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 · 自述學術次第[1]

餘生亡清之末，少異族，未嘗應舉，故得泛覽典文，左右採獲。中年以後，著漸成，雖兼綜故籍，得諸精思者多，精要之言，不過四十萬字，而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好與儒先立異，亦不欲為苟同。若《齊物論釋》、《文始》諸書，可謂一字千金矣。晚更患難，自知命不久長，深思所窺，大畜猶眾。既以中身而隕，不獲於禮堂寫定，傳之其人，故略錄學術次第，以告學者。頃世道術衰微，煩言則人厭倦，略言又懼後生莫述。昔休寧戴君，著書窮老，然多發凡起例，始立規摹，以待後人填采。其時墨守者有元和惠氏，尚奇者有長洲彭氏，皆非浮偽妄庸士也。人多博覽，亦知門徑，一身著述，既有不暇，則定凡例以俟後生，斯亦可矣。今者講誦浸衰，徒效戴君無益，要令舊術之繁亂者，引以成理，所謂提要鉤玄，妙達神，而非略舉大綱，為鈔疏之業也。敢告諸生，不已，識大識小，弘之在人。 余少年獨治經史《通典》諸書，旁及當代政書而已，不好宋學，尤無意於釋氏。三十歲頃，與宋平子交，平子勸讀佛書，始觀《涅》、《維摩詰》、《起信論》、《華嚴》、《法華》諸書，漸近玄門，而未有所專精也。遭禍系獄，始專讀《瑜伽師地論》及《因明論》、《唯識論》，乃知《瑜伽》為不可加。既東遊日本，提倡改革，人事繁多，而暇輒讀藏經，又取魏譯《楞伽》及《密嚴》誦之，參以近代康德、蕭賓訶爾之書，益信玄理無過《楞伽》、《瑜伽》者。少雖好周秦諸子，於老莊未得統要，最後終日讀《齊物論》，知多與法相相涉，而郭象、成玄英諸家悉含胡虛冗之言也。既為《齊物論釋》，使莊生五千言，字字可解，日本諸沙門亦多慕之。適會武昌倡義，束裝欲歸，東方沙門諸宗三十餘人屬講佛學，一夕演其大義，與世論少有不同。東方人不信空宗，故於法相頗能聽受，而天台、華嚴、淨土諸巨子，論難不已，悉為疏通滯義，無不厭心。余治法相，以為理極不可改更，而應機說法，於今尤適。桂伯華初好華嚴，不法相，末乃謂余曰：「今世科學論理日益昌明，華嚴、天台，將恐聽者藐藐，非法相不能引導矣。釋迦之後，彌勒當生，今其彌勒主運之時乎？」又云：「近世三百年來，學風與宋明絕異，漢學考證，則科學之先驅，科學又法相之先驅也。蓋其語必徵實，說必盡理，性質相同爾。」斯言可謂知學術之流勢者矣。余既解齊物，於老氏亦能推明，佛法雖高，不應用於政治社會，此則惟待老莊也。儒家比之，邈焉不相逮矣。然自此亦兼許宋儒，頗以二程為善，惟朱、陸無取焉。二程之於玄學，間隔甚多，要之未嘗不下宜民物，參以戴氏，則在夷惠之間矣。至並世治佛典者，多以文飾膏粱，助長傲誕，上交則諂，下交則驕，余亦不欲與語。余以佛法不事天神，不當命為宗教，於密宗亦不能信。 余治經專尚古文，非獨不主齊、魯，雖景伯、康成亦不能阿好也。先師俞君，曩日談論之暇，頗右《公羊》。余以為經即古文，孔子即史家宗主。漢世齊學，雜以燕、齊方士怪迂之談，乃陰陽家之變。魯學猶近儒流，而成事不符已甚。康成所述，獨《周禮》不能雜以今文，《毛詩箋》名為宗毛，實破毛耳。景伯謂《左氏》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故條例多為元凱所駁。余初治《左氏》，偏重漢師，亦頗傍采《公羊》，以為元凱拘滯，不如劉、賈閎通。數年以來，知釋例必依杜氏，古字古言，則漢師尚焉。