海者，則匈牙利至今不亡。若是者何也？元魏、金、清習於漢化，以其昔之人為無聞知，後雖欲退處不毛，有所不能。匈奴、蒙古則安其士俗自若也。夫此數者悉野而少文，保其野則猶不滅，失其野則無噍類，是即中國之鑑矣。
中國人治之節，吾所固有者已至交，物用則比於遠西為野。吾守其國性，可不斃也。今之學子慕遠西物用之美，太半已不能處田野。計中國之地，則田野多而都會少也。能處都會不能處田野，是學子已離於中國大部，以都會為不足，又必實見遠西之俗行於中國然後快。此與元魏、金、清失其國性何異？天誘其衷，使遠西自相爭，瘡痍未起，置中國於度外耳。一日有事，則抗節死難之士必非學子可知也。且夫儒者柔也，上世人民剛戾，始化以宗教，漸又化以學術，然後殺伐之氣始調。然其末至於柔弱，是何也？智識愈高，則志趣愈下，其消息必至於是也。善教者使智識與志趣相均，故不亟以增其智識為務，中土諸書皆是也。今之教者唯務揚其智識，而志趣則愈抑以使下，又重以歆慕遠西，墮其國性，與啖人以罌粟膏，醉人以哥羅方，無以異矣。推學者喪志之因，則張之洞優養士類為之也。
吾論今之學校先宜改制，且擇其學風最劣者悉予罷遣，閉門五年然後啟，冀舊染污俗悉已湔除，於是後來者始可教也。教之之道，為物質之學者，聽參用遠西書籍，唯不通漢文者不得入。法科有治國際法者，亦任參以遠西書籍授之。若夫政治經濟，則無以是為也。然今諸科之中，唯文科最為猖披，非痛革舊制不可治。微特遠西之文徒以繡其鞶帨，不足任用而已，雖所謂國學者，亦當有所決擇焉。夫文辭華而鮮實，非賈傅、陸公致遠之言。哲學精而無用，非明道定性、象山立大之術。欲驟變之，則無其師，固不如己也。說經尚矣，然夫窮研訓故，推考度制，非十年不能就。雖就或不能成德行，不足以發越志趣。必求如杜林、盧植者以為師，則又不可期於今之教員也。此由明練經文，粗習注義，若顏之推所為者，亦可以止矣。欲省功而易進，多識而發志者，其唯史乎？其書雖廣，而文易知，其事雖煩，而賢人君子之事與夫得失之故悉有之。其經典明白者，若《周禮》、《左氏》內、外傳，又可移冠史部，以見大原（昔段若膺欲移《史記》、《漢書》、《通鑑》為經，今移《周禮》、《左氏》為史，其義一也），其所從入之途，則務於眼學，不務耳學。為師者亦得以餘暇考其深淺也。如此則詭誕者不能假，慕外者無所附，頑懦之夫亦漸可以興矣。厥有廢業不治，積分不足者，必不與之卒業證書。其格宜嚴而不可使濫，則雖誘以罷課，必不聽矣。
然今之文科，未嘗無歷史，以他務分之，以耳學囿之，故其弊有五：一曰尚文辭而忽事實。蓋太史、蘭台之書，其文信美，其用則歸於實錄，此以文發其事，非以事發其文，繼二公為之者，文或不逮，其事固粲然。今尚其辭而忽其事，是猶買珠者好其櫝也。二曰因疏陋而疑偽造。蓋以一人貫串數百年事，或以群材輯治，不能相顧，其舛漏宜然，及故為回隱者，則多於革除之際見之，非全書悉然也。《史通·曲筆》之篇，《通鑑考異》之作，已往往有所別裁。近代為諸史考異者，又復多端，其略亦可見矣。今以一端小過，悉疑其偽，然則耳目所不接者，孰有可信者乎？百年以上之人，三里以外之事，吾皆可疑為偽也。三曰詳遠古而略近代。夫羲農以上，事不可知，若言燧人治火，有巢居檜，存而不論可也。《尚書》上起唐虞，下訖周世。然言其世次疏闊，年月較略，或不可以質言。是故孔子序《甘誓》以為啟事，墨子說《甘誓》以為禹事，伏生、太史公說《金滕》風雷之變為周公薨後事，鄭康成說此為周公居東事，如此之類，雖閉門思之十年，猶不能決也。降及春秋，世次年月，始克彰著。而遷、固以下因之，雖有異說，必不容絕經如此矣。好其多異說者，而惡其少異說者，是所謂好畫鬼魅，惡圖犬馬也。不法後王而盛道久遠之事，又非所以致用也。四曰審邊塞而遺內治。蓋中國之史自為中國作，非泛為大地作。域外諸國與吾有和戰之事，則詳記之，偶通朝貢則略記之，其他固不記也。今言漢史者喜說條支、安息，言元史者喜詳鄂羅斯、印度，此皆往日所通，而今日所不能致。且觀其政治風教，雖往日亦隔絕焉。以餘暇考此固無害，若徒審其縱跡所至，而不察其內政軍謀何以致此。此外國之人之讀中國史，非中國人之自讀其史也。五曰重文學而輕政事。夫文章與風俗相系，固也。然尋其根株，是皆政事隆污所致，懷王不信讒，則《離騷》不作，漢武不求仙，則《大人賦》不獻。彼重文而輕政者，所謂不揣其本，求之於末已。且清談盛時，猶多禮法之士。詩歌盛時，猶有經術之儒。其人雖不自於世，而當世必取則焉。故能持其風教，調之適中。今徒標揭三數文士，以為一時士俗，皆由此數人持之，又舉一而廢百也。揚榷五弊，則知昔人治史，尋其根株。今人治史，摭其枝葉。其所以致此者，以學校務於耳學，為師者不可直說事狀以告人，是以遁而為此。能除耳學之制，則五弊可息，而史可興也。
吾所以致人於高明光大之域，使日進而有志者，不出此道。史學既通，即有高材確士欲大治經術，與明諸子精理之學者，則以別館處之。誠得其師，雖一二弟子亦為設教。其有豪傑間出，懷德葆真，與宋明諸儒之道相接者，亦得令弟子赴其學會。此則以待殊特之士，而非常教所與也。能行吾之說，百蠹千穿，悉可以使之完善。不能行吾之說，則不如效漢世之直授《論語》、《孝經》，與近代之直授《三字經》、《史鑑節要便讀》者，猶愈於今之教也。
[1] 錄自《太炎文錄續編》，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