其文外微言，當取二劉以上，元年之義，采諸吳起，專明政紀，非可比傅乾元也。譏世卿之說，取之張敞，所指則季氏、田氏、趙氏，非如《公羊》讕言崔尹也。北平歷譜、長沙訓故之文，漢以後不遺隻字，余獨於《史記》得之。《十二諸侯年表》所載鄭妾夢蘭、衛鞭師曹、曹人弋雁諸事，《左氏》皆不志其年，而年表有之，斯必取諸歷譜者矣。採用傳文，時或改字，觀《尚書》改字本於安國，則知《左氏》改字於長沙矣。所次《左傳讀》，不欲遽以問世者，以滯義猶未更正也。《毛詩》微言，所得尤眾，藏之匈中，未及著錄，今則亡矣。 余少讀惠定宇、張皋文諸家易義，雖以為漢說固然，而心不能愜也。亦謂易道冥昧，可以存而不論。在東因究老莊，兼尋輔嗣舊說，觀其明爻明彖，乃嘆其超絕漢儒也。近遭憂患，益復會心。然輔嗣《易注》，簡略過甚。康成爻辰之說，誠無足取，以禮說《易》，則可謂有所甄明。《易》者，藏往知來之學，開物成務之書，所敘古今事變，不專為周氏一家，則康成有未及也。近欲有所論著，煩憂未果，惟條記數事，亦足以明易道之大矣。「上經以乾坤列首，而序卦偏說屯蒙，屯者草昧，蒙者幼稚，此歷史以前事狀也。屯稱即鹿無虞，斯非狩獵之世乎？其時人如鳥獸，妃匹皆以劫奪得之，故云匪寇婚媾也。然女子尚有貞而不字，君子尚有舍不從禽，廉恥智慧，民之天性，故可導以禮而厚其生。蒙始漸有人道，故言納婦，婚姻聘幣，初與買鬻等耳，故云，見金夫不有躬也。需為飲食宴樂，始有酒食，乃入農耕之世。觀說神道設教，《易》明宗教之事唯此耳。而觀我生、觀其生者，展轉追求，以至無盡，則知造物本無，此超出宗教以上者也。觀之所受曰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大凡肉刑皆起宗教，蚩尤泯棼，九黎亂德，人為巫史，五虐之刑亦作焉。參及域外，則有以違教而受炮燔之刑者矣。噬嗑有滅鼻滅趾之象，斯所以繼觀也。受噬嗑者為賁，賁者文飾，今所謂文明也。而君子以庶明政，無敢折獄，故稱賁其趾，舍車而徒，是為廢刖足而代以髡鉗役作也；又稱賁其須，則並除刑也。其卦亦及妃匹之事，言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者，文明之世，婚禮大定，立軺駢馬，於是行矣。然親迎御輪，亦仿古者劫掠而為之，如系赤以仿蔽前耳，故亦稱匪寇婚媾（睽亦稱匪寇婚媾。王輔嗣說此爻，即以文明至穢為說。所謂君子以同而異也）。足知開物成務，其大體在茲矣。屯稱利建侯，象曰：宜建侯而不寧。比稱不寧方來，後夫凶，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屯之侯，部落酋長，無所統屬者也；比之侯，封建五等，有所統屬者也。所謂不寧者，即《考工》所謂寧侯、不寧侯耳。酋長無統，不屬於王所，故不寧為宜也；五等有統，來享來王，故不寧方來化為寧侯也。後夫凶者，若塗山之會，防風后至而戮矣。所謂屯者，亦不必遠在上古，後世蠻夷猶爾。三代之五等，比之侯也；三代之荒服，漢之邊郡屬國，近世漠北漠南，屯之侯也，豫言利建侯行師者，周秦漢之侯王，大分圭土，以封功臣，其柄操之自上。晉言康侯，康訓為空，則秦漢之關內侯，唐以來之虛封矣。罷侯置守，改土歸流，《易》無明文，於晉乃隱示之意。下經始咸恆，亦主夫婦之道，其言變事又多矣。姤稱女壯，而象雲後以施命誥四方，以一陰承五陽，則烏孫、匈奴之妻後母，衛藏之兄弟同室也。然施命誥四方者，不得格以中華禮法，漢且以詔公主矣。歸妹為人之終始，上經之泰，但言帝乙歸妹耳，下經乃說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觀夫東方之俗，帝女不下嫁異姓，而貉俗或制其夫婦同室，惟妾媵乃得進御，即其事也。且歸妹常道耳，彖必言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歸妹人之終始，其鄭重至是者，亦豫為彼著戒矣。豐以折獄致刑，其義略同噬嗑，故有折其右肱，肉刑之事也。解以赦過宥罪，其義略同賁，故兩言解而拇，廢除肉刑之事也。余卦或言劓刖，或稱天劓者，自主受者吉凶，不及法制。《易》以開物成務，故首屯為草昧，次蒙為幼稚，需以飲食宴樂，始為農耕之世。飲食必有訟者，則今人所謂生存競爭也。訟之事小者，但為兩造對簿，大者則聚群攻奪，訟必有眾起。指訟之大者也，是故受訟以師。夫必共甘苦聽約束，然後群體固結，故有師然後相比。師比之上，宗主存焉，賦調所歸，故比必有畜。有師有財，加以親比，故履帝位而不疚。上下有辨，民志亦定矣。初設帝制，君民未有隔閡，是以泰也。自爾相沿，等威嚴峻，是以否也。其道古今人事之變，可謂深切箸明矣。夫生生之謂易，原始要終，知死生之說者，莫備乎蠱。隨以向晦入宴息，以喜隨人，受之以蠱。局言之，則醫和所謂陽物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耳；廣言之，釋氏所謂惑業苦者，大略舉之矣。沈溺惑蠱，斯非惑乎；蠱者事也，斯非業乎；蟲食心腹，斯非苦乎。觀之觀我生，觀其生，展轉追尋，以至無盡，而知造物本無。合之乾元，贊以首出庶物，萬物資始，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而用九乃言群龍無首。象曰：天德不可為首也，義又相及。蓋強陽之氣，群動冥生，非有為之元本者，其曰窮理盡性，豈虛言哉？」 余治小學，不欲為王菉友輩，滯於形體，將流為《字學舉隅》之陋也。顧江、戴、段、王、孔音韻之學，好之甚深，終以戴、孔為主。明本字，辨雙聲，則取諸錢曉徵。既通其理，亦猶所歉然，在東閒暇，嘗取二徐原本，讀十餘過，乃知戴、段而言轉注，猶有泛濫，繇專取同訓，不顧聲音之異。於是類其音訓，凡說解大同，而又同韻或雙聲得轉者，則歸之於轉注。假借亦非同音通用，正小徐所謂引伸之義也（同音通用，治訓故者所宜知，然不得以為六書之一）。轉複審念，古字至少，而後代孳乳為九千，唐宋以來，字至二三萬矣，自非域外之語（如伽僧塔等字，皆因域外語言聲音而造），字雖轉繁，其語必有所根本。蓋義相引伸者，由其近似之聲，轉成一語，轉造一字，此語言文字自然之則也。於是始作《文始》，分部為編，則孳乳浸多之理自見，亦使人知中夏語言，不可貿然變革。又編次《新方言》，以見古今語言，雖遞相嬗代，未有不歸其宗，故今語猶古語也。凡在心在物之學，體自周圓，無間方國，獨於言文歷史，其體則方，自以己國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斯理易明，今人猶多惑亂，斯可怪矣。《新方言》不過七八百條，展轉訪求，字當逾倍。余成書以後，猶頗有所得者，今亦不能自續，弟子有沈堅者，實好斯事，其能繼余之志乎。 余少已好文辭，本治小學，故慕退之造詞之則，為文奧衍不馴。非為慕古，亦欲使雅言故訓，復用於常文耳。猶凌次仲之填詞，志在協和聲律，非求燕語之工也。時鄉先生有譚君者，頗從問業。譚君為文，宗法容甫、申耆，雖體勢有殊，論則大同矣。三十四歲以後，欲以清和流美自化，讀三國兩晉文辭，以為至美，由是體裁初變。然於汪、李兩公，猶嫌其能作常文，至議禮論政則躓焉。仲長統、崔實之流，誠不可企。吳魏之文，儀容穆若，氣自卷舒，未有辭不逮意，窘於步伐之內者也。而汪、李侷促相斯，此與宋世歐陽、王、蘇諸家務為曼衍者，適成兩極，要皆非中道矣。匪獨汪、李，秦漢之高文典冊，至玄理則不能言。余既宗師法相，亦兼事魏晉玄文，觀夫王弼、阮籍、嵇康、裴之辭，必非汪、李所能窺也。嘗意百年以往，諸公多謂經史而外，非有學問，其於諸子佛典，獨有采其雅馴，摭其逸事，於名理則深焉。平時瀏覽，寧窺短書雜事，不窺魏晉玄言也。其文如是，亦應於學術耳。余又尋世之作奏者，皆知宗法敬輿，然平徹閒雅之體，始自東漢，訖魏晉南朝皆然，非敬輿始為之也。中書奏議，文益加詳，一奏或至五六千字，若在後代，則覽者易生厭倦。故宋時已有貼黃，清初且制全疏不得過三百字，斯由繁而不殺，成此窮反也。曾滌生窺摹陸公，頗復簡約，其辭乃如房行制義，若素窺魏晉南朝諸奏，則可以無是過矣。由此數事，中歲所作，既異少年之體，而清遠本之吳魏，風骨兼存周漢，不欲純與汪、李同流。然平生於文學一端，雖有所不為，未嘗極意菲薄，下至歸、方、姚、張諸子，但於文格無點，波瀾意度，非有昌狂規者，則以為學識隨其所至，辭氣從其所好而已。今世文學已衰，妄者皆務為，亦何暇訾議桐城義法乎？余作詩獨為五言，五言者，摯仲洽《文章流別》，本謂俳諧倡樂所施，然四言自風雅以後，菁華既竭，惟五言猶可仿為。余亦專寫性情，略本鍾嶸之論，不能為時俗所為也。 余於政治，不甚以代議為然，曩在日本，已作《代議然否論》矣。國體雖更為民主，而不欲改移社會習慣，亦不欲盡變時法制，此亦依於歷史，無驟變之理也。清之失道，在乎偏任皇族，賄賂公行，本不以法制不善失之，舊制或有拘牽瑣碎，綱紀猶自肅然。明世守法，雖專制之甚，亂在朝廷，郡縣各守分職，猶有循良之吏。清世素不守法，專制之政雖衰，督撫乃同藩主，監司且為奴虜，郡縣安得有良吏乎？逮乎晚世變法，惑亂彌深，既惡舊法之煩，務為佚盪，以長駕遠馭為名，而腐蠹出於鈞府，魚爛及於下邑，夫焉能以舊法為罪也？尚新者知清政之衰，不知極意更其污染，欲舉一切舊法盡廢夷之；主經驗者又以清政為是，踵其貪淫，而不肯循其法紀。斯猶兩醫同治一疾，甲斷為熱，乙斷為寒，未知陰陽隔並，當分疏而治之也。余獨以為舊法多可斟酌，惟省制當廢耳。一省小者或為二三道，大者或為三四道，道不過六七十部，所部不過二三十縣，猶大於漢之列郡，而司察可周矣。明世設分守道，即布政司參政、參議也，名曰分守，即與漢時太守相同。清時並去司銜，則布政司之權已分，使各道隸於督撫，曷若隸於中央，而以巡按監之為愈乎（督撫可以撓守道之權，巡按但主糾察，不能撓其政權也）？邊方斗絕，兵民之政難分，戶口之數寡少，自可別為區處，不當以是概內地也。省制不除，非獨政紀不能清理，而地方自治之法，亦難以見諸實行（地方稍小則能自治，過大則未有不疏略誕慢者）。明時以布政使專主省事，晚設督撫，不能專有其地（明督撫甚多，一省或二三人），而政治已漸有牽掣矣，況軍民同主乎？然自兩漢以下，制度整齊，莫如明世，清世因循其法，雖稍汗漫，亦未至如唐宋甚也。明之亡國，在以常法議軍事，知兵宿將，倚為干城者，失一要塞，陷一藩城，無不依律處戮，熊廷弼之傳首，楊嗣昌之自殺，皆坐此也，終於為敵報仇，而為清所禽制矣。清之亡國，在以軍法處民政，官常計典，視若具文，最後二三十年，以贓盜罷遣者，逾數歲亦還起復，錢糧侵挪之考成，風厲殺人之罪狀，始則嚴於小吏，緩於大僚，其後小吏亦多不治。賄積於上，盜布於下，民怨沸騰，又安得不瓦解也。是故明政於應變，清政絀於守常。言政治者，本多論常道耳。且守法之弊，能令胥史把持，得因受賄，然所取本非甚巨，亦不敢破律敗度為之，議既定矣，又不保長官之覺察否也。釋法之弊，胥史無受賕之門，而大臣乃為奸府，其破律敗度，得以破格應變為名，其所取又十倍於胥史，而復更無長官以覺察之也。三百年以來，言胥史蠹敗者多矣，清平之世，長官寡過，其忿疾胥史自可也；及於末世，士大夫之行，乃較胥史愈下，而復昌言罵詈，其忸怩不已甚乎？明世長官，不敢恣意為非者，飭法循紀之效也，然猶設都察院以督百僚，自洪武訖於隆慶，台憲箸效，吏治甚清；萬曆中年以降，言官始有分曹樹黨，而楊、左諸公之風節，於國事終非無補也。清世雖循舊設官，內多懲忌，台憲之職已輕，然大吏奸私，尚頗因之發覺。未世乃有受財鬻奏，毛舉細故者，則以風憲官吏犯贓，罪加二等之制，浸廢不行也。向令清無察院，其昏亂又何所底止矣。余向與總統孫公，論政多所不合，其謂中國有都察院制度善於他方，適與鄙心相中。及南都建設，余以議員或難專任，亟慫恿設評政院，遂著之約法焉。雖然，此非可以虛名取效。余從政時所有條議，多未存稿。 余於法律非專，而頗嘗評其利害。以為當今既廢帝制，妖言左道諸律，固宜刪刊，其舊律有過為操切，反令不行者，與自相繆戾者，刪改亦宜也。而今律之繆亦多，略論如左：余以法律之要，莫如刑名。唐律五刑，各分等次，明世新增凌遲、充軍重法，未載律條，清律則兼載之矣。凌遲固無人理，而流刑未足懲奸，故別增發遣充軍之法，亦仿唐之加役流，而稍峻厲，此所以彌縫其闕也。今擬新刑律者，死刑以下，獨有徒刑一名，雖無期五等，迭為衰次，其名曰徒刑則一也。舊律為名者五，為等十七（二死，三流，各作一等），清又加發遣及五等充軍，並及准徒總徒之例，其名等已多矣。今者但有二名七等，名既闊略，則伸縮當在一等之中，而不可濫於同名之內。今之伸縮，遂有三等之差，同一罪狀，而徒五年與徒六月，得以隨意定之，闊絕亦泰甚矣。案清世死刑監候，分情實、緩決、矜疑三種，律不明箸，而隨法吏意見以為重輕，固以情偽繁多，不可豫制。今之伸縮，亦其類也。然法官不皆平情審察，不當授權過重，刑名泰簡，則伸縮相懸，名之不治，而苟且以定律，縱任法官，隨其高下，此乃近於古之議事以制者，豈刑書之謂乎？然則杖笞雖廢，徒刑而下，寧無他種懲罰之名，徒之五等。亦宜分劑五年耳。每一年限之中，或伸或縮，法官猶綽綽有餘，而罪狀不失於軒輊。自徒以上，流刑雖無所用，加役流與發遣當差，今猶可以懲創，此其大法當革者也。余觀唐律雖寬，滯於階級，故黎庶屈而紳伸，明目來漸革除矣。清制多設條例，遂有奇觚。今當變革刑名，於清時律例之破碎不完者，簡練以歸一劑，無取詭，更舊貫，而悉以新意易之也。且監臨主守諸名，名之善者也。監守自盜本在賊盜科中，罪視強盜稍輕，而視常人竊盜為重，斯乃舊制相沿，法之至當者也。今擬新刑律者，一切以侵占目之，主守侵占官財，與常人侵占私有田宅器物，遂無所分，豈忘責任所在，與悠悠路人有殊乎？又放火決水壞歷史、宗教之圖書建築物者，遂科死刑，而壞常人宅舍圖書者，罪反減輕，豈焚一尼庵，燒一卷《金剛經》、《新舊約》者，其罪當重，而毀廣夏藏書者，其罪轉輕耶？是則律為保護鬼神，不為保護生人也（清例發名臣大儒冢墓見屍者，罪至斬梟，盜大祀神御物者斬立決，過亦同此。古人已往，宜所尊敬然法不應加重，鬼神則更當置之矣）。又謀殺、故殺、鬥毆殺，情罪自殊。二人以上為謀，本諸晉律，而唐律所同也，清律以謀諸心謀諸人皆稱為謀，已失本原，然三者猶有分劑。今擬新刑律者，遂無殊別，此亦含胡之甚者矣。又明清諸律，親屬相奸，其罪至重。今常人和姦，但無夫者即無罪，與習貫所惡已殊矣。而親屬父子兄弟之間，聚無忌，彼則曰，他國法律固然，法律不與道德相謀也。法律固不與道德相謀，豈不與人情習俗相謀耶。彼干犯宗教神廟者，罪或加重，在彼亦謂人情習貫宜然，自中國視之，亦若為道德耳。夫人情習俗，方國相殊，他國之法，未嘗盡從一概，獨欲屈中國之人情習俗以就異方，此古所謂削趾適屨者矣。 余觀明志，鞫問之制甚詳。清亦擬議其法，其以人主親臨勾決，及有改變部議者，誠為出位，而定讞平允者亦多。若夫恭請王命即行正法，此又其泰簡者也。凡事固有緊急尋常之分，不當以罪有重輕為量。彼響馬江洋大盜之流，罪雖稍輕，而事關緊急，臨時殺之亦可矣。殺父母祖父母及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罪雖至重，而非緊急之科，其事跡虛實，亦不如大盜之著明，則恭請王命非也。逮清末世，常罪且有就地正法者矣。今法官斷罪以後，非上控者，雖至死刑，亦無再鞫之例，而上控又必延請律師，所費至巨，則是貧人常屈，而富人或有可伸耳，此其不如清初舊制彰彰明矣。舊制判獄之職，守土主之，今則別設法官，其間亦各有利害。守土主行政之事，於民多有愛憎，又事繁不暇專理，或有率爾判定者；法官於民事不關，無所恩怨，既有專職，則事稍精審，此其利也。守土奉祿有餘，武斷輕率者多。而受賕鬻獄者寡；法官貧乏，則受賕者自多，此其害也。宜大增法官之祿，使無他心，守土雖不能干預法事，法官有枉法受贓者，則宜付守土檢舉。而判決法官罪狀者，當別選其人，不然則法官之朋黨比周，非律所制能也。清時已得蒙古，習俗與中國異狀，故刑部律與蒙古律有分。衛藏新疆，未有所制焉。近世名為五族共和，然蒙古律卒不可改，新疆雖建設行省，處置回人，亦宜有與內土異狀者，衛藏等於羈縻，法由彼制，則新疆宜有治理回人條例，而蒙古律亦當更定刑名，凡法律條文，不必盡從域內，惟刑名則不可差池。蒙古律尚有凌遲之法（奴奸家長妻，本部人奸福晉，皆凌遲處死），亟宜廢去，其九九贖刑，則以素少錢幣存之可也。 余於晚明遺老之書，欲為整理而未逮也。古稱讀書論世，今觀清世儒先遺學，必當心知其意。若全紹衣痛詆李光地佻淫不孝，實未足以為大過，台灣之役，光地主謀，使漢緒由茲而斬，欲明加罪狀則不能，故托他過以譏之也。江子屏《宋學淵源記》，不錄高位者一人，自湯斌、二魏、熊賜履、張伯行之徒，下至陸隴其輩，靡不見黜，而顧、黃二子為明代人物，又別為論敘以見端，誠謂媚於胡族得登仕者，不足與於理學之林也。其他微言難了者，尚復眾多，而侈談封建井田者為甚。是議起於宋儒，而明末遺民陳之，其意乃絕相反（除王而農別有所感，王昆繩輩意見，則純同宋儒，其他皆有別旨）。寧人之主張封建，後世不明其故，戴子高猶肆口評之，甚無謂也。宋儒欲以封建井田致治，明遺民乃欲以封建井田致亂。蓋目睹胡人難去，惟方鎮獨立以分其權，社會均財以滋其擾，然後天下土崩，而孤僨易除也。當時無獨立及社會主義諸名，有之亦不可明示，托於儒家迂論，乃可引致其塗耳。自寧人以下者，斯類多矣。而清雍正、乾隆二朝，亦能窺其微旨，故有言封建井田者，多以生今反古蒙戮，又數為詔令以駁斥之。若以為沿襲宋儒迂論者，又何必忌之至是耶？然終無可奈何，及同治、光緒以還，行省擁兵於上，會黨橫行於下，武昌倡義，上下同謀，而清之亡忽焉。則先正之謀果效，而朽腐化為神奇之說亦不虛也。烏，前哲苦心，若斯者豈獨一已，後之學者，其識之哉。 余昔在南皮張孝達所，張嘗言國學淵微，三百年發明已備，後生但當蒙業，不須更事高深。張本好疏通，不暇精理，又見是時怪說流行，懼求深適以致妄，故有是語。時即答曰：經有古今文，自昔異路。近代諸賢，始則不別，繼有專治今文者作，而古文未有專業，此亦其缺陷也。十餘年中，思近世學術未備，猶不止此。諸治史學者，皆留心地理官制，其他已甚矣。姓氏之學，自《元和姓纂》以降，鄭樵亦粗明其統緒，至鄧氏《辯證》，漸鑿矣。元明以降，轉變增損，又益繁多，未見近代有治此者也（《元史·氏族志》別是一種）。刑法之學，舊籍惟《唐律》為完，漢晉南北朝之事，散在史傳。如補兵以減死，督責以代杖，又皆律外方便之門，皆當校其異同，評其利病，又未見近代有治此者也。食貨之學，非獨關於租賦，而權度之大小，錢幣之少多，墾田之盈詘，金銀粟米之貴賤，皆與民生日用相系，此不可不論列者，又未見近代有治此者也。樂律之學，略有端倪，陳氏《通義》，發明荀勖之學，可謂精且博矣。然清康熙朝所審定者，絲聲倍半相應，竹聲倍半不相應。相應者乃八與一、九與四，其言人氣折旋，必有度數，皆由證驗所明，更謂絲器不可名以律呂，亦可謂得理者。而陳君猶取倍半相應之說，兩者孰是，必聽音而後知之，非衍算所能盡理，又未有商略是非者也。斯四術者，所包閎遠，三百年中，何其衰微也。此皆實事求是之學，不能以空言亂者，既尚考證，而置此弗道乎？其他學術，雖辨證已精，要未可謂達其玄極。夫學術不在大小，要能精審，則可以成天下之。自百工技藝之微，所詣固有高下殊絕者，大方之粗疏，或不如小物之精理矣。故近世小學，似若至精，然推其本則未究語言之原，明其用又未綜方言之要。其餘若此類者，蓋亦多矣。若夫周秦九流，則眇盡事理之言，而中國所以守四千年之胙者也。玄理深微，或似佛法。先正以鄒魯為衡，其棄置不道，抑無足怪。乃如莊周《天運》，終舉巫咸，此即明宗教惑人所自始；惠施去尊之義，與名家所守相反；子華子迫生不若死之說，又可謂管乎人情矣。此皆人事之紀，政教所關，亦未有一時垂意者。汪容甫略推墨學，晚有陳蘭甫始略次諸子異言，而粗末亦已甚。此皆學術缺陷之大端，頑鄙所以發憤。古文經說，得孫仲容出，多所推明。余所撰著，若《文始》、《新方言》、《齊物論釋》，及《國故論衡》中明見、原名、辨性諸篇，皆積年討論以補前人所未舉。其他欲作《檢論》明之（舊著《書》，多未盡理，欲定名為《檢論》，多所更張），而時不待人，日月亦將逝矣。昔人云：「百齡影徂，千載心在。」豈不痛哉。 余以人生行義，雖萬有不同，要自有其中流成極。奇節至行，非可舉以責人也，若所謂能當百姓者，則人人可以自盡。顧寧人多說行己有恥，必言學者宜先治生；錢曉徵亦謂求田問舍，可卻非義之財。斯近儒至論也。追觀晚清遺吏，非無二三可取者，至於林下之風，則泯然同喪矣。亡國以後，其餘臭尚未滌盪，當其在位可知也。所取於林下風者，非為慕作清流，即百姓當家之事，小者乃生民常道，苟論其至，沮溺荷之隱，仲子之廉，武侯之德，未或不本於勤生。斯風既亡，所謂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者，宜其澌滅而不存矣。 [1] 錄自《制言半月刊》，第二十五期。